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心底裡認為女性應該掌握經濟獨立權，而不是依賴她們的丈夫……金錢賦予了男人掌控一切的權力。它賦予了男人解釋價值觀念的權力。他們來定義什麼是性感。他們來定義什麼是女性氣質。這太荒謬了。
——碧昂絲，2013年
生物決定論
埃莉諾·羅斯（Eleanor Ross）生於1916年，她的父親是新英格蘭電話與電報公司的一名僱員，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後來去了銀行工作。埃莉諾從小便是個喜歡動物、熱愛大自然、對科學抱有極大熱忱的孩子。她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醫生。在緬因州的科爾比學院讀大學時，當時的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允許她去讀醫學系；後來她成功申請到了愛荷華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然後在1938年，乘著一列火車穿過新英格蘭颶風來到了中西部，在這裡她獲得了生物學專業的高級學位。
研究生期間的每個暑假，埃莉諾都在位於緬因州荒漠山島（Mount Desert Island）上的傑克遜實驗室工作，參與一項由女性先驅科學家伊麗莎白·沙爾·羅素（Elizabeth Shull Russell）主持的研究項目，並於1940年的8月在《實驗動物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果蠅的良性與「惡性」
腫瘤比較》（「A Comparison of Benign and『Malignant』Tumor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研究文章。由於父親的工作地點遷到了緬因州的霍爾頓，埃莉諾在完成學業之後，也搬去了那裡。1940年，她開始在裡克古典學院工作，成了裡克學院生物學系的首位教授。
埃莉諾開始教課那會，在社會媒體與親朋好友之間，正風靡著一場世世代代都津津樂道的討論，主要內容就是女性可能會對工作抱有與男性同等的熱情與忠誠。就像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談到她追求高學歷的原因時所寫的：「就我覺察到的而言……這和男性的事業心沒什麼不同；不是渴望獲取人們給予的那點廉價的『高學歷女性』稱號，更不是尋求徒有虛名的『獨立』和個人銀行存款，而僅僅是出於對研究的熱愛，出於我的學習生涯留給我的一點研究熱情。」
然而，「單身女學士」的生活卻無時無刻不被攪擾，因為女性的這些志向觸犯了她們賢妻良母的身份。
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貝蒂·弗裡丹轉引了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一位終身未婚的19世紀先鋒女醫生的一句名言：「我是醫生，又是個女人……我現在明白了為什麼以前的人不願過我這樣的生活。只有高遠的目標，卻孤立無援，還要面對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阻礙，生活如此艱辛……我應該時不時地找點樂趣。生活太過嚴苛了」。[1]
傳統文化觀念下的女子氣質（愛情、婚姻與為人母），強力對抗著女性的事業前途（包括學歷、金錢、社會名譽等），二者擦出的電光火石引起了作家和讀者的極大興趣，因此在19世紀末期，有三篇小說分別寫到了醫學與女性情感生活之間的關係。威廉·迪恩·豪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在1881年發表了《布林醫生從業錄》（Dr.Breen』s Practice），在這篇小說裡，身為醫生的女主人公意識到從事醫學是一條錯誤的人生道路，最後為了婚姻放棄了她的事業。第二年，伊麗莎白·斯圖爾特·費爾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她曾提倡毀掉束身衣，也曾為不公平的女性勞工條例和婚姻內不平等的經濟權寫過文章，她在40歲出頭的時候嫁給了一個比她小十七歲的男人——發表了《佐伊醫生》（Doctor Zay），其中女主人公和她未來的丈夫制定了一個條約，以確保她能夠在婚後繼續經營她的醫學事業。1884年，薩拉·奧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她也來自緬因州，而且終身未婚——寫下了《鄉村醫生》（A Country Doctor），裡面的女主人公為了繼續當一名醫生，趕走了癡情於她的求婚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過教育的女性尋求高職位的工作已然成為一種潮流，然而到了埃莉諾生活的年代，也就是20世紀中葉，這種趨勢開始逐漸減弱。即使是那些引導女性踏入工作崗位的最具進步性的思想，也受到了強力打壓，因為在女性的意識裡，已經沒有什麼工作能動搖家庭在她們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1921年，懸疑推理小說家瑪麗·羅伯特·萊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在《婦女之家》雜誌（Ladies』Home Journal）裡強烈建議，「這個國家的每個年輕女性都需要學一學如何自立，必要時能有一個本領可以賺錢」。然而，她接著寫道，即使是那些最敬業的職業者，「如果她是一個已婚女人……那她天生就是做妻子和母親的料，」必須認識到她的家庭「永遠是第一位」。[2]
當埃莉諾的大多數朋友們都已經結婚了的時候，她沒有。在獲得碩士學位時，也就是她結束了對果蠅的研究、成為生物老師那一年，美國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差不多是21.5歲；[3] 她那時24歲。在大學教課的時候，她認識了一個政治老師，他來自種土豆的農民家庭，除了教政治外還兼授籃球課。他們在1942年結了婚，那年她26歲。這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然而由於二戰的需要，埃莉諾的丈夫前往阿肯色州的空軍基地學習飛行，為太平洋戰役做準備，埃莉諾就放棄了她的工作，跟隨丈夫一起搬去了阿肯色州。1943年，埃莉諾的丈夫駐紮到了關島，她便返回了緬因州，等待他們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出生。
1945年，我的祖父回到家鄉接管了他父母的農場。他從來就不覺得身為母親的女性應該外出工作。於是埃莉諾成為了一個農夫的妻子：一名勤儉持家的主婦，整日忙著攪拌黃油，把從土豆地飄進屋裡的灰塵清理乾淨，在豐收季提著一大籃子熱乎乎的燉湯和餡餅，給田里的男人和孩子們帶去豐盛又美味的午餐。但就像我母親回憶的那樣，「她總是病懨懨的，經常頭痛，肩背也出了毛病。她對地板的潔淨持有一種執念，每個星期有三天，要跪在地板上，用手擦除地板上的污漬。她並不快樂，這很明顯，當時只是個孩子的我也能看出來」。
1958年，就在埃莉諾風雨無阻地穿越颶風、獲得生物學學位的二十年後，她已經有了三個從4歲到14歲的孩子。那一天，她剛剛去田里送上了一頓熱乎的午飯，就在這個時候，一名本地大學的會計員開著車到了這裡，他從車裡跳下來，解釋說他學校裡的生物老師剛剛去世了，在這個小鎮上，暫時找不到一位有能力接替她工作的老師，在找到新老師之前，問我的祖母可不可以臨時代下課，就一個星期。
我的母親當時十幾歲，那天在田里勞作，這段對話一直清楚地印在她的腦海裡。據我母親回憶，我的祖母向她的丈夫徵求許可。他點了點頭，說她可以去幫忙幾個星期。
埃莉諾在二十二年後退了休。她還被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
我母親回憶，「回歸了工作以後，她身上發生的變化就像晝夜一樣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開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比以前快樂了許多。她生活的所有一切都變了」。
我的外祖母在2012年去世了，我非常確定她說過，她在生命裡扮演過的最重要的角色，是母親、妻子，以及後來的外祖母。但是，我也清楚地記得，在我小時候，她給我寄過很多禮物，其中包括一隻死去的冠藍鴉的斷翼，還有很多海洋生物的標本，它們都被悉心保存在甲醛罐子裡；她教會我如何挖出魚的內臟，教我分辨它們的內部器官；她還帶我去爬農場後面的那座小山，告訴我每朵野花的芳名；在我們家的房子裡，一直都存著她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她正在解剖一隻貓。即便當她是個外祖母的時候，她也是個科學家。
外租母90多歲時，癡呆症已經十分嚴重，她已經完全認不得她的孩子們和外孫們了。記得有一次聖誕節，當時她正在臥房睡覺，突然間我和表親們聽見從房間裡傳來了她非常大的講話聲——實際上，可以說是吼叫聲。懷著好奇與擔心，我們一群人聚集到她的門外，想要聽聽她在喊些什麼。
她在講著一節冗長的、但是條理異常清晰的生物課。
工作
工作對於女性而言，在幸運的情況下（即使在那些不是很幸運的情況下，工作也能提供獨立於家庭之外的經濟自主權，而且它還是一種簡單明瞭的身份象徵），其實和男性一樣，都是他們成年生活的重要支柱。這也就是說，與很多男性一樣，女性也會從工作中獲得熱情與自我滿足。
但是人們總會認為，一個女人如果外出工作，那她就成不了一名賢惠的全職太太。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曾在她的書《被選中》裡記敘了這樣一件事：2014年，當電視新聞記者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從《20/20》雜誌退休之後，曾參加過特德·科佩爾（Ted Koppel）——她同為記者的好友——主持的一次訪談，在這個訪談中，她聲稱，在新聞業工作了四十年後，她終於決定離開，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想要享受一下私人生活。科佩爾提醒她說，她已經離過兩次婚了，然後又接著問她，「是由於工作的原因嗎？如果不是因為工作，你現在會不會仍然是已婚狀態？」[4] 沃特斯回答說，她不大確定，可能吧。
有時候（即使是現在），只有那些沒有孩子的未婚女性群體，才可以光明坦蕩地追求事業前途和社會權力而不遭人指點。舉例來說，比如奧普拉·溫弗瑞，高級法院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以及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還有任職時間最長的女性參議員芭芭拉·米庫斯基（Barbara Mikulski）和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所有這些女性，她們能獲得如此非凡的權力與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她們所處的社會階級以及她們的人生規劃，都沒有成為她們追求學業和事業的絆腳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們沒有家庭的牽絆，這就讓人們覺得如果不追求事業，她們的人生將會非常空虛。暫且不提那些拖家帶口，卻能坐擁強權、被委以重任的男性們。女性應該把家庭放在她們人生第一位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因此當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任命未婚的珍妮特·納波利塔諾（Janet Napolitano）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的時候，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埃德·倫德爾（Ed Rendell）說道，她太適合這個崗位了，因為「你必須全身心投入於此。珍妮特沒有結婚。太完美了。她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每天工作十九至二十個小時」。[5] （納波利塔諾的前任，湯姆·裡奇〔Tom Ridge〕和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他們不僅都結婚了，而且各自都有兩個孩子）。
對於那些心懷大志的女性來說，還有另外一種較為傳統的、廣泛普及的模式，那就是在孩子長大以後再邁入職場競爭。的確，成為母親使她們的女性身份更加完整和有意義，但是這種經歷依舊無法使人們注意到女性希望同時兼顧家庭和施展個人抱負的想法。安·理查茲（Ann Richards），德克薩斯州一位傑出的州長，在生育了四個孩子之後才進入政界，54歲的她曾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自己事業生涯中最巔峰的演講。
然而這種延遲進入職場的模式嚴重拖了女性獲得權力的後腿。2012年，前眾議院議長，同時也是國會歷史上地位最高的女性——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就被一名年僅27歲卻已經在互聯網領域工作四年、名為盧克·拉瑟特（Luke Russert）的記者發問道，72歲的她決定留任民主黨領袖，是否會壓制年輕人上位的機會。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向拉瑟特解釋說，她的「那些男同事們……已經優先於我了，因為他們並不需要待在家裡養孩子。你們已經領先我起跑大約十四年了，而那時的我還正在家教育子女呢」。同時佩洛西也說道，「我真心希望有更多更年輕的女性能夠站在我今天的位置上，這樣她們就能更早地積累資歷」。
這就是單身女性和晚婚女性數量越來越多的原因：當成年後的生活沒有受到婚姻和生育的影響時，女性就能夠更早地獲得事業上的晉陞。這個事實存在於政治和政府領域中——我們有許多的女性楷模，比如參議員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Kirsten Gillibrand）和艾米·克羅布徹（Amy Klobuchar），以及首位非裔的美國司法部長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她們都是在結婚或者組建家庭之前，就已經在法律和政治領域打好了事業上的根基，跟推遲進入職場時間的辦法相比，她們更難放棄現有的事業去改變家庭的發展軌跡——而在其他領域，事實同樣如此。
在其餘的職場世界中，通過晚婚來提前打下事業根基、建立穩固的職業聲望和經濟基礎，是女性長此以來選擇的一種策略。著名女歌唱家瑪麗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就曾在高中時拒絕了俄耳甫斯·費雪（Orpheus Fisher）的求婚，因為她擔心過早結婚會毀了她事業上的光明前途。後來瑪麗安在歐洲聲名鵲起，結識了作曲家讓·西貝柳斯（Jean Sibelius）和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並於1939年在林肯紀念堂前的台階上向世人演唱愛國歌曲，奉獻了極具歷史性的一刻。1943年，她才最終同意與俄耳甫斯·費雪共結連理，那年她46歲。
說到女性推遲婚姻的益處，人們大多會條件反射似的想到2015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所講述的一個故事。當年克林頓到阿肯色州投身政治事業，他一共向女朋友求了三次婚，才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回憶起自己對希拉裡·羅德漢姆（Hillary Rodham）說的話，「我想讓你嫁給我，但是你不應該這麼做」。相反，克林頓力勸希拉裡去芝加哥或者紐約開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哦我的天！」他還記得有次希拉裡的反應，「我絕對不會去競選公職的，我太咄咄逼人了，沒有人會投票給我」。後來希拉裡搬去阿肯色州嫁給了克林頓，做了一名律師及法律教授，同時供職於保護兒童基金會。直到丈夫卸任總統、女兒上大學後，希拉裡才開始經營自己的政治事業。
如今，女性晚婚在整個國家、在所有階級中都已非常普遍。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有意識地拖延結婚，晚婚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容爭辯。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發佈了人口普查數據報告，調查結果顯示：「今天的年輕女性，她們的工作待遇幾乎已經和男性持平，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2012年，在所有25歲至34歲的工作者中，女性每小時的薪酬是男性職工的93%。」[6] 在有工作的女性裡，選擇保持單身的人也越來越多。從2000年到2009年，同一年齡段的女性工作者中，單身人口所佔比例已經從34%升至46%。
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單身女性們，不論她們選擇單身的原因是為了謀求生計，還是為了多一些成人生活的空間，她們都創造性地改變了女性和工作之間的傳統關係。越來越多的女性依靠工作來賺錢養活自己，她們的身影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大學校園和其他工作場所，人們對這些女性的看法也在隨之改變。我們逐漸認清並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女性同樣也有追求事業的壯志雄心。
單身女性，讓整個世界對職業女性的身影不再感到陌生。
關於我們母親的一切
2005年，我作為觀眾，見證了蒂娜·菲——通常情況下她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喜劇演員——在領獎時突然哭泣的那一刻。她向我們描述說，她那「聰明優秀」的母親曾不被允許上大學，菲的外祖父告訴菲的母親，大學是「給男孩子們開設的」。菲接著說，等到了她自己該上大學的年齡時，她的母親為了把她送進大學，加班加點地工作賺取學費。菲又補充道，她希望母親在看到她的女兒現如今已經「在那些只屬於男性的職業上小有成就」之後，能夠感到滿意。
每一代的女性，都曾努力掙扎著去克服性別上遭受的歧視——這些性別歧視也同樣擋在她們上一輩人的面前——同時，她們也在為下一代人掃除障礙。談及女性們在個人生活與事業生涯上的選擇時，母親和祖母們的經歷對她們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我們很容易看到，每一代女性都在不斷糾正著上一代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因此世世代代的母親們和女兒們，都在選擇工作還是成為家庭主婦之間，在跟隨女權主義者的旗幟還是聽從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之間，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地彷徨。但無論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力有多麼大，它都無法把前人取得的成果完全消除掉。美國女性們在漫漫長路上向前跋涉，雖然有時會走一些回頭路，但是大體上她們是朝著一個方向行進的：為能夠更自由地參與社會活動與事業生涯、為獲得更好的知識教育而前行。
我母親總是說，看到自己母親在科學夢想落空之後，又重新成為一名教師的這種蛻變，她就會告誡自己，堅決不要停下工作的腳步。「我發現每當工作的時候，她臉上憂鬱的神色就會消失不見，」我的母親（她當時已經當了差不多五十年的英文教授，馬上就要退休了）這樣告訴我：「就是這個時候，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選擇做家庭婦女。」母親又繼續說道，埃莉諾的工作「讓她重新定義了自己。而且說實話，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退休感到很惶恐的原因之一。工作讓我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我的意思是，我是很愛當個祖母、當個母親、當個妻子等等——這些都很美妙。但首要的是，總得有個身份是代表我自己的，而這就是我的工作」。
帕特麗夏·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法學教授，她指著一張她母親的照片，自豪地講，她母親是在1951年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懷上自己的。威廉姆斯的母親當時已經結婚，並且「從不覺得自己要因為婚姻而放棄深造。她總是認為，你不該依賴任何人，包括男人」。威廉姆斯的祖母也同樣有自己的事業，她曾是一家攝影工作室的總經理秘書。威廉姆斯家族的三代女性——雖然她們的祖先曾經歷了奴隸制的剝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高等教育。
作為一名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也同樣接受了這種來自家庭的饋贈。她的母親曾為美國國稅局（Interal Revenue Service，IRS）工作過，她的父親則受雇於IBM公司。艾莉森還小的時候，她的父親更容易休假請假，所以艾莉森生病的時候總是父親在家陪她，帶她去看醫生，還會陪她一起參加班級的出遊活動。與此同時，她的母親則用實際行動告訴幼年的艾莉森和姐姐「如果你不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話，一個人是堅決不能步入婚姻或者戀愛的；你必須要堅持不懈地工作」。艾莉森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當她結束了這份工作之後，她給自己開了一個個人退休金賬戶，那時她22歲。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母親的做法，則與特庫斯和威廉姆斯她們母親所做的示範完全相反，然而卻產生了相同的效果。斯泰納姆的母親露絲·魯內維爾（Ruth Nuneviller），曾是俄亥俄州托萊多的一位極具開創精神的記者，但是在與斯泰納姆的父親結婚後，由於婚姻生活的不和睦，她完全廢棄了她的工作，後來飽受多種精神疾病的折磨，幾乎處在抑鬱崩潰的邊緣，不得不依靠女兒們的照顧來度過她人生的大部分時光。露絲的遭遇，使她的小女兒非常「想要逃離母親的身邊，這樣我就不會像她那樣活著了，」斯泰納姆說。她還回憶道，她在大學畢業後，便迅速地訂了婚，這時她的母親對她說了句帶點挖苦意味、但又非常有預見性的話：「你這麼早就訂婚了，這是件好事，因為如果你體驗過單身的生活，你就永遠也不會結婚了。」
卡門·黃·烏利齊（Carmen Wong Ulrich）是家裡五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現在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董事長。她的母親來自多米尼加，黃·烏利齊說她非常理解母親那「離經叛道」的行為，因為正是她母親堅定的決心，才使得她們這幾個女兒全都接受了大學教育。黃·烏利齊解釋說她的母親從少女時期開始，大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十分執著於接受大學教育一事，因為她自己當時沒有機會上大學。黃·烏利齊的母親在19歲懷孕、嫁為人婦，她用了一生的時間才意識到了自己對丈夫的依賴，也正是這種意識把她變成了「了不起的女權主義者」，她的女兒說道。作為一個44歲的（離異的）單身母親，黃·烏利齊在電視和雜誌上不斷為女性們提供經濟方面的建議，她鼓勵女性辦理信用卡，開設銀行賬戶，「這樣你就有逃離的資本了，」黃·烏利齊接著說，「這句話正是我母親教育我們的：不要依靠男人，因為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一個負心漢，或者一個在外和別的女人花天酒地的男人，你卻還把經濟權讓給他的話，你就會陷入困境，他會把你攥得死死的，讓你喘不過氣，因為他們有足夠的底氣來制服你。而這就是她人生的寫照。」擁有了經濟自主權，黃·烏利齊說：「你就擁有了自由的權利，你可以不與這個男人結婚，也能夠離開這個男人，它會幫助你重新開始一個人的，或許帶著孩子的新生活」。
聯結一切工作、性別、婚姻和金錢關係的中樞是：依賴關係。依賴男性——主要是在婚姻中——是世世代代女性們穩固不變的生存處境。而且大多數女性，不管她們是否積極參與政治，是否具有女權主義思想，是否反思過她們母親和女性祖先們一直以來所過的生活，在她們血肉之下的靈魂深處，都明白擺脫依賴的關鍵在於金錢。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向我講述了她母親——一位中產階級猶太裔女性的故事。那是1927年，她母親與她那有暴力傾向的第一任丈夫離了婚，離婚的時候，她母親還被人稱作是「Shonda」[1] 。接下來的十年裡，她母親一直都在為賺錢而奮鬥，在和波格萊賓的父親結婚之前，她在服裝設計師哈蒂·卡內基（Hattie Carnegie）的手下工作。但即使是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波格萊賓的母親依然沒有忘記逃離第一次婚姻時所經受的苦難。她開始積攢「knippel」——在意第緒語中，指的是已婚女性的秘密私房錢——在這個錢與權都被丈夫監管的世界裡，「knippel」就是她的小救生筏。波格萊賓的母親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去世了，於是波格萊賓繼承了她母親的「knippel」；她用這些錢給自己買了一輛小型的藍色Simca法國汽車，這輛車帶給了她自由，助她一臂之力。「我母親的knippel，得益於她的單身經歷，」波格萊賓說，「而且也促使我成為了一位單身女性。」這也讓波格萊賓懂得，她說，「你必須要獨立，你必須要自己養活自己」。
我的朋友薩拉為了搬去波士頓與她的男朋友同住，辭去了紐約的高薪工作，然而到了波士頓之後她才發現，這個城市與她專業對口的工作並不很多。經過連續數個月的求職，她依然沒有找到一份工作，於是她便在男朋友的小公寓中消磨光陰。她就像我的外祖母一樣，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她也逐漸變得憂鬱起來。波士頓的冬天來臨之際，她感到徹骨的寒冷。她需要買一雙溫暖的冬靴。在搬來這裡之前，她賺取的工資完全可以讓她給自己買一雙靴子。然而突然間，她自己沒有收入了，她依賴他人的金錢，每買一件東西，她都要慎重地考慮權衡。失去金錢的自主權讓薩拉的內心備受煎熬。後來她在Crate&Barrel傢俱店裡找到了一份銷售員的工作，這與她之前在紐約的工作完全不沾邊。但是，她說，這起碼恢復了她的理智。她有能力給自己買一雙靴子了。
金錢是獨立的關鍵，這並不是什麼新潮的觀點。要說它新，恐怕針對的是一直以來都堆金如山並且長期掌握金錢統治權的人群。而對於那些在經濟困境中掙扎的女性，為（公平的）薪水而工作，早已成為她們爭取性別與種族平等的關鍵一步了。蘇珊·安東尼在20世紀初時說：「除了金錢的獨立外，沒有什麼可以孕育出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7]
就在幾十年後，也就是我的祖母放棄工作、專心當家庭主婦的那個時候，律師薩迪·亞歷山大表達了她的擔憂之情：「女性變換工作的頻率要高於男性……尤其是那些並不打算長久工作的女性。她們並沒有工作上的信念，因為她們不把生產有價值的商品看作是她們的人生工作。」亞歷山大說，大大小小的家庭瑣事制約了女性的自由，讓她們遠離工作，這使她們「很難在工會裡立足」，男性也「更難接受她們」做職業夥伴。（亞歷山大關於女性與工作的思考，不僅比貝蒂·弗裡丹，還要比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她在《向前一步》〔Lean In〕中強調了當代越來越多的職業女性選擇「在離開之前退出」的問題——都更具有前瞻性。）
亞歷山大還指出，種族偏見使得女性常常陷入經濟窘境，「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需要通過工作來賺錢」，而且事實表明，這種行為不僅對這些黑人女性以及她們的家庭，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頗有裨益的。「身為母親的女性在外工作對家庭造成的不便之處，已經被她們多賺取的收入填補上了」，亞歷山大繼續寫道，在賺取薪水的過程中，女性獲得了對自身的認同，這個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個體家庭的範疇。「那些進入工業與製造業領域的女性們，越來越能享受到工作之外的閒適，這極大地提高了黑人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和她們的社會地位。」[8]
經濟方面的需求，不僅鼓勵女性外出工作，有時也促進人們重新思考關於女性的問題。早在19世紀90年代，威爾伯·費斯克·迪利特（Wilbur Fisk Tillett），一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衛理公會教派牧師，就曾寫道，南北戰爭前，「南方那些受人尊敬的女性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自力更生……高貴的女性是依賴於他人的，她們不靠自己立足於社會，這種觀念在南方人的思想意識裡根深蒂固，這不僅導致了勞動力的衰減，還打壓了女性的獨立意識」。然而，當戰爭結束後，由於物資稀缺，人們對於女性的心理預期又重新發生了變化。迪利特在1891年的報道稱，「現在……在南方，靠自己生活的女性才是真正受人尊崇的……經歷過經濟蕭條的戰爭時期，南方人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他們的女兒也許有一天需要依靠她自己生活，因此他們想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9] 。
革命的女兒們
20歲的梅根·裡奇是一名來自西肯塔基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的大三學生。她和她的家人都是美國南部浸信會的基督教徒，因此大部分的中學時光她都在家接受宗教教育。梅根的一些朋友現在已經結婚了，但是每當她考慮結婚這件事，她就會想，「天啊，我完全不敢想像自己現在就結婚或者生孩子」。梅根沒有男友，而且她父母（她的父親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她的母親是一名全職母親，負責在家裡照看當地的孩童）也都沒有催促她盡快結婚。事實上，她的父親跟她說過，讓她畢業之前不要考慮結婚。梅根的母親在結婚時還是個大二學生；為了搬去德克薩斯州，也就是她父親正在工作的地方，她從學校退了學，所有一直都沒有完成學業。「也許這就是我父親想讓我讀完大學的原因」梅根說道。
即使在那些社會和宗教觀念都相對保守的地區，女性如果能完成學業並且開創她們自己的事業，也能夠產生持續的經濟影響力，不僅如此，人們還會重新考慮婚姻和教育在人生中孰先孰後的問題。出於對學術的興趣，想要好好利用受教育的機會，以及為了學業和事業延緩談戀愛的打算，這些想法和願望都為女性將來的自我獨立打下了基礎：我為寫這本書所採訪過的每個大學生或者畢業生，她們幾乎都提到了上述的這些動力。
20歲的伊爾卡（Yllka）目前就讀於紐約市的一所公立大學，她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母親則是一名高中助教，2001年舉家從阿爾巴尼亞移民到了美國。作為直系家庭成員中第一個進入大學的人，學習金融專業的伊爾卡說她想在畢業後從事投資銀行業領域的工作。她父母希望她學習烹飪和保潔，並告訴她說「否則你會找不到丈夫的」，但是他們也同樣非常支持她完成學業和追求事業。現在的伊爾卡並不想結婚，也不想交男朋友。對於她和她的很多朋友來說，感情都「像是額外多加的課程或者其他組織之類的。我們並不想談戀愛。這負擔太重了。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很長時間去履行你的承諾」。伊爾卡把她學校的功課放在第一位，她說，是因為「我不想依賴於他人或者讓別人養活自己」。假如有一天她遇見了她的真命天子，她會去考慮結婚的。但是，她又強調說，「如果我真的決定走進婚姻，我也不想依賴對方，這樣雙方在感情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是平等的」。
伊爾卡的這種想法與密歇根大學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這名社會學家曾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女性們更傾向談一些小打小鬧的戀愛，而不是選擇去建立真正浪漫的愛情關係，用記者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她們覺得感情生活需要她們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還有可能阻礙她們對人生目標的追求」。
2012年，當23歲的凱特琳·吉格漢（Caitlin Geaghan）從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畢業時，她與男友分手了，因為經過六年的戀愛，吉格漢深知他們的下一步就是領結婚證，而她並不想結婚。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室內裝潢設計師，還想要出去旅行。「如果我還繼續和他在一起，」她說，「我可能就會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了。」凱特琳告訴我，她很愛她的男友，她的男友因為分手整個人幾乎垮掉了。但是她仍然不後悔她的決定。吉格漢現在居住在華盛頓，在一家小的室內設計公司上班，她說平時的工作很累很忙，但這正是她所期望的。她享受讀書，享受獨處的時光。為了考取私人飛機的駕照，她還在學習飛行課程。她希望可以去倫敦，或是歐洲的其他什麼地方轉轉，也許還可以在那裡開一家她自己的小設計公司。「至於我的個人感情問題，」她說，「我還沒有任何打算。我並不覺得自己一定要在多少歲之前結婚。我也不希望這個年限很快到來。」
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則有著很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想為海德修正案[2] 的廢除努力工作，為更多女性提供更多元化的墮胎選擇。事實上，她想把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貢獻給這些理想。「我並不想和伴侶鬧得不愉快，而且我還跟他說，『嘿，我知道我應該和你在一起，但我還有些其他事情要做。』我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現在來說，這意味著我會把工作放在首位。」特庫斯說，「我的事業是我最好的伴侶」。她那些談了戀愛的朋友們，「晚上和她們的愛人一起睡覺，而我晚上和《藥物與手術流產的臨床指南》（A Clinician』s Guide to Medical and Surgical Abortion）一同安眠。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想要在經濟上擺脫對男性的依賴，是促使年輕女性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幸運的話，女性能在她們的學習生涯和職業生涯中獲取相同的動力：激情、目標、回報與認同。對女性而言，追求教育和職業上的人生理想，不僅與金錢有關，還激起了女性對生命的無限熱愛。
19世紀的單身醫生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曾寫道，「工作是多麼美妙——它是有靈魂的！我想像不出還有其他的東西，能像工作這樣提供給女性所需之物。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女性都得做出讓步，犧牲一些自己的東西……然而，真正的工作意味著徹底的自由，是自我的完全滿足」[10] 。
科妮莉亞·漢考克（Cornelia Hancock）用親身經歷回應了這種「滿足」。她成長於新澤西州一個貴格會教徒的家庭，從小她便被教育說，她生來就是要嫁為人婦。1863年，也就是她23歲的時候，她去葛底斯堡當了一名志願者護工，那裡因為戰爭而血流成河，屍身糜爛，她晚上就睡在露天的簡易床上。「我感覺我以前的人生像是虛幻的，」她在家書中寫道，「我覺得我重生了……我像一名軍人一樣昂首闊步地走路，感覺到生命充滿了力量，這是我在家從未體驗過的……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我就是覺得自己生氣勃勃。」漢考克後來在南卡羅來納州為那些解放了的奴隸們開了一間學校，同時她還創立了費城兒童救援會。她終身未婚。[11]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興起後的幾十年間，大量中產階級女性深受鼓舞，她們勇敢離家賺取薪酬、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蜂擁至學校和其他工作場所。2010年，女性已經成了全國就業市場的主力軍，其中51%的管理層職位由女性擔任。美國範圍內，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醫生和45%的律師為女性。[12] 如今，高中畢業的女性已經比高中畢業的男性更為常見了，獲取醫學和法律學位的女性人數與男性大體持平，取得碩士學位的女性人數已經超過了男性。擁有學士和碩士兩種學位的、擁有法律和醫學專業學位的，以及被授予博士學位的女性占比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13]
但是女性對學業的這種巨大熱情，並不只是發生在千禧年的偶然現象。創建於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到1902年時，女學生的數量就已經超過了男學生，獲取優秀畢業生稱號的女學生更是遠遠多於男學生。由於擔心被當作是女子學校，芝加哥大學曾實行過一段時間的性別隔離政策。[14] 同樣的壓力也落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頭上，斯坦福大學成立於19世紀90年代，然而女性申請者的數量實在太多，導致學校的捐贈者簡·斯坦福（Jane Stanford）劃定女學生數量的上限為五百人，以免讓學校被人認為是「女子學院」。到了1900年，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艾奧瓦州、堪薩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蘇里州、內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華盛頓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學女性人數都已經超過男性人數。[15]
那時，學術的大門朝女性敞開，它狠狠地諷刺了人們對於女性婚姻身份的心理預期。
在瓦薩學院首屆二十四個畢業班級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女畢業生已經結婚。[16] 到了19世紀70年代，瓦薩學院中每五個女畢業生中，只有兩人在24歲之前結了婚。1889年至1908年期間，布林茅爾學院53%的女畢業生都是單身，同一時期，密歇根大學的女畢業生中單身的比例是47%。[17] 根據貝琪·伊瑟列的統計數據，19世紀70年代，[18] 整個女性群體的結婚率是90%，而其中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的結婚率已經跌到了60%。[19] 對於那些在法律、科學、醫藥專業和學術上追求更高學位的女性群體，她們的結婚率相比之下就更低了。在1890年，超過一半的女性醫生都是單身，而那些在1877年至1924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們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徘徊於婚姻大門外。
我們很難判斷，到底是這些有著學術學位和工作機會的女性不再符合男性心中那溫順的傳統妻子形象，還是教育拓展了女學生們的希望與理想，或許還提升了她們對愛情的標準；亦或是說大學生活與事業生涯，為那些本來就在猶豫是否要早婚的女性們，提供了逃離婚姻的美好理由。可以確定的是，現實情況肯定受上述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
但是，就算出於第一種原因，也就是大眾新聞媒體——它們總是伺機懲戒心懷大志的女性們——最鍾愛的那種觀點，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迫切想要進入學校學習。這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婚姻已不再是衡量女性自身價值的唯一標準。
嫁給工作
我們經常用一個短語來形容某類特定的職業男性：他「娶了他的工作」。這個短語稍稍帶一些評判的意味：即這個男人很忠誠，很勤奮，是一個工作狂。漸漸地，這個短語，或者說它所傳達的意思，開始用在女性的身上，但是從來不會帶有感情色彩。
已婚媽媽埃莉諾·米爾斯（Eleanor Mills）曾在2010年寫過一本書，名叫《倫敦時代》（The Times of London），其中她是這樣描寫她那些追求事業的未婚朋友們的：「當她們望向貧瘠的未來……這些有著光鮮工作、多次使用護照、過著燈紅酒綠的社交生活的單身女人們，是多麼希望曾經的自己能夠分點精力給更平凡的生活，她們後悔自己沒有組建家庭。」米爾斯還寫道，許多心懷大志的夥伴們都意識到「太晚了……沒有工作會回報給你愛」，而且她還非常毒舌地添了上了一句，「看看墳墓，裡面全都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
先不說墳墓裡面還躺著那麼多的妻子和母親，米爾斯還說錯了一點：那就是工作非常有可能會回報給你愛。它會給你物質支撐，賦予你堅持的力量，振奮你的精神，活躍你的思維，就像一段最美好的愛情所能提供給你的那樣；而且相比於一個不怎麼樣的情侶，工作也許更能幫助到你，在工作中，還能找到承諾、依戀、化學反應和心靈溝通。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都承認，工作對她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她們能感受到事業理想的熱情以及成功時的激動心情。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年代，這樣的情形都已經屢見不鮮了，比如，2009年上映的電影《朱莉與朱莉婭》（Julie&Julia）就是一曲歌頌事業熱情的讚歌。它講述了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廚師朱莉婭·柴爾德和生活在21世紀的紐約博客寫手朱莉·鮑威爾兩個人的故事，這兩位女性的相似之處在於，她們渴望愛情，但更嚮往自己在意的工作，而且她們非常想要獲得他人的認可，想要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豐厚的薪酬。這部電影是寫給女性事業心的一封情書。
在2013年的《紐約客》雜誌網站上，薩沙·魏斯（Sasha Weiss）曾發表過一篇有關克裡斯汀·韋格（Kreisten Wiig）告別《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舞台的故事。克裡斯汀·韋格是名喜劇演員，她在《週六夜現場》節目裡當情景喜劇的臨時演員已有七年之久。由於擔任了電影《最爆伴娘團》的編劇和主演，突然爆紅的她決定離開《週六夜現場》節目，轉而投身好萊塢。在最後一期的諷刺短劇中，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他曾開玩笑地說韋格是要離開去做尼姑——導演了一個高中畢業典禮的情景劇，在這出喜劇裡，只有韋格一個人真正畢業了。當她在台上領取她的畢業證書時，她丟掉了她的學士帽和學士服，展露出她那米白色的連衣裙；她開始跳舞，帶著淚水微笑著翩翩起舞，而其他演員也在滾石樂隊的一曲《她是一道彩虹》（She』s A Rainbow）中與她共舞。
「畢業典禮化身成了婚禮，」才思敏捷的魏斯寫道，「但是韋格此刻看起來卻非常滿足於和她的事業結婚，儘管她總是扮演一些對單身感到焦慮的女性形象。」無可辯駁，這是一個宣洩情感的、值得慶賀的時刻，就像魏斯所描述的「釋懷」了一樣，雖然「這對改變美國女性的薪資現狀——平均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時女性只能賺77美分——並不能起什麼作用」，但卻還是激動人心和光芒萬丈。「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奔放不羈的、勇於表現自己的、英氣雄發的女演員如此公然地慶賀她的事業成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魏斯寫道，尤其是看到為她唱情歌的男人是賈格爾時，「這位代表男性性自由的人物，似乎再也沒有貶低韋格的意思了，而是把她視作一個平等的同輩」[20] 。
但這個美好的場景，也並非充滿了百分之百的歡樂：在韋格的臉上，離開這個舞台的心碎與憂傷表露無遺，同時她還給我們留下了意味深長的一瞥，似乎在告訴我們，能夠去一個固定的地點上班、和同事們一起合作、在工作中尋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在我剛開始步入記者行業的時候，我學會了寫作的技巧，也深受一些前輩的指導，但是我賺的錢不多，工作表現也並不出彩，於是我決定離開這份工作，以期謀求一個更高的職位。辭職後，我給自己放了一個星期的假。而讓我感到驚訝和惶恐的是，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坐在公寓的扶手椅上，默默哭泣。我沒有被工作拋棄；相反，是我拋棄了工作。然而，我卻難過得哭了出來，我想念我辦公室的椅子，想念我雜亂不堪的書桌，想念我那些同事們，他們現在肯定正在吃午飯並且愉快地聊天，然而我卻再也無法加入其中。我哭，是因為我無法在那漂亮的粉色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了，不僅僅是那個星期……是永遠地看不到了。
我的下一份工作的確讓我稱心如意。然而，在很多年後，我原來工作的那家舊報社搬離了原先的大樓，這讓我回想起我年輕時在那裡做記者的歲月，於是我晚上經常會做一連串關於這座舊大樓的夢，然後在早晨渾身打顫、滿含悲傷地醒來。我放任自己宿醉了一晚，隨著醉後的混沌，那種第一次與工作產生的親密感情，永遠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
1861年，迫於南北戰爭，薩利·霍莉（Sallie Holley）不得不停止了反農奴制的學術運動。後來霍莉生病臥床，用在她身上的水療法還使她肺部麻痺。護士克拉拉·巴頓在結束了她在內戰中的工作後，不僅失聲，還深受疾病的困擾。但後來，在普法戰爭期間，她又重新回到戰場工作，然而當戰爭在1872年結束的時候，她又失去了視力。再後來，她與丹維爾·薩尼特瑞（Danville Sanitarium）結為夫妻，就這樣過了十年。直到她開始組建美國紅十字會時，她的健康狀況才開始逐漸好轉。[21]
從波士頓搬回紐約後，我的朋友薩拉重新開始工作，但是過了幾年後，她便辭去了那份勞時費力的工作。她說：「辭職很痛苦，因為我非常熱愛而且很在意它。但這就像是一段走到盡頭的感情，我必須承認，是時候該向前邁進了……但是，天啊，很久一段時間我都在為它傷心」。薩拉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從31歲到36歲間的一段很有負重感的戀愛」，但是她又停頓了一下，事實上，她想到了在那些年裡，她曾與一個男人談過的一場戀愛，那個男人很風趣，也很體貼，但最終證明他不太可靠。「這說來也許很可笑，當我選擇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正在為這個工作拼了命似的辛苦賣力，而且我還對這份工作懷有極大熱忱，」她鼓起勇氣繼續說，「工作是她的熱情所在。」而她那個（幽默但是不適合她的）情侶是排在第二位的。
2005年，布蘭迪斯大學的前教授，同時也是律師的琳達·赫什曼（Linda Hirshman）在《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她強調說，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為要照顧孩子而離開了工作崗位，也因此開始依賴她們的丈夫。「錢，」赫什曼寫道，「通常伴隨著權力而來，還會讓有錢的人變得更有權，在家庭裡也是一樣。」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裡做的那些「重複的、遠離社會的體力勞動……阻礙了人類走向繁榮，而家庭之外的市場經濟和政府機構，相比之下則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
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紐約時報》上對赫什曼的觀點進行了回應。他寫道，「如果赫什曼認為那些高薪的職位可以幫助人類走向繁榮的話，那我很願意邀請她花一天的時間來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夥人」。（很顯然，布魯克斯並沒有意識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數十年，同時她還曾兩次在高級法院的法庭上與對方律師進行辯論。）布魯克斯還說，雖然「家庭生活也許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嚮往的那種殘酷的、強勢的權力……但它依然能夠產生無與倫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興趣本來就偏向於那些國家大事和抽像的條文法規，女性則對人與人的關係更感興趣……她們的權力在廚房裡」。布魯克斯口中「權力」這個字眼，不僅迫使無數母親和祖母都依賴她們的丈夫，而且還剝奪了她們相關的經驗與技能，讓她們無法獨立生活。幾年以後，布魯克斯又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聲稱「通過結婚獲得的精神財富，和一年賺十多萬美元的感覺相當」。
說來有趣，當薩拉最終離開波士頓——也就是她本來很有可能結婚的地方——搬回紐約後，她開始重新把人生的重點放在事業上面，並且從工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極大熱忱。這個選擇，對她而言，不僅可以讓她每年收穫十幾萬美元的薪酬，還讓她獲得了心靈上的財富，她再也不用在一段不幸福的感情裡掙扎了。
她們的選擇
保守派言論家蘇珊娜·范可（Suzanne Venker）（反女權主義革命家菲麗斯·施拉夫利的侄女）曾在2013年福克斯新聞的一檔專欄寫過一篇名為《為什麼女性仍然需要丈夫》（「Why Women Still Need Husbands」）的文章，在文章裡她寫道，「經濟獨立的確是很偉大的一步，但是你卻不能讓你的工資條陪著你睡覺」[22] 。范可還爭辯道，只有丈夫才能讓女性擁有孩子，當她們生了孩子以後，「你是沒有辦法在既當妻子又當母親的情況下還全職工作，你無法均衡你的時間。但是如果你依靠丈夫，他一年都在做全職工作，你就可以平衡你的時間了」。為什麼不呢？范可奇怪地說，「就讓丈夫們去掙錢養家，這樣女性就能安排她們一直都渴望的生活了」。
社會上的保守派，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支持男性主導的權力范示，但是這種觀點一直以來都遭受威脅，因為女性們很有可能會在事業中實現自身的滿足。而且女性潛在的高薪酬還會加大這種可能性，到時候男性也許會被擠出權力中心而成為配角，在女性的生活中，那些以前被男性所佔據的部分，已經全部用在工作掙錢上了。
這個威脅毋庸置疑。但是范可和她的同行者們仍然錯誤地認為，傳統的男女婚姻對於那些事業心重的女性來說還是具有吸引力的。事實上，如果讓女性在過了時的婚姻依賴關係與一份滿意的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大多數女性會選擇工作。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曾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千禧一代中，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把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23]
談到在工作崗位上當個單身者的好處，弗朗西絲·基斯林說：「工作讓我收穫了一些特別的東西。我並不需要去思考我的行為會對丈夫和孩子有什麼影響」。她的職業——促進社會改革以及推動社會運動——會引起一些特殊的混亂與麻煩。「如果我被捕了，誰在乎呢？」
霍莉·克拉克（Holly Clark）是一名26歲的電視新聞攝影師，她的母親為了撫養孩子們成人，奉獻了她的一生。「我不願意像我母親一樣，」克拉克說，「她放棄了她的人生，只為了撫養我哥哥和我長大。我不會這樣做的。永遠不會。」霍莉說她的母親從開始在家當全職媽媽以後，經濟上就一直依賴霍莉的父親，這把她自己鎖進了婚姻的牢籠裡。霍莉認為婚姻和事業都是需要奉獻一生的大事，就拿現在來說，她會優先選擇工作。「當戀愛阻礙我的事業發展時，」她說，「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戀愛。要是你毀了我的工作，你就沒活路了。」因此，到現在她都是單身。「很有趣，」她說，「當人們為新的一年制定計劃的時候，我心裡只想要在新年那天滿懷希望地工作。當別人在想『零點的吻我要獻給誰呢』的時候，我在想，『零點的鏡頭要怎麼拍？』」霍莉承認，她對工作的忠誠嚇跑了許多求愛者。她說，因為「對很多男人來講，強大的女性並不是他們想要的」。
39歲的斯黛芬妮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想法。她來自亞特蘭大，是一名危地馬拉藝術品的進口商。她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像戀愛故事一樣」。她環遊世界各地，和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夥伴們一起參加藝術家協會，在自然災害過後參與救援工作，所有的一切，她都認為是在「推動世界的車輪向前行進」。斯黛芬妮的母親曾向她建議說：「親愛的，也許你不該告訴男人們你所做的一切，這可能會把他們嚇跑」。但同時，斯黛芬妮說，也有男性會因為她幹的這些事追求她。「我覺得有些男人，雖然他們支持女性變得強大、變得獨立，但他們並不想和這樣強大又獨立的女性結婚，」斯黛芬妮說，「我很多朋友都這麼說。男人支持我們的想法——成為強大、獨立的女性，周遊世界，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讓他們感到害怕。」
女性事業上的成功，總是會引起男性——最起碼是那些對高成就的女性感到恐慌的男性——不懷好意的關注。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告訴我：「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的黑人女性……不論我是不是真的持有一把手槍，是不是真的穿著一件帶錐子的胸罩，有些男性就是這樣看我的」。曾有報道稱，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在被委派擔任國家最高法院的職務之前，十分熱衷於與男人約會。她在接任工作後，還曾受到恐嚇：當時她正走向法院的工作台，一側的桌子突然炸裂，在她身邊燃燒起來。[24] 2005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男人是必需品嗎？》（Are Men Necessary），這裡面記述了一件在當時反響強烈的事。作者寫到她一個非常要好的閨蜜（聽起來非常像是《紐約時報》的書評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打電話來說，自從被授予了普利策獎，她再也沒有收到過約會的邀請。
但是，熱愛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出色而被別人讚美，這也是一種保護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種類型的（不是金錢方面的）依賴。因為如果女性真的把她們所有的希望、夢想和精力都拴在愛情上，她們需要的就不僅僅是經濟支持，她們還會需要來自伴侶的興趣、認同和娛樂。而學習、工作和金錢可以讓女性的生活變得充實，不論她們有沒有伴侶，不論她們的感情生活是否出現破裂。教育家安娜·朱莉婭·庫珀（Anna Julia Cooper）在19世紀的時候就看到了這一點，她當時是這樣描寫知識分子女性的，「她並沒有屈服於外界的思想，把性愛當成是給生活增添亮色的、給生命帶來活力的唯一一種情感」。
事實上，在你人生的某段時間，或終生與工作結婚，看似少了些浪漫憧憬，但它絕不是一種糟糕的命運，相反，你應該覺得非常幸運，因為你可以享受你的工作，享受通過工作而賺到的錢，享受工作賦予你的力量，還有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賺錢，花錢
2013年，當調查員米歇爾·施密特（Michelle Schmitt）為她的公司「Maneto Mapping&Analysis」收集數據時，她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數字，讓她很是震驚。她注意到，在費城的女性人口中，那些被劃分為中等收入（即收入在整個城市收入中值的60%到200%之間，換算成當時的金額是4.1萬美元到12.3萬美元之間）的女性群體，其中有48%的人都從未結過婚，這個比例高於70年代早期的40%。
施密特發現，不管是那些特別貧窮的女性，還是那些條件極為優越的女性，不婚或者晚婚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常見的行為模式了。通過她的分析，結果顯示，在70年代早期，高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是22%，然而到了2009年至2011年，這個數字已經一躍上升到了40%；同一時期，低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也從49%提高到了61%。她還發現，這種上漲，同樣也適用於那些收入處於中間水平的女性。「這些數據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無論她們的收入級別是怎樣的，單身已然成為各個女性群體的共同選擇，」施密特說。
對於那些在人生早年階段保持單身的女性來說，尤其是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她們單身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多賺錢。一項發表於2013年的，名為「結婚了嗎」（Knot Yet）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上過大學的女性群體裡，一直等到30多歲再結婚的女性比那些在20多歲就結婚了的女性，每年能多賺1.8萬美元。[25] 而在沒有大學文憑的女性中，拖到30多歲再結婚的人在工資水平上也有明顯的優勢，雖然她們平均每年只能多賺四千美元。
另外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證據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大衛·布魯克斯（還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紐約時報》的評論家羅斯·多賽特，她曾為女性「不再願意撫養子女」的趨勢扼腕歎息）這些人堅持認為女性的權力是在廚房裡。「結婚了嗎」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結婚的早晚與薪酬水平之間的關係與女性完全相反的。[26] 不論受過大學教育與否，男性結婚越早，掙的錢就越多。因此傳統的婚姻模式總是對男性有利，婚姻讓他們掌握了家庭中的經濟主導權，還讓女性依附於他們。
除此之外，男性賺得多，並不僅僅是結婚早的緣故，還因為他們在工作上能獲得更好的晉陞機會。
美國歷史學會曾在2010年做過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一個已婚的女性歷史學家要花7.8年才能獲得終身教職，相比之下，單身女性需花6.7年。男性則是完全反過來的：成為正教授，未婚男性要花6.4年，相比之下，已婚男性只要花5.9年。[27] 對於男性而言，婚姻（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在背後幫忙打理家庭瑣事）促進了他們的事業成功。而對於女性而言，沒有了婚姻和隨之而來的各種責任的阻礙，她們才能在事業路途上飛馳。
更讓人感到憤怒的是，生孩子這件事能夠提高男性的職業地位，但對於女性而言則是個扯後腿的事。社會學家米切爾·布迪格（Michelle Budig）以多對父母為樣本，對不同性別間的工資水平差異做了多年的研究，在分析了1979年至2006年間的數據之後，在2014年發佈了研究結果。據他觀察，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後，他們的工資平均上漲了六個百分點；與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她們的工資會下降4%。[28] 那些職位較高的女性——還有那些等事業基礎打好之後再結婚的晚婚女性——她們的工資與男性工資之間的差距明顯要小。但是在2014年，還有一項專門針對哈佛商學院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們大多躊躇滿志）做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那些高薪酬的、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嫁為人婦之後，她們也不能完全實現她們理想的職業目標或者預期的薪酬。因為這些女性，儘管她們受過比較好的教育，也有比較強的事業心，她們還是會先遷就丈夫的事業。在那些X一代[3] 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當然，其中還有3%的畢業生是出生於嬰兒潮時代的女性）中，只有7%的人說她們希望自己的事業可以優先於丈夫的事業。超過60%的男性說他們希望自己的事業是家庭的中心。另外，在X一代和嬰兒潮時代的男性中，86%的人表示照料孩子的工作基本由他們的妻子擔任。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比如，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崗位——不管是以員工還是以老闆的身份，她們都在慢慢地向領導層攀爬——是否極大地撼動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工作模式，她們的出現是否讓事業大門向更多的女性敞開，還是——像懷疑論者宣稱的那樣——僅僅只有那些衝破了困難、開闢出一方天地的獨立女性才能從中獲益。琳達·赫什曼在《步入工作》（Get to Work）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那麼世界上的很多職業——包括藝術領域、商業領域、法律領域——都將變得貧瘠不堪。
但是受這些職業女性影響的，並不只有她們的同事和客戶，還有她們的丈夫。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妻子沒有工作的男性對待女同事的態度可能會偏冷淡。[29]
事實上，女性越不工作，人們關於性別分工的觀點就越牢固，進而就更促使男性把他們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30] 個人選擇產生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個體或者家庭生活，波及整個大環境。
曾有一項研究的結果表明，2008年，城市中22歲至30歲之間、未婚無子的女性，其薪水比同等條件的男性高出8%。[31] 當然，這個數據的取樣範圍很小，裡面也有可疑的成分。其他一些調查也揭示了相似的結果：全國範圍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未婚無子的女性能賺96美分，幾乎與男性持平；而已婚媽媽們只能掙76美分。[32] 晚婚已經成為女性獲得金錢、力求與男性保持同等地位的一項策略。這些單身女性，她們通過工作創造真正的財富，這在歷史上是開天闢地的。當然，她們也在消費。
根據勞工統計局2012年發佈的數據，單身者們每年消費的金額超過了兩萬億美元。[33] 《今日美國》（USA Today）也在同一年報道稱，到2014年時，女性購買物品的總金額將到達十五萬億美元。[34]
2012年，美國國家廣播環球公司（NBC Universal）綜合媒體所發佈的《曲線型報告》顯示，單身無子而且獨居的、年齡超過27歲的女性，相較其他女性，在外出就餐、交付房租或者抵押貸款、家裝、娛樂消遣以及穿衣等方面的人均花費都要更高：年均食品消費為五百億美元，娛樂消費為二百二十億美元，汽車消費為一百八十億美元。[35]
這是一個全球範圍的現象。2013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中國單身者們約定俗成的光棍節，迅速地演變成了一場購物盛宴。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這一天的網絡銷售成交總金額高達57.5億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2012年美國「網購星期一」那天的總金額。
當然，我們無法獲知在所有的單身消費者裡，到底有多少女性，但是根據阿里巴巴的統計，在這一天的前十二個小時裡，就已經賣出了差不多兩百萬件胸罩。
1974年，《平等信用機會法》的實施，為那些有意願的借款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她們不再因為性別和婚姻狀況而遭受抵押放貸者的歧視。到了80年代早期，所有的購房者中，已經有10%的人是單身女性了。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比例幾乎在成倍增長，到了2006年，也就是次貸危機前夕，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已經高達22%，2014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大約16%。[36] 與此同時，未婚男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一直都很穩定，2014年的時候，他們大約佔據了市場的8%。[37] 單身女性為自己購房的現象也比單身男性更為常見。根據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發佈的數字，2010年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中值年齡是41歲，其收入中值為五萬美元。
單身女性正行使著前所未有的經濟權力，這在很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它影響了未來的婚姻制度，使那些已經掙了錢、可以養活自己的女性，不太可能再因為家庭而放棄工作；而夫妻之間也越來越多地採取財產分離的方式。[38] 受到影響的還有廣告商們，他們不斷給單身女性發送商品信息、推銷產品。因為在他們眼裡，單身女性不像已婚女性那樣把錢花在家庭的其他成員身上，她們會把錢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在從晚婚到積累財富的這條路上，還躺著一塊極為諷刺的絆腳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在她31歲那年，一共參加了八場婚禮。長途旅行、結婚禮物、新娘服裝、送禮會以及單身派對都花去了她不少錢。「可供我自己支配的工資收入，全都貢獻給了別人的婚禮，」她說，「我記得我有次對我的朋友們說，『當我的書出版以後，你們可以買我的書當作償還。』」到了她40歲的時候，她說，她的錢又要花在各種寶寶派對上了。
隨著女性薪水的增長和結婚年齡的延後，傳統的結婚典禮在婚慶業的帶動下，已經轉變成了一項女性買給自己的奢侈品。依靠那些有一定積蓄的晚婚情侶們的金錢投入，所謂的婚慶公司業務迅速膨脹起來，平均一場婚禮的開銷將近三萬美金（僅僅針對新婚夫婦和他們的家庭來說）。如果連這都不算鋪張浪費的話，那還真是荒誕可笑。單身女性為她們的朋友結婚所付的份子錢，也是她們許多人的噩夢。
作家多黛·斯圖爾特告訴我：「對於結婚典禮等各種慶祝活動的憤恨，是導致幾個單身的女性朋友友誼出現裂痕的原因；而這與她們的單身生活絕無關係」。多黛回憶起一件事情，在為她的朋友舉辦了一次單身旅行、又去參加了她的婚禮之後，她終於忍無可忍。「我退出，」她說，「不是從我們的友誼中退出，而是從她的送禮會中退出。我寧願把這些錢花在我自己身上。這些女性現在過上了有雙份收入的家庭生活，為什麼還要我給她們買禮物？怎麼就沒有單身女子的送禮會呢？」
事實上，單身女子派對也並不稀奇。一些高收入的單身女性通過舉辦40歲的生日派對——40歲，本應該是調整生物鐘、回歸正常作息的標誌，是人們常說的青春消亡的轉折點，是人們踏進中年（而不再是成年）的入口——來向她們過去的歲月致敬，並期待美好的未來。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我們舉辦結婚慶典的原因。
凱特·波利克——2015年出版的書《老姑娘》的作者——曾和一個（已婚的）閨蜜一同舉辦了一場奢華的40歲生日派對，她們倆都把這個派對形容為「柏拉圖式的女同性戀生日婚禮」。波利克曾在《世界時裝之苑》（Elle）上發表過一篇記述這場派對的文章，其中她寫道，「對我而言，這個派對真的就像我的婚禮一樣——這是我第一次完全因為我自己，邀請我的家人和朋友過來參加聚會，更不用說他們為參加我的派對而花的錢了……但是，他們不用再為新娘送禮會、單身告別派對、招待酒會、一天以後的早午餐、還有禮物破費。而且如果這場婚禮非常順利地進行了下去，而不是像近半數的婚禮那樣走向離異，那親朋好友們又將奉上額外的紅包。我可以向我的客人們做出這樣的承諾：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都會一直陪在他們身邊」。
高昂的代價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經濟實力的提升對於享有特權的女性來講，的確是個突破。但是縱觀歷史，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些女性過上的舒適生活，通常離不開其他女性付出的代價。
19世紀，工業化進程減輕了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的家務負擔，把她們從製造食品和紡織這些磨人活計裡解放了出來。而隨著「共和母親」這個概念（它認為，女性的義務在於養育出德行良好的子女，並且對丈夫保持道德忠誠）的盛行，又掀起了一場家庭生活熱潮，這使得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們都困守家中。人們普遍認為，女性最重要的道德責任與愛國責任，不是參與社會建設，而是保持家庭生活的穩定。[39] 這樣一來，富裕的女性不僅很少為她們那些貧窮的同伴分擔憂愁，相反，一直以來，她們還表達出對於貧窮者的責備之情，也許在她們看來，貧窮的女性們既沒有在家裡操持家務，也沒守護好家庭的神聖地位。
與此同時，新興的女性工作者群體，她們把中產階級家庭的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以便這些房子的女主人們騰出時間來更好地養育優秀的子女，並給予她們丈夫精神上的支持。歷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 Coontz）指出，如果沒有拖著乾淨的水桶，幫她們擦洗房子的女僕人，如果沒有工廠女工生產的家庭必需物，「中產階級的主婦們恐怕就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在精神上扶持』她們的家庭，也不會有空和她們的丈夫和孩子交流感情」[40] 。
20世紀中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戰爭的結束，擴大了中產階級白人群體的力量，這意味著，經濟拮据的工作人數正在逐漸減少，並且其中大多是有色人種。打掃房子、清潔灶台，這的確是家庭婦女的完美典範，但是實際上，成天在為她們擦洗灶台的，通常是那些非常貧窮的女性、移民者以及非裔，這些群體由於沒有經濟地位，只能幹這樣的工作。她們既不能清掃自己的房子，也不能給她們自己的家庭提供「精神支持」。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到來，的確解放了許多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讓她們不再囿於家庭的牢籠。當然，那些貧窮的有色人種女性，她們仍然做著收入低微的工作——比如保姆和女傭——而且她們的負擔比之前還要重，這些女性若想要與她們的丈夫享有同等的家庭地位，那可就是難上加難了。
如今，對於經濟富足的獨立女性而言，逐漸改善的（雖然速度很慢，但是確實有所改變）經濟環境讓她們比以前賺得更多，消費也更為自由了，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其他數百萬計的單身女性面臨的經濟窘況：她們為了低廉的工資辛勤勞作，日日夜夜奮鬥在商品的生產流水線上，為富人們提供各種服務。這些工薪階層和經濟拮据的女性，同樣也徘徊於婚姻之外，她們單身的比例甚至還要高於那些經濟寬裕的女性。談及未婚女性與金錢這個話題，能享受到經濟權力的女性還只是龐大複雜的女性群體中的冰山一角。
註釋
[1] Shonda, 意第續語，愚蠢的、不知廉恥的人。
[2] 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禁止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動用醫療資金為貧困婦女支付墮胎費用。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支持將其成為一項永久法律。
[3] X一代（Generation X），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庫普蘭德（Douglas Coupland）在《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描述這代人面臨美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所表現的搖擺不定的生活狀態。他們常被媒體形容為憤世嫉俗、滿腹牢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