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

很奇怪,把這些都寫出來以後,我才明白了一些之前不曾明白的東西。一切標誌著米拉和本關係的跡象,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他們的關係彷彿是在一個模子裡形成的。可就算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該說點兒什麼。又有哪些關係不是在模子裡形成的呢?在克拉麗莎與杜克離婚一年以後,杜克非常想復合,於是懇求她相信他已經改變了,變得更加體貼,不那麼以自我為中心了。我還記得克拉麗莎說:「他說他已經變了,或許是吧。可在我心裡,他還是原來的樣子。我覺得,我永遠會那樣看待他。所以,即便我能忍受回到他身邊,我也會把他變回原來的樣子,因為我已經對他形成了那樣的期望。更何況我是不會回去的,哪怕他真的改變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沒救了。」

人是無法改變、無法同步成長的,這是一種絕望的想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人們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結一次婚,就像簽合同一樣。去他的。別再有新的規則了,我們已經受夠規則了。可如果各種關係都已經有固定模式,那人們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時間能帶來變化,那麼,在一種模式裡的變化,要麼會徹底推翻模式本身,要麼會傷害到兩人之間的關係。

可人和人還是會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裡掛著蕾絲邊窗簾的女人,穿著人造絲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買半打雞蛋、四升牛奶和兩塊羊肋排。這些女人,會像我所認識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樣,在黃昏到來時安靜地坐著,對梅布爾或米妮咬牙切齒嗎?

「女人之間通過相互中傷來發洩怒氣。」這是瓦爾常說的一句話,她的聲音猶在耳畔。梅布爾有許多討厭的習慣,比如偷窺所有米妮信件的寫信人、從不打掃沙發後面的灰塵和削土豆皮時不細心。除此之外,梅布爾洗完澡後,喜歡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滿是粉塵,米妮的鼻子受不了這些粉塵——這些習慣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擲過來,令她欲哭無淚、欲訴無門。當然,梅布爾聲淚俱下地控訴道,米妮也沒好到哪兒去。當有人給梅布爾打電話時(這可不常有),米妮總會問是誰打來的,真是愛管閒事。米妮動不動就拿出她的嗅鹽,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實她壯得像頭牛。鄰居家發情的狗在她們院子裡的草坪上與一條流浪狗有過接觸,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歲了,她之前一定是見過這種事的!還有,米妮讀完報紙後,從來,從來,從來不會放回原處,這點就足夠把人逼瘋了。

她倆只要聽到虐待兒童的新聞就會嘖嘖批判;當電視上出現色情畫面時,她們都會閉緊嘴巴扭過頭去;她們每天吃罐頭湯和雞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漢堡,毫無怨言,因為她們的社保和退休金只夠買這些;她倆都不贊成抽煙、喝酒和賭博,也不喜歡有這些習慣的女人;她們都喜歡薰衣草、檸檬油和剛洗好的床單的香味;她們都不想學那些年輕女孩那樣,把頭髮燙卷,而是每週花一點兒零用錢,去把頭髮定型、染成暗色;她們都不會衣衫不整地出門,哪怕只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鐐銬般的緊身褡和易破的長筒襪都會讓她們那骨節粗大、飽受關節炎之苦的蒼老手指掙扎一番;她倆都對曾經的鄰居鮑姆一家記憶猶新。

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街對面住的是格蕾絲和查理,他們也都七十多歲,結婚有五十多年了。他們也一樣。只是,格蕾絲會因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後不停打嗝而生氣,查理會因為格蕾絲不讓他看他喜歡的電視節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遊戲節目而生氣。他們都為整潔的草坪而驕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們特意強調——然後,四個人一齊看向街頭的馬利根家。

可是,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嗎?

是什麼讓人與人在一起?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討厭彼此?我這麼問,不是想要你虔誠地搖著頭說,我們當然不應該仇恨自己的同胞。確實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因為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好吧,這個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內心深處,我們真正的困惑是:我們為什麼要愛和恨?我們究竟要怎樣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獨居。

要因為男人對待女人的惡劣行為而責怪他們很容易,但這讓我有些不舒服。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書裡所說的太相近了,那些書裡說,一個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親的錯——所有的。母親成了新的惡魔。可憐的母親們,如果她們知道自己有這能耐就好了!她們是「閹割者」和「扼殺者」,彷彿是自願成為惡魔的奴僕的。無論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許多痛苦都跟男人有關,這倒不假。無論個人空間還是社會階層,他們都將女人排除在外,將她們置於從屬地位。

可只是這樣嗎?

如果說,有誰有幸過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屬。他們有足夠的智慧、經驗、聲譽,以及生存空間——你也可以管這叫機會或特權——去考慮他們想要什麼,並爭取實現它。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種典範。至少在那時看來確實如此。這種關係看起來如此理想。維持它的奧秘在於,既親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們能夠將這種關係維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為戀人的。那是米拉在劍橋度過的第一個四月,她的心情與周圍的景色極為相稱:樹上冒出小綠芽、院牆裡覆蓋著連翹和紫丁香。陽光漸暖,綠芽逐漸綻放,在高低不平的紅磚牆上投下綠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著布拉特爾街飄下來,沿著花園街和康科德飄散開來,甚至覆蓋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廣場。人們敞開夾克,走在街上,捧著一束從布拉特爾街的花店買來的水仙,拿著一張從庫普商店買的海報,或握著一個從「妮妮家」買的漂亮蘋果,每個人都笑臉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為綜合課複習,同時準備畢業論文;本則在整理他從利阿努帶回來的十箱筆記。他們幾乎每天都見面,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羅施卡餐廳或格倫德爾餐廳吃午飯或喝咖啡。有些餐廳設有戶外餐桌。手頭拮据時,他們就在教職工餐廳見面,喝一杯——本和另一個助教可以在那裡記賬。他們總是把身上最後一毛錢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她和本的關係讓她有了一種家的感覺,使她心中釋然。她可以專注工作幾個小時不覺疲憊,不會像以前那樣,工作一會兒就要起身在房間裡走走,或去懷德納圖書館的頂樓透透氣。她可以像以往那樣有條不紊,同時不會覺得自己空有秩序卻沒有生活。

這對情侶每週末都膩在一起,像在度長期蜜月。每週六晚上,他們都會出去吃晚飯,他們嘗遍了劍橋每家美味的餐館。他們吃過鱷梨沙拉醬、四川炒蝦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薊的希臘羔羊肉和雞蛋檸檬沙司;吃過各種各樣的意大利面、茄子醬、酸辣湯、醋燜牛肉、乳蛋餅和煨兔肉;某天晚上還品嚐了法式雞肉燉蘑菇。他們還在教職工餐廳吃過水牛肉。他們嘗遍了各國美食,走遍了周圍的每個角落。他們覺得一切都很美好,簡直妙極了。

到了週日,劍橋的大多數餐館都歇業,他們就在家裡做飯。有時候,這會變成一個大工程,比如本堅持要做惠靈頓牛柳,他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去準備,最後還把廚房弄得亂七八糟。更多時候,他們做的飯很簡單:奶油烤菜、法式薄餅、意大利面,或者沙拉。他們要麼邀請朋友到家裡來,要麼用米拉以前買的立體聲組合音響放音樂,獨自享用。

每個週末他們都照例要做愛。他們一做就是幾個小時,嘗試了各種姿勢:站著、坐著、趴在床邊上,或者本站著抱著米拉。他們的多次試驗都以失敗告終,兩人就哧哧傻笑。他們還會玩角色扮演遊戲,扮成老電影裡的人物。她當凱瑟琳大帝,他就當奴隸;他當酋長,她就當女奴。他們興致盎然地扮演著,根據自己的受虐幻想來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時代,玩過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這解放了他們的想像,讓他們可以自由地過曾經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們彷彿在化裝舞會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潛意識深處的服裝。

他們長時間地散步,從查爾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後在北端的某個意大利咖啡館或冰激凌店門口停下來。他們無所不談,從詩歌、政治、心理學理論,到做煎蛋餅和養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們在大多數問題上意見相同或價值觀相符,這使得他們的爭論內容豐富而令人興奮。而且,到了這個年紀,兩個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討論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學生反戰遊行,活動組織者比瓦爾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組更加激進。哈佛園裡擠滿了學生,抗議者們圍著大學樓,拿著揚聲器朝人群喊話,鼓動學生罷課。他們的聲音在哈佛園裡迴盪: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戰爭是道德的,因為戰爭是不道德的,這就是他們的主要觀點。米拉一邊聽著,一邊觀察著人群。人們站在那裡,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講話人爭辯起來,講話人試著公允地做出回應。可他們的論據本身就是不合邏輯的:他們說,他們佔領大學樓是違法的,違法就是違背道德;可當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戰爭時,不違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對這次行動不以為然。這就是一場智力遊戲,是有欺騙性的——說話人堅稱自己的行為合理,但它並不真的合理。真正的衝突在於政府與軍隊的權力和年輕人脆弱的血肉之間,而這種衝突,在她看來並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氣中,在強烈的憤怒、持久的忍耐和對自我的極度泯滅之中發生的,只有這樣,才會有徹底的反叛。阿爾及利亞、中國和古巴的領導者們,或許曾坐在一起,想辦法證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們的革命衝動植根於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所耳聞目睹的一切——多年來看著人民所受的壓迫,為了反抗這種壓迫,他們情願犧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階上,手持麥克風拚命鼓動別人的年輕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們也在全力以赴,哪怕聲音已經嘶啞也要繼續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傳達給更多的人。但他們的觀眾並沒有忍饑挨餓,並沒有生活在恐懼當中;他們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爾平平安安地活著,沒有死於槍下,沒有被折磨致殘,也沒有被囚禁起來。本說,美帝國主義很聰明,他們用幾輛車、幾台電視和性壓抑就征服了人民。瓦爾和他就「馬爾庫塞理論[1]」爭論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邊看著。事件並未真正發酵。沒有足夠多的人參與,人們也沒有足夠的熱情。之後的某天晚上,校長給警察打了電話,他們把大學樓裡的學生驅逐了出去,其間發生了暴力行為。有人受傷了,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第二天,校園裡一片恐慌。一夜之間,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覺很容易就被忘記了,因為那被點燃的激情來自道義,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還記得坐在雷曼餐廳,感受到空氣中的脆弱;周圍飄浮著各種聲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覺,輕輕地觸碰,就可以讓整棟建築支離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紀較大的男研究生——他們冷酷、殘忍、高談闊論,不斷重複著那些關於革命的聳人聽聞的論調,企圖營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樣恐慌的氛圍,他們躲在角落裡,端著髒兮兮的咖啡杯,小聲地談論著槍支和坦克。年輕一點兒的學生膽子小,幾近歇斯底里。他們總是一臉驚恐,發傳單,傳閱請願書時,手都在顫抖。有傳言說——後來被證實了——在檔案裡發現了一些材料,它們燃燒起來,像沙漠風一樣席捲過每棟建築,沙沙作響,打破了等級組織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許多年齡大一點兒的人都知道,可他們隱藏了太久,安穩地藏在享有特權的屋牆內,以至於那些年,他們一直沒明白,權力不是你所擁有的,而是你享有權力的那些事物所賦予你的。那些和藹地、文質彬彬地默默管理著大學的白人男性,原來是不願認錯的性別歧視者和種族歧視者,他們對自己的權力抱有誤解,以為他們的權力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別人也不可能指控他們陰謀勾結,因為他們的勾結是潛意識層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對諾姆的困惑一樣:即便你指出來,他也不會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麼;即便這件事侮辱了你,讓你感到煩惱,他也不覺得他是錯的,還說那是「自然的」。對於這樣的人,你能怪他嗎?

對米拉而言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對那些年輕的學生來說並不是。從小他們就被教導,美國是一個民主、平等的地方,機會均等。儘管他們知道體制內有缺陷,也覺得會有好心人去修復。他們的上級、老師、院長和父母,都表現出善良的樣子。可私下裡,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裡,他們卻會寫檢舉信。他們不曾知道,不曾看見,震驚之餘,他們才發現,都怪自己無知,輕易地被愚弄了。於是他們尖叫著、哭喊著四處奔走,顫抖不已。他們突然意識到,這正是他們被教育的所謂完美理想的醜陋陰暗面,正是他們繼承而來的所謂抱負,這其實一直顯而易見,只不過他們沒有深想過。這種精英主義思維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們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礎之上被構建、被滿足的。安逸的代價原來是另一種奴役。這真是令人難堪。

他們試圖解決這一困境。他們堅持著理想和抱負,試著放棄奢侈的生活。可是,他們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離開了學校,去流浪,住進公社裡,放棄了他們優越的家世。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人們議論紛紛,對此褒貶不一。他們說,如果你想改變什麼,就需要權力,貧窮無法作為權力的基礎。有人加入了激進群體,這些群體注定徒勞無功,它們不斷地分裂,徹底被聯邦調查局滲透,以至於最終只有幾個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員。他們中那些敏感的人無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純真,無法忍受負罪感和責任感——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為別人在挨餓」這一事實的代價。對於這樣的問題,幾乎沒有解決辦法,也沒有任何可供慰藉的東西。聖人可能會選擇讓自己挨餓,這樣別人就有吃的,可就算這樣也改變不了現狀。

但瓦爾認為那純粹是瞎說。她說,天真地想減少世界上的權力聯盟,就等於將一個政治問題轉變成形而上學的問題,好像默認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給越不足似的。但其實這不是必然的,還有別的選擇。假如人們不浪費糧食,假如他們肯放棄自己的三輛摩托雪橇和兩輛轎車的話——她曾遇到過一家四口有四輛轎車、四輛摩托雪橇。克拉麗莎同她爭辯道,除了靠專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強迫他們放棄那些呢?社會主義總是在理念上說得好聽,但實踐起來很糟糕。瓦爾說,不是這樣!我們之所以這樣想,只是因為我們看到的是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裡,如果沒有社會主義,人民就會餓死,但看上去好像會壓制主動性、創造性和個性。在瑞典就不是這樣。爭論變得激烈起來。這個話題在爭論中開始,也在爭論中結束。

《醒來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