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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薩的最後一年,讓我徹底改變了對前三年的看法——我不再喜歡這個城市,還有那些男同學、女同學、教授和考試,我不喜歡這裡寒冷的天氣,我對於那些在溫暖的夜晚,在洗禮堂下舉行的政治會議,以及電影俱樂部放的電影都失去了興趣。整個城市都變得死氣沉沉:提巴諾樓、阿爾諾河、五月二十六日大街、聖弗萊蒂阿諾大街、騎士廣場、聖勞倫佐街。街道還是那些街道,儘管街上的麵包師傅和我打招呼,儘管賣報紙的人和我談論天氣,但我依舊是個外人,我努力模仿的口音還是那麼陌生,石頭建築、樹木、雲彩、天空還有路標的顏色,一切都讓我覺得陌生。

雖然,在看了那些筆記之後,在把那個裝著筆記的盒子扔掉之前,我已經從那些文字裡走出來了,但我依然無法確認,我那些糟糕的情緒是不是因為莉拉的那些筆記。我經過了初到這個城市所經受的衝擊,那就像要面對一場激烈的鬥爭,我經過了每場考試不安的心跳,還有每次都考滿分的喜悅,我糾正自己的聲音、動作還有穿衣服和走路的方式,就好像我參加了一個演戲比賽,看誰演得好。那張面具戴久了,差不多已經成了我的臉。

忽然間,我意識到了那種「差不多」的感覺。我做到了嗎?我差不多做到了。我擺脫了那不勒斯,擺脫了那個破敗的城區了嗎?我差不多擺脫了。我有新的朋友了嗎?男女都有,他們都來自知識分子家庭,比加利亞尼老師和她的孩子們還要有文化?差不多吧。經過一場又一場的考試,我獲得老師的欣賞了嗎?包括那些最嚴厲的老師?差不多。在這些「差不多」的背後,我看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感覺到了恐懼。我的恐懼就像我第一天來到比薩時的感覺,我害怕那些真正有文化的人,那些從容自在的人。

在比薩高等師範,這樣的人很多,他們不僅僅是拉丁語、希臘語或者歷史考試成績好的人。他們都很年輕,幾乎都是男生,他們就像著名教授,還有那些上過這所大學的名人一樣,出類拔萃,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通過他們的家庭,或者他們明確的研究方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知道如何辦一份報紙或者雜誌,他們知道如何經營一家出版社,他們知道電視或者電台演播是如何操作的,他們知道怎麼拍電影,他們知道大學老師的等級,知道在城市、鄉村,在阿爾卑斯山那邊,在大海的那邊有什麼。他們認識那些重要人物,他們知道應該欣賞什麼人,應該鄙視什麼人,但我卻什麼都不知道,對我來說,任何一個人,只要他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或者一本書上,他都宛若神明。假如有一個人帶著欣賞或是敵意的語氣對我說:那是提茲奧,那是卡伊奧的兒子,那是森布尼奧的兒子,我都沉默不語,或者假裝知道他在說什麼。我猜那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姓氏,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對那些名流一無所知。比如說,我準備得非常充分去考試,但假如教授忽然問我:「您知不知道,我是引用了哪些權威著作來講授這門課程的?」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他人都知道。因此我在他們中間,總是擔心說錯話,做錯事。

當弗朗科·馬裡愛上我時,我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有所減輕。他對我進行再教育,我逐漸習慣了做他的附庸。弗朗科是一個很快樂的人,他對別人很關注,但他很不羈,也很大膽,自信,他覺得自己讀對了書,有著正確的立場,他總是用一種權威的語氣說話。而我,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我只在私下裡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總是依仗弗朗科·馬裡的權威。我後來很厲害,或者說我變得很厲害。在弗朗科·馬裡的影響下,我甚至可以比他更放肆,有時候更有說服力。儘管我進步很大,但我還是擔心自己不夠出色,擔心自己說錯話,擔心別人發現了我的無知,擔心自己不知道眾所周知的事兒。當弗朗科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之後,恐懼又一次佔了上風,而且我證實了一件我本來就心知肚明的事情:他的富裕、良好的教養,在學生中他作為左派代表人物的聲望,他的社交廣泛,甚至他對校內外權威人物進行批判時的勇氣,讓他無論走到哪裡都自帶光環,我作為他的女朋友或者說伴侶,這種光環自然而然也折射到了我身上,幾乎可以說,單是他愛我這件事,就公開證明了我的能力,但他被學校開除了之後,從那時候起,我的形象也開始褪色,同學們不再圍著我轉了:那些出身很好的同學週末不再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出行,或者參加聚會,甚至有人又開始嘲笑我的那不勒斯口音。弗朗科過去送給我的那些衣服也過時了,在我的身上變舊。我很快明白,弗朗科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掩蓋了我的真實處境,但並沒有改變它,我還是無法真正融入到這個環境中。我是那種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學習的人,那種成績很好的學生,受到同學的欣賞和認可,但我永遠都不可能達到一種真正的高水平。我一直都會很害怕:害怕說錯話,害怕語調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體,害怕表現得猥瑣,害怕自己沒有真正的思想。

《新名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