附錄:任正非英國倫敦採訪紀要2014年5月2日任正非在倫敦接受國際媒體採訪

華爾街日報Amir Mizroch:您最近怎麼樣,倫敦一行感覺如何?從您個人平常的情況來看,一般旅行基本上是和生意相關的,還是說也會有一些時間去做一些休閒、觀光?

任正非:最近倫敦一行,我們感覺很正常。我個人平時做的事情,生意相關和觀光應該兩者兼有。

BBC記者Rory Cellan-Jones:任先生,您在這邊使用手機,會不會沒有信心呢?是不是有可能有人會監聽您的通話?

任正非:有人監聽我的通話,應該在意料中。我沒有什麼交易秘密,也不怕別人聽見。

BBC記者Rory Cellan-Jones:那再更嚴肅地問一下,最近幾個月我們也聽到了很多,特別是美國國安局的一些監聽行為都曝光出來了。特別是針對華為,他們採取了一些具體的舉措。對於這些,您如何評論,如何來應對?

任正非:美國的監聽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被證明了而已,因此對我個人的心情沒有任何影響。

我們和客戶是在二三十年的往來中建立的認知,相信對客戶也沒有任何影響。我們的銷售與利潤也正常。這個事情不要反覆被加強,不要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問題,應該很快會過去。

金融時報Dan Thomas:您剛才提到,目前的這些監聽行為是在意料之中,現在只是被證明而已。您具體是什麼意思呢?是說您以前就知道這個情況,現在是真正地被證實?

任正非:以前我並不知道,但是我冥冥之中想到總會有人關心這些事情,只是一種感覺。我在公司其實是思想上的管理,我的思想總是要告訴任何人的,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希望15萬員工都能去讀我的郵件,應該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讀的。如果大家都不讀,華為就會逐漸滅亡。幸虧華為還有少數人願意讀,他們成長的速度就會很快。我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秘密,都是開放的,至少我的思想是開放在公司的網站上。

華為是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公司,監聽者如果認真去讀,讀明白了,傳遞給社會上的其他人,這也是我所期望的。

經濟學人Ludwig Siegle:您說監聽是在您的意料之中,但您肯定也有些東西是不想和大家去分享的。對於監聽的這些人,他們的這些行為會不會對您造成困擾和擔心?

任正非:華為之所以能進步到今天,與華為本身的開放有關。中國是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為什麼落後?就是因為不開放。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其實核心就是向西方學習開放。華為內部決策的絕大部分都開放在網上,這些內容不僅公司員工可以看到,整個社會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有些決策也遭到外部的批評,當別人批評的時候,我們知道決策有錯誤,就要糾正。

有什麼東西不願意與別人分享呢?我們在技術的方向和思想上是完全開放的,少量技術訣竅是沒有開放的,這部分不開放的竅門也只是對一些企業有用,對國安局沒有用。所以,我們沒有擔憂。

金融時報Dan Thomas:問題有兩個部分。第一個,華為有沒有加速華為內部網絡安全體系的建設,從而去規避如在產品或設備裡面植入設備的情況的出現。第二個是更廣的問題,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有沒有可能中國市場在設備採購方面更多考慮國內的廠商而不是國際廠商?

任正非:第一個問題:(1)產品的安全問題。我們遵照世界各國法律,接受各個國家的監管,也努力使自己的產品和管理成熟起來,避免不安全的事件出現。(2)公司內部網絡管理問題。過去保護圈太大了,我們把很多低端技術也劃圈進來了,未來只會對高端核心技術加強安全保障,對低端技術更加開放,甚至開源,內部防範實質是增強了。

第二個問題:我們支持中國繼續走開放改革的路線,繼續融入全球化,就像西方用了我們大量設備,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並不認為我們的設備不安全。中國網絡也應該使用大量的西方設備,是否安全,在於制度和管理,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然安全的。我支持中國的網絡還要繼續開放。

路透社Jane Barrett:考慮到國安局這邊的監聽、洩密,美國不願意讓華為進入美國的市場。未來有沒有可能美國讓華為賣設備?華為對美國市場有沒有採取一些措施?

任正非:我們渴望給美國人民提供服務,我們能夠使美國網絡健康發展,但基於目前的互相不信任,我們在美國的投資速度減慢了。

隨著時間發展,人們對華為的瞭解會越來越多,比如歐洲等很多國家並沒有排斥華為。我們要加快在這些友好國家的網絡發展,加大對這些地區的投資。到2018年左右,華為的銷售收入可能會達700億~800億美元,新增投資大量會投在英國和歐盟,當然也包括別的國家。我們要逐個解決與各個國家建立信任和互惠互利的機制。

英國近期成立的網絡安全監管委員會,我們是堅決支持的,我們歡迎用監管的方式來對待華為。華為有4萬多員工是外籍員工,華為的大量高端科學家都是西方科學家,相當多的管理層也是西方員工,如此發展,華為肯定對社會越來越透明,越來越讓大家增強信任。短時間內,有個別國家不信任華為,但我相信這個歷史總會過去。

大家都說我這個人不願意見媒體,從而說公司很神秘,其實是我個人性格問題,不是其他原因。因為我個人比較羞澀,不願意面對社會的榮譽,迴避這些的時候就迴避了媒體。所以我也慢慢走向開放,讓大家看到我是什麼樣的人,從而讓華為最後一點神秘的面紗被揭掉。

金融時報John Thornhill:現在這個行業很快從以硬件為主走向以軟件為主。甚至有人說,軟件會佔據整個世界。現在還是看到有一些大公司轉型是不夠快的,比如說諾基亞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那在這一塊,從硬件走向軟件的過程當中,華為的轉型做得怎麼樣?

任正非:華為今天還是一個硬件公司,未來也還會以硬件為主。轉型太快,華為未必承受得了。華為堅信自己在縱向發展過程中,能提高對大數據流量的服務能力。我認為大數據流量是需要管道的,管道也是世界上很需要的東西,其實越來越難做,華為也就越來越能多掙一些錢。

目前華為的軟件工程師佔了整個工程師的80%,但這些軟件工程師真正還是為硬件服務的。今天我們看到美國軟件的進步,也會思考我們自己軟件方面的改進。但我們公司如果轉型太快,最後硬件和軟件都將構不成優勢。

旗幟晚報/獨立報James Ashton:問一個關於公司股權結構的問題。您基本上是把原來自己的公司分給了員工,想問一下,為什麼您要這麼做。因為您要是不分的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錢的人。另外,在股權方面下一步是怎麼考慮的?外籍員工如何參與?第三個問題是,華為有沒有可能考慮上市?

任正非:第一個問題,不是我把自己的股權分給了員工,讓自己成不了大富翁。而是這麼多員工團結奮鬥,讓公司成功了,大家一起來分享。這些創造者除了分享工資、獎金、福利,還分享了公司股權。

傳統經濟學中不斷講股東對未來長期富有信心,他們不謀求短期利益,這是講義。真實的情況是,股東更謀求短期的收益,這就是西方公司後來落後於華為的原因。華為把股東、創造者綁在一起,形成長遠眼光,不忙於套現,形成了戰略力量,如此才造就了華為的今天。

華為不僅要使中國人國際化,華為更應該全球化,讓世界優秀人員加入,一起領導華為。如果優秀人才進來,不能分享華為的長遠利益,也是不利於華為成長的。這幾年,我們試行了TUP配股制度,今年將全面推廣到外籍骨幹員工,所以剛才有信心地講,2018年華為的銷售收入有可能達到700億~800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Sam Schechner:只是再確認一下,股市是貪婪的,意味著華為不會上市?

任正非:華為也會是貪婪的,我們只是盡力抑制。我們在一段時間裡不上市,但我們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不上市。「永遠不上市」這句話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生命不能永遠,所以承諾不能永遠。但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華爾街日報Sam Schechner:您覺得您在目前的崗位上還會幹多長時間?您的繼任者有什麼考慮?另外,您提到今天開這個會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交流、認識您這個人。您能否介紹一下您有什麼愛好,平時休閒的時間都幹些啥?

任正非:我現在在公司所處的位置是行使否決權,我沒有決策權,這已經實施了很多年。現在由輪值CEO運作,效果良好,因此要繼續努力去實踐和改進。我擁有否決權,但我沒有否決過,我想否決的時候就去和他們商量,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磋商。沒有和將來接班群體產生硬的對抗,總體還是比較和諧友好的。

每一個輪值CEO在獨立執政期間完全是公司的一把手,現在他們已經有很大的獨立承擔能力。傳統接班有幾個缺點。一是強調把公司交給一個人,還是交給一個團隊,要看哪一個的貢獻大。二是人都有局限性,每個人對幹部的認識都有偏好,如果他偏好重用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會離開公司,這些人可是公司用幾十年的時間培養起來的,走了對公司是損失。如果這個CEO上來後不能擔負起公司董事會所賦予的使命,董事會就免掉他的職務,再換一個新的CEO上來,他走的時候又會帶走一批幹部。如此循環換幾次以後,公司就有可能走向消亡。華為實施輪值CEO制度以來,幹部任用要集體評議,所以沒有流失多少幹部,公司利潤一直在增長,而且比預期還要好。

我們的利潤增長很快,有能力消耗在西方投資的高成本,這也是我們加大對英國和歐洲投資的原因。大家嫌歐洲人的工資太高,卻沒有看到他們的聰明。我們有錢,能為他的聰明買單,所以加大了在英國和歐洲等地區的投資。

我個人除了工作外,好像沒有什麼愛好。小時候家裡窮,除了讀書做作業,其他愛好都沒有形成,連喝酒抽煙都不會。長大後,這些習慣就被固化了。總體來講,我的生活還是比較單調的。

經濟學人Patrick Lane:華為目前繼任的安排,是想找到一個人繼任,還是想找到一種機制?

任正非:華為的輪值CEO制度最終想找到一個機制,但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個機制是什麼樣子。君主立憲制使英國穩定了三百五十年,這是否會對華為的機制有所啟發,現在還不能肯定。我們會用哪種機制走這條路,我們的團隊都在探索。

每日電訊報Chris Williams:您認為華為在美國面臨的挑戰是信任的缺失,還是貿易保護主義?如果是貿易保護,華為是否考慮通過中國政府去和美國溝通?

任正非: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先進的制度、靈活的機制、明確清晰的財產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障,都是美國強大的支撐。比如喬布斯,如果在中國土地上,很難生存下來,他身上有很多怪癖,不容易被中國人接受。美國這種偉大的機制和文化的開放,使美國還會長期保持領先位置。向美國學習,我們從來就沒有動搖過。「9·11事件」中,人們紛紛逃難時沿著樓梯往下走,還不時禮貌地給殘疾人讓路。而消防隊員從下往上衝,老百姓往下撤,都非常有序。這種文明素質不是一時就能形成的,應該是沉澱了幾百年的文化素養。這些都是美國的偉大之處。

最近我看了一段視頻,關於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在發放救生衣時非常有序,人們還互相謙讓,秩序也沒有混亂。這可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從這一點看得出來韓國人民有多麼偉大。我們都要向他們學習。

無論美國是否買華為的設備或者如何對待我們,相比上面的一切,這只能是小事。

泰晤士報Nic Fildes:兩個問題。第一個有關英國的網絡安全中心是否通過GCHQ負責它的運行和管理,華為對此是何看法?該方面進度如何?另外有關華為智能手機業務在歐洲的打算,華為是否也會考慮通過併購的手段來增強智能手機業務?

任正非:將來華為的智能手機在短時間裡不會有大的併購,我們堅持終端和網絡一樣,是有效的發展。我相信華為的智能終端能在世界上自成一體。蘋果在縱向整合方面非常成功,三星在橫向整合方面非常成功,華為終端如何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

在網絡安全中心運行上,我們還是遵循各國政府的要求。我們雖然增加了一些成本,還是希望各個國家對大數據流量的網絡安全增強信心,至少對華為增強信心。澄清不會有很大的作用,最終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

彭博社Sam Chambers:上市是不是有助於緩解和應對美國的擔心?是不是能夠幫助華為打入美國市場?

任正非:是否進入美國市場,不是透明度的問題。即使透明了,也解決不了美國的擔憂。現在華為找不到哪點不透明,因為華為每一年的財務報表都有披露,因此透明度和上市本身沒有太大關係。我們不會以是否上市作為進入美國的戰略決策。未來十年到二十年,讓美國認識到華為是友善的公司,才會有一些機會。我認為現在沒有太多機會,所以不要在這個地區花費太多精力,反而喪失了其他地區的市場機會。

路透社Paul Sandle:在智能手機方面,華為怎麼去體現自己智能手機的差異化?

任正非:別人的路都不能模仿,只能走自己的路。蘋果利潤五百億美元,三星有四百億美元,我們連想都不敢想。我們還是要踏踏實實繼續走下去,才能繼續走向成功。華為終端已經擺脫前幾年能量很低的狀況,已經具備了希望,但發展還是不能盲目。

華爾街日報Amir Mizroch:之前您在部隊裡待過,從部隊到社會的轉變,您有什麼感覺,有什麼挑戰?是否學到了什麼經驗?

任正非:我從部隊轉到地方剛好遇到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為了裁減非戰鬥軍隊以削減經費,我們首當其衝被裁掉,我們那個時候也不願意被裁減掉。那時候部隊承諾我們到地方後工資不變,每個月30多美元。當我們轉到深圳以後,深圳已經市場經濟化了,電子女工的工資都已經有50多美元。這是第一個不習慣。

第二個不習慣是,以前做事從來不講賺錢,都是為人民服務,但市場經濟就是要賺別人的錢。那時候不習慣的是,明明鉛筆是兩分錢買過來的,為了賣給你七分錢非要說買來是五分錢,這是不是在騙人?後來我自己被別人騙了,去打官司,又沒有錢,就自學了大量的國際法律知識。在學習法律過程中,我感受到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貨源和客戶,這兩者的交易就是法律。我們不可能控制客戶,法律也不是我們說了算,我們只能控制貨源。如何控制?那就是研發。所以在公司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投入研發產品,直到今天在世界領先。所以,發展就是從痛苦中感悟。

經濟學人Ludwig Siegle:您剛才提到轉業到深圳,為什麼到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您對深圳怎麼評價?10年、20年後深圳會走到哪個方向?

任正非:深圳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地方,所以我就來到了深圳。深圳的故事就跟硅谷的故事一樣,我們只能從書面上看見美國硅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們可以投進去親身感知。不知有多少與我同時代的人投進去了,可能有許多人被「燒死」,而我是僥倖從火裡飛出的「飛蛾」。

其實我年輕時身體非常好,後來在華為經歷的種種危機讓我心力憔悴,比如資金斷裂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員工危機管理等。如果說華為和深圳留給我人生最大的回憶,就是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及時孝敬父母。當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時,他們已經不在人世,留給我終身遺憾。

中國未來二十年經濟發展應該是非常迅速的。深圳是中國最先走改革開放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還是會留下很多發展的基因。

金融時報Dan Thomas:首先,我看了華為2013年的年報裡提到,2014年華為會做一些組織結構的調整,對於公司領導層而言,這樣的調整意味著什麼?另外,歐盟對於中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華為是否有所感覺,為什麼歐盟會發起這樣的調查?

任正非:華為的組織改革很複雜,不能幾句話歸納,但是我們發佈了很多文件,大家可以去細細閱讀。

關於歐盟反傾銷調查問題:(1)我們在歐洲已經提高了最高價格,因此不存在華為低價傾銷的問題;(2)我們繼續加大在歐洲的投資,希望幾年後讓歐洲認為華為就是歐洲公司,不會再遭遇歐盟反傾銷。關於華為是否得到中國政府的補貼,我們在財務報表上都會披露。我們在財務報表上披露了所有房地產(用於自身生產、研發、辦公……)信息,沒有一塊土地是中國政府贈送或低價購買的;而外企在中國投資,還可能有優惠。當這些事情慢慢澄清後,歐盟不應該認為我們是因為得到中國政府補貼而在歐洲低價傾銷。所以當我們的投資跟上來後,歐盟應該對我們更友善。

路透社Jane Barrett:有關研發方面,您覺得華為5至10年後,技術方面會發展到什麼程度?有哪些新的東西,比如物聯網、可穿戴設備等?另外,現在華為終端業務的盈利能力是10%,那麼在智能手機方面的利潤率是多少?

任正非:我不太管具體事情,所以現在我不能匯報具體業務數字。現在華為戰略就像「針尖」戰略,收縮到窄窄的一點,投入在這點的力量超強。我們有七八萬研發人員,每年投入五六十億美元或者更多。瞄準未來大數據流量,華為應該處在領先位置。有限的力量聚焦在窄窄的點面上,華為才有可能長期處於領先位置。

物聯網、穿戴式終端等,只是主航道中的一個業務,要具體部門來解答。我認為智能手機的盈利率要不斷提高,不能總是這麼低,提升的關鍵是別人買不買。

旗幟晚報/獨立晚報James Ashton:您為何在深圳建了一個「白宮」?

任正非:我還是第一次聽說。華為沒有「白宮」,如果一個入口處能夠叫「白宮」,那「白宮」建造得太簡單了,倫敦遍地都是。歡迎你們到深圳時去看看,裡面什麼都沒有。建築牆壁的顏色都是黃黃的,怎麼會叫「白宮」呢?我覺得很奇怪。

對於你們關心的具體問題,讓具體部門來解答。我因為不太管具體事情,所以回答不出來。

《任正非:商業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