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學家的看法
肩負重任的時刻是十分嚴肅的，對於一個學者出身的人來說，尤其是這樣。從思考問題，突然要轉向作出決定，我必須要認識到結論和政策之間的區別。僅僅是嘴巴上能說會道就不夠了；還必須要在行動上令人信服。問題不再是理論性的了；談話對象也不是辯論家，而是主權國家，其中有一些是以物質力量來使它們的看法得以實現。
任何政治家都或多或少地是一些當務之急事情的俘虜。他所面臨的環境並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且被一個身不由己的個人經歷牽著鼻子走。如果有人認為，領導人經驗越多，就會變得越成熟，那只是幻想。正如我所說過的，領導人在躍居高位以前所形成的信念，是他們智慧上的資本，在任職期間將要逐漸消耗掉。領導人很少有時間思考問題，他們陷入了沒完沒了的戰鬥，在這些戰鬥中，緊迫的問題經常比重要的問題得到優先處理。每一個政治人物的公職生活，就是一場從環境的壓力中不斷作出抉擇的鬥爭。
我從二十年的研究歷史中形成了一種哲學，並帶著這種哲學上任擔任公職。歷史當然不是一本提供預先試驗過的食譜的烹調書。它是通過類比法，而不是通過格言來教育人的。歷史可以闡明在類似的情況下的各種行動的後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須自己去找，哪些情況是真正的類似。學術熏陶不能夠從我們肩上減去作出困難抉擇的重負。
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和幾篇文章，談十九世紀的外交。我寫這些書和文章的動機是，要瞭解歐洲在經過幾場拿破侖戰爭後建立已持續一個世紀的和平過程；我還想瞭解，為什麼那個和平在一九一四年土崩瓦解。但是，我從來沒有設想，從前的雄圖和戰略，可以原原本本地適用於現在。當我任職時，我相信，過去的事情能夠給我們一些重要的教益。但是，我也知道，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無論是在武器的摧毀力方面，在思想傳播的速度方面，在外交政策對全世界的影響方面，還是在實現由來已久的改善人類條件的夢想的技術可能性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時期。
如果說歷史有任何教育意義的話，那麼其教育意義就在於：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但是，我同樣相信，如果沒有一個道義上的羅盤，在含糊曖昧的現實中確定航向，並且使得犧牲具有意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正視甚至明確它的抉擇。是否願意照這條良好的路線走，是標誌著學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觀和政治家的道德觀之間的區別。一個局外人，從絕對觀點考慮問題，他是從概念上來判定是非的。而一個政治領導人卻沒有這樣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夠不分階段就達到他的目標；任何一個局部的步驟，從德行上來說，本來就不會是完美無缺的，但是，沒有這個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於完美的德行。對一個哲學家的考驗是他的警句背後的推理，對一個政治家的考驗不僅僅是博得人們對他的目標的稱讚，而且是他為人類避免了災難。人類永遠不會知道，由於避免了風險，或者由於採取了行動，從而避免了可怕的後果——那只是因為一旦被擋住了，這些後果就永遠不能顯現出來——這樣他們才有可能避免了浩劫。所以，學者和政治家之間的對話，總是得不出什麼結果的。沒有哲學，政策就會沒有標準；但是，如果不願窺伺暗處，不冒風險，沒有把握地採取某些踉蹌的步子，人類就永遠不會有和平。
歷史是永遠不停止地前進的，也沒有什麼平穩時期。我們知道，有史以來的所有社會，都經歷過衰落時期，其中大多數終於崩潰。但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還有一點迴旋餘地，政治家必須通過堅韌和直觀來進行選擇，從而塑造他的人民的命運。無視客觀條件是危險的，拿歷史必然性來做擋箭牌，就等於是精神上的推卸責任；那就是忽視了力量、希望和靈感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多少世紀以來，卻支持著人類的生存。政治家的責任是對一個瞬息進行鬥爭，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他可能知道，歷史是不會永久不變的；但是，一個領袖沒有權利聽天由命。為了他的人民，他應該鬥爭、創造，並且抵抗困擾著人類制度的腐蝕劑。
美國的經驗
在我出乎意外地擔任這樣高的職務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正處於一個特別複雜的時期。在各個國家的生活中，就像一個人的情況一樣，事情往往到了這樣的地步，好像青年時期的看起來無限的機會突然變得狹窄了，而且人們必須嚴肅地認識到，並不是所有可供選擇的機會都繼續存在。這樣一種領悟能夠喚起新的創造性的動力，這種動力也許不像早年樸素的勃勃生氣那樣天真無邪，但卻更加複雜，而且更加持久。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絕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最後可能導致失望或者反抗；也可能引起一種怨恨自己的心情，這種心情把不可避免的妥協變成了一種機能不全感。
美國在六十年代後期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懷疑自己和怨恨自己的時期。起因是越南戰爭。美國是在兩任政府期間逐步陷入越南戰爭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它已經使美國犧牲了三萬一千多人，而且戰爭還沒有早日獲得解決的希望。在開始時，人民和國會以壓倒優勢表示擁護，但到後來，這種擁護首先發展為懷疑，接著又成為日益敵對的反抗。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一場抗擊侵略的戰爭變成了美國帶根本性的罪惡的象徵。這個十年時間，開始時，美國大膽宣稱，它將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重負，來保證自由得以存在和勝利，但到最後，卻以一連串接著爆發的暗殺、城市暴亂和不雅觀的示威宣告結束。六十年代標誌著我們的清白無辜已經結束，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尚待確定的是，我們是從這一認識中得到教訓，還是背叛我們這個成熟時期的現實，消耗我們的錢財。
六十年代的動亂尤其使美國人感到不安，因為它發生在美國取得了成就的、非同尋常的時期的末尾。我們建立了聯盟，這些聯盟維護了和平，促進了北美、西歐和日本這些產業民主國家的成長。我們幫助建立了一些國際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助長了全世界一代人的繁榮。我們促進了非殖民化，並且首先給新興國家提供了發展援助。在一個由於通信和技術的發達而縮小了的星球上，在一個不是受到戰爭破壞，就是努力著手建立國家的世界裡，美國有充分的理由以它對全世界的貢獻——它的精力、它的理想主義和它的持久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實際情況仍然是，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後，美國本身也並不是沒有意見分歧。作為我們戰後外交政策基礎的一致意見已經煙消雲散了。一向支持我們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的男男女女，由於認為我們在越南遭到了失敗而灰心喪氣。大多數年青人起來反抗，反對他們的父輩的成就，攻擊他們所謂的承擔過多的義務，嘲笑那些激勵我們取得成就的價值。一種新的孤立主義抬頭了。在二十年代，我們採取脫離世界而孤立的態度，是因為我們認為和外部世界相比，我們自己是太好了。而在六十年代後期危害自己的論點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毛病太多，所以我們應該脫離世界而孤立。
美國對自己的懷疑，證明是有傳染性的，這一點並不足為奇，因為如果一個國家對自己都缺乏信心，很難要別的國家對它有更多的信任。歐洲一些知識界人士開始認為，引起冷戰的根源除了蘇聯的政策之外，還有美國的政策；他們敦促政府，提出自己的和平倡議，以便擺脫惡性循環。許多歐洲領導人，為了迎合這種心理，變成了緩和的熱烈鼓吹者，在東西方之間起「橋樑」作用——訪問莫斯科，探討與北京建立聯繫的可能性，主張裁軍和東西方貿易。
他們的這些主張倒也很好，到了六十年代後期，美國開始注意到這些主張，並且採取有這方面含意的政策。突然，歐洲政治家又變了主意。現在，他們又害怕美蘇「共管」，害怕美國和蘇聯領袖越過歐洲各國政府搞一次「超級雅爾塔」來解決世界問題。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年，美國的許多盟國都指責美國一方面在東南亞太好戰，同時在和蘇聯打交道時又太遷就。這種矛盾情緒損害了聯盟的團結。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勢發展，剝奪了它們的勇氣，公眾輿論強迫它們進行和解，同時又受到加強安全的信念的驅使，西方聯盟就像一隻駛入了無風的海面的船隻，停止不動。
我們的其他政策的情況也是同樣不穩定。二十年來，我們同中國的接觸只限於在零零星星的華沙大使級會議上互相指責。中東的局勢一觸即發，但是經過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之後，還沒有準備進行什麼外交活動。由於我們國內的分歧，不能提出什麼決定性的倡議。美國在世界上似乎降到了被動的地位，而在這個世界上，儘管我們對自己也有種種懷疑，但仍然只有美國的力量才能夠保證安全，只有我們的獻身精神才能帶來希望。
在我看來，越南並不是我們的困難的原因，而只是一個徵象。我們正處在一個令人痛苦的調整時期，來適應世界政治的深刻變化；我們不得不面對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新需要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似乎總是在過分捲入和退守本土之間搖擺，在對我們的力量期望過高和引以為恥之間搖擺，在樂觀的精神煥發和對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上的曖昧不定感到灰心喪氣之間搖擺。我相信，我們國家的不安情緒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這樣一種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覺察到的認識：我們正變得像其他國家一樣，需要承認我們的力量雖大，但還是有限度的。我們的能力和我們的問題相比，再也不是無限的了；相反，無論是在才智上，還是在物質上，我們都必須規定一個輕重緩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們曾經企圖對一些具體問題找到最後的解決辦法；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要求是，塑造一個世界和確定美國在這世界中長期應起的作用，我們再也不能用我們的努力總會有盡頭這種幻想，來維持我們扮演的這個角色。
在一九六八年選出的無論哪個政府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是一個艱巨無比的任務；越南戰爭使它成為一項灼人的、令人痛苦的事業。
我們的歷史沒有使我們作好準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開國先輩都是一些成熟的政治家，他們瞭解歐洲的力量均衡，並且很出色地利用這種力量均衡，首先實現美國的獨立，繼而維護美國的獨立。富蘭克林和傑斐遜巧妙地運用外交，使英國的敵人（法國、西班牙和俄國）站在我們一邊，從而加強了我們的談判地位。約翰·傑伊設法取得了英國皇室的承認，並且解決了我們與英國的戰爭的殘餘問題。但是，在那個時候，按著歐洲力量均衡的最好傳統，我們又和我們的暫時盟國切斷了聯繫，走我們自己的路。在獨立後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像別的國家一樣，生活在不穩定之中。我們險些和法國打仗，我們忍受了英國軍隊攻佔我們的首府。但是，我們機智地行動，利用新的機會。我們成功地消除了法國和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存在，俄國在太平洋西北部進行擴張的新的危險以及大不列顛同歐洲國家的日益疏遠——這一切使得我們在一八二三年和英國一起商訂了門羅主義，把歐洲的力量排斥在我們的半球之外。
英國的觀點是搞歐洲平衡。首相坎寧認為，門羅主義「是創造一個新世界來恢復舊世界的均衡」。但是，在新世界裡，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逕自背棄歐洲，把我們的精力用來開闢我們西面的大陸。在滑鐵盧和一九一四年之間的一百年間，我們地理位置的遙遠和當時維持世界穩定的英國海上力量一直是我們的護身符。
隨著美國力量的增長，以及歐洲的競爭集中在歐洲、非洲和亞洲，美國逐漸認為，兩個大洋所造成的孤立是正常的對外關係形式。我們相當驕傲地把我們的安全完全歸之於我們的信念的優越性，而不歸之於我們的力量，也不歸之於歷史和地理條件的巧合。在拿破侖的大動盪之後，美國在整個十九世紀都置身於歐洲衝突之外——雖然為了實現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我們打的戰爭不少於任何歐洲國家，而且可能蒙受了更大的傷亡。但是，這些戰爭並不被認為是屬於國際關係概念的範疇：對美國人來說，它們反映了一個明顯的命運的必然現象。
美國人——無論是「五月花號」的子孫，還是因為一八四八年的失敗了的革命而逃到美國來的難民——逐漸認為，我們不像其他國家一樣，為貧困所迫。當然，也有一種務實的、現實主義的氣質。馬漢海軍上將對於海上力量的作用的看法就證明，美國人也能從地理政治的角度進行深思熟慮。我們取得菲律賓和巴拿馬運河的辦法，證明我們並沒有完全忽視強權政治。然而，美國的政治思想越來越帶著懷疑態度來看待外交。武器和聯盟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反動的。談判不被當作是調和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利益的方法，而被看作是把我們拖進一個道德成問題的世界上的無休止的爭吵的陷阱中去。我們喜歡直爽的性格，我們喜歡以公開的吵嚷的方式來談政治的本能，我們對於歐洲的禮節和大陸上的權貴的不信任——這一切都使得美國人對歐洲外交的那一套老方法及其達成模稜兩可的妥協方案的傾向越來越感到不耐煩。甚至購買阿拉斯加，最後把俄國趕出美洲大陸這件事，在當時也被認為是一大蠢事，只能用美國在舊世界外交陰謀面前受騙上當來加以解釋。當時費了極大的勁，才說服國會撥款七百萬美元來完成這筆交易。
關於外國人在外交方法上其狡猾程度比美國高明的錯誤看法一直傳到了二十世紀。每當威爾·羅傑斯說「美國在戰爭中從未失敗，在會議上從未得勝」這樣一句笑話時，他總是會博得笑聲的。
這樣，美國在進入二十世紀時，基本上沒有作好準備來扮演可能會要它扮演的角色。它忘記了開國先輩賴以取得美國獨立的嫻熟的治國才能；它又瞧不起各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必須使用的技巧。正如布賴斯勳爵一八八八年在《美利堅聯邦》一書中所說的，美國曾經在「夏日的海上」航行，現在一層雲峰「在地平線上出現了，現在距離不遠了，這是充滿雲霧和陰影的時刻，危險可能隱藏在後面，它的形狀和大小，美國幾乎無法估量」。
我們信賴很久的英國統治下的和平將要結束了，儘管美國在幾十年裡還沒有瞭解其重要性。我們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的主要經濟強國；我們迅速變成了擁有足夠的力量來維持千鈞一髮的世界均衡的唯一民主國家。
我們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我們出於地理政治考慮，為了維護海上自由、防止歐洲被一個敵對國家所統治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們忠實於我們的傳統，選擇了從法律的和理想主義的意義來理解我們的參戰。我們打這場戰爭是為了「結束所有的戰爭」，是為了「使民主得以在這個世界上不受損害」。對一個不完美的結局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失望情緒引起了孤立主義的浪潮。我們退而依靠我們所喜愛的法律，一再試圖通過制定法律來結束國際爭端——保障集體安全的自動機器，新的裁軍方案，宣佈戰爭非法的《凱洛格-布賴恩德公約》[1]。我們不同意說外交政策必須從保障安全出發，這一思想使得我們在戰後年代把盟國當作對手看待，要它們限制軍備，因為武器這一個詞的定義，就會加劇國際緊張氣氛。我們尋找替罪羊——所謂的軍火製造商——來解釋我們為什麼從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一個骯髒的事業。情報工作被認為是不值得的，即使不被認為是對我們自由權利的威脅的話。經濟活動被認為是美國插手海外的唯一可以辯護的形式；它的目標或者是人道主義的，例如赫伯特·胡佛的救濟工作；或者本質是消極的：科德爾·赫爾所主張的自由貿易。
後來，當極權主義興起，整個國際秩序受到挑戰的時候，我們仍然奉行孤立主義，而當時孤立主義已經從一種政策主張變成一種精神上的信念。我們實際上已經拋棄了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基本防範措施。羅斯福總統是在克服了極大的困難後，才能採取初步的措施，對付日益增長的威脅的：我們秘密地援助英國和重新建立我們的軍事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後，對美國土地的一次突然襲擊，才使我們震驚得放棄了孤立主義。但是後來，我們又被完全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拋棄了關於戰後世界的安全也許要依靠某種均勢的想法。因此，我們對戰爭留下的餘波感到大吃一驚。戰後時期的主要事實是，德國和意大利被消滅，英國和法國打得筋疲力盡，這樣，使得蘇聯的力量進入了歐洲大陸的中心，一時之間，西歐似乎仰承蘇聯的鼻息。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採取敵對態度，它越來越多地否定了我們在戰時懷抱的關於戰後國際和諧的如意假想。而且，我們的科學家爆炸了原子彈，於是在武器方面開始了一場劃時代的革命。
當迪安·艾奇遜說他「參加了創造」的時候，他指的不僅是創造了我們戰後的外交政策，而且還創造了我們歷史的新紀元。在經過了二十世紀的兩場世界大戰後，擔任世界領導的責任和負擔是不能逃避的了。美國不由自主地變成了這種新的均勢的維護者。那一代美國人以他們的精力、想像力和技巧，承擔了這些責任，值得永遠讚揚。通過幫助重建歐洲、鼓勵歐洲團結、組織經濟合作機構和擴大對我們的聯盟的保護，他們拯救了自由的前景。這一連串創造性的行動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光榮時刻。
但是，這個欣欣向榮的時期肯定是會消逝的，即使是我們必然會遇到勝利果實，情況也會是這樣。歐洲和日本的恢復，需要調整我們的聯盟關係；我們幫助其取得了獨立的新的發展中國家，肯定會要求多分享一點世界上的繁榮。不管我們有能力做多少事情，我們也阻止不住蘇聯從戰爭中恢復過來，並且發揮它的新的威力。我們在戰後早期所取得的成就，沒有使我們對新時代的更複雜的問題有所準備。我們早期的計劃，例如馬歇爾計劃和第四點計劃，表達了我們的理想主義，我們的技術知識和我們有辦法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在實施我們自己的新政方案，期望政治上的衝突會消融在經濟進步之中。這在歐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是行得通的，而在數十個新建立的國家中卻不行。在冷戰時期比較簡單的兩極世界裡，在柏林、在朝鮮、其後又在柏林以及最後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我們堅定地頂住了壓力或訛詐。這些都是我們的成就。但是，在一個很重要的意義上說，在熱核時代面對同蘇聯關係這個長期的問題上，我們只是剛開始觸動一點皮毛，更曖昧複雜的問題很快就會出現。
我們的更深刻的問題是概念性的。因為和平被認為是「正常狀態」，我們在國際上作的許多重大努力，都是為了取得最後的結果，克服攪擾障礙來恢復正常狀態。恢復歐洲經濟的各種計劃，都是為了帶來持久的繁榮。為保證安全所作的努力，都是為了達到與蘇聯求得最後解決的目的。這一點包含在「遏制」概念中，這一概念代表了我們戰後對蘇聯的政策。[2]
根據喬治·凱南一九四七年在《外交季刊》上寫的著名的《未知數》一文，我們的任務是，以對應力量來抵抗蘇聯的試探行動，耐心地等待蘇聯制度的成熟。應用到迪安·艾奇遜的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外交上，就是要我們原地踏步，一直到我們建立了力量，可以遏制蘇聯侵略——特別是佔據我們整個戰略思想的在中歐進攻——的時候。在遏製成功以後，外交才取而代之。國務卿艾奇遜說：「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創造一種實力形勢：我們必須建立實力，如果我們建立了那種實力，那麼，我認為整個世界的局面就會開始改變……有了這種改變，各方的談判地位就會有了不同，由此，我希望，克里姆林宮方面就會願意承認現實……」[3]
這種給遏制下的定義，是把實力和外交當作政策的兩個不同因素或者方面來看待。它的目的是最後舉行談判，但是，對於談判的內容，沒有提供什麼線索。它暗含這樣的意思：實力是不言自明的，談判一旦開始，其內容也會是不言自明的。它沒有回答下面的問題：如果我們或者我們的盟國沒有受到直接的進攻，實力情況如何能夠表現出來。它也沒有說明白，在我們取得了實力地位以後，如果我們的對手不與我們談判，而是集中力量削弱我們的實力地位，或者是從側面來包抄我們，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種遏制政策存在著三方面的弱點：第一，我們過分強調軍事力量的均勢概念——其必然後果，即把謀求解決戰後問題的談判往後推的政策——反而給了蘇聯時間去鞏固它的征服成果、補上它在核力量方面的不平衡。的確，在戰爭剛結束時期，蘇聯在中歐集結的重兵，大大超過了對立面的力量；西歐一蹶不振，美國已經裁軍。但是，蘇聯真正的力量和我們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四年的戰爭和兩千萬人的傷亡，把蘇聯弄得筋疲力盡。我們則壟斷了核武器，二十年來，擁有巨大的核優勢。我們的相對實力在很快就被稱之為冷戰的開始時期達到了頂點。
第二，軍事技術的性質，也使得力量均衡不再被認為是一成不變的。核武器能夠引起災難性的巨變，以致隨著核武器儲備的增加，它們變得越來越不能用來擊退所有可以設想的侵略。在一段時期內，我們的核壟斷以及後來我們在數量上的優勢模糊了這一現實。但是，事情不可避免地到了這樣的地步：技術使得克里姆林宮能夠進行冒險，從而減少了人們對核報復威脅的信賴。從那以後，處理軍事上的力量均衡需要從兩方面提高警惕：不僅在戰略核武器方面要足夠強大，而且在局部範圍內在常規武器方面也要這樣。我們正式宣佈，我們給予盟國核保護的誠意依然一如既往。但是這並不能消除核僵局的事實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建立其他的區域防務的需要。儘管如此，每隔十年，我們都不得不重新認識一下我們的防務負擔的必不可少的兩重性。
第三，我們的遏制理論絕不可能是對現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衝擊力的充分的回答。這種意識形態把國家之間的關係變成了哲學思想之間的衝突，而且通過製造國內動亂對力量均衡提出了挑戰。
總而言之，我們從來沒有充分認識到，雖然我們的絕對力量在增長，然而，隨著蘇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中得到恢復，我們的相對地位肯定是削弱了。我們的軍事和外交地位也不如四十年代後期剛開始實行遏制政策時那樣有利了。當時是就歐洲前途問題舉行認真討論的大好時機，但我們錯過了機會。
實際上，我懷疑斯大林原來是不是想把整個東歐都囊括進他的衛星軌道上去。他在戰後採取的首先幾個步驟——例如，允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舉行自由選舉，在所有這些選舉中，共產黨都遭到了失敗——說明，他可能已經準備讓這些國家取得類似芬蘭的地位。出乎意外的是，我們又把認真的談判拖延到要等我們動員更多的潛在力量之後再舉行。這樣，我們把時間給了蘇聯，而時間是蘇聯為了鞏固其征服成果、恢復戰爭創傷所需要的最寶貴的商品。
溫斯頓·丘吉爾過去對於這一點是瞭解得再透徹不過了。他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不在台上時發表的一篇很不受人注意的演說中說：
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在他們自己也有了原子彈，並且有了不少的儲備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你可以從現在發生的情況自己來判斷那時將會發生的情況。如果在他們還不具備條件的時候，都能做出這樣一些事情，在他們具備了條件的時候，他們會幹些什麼呢？如果他們現在能夠月復一月繼續不斷地攪亂、折磨這個世界，相信我們的基督教教義和我們的利他主義精神，會阻止我們對他們使用這種奇怪的新的威力，那麼，當他們自己有了大量原子彈的時候，他們會做些什麼呢？……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會相信，擺在我們面前還有無限制的時間。我們應該把問題挑開，求得一個最後的解決。我們不應該不顧未來，毫無辦法地湊合著過下去，等待著新的事情發生，我的意思是說，等待著對我們不利的事情發生。當西方國家擁有了原子力量，而俄國共產黨人還沒有得到這種力量之前，如果西方國家就明確地提出它們的正義要求，它們十之八九是有可能不需通過流血戰爭而達成一個持久的解決辦法的。[4]
實際情況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以後進行的兩場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不符合我們的任何政治或戰略期望。朝鮮戰爭並不是由於美國或美國的主要盟國受到進攻而引起的。這場戰爭的目標並不是針對歐洲的中心地帶。它也並不直接牽涉到蘇聯。所以，難怪華盛頓的負責人士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個戰略上的轉移目標的手段，想在蘇聯正在準備對歐洲發動進攻的時候，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亞洲，因此，我們進行這場戰爭也只是試驗性質的。我們的目標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而搖擺，在不同的時期，我們宣佈的目的也各異：擊退侵略、統一朝鮮、為了我們部隊的安全，或者是批准軍事僵持局面的有保證的停戰等等。
由於我們把實力和外交看作是對外政策的各不相同但又有連續性的兩個方面，我們就沒有在仁川登陸以後，當我們處於最強的軍事地位時，通過談判來解決朝鮮戰爭。這種看法，引誘我們把我們的目標升級。一年以後，當談判剛一開始，這種看法又使得我們停止了除純防禦性質的行動以外的任何軍事行動，從而使敵人失去了想迅速求得外交解決的主要動力。我們採取的行動，就好像是談判過程不受軍事力量對比的影響，而按它自己內在的邏輯在進行一樣——的確，軍事壓力可能挑起談判對手的敵對情緒或者暴露自己沒有誠意，從而危及談判的進行。接著而來的是將近兩年的僵持局面，這是無足為奇的。在這期間，我們蒙受的傷亡不亞於在戰爭不受限制地進行的時候。把力量和外交當作兩個分開的現象，使得我們的力量缺乏目的，也使得我們的談判缺少力量。
其結果是國內的動盪，這種動盪是全國在外交政策上的新的一致意見第一次發生破裂：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和華盛頓的軍事與非軍事領導人之間的意見衝突。麥克阿瑟主張在遠東取勝。批評他的人的一個論點是，我們必須保存我們的力量，來進行一場可能是迫在眉睫的與蘇聯的全面較量，地點大概是在歐洲。麥克阿瑟反對上級給他的指令，因為他認為，這些指令用傳統的戰爭概念來衡量，約束性太強了。另一方面，政治領導者認為，朝鮮戰爭是為了在戰略上轉移視線：華盛頓認為，歐洲是決定性戰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朝鮮戰爭的規模太大了。
如果考慮到蘇聯日益增加的核武器儲備行將造成的威脅，人們有可能懷疑時間對我們有利的前提，以及在一場與蘇聯的全面戰爭中我們有更多的東西會損失的前提。我們永遠沒有解決這樣一個矛盾：我們參加朝鮮戰爭，是因為我們害怕，如果我們不參戰，歐洲在最近的將來就會面臨一種嚴重得多的危險。但是後來，就是這種不願面臨對歐洲的全力進攻的心情，又嚴重地限制了我們為了在朝鮮取勝而準備冒的風險。隨之而來的僵局損害了我們國內的團結，促成了以麥卡錫主義形式出現的對我們自由的進攻。
十年後，我們又在越南遇到了同樣進退兩難的局面。我們又一次被捲入了戰爭，因為我們認為，印度支那戰爭是共產黨全球戰略的表現。同樣，我們也想少冒些風險，因為在全球性的挑戰中，印度支那看來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在越南這個地方攤牌看來沒有好處。在戰爭的各個階段，我們都設法把我們的風險限制在估計不會引起中國或蘇聯干涉的程度。簡言之，我們對全球性挑戰的看法同時也在誘使我們參加遠處的戰爭冒險，最後又不讓我們打下去。我們在公眾的熱烈支持下參加了戰爭，又一次變成了令人沮喪的逐漸不能為公眾接受的僵局。
到了一九六九年，越南戰爭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噩夢，這使得我們的整個戰後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攻擊。到那時為止，幾乎一致認為冷戰是由於蘇聯的頑固不化而引起的，這種看法受到了一個少數派口頭上的有時激烈的攻擊。這個少數派堅持認為，美國的好戰成性、美國的軍國主義和美國的經濟帝國主義才是國際緊張局勢的根源。這種土生土長的激進主義，從來沒有許多真正的支持者，後來我們一撤出越南，它馬上就土崩瓦解了。令人注目的是，與其說是它暫時的號召力，不如說是它起了敗壞各階層士氣的破壞作用，而這些社會階層，本來是可以指望來維護我們的戰後政策的前提和成就的。使我們的對外政策取得偉大成就的國際主義勢力集團，在這些懷疑它的一切社會準則的子孫的攻擊面前瓦解了。
新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是戰後這一代第一個不得不在沒有全國一致意見的情況下來處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歷屆前任政府都是基本上享有這種一致意見的支持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如果說有什麼困難的話，只是比前任政府更為複雜些。我們面臨的不僅是戰爭造成的脫節和混亂，還必須為一個新的時代制定一個新的外交政策。越南戰爭遲早是要結束的。我們面臨的全球挑戰是什麼？我們在全世界的目標是什麼？我們是否能夠形成一個把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安全和我們對社會準則的看法、我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機遇調和起來的一致意見呢？
形成一個新的平衡的問題
甚至在我們就職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戰爭的苦惱，有可能引起對國際事務的新的幻滅感，從而使美國轉向國內，醫治戰爭創傷，放棄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這當然會是一個深刻的悲劇，遠比越南悲劇本身更加令人發愁。如果發生那樣的情況，我們就會回到搖擺在洋洋自得的承擔過多義務和陰鬱沉悶的孤立主義之間的歷史週期。而這一次，我們拋棄的世界遠比三十年代的世界更為複雜，更為危險，並且更深地依靠美國的領導。因此，尼克松政府認為，即使從印度支那脫身，它也有責任為一個長遠的美國外交政策打下基礎。僅限於處理危機，如像六十年代學術界集中研究的那樣，是再也不夠了。危機只是更深刻的問題的表面症候，這些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就會變得越來越難駕馭。精神上偏激引起了過多承擔義務和孤立主義。我認為，對於我們的基本民族利益有了一個概念，才能保證沉得住氣，才能保證始終如一。我們的理想主義一定不能成為不負責任的借口，而應該是勇氣、耐力、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創造出一個新興的國際體制，這個體制在它所冒的危險、它所給人們提供的希望和它具有的全球性質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為我們被一種要比越南戰爭更厲害的病症所困擾，所以它的解決也不是一個專門技能的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在一九六八年選舉以前的幾個星期，我曾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我的看法，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將來會有機會要求把我的想法拿到實踐中去考驗。我是這樣寫的：
當今世界上的動亂，無疑在被某些人利用，這些人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存在著動亂讓人利用這一事實就證明，人們對現代化國家僅僅是經營管理和著眼於消費的性質，對於一個似乎慣於產生危機的世界，是深感不滿的。現代化的官僚機構國家，儘管貌似強大，但經常由於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動搖了它的基礎。這種國家的脆弱性和世界範圍的革命——特別是在先進國家中和在比較富足的國家中間——說明了一種精神上的空虛，說明人們對於越來越強調官僚機構上的挑戰、並且致力於物質享受的膚淺目的……的政治環境感到一種幾乎是形而上學的厭煩。
在最好的情況下，下一屆政府將被危機所纏繞。在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地區，我們都是在吃老本，擺脫開眼前的事，很少去處理帶根本性的問題。當越南戰爭的後遺症之一——美國強烈不願冒險捲入海外事務——變得明顯了的時候，這些困難看來還會增加。
一個新政府有權利要求其人民給與同情和諒解。但是，政府提出要求的基礎，決不應該是對困難的問題只從技術上作適當的答覆，而首先應該提出正確的問題。政府還必須承認，在外交政策方面，除非我們首先對一種穩定的、創造性的世界秩序形成某種概念，否則我們將永遠不能幫助建立這樣一種秩序。[5]
我們這個時期，作為標誌的最不祥的變化就是力量性質的變化。在核時代開始以前，不可設想，一個國家擁有過多的軍事力量，無法在政治上有效地使用。每增加一份力量——至少是在理論上——在政治上都是有用的。核時代摧毀了這種傳統的衡量辦法。一個國家可以強大得足以摧毀它的敵手，但是卻不再能夠保護它自己的人民不受攻擊。由於歷史的惡作劇，力量的大幅度增加卻侵蝕了力量對政策的關係。從這以後，主要的核大國能夠互相摧毀對方，但卻很難用它們的力量來對可能要發生的問題施加影響。核大國也許能夠嚇阻對它們的生存的直接挑戰；但卻不一定能夠用這個力量來把它們的意志強加於人。摧毀能力甚至對沒有報復能力的國家也很難成為一種真實的威脅。超級大國和非核國家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了；但是，超級大國的使人畏懼的力量也增加了對它們的禁忌。隨著力量變得越來越令人生畏，因此這種力量也就變為抽像、無形和難以捉摸的了。
我們採取的軍事政策是威懾政策。但是，威懾是一種心理現象。它首先取決於，一個可能的侵略者認為什麼事情才是一個不能接受的風險。在核時代，一種恐嚇，只要被人認真看待，就是有用的；一個認真的威脅，如果被人當作是恐嚇，那就有可能帶來一場災難。威懾奏效的時間越長，就越難說明是什麼在使之奏效。究竟是冒發生戰爭的危險使和平得以保持呢，還是首先是因為對手根本就沒有想要發動侵略？和平運動越壯大，和平維持得越久，這並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威懾是有效的，那麼，假使我們拆除維持這種威懾的力量，就只會使我們面臨嚴重的危險。
核武器使得這個由兩個大國構成的世界上嚴峻的政治更加複雜了。十九世紀均勢的維護者是願意按力量結構的變化來調整這種均勢的。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超級大國的決策者，對於均勢經過動亂之後自行矯正的能力信心很不夠。超級大國之間的「均勢」變得岌岌可危，而且是僵硬而不靈活。隨著世界越來越兩極化，它也失去了觀察細微差別的眼力。一方增添了一分一毫似乎就是另一方的絕對損失。每一個問題似乎都牽涉到生存問題。外交變得僵硬了；彼此的關係本身就是隨時會出問題的。
同時，非常奇怪的是，軍事上的兩極分化鼓勵而不是減少了政治力量在全球的擴散。較小的國家，一方面想得到保護，另一方面又希望逃脫大國的控制。較小的盟國，在多大的程度上懷疑老大哥會冒自己生存的危險來保存它們，它們就在多大的程度上，被迫去尋求保衛自己的獨立手段。甚至在它們的確是依靠老大哥來保衛它們時，它們更想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甚至違反老大哥的願望，也在所不惜。夏爾·戴高樂在六十年代對美國的大膽挑戰很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的這樣一個信念：一旦蘇聯發動進攻，美國除了保衛法國之外沒有別的抉擇，而不是反映他口頭宣稱的害怕我們不會保衛法國。同樣，一些新興的國家還表現得特別善於挑撥超級大國互相爭鬥，甚至在超級大國擁有巨大的日益增長的軍事優勢的時候。
每一個新總統很快就會瞭解到，他面臨著兩個看來互相矛盾的義務。他必須集中足夠的力量來保護美國以及它的盟國和朋友的安全，同時，他也還有必要在道義上避免核戰爭。如果人們發現他不是這樣，他就會失去國內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在一旦對抗成為不可避免時，是他所需要的。他必須一方面聚集力量，一方面又要限制力量的使用。他必須使美國隨時可以進行防禦，又隨時可以接受和平。如果沒有群眾對他的目的具有信心，那麼上述這兩點他是都做不到的。總統必須先建立他在精神上的領導地位，然後才能進行實際指導。
難以捉摸的和平問題，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夠難辦的：在我們的時代，意識形態上的衝突，使得這個問題更加複雜化。在受到意識形態巨大影響的時期，政治上的忠誠，再也不能以國界來劃分了。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相信一種自稱具有普遍性和歷史必然性的哲學，並且向一個往往是和它們的國家有衝突的外國表示忠心；許多新興國家都是一種意識形態主宰全國，其中心信條，如果說不是共產主義的，也是以反帝的名義強烈反對西方的；在發展中的世界裡，一個決定性的新的衝突是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內部的大動亂都可能引起國際陣容的重大改變。一些國家開始感到，它們不僅受到外交政策的威脅，而且，也許特別受到國內變革的威脅。布拉格自由化的共產黨政權，儘管在外交政策方面決不否認蘇聯的支配地位，也在一九六八年招致蘇聯的入侵，因為蘇聯不願冒險讓這種思想擴散，擔心它們會傳播到蘇聯帝國的其他地方。十年以後，伊朗的動盪，又動搖了整個中東的穩定。
所有這一切對抗和不穩定，第一次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充分的表演。有史以來，各個大陸是處在相對的隔絕狀態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關於世界政治的重大決定都是在幾個歐洲國家的首都作出的。從戰後時期開始，各個大洲才互相影響。一九四五年，世界大家庭中才包括五十一個國家；到了一九六八年，增加了一倍多，達到將近一百三十個。現代化的電訊聯絡把消息和思想立即傳送出去。通常是局部性事件——戰爭、爭奪、醜聞、國內動亂、天災——突然開始具有了全球意義。當尼克松政府上任的時候，所有的國際關係因素都同時匯流到一起了。
一方面是，產業民主國家經濟上的福利和政治上的生命力都加強了。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我們從前在聯盟中的支配地位的挑戰。大多數美國領袖喜歡把這種情況歸咎於令人敬畏的謎一般的人物夏爾·戴高樂，我不同意人們對戴高樂的習常看法。我認為他並不是目前的困難和懷疑的根源，而是大西洋關係中更深刻的結構變化的象徵。西歐和日本這樣富於傳統、民族自豪感和經濟實力，然而，有關這些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居然要在數千英里以外作出，這種情況是不自然的。我多年來一直力陳我的看法：鼓勵大家分擔責任是符合美國的民族利益的。如果美國堅持要當所有非共產黨地區的托管人，我們就會首先很快在心理上弄得筋疲力盡，過不多久，在物質上也會枯竭。我認為，一個有著更多的作決定的中心的世界，是完全符合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理想的。因此，我反對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為打消法國的核計劃，如果可能的話，甚至也打消英國的核計劃而作的努力。我也反對華盛頓在六十年代把協商變成對美國行動的解釋的傾向。
與此同時，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所謂第三世界也在考驗我們理智上和政治上的領悟力。我們在新政時期和馬歇爾計劃中所取得的經驗，不能完全適用於在那些沒有政治傳統、沒有經理人和行政管理人員形成的中產階級的國家中來促進經濟進步和國家建設。相反，領導人往往被搞好團結的任務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不是在和成熟的經濟打交道，而是在和剛剛使盡力量邁步走向現代化的社會打交道。看來已很明顯，建設國家主要取決於建立政治權威的能力。經濟援助，由於加速了對傳統（常常是封建的）秩序的侵蝕，往往使得政治穩定更難實現。歷史對人們的嘲弄之一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吸引力，並不是由於它所引以為自豪的經濟理論，而是由於它對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權威的問題提供了答案——提供了一個進行社會動員的方案，一個為政治權力進行辯護的理由，一個把對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控制的憤怒作為促進團結的方法。民主制度的號召力小了，這並不是西方的罪過，而是由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沒有敢於站出來去冒反殖鬥爭的風險。歷史在和我們開玩笑了，唯物主義的哲學，沒有解決任何國家的經濟問題，卻由於它道義上的主張而得到傳播，而西方雖然公開表示信仰唯心主義的哲學，但卻在不知不覺中提供了基本上與潛在的政治和精神問題無關的經濟和技術補救辦法。
所以，新政府面臨著一個動盪的和複雜的世界，需要我們具備美國經驗中前所未有的品質。我們需要同時進行幾件事情：結束一場戰爭；在核武器的陰影下，與蘇聯進行全球性的競爭；給我們與產業民主國家的聯盟注入新的生命力；把新興國家包括在一個新的世界均勢中，這種均勢只有在符合各國人民的願望的情況下才能持久。即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能力的局限性，我們仍然必須轉向新的建設任務。儘管我們的社會被人家懷疑，我們還是需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到精神上的力量來堅持下去。
在十八世紀後期，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他的文章《永久和平》中寫道，世界和平是必然會到來的；不是由於世界各國人民都有共同的正義感，就是由於威力越來越大的戰爭週期會教育人們，衝突無補於事，世界和平總是會到來的。我們的時期賦予了康德的預言以新的意義。在一些國家有能力在短短幾小時內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傷亡時，和平就變成道義上的絕對必需了。任何上台的人，都不能逃避這個帶根本性的責任。但是，我們時代的根本難題在於，如果對和平的追求成了政策的唯一目標，那麼對戰爭的恐懼就會成為最冷酷的人手中的武器；它會造成精神上的解除武裝。如何爭取和平與正義，爭取廢止戰爭，而又不至於導致暴政，爭取對正義承擔義務，而又不至於引起災難性的震動——找到這樣一種均衡，是核時代政治家們的長期任務。
這就是我在做教授時想到的一些看法，並且寫得很多。這些看法很快就要在實際中受到考驗了。一位新總統一旦宣誓就職，就再也沒有時間進行冷靜的考慮。決策人就像一個走鋼索的人一樣：只有向前走，才能避免從上面栽下來。
[1]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簽訂的公約，譴責用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該公約先是由法國外交部部長阿里斯蒂德·布賴恩德提議，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附議，經過長時間磋商，由十五個國家在巴黎簽訂的。——譯注
[2] 我在《核武器與外交政策》（紐約：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一九五七年）第二章中討論了「遏制」這個概念。科拉爾·貝爾在《從實力地位談判》（紐約：艾爾弗雷德·諾夫有限公司，一九六三年）一書中作了絕妙的分析。
[3] 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關於遠東軍事形勢的意見聽取會》，第八十二屆國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五一年，第二八三頁。
[4] 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在威爾士的蘭達諾發表的演說，引自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的《紐約時報》。
[5] 「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克米特·戈登所編《全國的議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六八年），第六一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