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並非一直如此。在這所聲名顯赫的大學裡，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教授曾輕蔑地稱一類人為「沒文化的烏合之眾」。米拉、瓦爾和我就屬於這一類人。當然，還有一些大齡男人也是，他們大多是天主教耶穌會牧師。我不知道哈佛大學為什麼會錄取我們，這可不是它的一貫作風。也許是因為戰爭吧——我們沒法應徵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們幾個備感孤獨。有幾個人看上去很年輕，看面相還不到二十歲：凱拉二十四歲了，伊索二十六歲了，克拉麗莎也二十三歲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歲了，瓦爾三十九歲了。真是沒法比。教我們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們年輕，研究生院的院長也才三十五歲。如此，是有些奇怪。我們都很孤獨，而且對自己的洞察力充滿了自信，我們不習慣別人把我們當成傻瓜，也不習慣別人在我們面前耍威風。我們不喜歡院長把我們當成難以管束的學生，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沒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於是你只能放棄了。至少，我就是這樣的。你就少和他們說話，自己學習，取得學分，與他們少來往就是了。當你完成學業，想讓老師給你寫推薦信時，他們會在信中誇你是個多麼了不起的母親，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恆心。
總之，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彼此。剛開始，米拉走在劍橋的街道上時，感覺自己像個外國人或者罪人。她留著一頭染色的卷髮，穿著針織三件套和絲襪，繫著腰帶，穿著高跟鞋，拿著相配的手包，感覺自己就像布朗克斯來的「恐龍」。她與他們一一擦肩而過，大多是年輕的面孔，男的蓄須，女的留長髮，他們穿著破舊的牛仔裝或內戰時的制服，或者披著披肩，穿著長長的祖母裙或紗麗，各種奇裝異服都有人穿。沒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視。就算他們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開目光。她真覺得要瘋了。
她被迫重新認識自己。可是，她在新澤西的大學學到的東西並不能幫到她。學校位於郊區正中，那裡的人見多了郊區的主婦們，他們習慣了郊區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區居民。在那裡，她能感到自己是人類的一員。男人們經過她身旁時，眼睛會亮一下，這讓她覺得自己風韻猶存，於是便安心了。有時候，她從別人身旁經過，或是已經走遠時，還會有人扭過頭來看她。
搬去劍橋後，米拉才開始意識到，她是多麼依賴那些欣賞的眼神、那些回頭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當時的劍橋是那麼年輕，一切情況與她想像中完全相反。剛去那兒的頭幾天，她跑出去買貼擱板的紙和圖釘，想裝飾一下房間，回來以後，她會瘋狂地照鏡子，梳頭髮，抹上各種化妝品，不停地試衣服。她跑出去買了短褶裙和白襪子，把珍珠項鏈從積灰的盒子裡拿出來。可是沒用。和諾姆離婚後，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徹底無臉見人。在新澤西時，她還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婦經常邀請她去家裡吃晚餐，當然，也會邀請他們所認識的單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個住著漂亮的大房子、帶著兩個兒子的離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學了。
但在劍橋，到處都是年輕人，他們就像箭一樣奔向自己的目標。他們總是很憤怒，他們不理解舊世界為何如此腐敗，而且會繼續腐敗下去；他們不明白，它為什麼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寧願它發現自己有病，於是自殺而亡。他們目中無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標，偶爾在馬薩街[3]上與別人撞個滿懷，甚至都不記得說一句「借過一下」。不管怎樣，他們是什麼都不缺的年輕人。他們什麼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這麼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觀察事物。她覺得他們在排斥她，排斥她這個人。夜深人靜時，她坐下來喝白蘭地，突然意識到，這一生，她認識自我從來都是靠別人，比如屠夫看見她時的微笑和恭維，或是給地板打蠟的工人對她傾慕的目光，或者大學校園裡男人的一次回頭——都是對她外表的讚美。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這種狀況？一個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東西來保持自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狀態？
她坐在黑暗裡，抽著煙。黑暗中，她看不見這簡陋的、牆紙都脫落了的房間，房間裡還有幾張破舊的桌子。她回想起諾姆走後的那一年，在貝爾維尤那座豪華的房子裡，坐在黑暗中的感覺。她試著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那時的辛酸和她對孩子們、對屠夫和上蠟工人爆發出的無法控制的憤怒。她在劍橋感覺很不自在，進而覺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學習，殫精竭慮，似乎發現了能讓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訣，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費在維持外表上，就像瑪莎全神貫注地閱讀《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樣。
在那些年裡，她也會如此。雖然她還不至於把那些雜誌買回家，用雜誌上的測試來檢驗自己，但她在牙醫的辦公室裡，也會專心地翻看，給自己打分：你是一個好妻子嗎？你還有魅力嗎？你是否善解人意、體貼他人？你的營養均衡嗎？你的眼影用對了嗎？在你為他清理和熨燙襯衣的那些無聊時間裡，你是否會放任自己吃下一整塊咖啡蛋糕？你是否超重了？
米拉曾經努力讓自己符合這些標準。她染了頭髮，也在節食，她還會花很長時間戴假髮，研究適合自己臉型的髮型。此外，她還學會了用恰當的語調來問令人不快的問題：「諾姆，克拉克做錯了什麼嗎，你為什麼要打他？」「哦，好吧，親愛的，按你說的辦。可是我們已經答應了馬克利一家我們會去。是的，昨晚你回來後我們還說起過，還記得嗎？其實我去不去都無所謂，可我覺得打電話告訴她我們不去了，只因為你忘記了，約了人打高爾夫，這樣不太好吧。」她小心地維護他那男性的自尊和脆弱的驕傲。她只是慢慢地增強說話的效果，並不提高音量，她從不發脾氣。她是一個完美的母親：她從不打孩子，他們衣著乾淨，飲食健康。她的家裡乾淨得發亮，她做的飯很好吃，她保持好身材。但凡雜誌、電視、報紙、小說中說的女人該做的，她都做得很好。諾姆經常晚歸，她從不抱怨；她從不要求他以她和孩子們為重，影響他的工作；她從不讓他做家務。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她很完美，可他還是對她說「我想離婚」。每當想起這一點，她就怒火攻心，將杯子砸向對面的牆。白蘭地灑到地毯上，濺在牆上，杯子摔得粉碎，她的心也碎了。她還記得上一次這種想法侵入她的頭腦時，她跌跌撞撞地哭著跑上樓去，拿起剃鬚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當她傷害自己時，她仍是「完美的諾姆太太」。當那種「無形的規則」控制住你時，你會自動出局，為新的「完美的諾姆太太」讓路，而且要符合現代的殉節風範，把你自己沉入黑暗，不再被別人需要。白天，你要小心行事，循規蹈矩，不然，他們就叫你賤人、婊子、笨蛋、豬玀、臭婆娘、母狗、娼婦、妓女、蕩婦、淫婦。可你並不是蕩婦，即便每隔十天你都得和某個人做愛，哪怕你對他已經沒有感覺。你也不是妓女，因為你不收費。你得到的只有衣食住行，而諾姆得到了他花錢買來的東西。
她四肢跪地擦灑落的白蘭地，用紙巾撿起玻璃碎片，想到女人總得自己收拾自己的爛攤子，想像著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後幫你收拾，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卻想不起自己的童年有沒有過這樣的待遇，只覺得嘴角痛苦地抽搐著。她坐起來，心想，要求公平也沒用。她又倒了杯白蘭地，坐下來。她覺得心裡就像打開了一道門，新鮮的空氣吹了進來。她曾聽過這樣一套說辭：你的作用就是結婚，帶孩子，如果可能的話，守住你的丈夫。如果你遵守這些規則（微笑，節食，微笑，不嘮叨，微笑，做飯，微笑，打掃衛生），那麼，你就能守住他了。這些條件很清楚，她接受了，卻被辜負了。自從離婚，她就越來越對那種不公感到痛苦，世界對待女人是不公的，諾姆對待她也是不公的。而她現在所做的一切，只能使她更加痛苦，只能摧毀她僅存的東西——她自己的生活。
沒有所謂的公正。過去已無法補償，也沒有什麼能夠補償。她愕然地坐了一會兒，如釋重負，感覺嘴角也放鬆了，眉頭也不再緊鎖。
此刻，有什麼東西滑入她的內心，她好像從遠處看著這一切，因此看得更加完整，雖然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但也看得很通透。她明白了，還有比那一套說辭或是他們所犯的錯誤更深層的東西，那就是這一切的前提——她只能依附於另一個人才能生活——才是問題所在。她撫摸著自己的手腕和手臂，揉捏著自己的乳房、肚子和大腿。她的身體溫暖而光滑，她的心臟沉穩地跳動著，向全身輸送著能量。她可以走路，可以說話，可以感覺，可以思考。突然間，一切都變好了。誠然過去是錯誤的，可也正是錯誤的過去解放了她，讓她來到這裡。她還活著，從她童年脫光衣服跑到糖果店時起，她從未像現在這樣充滿活力。
沒有公平，只有生活。只有她所擁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