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2001年,就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30歲的艾達·李從中國移居來美國,她發現在「911」之後,人們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尤其對移民來說:人們開始恐懼,多疑;她覺得沒有適合她的工作。艾達考慮回中國去,但是她在美國的那些朋友都勸她留下來,還說要幫她介紹對象,讓她有個依靠。

艾達並不想結婚,但她還是決定堅持下來,並繼續找工作。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魯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縫紉。一年之後,她又報名上了一家美甲學校。艾達回憶說,那幾年她「總是在忙,沒有多少時間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沒有時間上英語課,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艾達一周工作六天,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休息天還得去上美甲課,如果有衣服沒有做完,晚上還要在縫紉機前加班。想起自己掙的這一點錢,想到付房租的艱難,她說,「生活很辛苦」。

對於很多女性來說,工作掙錢更多是為了生存,根本談不上什麼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認同。而對於許多單身女性而言,能夠維持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了。工作是大多數美國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而是因為必須如此。

各種統計數據顯示,現在有大量的女性進入大學、職場和董事會,這些空前而重要的數據,都被巧妙地編進漢娜·羅森(Hanna Rosin)的《男性的終結》(The End of Men)、麗莎·芒迪(Liza Mundy)的《更昂貴的性》(The Richer Sex)等著作中——這兩本書稱女性在經濟領域和職業領域都在趕超男性。統計數據下面那一堆堆星號符揭示,雖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職業、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著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卻在一個充滿不平等和不利條件、充滿歧視和貧困的世界裡,勉強維持生活。

我們很有必要對(不同階層的、富裕的、貧困的、或在兩者之間的)單身女性所取得的進步做一番剖析。歷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機會被放在了一個相當低的標準。

舊模式

幾百年來,那些沒有結婚、經濟上沒有丈夫庇護的女性,最後還是要依賴男性的幫助,比如她們的父親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簡·奧斯丁來自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縛,後來就悔婚了。她一開始住在父母家裡,後來又住到哥哥家裡。她曾寫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單身女性極有可能淪為貧窮。」

「女性的工作(和她們的生活一樣)歷來都有這個特點,」歷史學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寫道,「即總是以滿足別人,尤其以滿足男人的需求為目標。」女性的職業機會雖然增加了,但很多是為由男性主持的家庭服務,如傭人;或是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書、速記員、售貨員。教師和護理這兩個歷來由女性主導的職業,倒是不需要向男性上司匯報,但同樣要求女性重複有服從意味的行為:去照顧兒童和服侍病人。一如她們長久以來被指派的「無償勞動」,那些女性表現優異的職位中,鮮有聽聞是報酬優厚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跟兩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改觀(現在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銀行賬戶,自己進行抵押貸款,婚內強姦也算違法!)但是男性在經濟上和職業領域的主導地位其實並沒有改變。在美國,男性依然站在金字塔的頂端。男性成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大學校長、科學家,以及備受讚譽的作家;他們主導著世界上最先進的領域和技術;他們是消防員、警察,是銀行家、醫生;目前為止,歷屆當選的總統和副總統全都是男性;他們還佔據著80%的國會席位。

平均來說,男性賺1美元,女性只能賺78美分,這一差距在有色人種女性中尤為明顯,十多年來這種狀況基本不曾改變。性別和種族歧視並沒有結束,反而更多了,而且對於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來說,她們賺到的錢更少了。根據金伯裡·克倫肖(KimberleCrenshaw)2014年的報告,[1] 以個人資產總值減去負債來看財富中位數,黑人單身女性為100美元,拉丁裔單身女性為120美元,相比之下,白人單身女性的財富中位數是41500美元,那麼白人夫婦呢?那更是高得驚人,達到了167500美元。[2]

2014年,女性在《財富》雜誌(Fortune)的最高首席執行官排名中僅佔4.8%。[3] 2012年,美國一千家最大公司中,只有二十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是女性(占4%)。《福布斯》(Forbes)稱,這一數字為歷史最高,而且其中的11位是在2011年至2012年間上任的。[4] 新聞學教授卡裡爾·裡弗斯(Caryl Rivers)在2010年寫道,「除了奧普拉·溫弗瑞,美國幾乎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男性,或男性的遺孀」。[5]

顯示30歲以下單身無子的城市女性的薪酬,比同年齡段的男性高8%的研究結果[6] 自是令人驚訝,但是如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 Coontz)指出的那樣,出現城市單身女性獲得成功的現象,有時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絕大多數是白人),傾向於聚集在有大量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低收入男性(通常為非白人)的城市。就像之前討論過的,城市裡有能讓受過教育、成功的單身女性過得優雅體面的服務業,包括餐館、外賣、洗衣店以及家居維護等。有了這些,單身女性就可以過上像是有主婦在家操勞的生活,然而這些工作通常由較為貧困的男女從事,他們多為移民,勞動報酬低得可憐。庫茨寫道,如果只比較相同教育背景的男女,那麼,「男性在各個領域都會比女性賺得更多」。她還提到2010年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顯示,「女性工商管理碩士的起薪比男性平均低4600美元,而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她們的職位和薪水被男性不斷趕超,即使她們一直沒有小孩」。[7]

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能夠和同樣上了大學、進入職場工作的男性齊頭並進。一些結構性的障礙:從帶薪家事假的缺失和男女工資差距,到人們對女性領導地位所持的,久纏不去的,被全面強化的負面印象,這些因素都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女性在收入、晉陞機會、社會地位和聲望方面落後於男性。然而媒體對於教育機會越來越多的報道,以及我們向年輕女性傳遞的她們有潛力獲得成就的信息,卻常常掩蓋了這些不平等現象。雖說傳達那樣的信息並無不妥,但那畢竟不是全部的情況。

某薪酬調查公司於2012年出示的一個報告顯示,20歲至30歲之間,男女工資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但到30歲之後,女性工資增速變緩,男性則保持不變。[8] 這是因為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這時候開始生育第一個孩子。但是康奈爾大學研究經濟學及勞動關係的教授弗朗辛·布勞(Francine Blau)卻對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男性依然更有可能在高薪領域工作,如商業與法律行業,這些行業能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然而女性依然更有可能在低薪領域工作,如護理業和教師職業,這些行業的薪資上限還是很低。

雖然在緊接著第二波女權運動之後的一段時期裡,有些職業的性別隔離[1] 發生了變化,如,女性從事電氣工程師的工作,但這種重新分排職業的趨勢又出現了倒退,那些歷來由女性從事的低薪職業,包括教育和社會工作,在1980年以後,實際上有更多的女性加入。[9]

隨著兒童看護、家庭護理等以女性主導的職業的增加,女性被給予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這些工作幾乎沒有保障,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女性在家庭護理行業中佔據了約90%的比例,這是全美國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工資中位數徘徊在每小時十美元左右。[10] 2014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里程碑式的帶薪病假法規(paid sick-day legislation)之後,從事家庭護理業的工作人員——其中絕大部分為(有色人種)女性——被排除在這項福利之外。

這類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對於未婚女性經濟狀況的穩定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成為社會科學家、政客和新聞工作者們熱烈討論的中心話題。

以結婚誓言為界的兩個階級

在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長篇專題報道《兩個階級,以「我願意」為界》(「Two Classes,Divided by『I Do』」)中,[11] 記者傑森·德帕爾(Jason DeParle)對比了密歇根州兩名白人女性的生活狀況。兩名女性都是一家日托機構的同事,有子女,薪水接近。其中傑西卡·施瑞爾(Jessica Schairer)要將一半工資花在房租上,依靠政府發放的食品券生活,她沒有能力給孩子報名參加課餘活動,也不敢在宮頸癌手術之後請假休息。另一位叫克麗絲·福克納(Chris Faulkner),她的家庭總收入相對較高,住房條件好,可以休假,可以給孩子報名參加游泳班和童子軍。

「造成兩人區別的最主要原因,」德帕爾認為,「是一個身高近七英尺(1米7)的男人凱文。」也就是說,上述那位生活更有保障的女性嫁給了一個善良顧家、有職業的男人。在德帕爾看來,唯一能夠幫助施瑞爾自己和孩子改善生活的,是丈夫。

但是,還有一種東西可以幫助改善她的境遇,那就是錢。薪水,以及強制規定帶薪病假的聯邦政府政策。儘管施瑞爾是這家日托機構的管理人員,但她的報酬只有每小時12.35美元,與她職位相當的同事還比她略高一些。在做完宮頸癌手術之後,她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休息六周,只休息了一個星期就回去工作了,她告訴德帕爾的原因是,「我不能六個星期沒有收入」。

提高薪水可以幫助施瑞爾過得更好,保障性的帶薪休假也可以幫助她過得更好。

缺乏應有的收入保障和社會政策——對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是男女經濟全方面不平等的徵兆。社會福利專家肖恩·福萊姆斯泰德(Shawn Fremstad)對德帕爾的報道作出以下回應:「為什麼給照顧別人孩子、照顧老人和殘疾人,以女性為主的工作人員,支付如此少的工資?為什麼不為護理人員提供帶薪病傷假等基本的僱員福利?」即使是福克納,故事中經濟較寬裕的那名女子,她並沒有比施瑞爾多賺多少,她的生活相對優裕其實也只是因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一名程序員,有和她差不多的大學學歷和人口統計學的專業背景,收入大大超過他的妻子。福萊姆斯泰德因此問:「為什麼程序員能夠比他那當日托機構經理的妻子多賺兩倍不止?」福克納手頭寬裕的原因不光是她結了婚,她的結婚對像還是一位與他背景相似但工資卻更高的人,而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是男性從事的領域,因而薪水也更高。

工資滯漲,收入不平等,失業,以及不提倡女性賺錢養家的社會政策,這些問題被長期以來提倡婚配的社會政治呼求掩蓋了起來。我們的政治領袖,我們的牧師,總是反覆地告訴我們,婚姻會解決一切問題。

也許是因為這個官方認可的、令人愉快的解決辦法——去個教堂什麼的——相比於當下低迷的經濟形勢和日益擴大的經濟分化,是個更輕鬆的話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的十年裡,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從61000美元下降到了60500美元,[12] 甚至來自特權階層的孩子大學畢業時也負債纍纍。就業市場極其蕭條。到2012年,有250萬沒有工作的成年人還和父母居住在一起。[13]

這是現在數量空前的、想要在經濟上立足的未婚女性所面臨的經濟狀況。儘管婚姻不一定是解決的辦法,但是獨立生活的確要面臨更多的挑戰,因為當今的社會依然是為已婚人士設計的。單身女性比以前有更多的支出,不管是吃住方面的必需品,還是有線電視和度假之類的奢侈品,她們還要自己負擔交通費用,更無法享受為已婚夫婦提供的減稅優惠和保險福利。社會學家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反覆強調,我們國家有太多偏向已婚人士的法律了。

根據《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裡斯蒂娜·坎貝爾(Christina Campbell)和麗薩·阿諾德(Lisa Arnold)的說法,「婚姻的特權幾乎遍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們發現,單身人士在健康、生活、住房,以及汽車保險這些方面都要花費更多,並且聲稱「房東以婚姻狀況為由歧視潛在客戶並不犯法」。在收入所得稅政策、社會保障、醫療保健以及住房成本方面,坎貝爾和阿諾德發現,「單身人士在上述的每一項上都會比已婚人士花費更多,或者說是損失更多」。兩位作者承認,在她們做這項研究的期間,「我們倆都想趕快找個老公」。[14]

雖然單身女性自購住房的比例高於單身男性,但如果與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比例遠遠落後於已婚夫婦。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 Report),單身人士的「收入水平……資產水平……(以及)住房擁有率,相比於其他家庭結構,是最低的」。[15]

專門從事住房不平等問題研究的法學教授安妮塔·希爾認為,住房成本是未婚女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我們可以決定不結婚,」希爾說,「但是我們得想清楚如何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男人賺1美元,我們只能賺80美分。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需要把自己收入的一半花費在住房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經濟方面的因素,希爾說,會把女性推向「不那麼獨立的關係」。

做母親的代價

即使是富裕人口,單身職業女性的經濟優勢也會在她們有了孩子之後化為烏有,不管她們是單獨要孩子還是和伴侶一起,因為她們要被迫請假脫離工作,分散注意力,這對體力和情感來說都是挑戰,而社會仍然不會對男性提出育兒的要求。

懷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沒有孩子的人更難換工作,更難找到工作。社會學家謝莉·科雷爾(Shelley Correll)曾做過一項研究,她編造了一些簡歷去應聘高職位的工作,如果簡歷中包含求職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復的可能性就只有50%。[16] 科雷爾發現,如果經歷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無孩子的同輩,每多一個孩子,每小時就會少賺約5%。社會學家喬亞·米斯拉(Joya Misra)更是認為,當下,母親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別本身,更能預測收入不平等的情況。[17]

生育孩子對經濟狀況的影響,當然是未婚母親最有體會。在以單身女性為主的家庭中,有高達42%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3年,一項由皮尤研究中心得到的數據廣泛流傳開來,其被視作女性取得顯著進步的一項證據:有將近40%的母親是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其中只有37%的女性比自己的丈夫賺得多,她們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都在80000美元左右,其餘的63%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只有23000美元的單身母親。[18]

在2013年的美國,第一胎是未婚生育的比例是48%,其中未完成高中學業的女性占83%。[19] 30歲之前生育第一個孩子的美國女性約有60%是未婚生育,[20] 而在所有新生兒中,其母親未婚的占41%,是1970年的四倍。[21]

貧窮和單身母親在公眾的印象中歷來是帶有種族標籤的,一部分是因為莫尼漢時代對哪些美國人未婚生育所持有的偏見,還有一部分原因在於裡根時代裡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之流一直對所謂的福利女皇,即靠揩政府的油過日子的黑人母親作種族上的醜化,桑托勒姆甚至在2012年的競選遊說活動中說:「我不想拿別人的錢來改善黑人的生活」。美國長期以來的種族歧視,使非裔美國人世代被隔絕在經濟保障(包括受工會保護的工作、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住房等)之外,黑人繼而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貧窮。

然而,過去四十年裡美國經濟的分裂,使貧窮的形式,以及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變得多樣化,其中未婚母親現象最為常見。2000年,白人單親家庭的比例約為22%,相當於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發佈報告時的黑人單親家庭的比例。[22]

女權組織「法律動量」(Legal Momentum)的高級律師、女性及濟貧計劃的項目主管蒂姆·凱西(Tim Casey)這樣說,「有些人認為所有的單身母親都是黑人,這是不對的」。凱西指出,儘管黑人女性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高於西班牙裔女性,西班牙裔女性又高於白人女性,「但在所有的種族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都很高。事實上,高收入國家的單身母親比例都在增長,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為了寫成於2005年出版的有關貧困單身母親的《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 I Can Keep)一書,社會學家凱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 Kefalas)花了多年的時間對費城和新澤西州的八個低收入城市街區進行跟蹤研究,抽樣調查的對象包括波多黎各人、白人以及非裔美國人。在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次講座上,埃丁說這些不同群組之間只有很小的區別:家庭暴力在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最多(部分是因為被調查的非裔美國人更少住在一起);黑人男性的收監比例最高,這從美國司法統計局的預測來看並不奇怪,因為根據該預測,在世紀之交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將會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候被監禁;婚姻出軌的幾率在各個群組中基本相同。總的來說,埃丁說她和凱菲拉斯「對種族之間只有這麼小的差異感到非常驚訝」。[23]

一些社會保守派,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包括《貝爾曲線》(The Bell Curve)和2012年出版的有關階級分化的《分離:白種人的美國(1960——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的作者查爾斯·莫裡(Charles Murray)都認為,近四十年來,人們對婚姻的反感,就像傳染病一樣,從黑人擴散到了白人中間。經濟學家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即2015年出版的《自由一代:無婚姻的性與生育》(Generation Unbound:Drifting into Sex and Parenthood without Marriage)一書的作者認為,「我們所看到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經從窮人,尤其是黑人窮人群體,擴散到了整個社會中。這對兒童和社會的影響絕對是負面的」。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尤其是前半句。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先是因為經濟需求要掙錢餬口,再是為了單獨上街,為了穿更短更輕薄的衣服——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選擇不結婚和未婚生育,因為婚姻不再是她們最有經濟效益的選項了。

美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優越的白人種族與黑人之間的交互影響,那些通常為貧窮黑人擁有的行為習慣,如果出現在白人身上,就引起不一樣的關注。當時髦的白人女郎跟著黑人爵士樂的節奏舞動時,她們就是促成文化遷移的反叛者。60年代中期,當白人女性衝破家庭的牢籠,再次進入職場,和一直在那裡辛苦勞作的貧窮黑人女性並肩作戰時,貝蒂·弗裡丹響應薩迪·亞歷山大(Sadie Alexander)的觀點,當工作不僅有益於女性自己更有益於她們的家庭時,我們就迎來了第二波女權運動。歷來都是白人女性的模仿行為,而不是原初由貧窮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發起的文化遷移行為,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些行為有時被認為是女性的解放。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想必是,相比無權,有權總是受到更嚴密的巡視:當財富和地位受到威脅時,誰可以接觸和轉移它們(白人男性),誰又要被禁止在外(女性和有色人種),這個界線是非常牢固的。婚姻歷來都是男性維護、再造和傳遞權力、繼續掌握控制權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些沒有多少資源需要保護,沒有多少權力受到威脅的人,自然也就沒有那麼警惕。當然,對於艱難求生的人來說,那更是奮鬥的動力,即便這意味著要發明新的家庭模式和伴侶模式。只有在更有特權的人們發現這些新的、意味著更多自由的行為方式可能會影響權力結構的時候,人們才會給予不一樣的關注。

「現在,白人中的非婚生育率在全國範圍來說也是非常高的,」反女權鬥士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2012年這樣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主持人米歇爾·馬丁(Michel Martin)。施拉夫利和莫裡等人一樣,也將單親家庭數量的增加歸咎於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計劃,她認為女性會拿政府來取代丈夫(她沒有提到的是,在結婚率驟降的那幾年,這些救助計劃是被大幅削減的)。「林登·約翰遜[2] 創建這種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時,」施拉夫利說,「他們只把錢發給女人,所以就沒有男人的事了」。這種情況非常糟糕,她總結說:「我們知道大部分的社會問題都來自於以母親為主的家庭」。[24]

基於這最後一點,經濟上的不利地位、女性更大程度的獨立和越來越多樣的家庭結構模式,這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引出了兩則帶有誤導性的信息。第一則是早婚模式的消失會造成更大的貧困。「婚姻數量減少意味著收入減少,貧困增加。」這是索希爾在接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採訪時所說的。她說得沒錯,但條件是設想中的那個伴侶能帶來更多的收入或在家務上給予支持,而不是讓女人增加開支,要求女人花更多的時間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第二個也是更有欺騙性的一個觀點是,在美國,那些選擇單身或不得已而單身的未婚母親是貧困的創造者和永久維續者,她們的家庭經濟狀況是她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她們所在的這個受人操縱的經濟制度造成的。現在社會各界都在呼籲,貧困問題不要通過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而要通過提倡結婚,甚至早婚來解決,這其中包含的就是這種觀點。

小布什政府的新聞發言人阿里·弗萊捨(Ari Fleischer)在2014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題為《如何對付收入不平等:結婚》(「How to Fight Income Inequality:Get Married」)的專欄文章[25] 中寫道,對付收入不平等的辦法不是加大政府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更好、更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是,讓貧困人群意識到他們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就是,上學,結婚,生小孩,並依次進行」。2012年,羅伯特·雷克特(Robert Rector)為保守派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寫過這樣的話,說婚姻是「美國最有力的反貧困武器」。羅伯特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m Legislation)的設計者之一,該法案抬高了獲取社會福利的門檻,縮短了政府救助的時間。

這種說法很不靠譜,因為其他發達國家的單身母親貧困率遠遠低於美國,而且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是全國性的,包括生活在已婚家庭中的兒童在內。來自「人民」組織(Demos)的馬特·布魯尼格(Matt Bruenig)在2014年寫道,「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不是因為單身母親太多。在貧困率最低的那些國家,它們即使有和美國相同比例的單身母親也沒問題……因為我們自己的問題,每五名兒童中就有一名以上的兒童身處貧困之中」。[26]

即便事實如此,也無法阻止立法者把婚姻作為解決貧困的辦法。他們把關注的焦點、資金投入到提倡婚姻,而不是社會救助上。

雷克特認為結婚率下降提高了貧困率和福利依賴程度,因此他在為傳統基金會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政府)應該毫不含糊地說明婚姻的作用」。他還表達了他的不滿,「在現有的政策之下……婚姻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否定」。但是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近幾十年裡政府並沒有忽視婚姻。[27] 2013年雷克特還和保守黨的立法者們一起(其中有愛荷華州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堪薩斯州州長薩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裡克·桑托勒姆),推動布什政府實施總計三億美元的健康婚姻倡議(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這項國家項目將福利計劃中的資金分流,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婚姻教育,鼓勵他們結婚。

在布什政府期間,這一計劃得到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有「婚姻沙皇」之稱的韋德·霍恩(Wade Horn)的大力推進。霍恩是一名心理學家,根據瓊斯修女的說法,他曾作為全美父權計劃(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的會長,支持南方浸禮會提倡的觀點:「妻子要謙和地服從丈夫的領導」,「成為他管理家庭、養育下一代的助手」。[28] 霍恩還引用聖經的話進行了解釋,「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堂會的頭」。

健康婚姻倡議最初主要通過宗教機構推進,向低收入群體提供婚姻討論會和課程。2010年奧巴馬政府重新推行這個計劃,但是新的健康婚姻倡議,將重點從以信仰為基礎的干預和對基於宗教的妻子須順從丈夫這一觀念的強化,轉向在提供婚姻指導的同時推動就業。

儘管如此,健康婚姻倡議對結婚率或離婚率的影響還是微乎其微,結婚率繼續下降,離婚率在最近兩屆總統的任期內基本保持穩定,到目前為止,這兩屆政府在這項倡議中的支出已經超過八億美元。[29]

唯一有跡象表明可促進結婚率上升、延長婚姻壽命的公共政策,與倡導婚姻無關:它給人們在婚前提供更好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促進婚姻。其中便有1994年至1998年間,擴大的社會福利,當時明尼蘇達州家庭投資計劃允許人們在找到工作之後仍能夠領取福利金,而不是將其中斷。[30] 有了額外的經濟保障,該州黑人女性的離婚率下降了70%。[31]

幾乎與此同時,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開始實行新希望計劃(New Hope Project),這個反貧困項目,為薪水低於聯邦貧困線150%的全職工作者提供收入補貼,為失業者提供社區服務工作,對醫療保險和兒童保育給予補貼。[32] 研究人員在一項關於結婚率的研究中發現,有21%從未結過婚的女性,在參加新希望計劃五年後結婚了;而在沒有參加此計劃的未婚女性中,這一比例只有12%。[33] 參與者的收入也提高了,焦慮更是緩解了。

顯然,由政府來解決貧困問題,這對於想要結婚的人來說結婚是變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計劃是為了強迫尚無條件締結穩定婚姻的人去結婚,這樣的計劃就收效甚微了。政客們如果擔憂結婚率下降,那麼他們就應該提高福利,就是這麼簡單。要是擔憂貧困率呢?還是提高福利。當「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被問到為解決貧困單身母親的需求,政府需要採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麼時,他說,「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三步:還是改革福利制度」。

但是21世紀初,國會對提高福利並無多大興趣,反而減少了食品救濟券的發放量,對單身母親養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影響。2014年,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建議向未婚的單身母親設置福利上限,他在一次午餐會上說道,「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就是貧困和不貧困之間的一道分水嶺」。[34] 但保羅沒有承認的是,在他所在的州,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未婚父母數量要少於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父母。[35]

2013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州參議員們提出了一個議案,要求夫妻在離婚之前提請一個兩年的等待期。[36] 2012年,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參議員格倫·格羅澤曼(Glenn Grothman)試圖通過一項議案,把單身現象列為導致虐童事件頻發的一個因素。幸運的是,這些立法嘗試並沒有成功,但是卻說明,如果既有對單身女性的惡意,又有政策造成的階級鴻溝,使貧困的單身母親成為攻擊對象,那將是多麼的危險。

諷刺的是,正如《場記板》雜誌(Slate)的阿曼達·馬科特(Amanda Marcotte)說的那樣,最讓保守派們惱火和感受到威脅是有能力的單身女性——那些有地位的成功女性,既能賺錢,又有影響力,享受著全國性的知名度和極大的話語權,如安妮塔·希爾,墨菲·布朗,桑德拉·弗盧克,莉娜·杜漢姆。他們卻無計可施,無法阻擋這些優秀女性崛起的力量,儘管他們有的是辦法去欺壓貧困群體。共和黨人士也許無法逼著那些危險的有錢女人「回到廚房」,馬科特寫道,「但他們可以為難隔壁打著兩份工的那個單身母親,讓她的日子更加難過」。[37]

秩序/混亂的轉變

一個與反墮胎保守組織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有密切聯繫的阿肯色州組織家庭議會(Family Council)建議說,「依次分四步走可以降低家庭陷入貧窮的概率:1.完成高中學業;2.結婚;3.結婚後生小孩(必須在結婚後);4.不要離婚。按這個順序去做,你和你的孩子陷入貧困的幾率就會降低82%」。2013年,《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的專欄作者蘇珊·賴默爾(Susan Reimer)在一篇關於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和坎耶·維斯特(Kanye West)這對「多金情侶」做出未婚生育決定的專欄文章中寫道,「在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人們也這麼教育自己的孩子:通往成功的路上要有教育、工作、婚姻和孩子,並且順序不能亂」。賴默爾還引用了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負責人布拉德福德·維爾考科斯(W.Bradford Wilcox)的話說「教育–工作–婚姻–孩子」的人生軌跡是「成功的順序」,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特定的秩序。

然而,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最近的幾十年裡,這種先結婚後生育的傳統順序實際上已經被打亂了。2013年的《「結婚了嗎」調查報告》(具體內容為「美國晚婚的益處和代價」)的研究人員指出,1990年前後是「重要的轉折時期」,那個時候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齡開始小於她們結婚的年齡。

儘管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未婚生育率開始上升,但是顛覆傳統結婚生子順序的這部分人,不是沒有讀完高中,就是讀完了高中卻沒有讀完大學:他們大部分是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未婚報告」項目的研究人員稱1990年的轉折時期,為「未婚母親從最貧困群體轉向龐大而已搖搖欲墜的中產階級成為常態的時期」。[38] 他們還把這些人與受過大學教育的特權階級的未婚生活進行了對比,在他們的想像中,這類人「在和老闆、同事討論了一天的工作後離開辦公室,約上朋友或對像去吃壽司……充分利用二十幾歲的時光進行自我提升:讀研究生,確定職業發展的軌道,並獲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

誠然,許多因缺乏經濟保障造成的社會現象——從警察的隨意盤查到職業安全感的持續缺失,再到窘迫的住房選擇——使得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充滿極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有錢人的婚姻選擇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貧困女性的選擇就是隨便的決定。即便是沒有經濟保證的女性,她們在決定何時生育、何時結婚(或不結婚)的時候也不一定就是糊塗、沒有規劃,或是失控。

勉強維持生活的單身母親,往往和那些吃壽司的研究生一樣,出於同樣的衝動主張一種新的未婚獨立自主權:希望用人生的意義和目標來充實自己的生活,希望獨立地生活。只不過前者擁有的資源要少得多。

帕梅拉(Pamela)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長大,全家靠社會福利金生活。帕梅拉的母親身體和精神上都有疾病,只能待在家裡,她的父親靠打掃街道來獲取福利。帕梅拉17歲時發現自己懷孕,她的男朋友當時34歲,兩個人都不願意選擇墮胎,所以他們的首要決定就是一定要生下這個孩子,之後就是做好經濟上的打算。帕梅拉沒有工作,堅決要上大學。她原來想要離開酗酒的父親,去紐約以外的地方上學。但是因為懷孕,這個想法不能實現了;至於上大學的願望,她堅決不肯放棄。

她說自己的很多高中同學在懷孕之後就退學了,「那些畢了業,另一半不在身邊的,就沒有去念大學。他們最後都會做一些全職工作,比如在麥當勞或是服裝店當店員。我很清楚我不想那樣。帕梅拉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帶薪實習,一點一點存錢,為的是能夠改變生活。原本為了別的目標存的錢,要用來養我的女兒了」。

帕梅拉和她的男朋友想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她男友找了第二份工作來貼補生活。「我們列了一個計劃,理清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賬單要支付,」她說,「包括他應該賺多少錢才能承擔所有開銷,讓我不用工作只管上學。」儘管帕梅拉堅持離開同樣生活不穩定的父母家,但女兒剛出生時她媽媽還是幫她帶了兩年。

「八月份我生完孩子,」帕梅拉說道,「一周後就上學了,因為我知道,如果請假休息,可能就再也不會回去上學了。所以我說不行,我不能休息。我不想成為又一個犧牲品,我要上大學,我要讀到畢業,而我真的做到了。但是能讓我做到這些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身邊有人出手相助,而且我還有一些積蓄。」2014年,她從紐約市立大學畢業。

帕梅拉有堅強的決心,有願意配合的伴侶,還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和一定的積蓄,這些對很多年輕女性來講,都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然而,社會學家發現,即使是那些比帕梅拉生活還要困難的女性,她們在做出成為未婚母親的選擇過程中,也是做出了許多積極向上的人生決定。

在有些情況下,缺乏性教育和反對避孕、墮胎,意味著女性很少能夠自己選擇是否做母親或是何時做母親。從更寬廣的歷史視角來看,允許避孕和墮胎能夠降低未成年少女懷孕、生育的比例。2012年,未成年少女懷孕率達到史上最低。

今天,大多數未婚母親都在20歲到30多歲之間。[39] 社會學家發現許多經濟情況較差的單身女性並不排斥計劃之外的受孕,這些女性和更富裕的同齡人追求的東西完全一樣:人生的意義,人際關係,成就感,人生依靠,人生方向,穩定的生活,和身份的認同。但是她們很多人並無大學可讀,也沒有保證未來穩定經濟收入的職業。只要她們願意,她們可以一直推遲生育,但是不要指望能找到滿意的工作,或獲得職業快速發展的機會。

和條件更好的同齡人一樣,低收入的女性也會擔心她們過早進入的婚姻無法保證經濟上的穩定,甚至還有可能把她們套住而又不能給予她們情感上的滿足。這就如科普作家娜塔莉·安吉爾(Natalie Angier)說的那樣,「生育……能給予你婚姻通常不能給予的東西,那就是終生的愛的紐帶」。

凱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 Kefalas)曾發表過著作,討論生育對未婚女性的影響。書中說,儘管生育極有可能將經濟困難的女性推向貧困線甚至貧困線以下,但是對選擇未婚生育的單身女性依然具有極其強大的「正面效益」,因為這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做出積極樂觀的選擇的機會。

30歲的塔尼亞·菲爾茨(Tanya Fields)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區的城區農民,同時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她告訴我,在她公開自己懷著第五個孩子,而且這幾個孩子分別是與三個不同的前任所生的事實之後,她就不停地聽到類似這樣的話:「你這麼聰明,不像是容易上當的人啊,你怎麼還要懷第五個孩子呢!」菲爾茨覺得她絕不是被動的,也不是上了誰的當。「我的每個孩子都是我的選擇,」她說,「我有這些孩子並不因為我做了錯誤的決定,我的每一個孩子都是有人需要、有人愛、有人喜歡的。」

經濟不富裕的女性早生孩子,其實有非常合乎邏輯的理由。沒有太多經濟資源的女性,在年輕時還擁有一些可能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的優勢:身體健康,父母健在,親戚和兄弟姐妹也能夠幫著照顧小孩,他們甚至還有可能提供住所。在當今經濟疲軟的美國,出身貧困的年輕女性很難感到會有美好的未來,相反,她們覺得未來會非常艱辛,工作、健康的食物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只會越來越少,不僅她們自己如此,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生活貧窮的年輕女性會繼續在早於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合理的年齡生育,然而依然推遲婚姻,」埃丁和凱菲拉斯這麼認為,「直到她們能夠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使自己獲得經濟上的獨立,直到她們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像經濟條件好的同齡人那樣追求有意義的生活。」[40] 安妮塔·希爾考慮過這些情況,並且告訴我說,「如果說女性晚一點生小孩,生活狀況就會更好一些,那麼政策制定者就必須為她們提供兒童保育、住房、醫保,以及各種可以幫助到她們的東西,她們撫育子女所需要的東西」。毫無疑問,我們無法向我們的公民承諾給予他們兒童保育、住房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也不能保證給予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以促進其個人發展。因此,憑借這些僅有的優勢——年輕的身體和家庭——來行動是合乎邏輯的。生育就是以特別的方式把握未來。

埃丁和凱菲拉斯在《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 I Can Keep)中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觀點,根據她們的研究,在不同種族中,成為母親可以使未婚女性的生活更加有規律,而且往往更加穩定:它可以催促她們早起,迫使她們照顧好自己,讓她們安定下來,或許還能使她們戒掉毒品或改掉長夜不歸的習慣,甚至還有可能促使她們重返學校,或與家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在受訪對像和她們說到生孩子的好處時,有人這樣說:「我的孩子拯救了我」。

儘管研究人員也承認,因為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貧困女性的生活條件並不能得到改善,但是她們想成為母親肯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條理、有滿足感。根據埃丁和凱菲拉斯的說法,母親角色所帶來的「可能有(但不能保證)對自己能力的證明,奮鬥目標,人際聯繫,以及生活的秩序。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使母親至少在心理層面和象徵意義上,打破經濟和社會地位處於劣勢的種種限制。這些女性未婚生育並非主要是想利用國家福利,或是因為缺乏自律,或純粹出於無奈。相反,在個人處境困難的情況下做出生孩子當母親的決定,是對自己的能力和決心、對照顧他人的願望的肯定」。[41]

這在35歲的安娜·佩雷斯(Ana Perez)身上得到了體現。高中沒有畢業就輟學的安娜,19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但是後來她成了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副總裁,這是《紐約時報》的報道。如果她當時沒有生下那個孩子,她說,「我可能就不會像今天一樣成功,也許我會整天無所事事,虛度光陰」。

合適的伴侶

帕梅拉依然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她女兒的父親在一起,但是她還不想很快就嫁給她。「我一直很清楚,婚姻不能留住男人,」她說,「就算我結了婚,他若想離開,還是會離開的。」

帕梅拉說在她的同齡人中,不結婚是一種常態。「我並沒有看到有那麼多人結婚,我看到結了婚的有很多人離婚,」她說,「我還看到很多女性是單身媽媽,這只是我看到的。」她說或許在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地區,能看到更多法律意義上的夫妻。「但是在我長大的地方,身邊的人沒受過多少教育,很多人可能高中都沒畢業,或者只有一個同等學力文憑,他們也沒錢。」

帕梅拉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和孩子的父親一直在一起。「我聽到女性都很失望,說如今外面沒有什麼好男人。」她說在她長大的南布朗克斯就是這種情況,「那些男人,我無法想像和他們結婚,一起生兒育女。」她說在她上市立大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你看到的是受過教育的男人,他們獨立,有自我追求。你會對自己說,哇,說不定在這裡我能找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識的男人,和他交往,和他確立關係,但是在我母親住的那一片就沒有,這挺讓人失望的。」

就和決定是否要孩子或什麼時候要孩子一樣,很多女性不結婚——即使有戀愛關係且對方通常是孩子的父親——她們的理由也不是偶然隨意,或是輕率不合邏輯的。這是幾百年來一直在演繹著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開始認識到,如果一步入成年就結婚,通過法律做出承諾並受法律的約束,這樣的婚姻不一定最能滿足她們的需要。

「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研究」對未婚父母進行了一項調查,這些未婚父母在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都處於戀愛關係中。從調查結果來看,女性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猶豫是否和伴侶結婚:接受調查的父親中有40%的人被監禁過;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少於一萬美元;24%的人沒有工作。另外,父母雙方都是在高中輟學的有40%;其中一方擁有和別人所生孩子的有61%。[42] 三年後,接受調查的人中只有15%的情侶結婚了,50%的情侶分手了。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對合適男性短缺的現象有過一段著名的描述,他在他的一部著作《真實的弱者》(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說,城市貧困街區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情感健全、經濟優越的年輕男性大大減少。這是一個嚴肅的論點。就像西進運動曾使東海岸適婚男性大量流失一樣,種族歧視和貧困現象的系統性循環也必定會減少適婚男性的數量。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稱[43] ,相對於每一百個單身女性,只有八十四個有工作的單身男性;而相對於每一百個黑人單身女性,有工作的黑人單身男性只有五十一個。

對於非裔和拉丁裔人口來說,還要考慮極高的監禁率。長期以來的種族「臉譜化」,以及較近實行的攔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處於貧困——更容易被警察攔住,然後因輕微的涉毒罪被關進監獄。有人預測,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將近三分之一[44] 的人一生中至少會有一段時間在監獄中度過。[45] 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輟學學生在監獄裡,而在白人高中輟學生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只有13%。[46] 每年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 單是因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佔到六十多萬。黑人的監禁率大約是白人的六倍,[48] 美國被監禁的人數超過歐洲監禁人數最多的三十五個國家的總和。[49]

因犯罪被判過刑,又使這些男性更難找到工作,許多人無奈轉向非法途徑謀生。1994年,聯邦政府規定監獄服刑人員不得申領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s)。[50] 被判過刑的人——有時只是被抓過——[51] 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公共住房。《新黑人》(The New Jim Crow)的作者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曾這樣說,一旦進過監獄,「這些人就永遠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不出幾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監獄。勞動力市場中,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是最受歧視的群體」。[52] 因此,這些人特別難以成為女性在情感和經濟上可以依賴的伴侶。

同樣,經濟困難的問題並非有色人種獨有。由於製造業向海外轉移,全國藍領工作職位漸漸消失,導致了整個社會結婚率下降,漢娜·羅森(Hanna Rosin)對此做過非常有說服力的分析。庫茨則指出,即使是在經濟出現衰退之前,「高中學歷就業人員的每小時收入就已經要比1979年做同樣工作的人平均少掙近四美元(按不變價值美元計算)」。[53] 即使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也面臨失業、工資滯漲、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貸危機的影響所造成的經濟壓力,這些使得他們尋找伴侶的希望變得非常不確定,不僅是現實生活不確定,情緒上也不穩定。

在一篇有關貧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問題的報道中,記者莫妮卡·波茨(Monica Potts)是這樣寫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區中,仍然是女性在負責養家,負責撫養小孩,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還需要養活她們的丈夫。丈夫成了負擔,有時還是令人頭疼的麻煩,而不是家庭的幫手」。貧困女性,波茨寫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賺錢最多的一個,但養家的功勞卻不歸她。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從婚姻收穫最大好處的卻是男人」。

經濟學家貝琪·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賈斯汀·沃爾夫斯(Justin Wolfers)說過:「金錢和愛是相關的。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愛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大致來說,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讓被愛的可能性增加約四個百分點」。史蒂文森和沃爾夫斯猜測,這或許是因為有錢就更容易找到約會的時間,也可能是因為與有錢相關的原因,「可能與收入有關的其他因素,」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情人節評論文章中寫道,「比如身高或長相,是受人喜歡的真正原因。被愛可能會提升人們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54]

還有一種可能是,金錢的匱乏讓女性很難關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為金錢匱乏而不重視個人生活的男人。經濟上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穩定性。貧困社區中,抑鬱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槍支暴力的比例都會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製造業工廠從事受工會保護的工作,他們可以購買帶三間臥房的房子,可以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並且還有養老金計劃。那些自身沒有這些機會的女性,自然會選擇和他們結婚。但是如果男性自己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女性卻在經濟、社交、兩性關係和子女撫養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獲得獨立,那麼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相反,壞的婚姻有可能會成為女性的負擔,影響她們的個人發展。

傑森·德帕爾的故事中所講的那兩名密歇根女子,我們應該相信,她們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狀況造成的。故事中說施瑞爾三個孩子的父親「賺得少,經常責罵妻子,也不教育子女」。施瑞爾後來認識了另一個男人並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爾報道說,「叫了警察他才走」。由此可見,不管嫁給這兩個男人中的哪一個,對施瑞爾的命運,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家庭方面,都不會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儘管貧窮會使單身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但它同樣也會讓有婚姻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以至於讓人寧可選擇單身。2000年到2012年期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婦數量增長了近40%。[55] 在2014年出版的《失愛的勞工: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的沉浮》(Labor』s Love Los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一書中,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 Cherlin)指出,從1980年到2012年,雖然雙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數增長了近30%,但是單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卻毫無增長。單靠婚姻並不能改善經濟狀況,要夫妻雙方都賺錢才行。

當然,經濟情況不好的單身母親或許能夠在伴侶身上收穫經濟因素以外的一些好處。許多女性渴望擁有真心相愛的伴侶,有這樣的伴侶為她們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們共同承擔家務、照顧孩子、分擔生活和家庭帶來的精神壓力,她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極大的改善,無論對方是否為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但是這樣優秀般配的伴侶並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敗的婚姻,以及大多數這些婚姻的結局——離婚,造成女性遭受經濟和情感的雙重打擊。對於那些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的女性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未來的婚禮

愛瑪麗(Emmalee)是布魯克林的一名客戶服務代表,24歲的她有一個尚在學步的幼兒,她和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但是他們沒有結婚。「有結婚就會有離婚,」她說,「我只是感覺相互之間可能需要稍微多點距離。」愛瑪麗喜歡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喜歡和一個人在一起,但不要結婚,」她又說,但到35歲的時候,「我想我會結婚的,我會說好吧,我年紀越來越大了,也許應該結婚了,如果那時我還和他在一起。再過個十來年吧,我可能會考慮的。」

正因為女性現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為她們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擁有獨立的事業、經濟和兩性關係,更加有能力獨立養育子女,所以婚姻對她們來說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義。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婚姻和生育之間不再存在必然聯繫,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人們認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準備、負責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低收入人群獲得這種穩定基礎的機會,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關於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問題,最經典的、也是包括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內的保守派人士經常使用的說辭是,經濟處境不利的人不結婚是因為夫妻雙方收入的合併,會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獲得政府救助的資格。由於福利法的建構,部分人士確實會遇到這種情況。

愛瑪麗除了當客戶服務代表所得的收入,還可以獲得食品救濟券、醫療補助,以及來自婦幼營養補助計劃(The 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WIC)的補助,WIC是為低收入女性和5歲以下的幼兒提供營養補充的一個項目。「我能應付過去,」她說,「我可以生存下來,從政府那裡獲得一點幫助,不需要結婚。如果我結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愛瑪麗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她說她不結婚也不全是因為政府救助的問題。「不全是因為這個,」她說,「但有一部分吧。」

所以,經濟需求可能會對女性在婚姻選擇方面產生影響,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並不足以造成這麼多未婚女性的存在。來自「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Tim Casey)指出,「福利救濟有太多的負面印象,有太多的詆毀,沒有人想靠福利救濟金過日子」。人們接受政府救助是因為他們真的需要幫助,而不是因為這是取代婚姻的好辦法。和施拉夫利所認為的正好相反,社會福利從來都不曾「過於慷慨」過,這幾十年來反而越來越少了。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那些將結婚率降低歸因於福利社會興起的人,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是:「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數量上升,與福利制度規模的擴大無關,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亞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貨膨脹調整現金福利補助。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實際價值已經下降了30%。與此同時,結婚率繼續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卻持續增長。」[56]

還有一個事實是,大多數生活貧困的女性,和那些受過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齡人一樣,也希望自己能夠在經濟上獨立,未來有穩定的生活。

一項有關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的研究發現,最有可能影響情侶在生下孩子後一年之內是否結婚的因素,不僅包括男方的就業狀態和年收入,還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資水平,這表明經濟狀況穩定是保證戀愛關係穩定的關鍵因素,而經濟狀況的穩定則來自戀愛中的雙方。

愛瑪麗擁有專科學位,她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多為自己打算。「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有一份事業,」她說,「當客戶服務代表不是事業,它只是一份工作。」愛瑪麗想去執法機關,她說:「因為我想讓我兒子擁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東西。」她覺得如果能當一個警察,她就能獲得許多福利,還能夠漲薪。「我可能會買房買車,擁有那些好東西。再說,我上大學也是有目標的。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穩定的生活,我的未來要更確定。」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來關鍵在於工作和收入。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學講演時採訪過單身母親,「有一點她們認為十分重要,並且反覆向我們強調,那就是她們和她們的未來伴侶都必須在經濟上穩定了才會結婚」。這當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說,「十分反對在經濟上依賴男人」。她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穩定、有工作,不僅是應對關係破裂的一份「保險」,更是「抵制男權社會性別角色期待,抵禦不良行為的自我防衛」,這些不良行為包括吸毒、出軌和家庭暴力。「她們擔心,」埃丁說,「如果不掙錢,她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平等的話語權。」

我們很容易這麼想,對於工作最辛苦、報酬最低的美國人來講,不如不上班待在家裡。但是很多經濟困難的女性覺得,工作掙錢對自己有利,對婚姻也有利。阿德麗安娜·福萊希(Adrianne Frech)和薩拉·達瑪斯克(Sarah Damaske)進行過的一項研究發現,生過孩子後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歲,她們的身體和心理都比沒有上班的同齡人更加健康。[57] 那些收入較低的女性,因為無法調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產生疲倦、抑鬱和無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沒有緩解她們的生活壓力。斯黛芬妮·庫茨援引2012年的一項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調查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過、大笑過和過得很開心」的概率,低於同樣收入水平的上班母親。[58]

「我的家人,他們認為,女的就應該在家照顧孩子,即使有工作,也應該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說,「男人就負責賺錢,女性就應該做飯,打掃衛生。可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男人應該積極參與孩子的生活,分擔家務。」帕梅拉說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別權力時,就會想起「我母親會對我父親有什麼反應」。帕梅拉說她父親「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絕對不會容忍的。「如果對方不改變自己,我會隨時離開,」她說,「你要足夠獨立,不能讓自己受到那樣的對待。」

帕梅拉想當一名律師。「我一定不能順應這種性別角色,因為不想像我母親那樣,」她說,「我母親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這樣。我真的不知道她們為什麼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說她只知道「即使她們有工作,也是當個家庭護理助手或店員,沒有人做更獨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當老師什麼的。也許是因為她們沒受過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絕大多數人還是待在家裡」。

單身母親的數量日益增加,全國各地都可見她們的身影——她們心中如火一般的熱情。雖然身處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數量還不是很多,但是確實有這樣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薩斯州州長候選人溫蒂·戴維斯(Wendy Davis),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威斯康星州國會議員格溫·摩爾(Gwen Moore),以及馬里蘭州參議院候選人唐娜·愛德華茲(Donna Edwards),她們是單身母親,也在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奮鬥。

這也造成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凱瑟琳·博(Katherine Boo)2003年報道俄克拉荷馬州結婚倡議活動的《婚姻治療》(「The Marriage Cure」)一文中,一名護士在記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課上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你怎麼知道他和你結婚的理由是否正當?我穿著白大褂,這裡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對我窮追不捨,把手伸向我的工資袋」[59] 。

貧困的女性群體並不是在拒絕婚姻,她們只是和富裕的同齡人一樣在推遲結婚的時間,直到她們覺得對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們確定可以將自己托付給另外一個人,而不必擔心因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富裕階層、中產階級的女性,還是貧窮的女性,她們都不想陷入依附於人的境地,幾十年來就是這樣的境地才使婚姻成為如此壓抑的制度。她們都不想經歷婚姻失敗最終導致離婚的痛苦,她們都把理想婚姻視為生活質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會核准的一個要求。

不同的是,經濟條件富裕的女性還有其他途徑來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也更容易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她們有充足、靈活的時間來推遲生育和結婚,好去追求自己的興趣。而諷刺的是,她們所追求的興趣又會使她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近和她們有共同興趣、有一定穩定性的潛在伴侶。特權就這樣進行著自我複製: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會增加,她們中的很多人最終結婚的可能性也會增加,而她們的婚姻則會使她們的社會、經濟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層樓。

但是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雖然她們因為推遲結婚而收穫益處,但是這些富有的女性既沒有幫助女性從婚姻中解放出來,也沒有提倡工作賺錢,這些其實都是貧困女性出於經濟需要而產生的行為方式。在擁有更多權力的富有女性開始效仿之後,它們才被視為有益的,才被視為一種社會進步,一種運動,或至少是一種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產生這些行為方式的貧困人群中,同樣的改變卻被解讀為不幸,甚至病態,被認為是不道德和不負責任的,是社區和家庭的威脅,是政府的負擔。因此,我們除了解決低收入群體中單身女性和單身母親所面臨的貧困怪圈現象,還要去理解並承認,低收入群體中單身比率高並不是偶然現象,更重要的是,這一現象並不代表她們的思維或道德上存在問題。

記者塔納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曾明智地評論說:「人類是邏輯動物,通常善於識認自己的利益。不管我們聽到別人說了什麼,女性大都是普通人類,如果她們現在不願意結婚,那麼很可能是她們覺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樣,可以增加她們的利益了」[60] 。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