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娜·莫裡斯（Susana Morris）是一名英文教授，目前在亞拉巴馬州的奧本大學執教。她出生於1980年，在康涅狄格州和勞德代爾堡長大，後來進入到馬薩諸塞州的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大學。在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她曾考慮過去波士頓、芝加哥，或者去聖母大學，但最終她還是選擇了位於亞特蘭大的埃默裡大學。她的理由很實際——埃默裡大學的獎學金和補助更加豐厚——但是，學校的地理位置也是影響她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莫裡斯非常懷念她在新英格蘭鄉村度過的大學時光，她在那兒頭一次讀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詩，也十分鍾愛那裡生機盎然的秋天。然而，她說，在她20多歲，人生即將步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她會追求一些其他的東西。「我有意識地選擇亞特蘭大市，因為那裡是一個黑人的城市。」莫裡斯這樣告訴我。
據她回憶，2012年，她到了亞特蘭大，發現這座城市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完美無瑕，時常有階級衝突，滿是裂痕的房子旁邊竟然坐落著高樓大廈。但同時，這個城市也經歷了——按照莫裡斯的說法——「黑人好萊塢的復興」。一座又一座世人矚目、雄偉輝煌的傳統黑人院校，不斷吸引著充滿朝氣、心懷大志的年輕學生們慕名前來；同時這個城市，毫無疑問，也是黑人企業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的集聚地。「到處都是黑人，」莫裡斯說，「他們正做著了不起的事，而且沒有人對此感到吃驚。」莫裡斯的生活很快就被朋友、博物館、劇院，以及那些允許女性在十一點之前免費進入的俱樂部佔滿了。據她回憶說，她的同學和朋友中，沒有幾個是結了婚的。「我們年輕、單身，享受著美好快樂的生活，」她又補充道，「在一個朝氣蓬勃的、充滿單身黑人女性的城市中生活，的確很特別。」
這讓她想到了辛迪加電視台的一部名叫《慾望都市》的電視劇。在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書的時候，她曾經和一位來自多米尼加的女同性戀室友一起看過這部劇。雖然當時她們倆都覺得劇裡的女性跟自己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但她們還是非常喜歡看。《慾望都市》裡，不管是哪種性格的白人女性，她們身上都展現出了充沛的活力，這正是莫裡斯在亞特蘭大所感受到的。「就是那種特別的感覺，」談到活力，莫裡斯這樣說道，「我們結交朋友，約著一起去市區，探索女性的交際圈，每天都很快活。」她短暫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一談到我年輕時候的獨立生活，還有我在亞特蘭大度過的青春時光這些話題，我就停不下來。」
我回想起以前的一個場景，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或者說是認識到了——莫裡斯口中所描述的世界：我當時30歲，有一天我和一個同事兼密友在曼哈頓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一邊互相傾訴著工作、男人、朋友和家庭上的瑣事。這時候，坐在我們附近的一對異性夫妻突然激烈地吵起來——其中一個人還把盤子裡的食物扣到了另一個人的身上——這陣騷亂讓我們注意到四周的情形。我突然發現，除了這對正在打鬥的夫妻，其他飯桌旁（一共有二十桌左右）坐的全都是女性。
在這些女性中，有二人同行的，有成群結隊的，年齡從20多歲到40多歲不等；有白人，也有黑人，還有拉美裔和亞裔。有些人打扮得高貴雅致，有些人則像是剛從戶外服裝專賣店出來的；大多數人和我們一樣穿著簡單，像是普通的辦公室職員。當我用眼光掠過每一張桌子時，我簡直無法相信，周圍竟然沒有多少男人。但是在我因為那對吵架的夫妻觀察四周之前，我沒有覺察到什麼怪異之處。這樣似乎很正常，也沒什麼可看的；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自己竟然在一塊女性的領地用餐。
彼時我已經在紐約市住了差不多快十年了，那對異性夫妻著實是個特例，他們並不能代表這個城市的常態。在我周圍，全都是女人們在喝酒說笑、相互閒聊的聲音；她們會消費、聊天，還會和朋友一起商量著做決定：比如工作、家庭、生活、性與愛，再比如去哪裡吃飯、喝酒或者跳舞，看什麼電影，看什麼書，等等。她們——實際上也是我們——從這個城市的每條人行道上汲取著一點一滴的能量，把自己的生活揮灑在城市街道、劇院、辦公大樓和公寓的每個角落，並且賦予這座城市獨特的個性和韻律，還有無與倫比的美麗與繁榮。
大都市中那些帶有陽具意味的高樓大廈，是對男性戰勝自然和自由市場取得勝利的讚美。它們天生就是男子氣概的代名詞。但是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尖塔和閃爍的證券代碼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城市中頑強堅韌的一面，都來自長居於此的女性。
更準確地說，是來自單身女性。城市為她們提供了更安全的庇護，反之她們也促進了城市的完善。
城市裡到處都是單身的人，男性或女性，包括沒結過婚的、離異的、喪偶的、分居的。總體來看，整個美國有超過25%的人過著單身生活，而在一些大都會，比如辛辛那提、聖路易斯、匹茲堡、西雅圖和丹佛，獨居人口數量則佔到其城市總人口的40%以上。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 蘇珊娜所在的亞特蘭大市單身者數量居於首位，其比例為44%；華盛頓以及周邊郊區的單身比例也大抵相當。社會學家埃裡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他的書《單身進行時》（Going Solo）中指出，曼哈頓獨居人口的比例已經增至50%左右。[2]
2010年，從未結過婚的女性數量佔到了紐約市所有女性人口數的41.7%，超過了2006年的38.7%。[3] 想像一下這意味著什麼：在紐約市的五個區裡，每十位女性中就有超過四位從未踏入過婚姻。在波士頓，一半以上的女性（數據顯示為55%）都沒有登記結婚，雖然在這座城市中，學生的數量很大，但這也不是造成單身女性比例高的原因。波士頓女性初婚的年齡中值約為30歲，高居全國榜首。[4]
城市裡居住著大量的單身女性，這個現象由來已久，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就像歷史學家朱迪斯·貝內特（Judith Bennett）和艾米·弗洛德（Amy Froide）所寫的那樣，在15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單身女性已經佔到所有女性數量的20%左右；而在15世紀晚期的蘇黎世，「近乎一半的女性從未擁有過丈夫」。[5]
為什麼從古至今，城市中就一直存在著這麼多的單身者？這主要是因為，城市中長久以來都有著大量的工作機會。
在現代歐洲早期，一旦有非農業的工作機會出現，女性們就會立刻離開鄉村，前往城鎮。在那裡她們可以找到像製作飾品或者紡紗之類的工作。在人口更稠密的地區，她們可以結交其他女性，賺取工資，也可能會邂逅未來的伴侶，當然也可以——即使是暫時的——遠離丈夫和父親的控制，獨自生活。
就這樣，女性的遷移使她們的婚姻年齡不斷推後，不結婚的人數比例上升，生育率持續下降。女性的聚集不僅打破了性別比例的平衡，同時也讓她們更難找到丈夫。但是另一方面，離開鄉下老家，也就意味著離開父輩和當地牧師的監督與束縛，這的確讓她們獲得了一絲自由：哪怕只有短暫的一段時間，她們還是有機會推遲被設定好的未來——成為依賴男人生存的妻子和母親。歷史學家瑪麗安娜·科瓦萊斯基（Maryanne Kowaleski）引用一些學者的研究並寫道，在早期的現代歐洲，即使女性們只能做一些辛苦卻不討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和倫敦這些城市裡當服務生，她們還是「可能更願意保持單身，因為這起碼可以為她們提供有保障和獨立的生活」。[6]
隨著農耕經濟逐漸被工業經濟取代，這種人口遷移方式和行為不斷地循環、擴大。在19世紀的美國，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新興的磨坊和工廠僱傭了大批的年輕女性，以滿足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公路、隧道以及鐵路的繁榮發展，也讓女性離開鄉下老家，到大城市工作——通常是做裁縫、女帽商、女家庭教師和洗衣工——變得更加容易。對於在貧困中掙扎的女性，包括那些黑人自由勞動力，也都被新興的城市工業家們僱傭去做家庭女僕。
這些女性勞工們吃盡了苦頭。且不說少得可憐的工錢和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她們的一舉一動全都在老闆、鄰居、牧師以及私奼女主人的監管控制下。不過一旦進入了城市，她們就能夠進入更廣闊的社交圈子，能夠結識更多的未婚男性和朋友，還能賺些工錢（雖然不太多），這些都標誌著，在美國歷史上，女性第一次在經濟和公共領域內佔有了一席之地。
需要女性做的通常都是些無報酬或者重體力的工作。在《女性之城：紐約的性與階級（1789——1860）》（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這本書中，歷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 Stansell）回顧了1805年的紐約人口普查數據，她發現其中一些女性的工作是當雜貨商、水果商、經營小酒館和商店；還有更多的在做女裁縫。一些髒亂的城市，斯坦塞爾寫道，最需要的是洗衣女工，這個工作通常由黑人女性擔任，因為它不僅需要體力，還需要經常在高溫熱水和冰水中幹活。[7]
儘管如此，19世紀中葉，依然不斷有成百上千的未婚婦女和年輕女性們來到紐約市，[8] 她們從村鎮甚至跨海而來。雖然白人與黑人女性都在城市中經歷了工作的變化，但她們的處境並不相同。1925年，作家伊麗絲·麥克杜格爾（Elise McDougald）發表了一篇名為《雙重使命：黑人女性尋求性別與種族解放的戰役》（「The Double Task:The Struggle of Negro Women for Sex and Race Emancipation」）的文章，其中她重點關注了生活在紐約哈萊姆區的黑人女性們。因為她覺得，作為曼哈頓最重要的北方黑人社區，哈萊姆區中的黑人女性「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黑人女性，更能掙脫貧困的家庭生活鐐銬，也更能衝破利用性別和種族壓搾來牟利的行徑。在這兒，她們更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價值，為這座大城市的工業領域和知識領域貢獻自己的力量」。那些以前一直由白人男性穩固掌握著的職業領地，如今哈萊姆區的女性也參與進來了。麥克杜格爾描述道，她們會「成為緩刑官和審查員，或在圖書館和細菌學實驗室工作，在服裝工業和公共衛生系統分部工作」。但麥克杜格爾又補充道，「……即使是在紐約，主流意識和態度還是會讓黑人女性陷入困境。黑人女性意識到所謂的騎士精神余緒與她們並無關係，她們知道那些藝術裡勾勒的美好理想，已經基本把她們排除在外了。」[9]
聒噪與無禮
1959年，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後，前往曼哈頓謀求生路。她居住在一個小公寓裡，街對面就是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的住所。後來因為車子被偷，她買了一輛小摩托。有一任男友送了她一隻鴨子做寵物——她把這只鴨子叫做「摩西」（Moses）——她一下子就愛上了它，後來她又多了一隻兔子，名叫「桶桶」（Buckety）。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波格萊賓就一直在出版行業的宣傳部以及附屬部門積累經驗，直到她最終得到了一份在年輕女性中「從未聽聞」的正式帶薪工作，那就是負責推廣海倫·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的作品《單身女孩與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與其他暢銷書競爭。
這個猶太裔女孩來自皇后區，她的母親結束了第一段忍辱負重的婚姻後，曾在服裝行業上過班，後來成了一位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再後來因為癌症去世了，那時波格萊賓只有十幾歲。但是在曼哈頓，波格萊賓不會被貼上與出身和個人經歷有關的標籤。她可以重新開始她的人生，波格萊賓帶著她的鴨子、兔子，開著摩托車轉悠兜風，談很多次戀愛，還為《玩偶之谷》（The Valley of the Dolls）這部書的新聞稿辛苦奮戰。「我擁有了最不可思議的六十年，」波格萊賓回憶起那段時光，那時候她還是生活在城市裡的年輕單身女性，「非常單純，我只想和霍莉·戈萊特利[1] 一樣，而且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如今的女性們，像以往一樣，為了工作與金錢來到城市。但同時，她們也會因為尋找樂趣而來，並因此留下。
大都市裡的女性，在愛情和性方面，可能會有更加深刻、多樣的體驗，同時她們可以隱匿姓名地去做一些事，不再受制於幾個世紀以來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行為規範。從文化想像的角度來說，城市已經成為性、激情和權力的代言人了。它們吸引著女性，推動女性自由解放的進程，也讓人們重新思考，對女性來講，到底什麼才是充實的人生。在多樣化的城市景觀中，不同階級、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熔爐。19世紀末20世紀初，每一間擁擠的出租屋內都瀰漫著疾病的惡臭——健康人難免也會生病——這臭味在人行街道上集聚，在窗戶外面和門廊上飄蕩，甚至瀰漫在每一條大街小巷。那些年輕人，他們和各個年齡段的人一起蜷縮在單身公寓。為逃避令人窒息的屋子，他們成群結隊地到鮑厄裡區（Bowery）尋求慰藉。
凱西·佩斯曾寫過一本關於20世紀初期紐約工人階級日常娛樂和商貿活動的書。她在書裡指出「在工人階級社區裡，街道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下東區街道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樂趣和低價的娛樂消遣：街頭手風琴師和賣唱藝人演奏著動人的歌，流動的雜技演員表演著逗人把戲，還有隨處可見的烤土豆的小商販、賣熱玉米的小攤、供顧客購買汽水的自動售賣機」。[10] 職業女性則要在每天的清晨和深夜，輾轉幾條街道到達工作地點。隨著這樣的場景愈加普遍，性別上的困境和陳舊的禮儀規範在逐漸消失，女性是城市一份子的觀念正漸漸深入人心。
在1896年一次和內莉·布萊的訪談中，蘇珊·安東尼針對女性騎車的愛好表達了她的自豪之感。「我認為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女性從束縛中釋放出來，」她說，「每當我看見女性騎車從我身旁經過時，我都感到異常愉悅。它能夠帶給女性自由和信心，讓她們感受到獨立。」[11]
就這樣，女性開始外出兜風，不再以之為羞恥。她們參與社交活動，在承擔工業城市綠化清新空氣功能的公園中遊逛。戶外活動提供了突破社會和性別限制的機會，而年輕人，佩斯寫道，「把街道作為邂逅異性的浪漫場所，他們尋覓著最初的性體驗，鍛煉著自己搭訕調情的本領，而這些都在父母的監控和告誡之外」[12] 。根據佩斯的調查報告，這種自由的城市生活讓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頗感焦慮，她們擔心「這種不符合傳統的戶外生活，極容易讓年輕女孩們變得聒噪和無禮」。
貝琪·伊瑟列（Betsy Israel）在她的書《獨身女子》（Bachelor Girl）中寫道，在即將進入20世紀之時，「有那麼多單身女孩都在外面——工作、吃飯、跳舞——還真挺難立刻給她們分類」[13] 。人們再也不能把頑固不化的階級身份和行為規範強加到女性身上了，這意味著在這一新式人群之中，潛在的身份重塑和轉換已經蓄勢待發。
城市缺陷
1988年，艾莉森·特庫斯（Alison Turkos）出生在佛蒙特州的昂德希爾——這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小鎮，其居民不超過三千人。高中和大學時，她說，她並沒有過多少感情經歷；事實上，她一直在努力思考有關身份與性別的問題。後來她搬去了紐約，在一家生殖健康中心找到了工作。她說，「我這才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有這麼多酷兒（queer），他們形成了一個酷兒群體。」這個發現讓她大鬆了一口氣，她說，她更有信心去面對真實的自己了，也讓她勇於在家人面前，甚至在家鄉人面前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當然，有著無窮魅力的城市生活也有缺點，就像艾莉森觀察到的那樣，儘管她很喜歡在紐約的獨立生活，但是填不滿的慾望總讓她非常焦慮。「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可以在別人面前表現得更睿智，或者自己能認識收入更高、智商更高的人。人們總是盼望著更迷人、更有趣的人或物出現。」
城市裡五花八門的人和事，有時瘋狂得讓人瞠目結舌。我採訪了許多城市生活的人，他們不斷地向我抱怨，說遇見讓人心動的伴侶是多麼困難，尤其是（對異性戀女性而言）在傳統人口遷移模式下，城市中的女性人數已經遠遠大於男性的時候。
一般來說，在西部許多城市，也就是那些曾經是農莊而如今改造成了科技工業區的城市，單身男性的數量要大於單身女性的數量。而在東部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頓和亞特蘭大，女性的人數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紐約市單身女性的數量比單身男性的數量多了大約十五萬，[14] 而與此同時，阿拉斯加州一直極為欠缺女性人口。這也使得奧普拉·溫弗瑞[2] 在1990年代做了一些以阿拉斯加單身漢為主題的節目。
而人們常常認為，那些想要尋求伴侶的異性戀女性已經錯過了享受都市樂趣的青春芳華。我22歲大學畢業，找到了人生第一份穩定的工作。那個時候我經常和一個40多歲、離異了的同事一起，在辦公室吸煙，八卦男人們的事。這個同事每次都會逼我發誓，說如果我到28歲的時候還沒有結婚，我就要離開這兒，去個離城市遠點的地方。「你不會想要跟那些女人一樣的，」她憂鬱地說，「那些留在這裡卻不再享受樂趣的女人。」
十年後，我已經30多歲了，然而我還一直享受著生活的樂趣。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約著吃飯，她曾經在紐約生活，35歲的時候被派遣到了新奧爾良，在那裡迅速墜入了情網。「一旦你穿過了哈得遜河，」她跟我說，「你就會遇著一個男人。」就在最近，當我和一小群女性談論紐約的黑人女性（尤其是事業成功的黑人女性）找到一個中意的男人有多麼困難的時候，微軟全國有線廣播公司（MSNBC）的主持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學者——梅麗莎·哈里斯–佩裡（Melissa Harris-Perry）突然說道：「你只需要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商場隨便一站。」哈里斯–佩裡擔心她的話聽起來太過膚淺，於是更詳細地闡述道：「我說如果你往商場裡一站你就能擁有一個丈夫，並不意味著這個人是個好的丈夫或者他就是你想結婚的那個人。」她又更加嚴肅地補充道，「憑我的經驗，對於南方的年輕男性和女性來說，婚姻是一種期盼和願望。實際上，男人一直都渴望、期待婚姻的到來，因為他們把婚姻看做是成年男子氣概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準確地說，如果大多數女性並不願意站在商場裡找丈夫，而是選擇在大城市裡一直單身下去（或者說盡情享樂），那麼這就說明，也許這些女性根本不想依靠丈夫過生活，也不想把自己的成年生活牢牢拴在婚姻上。
記者珍·多爾（Jen Doll）在《鄉村之聲》（The Village Voic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在紐約做單身者的各種樂趣：「這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住在這裡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想和一個有耐心的、可以信賴的、慢慢消磨時光的、腦袋不開竅的人結婚、生孩子，然後住在一個有三間臥室、帶兩個車位車庫的房子裡，過著每年夏天燒烤、冬天煮飯的平靜生活，一直到我們死去。我們不想要規劃好的生活，我們想要真正去體驗生活。」
多爾的觀點，正是一個世紀以前同為記者的朱麗葉·威爾伯·湯普金斯（Juliet Wilbor Tompkins）所嘲諷過的，在一篇名為《為什麼女人不結婚》（「Why Women Don』t Marry」）的文章裡，她這樣描述單身女性：「她們很快樂……在呼喊著自由的戰役裡！她們不知道生活中有這麼多美妙的出路。於是當看見擺在眼前的十幾條小路時，她們對以前那些只知道一條無趣大路的女性們抱有輕蔑的同情。」
不論湯普金斯關於輕蔑的同情的說法是否正確，可以確定的是，今天那條無趣的大路不會是所有人的選擇，尤其是在有著更多出路的當下。而要想偏離大路，除了自身的選擇，還需要城市對她們一定程度上的接納。對於那些想和其他類型的人一起工作、娛樂或者交媾的人，城市把他們從鄉村的約會場所攬進自己的懷裡。也許，這些樂於逍遙的、渴求愛情的人本來就不應該做出婚姻的承諾，他們寧願去做一些別的事情，而城市，為這樣的人群提供了一片生存和成長的樂土。
通常，當一個人不去選擇締結長久的婚姻關係時，這個人會被我們看做是失敗的或者悲劇性的，這其實說明，我們已經在心裡認定婚姻是每個人都需要、或者都必須遵守的規則。但是城市卻允許了那些人——那些在婚姻裡躁動不安的、不滿足的、總是充滿渴求的、會給伴侶帶來不幸的人——退出婚姻的大路，轉而踏上偏僻小路，從小路走向她們心儀的目的地。
總想要追求新鮮的事，想要結交更多的人，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想要趕上火車去遠方，想要痛快喝酒，想要參與馬拉松長跑，想要參加各類培訓課程，其實這些都不是壞事。等到女性們尋覓到那個兩情相悅的伴侶時，曾經浸淫在城市深處的她們，將會脫離這潭深淵（如果她們比較幸運的話）；而那些推遲結婚的人，因為體驗過單身的生活，她們也會把婚姻看做是一種解脫，她們終於可以不用獨自躺在冰冷的床單上了，這也許不是什麼壞事。假如這些晚婚的女性迫於壓力，提前結婚的話，當樓下的派對歌舞昇平，而她們必須帶著孩子早早睡覺時，她們心中的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婚姻從未降臨，或者在婚姻姍姍來遲之前，一些女性還是想要留在城市裡，享受樂趣。就像多爾所寫下的，「我們不清楚我們要什麼。我們想要探尋這世界的一點一滴，一直一直地探索下去。」多爾敘述道，「我們是單身的、獨立的、經濟自主的紐約女性……我們正坐在巔峰，俯身面對著前所未有的選擇。這些選擇讓我們為之振奮。因此我們想嘗試各種可能，不管是更大的、更好的、更快的、更閃亮的，還是更高的、更性感的、更強壯的或者更聰明的，還有那些非常與眾不同的或者完全自我的選擇。主宰自己選擇的權利——何樂而不為呢？」
基礎設施與社區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 Marrero）的父母都在紐約市長大。他們雖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打定主意要讓他們的孩子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後來他們舉家遷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市郊。當蕾蒂莎有足夠能力的時候，她立刻回到了紐約市，靠給明星雜誌打工賺錢，後來在紐約的上西區給自己買了一間公寓。她一直都在約會，但是從來沒有遇見讓她覺得心動的人。35歲的時候，她懷孕了，卻下決心和孩子父親分手，獨自撫養這個孩子。
頃刻之間，這個令她魂牽夢縈的城市，變得如此冷漠。為了緩解經濟上的困境，她把她那個小公寓賣了，然後在布魯克林一個正在改造的街區租了間便宜的房子。然而，當她生下了她的女兒後——她沒有丈夫，而且她的工作也沒法讓她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去照顧孩子——她發現自己住的地區並不發達，作為單身母親，她必須要住在一個她喜愛的社區，並且要有足夠的安全保障。「我不想當這個地方的拓荒者，」蕾蒂莎說，「無論如何，我可不希望看到槍擊案發生。我決定我們必須搬走。」
2009年，蕾蒂莎被解雇了，她意識到搬家迫在眉睫。她和她的女兒洛拉去了弗吉尼亞州，這裡離她家人和洛拉的父親都近些。離開紐約後，她覺得自己長舒了口氣，感覺像是「從一段虐心的感情中解脫出來。我覺得『哎！終於不再這麼操心費力了！我再也不用拖著一大堆東西爬五層樓梯了！』」她還說，送她女兒去紐約的好學校上學，送她參加公共教育系統中的資優班，「每一步都像是在打仗一樣。我沒有錢，也不願意花兩萬五千美元送我的孩子去讀小學，在這裡，我不用再為了讓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發愁掙扎」。蕾蒂莎目前和洛拉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幢公寓大樓裡。蕾蒂莎現在發現自己對養殖和燒烤很感興趣，而她的父母正是依靠這些在城郊落地生根。
但蕾蒂莎也很懷念紐約的生活，懷念這個城市在她還是個單身母親的時候所給予她的一切，即使是當她被迫要離開的時候。「在紐約，每條街都有認識我的人，」她說，「哦，是那個帶著孩子和狗的棕皮膚女人。」這種群居的意識令人安慰，而且讓人安心，即便是在那些她並不覺得有多安全的社區裡。她住過的一間公寓，蕾蒂莎回憶道，「旁邊就是一家隱秘的酒店，但她從來沒感到過不安全。」她還說，她從來沒有在街上被人騷擾過，那些坐在街邊的商店老闆會用一種日常鄰里間的目光來招呼她，她的紐約鄰居們都非常貼心，常常會幫她把東西和嬰兒車提上樓去。有時候，當她到街對面去拿洗好的衣服時，她還會把洛拉留在商店裡請鄰居們照顧。「他們的態度總是這樣的：她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照顧她就像在照顧我們自己一樣，」她說，「我從沒覺得我處在危險之中。但是你控制不了槍擊案的發生，而且我也不願意去那些街區參加聚會。」
在弗吉尼亞州的公寓大樓裡，蕾蒂莎說，他們鄰居們互相之間都不認識。
對於單身女性來說，不管有沒有孩子，城市都為她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完善的基礎設施。城市變成了單身女性的另一半，給她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而這些服務是世世代代女性提供給男性的。男性能夠參與公共事業，離不開背後那些一直在家裡煮飯、縫補衣物、洗衣服、打掃衛生的妻子們。而當男性單身的時候（或者不是），他身邊還會有另外一群女性，她們給他當女僕、洗衣婦、裁縫、秘書以及妓女，以此換取微薄的薪水。
一直到現在，對於大多數單身女性而言，沒有相關的一套服務是反過來提供給她們的。但至少，城市為了實現富裕的目標，還是做出了些彌補和改善。比如說，為居民們提供更小型的居住環境，這樣就減輕了清潔和維護的工作量。在城市通常會有一個管理員專門負責維護工作。如果你的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話，那麼你還會有一個門衛替你收包裹和雜貨品，以及迎接你的訪客。每個街角都會有商店和手推車，方便上班族購買早間咖啡和熱乎乎的早餐。在城市裡還常年流傳著一個有關年輕成功女性的說法：她們用微波爐來儲存毛衣。這一方面說明了女性衣櫃的空間不夠用，另一方面則證明了方便、快捷的食物外帶開始廣泛流行。多少年來，準備食物的工作一直都落在女性身上，而如今，這一呆板的傳統有了可以置喙的餘地。城市裡還建起了自助洗衣店和裁縫店。此外，還有幫忙照看孩子的鄰居、有分擔房租和電費的室友。所有這些生活上的便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那個由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來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家庭主婦不再待在家裡了，那麼我們必須要問，『她的工作將由誰來接替？』」[15]
除了以上提到的，大都市裡還有其他的城建設施：街路縱橫交錯，連通著各式各樣的娛樂場所，酒吧、俱樂部、電影院、體育館、籃球場和公園。公共交通也十分發達，人們可以選擇火車、地鐵、公共汽車以及有軌電車等多種交通方式，既便宜又快速（通常情況下）地去上班、回家以及拜訪親朋好友。[16]
即使對於那些不太容易享受到這類便利的人，城市裡密集的人口也能讓她們感受到蕾蒂莎所提到的「鄰里目光」：街道上那些愛管閒事的鄰居，路邊草坪椅子上的小區居民，他們注視著每一個經過的行人。在公寓樓裡，人們之間互相瞭解，你可以隨時把孩子交給鄰居照看，也可以隨時從他們那裡借一杯糖。
在市中心，龐大的人口催生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通常來說，這些工作的薪酬確實很低，比如說給富人送外賣或者清洗健身房的毛巾之類的。但是，城市裡的工作機會仍然比村鎮的要多，在村鎮，你也許得開幾英里的車才能到達離你最近且願意僱傭你的商店、遊樂園或者醫院。
事實上，城市確實存在一個問題，即這些一應俱全的福利設施和便捷服務，讓人們不再需要來自伴侶的幫助了。長此以往，恐怕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單身者。
談到不同地區的婚姻模式，梅麗莎·哈里斯–佩裡向我講述了她的親身感受，她說那些和她一起在南方上大學的女孩子們結婚都比較早，而她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所遇到的那些女性朋友們都還是單身。這讓她覺得：「在南方，事業有成的黑人女性在20多歲就結婚了」。而在北方，她們結婚的年齡則要推後很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哈里斯–佩裡又回想起她的一個朋友——「一個50歲的、典型的紐約單身漢」——這個朋友曾經解釋過他這麼多年仍然保持單身的原因，他說，「隨便哪一天我都可以把衣服送去乾洗，如果半夜餓了也會有食物送來，我可以去外面閒逛，去公園小坐，或者去看場演出；所有的便捷服務，藝術文化活動，再加上各式各樣的約會對象，都讓婚姻顯得相形見絀。」
女性（或者男性）從婚姻中所獲取的東西，如今也許同樣能從城市生活中獲取到，這其實是一種對婚姻意義的積極思考。城市提供給我們的很多服務，都是在傳統婚姻中不可或缺的，並且它們具有性別類化的性質；而城市的存在打破了這種性質，不僅讓我們可以通過金錢的交易來獲得這些服務，還讓我們真正享受著這些服務，這也是我們花錢的目的。這種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女性看待、參與世界的方式——城市化身成了配偶，甚至有時候，變成了她們的真愛——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多黛·斯圖爾特（Dodai Stewart）從小生活在紐約。她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比她的母親大二十歲，在多黛十幾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去世了，她的母親一直都沒有再婚。多黛交往過許多男性，每一個她都有過與之結婚的打算，但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她從來沒能踏進婚姻殿堂。多黛跟我談話的時候剛過40歲，她說，「我和紐約談了一場最長的戀愛，真的是這樣。我給它拍照，記錄著有關這個城市的一切，像『曼哈頓女孩』[3] 一樣」。
多黛跟我提起自己的一個舊金山前男友，他非常想和她結婚，還計劃在院子裡種一塊草坪。但多黛並不喜歡打理草坪。而且多黛覺得他不知道老牌朋克夜總會CBGB[4] ，也分不清楚（不管是從文化意義上還是從地理位置上）住宅區和商業區。兩人的共同話題少之又少。最後多黛沒有接受他的求婚。「你不瞭解我生活的城市，」她說，「你也不會懂我。」她在紐約和男人之間，選擇了紐約。她強烈地感覺到，這個城市才是一個更值得擁有的伴侶。「這個城市，無時無刻不在和你對話，」多黛說，「他會給你留言。當你走過塗鴉牆的時候，整個世界一瞬間都變了，因為你讀到了他的話。紐約在我的生命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多黛的母親沒有改嫁——她的母親在紐約生活了二十多年——獨自把她撫養成人，所以多黛選擇獨身的話，她的母親應該比較能理解她的決定。而那些成長於早婚地區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較早結婚的朋友們，恐怕會對這種顛覆傳統的行為略有抵制。
都市神話
妮莎（Nisha）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內珀維爾小鎮，現在在華盛頓工作。她向我描述了家鄉和華盛頓之間的巨大鴻溝。妮莎今年24歲，在社交媒體界工作，她有個男朋友，還沒有談婚論嫁。她注意到，家鄉的高中同學和朋友接二連三地結了婚，而在華盛頓和紐約（她也在紐約工作）社交圈裡的人都還是單身。她說，城市的朋友們「更關注事業發展，享受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而家鄉的夥伴們卻在琢磨她們的男朋友什麼時候求婚」。
妮莎告訴我，她在華盛頓認識的所有人，除正式的工作外，還會做各種兼職，社交日程安排得特別緊湊，所以她實在很難想像在這樣的生活節奏下，她們會考慮老古董一般的婚姻大事。她認為，在未來五年內，自己的人生前景會很不一樣。「30歲是一道無形的分割線，」她說，「尤其是女人，快到30歲時，周圍人就開始關注你的婚姻問題。」她的父母是印度移民，他們曾對妮莎說不希望她拖太久。但是，她又補充道，他們同樣也很理解她，在一種新經濟的環境下，「女性繼續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可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當然，數不清的單身女性們從未離開過村鎮，或者走相反的方向——從城市搬去市郊和村鎮。雖然每個地方都開始流行晚婚，但在那些更傾向於早婚的地區，年齡稍大的獨身者還是常被污名化。
35歲的克裡斯蒂娜（Kristina）是一名考古研究領域的律師，她居住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她在費城出生、長大，但由於工作和研究的需要，總是搬來搬去，因此她成年生活的足跡遍及各地：馬薩諸塞州、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新墨西哥州的卡爾斯巴德、內華達州的裡諾、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新墨西哥州的法明頓以及蒙大拿州的米蘇拉。
去過這麼多地方之後，克裡斯蒂娜十分肯定地說，「在相對偏遠的鄉村，單身的確是個障礙。」當時，她準備從米蘇拉搬去俾斯麥，許多人擔心俾斯麥的城市化程度更高（犯罪率更高），在那裡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很不安全。大家都這麼說，弄得她很煩躁，「我從康涅狄格州搬到了新墨西哥州都沒什麼，你們反而擔心俾斯麥的高犯罪率？」
在北達科他州，如果她跟當地人說自己還單身、從來沒有結過婚的話，絕大部分人都會顯得十分驚訝。還有不少人在聽到她說「沒有結婚」的回答之後，會跟她說「哦，我真抱歉」。但是，克裡斯蒂娜告訴我，在這樣一個早婚現象特別普遍的地方生活久了，即使是她，也會潛移默化地對那些單身的人表現出某些偏見和警覺。如果她遇見了個和她年齡相當、從來沒結過婚的男性，「她的心中就會響起預警信號；『你怎麼回事？我知道我也單身，那是因為我來自不安分的東海岸。你得把你的情況解釋給我聽聽』」。她覺得還是在大城市生活更安心，可以更舒服地享受和單身男人的約會，城市裡單身的成年人越來越多，單身的狀態也更……正常。
不可否認的晚婚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且不單單局限於城市範圍。有意識地選擇單身——或者至少對傳統婚姻不再持有浪漫的看法，而是對其抱有一種客觀的批判態度——已經不只是城市居民的專屬了。2013年，來自德克薩斯州戈爾登的24歲女歌手凱茜·馬斯格雷夫斯（Kacey Musgraves）在美國鄉村音樂獎上獲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她有一首歌叫做《旋轉木馬》（Merry Go』Round），這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如果你在21歲的時候還沒有兩個孩子/你很可能會孤獨終老/至少傳統告訴我們是這樣，」接下來她又向傳統提出了質疑：「我們百無聊賴，因此，我們走進婚姻聖殿，仿若塵埃，在小鎮上安然度日……我們自以為初戀很完美/於是我們堅守著高中時的愛情。」
她們自己的房間
對於貧窮的女性而言，不論她們的婚姻狀態如何，一般都會選擇群居生活。據歷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 Stansell）提供的1855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紐約市的四百名單身女性裡，獨自居住的只有十一個人。[17] 大多數住在城市的職業女性，都是和兄弟姐妹、表親、父母和祖父母們一起擠在窄小的出租屋內，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近代；其他地區的窮困家庭和移民家庭一般也是這樣的居住情況。
即使單身女性很渴望打破多代人一起生活的居住方式，她們也很難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一方面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另一方面顧忌社會對性行為的限制和道德規範的束縛，許多有工資收入的女孩們都住在寄宿公寓裡。1863年，社會活動家弗吉尼亞·佩妮（Virginia Penny）寫道，「許多售貨員女孩都是六個人擠在一間閣樓裡」[18] 。那種閣樓的業主一般是年長的女人，她出於類似父母的「負責任的態度」，對這些年輕的租戶們實行嚴格的宵禁，時刻監督她們的一舉一動。
歷史學家喬安娜·米耶維茨（Joanne Meyeowitz）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1891年的芝加哥，一名年輕女租戶向自立婦女之家（Home for Self-Supporting Women）申請，想和一名年輕男性外出，婦女之家二話不說聯繫了伊利諾伊人道協會（Illinois Humane Society），該協會緊接著又聯繫了這名年輕女子的繼母。身在南達科他州的繼母非常感謝組織對她繼女的保護，稱讓其遠離了「城市裡的眾多陷阱和圈套」。[19]
但想必讀過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文章的人都很瞭解，女性們其實非常強烈地想要開闢一塊屬於她們自己的空間。
19世紀的物理學家哈莉特·亨特（Harriot Hunt）和父母同住，後來她結了婚的妹妹也搬了進來，原本就不夠用的房間更顯擁擠，她說：「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真叫人備受打擊」[20] 。甚至12歲的路易薩·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也帶著奢望的語氣描述過一個看似渺茫的心願：「我一直很想擁有自己的小房間，雖然我知道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但我還是沒有打消這種期待，我想在裡邊唱歌、思考。」奧爾科特後來成為了少數能負擔得起單獨房間的女性之一，而且她還把自己形容為蜘蛛，需要「獨自吐絲」。[21]
貧窮的男人們，也像他們工薪階層的姐妹們一樣，和家人或者工友一起擠在有限的公寓空間內。而那些稍富裕的單身男性——比如能繼承豐厚財產，賺取可觀數目的租金的男性——他們相對其他人而言有更多選擇。這些男性可以住在住宅樓或者俱樂部裡，以金錢換取家庭方面的（大概是性方面的）需求。到19世紀末，曼哈頓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的15歲以上的男性是未婚狀態了，其中多數人是獨自居住。曾有一個住在男士俱樂部的單身漢這樣描述他的住處：「成員們都像住在自己的城堡裡一樣無拘無束；這座建築……就如私人住所一般乾淨、安全、舒適。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主，不會有來自主人的『關心』或煩擾。」[22]
這真讓人羨慕！在很長一段的時間裡，都沒有女性平等這一說。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來到城市，她們不僅料理家事，還投身新興的女性職業，這個時候，城市就必須給她們留出居住的位置了。
建於1903年的瑪莎華盛頓酒店（Martha Washington Hotel）是最早的綜合大樓之一，它共有十二層，專門為來紐約找工作的家庭婦女設計。[23] 2012年，這座大樓被定為紐約地標，《紐約時報》還發表了一篇報道，稱：「那時候，單身的職業女性費盡心力，尋找那些不被懷疑做了有傷風化之事的住所。」瑪莎華盛頓酒店的首批住戶有五百人，其中包括速記員、編輯，還有一位律師（她後來成為了紐約第一位被任命的女法官），即使是在這樣的酒店裡，也有一些嚴格規定：男性不允許上樓，而且，剛一開始的時候，被要求拎所有重行李的是男服務生，但到了1904年，酒店聘請了十四位女服務生代替他們。
1906年，格林威治村建造了圖馬特酒店（Trowmart Inn），它不僅為單身女性們提供住宿，也為「收入微薄的勞動階層，以及那些沒法為父母在城裡安家的人群」提供住處。圖馬特酒店沒有宵禁，事實上，經過獨具匠心的設計，它成了未婚女性通往婚姻殿堂的過路站。酒店的建立者告訴《紐約時報》，酒店原初被設計成一個允許男性追求女性的場所，如果不是獨自居住的話，單身男女會在約會、戀愛以及性生活等方面碰到很多障礙。《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曾形容：「溫柔優雅的女孩們並不在乎對方在高速公路上還是在公園裡公開求愛，不過假如有一個更合適的地方，求愛者可以在那裡向姑娘們表達愛意，她們會成為快樂的、盡職盡責的妻子，以及更加幸福的母親。這些姑娘們的數量正迅猛地增長。」《紐約時報》繼續說，「如果女孩們都有了幸福的家庭，並且每年都會有人在圖馬特酒店締結姻緣的話」，這家酒店的建造者也會感到非常高興。
這些酒店讓女性們獨自居住成為可能，但是它們也逐步被那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住處所代替，比如說，1927年建立的巴比桑俱樂部（The Barbizon）——「為職業女性建造的俱樂部式公寓」，它不僅提供了簡單的小房間，還提供了一些舊式男士住房所配備的服務。《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在形容巴比桑的建造特色時，稱它是「專門為商業和職業女性設計的，它配有健身房、游泳池、工作室和其他一些男性俱樂部才有的便利設施，這種風格真是獨一無二」。兩年以後，《紐約時報》也對那些正在享受巴比桑俱樂部健身設施的「現代女戰士們」進行了報道，並指出「據說，在她們的俱樂部裡，女性比男性更為自由」。
20世紀中葉，女性不但能很便捷地找到心儀的公寓，還可以在報紙的廣告頁上挑選室友。但是能擁有一所屬於自己的房子——正如貝琪·伊瑟列（Betsy Israel）形容得那樣——一直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80年代，「房租穩定」一詞，也「比『嫁給我吧』更加讓人心潮澎湃，它寓含著更多可能性，暗示著一種成年人的生活」。[24]
我和一位朋友在大學畢業前去了趟紐約，我已經計劃好要在這裡定居了。湊巧朋友的姐姐當時也在紐約，她比我們大很多歲，事業有成，獨自在紐約的上西區租了一間小公寓。當我計劃好去那裡與她們見面的時候，朋友跟我道歉說她姐姐不想讓我去她的公寓；她姐姐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即除了親人和戀人之外，別人都不能進她的家。這間屋子是她姐姐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屬於自己的空間，她保衛著它不被別人入侵，然而這條不成文的規定，在當時還很年輕的我看來，是殘酷且沒法理解的。
隨著一大波女性尋找著能讓她們立足的地方，城市的規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2013年，紐約市立博物館、公民住房與規劃委員會、紐約建築聯盟合作，一起舉辦了一個名為「開闢空間」（Making Room）的展覽，主要是展出一些房屋的設計方案，這些設計都是為了使住房「更好地適應紐約市急速變化的（有時是讓人震驚的）人口數量，包括大量增長的單身人群」。這次展覽特別展出了約為30平方米公寓的設計圖，這種房型基本上就是前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魯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推薦的專為單身者設計的新型「微型公寓」構想方案。
在華盛頓，一座位於杜邦環島的大廈正改建為一座92戶的公寓樓，公寓面積平均為32.5平方米；[25] 2012年，一條街巷裡蓋起了一片小戶型住房，每戶的面積約為14至23平方米，這個設計為將來的小型住房提供了借鑒模型。[26] 同時，西雅圖也掀起了一股微型公寓的熱潮，為適應人們高漲的住房需求，原先那些老舊的大房子都被拆除，改造成約18.5平方米的、帶有公共廚房的單元樓。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造招來了不少抗議。一名居民告訴《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記者，「我們不關心誰要租這些微型公寓，我們想知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這裡肯定會變得非常擁擠」[27] 。
在多洛莉絲·海登（Dolores Hayden）的經典著作《家庭大變革》（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裡，作者回顧了城市家庭房屋建築的變遷，描寫女性們如何逐步獨自居住、擁有個人專屬空間。女性烏托邦小說《她鄉》（Herland）的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曾設想過，女性可以僱傭專職人員為她們做飯，因此她們的房子不需要廚房。而19世紀的改革家、女權主義者梅露西娜·費伊·皮爾斯（Melusina Fay Peirce）則發起一項房屋合用的運動，她認為把那些既要做飯又要照顧孩子的女性們分散在各自的住處，會阻礙爭取平等的進程。[28]
現如今，越來越多的當代女性逃離了先人那種整日囿於廚房和嬰兒室的生活。碰巧，她們還實現了先鋒前輩們的幻想——廚房與娛樂空間可以共享，獨立的成年人把家庭生活與公共活動融為一體，她們並不需要配偶。
危險警鐘
風險伴隨自由而來。隱匿真實身份和放飛自我也許是個美好解脫，但是這些也滋生了危險：具有安全隱患的性行為，更高的暴力犯罪率，以及更多的非法活動。在早期社會，對於獨自（或者和其他女性一起）住在城市裡的女性們來說，她們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有可能會被帶去當妓女。或者說，被貧窮和物慾橫流的都市生活所迫，不得已去做妓女。
1832年，紐約妓女收容協會刊登了一則（也許是錯誤的）警示——「我們已經十分仔細地統計過了，這個城市裡墮落為妓女的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一萬人！！！！」[29] 在芝加哥，那些居住在市鎮裡最廉價和最落後區域——所謂「帶傢俱的公寓區」——的女性們，更可能通過賣身來增加收入。在20世紀早期，有調查顯示，「在這裡的漂亮女人如果不去『賺外快』，那麼她很可能會被街坊鄰居們認為是個傻瓜」[30] 。
但是多元化的思想觀念，讓城市以寬宥之心包容了這些女性們，並且向她們提供救贖與改過自新的庇護所，這些都是小村鎮和市郊無法給予的。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 Stansell）強調，正是因為城市對女性的寬恕，給她們提供多種選擇和自我改正的空間，才讓城市在拓展女性的潛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城市裡面的公寓樓、血汗工廠、長街小路，都在美國女性的歷史上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31]
在我們討論女性氣質與都市生活時，難免會落入俗套，討論究竟是城市使女性誤入歧途，還是女性自身對城市而言就是個魅惑之物。隨著城市被越來越多單身的、掌握權力的女性所填滿，我們會時不時地在新聞中讀到有關這些女性的典型悲慘故事。而且，在這些報道裡，我們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這樣的暗示：那些敢於獨自生活的自信女性們，已經走得太遠太遠了。
19世紀90年代，一個以貼海報為生的年輕孩子艾達·貝克（Ada Baeker），從德克薩斯州來到紐約投奔一個女性親戚，但在這座冷酷的大都市裡，她沒法融入身邊的人群，以至於她曾兩次嘗試自殺。當時，各種小報上鋪天蓋地全是關於她的故事，人們拿她的經歷警示那些執意要改變人生航線的女性們，如果堅持要駛入這孤獨無助的城市深水之中，命運會帶給她們什麼樣的結局。[32]
大約一百年後，一名在中心公園慢跑的女性被強姦和攻擊，差點致命。後來查明，受害者的名字叫特麗莎·梅裡（Trisha Meili），是一名28歲的單身白人投資銀行家。她以優等生的榮譽稱號畢業於韋爾斯利學院，後來又在耶魯大學修了藝術與商業學位。她近乎完美地代表了那些接受昂貴教育、擁有高薪職業的獨立女性群體，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這些女性在紐約愈加常見。她一直在這個公園鍛煉——它原本是讓城市變得生機勃勃的基礎設施：當她受到侵犯的時候，作為單身女性的梅裡正積極地與這個城市相處共生。這件案子（有五名無辜的黑人男性為此入獄），在當年算是最廣泛的報道故事之一了。
肯德拉·韋布戴爾（Kendra Webdale）來自紐約北部，她一直很喜歡逛這裡的「公園和博物館，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也充滿著各種未知的可能性」，而就在其中一個人群混雜的地方，1999年，32歲的韋布戴爾被一名有攻擊女性案底的精神病人從地鐵的正前方推下。[33]
2006年，刑事法庭上又多了一個謀殺犯，他因為謀殺了一名女性而被捕。這名女性叫伊美特·聖吉倫（Imette St.Guillen），她曾以前5%的優秀成績從學校畢業。一天晚上，她和閨蜜一起在外喝酒到很晚，後來她堅持要自己一個人待在外面，深夜她被一名酒吧保鏢強姦並且殺害。
這些犯罪新聞報道——比那些降臨在貧窮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身上的悲劇事件（這並不經常發生），總是更加讓人膽戰心驚——說明的問題已經非常顯而易見了。城市賦予了女性們不斷擴大的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同時也把她們置於大都市的危險中。這些威脅女性安全的危險因素，正是吸引她們來到城市的誘惑：樂趣、自由、性、載她們去上班的火車、她們聚集的街道和她們跑步鍛煉的公園；這些賦予女性獨立與自由的地方，也讓她們變得不堪一擊。女性們的高學歷和高薪酬不能保護她們免於野蠻暴力的侵害，她們的性別特徵，以及她們的獨行——讓她們成為了罪犯的獵物。
唯一摯愛
1997年，我搬來紐約，因為負擔不起在曼哈頓區生活的費用，所以勉為其難地住在了不是很繁榮的布魯克林區。那時已經當了三年市長的魯道夫·朱利亞尼（Rudolph Giuliani），非常強勢地整治了紐約的色情電影院、流浪乞丐以及那些用擦刷器清洗汽車玻璃的人。20世紀90年代，也就是魯道夫·朱利亞尼在任期間，紐約警力增長了35%。警察們在打擊罪犯、尤其在打擊黑人犯罪方面廣受稱讚。在朱利亞尼政策帶動下，整個國家的城市犯罪率下降了，華爾街的管制也不斷放鬆，科技工業也蓬勃興旺地發展起來，紐約出現了更為富裕的群體。價格低廉的左傾同性戀聚集區被重新鋪建成了投資銀行家的操場；先前的肉類加工區（在它之前是那個曾為單身女性提供住處的圖馬特酒店），以及不久前的賣淫中心，都被改造成了巨穴般的俱樂部，裡面提供價格高昂的酒水。我得承認我只能負擔得起布魯克林的生活。
也就在那幾年，我讀到了瓊·迪迪翁（Joan Didion）寫給這個城市的分手信，「再見，所有的一切」，我非常認同她所寫的感受。迪迪翁說她「可以整夜狂歡，犯各種錯誤，不必為之付出代價」，她對紐約的愛，並不是什麼流於表面的感情，而是真正愛上了這座城市，就像你愛上了第一個讓你動心的人那樣，而且再也不會有什麼人可以讓你獻出同樣的愛。
相比於她，我可不敢自信地說，我一點也不擔心犯錯誤。我在大學畢業後來到紐約，一直提心吊膽、小心翼翼，感覺自己可能會無家可歸，害怕一不小心就會被趕出去。即使我早年間把紐約看做是一個伴侶，那它也是個令人膽寒的、還有點囂張的伴侶。我和我的室友，同時也是我的好友——她違抗了父母的意願，一人身無分文地從田納西州來到紐約這個大城市——我們每天在一起吃兩美元的辣湯團，窩在沙發裡喝啤酒，看《X檔案》（The X-Files）的舊劇集，然後互相問彼此以前是怎麼交到朋友的，就這樣，我們度過了來紐約後的第一年。
除了被迫住在布魯克林的公寓裡，在我剛到紐約的頭些年，我的內心裡還翻滾著對《慾望都市》的埋怨。它那時剛剛開始在HBO播出，廣播公司會定期把它的廣告單頁——上面是那個穿著芭蕾舞裙的古怪女主角——貼滿整個城市，路上的積水經常飛濺在廣告頁的女主角身上。但我談不上討厭這部劇，因為我本來就覺得它不怎麼樣，所以說實話，我幾乎沒怎麼看過。我並不反對它所傳達的觀念；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它不完全地象徵了一個潛在的女性新時代。
我不喜歡《慾望都市》，是因為它很快成為了一種工具，每個在城市居住的單身女性都會被朋友和家人用這部劇來衡量，並且還帶有些貶低的意味。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人跟我說過，我的生活「就像《慾望都市》一樣」。
相比電視劇，我在20多歲的大部分時間裡基本沒有性生活。更別說那些巨大衣櫥和「恨天高」。電視劇《慾望都市》還耐人尋味地將衣櫥和高跟鞋視作空間和高度的隱喻——當然，當代女性們已經擁有了上述的空間與高度——而我有好幾年幾乎都要破產（注意，不是窮……是破產）。事實上，我幾乎不看《慾望都市》的原因，是我根本付不起有線電視。
即使我的收入稍微多了一些，有了幾雙漂亮鞋子，性經驗也多了些的時候，我還是十分討厭這種現實與電視劇之間的比較。一部分原因，是我知道這部劇關於現代女性特質的看法是極為有限的——裡面有那麼多那麼富裕的白人女性——但更多的是因為我懷疑，人們說我的生活就像電視劇一樣時，他們的本意可能並不是誇讚。
《慾望都市》播出時，電視評論家艾米莉·努斯鮑姆（Emily Nussbaum）同樣也是個紐約單身女性，她告訴我說她「聽到人們對她說『你的生活就像《慾望都市》一樣』時，會感到十分興奮」。因為在這之前，她回憶道，人們對她說的是，「你生活得像《凱西》（Cathy）漫畫一樣』」。《凱西》是凱西·吉斯懷特（Cathy Guisewhite）創作的在報紙上連載的漫畫，從1976年一直連載到2010年，其中記錄了主人公的日常飲食、無聊的男朋友以及沒價值的工作。《凱西》向人們展示了女性的單身生活可能會包含的內容。很長一段時間裡，《凱西》都是這個國家有關單身女性主題的僅有的流行模本。在我們談話之後沒多久，努斯鮑姆就在《紐約客》（New Yorker）發表了一篇關於《慾望都市》的文章，她這樣寫道，「人們把你的人生看做是富於魅力的威脅，總要好過他們認為你過著悲傷和孤獨的生活」[34] 。
同時，努斯鮑姆也驚喜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慾望都市》讓人們受到了心理上的衝擊。「我真的很高興，人們對它感到了恐慌。」她告訴我。相比於早期那些把單身女性描述為堅強可愛，或者悲傷絕望的陳詞濫調，劇中性慾旺盛的凱莉和薩曼莎著實讓男性們嚇了一跳。努斯鮑姆又繼續說，「這部劇很清楚地把凱莉塑造成了一個生活亂糟糟的、有很多缺點的女性，她不是某些甜蜜可人、勇敢地喊出『為什麼她不能尋找到愛情？』的人物的替身。這部劇令人眼前一亮，因為它為那些不完美的、易怒、怪異、貧困或者並不惹人喜愛的女性們搭建了一個表現的舞台」。
《慾望都市》中女性的複雜性格，讓她們和這個城市產生了共鳴，這是我漸漸開始欣賞它的原因之一。因為我知道，紐約也是一座不完美的、易怒、怪異或者並不惹人喜愛的城市，在展示完魅力之後，紐約的缺點和不足就開始接踵而至。
在我搬來紐約的五年後，我有能力離開室友，獨自承擔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壁龕式小公寓。我和紐約的感情繼而發生了急轉彎式的變化。在自己的公寓裡，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房子雖然很小，也不算精美，但我愛它的每一寸每一角。我還做過突然失去這間公寓的噩夢。在夢裡，我正透過它的大窗戶，眼巴巴地向裡面望去，渴望能重新回到它的懷抱。
在擁有我自己公寓的同時，我的交際圈也擴大了，工作方面也更加得心應手。當我清晨第一次在這間公寓中醒來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成熟、獨立和舒服。如果《慾望都市》用鞋子、衣櫥和雞尾酒來象徵自由，那麼這個42平方米的簡陋出租公寓也可以是我所擁有的「奢華世界」的一個隱喻。
然而，當我為這本書進行採訪的時候，記者傑西卡·貝內特（Jessica Bennet）向我回憶了她那絕望的城市單身生活，這份記憶在她腦海中揮之不去：那是在她和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分手之後，當她使勁拖著一台空調上四段台階，回到她的公寓時，湧上來的筋疲力竭、挫敗感和孤獨感。她生動形象地向我描述了這段回憶：
我那時正站在勞氏五金商店的外面，這裡和我最近才搬進去的新公寓——完全屬於我自己的公寓，我特別愛它——隔了四個街區。那是個初夏，彼時我來紐約已經五年半了，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如此開心和能幹。但是天氣非常非常熱，超過了37度。空調特別重，我沒辦法把它抬起來，更別說運回家了。我鼓勵自己說，我很開心，我很棒。但是我實在太累了，而且感到特別無助和孤獨。
誰會幫我？起碼這座城市不會——這座繁華的城市，這座獨立友好的大都市——讓我陷入了現在的困境。它不會給我汽車，只留下酷熱難耐的街道、又陡又高的門階以及一大批和我一樣的單身朋友。那些朋友人都很好，但是她們也一樣買不起車，同時也都在這突然來襲的熱浪裡，一邊掙扎著把自己的空調搬進屋子裡面去，一邊和她們那混雜著熱氣、汗味的孤獨感一起輕輕啜泣。
在那一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個伴侶：不是讓他來為我做這些事，而是，陪我一起做這些事。我27歲了，我真的需要一個丈夫。
在我這麼想時，也許我還可能小聲嘟囔了出來，一輛出租車——司機是個女性，這在現在的紐約也還是很少見——停了下來，一個來勞氏商店購物的乘客下了車。我迫不及待地向車裡看去，司機搖下了車窗，問我是不是想坐車。我身上沒帶著現金。你家裡有現金嗎？她問道。有。這個女司機從出租車裡下來，幫我把空調抬進了後備箱。當她把我載到我的公寓門口時，我看到我的新房東正坐在門廊上抽煙。他幫我把空調搬上了公寓。
接著我跑回來把錢付給出租車司機，然後向她道謝。「你看起來像是遇到生活的瓶頸了，」她操著東歐口音說道，「有時候，你只是需要別人幫你一下。」
在HBO的獨播結束之後，《慾望都市》便開始在辛迪加電視台播出，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搬進了自己的公寓。我從未完整地看過這部劇，只是在隨便換台的時候，換到這個劇就看幾集。有一段時間，我好像總是看到同一集，就是關於「艦隊周」的那一集。在三十分鐘的結尾處，凱莉回應了瓊·迪迪翁說，如果「人一生只有一個摯愛，那紐約大概就是我的那一個」。
我喜歡這句台詞。等到我在這座大都市裡開闢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時，它已經是我的真實寫照了。
註釋
[1] 霍莉·戈萊特利（Holly Golightly），小說《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女主人公。
[2] 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美國著名女脫口秀主持人。
[3] 《曼哈頓女孩》（Girlhattan），一檔討論女孩和城市的真人秀節目。
[4] CBGB，1973年在紐約成立的一家搖滾俱樂部，包括雷蒙斯樂隊（Ramones），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內的眾多朋克先鋒都曾在此登台演出。它被視為美國朋克運動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