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起源
每屆政府都會碰到一些使人類預見能力的局限性戲劇化地表現出來的事件。在越南問題、向中國開放問題以及同蘇聯正在開展的關係都還捉摸不定的那個年頭，幾乎沒有什麼事比南亞出現一場危機更不符合美國政府的願望。似乎是為了強調我們一切計劃工作都是靠不住的，這場危機居然是一場颶風觸發的。
印度次大陸南臨印度洋，北面以喜馬拉雅山脈為界，西面是高聳入雲、似乎決心使芸芸眾生與外界隔絕的興都庫什山脈，往東逐漸消失在孟加拉的沼澤與河流中。幾千年來，這個次大陸都是一個獨立存在的世界。夏天，它的北方平原在使人精神萎靡的熱浪中受到炙烤，冬天又受到不調和的寒霜侵襲；它綠色蔥蘢的南方孕育著寧靜安恬的生活。這裡的人民語種龐雜，說明曾經有一批又一批征服者穿過高山隘口、越過鄰近的沙漠、有時則跨海過洋光臨此地——匈奴人、蒙古人、希臘人、波斯人、莫臥兒人、阿富汗人、葡萄牙人，最後是英國人在此建立帝國，然後一一消失。他們來了又走了，留下大批人群，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印度不同於中國。中國成功地在入侵者身上打上自己法律和文化的烙印，使入侵者逐漸同中國人混為一體，難以區分。印度不是通過同化、而是通過隔離的辦法戰勝外來者的。似乎是為了在極為冷淡的氣氛中使自己相信自己的偉大，入侵者可能為自己的重要性樹立精美絕倫的豐碑，但是印度各族人民創造了一種幾乎不受任何外來影響的關係，使自己的存在延續下來。同中東一樣，印度是偉大宗教的發源地。但是和中東的宗教不同，這裡的宗教信仰的不是歡樂，而是忍耐；它們感化人的辦法不是預卜慈航普渡的前景，而是證明人的存在朝不保夕；它們不是使個人得到拯救，而是使人懂得命中注定的道理從而得到安慰。在人們從呱呱墜地之日起就分等級的地方，個人失敗從來不是個人問題；檢驗人的品質的標準是忍受命運擺佈，而不是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種姓制度對堅決要在現世尋求滿足的文明是缺乏吸引力的。它使人具有非凡的適應力，並從遙遠的展望中得到安慰。印度教自命不凡，自成一體，不接受皈依者。一個人如果不是生來就是印度教徒，就永遠得不到這種宗教所帶來的舒適和有保證的地位。面對這種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狀況，外國的征服歸根結蒂只是過眼煙雲，並不能使非印度人在印度社會中得到尊貴的地位。這種情況使印度文明在數百年外國統治下得到保存，有時甚至興旺發達起來。當然，這麼多次入侵必然不僅在建築藝術方面，而且在人文方面也留下遺跡。穆斯林征服者（他們代表一種鼓勵皈依的宗教）為低種姓的印度人通過大規模改變宗教信仰來改善自己的處境提供了渠道。他們只得到部分成功，因為一旦改信伊斯蘭教，這些新皈依者甚至連低種姓地位應當得到的那種尊敬也喪失了。使次大陸幾代人陷入分裂的宗教仇恨的種子就是這時播下的。
英國只是最晚來到的征服者之一。它在北方取代了信仰伊斯蘭教的莫臥兒統治者和某些印度統治者，在南方扶植起土生土長的印度統治者——看來似乎是實行了多年的交替輪換辦法。但是英國的征服有一個重要不同之處。的確，這種征服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英國按照已經成為傳統的方式用一批統治者代替了另一批統治者，其心理基礎是當時還不存在國家概念。但也正是英國，使過去只是一個宗教、文化和地理概念的次大陸具有了政治特性。英國人使它第一次擁有了單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法律結構，然後又提供了西方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觀念。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因為英國人給次大陸灌輸了民族和民主觀念才使英國人成了「外國人」，並把一種文化表現變成了一個政治運動。英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印度領導人要求把他們的統治者的價值觀念應用到他們的人民身上。英國的抵制是半心半意的，說明它在實際戰鬥開始之前就已經在精神上輸掉了這場戰鬥。
當成立國家的前景出現時，那些被入侵的洪流捲入印度的說各種不同語言的民族面臨著各自日益增長的人口、極度的貧窮，特別是處理他們的相互關係等問題。整個人口中將近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他們集中在西旁遮普和東孟加拉，但在印度各地也都有小塊然而重要的聚居地區。他們當中許多人現在已成為被印度社會遺棄的人；他們不能接受一個由數百年來一直鄙棄他們的那些人占統治地位的世俗國家。英國人一九四七年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按宗教不同實行分治。
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國家就是這樣在難以描述的恐怖行為和宗教騷亂中誕生了。巴基斯坦由兩部分組成：西巴由旁遮普人統治，東巴由孟加拉[1]人統治，中間隔著一千英里印度領土。他們沒有共同語言，把他們捏在一起的不是經濟或歷史因素，而是伊斯蘭教和對印度統治的共同恐懼。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同其他獨立運動領導人一樣，夢想取得前殖民國家統治的全部領土。對他們來說，巴基斯坦的存在就是一種侮辱。在印度眼中，這個毗鄰的伊斯蘭國家對他們的民族團結還是一種潛在威脅。還有五千多萬穆斯林留在印度統治之下。他們遲早會要求承認他們的民族地位，否則巴基斯坦的創立事實上就是不必要的，是英國人強加於人的——這正是某些印度民族主義者不厭其煩地宣傳的說法。至於巴基斯坦，它意識到甚至最低階層的印度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一種比穆斯林優越的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對那個較大的鄰國充滿恐懼、憎惡，有時是仇恨。
儘管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了幾百年，但很少有相處這樣長久的老鄰居比他們更缺乏共同點。印度人複雜隱晦，穆斯林則比較單純直率些。這種差別在建築藝術的對比上也反映出來。印度寺廟建築玲瓏剔透，大小角落精雕細鑿，刻畫入微，其含意和給人的印象都不是單一的。穆斯林莫臥兒人在次大陸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區到處建立的清真寺和堡壘則規模宏大，風格優雅，散發著浪漫氣息，其光彩奪目、富麗堂皇同炎熱的農村單調平凡的景色適成對比；那裡無數的噴泉表達了擺脫嚴酷環境的渴望和對已經趕走入侵者的比較淳樸的地區的懷念。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國不瞭解這些新成立的國家正在專心致志忙於自己的問題，總是用自己的先入之見看待他們。我們按照表面價值相信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自稱為世界事務中不偏不倚的道義仲裁人的作用。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正是弱小民族為取得同其實力不相稱的影響而奉行的政策，也沒有注意到印度除了在它認為自己命中注定處於優勢地位的次大陸外，很少願意承擔風險以適應它的國際抱負。至於巴基斯坦，我們只把它當作反對共產黨侵略的潛在軍事盟友，而不瞭解大多數巴基斯坦人恰恰是把印度看作對他們安全的真正威脅。我們把印度供奉在抽像道德的萬神殿裡，而印度則把我們武裝巴基斯坦看成是一種挑戰，從而破壞了我們希望博得它的好感的嘗試。
我們過高地估計了獲得印度政治上讚許的可能性，同時又錯誤地判斷了巴基斯坦軍事努力的目標。我們對印度自稱代表「世界輿論」過分敏感，而我們又想把巴基斯坦包含在它並不接受的遏制概念中去。我們以為共同防禦的法律義務對共產黨侵略是一種威懾，雖然有關聯盟的成員幾乎不能增強相互的力量，也很少有共同目標。巴基斯坦成了我們在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中的盟友，[2]因此有資格獲得美國武器援助。這種援助的目的是反對共產黨侵略，但是印度懷疑它有其他更為可能的用途。
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形成的軍事聯盟在美國引起了爭論。在野的民主黨以此為例攻擊政府過分強調軍事方面的考慮。印度成了美國自由派的特殊寵兒。他們從印度實行民主制度的決心中看到結成思想夥伴的基礎，從印度希望獲得的經濟成就中看到對共產黨自稱代表未來潮流這種說法的最有力的駁斥。毫不奇怪，一九六一年政府易手之後，華盛頓對巴基斯坦的興趣明顯冷淡下來，越來越多地用提供美國保護的口頭保證代替了軍用品的供應。（這種保證的不斷增加反過來在一九七一年使我們難以擺脫了。）整個這段時期，甚至在印度已經建立相當雄厚的軍火工業並同蘇聯發展了牢固的軍事供應關係以後，它還一直堅持不懈地、巧妙地努力破壞巴基斯坦和美國的軍事關係。
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戰爭使我們得到在某種程度上脫身的借口。美國對雙方都不再供應任何軍事裝備（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政策稍有修改，允許提供非殺傷性裝備和各種裝備的零件）。這種表面上的不偏不倚具有欺騙性，實際結果是傷害巴基斯坦，因為印度大部分武器可以由共產黨國家或它自己的兵工廠提供。約翰遜總統意識到這種行動的片面性，答應通過土耳其一類的第三國安排把若干行將過時的美國坦克轉讓給巴基斯坦。但是他根本沒有完成這項交易，一個原因是他不願意把國會日益減少的支持，用於對他來說顯然已是無足輕重的決定方面；另一個原因是第三國改變了主意。
我自己在次大陸的經歷本來應當使我預見到那裡存在的激烈情緒。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從技術上說還是肯尼迪總統的顧問。那時，美國新聞署安排我去次大陸發表一系列演講。我國駐印大使、我的好友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頗為不安，擔心我這樣一個主要由於《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而名噪一時的哈佛大學教授會在那些看來非常敏感的和平主義的東道主當中引起什麼反響。我一到新德里機場就使他放下心來，因為我立刻捲入了同巴基斯坦的糾紛。在無法避免的記者招待會上，我用自認為是外交辭令的語言回答了一個關於克什米爾的問題，我說對這個問題還不大瞭解，無法作出判斷。在回答關於巴基斯坦開始同中國眉來眼去的問題時，鑒於當時普遍認為中國是侵略成性的，我極不願意承認自己對這一看來是荒謬的發展一無所知，因此表示我無法想像巴基斯坦會做這樣愚蠢的事。巴基斯坦領導人原來就已經感到受了歧視，因為派駐新德里的大使是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而伊斯蘭堡「只」配接待一位職業外交官。不過他們非常謹慎，不願攻擊肯尼迪的一個私人朋友。我在機場對記者講的話是一次天賜良機，使巴基斯坦報界可以把自己的不滿情緒發洩在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肯尼迪的次要僚屬身上。我承認對克什米爾問題的無知被說成是美國漠不關心的象徵。把「愚蠢」這個字眼同「巴基斯坦」放在同一句話裡——儘管這句話是否認巴基斯坦愚蠢——也變成了民族侮辱。我只得到一種補償。巴基斯坦報界的攻擊使我在印度陡然身價百倍。因此，至少是在一九六二年，人們對我的指責是偏向印度。
後來，事態終於平靜下來，使我可以在同一旅程中在巴基斯坦露面了。我立即證明我並沒有喪失自己的本色。當我在開伯爾山口遊覽後返回白沙瓦時，被一位巴基斯坦記者攔路截住。他問我是否看到任何普什圖人動亂[3]的跡象。考慮到次大陸已有很久沒能聽到我說俏皮話了，我回答說：「即使我迎面撞上，也認不出什麼是普什圖動亂。」結果登出來的標題是：「基辛格不承認普什圖尼斯坦。」這件事使阿富汗在華盛頓提出正式抗議，但至少使我暫時在巴基斯坦成了一名英雄。如果我按照自己喜歡漫遊的習慣去訪問阿富汗，很難說我還會得到什麼成就。但是根據美國新聞署的判斷，這種文化交流的收穫已經超過它下的本錢，它認為就我的才能來說，還是回國比較安全。
因此，我也許本來應當更加聰明一點，不使自己捲入次大陸一九七一年的瘋狂糾紛。
尼克松政府就職時，我們在次大陸的政策目標很簡單，就是避免給自己的議事日程增加麻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十二年並不安寧的共處中打了兩次仗。我們想同雙方都保持良好關係。尼克松對印度自己吹噓的道義領導地位，說得委婉一點，並不像他的某些前任那樣容易受到影響；實際上，他認為他們是在奉承印度，並以此作為自由派人士缺乏判斷力的重要例證。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在一九六九年的環球旅行中到新德里進行了一次還算成功的訪問。他很快就丟掉了幻想，知道他得不到可與艾森豪威爾一九五六年訪問相提並論的群眾歡迎場面。接待是有節制的；群眾場面只能說是得體的；進行的討論按照公報用語可以說是「建設性的」、「實事求是的」。尼克松在晚宴上發表了一篇娓娓動聽的祝酒辭，讚揚聖雄甘地的智慧，並對現代世界和平的性質進行了富有思想的探討。
但是尼克松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個人關係，命中注定是無法融洽的。甘地夫人認為自己幾乎生來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她這種自負和她那陰鬱的沉默激起了尼克松全部潛在的不安之感。她對尼克松的態度既表現出發展中國家頗為時髦的對資本主義象徵的鄙視，又暗示她過去從一些知識分子朋友那裡聽到的有關總統的那些醜事不可能全是假的。尼克松同她會晤後對她的評語有些是無法形諸筆墨的。另一方面，尼克松能夠理解那些冷靜地估計國家利益並據以行事的領導人。一旦透過那些刺耳的、自命不凡的辭藻，就會發現甘地夫人冷酷無情地估計各種權力因素的能力幾乎是無與倫比的。因此，他們在政治上的關係，從實質上說，比他們的個人關係要好得多。
無論尼克松個人對印度總理如何疑慮不安，在他整個第一屆任期內，印度始終在國會和美國政府內部擁有一大批支持者。甘地夫人當時還沒有進行核試驗或實行獨裁統治，因此還沒有使美國人幻想破滅。同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的感情聯繫依然存在。美國政府每年提出大量援助撥款，在國會裡很少有人反對就通過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印度獲得美國經濟援助四十二億美元，其中約十五億美元是尼克松時期給的。
如果說印度得到國會的熱情支持但受到總統的冷待，巴基斯坦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巴基斯坦是尼克松下台後尊敬地接待他的國家之一；尼克松從來沒有忘記這一點。巴基斯坦粗魯直率的軍事領袖也比印度那些複雜而且顯然倨傲的婆羅門領導人更投合他的脾氣。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美國，至少是在製造輿論的集團中從來沒有像印度那樣得到同情。同那個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進步」口號和富於和平主義氣息的倫理比較起來，它並不代表美國人樂於認同的那些原則。此外，印度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人口等於其四到五倍。因此我們把同印度的關係放在優先地位是有很實際的理由的。
尼克松除對巴基斯坦語調多少比較熱情以外，幾乎原封不動地繼承了過去對次大陸的政策。他和我作為瞭解情況的僅有的兩個高級官員深為感激巴基斯坦所起的通向中國的渠道作用。巴基斯坦領導人從來沒有為這種服務要求任何報答或特殊照顧，這是永遠值得崇敬的。尼克松所做的唯一具體姿態——也是為了維護他的前任的諾言——是一九七年夏天批准給巴基斯坦提供一小批軍事裝備。這是作為美國武器禁運中「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其中包括大約二十架飛機和三百輛裝甲運兵車，但不包括坦克或大炮。這批裝備約值四五千萬美元（也許稍多一點，視所選飛機型號而定）。平均每年增加三億五千萬美元——幾乎十倍於巴基斯坦得到的數字——軍事購貨的印度提出了暴風雨般的抗議。同時，印度還指責我們干涉它的內政，因為我們大使館——也許是我國外交機構中冗員最多的大使館——的某些人偶爾會見過反對黨領導人。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執行華盛頓策劃的戰略，而是在一個擁有自由制度的國家中自然會有的活動；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提出這種指責是很怪的。不過這場風暴很快就過去了。
到一九七一年，我們同印度的關係已經處於一種密切然而令人惱火地緊張的狀況，就像一對既不能分手又無法相處的夫婦。我們同巴基斯坦的關係則是表面上友好而很少有具體內容。至少在次大陸，看不出同美國結盟比不結盟有什麼明顯的好處。
一九七一年初，我們的高級決策人都沒有料到次大陸會在我們的議程上躍居首位。當時除每年的援助計劃和因一九七年後期自然災害造成的悲劇需要給予救濟以外，似乎沒有需要立即做出決定的問題。次大陸似乎是長遠研究的理想主題。一九七年末，我曾下令進行三項有關次大陸的研究，其中兩項涉及蘇聯在印度洋的海軍實力及其影響，第三項是研究我們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長遠政策，包括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目標及其相互作用。這些研究預定都要很久以後才完成；沒有料到會出現任何嚴重危機。
兩次颶風
巴基斯坦建國以來一直缺乏持續的法統。這個國家的締造者逝世以後，沒有一個政府是幹完自己的任期的。每次改變都是通過某種政變實現的；軍人政府和文官政府交替上台，而軍方居於統治地位。一九七年預計要成立符合憲法的政府。選舉將在十二月舉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在十月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時拜訪了尼克松。前面談到尼克松托他給周恩來帶信一事就是這次辦的。我乘機詢問葉海亞選舉後總統權力會有何變化。葉海亞信心十足。他預計西巴和東巴都會出現大量政黨；這些政黨將在這個國家的兩翼內部並在兩翼之間互相傾軋；因此，總統將仍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充當仲裁人。
他的預言還來不及受到考驗，東巴就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遭到一場毀滅性颶風的襲擊。我書面告訴尼克松，根據大多數報道，這是近百年來生命財產損失最慘重的一次災難；據信有二十多萬人死亡。尼克松下令全力以赴進行救濟的計劃只觸及痛苦的表層。恢復工作十分混亂、缺乏效果。反對派指責葉海亞政府腐敗無能，還加上更嚴重的罪名。這場政治風暴最後變得比自然界的風暴更有破壞性。
或許是這場颶風使反抗中央政府的情緒明朗化了，並增加了東巴的憤懣和對自己特性的認識，也可能是葉海亞對群眾情緒一直判斷錯誤，總之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的選舉變成了對葉海亞處理危機的方式的一次公民投票，給軍事統治者帶來了災難性後果。致力於東巴自治的人民聯盟在東部爭奪的一百六十九個席位中贏得一百六十七席，從而在共三百一十三席的國民議會中獲得多數。因此，人民聯盟領袖穆吉布·拉赫曼教長（以穆吉布而知名）必然要成為東巴無人能與之抗衡的人物，在全國也將具有強大影響。使這場政治戲劇更形突出的是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在西巴取得了可與之匹敵的統治地位。布托反對軍事統治，但鼓吹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巴基斯坦；他激烈抗拒穆吉布堅持的東巴自治，而在這方面肯定會得到軍方的支持。（實際上，他很可能是為了使軍方更能接受他而採取這種立場的。）人民聯盟提出了在東巴基斯坦省實行充分自治的六點綱領，只在外交政策和國防方面給中央政府留下某種含糊不清的職責。它建議巴基斯坦兩個組成部分分別發行貨幣、建立外匯賬目、徵收賦稅、確定財政方針並保持各自的民兵和准軍事單位。葉海亞和布托拒絕了這個綱領，認為它等於宣告東巴獨立。一場僵局或危機迫在眉睫。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我請各部門共同研究，如果東巴試圖脫離巴基斯坦，有什麼對策可供選擇；二月二十二日，我把自己的分析報告了總統：
（穆吉布和布托）至今未能就新憲法取得任何非正式協議。甚至一點苗頭也沒有。葉海亞總統仍決定把軍人政權移交給民間政客，但表示他將不主持巴基斯坦的分裂。……（穆吉布）現在打算堅持他使東巴取得實際自治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滿足——很可能是得不到的——就宣佈東巴獨立。
葉海亞既不願同布托合作，又拒絕接受穆吉布使東巴取得准獨立地位的要求，結果是兩頭犯難。他推遲召開原定三月初開幕的國民議會，使政治領導人有更多時間清理他們的分歧。但是這個行動進一步增加了東巴的敵對情緒。葉海亞最後把召開國民議會的時間改為三月二十五日，把希望寄托在兩位對立的文職人員在可能使國家分裂的僵局面前選擇妥協的道路。事實證明葉海亞這次也判斷錯了。布托無疑是巴基斯坦政治中最有才華的人物，為人傲慢，意志堅強，後來在他的被肢解的國家中主持恢復工作時表現了政治家的才幹和勇氣。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初，他擔心妥協會招致西巴群眾的憤恨，而正是這些群眾的支持才使他接近取得權力。穆吉布也無法制止他自己發動起來的力量。他走向妥協的願望比布托小得多，而比布托更相信自己的言辭。同希臘悲劇中的人物一樣，巴基斯坦這兩個深得民心的領導人都拒絕讓對方跨過門檻，獲得自己也可能得到的權力；他們寧願向必然低頭，而不願相互讓步。
隨著緊張程度的增加，我國政府研究了可供選擇的對策。三月六日，高級研究小組開會考慮我二月十六日要求在部際小組中進行研究的意見。我們一致認為巴基斯坦無法用武力保住東巴。我向各部門明確指出，總統不願同葉海亞對抗，但白宮不反對其他國家去說服葉海亞放棄使用武力。如果巴基斯坦分裂，這應是它內部的力量造成的，而不應是美國施加壓力的結果。各部門一致同意，美國不應牽連進去。這也是同巴基斯坦的歷史淵源更久的英國的政策。
三月間，我們體驗到多數危機到來時特有的那種混亂狀況。穆吉布在三月七日一次重要講話中沒提要同西巴完全斷絕關係，但要求取消軍事管制，恢復人民統治，明確表示他的目標仍然是「解放」東巴。葉海亞宣佈他將於三月十五日飛往東巴省會達卡同穆吉布談判。在此期間，印度總理甘地在三月初的大選中獲得巨大勝利。到那時為止，巴基斯坦的事態一直還是一個友邦的內部問題；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不成其為外交政策問題。甘地夫人忙於競選和處理選舉後的迫切問題，採取了不干涉政策。遲至三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常務負責人特·納·考爾還對我國駐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說，印度希望巴基斯坦保持統一。三月十七日，印度駐華盛頓的手腕靈活的大使L·K·傑哈向我表示了同樣的意思。兩人都沒有提供絲毫跡象說明印度將把毗鄰的東巴出現的麻煩當作影響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
但是知名人物的神經有時也會突然繃斷的。當他們不能耐心等待事態的發展時，就想勉強加快步伐，結果就會失去平衡。葉海亞就是這樣。他以不到四萬人的兵力，卻決定對東巴的七千五百萬人民實行軍事統治，鎮壓人民聯盟，逮捕穆吉布·拉赫曼教長。
這樣一來，巴基斯坦危機就變成了國際問題。
軍事鎮壓
現在也還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葉海亞在三月二十五日採取那種不顧一切的行動的。毫無疑問，孟加拉群眾辱罵了幾乎完全來自西巴的巴基斯坦士兵。穆吉布的所謂自治看來同獨立沒有什麼區別。幾乎所有國家都會為自己的統一而戰鬥，即使心懷不滿的地區壓倒一切的情緒都要求分裂也罷。美國的內戰是如此，尼日利亞對比夫拉是如此，剛果對加丹加也是如此。但是巴基斯坦與眾不同的是，要求脫離的省份同西巴中間隔著一千英里印度領土。忠實於國家一翼的少量部隊根本不可能無限期壓服另一翼的七千五百萬人。孟加拉當地對巴基斯坦統一的支持一旦消失，巴基斯坦的完整就結束了。即使印度不加干預，也肯定會出現一個獨立的孟加拉國。唯一的問題在於這個變化將以什麼方式出現。
我們同英國一樣，希望盡可能對此保持超然態度。我們甚至得到消息，說西巴懷疑我們可能贊成東巴獨立，其實英國和我們都不願被人當作巴基斯坦解體的替罪羊。我們沒有多少手段去影響局勢。而且我們有一切理由要保持巴基斯坦的善意。巴基斯坦是我們通往北京的關鍵環節，並且是中國最親密的盟國之一。我們十二月份通過巴基斯坦傳遞信息，原則上接受派遣美國密使前往北京的想法。三、四月間，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即將有所反應。四月就出現了乒乓外交。
危機的第一階段，美國政府——甚至那些毫不瞭解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的人——一致認為應當避免倉促行事。在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上，我重申自己的看法，認為這場危機將引起內戰，而且相當快就會導致東巴獨立。國務院代表指出，英國不願採取行動對巴基斯坦施加壓力。我對同事們說：「我在午餐前同總統簡短地交談過。他的傾向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樣。他不希望採取任何行動。他不願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使別人可以指責他曾鼓勵巴基斯坦分裂。他不贊成一項很積極的政策。」
然而要求採取積極政策的壓力開始增加。四月份開始收到有關巴基斯坦在孟加拉的暴行的報道，引起普遍的、理所當然的憤怒。我國駐達卡總領事給華盛頓發來電報，要求美國對巴基斯坦的鎮壓採取公開反對的立場；領事館其他成員也在四月初聯名發來一封類似的電報。國務卿羅傑斯對我說，他認為外交人員不寫報告而寫請願書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但是，按照下級在想使上級無可抉擇的情況下喜歡採取的辦法，電報是以較低的保密等級發來的，因此得到廣泛的傳播。向國會和報界走漏風聲是不可避免的。曾經訪問東巴的一位巴基斯坦編輯為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寫了一篇描繪軍隊屠殺情況的第一手報道。我國駐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向華盛頓報告說，他「對這種屠殺深感震驚」，並「十分擔心人們很容易把美國同這種軍事恐怖統治作有損美國榮譽的聯繫」。他主張美國立即公開以顯著方式對「這種野蠻行徑」表示遺憾，私下對葉海亞·汗進行干預，取消我們「僅此一次的例外」，立即暫停向巴基斯坦交付任何軍用物資。
我們感到左右為難。美國不能對殺戮了數以千計的平民並使幾百萬人逃往印度尋求安全的野蠻軍事鎮壓表示寬容。巴基斯坦軍方採取了高壓手段，這是無可懷疑的。但巴基斯坦是我們通往中國的唯一渠道；這條渠道一旦關閉，就要耗費許多個月的時間另行安排。不僅如此，這個問題在華盛頓提出的時間正趕上越南問題引起的另一次週期性動盪。一場規模浩大的不服從運動定於五月一日舉行。對於某些批評者來說，我們在巴基斯坦問題上保持沉默——其理由我們又不能加以解釋——是說明政府對道義問題普遍麻木不仁的另一徵兆。他們不可能接受所謂政府在兩種相互衝突的迫切需要之間左右為難的說法；某些人出於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出現任何問題時都要破壞政府的立場，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做會使我們在越南的努力徹底失敗。政府的反應也同樣表現了胸襟的狹隘；關於道義上麻木不仁的指責是有某些道理的。尼克松下令把我們的總領事調離達卡；他譏嘲基廷「已被印度人接管」。越南戰爭帶來的悲劇之一就是使我們不可能就外交政策進行合乎理性的辯論。
國務院自行其是地採取了先發制人的行動。它完全不瞭解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並受到國務院中傾向印度的傳統偏見的嚴重影響，所以在四月初——未經白宮批准——就開始對巴基斯坦實行新的武器禁運；它暫停頒發出售軍火的新許可證，已經到期的許可證也不得延期使用；它推遲了從國防部存貨中運交的項目，使根據一九七年的「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一批物資擱置起來。對巴基斯坦切斷了價值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軍火供應，使渠道裡只剩下約五百萬美元的涓涓細流。（這五百萬美元七月初還在國會裡引起了爭論。）國務院還在未經白宮批准的情況下開始減少給巴基斯坦的經濟援助。它用了一個巧妙的借口，說是由於發生內戰，現行計劃已無法在巴基斯坦全境實施了。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班子裡的專家哈爾·桑德斯寫信告訴我，國務院正從超然態度轉向同巴基斯坦政府脫離關係的態度，但是「他們還不承認自己是在這樣做，而是用技術理由解釋自己的行動」。
任何熟悉尼克松的態度的人都十分清楚這種做法是違背他的意願的；至於那些不熟悉的人則應當去同白宮核實。這種無視總統特權而擅自搶先的做法很能說明尼克松（以及我自己）後來為什麼要採取那種態度。整個四月，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政府工作過程加以控制，目的有兩個：既要保持通往北京的渠道，又要保持在巴基斯坦取得政治解決的可能性。那時，伊斯蘭堡已不只是一個聯絡點，而且可能成為我前往中國的出發點。當時也開始出現種種跡象，說明印度為解決幾百萬孟加拉難民——這無疑是一種負擔——問題提出的建議並不是幫助難民回國，而是加速巴基斯坦的解體（至少是使兩個目標合二而一了）。三月三十一日，印度議會一致對孟加拉人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和支持」。早在四月一日我就報告總統說：「印度似乎是在採取一種公開外交和秘密行動相結合的方針，這種方針將使次大陸已經很緊張的局勢更加緊張，並有觸發更廣泛、更嚴重的國際危機的危險。」四月十四日，加爾各答成立了一個孟加拉國流亡政府。四月中旬，我們收到的消息說印度正在訓練孟加拉難民，使他們到東巴進行遊擊戰（即所謂解放軍）。四月底，我們獲悉印度即將使第一批共兩千名游擊隊員滲入東巴。
我認為克制政策是正確的。這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的判斷，同我們和中國的聯繫毫無關係。在人道主義問題上，尼克松政府的戰略，無論好壞，目的不是對一個國家的主權提出肯定會遭到拒絕的挑戰，而是在不公開對抗的條件下施加我們的影響。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我們有時把這個基本正確的方針執行到了迂腐的程度，以致使可能的支持者轉而採取敵對態度。就巴基斯坦的情況來說，這個戰略似乎是妥當的，因為它的政府是我們的盟友，而且我們深信它一定很快就會認識到自己採取的方針是徒勞無益的。我們設法說服葉海亞·汗向承認東巴自治的方向採取行動，以朋友身份勸他採取某些步驟，而這些步驟如果我們公開提出幾乎肯定會遭到他的拒絕。正如四月二十九日我在給總統的信中說的那樣，中央政府「可以承認使東巴逐漸獲得更大自治權的必要性，從而得到孟加拉必要的合作。因此，我們似乎面臨著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裡，東巴將獲得更多自治權，或許最後獲得獨立」。但是，我指出，印度的政策必然同這種解決辦法背道而馳：「通過訓練和裝備一支人數較少的孟加拉抵抗力量，印度就可以幫助積極的抵抗繼續下去，增加開展持久游擊戰的機會。從一切跡象看來，印度是打算奉行這種方針的。」
按照我們慣用的程序，我在四月份請國務院根據危機發展的情況就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政策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建議，以供總統抉擇。一個大致的決策將使處理對巴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等具體工作有章可循；鑒於國務院已經開始朝它自己希望的方向行動起來，這種決策就尤其必要。國務院照例把它喜歡的方案夾在荒謬得根本不可能作為決策依據的各種方案裡面。（例如，有一個建議是全力支持葉海亞。這既不代表白宮的信念，也不是切實可行的行動方針。）我從國務院提出的各種方案裡提煉出一個建議。考慮到國會和公眾的願望，我建議總統批准國務院四月初未經授權採取的關閉軍用物資供應渠道的行動，只允許某些零件和非殺傷性裝備通過。我還建議用經濟援助作為導致政治讓步的誘餌，「作出認真努力，幫助葉海亞結束戰爭，並作出向東巴自治過渡的安排」。尼克松五月二日批准了我的建議，還親手寫了一個批語：「致全體成員。不要在此時此刻去向葉海亞施壓。尼克松。」
但是我們碰到三種障礙：印度的政策，我們自己的公開辯論，還有我們官僚機構的缺乏紀律。
五月十八日——當我們同伊斯蘭堡安排去北京秘密旅行的準備工作已經相當深入的時候——甘地夫人在一次公開演說中警告巴基斯坦說，印度「完全準備戰鬥，如果有人把這種形勢強加給我們的話」。印度大使也提醒英國和法國說，鑒於難民已如潮湧，印度「可能被迫採取行動以維護國家利益」。當時估計難民已達二百八十萬人。[4]難民造成的負擔確實極為沉重；宗教騷動的危險也不能排除。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開始越來越懷疑甘地夫人意識到了一個更大的機會。隨著巴基斯坦在國際上日益孤立，她看來首先是要使巴基斯坦受到屈辱，或許還試圖把東巴的離心傾向擴大到西巴去。當美國同意承擔救濟難民的主要費用時，印度又轉而堅持沒有政治解決就不可能解決難民問題。然而印度為解決問題提出的條件又不斷升級。當美國提出為減輕東巴饑饉出力時，印度——同美國國內許多人一起——要求由國際機構來執行救濟計劃。表面的理由是保證救濟物資得到公平分配，但這種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聲望。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們從迄今一直可靠的來源獲悉甘地夫人已下令制訂計劃，要通過一次「以色列式」的閃電戰接管東巴。我們還擁有無可置疑的證據，說明印度正在分散飛機，向邊境調派戰鬥部隊和裝甲部隊。尼克松十分認真看待這些消息，所以在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在印度發動這種進攻的情況下切斷美國給印度的經濟援助。五月二十六日，我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研究我們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採取什麼政策。在這前後，我們獲悉印度軍方領導人認為甘地夫人進攻東巴的建議過於冒險。他們擔心中國干涉，擔心其他國家（特別是伊朗）會給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蘇聯武器的補充並不可靠，並且可能要佔領巴基斯坦全境才能結束戰爭。印度的司令官們堅持至少要等到十一月喜馬拉雅山脈的氣候使中國更難於進行干涉的時候。
在甘地夫人著手系統地消除這些反對意見並等待山區降雪的時期，我們得到了一段喘息時間。（我必須強調指出，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多數人並不像我一樣相信這些消息；多數高級官員認為印度不大可能進攻。）我們利用這段間歇時間首先加緊給難民提供援助；原來在春天授權使用的二百五十萬美元，最後增加了一百倍，達到二億五千萬美元。與此同時，我們大力要求巴基斯坦採取政治和解步驟，敦促葉海亞首先使東巴救濟工作國際化，然後提出政治方面的建議。我們還建議用文官代替東巴的軍人省長；我們成功地使巴基斯坦宣佈，除具體的刑事罪犯外，對所有的人實行大赦。
五月二十八日，尼克松致函甘地夫人和葉海亞·汗，概述了我們的政策。給葉海亞的信措辭並不強烈；這反映我們需要葉海亞作為通向北京的渠道。但信件使人毫不懷疑我們是贊成用政治辦法而不是用軍事辦法解決東巴問題的。尼克松感謝葉海亞願意接受救濟工作的國際化，鼓勵他繼續奉行「政治和解」方針。尼克松寫道：「我還滿意地注意到你已對難民公開宣佈大赦，並保證把權力移交給選舉產生的代表。我深信你將把這些聲明化為現實。」尼克松要求巴基斯坦在印巴關係問題上保持克制；他認為恢復東巴狀況、「使難民盡快離開印度領土回國」是「絕對必要的」。
總統在五月二十八日同時寫給甘地夫人的信中強調我們希望減少難民流入印度的人數並通過財政、技術援助幫助印度減輕負擔。尼克松把我們努力推動葉海亞的情況通知了甘地夫人：
正如我們已經通知你們的大使和外交部長的情況一樣，我們選擇了主要通過悄悄的外交進行工作的方式。我們一直在同巴基斯坦政府討論達成和平的政治和解、恢復使難民停止外流並能返回家園的條件的重要性。我感覺葉海亞總統至少是部分地採取了這種態度，所以他才舉行了五月二十四日那次記者招待會，特別是公開宣佈接受國際援助，對難民實行大赦，並保證把權力移交給選舉產生的代表。
尼克松讚揚了印度民主的活力和它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取得的進步，並對軍事解決辦法提出了含蓄的警告。他說：「如果這種進步由於戰爭而中斷，印度的朋友將感到沮喪。」六月三日，我向肯尼思·基廷解釋了我們的戰略。我深信東巴終將獨立。我們的政策是「使事實有時間自行表現出來」。
六月，印度外交部長斯瓦蘭·辛格到達華盛頓，要求我們同時結束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印度越來越給我們提出無法解決的難題。它說難民的洪流遲早將迫使印度採取激烈措施。但與此同時印度又不採取任何行動約束——事實上是訓練、裝備和鼓勵——從印度領土向外滲透的游擊隊，這肯定使局面無法安定，並將形成更多的難民。儘管葉海亞宣佈了大赦，印度仍要把東巴政治解決作為難民回國的條件。但是，在屬於鄰國主權範圍的領土上究竟什麼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解決辦法呢——對此印度還保留由它來決定的權利。六月中旬，甘地夫人宣佈印度不會同意任何意味「孟加拉國滅亡」的解決辦法；換句話說，印度要求肢解巴基斯坦作為它不動手的條件。在逐漸實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絕、難民得到鼓勵、難民回國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情況下，印度使危機的增長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我們國內許多人有不同看法。不幸的是這場辯論開始帶上辯論越南問題時特有的某種激憤情緒和對動機的責難。政府雖然有道理可說，但卻保持沉默，因而無濟於事。眾議院有關這個問題的小組委員會主席、新澤西州眾議員科尼利厄斯·加拉格爾訪問印度難民營後，六月十日在眾議院發言時說，印度在難民這種負擔面前表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克制」。（這是在甘地夫人公開提出戰爭威脅的三個星期以後。）六月十七日，《紐約時報》又責難政府，說我們要求雙方克制的公開聲明「姍姍來遲」。它說我們的呼籲是徒勞的，除非我們言行一致，即在東巴達成真正政治和解以前切斷美國給巴基斯坦的一切援助。《紐約時報》也讚揚甘地夫人在令人咋舌的難民問題面前表現了「非凡的克制」。
然後出現了新聞界那種用小事件代替大辯論、把焦點集中於某些問題而同時加以歪曲的情況。六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有一艘載運軍事裝備的巴基斯坦貨輪準備從紐約市起航到巴基斯坦去，似乎違反了政府正式宣佈的禁令。不久又有一艘載運軍用品的船據報正在前往巴基斯坦途中。報界、國會，還有印度都是義憤填膺。第二天，《紐約時報》指責這種運輸對美國人民和國會、對印度都是「失信的行為」，「進一步」破壞了美國的信譽。斯圖爾特·賽明頓參議員說這不是無知就是蓄意欺騙。國務院六月二十四日宣佈華盛頓再給印度提供七千萬美元作為難民費用，但這個宣佈卻淹沒在有關第三艘載運軍事裝備的巴基斯坦貨輪從紐約起航前往卡拉奇的消息中了。
所有這些裝備都是根據宣佈禁令以前頒發的許可證購買的，因此從法律上說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而第三艘貨輪是在國務院暫時停發許可證的指示生效的四天以前起航的。[5]然而這些事實都沒有制止說政府是在騙人的指責。這是越南戰爭期間人們非常喜歡談的信用差距的又一個例證。我們無法使任何人相信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追查已經發出的許可證，無法使他們相信「滲漏」的數量微不足道，不能影響次大陸或孟加拉軍事力量的對比。七月五日，《華盛頓郵報》怒不可遏地說：
這是一份驚人的、厚顏無恥的記錄……必須放在當前圍繞公眾瞭解情況的權利和政府隱瞞情況的權利問題展開的有關五角大樓文件的爭論這個背景上來閱讀。我們這裡看到的是一個能夠說明現行體制實際如何工作的典型事例；政府官員躲在公眾視線之外，一直在給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同時不斷毫不含糊地告訴公眾，說這種供應已經切斷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次「信用差距」是因為在禁運方面倉促行事而使白宮大為惱火的國務院造成的。同新聞界和國會的批評意見最一致的這個部門無意中卻成了這種批評的焦點。
危機日益激化
六月二十八日，就在我啟程前往亞洲之前，葉海亞宣佈了向文官交權的計劃。四個月內將公佈由專家擬定的新憲法；同分裂運動無關的人民聯盟成員有資格參加政府。葉海亞沒有解釋這條規定適用於哪種類型的領導人。
我在旅途中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說明蘇聯終於看到了它可以從戰略上加以利用的機會。它放棄了過去的謹慎態度，通知印度它贊成讓游擊隊進入東巴作戰，並答應在中國採取報復行動時保護印度。這場衝突增加了一種新的不祥因素。（這是我們對中國採取主動以前很久的事。）
我訪問新德里時有兩個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使命。一個使命是要小心翼翼地使印度對我訪華的消息有所準備。我談到乒乓外交和我們兩年來在貿易和旅行方面主動作出的一些表示，著重指出我們必然要同北京繼續改善關係。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無緣無故進攻印度，我們將嚴肅看待。如果我主動談的這個意見並沒有使我的對話者感到大惑不解的話，他們可能得到短暫的鼓舞——雖然隨著七月十五日有關我訪華的消息的宣佈，這段歡欣鼓舞的時刻肯定就宣告結束了。
我們必須等到我的對話者寫出回憶錄之後才能知道印度的部長們當時是怎樣看待我的再次保證的，是把它看作我們在受到限制的情況下盡了最大努力，還是看作一種意圖欺騙的行徑。我在新德里會談的主要題目是東巴危機。我向總統報告說：
現在似乎存在一種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或至少會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廣泛發生暴力行為的日益增長的感覺，不一定是有任何人希望如此，而是因為他們擔心他們最後可能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
我（向甘地夫人）保證，我們政策的整個著眼點是要保持足夠的影響，以便促使人們創造容許難民回國的條件，雖然我們不能保證結果如何。我詢問她認為在局勢變得無法控制以前還有多少時間。她回答說，現在就已無法控制，他們「只是靠意志力才使局面得以維持」。
我同印度領導人的談話事實上還是按照前幾個星期那種程序進行的。像我對印度駐華盛頓大使傑哈多次談過的那樣，我試圖使他們相信美國渴望同印度保持良好關係。我們並不反對孟加拉自治，並且深信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朋友而不是作為又一個折磨者同葉海亞打交道的話就可以促成一種有利的變化。我邀請甘地夫人訪問美國，同尼克松總統一起對印美關係進行一次具根本性的研究。
但是甘地夫人和她的部長們根本沒有和解的心情。他們對訪問華盛頓的邀請避不作答。他們表示希望同美國改善關係，但激烈指責我們在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問題上進行欺騙。這些怨言的刺耳程度並沒有由於以下事實而稍有降低：包括「僅此一次的例外」在內的對巴基斯坦的武器運輸幾乎已經全部停止；當時已不再頒發新許可證；只有在禁令生效前獲得許可的極少量物資尚在運輸途中。印度不可能對這種涓涓細流感到嚴重擔心；許可證到期時運輸就會自動停止；確實，我們估計在十月以後運輸渠道裡就不會留下任何東西了。甘地夫人甚至對我承認問題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它的象徵意義。換句話說，印度想要通過美國引人注目地同巴基斯坦脫離關係來破壞巴基斯坦的士氣。他們不但施加壓力讓我切斷武器供應，而且讓我切斷一切經濟援助。一個以不結盟名義同我國外交政策的大多數目標保持距離的國家，居然要求我們在一個從國際法角度說屬於國內衝突的問題上同一個盟國完全斷絕關係——這種做法印度領導人顯然是不以為怪的。到七月為止，美國為救濟難民提供的捐款已接近一億美元；但這並沒有使甘地夫人不去擴大她批評的範圍，把二十四年來我國對巴基斯坦的政策的整個記錄都包括進去。我離開新德里時，深信印度已決心同巴基斯坦攤牌。它只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同一個由於自己目光短淺而陷入孤立的對手算賬的機會實在太富誘惑力了。
我訪問伊斯蘭堡時，一心只想著即將前往北京的事。但是我同葉海亞總統和外事秘書蘇勒坦·汗談過幾次話。我敦促他們提出鼓勵難民返回家園的全面建議，使印度找不到進行戰爭的借口。我敦促葉海亞和他的僚屬在使救濟工作國際化方面再前進一步，允許聯合國監督救濟物資的分配。我還建議早日為東巴任命一名文官省長。葉海亞答應考慮這些建議。然而他基本上不瞭解自己的危險處境，還不準備正視必然會發生的事。他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印度打算進行戰爭；他們深信，如果發生戰爭，他們一定會勝利。當我盡可能婉轉地問到印度在人數和裝備上佔優勢的問題時，葉海亞和他的同事們的答覆是把穆斯林戰士的歷史優越性吹噓一通。
一個根本無法閉目不視的事實是，巴基斯坦軍方領導人陷入了一個他們無法理解的過程。他們不能想像自己的國家會遭到肢解；能夠想到的人則認為如果他們適應潮流就無法在經過這場災難以後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們不瞭解他們已經通過野蠻鎮壓使自己的國家陷入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孤立。他們理論上同意需要制定全面方案才能擺脫困境，然而他們給「全面」下的定義太勉強，太摳法律字眼，太技術性，也太零碎。結果在整個危機時期，巴基斯坦都未能提出一種主張，使它可以在國際上表明立場。事實上，它零零碎碎的讓步雖然積累起來也不小了，但卻正好對印度有利；這些讓步證明了印度的說法，即出現了問題而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葉海亞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悲慘的困境。保守的同事指責他拿國家的統一冒險，外國輿論又指責他野蠻地壓制自由。他則是搖擺不定，對保守派來說走得太遠，對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來說又走得不夠遠。
在我啟程前往北京的前夕為我舉行的晚宴上，我找到了責備葉海亞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機會。葉海亞用他粗率的、模仿桑赫斯特軍校風度的方式大聲吼叫說：「每一個人都把我叫做獨裁者。」他逐個詢問每一個客人，包括美國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內：「我是獨裁者嗎？」大家以不同程度的誠摯態度明確地說，葉海亞當然不是獨裁者。當他問到我時，我說：「我不知道，總統先生。我只知道您搞了一次對於獨裁者說來是很糟糕的選舉。」
日益惡化的危機自然也成了我在北京談話的內容。周恩來對事物的觀察同華盛頓那些墨守成規的看法相去十萬八千里。他非常直率地認為印度是侵略者；他佔用我們一小時寶貴的時間，按他的版本回顧了據他說是由印度蠶食引起的一九六二年中印衝突。周堅持指出，如果印度進攻巴基斯坦，中國將不會置之不理。他甚至請我把表示中國支持的這種看法轉達給葉海亞——這是做給華盛頓看的姿態，因為北京有大使駐在伊斯蘭堡，完全能夠傳遞消息。我回答說，美國同巴基斯坦之間存在傳統的紐帶，我們也感激巴基斯坦為我們安排了通向中國的途徑。我們將繼續同印度保持友好關係，但將強烈反對印度的任何軍事行動。儘管如此，我們的反對卻不能以向巴基斯坦提供軍事援助或為它採取軍事措施的形式出現。
我是帶著災難的預感回到華盛頓的。照我看來，印度幾乎肯定會在雨季結束之後不久進攻巴基斯坦。雖然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推動伊斯蘭堡走向東巴自治，我懷疑印度是否會給我們這麼做的時間，因為這樣一來，印度就會失去一個短期內不可復得的、同一個國家算賬的機會；而這個國家的存在本身，對許多印度領導人來說就是很大的冒犯。那時，中國可能採取行動。蘇聯可能乘機給北京一個教訓。如果我們結成一夥來對付巴基斯坦——就像新聞界和國會堅持要求的那樣——就會使危險更快到來，並使印度更有發動進攻的借口。這將危及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當時，在尼克松訪問北京之前，我們無從瞭解中國向華盛頓開放的決心究竟有多大。
七月十六日，在尼克松宣佈要去中國訪問的第二天，他召集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這是說明他如何認真看待這場危機的一個跡象。他要我把問題歸納一下。我說印度似乎已決心要打。我認為葉海亞缺乏及時解決政治問題以阻止印度進攻的見地。另一方面，七萬西巴士兵（從三月起就增加了）不可能長期壓制七千五百萬東巴人民。我們的目標只能是實現一種終將導致東巴獨立的逐漸演變的過程。不幸的是，要及時實現這個過程以防止印度進攻是不大可能的。因此需要立即努力制止難民外流並使他們回國，從而消除發動戰爭的借口。
沒有人不同意我的分析。羅傑斯補充說，據他判斷印度正在盡它所能阻止難民回國。尼克松的結論是：我們要請巴基斯坦在難民問題上做最大努力。我們不贊成印度進攻；如果印度使用武力，美國將切斷一切援助。要做一切努力來避免戰爭。
七月二十三日，巴基斯坦大使阿哈·希拉利通知我們，他的政府接受我們的建議，讓聯合國監督難民重新安置工作，以保證他們不會受到打擊報復。葉海亞也同意我們提出的、為監督難民救濟和重新安置工作任命一名文職管理人員的建議。我強烈敦促希拉利加快他們的努力。
不幸的是，印度什麼也不接受。我們對集中解決難民問題的策略感興趣的理由，卻正是使印度進行阻撓的理由。早在七月十五日，印度大使傑哈就告訴我們，印度不能接受制止游擊隊從印度領土出擊的建議。七月十六日，印度外事秘書考爾告訴我們，印度不同意聯合國人員到它的邊境去，即使是去處理難民問題也不行。這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大家一致認為巴基斯坦部隊返回兵營是在東巴取得政治進展的條件，這是我們強烈要求任命文職管理人員的理由之一。但是，只要它的鄰國還在對它進行遊擊戰——而且宣佈了使戰爭升級的決心——就不可能勸誘巴基斯坦部隊返回兵營。巴基斯坦已經同意把重新安置難民的工作置於聯合國監督之下。但是，如果禁止聯合國人員與住在印度的難民進行任何接觸、向他們解釋回國後的前景，難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巴基斯坦的建議，這種辦法就無法執行。在難民營沒有任何外來觀察員的情況下，我們甚至無法肯定究竟有多少難民。
七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高級研究小組開了兩次會來討論這些難題。在任何問題上——柬埔寨或許是例外——白宮同各部門的分歧都不像在一九七一年夏天的印巴危機問題上那麼深刻。在任何其他問題上都不曾出現過如此明目張膽地無視總統毫不含糊的指示的情況。國務院控制著執行機構。尼克松給我的任務是保證他的政策得到執行，如有重大分歧就向他報告。但我們面臨的是在一些看來屬於細枝末節的問題上不斷明爭暗鬥，其中每個問題似乎都微不足道或太技術性，不值得提交總統，而積在一起卻能確定國家的政策方針。尼克松不願意在他認為次要的行動問題上否定國務卿的意見；這就使國務院可以按照自己的偏愛任意解釋尼克松的指示，從而使尼克松規定的方針失去作用。
任何人只要同尼克松談上五分鐘就會聽他談到他對印度的動機深為懷疑，他對蘇聯干涉的擔心，特別是他希望避免由於考慮不周的姿態危及通往中國的努力。尼克松一再命令我們通過諒解而不是通過壓力推動巴基斯坦走向政治和解。國務院完全有權利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巨大的公開壓力會使巴基斯坦更易就範。由於總統已經選擇不同的方針，而國務院還要自行其是，因此白宮同國務院的關係就緊張起來了。例如，我們九月初通過巴基斯坦瞭解到，國務院曾經暗中同他們開始談判，甚至要切斷三月二十五日以前發了許可證的那一點點軍事裝備。白宮認為巴基斯坦正處在痛苦的解體過程中，要考慮這個老盟國極端苦惱的狀況、它的領導人眼界的局限性以及它內部的壓力；因此我們希望避免宣佈正式禁運，雖然我們行動上已經這樣做了。國務院對國內批評我們的人比較敏感，很不願意引起印度的反感。使我害怕的是安撫印度的努力將會引起戰爭。我在七月三十日對高級研究小組說：「我們應當敦促葉海亞逐步恢復東巴人民參與政治的狀況。但是印度的戰爭鐘錶比政治和解的鐘錶跑得快。我們決心避免戰爭。」七月二十七日我曾告訴總統，國務院甚至要開始掐斷我們給巴基斯坦的經濟援助。我說：「如果有任何事情會誘使印度進攻，那就是巴基斯坦處於完全孤立無援的狀態。」這場辯論的是非曲直暫且不論，事實是尼克松是現任總統，各部門在各抒己見之後，即使存在不同意見，即使它們必須面對外界或國會的批評，它們仍應不僅按照總統決定的字面，而且按照總統決定的精神貫徹執行。
這個問題由於一種反常情況而更加突出：國務院在早已為人遺忘的某次改組中把次大陸劃給了近東司，而這個司的管轄範圍只到次大陸東沿為止，把東亞和對中國的任何考慮都排除在外。那些可能意識到中國的擔心的高級官員都被排除在向北京開門的努力之外。因此，國務院裡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對「中國賬戶」負有完全責任或至少是充分瞭解這樣做的理由——這是我們政府工作的非正統方式付出的代價之一。在跨部門的辯論中，經常有人指責我的辦公室一心想要「保護前往中國的旅行」，似乎認為保持這種做法是毫無價值的事。官僚機構這個時期對印巴關係進行的任何分析都沒有認真考慮我們的行動對中國的影響。我們的官僚機構並不是排斥北京，而是根本沒有把它放在心上。白宮和政府其他部門的看法差距之大在一份為七月二十三日高級研究小組會議準備的、列舉各種抉擇的文件中明顯地表現出來。這份文件建議，如果中國干預印巴戰爭，美國就應當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並同蘇聯和英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這個建議違反總統外交政策的程度是難以想像的。
尼克松在八月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簡單明瞭地指出，我們不準備對巴基斯坦公開施加壓力。他說：「那種做法的效果將是適得其反。這些事我們將只通過私下的渠道討論。」儘管如此，官僚機構提出的幾乎全部行動建議都是要增加對巴基斯坦的壓力。我在七月三十日高級研究小組會議上問道：「就是敵人又會對巴基斯坦怎麼做呢？我們已經在切斷給他們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總統一再說我們應當傾向巴基斯坦，但提出的每一個建議都直接違背了這些指示。」
如前所說，國務院曾經建議同巴基斯坦取得協議，把軍事供應渠道中剩下的三四百萬美元的物資也撤銷掉，理由是我們這樣做就比較容易保持經濟援助。雖然我認為這種做法對巴基斯坦在中國問題上給我們的幫助是一種可恥的回答，我還是勉強同意了。斷絕供應渠道的談判進行了兩個月，終於在十一月初在傷害巴基斯坦感情的條件下結束，正好趕上為甘地夫人的訪問創造了「良好的氣氛」。但是，巴基斯坦剛剛同意談判完全切斷武器供應問題，人們就開始在經濟援助方面拖沓不前，整個一九七一年都沒有提供新的發展貸款。我在九月八日的高級研究小組會議上尖刻地指出，國務院賣給我們一條枯竭的武器供應渠道，代價是一項使經濟援助也停止的政策。
所有這些花招都沒有考慮到核心問題。我確信東巴較快就會變成獨立的孟加拉國。然而葉海亞不可能在十月或十一月、即印度最可能發動進攻的時期以前做到這點。因此我認為必須做巨大努力使難民問題立即得到緩和，並運用我們的影響推動事態以巴基斯坦政治結構所能承受的最大速度向憲法統治方向發展。按照憲法成立的政府幾乎肯定會使孟加拉國至少獲得自治，並最終獲得獨立。因此我們大大增加了援助捐款，給印度約九千萬美元，為東巴在國際監督下救濟饑民提供了一億五千多萬美元，以便扭轉難民外流的浪潮。我們任命國際開發署一位能幹的高級官員莫裡斯·威廉斯負責協調美國的全部難民救濟工作。
然而結果仍然無濟於事。我們的行動落後於印度蓄意加劇緊張局勢的速度。七月二十四日，考爾再次拒絕了讓聯合國人員到印度邊界去的想法。八月四日，傑哈大使拒絕了副國務卿約翰·歐文要求印度控制從印度領土出擊的游擊隊的建議。傑哈提出了一個新建議，要求美國接受加爾各答孟加拉國流亡分子提出的進行接觸的要求。以後就會知道，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這種接觸又部分是由於印度阻撓而流產了。
《蘇印友好條約》
八月九日傳來了蘇印簽訂友好條約的爆炸性消息。
我們起初是從報紙上獲悉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結束對新德里的訪問時簽訂了一項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條約。條約的溫和規定掩蓋不了它的戰略意義。它包括通常的有關持久友誼、互不干涉內政以及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合作的條款。更重要的是兩國保證要就影響雙方的「重大國際問題」定期磋商。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第九條。這一條要求締約國不得援助參加了同另一締約國發生的武裝衝突的任何第三國，並保證在任何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立即進行磋商，以便採取「適當的、有效的措施」。
我國政府的初步反應是令人驚奇地樂觀。情報機構的估計可能下意識地受到長期存在的看法的影響，以為印度是一個和平主義的、不搞強權政治的國家。當時人們也很難接受這樣一種見解，即尼赫魯的女兒會蓄意把不結盟的印度引向事實上同蘇聯結盟。因此，到八月十一日為止的估計是：甘地夫人是在抗拒要求攤牌的高漲的輿論。據說蘇聯擔心她可能違反自己的意願被迫承認孟加拉國，從而促使巴基斯坦宣戰。這種分析認為，蘇聯通過簽訂條約使甘地夫人獲得外交成就，從而幫助她維持溫和、克制的政策；反過來蘇聯則可以肯定印度領土不會被用作敵視蘇聯的基地。
現在回想起來，要炮製一種比這更愚蠢的估計是幾乎不可能的。它是偏見影響情報估計的典型例子。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外國在印度國土上建立基地的現實前景；即使有，也肯定不足以使印度如此異乎尋常地背離原來的行動方式或使蘇聯放棄它慣有的謹慎態度。我們知道制止軍事衝突的主要因素是印度軍事計劃人員的害怕心理，擔心發生一場蘇聯不贊成的戰爭，可能使蘇聯的供應中斷，並且會鼓勵中國進行干預。《蘇印友好條約》必然會消除這種擔心，因此客觀上增加了戰爭的危險。蘇聯抓住了戰略上的良機。一個能夠表明中國軟弱無能、又使中國和美國的共同朋友遭到屈辱的機會，其誘惑力實在太大了。如果中國無所作為，就會暴露它的無能；如果中國增加賭注，就要冒受到蘇聯報復的風險。蘇聯簽訂這個條約，等於向火藥桶裡扔進一根擦著了的火柴。
條約宣佈的那一天，我應印度大使邀請同他共進午餐。L·K·傑哈是在一個困難時期到華盛頓任職的。他非常善於分析美國情況，瞭解國際政治，不感情用事。他至少對我從來沒有使用過印度外交官有時使對話者喪失耐性甚至善意的那種自以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盛氣凌人的口氣說話。他善於使報界宣傳印度對問題的看法；我總能從報紙的字裡行間找到他的足跡——當我們處在對立面時，這種經驗是令人痛苦的。（我應該說是善於對付新聞界的。在印巴關係問題上傑哈顯然勝我一籌。）但是我很尊敬，甚至喜歡傑哈。我在社交場合或是為了交換意見經常同他見面——一部分原因是我認為不論我們是否同意印度的全部政策，印度在世界事務中是一個重要國家；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總是能夠從他實事求是的分析中得到教益。
這次傑哈帶來了甘地夫人給總統的一封信。甘地夫人把造成緊張局勢的責任完全推給了巴基斯坦。她在信中絕口不提我們給難民的大量經濟援助，也不提我們推動伊斯蘭堡政府採取的和解步驟。相反地，她用大量篇幅影射我們在武器政策方面欺騙了印度，甚至通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而給次大陸全部緊張局勢火上加油。她再次拒絕在印度領土上派駐聯合國人員。她沒有提到同蘇聯簽訂的條約，但是暗示接受我七月份訪問新德里時代表尼克松轉達的、請她訪問華盛頓的邀請。這種和解姿態伴隨著一長串指責，使人無可懷疑地看到，當兩位領導人見面時，誰應當處於受審判的地位。
正式解釋條約的任務留給了傑哈。有趣的是，他的敘述同報紙社論的批評是完全矛盾的——按照報紙的說法，是我們把印度逼得走投無路了它才投入蘇聯懷抱的。他證實了我懷疑的事：同蘇聯簽訂的條約不是對美國在印巴危機中奉行的政策的反應，而是印度經過慎重考慮已經準備了一年多的戰略。我至今還不理解傑哈為什麼認為這種解釋會使我們放心。（多勃雷寧也對我提出過同樣的論點。）[6]我回答說，從字面上看，條約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雖然難以調和，但還是次要問題。我們真正關心的是印度可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它現在可以對巴基斯坦為所欲為了。我以再明確不過的方式警告說，印巴發生戰爭將使印美關係倒退五年。無論我國政府其他的人對大使是怎麼說的，我希望他瞭解對東巴進行軍事干涉很可能會導致斷絕對印度的援助。美國同印度沒有理由為一個看來已成定局的問題爭吵。我們把印度當作一個世界大國認真對待，希望建立良好關係。東孟加拉肯定會獲得自治，只要我們給這個必然要發生的事一個機會；我們希望這件事將以和平方式解決。傑哈否認同蘇聯簽訂的條約不符合不結盟政策。他避而不談印巴問題，說甘地夫人訪問時將使我們有機會加以討論。我再次提出警告，反對用戰爭解決問題的企圖，指出在我們支持下通過逐漸演變將使東孟加拉獲得自決。
但是印度對逐漸演變不感興趣。葉海亞也還不瞭解自己的危險處境。他被事態的發展逼得一籌莫展，於是採取了絕望的人藉以使自己相信還有迴旋餘地的那種蠻橫行動，因而使我們的任務複雜化了。八月九日，葉海亞政權宣佈將以叛國罪把穆吉布交付秘密審判。我至今仍不理解葉海亞希望通過此舉得到什麼結果。他肯定會招致世界更大的壓力，使印度更加拒絕妥協。甘地夫人立即向世界各國領導人發出了抗議書。十一名參議員和五十八名眾議員要求美國施壓讓巴基斯坦表示寬大。八月十一日，羅傑斯國務卿向希拉利大使轉達了美國的關注。
八月十一日，我安排總統同高級研究小組開會，以克服官僚機構辦事拖沓的狀況。他們之所以拖沓，是懷疑我把自己的偏愛當作總統命令向他們傳達。尼克松按照七月十六日對國家安全委員會講話的精神發表了一篇強硬聲明。他要求制訂大規模救濟難民的計劃；我們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來減輕人們的苦難。他認為新聞界的攻擊大多出於政治動機；對於他的批評者來說，巴基斯坦正在成為越南的替身——由於我們向中國開門，越南問題沒有多少可談的了。尼克松並不為葉海亞的行動辯解；但是這些行動不能構成發動戰爭的理由。任何人都不應懷疑他的決心：如果印度發動進攻，他就要斷絕對印度的援助。蘇聯的舉止使他想起他們一九六七年在中東的所作所為，那時蘇聯挑起了一系列事件，結果無法控制。總統說，關於政治演變，不要對巴基斯坦政府公開進行攻擊，「我們將在私下處理政治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方針。八月十四日，尼克松給葉海亞去信，敦促他加緊執行救濟計劃，設法獲得東巴當選代表的支持，從而加快民族和解過程。尼克松寫道：這種措施
對於應付侵蝕人心的造反威脅、恢復世界上貴國所處地區的和平將起重要作用。它們也將加快這樣一天的到來：那時美國和其他國家將能在經過修訂的國家發展計劃範圍內，重新承擔援助貴國發展經濟的任務，而這種經濟發展由於最近的事態而可悲地複雜化和延緩了。
無論使用多少外交辭令，這封信的含意是清楚的：長期經濟援助同向選舉產生的代表交權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我們是以友誼的名義要求讓東巴自決。我們同新德里的主要區別在於它要求的變化速度甚至可能使西巴的團結也遭到破壞。
同孟加拉國流亡者的接觸
傑哈要求美國同住在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國流亡人士直接接觸，我們接受了這個建議，從而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尋求政治和解的徒勞無益的努力。如果印度和孟加拉人希望的話，這種努力本來是可以取得某種成果的。七月三十日，同孟加拉國流亡政府有密切聯繫的一位人民聯盟當選代表加堯姆先生同我國駐加爾各答領事館聯繫，自稱奉令來同美國建立接觸。他將過兩個星期再來聽取回音。領事館通過國務院渠道報告了這件事。
我們認識到這種接觸如果給伊斯蘭堡知道將造成爆炸性影響——而且我們不能不設想印度有一切理由要對此大肆宣揚。儘管如此，在徵求總統意見以後，我同意了國務院的建議：讓領事館接待加堯姆，並試探人民聯盟是否願意同巴基斯坦政府談判。（採取這種主動的指示是國務院近東司起草並經白宮批准的。）加堯姆如期在八月十四日出現了。他肯定地說，如果讓穆吉布參加談判，如果伊斯蘭堡接受人民聯盟的六點要求，他的集團可能接受低於完全獨立的解決辦法。他希望美國會鼓勵這種演變。幾天之後第二次會晤時，加堯姆指出，印度一旦正式承認孟加拉國，甚至這種基本上可以保持面子的建議也行不通了。
我們認為，不通知葉海亞就不可能繼續前進；同時，加爾各答的接觸可能是推動伊斯蘭堡走向政治解決的機會。國務院指示約瑟夫·法蘭大使把我們在加爾各答的接觸和以六點要求為基礎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告訴葉海亞。法蘭奉令避免提出任何建議，但葉海亞不會看不出這一步驟的含意。在正常情況下，各國政府是不會為已被本國宣佈為非法的流亡分子傳遞建議的。
葉海亞的反應出乎意料地有利。他認識到自己已陷入困境，正在摸索出路。他歡迎我們在加爾各答的接觸，只要求把情況隨時告訴他。他甚至接受了法蘭的暗示，即由我們從中斡旋，安排他的政府同孟加拉流亡者秘密接觸。
八月二十七日，當加堯姆對促進接觸表示有興趣時，我們又採取了新的行動。九月四日，法蘭向葉海亞建議，由我們同孟加拉國「外交部部長」聯繫，表面上是核實加堯姆的誠意；我們將告訴他葉海亞願意進行秘密談判。向一個友好國家的總統提出讓我們同已被他作為顛覆性組織加以取締的一個運動的「外交部部長」。——這個頭銜本身就包含著叛國或至少是改變憲法的意思——進行接觸的建議是異乎尋常的。但葉海亞的困難處境使他不得不同意了。
葉海亞還接受了我們其他方面的建議。九月一日，他給東巴任命了一名文職省長，代替受人憎恨的軍事管制執行官。九月五日，葉海亞把原來對難民的大赦擴大到除已經因刑事犯罪起訴的人以外的一切公民。（但把穆吉布排除在外。）在這前後，葉海亞曾向我們的援助協調人莫裡·威廉斯保證對穆吉布的死刑判決將不予執行。十月一日，尼克松宣佈他將要求增撥兩億五千萬美元用於救濟難民，使我們的捐款幾乎等於其他國家捐款總額的一倍。
加劇危機最可靠的辦法就是拒絕對方的一切建議而又不提出代替方案。這就是印度的方針。任何政府都不會從一開始就提出自己最後的讓步；在談判進行到某種程度以前甚至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準備走多遠。對於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憂心忡忡的軍事領導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現在知道三月二十五日在東巴開始的野蠻鎮壓是一個天大的錯誤，用塔列朗[7]的話來說就是：比犯罪更糟。但是他們一輩子都是主張巴基斯坦統一的；要他們同意把一半國土分割出去是不可能的。葉海亞既害怕由於自己的僵硬態度引起戰爭，又怕別人指責他讓步過多、因而要推翻他。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他想把權力盡快移交給文官政府，把最後失敗的責任推給它。在此期間，他希望通過某些讓步使衝突推遲，同時避免西巴出現動亂。
但是甘地夫人卻不打算讓巴基斯坦領導人如此輕易就逃出困境。她知道巴基斯坦同人民聯盟一旦開始談判，就有可能出現某種妥協；那時印度對事態發展可能失去控制。甘地夫人不願冒這種風險。巴基斯坦處境如此不利，中國正在經歷國內動亂（林彪事件）的陣痛，美國由於越南問題而意見分歧，蘇聯幾乎無條件地站在印度一邊——這種局面她以後不會很快再碰到。九月一日，我們獲悉印度武裝部隊已處於全面戒備狀態。巴基斯坦的反應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它在九月四日增調部隊進入靠近西巴-印度邊界的前進陣地。九月九日，印度唯一的裝甲師所屬的一些部隊和一個獨立裝甲旅向西巴邊界移動。九月十六日，有報道說印度打算從十月初開始再讓九千名孟加拉解放軍游擊隊員滲入東巴。
同時，我們同孟加拉國在加爾各答的代表的接觸開始困難起來。九月九日，我們的領事會見加堯姆，以便安排同孟加拉國「外交部部長」會晤。但是加堯姆這次不僅要求立即釋放穆吉布，而且要求巴基斯坦軍隊立即撤離東巴，要求聯合國保證孟加拉國的安全——一句話，就是立即獨立。九月十四日，加堯姆告訴我們，他的「外交部部長」看不出會晤有什麼意義。他把這種消極情緒歸於印度政府的監視。據他說，同美國的任何接觸都使印度政府感到心神不安。九月二十一日，葉海亞表露了他的憂慮，向法蘭問及我們在加爾各答接觸的情況。他希望法蘭在出現任何新發展時隨時通知他。法蘭受到足夠的鼓勵，所以建議讓我們的領事會見孟加拉國流亡政府的「代理總統」——如果還找不到外交部部長的話。
但是在加爾各答，一切信號現在都指向相反方向。九月二十三日，加堯姆派一個信使告訴我們的領事，說印度政府已察覺他同我們的接觸並對他們提出了正式警告。我們的反應是建議會見「代理總統」。加堯姆不久就親自出面證實了他的信使說的話：印度要求一切接觸必須通過新德里進行。
與此同時，印度對我們講的話則完全相反——至少在難民問題上是如此。只要我們一提美印聯合救濟計劃的建議，他們就拿出老一套的回答：這件事應當同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國代表去談。印度要我們找孟加拉流亡人士談，而孟加拉流亡人士則以印度不悅為借口避免高級接觸——如果我們懷疑這都是使我們兜圈子的遁詞，這種懷疑應當是情有可原的。
九月二十七日，喬·西斯科為了澄清混亂狀況，就向傑哈建議由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代表無條件地進行直接談判。傑哈持否定態度，自稱不能從這一建議中看到任何進展（儘管這種談判包含承認孟加拉國的意思，其結果幾乎肯定是自治，最後則是獨立）。他回到老一套的、明知不可能馬上實現的要求：同孟加拉國代表的任何談判必須從一開始就包括穆吉布，其目的必須是立即獨立。（釋放穆吉布這時基本上是個面子問題。軍人政府無法以如此令人屈辱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談判。另一方面，它必然清楚除非把人民聯盟的領導人最後釋放出獄，它主動同人民聯盟進行的任何談判都得不出多大結果。）
第二天，孟加拉國的「外交部部長」終於同我們駐加爾各答的領事見了面；他說除非美國施加影響使孟加拉的「願望」得到實現，否則談判是徒勞無益的。這些「願望」包括完全獨立、釋放穆吉布、美國援助和建立正常關係。為了避免使我們受到誘惑、產生任何讓步的念頭，加堯姆十月三日又來給孟加拉國的「願望」加碼，要求讓蘇聯參加談判。既然印度軍隊將使巴基斯坦部隊忙於邊境防務，使游擊隊可以自由行事，最後控制全國，他當然看不出有任何讓步的必要。十月十六日，加堯姆以印度反對為理由排除了我國領事會見孟加拉國「代理總統」的可能性。十月二十日，孟加拉國另一位高級官員侯賽因·阿里對我們的領事說，他的組織對向葉海亞傳話不感興趣；「明顯的解決辦法」是釋放穆吉布和使孟加拉國立即獨立。到十月底，印度報界就公開提出警告，反對孟加拉同「外國代表」談判。總而言之，鼓勵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國流亡政府談判的努力就此歸於無效。
甘地夫人來到華盛頓
與此同時，我們為同印度達成諒解也盡了一切努力。我在同傑哈大使談話時重申了我經常談的主題。我們認為印度同美國的長遠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將盡我們所能使甘地夫人的訪問成為兩國關係的分水嶺。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和十月八日，我強調美國並不堅持要東孟加拉留在巴基斯坦之內。相反地，我們認為自治是不可避免的，獨立也是很可能的。戰爭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使目前的程序有機會進行下去，到一九七二年春天孟加拉國就可以建立起來。我們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的上存在分歧。如果甘地夫人準備根本改進兩國關係，她將發現我們是熱切的夥伴。如果她利用這次訪問掩蓋印度的軍事進攻，我們的關係就不是短期可以修復的。國務院奉令採取類似的方針。十月七日，我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一次會議上說，如果印度接受逐漸演變的過程，它將在我們協助下達到它大多數目標。「如果他們同我們合作，我們可以同他們一起設法解決他們百分之九十的問題，例如釋放穆吉布、使孟加拉國獲得某種程度的自治。而這些步驟最後將使他們得到一切。」
同美國國內的批評者不同，傑哈非常瞭解我們並不反印度；他指望這一點將限制我們對印度顯然正在計劃採取的行動作出反應。印度繼續以難民造成的無法忍受的負擔作為理由。據說現在難民已經達到七八百萬人。然而印度在葉海亞宣佈大赦以後又不願鼓勵難民回國，也不願在制止難民外流方面合作，而且不讓聯合國人員常駐難民營，使難民瞭解大赦的情況。它拒絕為孟加拉游擊隊在造成混亂方面起的作用負責。雖然這些游擊隊是在印度領土上招募、由印度軍官訓練、用印度武器裝備並得到部署在邊界地帶印度一側的印度炮兵支援的，印度仍然聲稱他們並不在它控制之下。新德里甚至拒絕承諾使游擊隊不干預救濟物資的供應。戰爭威脅日益明顯。十月八日，傑哈對我說，如果印度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它將在年底採取行動；印度外交部部長和外事秘書也在新德里向美國外交官發表了類似的講話。印度蓄意規定這樣短促的限期，必然要動搖巴基斯坦的憲法結構。
蘇聯起了大肆煽風點火的作用。它雖然一再聲稱要獻身和平，但提出了同新德里一模一樣的條件，從而對印度表示支持。這就使攤牌成為不可避免的了。雖然它一再表白它對緩和有新的熱誠，它卻利用同我們關係的初步改進來避免承擔爆炸的後果，而不是防止爆炸。在這整個時期，莫斯科的行動都像一個縱火狂。它在縱火之後還要撈取通知救火隊的功勞。
我第一次同多勃雷寧討論印巴危機是七月十九日，即我秘密訪問北京之後不久。多勃雷寧裝扮出一副和解的面孔詢問我的看法。我回答說，我們主張和平的政治演變，因為戰爭是無法局部化的。多勃雷寧說這也是蘇聯的觀點；莫斯科支持印度的政治目標，但強烈勸阻軍事冒險。蘇印友好條約簽字以後，我們在八月十七日再次會晤。多勃雷寧給我的解釋同傑哈過去的解釋一樣，堅持說條約經過長期的準備。同傑哈一樣，他也沒有解釋為什麼說是早已預謀就會減輕我們的擔心。他說，條約並不是針對任何人的。（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是外交上常用的橡皮奶嘴，外交官用這種辦法對他們希望使其保持懸念的人提供形式上的保證；這也是暗示自己能夠做得更厲害些的一種漂亮手法。）我警告說，我們將對軍事挑戰作出尖銳反應。多勃雷寧的答覆是：蘇聯正呼籲和平解決。
不幸的是蘇聯的行動同它的保證日益發生矛盾。接近八月底的時候，我們得到不容置疑的證據，說明莫斯科非但沒有約束印度，反而答應如果安理會提出印度是侵略者的指責就使用否決權；此外，如果巴基斯坦或中國進攻印度，蘇聯將以空運軍事裝備方式作出反應。換句話說，蘇聯差不多給了甘地夫人一張空白支票。已經發表的有關甘地夫人九月底訪問莫斯科的報道也支持這種解釋。柯西金總理同甘地夫人一起呼籲葉海亞消除緊張局勢——把整個責任都推給了巴基斯坦。柯西金宣稱為了避免戰爭，必須早日取得政治解決——這是克里姆林宮到那時為止對印度戰略最強烈的支持。蘇聯主席波德戈爾內十月初對印度的訪問使蘇聯的支持進一步戲劇化。
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在華盛頓會見葛羅米柯時說，勸阻印度進行戰爭對我們兩國都有利。葛羅米柯避不表態。避免戰爭當然是使人嚮往的；不幸的是，根據他審慎的判斷，戰爭的危險首先在於巴基斯坦的挑釁。他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來證明這種有趣的判斷，即顯然處於較弱地位的、已經得不到任何武器供應的國家卻可能進攻那個較強的國家。他也沒有解釋為什麼不能讓我們等到三月份巴基斯坦把權力移交給文職人員後再考慮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十月九日，我緊急要求蘇聯協助阻止四萬游擊隊員滲入東巴，因為我們已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說這種情況即將發生。我對多勃雷寧說，總統認為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多勃雷寧的態度極為友好——其無濟於事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說，蘇聯正在向雙方呼籲，但是印度正在變得極為困難。我說我們準備考慮同蘇聯採取聯合行動來消除危機。這個建議從來沒有得到理會。印度使巴基斯坦丟臉的機會也是蘇聯使中國丟臉的機會。莫斯科盡量增加賭注。巴基斯坦是比較弱的一方。可能使天平保持平衡的美國又由於自行規定的武器禁運，由於越南問題引起的對捲入任何外國事務的恐懼，由於國會和新聞界幾乎一致認為印度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有道理的情緒，而不能幫助巴基斯坦。而中國又由於國內的陣痛而陷入了暫時的癱瘓。
整個十月份，尼克松政府都不斷受到激烈批評。十月五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投票決定暫時停止美國對巴基斯坦的一切經濟和軍事援助。許多參議員叫嚷要採取更強硬的措施。《華盛頓郵報》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論為這種態度作了總結：
美國的立場仍然是不光彩的。國務院前些日子拼湊了一個要求雙方克制的軟弱無力的呼籲。這個呼籲由於以下兩個事實而顯得十分荒唐：爭論一方即巴基斯坦幾乎應對和平受到的威脅負全部責任，而美國——通過武器、供應、政治支持、救濟等——是偏袒這一方的。事實上，對次大陸和平的威脅不在於印巴之間的傳統分歧，而在於巴基斯坦以難民形式向印度輸出國內政治問題的政策。美國在提供救濟方面領先是根本不夠的，必須伴之以嚴厲的政治措施，促使巴基斯坦停止迫害它自己的人民。
引起危機的責任在於巴基斯坦，這是無可爭辯的。然而到了十月，中心問題是如何糾正原來的錯誤，避免一場影響遠遠超過次大陸範圍的戰爭。在我們對中國採取主動行動以後，蘇聯的目標是要使北京丟臉，同時證明中國和美國這樣的盟國都是靠不住的。不僅如此，如果印度這種策略得逞，就很可能擴展到中東——在那裡，也同莫斯科簽訂了友好條約的埃及正威脅要在所謂決定的一年通過戰爭解決使它不滿的問題。我認為如果蘇聯能以南亞為例證明戰爭的效果和美國的無能，那將給中東帶來不祥的前景。
十月七日，我在戰情室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考慮能夠採取什麼行動阻止走向戰爭的趨勢。人們對中國干涉有一種習慣性的擔心；有人建議對北京提出正式警告，其實際結果將是消除抑制印度的又一個因素。不過這次會議開得比較融洽。國務院建議我們要求印巴雙方都從邊境撤出武裝部隊；要求莫斯科和德黑蘭支持這種觀點；再次向雙方闡明，如果發生戰爭，就要切斷美國援助；鼓勵巴基斯坦同當選的孟加拉領導人開始對話——並不十分隱諱地暗示它要重新考慮對待穆吉布的態度。會議同意了國務院的方案。
現在回顧起來可以清楚看出，我們當時大大地過高估計了停止援助的威脅對印度的影響。要查明哪些物資已經賣出和尚在途中，並加以處理是很複雜的事，因此斷絕援助從來也不像外科手術那樣乾淨利索。印度能夠推測——事實證明是正確的——它可以依靠供應渠道中已有的物資度過暫時困難，等到輿論風向再次變化就可以重新得到援助。
我們首先找葉海亞交涉，結果令人鼓舞。十月十一日，他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雙方共同從邊境撤軍的建議。這時，他給了我們一個政治解決時間表。他將在年底以前召開新的國民議會，把憲法提交議會討論。緊接著他就要把權力移交給文官政府。西巴和東巴都要召開省議會。東巴將在文職的全國政府中佔多數（實際上保證得到的結果會符合孟加拉人的願望）。他再次承諾不執行處死穆吉布的判決；文官政府可以在三個月內處理有關穆吉布前途的問題。十月十六日，我國駐伊斯蘭堡代辦會見了布托。布托同意新政府的領導職務應當屬於東巴；穆吉布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這時幾乎可以毫不懷疑，葉海亞一旦下台，東巴就可以自行決定自己的前途。
同印度交涉的結果卻不那麼順利。十月十二日，基廷大使見到斯瓦蘭·辛格，聽到的還是印度一連串老一套的怨言：美國沒有充分運用自己對伊斯蘭堡的影響；同孟加拉國流亡人士開始對話的努力是想繞開穆吉布的花招。印度外交部部長表示，共同撤軍是無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單方面撤離邊界將是有益的；如果巴基斯坦確實撤了，印度可能重新考慮。辛格沒有解釋，當印度在印巴邊境集結軍隊並使數以千計的游擊隊進行滲透時，巴基斯坦怎麼可能撤走軍隊。
尼克松獲悉這些挫折後，十月十九日命令黑格「還要就這個問題盯住印度人」。（我正在前往北京途中，由黑格代理我的工作。）這個指示還來不及執行，印度國防部部長就再次拒絕了共同撤軍的辦法——這次是十月二十日對莫裡斯·威廉斯說的。這位印度人不祥地補充說，不存在發生偶然性對抗的危險。
十月十八日，駐莫斯科的比姆大使把我們關於共同撤軍的建議交給了葛羅米柯。黑格又向多勃雷寧提出警告，以強調尼克松對此事的關心。十月二十三日，我們得到蘇聯的答覆，內容同新德里的答覆一模一樣，認為避免戰爭的唯一有效辦法是立即釋放穆吉布，並以「最快速度在東巴取得政治解決」。雙方共同撤軍只有在採取「（其他）綜合措施」的情況下才是有益的。莫斯科顯然不打算在實現克制方面合作。
在此期間，戰爭危險開始具有自己的勢頭。十月十八日，印度使陸軍和海軍處於最高戒備狀態。東巴衝突不斷增加。十一月一日，印度部隊採取重大行動把他們聲稱曾向印度境內開炮的巴基斯坦炮兵陣地打啞了。（考慮到駐在東巴的巴基斯坦部隊處於大約一比五的劣勢，而且還得同游擊隊作戰，他們主動挑起敵對行動的積極性不可能很高。）十一月六日，在尼克松同甘地夫人會談之後，我們獲悉小股印度正規部隊已於十月三十日開始越過東巴邊界。十一月一日，蘇聯開始向印度空運軍事裝備。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尼古拉·費留賓十月底訪問了新德里；印度報界說他曾要求克制。根據設想，他在這麼做的時候得到了後來訪問印度的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參謀長帕·斯·庫塔霍夫元帥的幫助。
在甘地夫人到達華盛頓之前，我們為緩和緊張局勢又做了一次努力。法蘭大使奉令提請巴基斯坦考慮不顧一切從邊境單方面撤軍的問題，並敦促葉海亞在政治改革方面發揮最大限度的靈活性。十一月二日，法蘭給葉海亞送去尼克松寫的一封措辭並不十分隱諱的信：
我知道你非常重視使經過選舉產生的東巴人民代表最大限度地參與國事。我也相信你會同意，這一過程對恢復貴國東翼地區狀況、從而制止難民流入印度並在巴基斯坦全體人民之間實現切實可行的政治和解是必需的。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葉海亞同意單方面撤軍。第二天，他派駐華盛頓的大使在同我會晤時重申了這個建議，條件是甘地夫人要同意在「不久之後」撤退印度部隊。葉海亞還同意我們乘甘地夫人訪問的時機宣佈完全停止對巴基斯坦的武器供應——他以體面的方式做了這個令人屈辱的讓步。最後，葉海亞還準備同人民聯盟的某些領導人，或未因重大罪名受到控告的現在印度的某些孟加拉國領導人進行討論；他說他願意考慮同穆吉布指定的某個人會晤的想法。如果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就得等到文官政府成立——按照葉海亞的時間表，也就不到兩個月了。十一月三日，布托對法蘭說，同孟加拉國代表——包括穆吉布——會談是必要的；在兩個月內，布托可能成為巴基斯坦新的文官政府的領導人之一，如果不是政府首腦的話。
這就是尼克松同任何外國領導人舉行的會晤中無疑是最不幸的兩次會晤——他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同英迪拉·甘地總理的談話——的背景。這並不是說會談的參加者氣勢洶洶或者缺乏禮貌。事實上，他們都著意按照這種場合的常規辦事。政府首腦很少直截了當地發表不同意見；他們不希望使自己無法打破的僵局固定下來——否則等於承認自己缺乏談判技巧或找不出解決辦法。政府首腦無法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常常表現為各說各的，不管對方說些什麼，或者表現為意味深長的沉默，這時雙方無疑都在考慮僵局的政治後果。要不然——正如尼克松同甘地夫人會談時出現的狀況——就是突然把關鍵問題完全拋在一邊不談了。
總統和總理分別坐在橢圓形辦公室壁爐兩側的椅子上，她的秘書室秘書帕·納·哈克薩爾和我坐在椅子旁近的沙發上。在攝影記者匆匆拍完照片並被轟出去之後，甘地夫人開始像一位教授讚揚一個略為落後的學生那樣對尼克松處理越南問題的辦法和他對中國採取的主動行動表示讚佩。她自鳴得意地對尼克松在中國問題上做了印度十年來一直建議的事情表示滿意，這就使她的讚揚失去了幾分光澤。尼克松的反應是目光呆滯然而合乎禮節。凡是瞭解他的人都知道，只是由於他不願當面表示不同意見才克制住自己的憤恨。
尼克松沒有時間欣賞甘地夫人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他私下曾嘲笑過她在道德方面矯揉造作。他對這一點特別感到不快，因為他懷疑她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實際上比他更不擇手段。他確實認為她是一個冷酷無情的玩弄強權政治的人。八月十一日，尼克松曾向高級研究小組承認，他如果處在甘地夫人的地位，也可能奉行類似的方針。然而他並非處在她的地位——因此他就要拖延時間。和我一樣，他希望避免攤牌，因為他知道戰爭將威脅我們在地緣政治方面的設想，而且根據我們兩人的判斷，東巴自治是勢在必行的，雖然實現的時間可能比印度暗示的稍晚一些。（事實上，印度從來沒有提出什麼明確的時間表，而是一直暗示昨天就已經太晚了。）
甘地夫人使人難以對付的程度同她自以為屈尊的態度頗為相似。她對尼克松打算做什麼並不抱幻想。她自己也受到內心衝突的壓力。她的議會將在兩星期內開幕，充滿嗜血的情緒。她對這種危機氣氛起了不小的推波助瀾作用，現在這個危機已經產生自己的勢頭，如果她不能駕馭它，就可能把她壓倒。她對尼克松的厭惡表現在冷若冰霜的拘謹態度上。這種厭惡也許由於她不安地認識到下列事實而複雜化了，即她的全部教養都使她鄙視這個人，而此人觀察國際關係的方式卻又和她自己的方式相似得令人感到彆扭。這並不是說她正像尼克松想的那樣是個偽君子——如果說她是個偽君子，就是設想她自己已經意識到她的行動和她的價值觀念之間的差距——而是說她的利益同她的價值觀念對她來說是不可分割的。
我自己對甘地夫人的看法同尼克松的看法相似，主要區別在於我不是從個人角度看待她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後來人們指責尼克松和我對印度有偏見。這完全是誤解。嚴肅的政策必須以分析為基礎，不為情緒所左右。當然，正如我已經談到過的那樣，從印度的歷史以及印度對待本國人民和鄰國的態度中看不出它有什麼獨特的道義感。照我看來，印度在激烈動盪的歷史進程中正是因為在掌握和操縱洋人的心理方面具有不尋常的敏感，因此才生存下來；印度領導人在道德方面的自命不凡似乎完全是為了利用自由主義的、略帶社會主義色彩的西方的內疚心理；這種自命不凡是實力弱小的獨立運動必不可少的武器——獨立運動正是用殖民國家的倫理範疇使殖民國家動彈不得的。對於一個絕不可能單憑實力建立國際地位的新獨立國家來說，這種武器是無價之寶。
甘地夫人是一個以巧妙的手腕專心致志、不屈不撓地追求印度國家利益的強有力的人物。即使在她的政策對我們國家利益有害時我也尊重她的力量；但是我不能同意印度所謂我們如不支持印度在次大陸稱霸的野心就會永遠「喪失」印度的友誼的說法。我相信，無論一時的情緒是冷是熱，我們不可能永遠「喪失」印度，正如我們不可能永遠「贏得」它一樣。和大多數人比較，我心目中的甘地夫人是不會因為我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反對我們的。她不會輕易放棄她賴以取得討價還價地位的不結盟政策，至少表面上還要保持可供選擇的向美國靠攏的可能性。當她認為印度有此需要時，甘地夫人就會像她現在力圖肢解巴基斯坦一樣無動於衷地同我們合作。眼前的爆發過去之後，她就會迅速修復同我們的緊張關係；似乎矛盾的是，關係越緊張，她至少使表面恢復正常的積極性就越高。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關係還在繼續惡化。使尼克松設法拖延時間的全部理由也正是使甘地夫人要強行加快速度的理由。孟加拉國的不可避免的出現——這是我們料想到的——給印度帶來極為頭痛的長遠問題，因為孟加拉國實際上就是東孟加拉，同印度的最倔強、最具有分離傾向的西孟加拉邦只是宗教不同，而在語言、傳統、文化，特別是容易激動的民族性格方面則是共同的。無論孟加拉國將來是成為民族主義國家還是激進的國家，遲早都會加劇印度內部的離心傾向。它可能為建立其他穆斯林國家開創先例，而這一次可能是從印度分割出來的。孟加拉國一旦獨立，它的穆斯林傳統最後可能使它同巴基斯坦恢復友好關係。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新德里那些不為感情左右的策劃者考慮，在孟加拉國誕生的同時，必須使印度在次大陸凌駕一切的地位戲劇性地表現出來。
葉海亞不斷讓步使甘地夫人的難題愈益嚴重。如果她能肯定葉海亞口是心非，肯定不會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不會獲釋、東巴不會獲得自治並在幾個月內獲得獨立，她可能會放長線釣大魚，利用我們計劃的失敗作為攤牌的借口。正因為我們的計劃幾乎肯定會取得有利結果才使她的行動具有了緊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領導巴基斯坦擺脫孤立狀態。孟加拉國代表同巴基斯坦談判，如果不是使印度無能為力的話，也可能會限制印度強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須在這一連串事情發生之前採取行動。甘地夫人走向戰爭並不是因為她肯定我們會失敗，而是因為她擔心我們會成功。
因此，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的會談就成了典型的聾子對話。兩位領導人聽不進對方的意見，不是因為他們相互不瞭解，而是因為太瞭解了。尼克松強調他相信東巴結果必然獲得自治並從而獲得獨立；我們的全部要求不過是一張避免使已在向文官政府過渡的西巴的團結遭到破壞的時間表。他列舉了美國通過說服取得的成就：避免了東巴的饑饉；救濟工作的國際化；東巴任命了文職省長；宣佈大赦；不處決穆吉布的承諾；巴基斯坦同意單方面從邊境撤軍；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葉海亞願意同孟加拉某些領導人談判。在這種情況下發生戰爭是美國根本無法理解、也不會當作解決問題——其嚴重性我們並不否認——的辦法加以接受的。
甘地夫人以傲慢的冷淡態度聽取實際上是尼克松一次比較成功的表述。尼克松的論點，她一個也不答理，雖然其中某幾點——例如巴基斯坦提出單方面撤軍、葉海亞願意同孟加拉國領導人談判——她本人是第一次聽到。巴基斯坦的讓步並不涉及她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質，而不是這個飽經折磨的國家的一部分地方正在發生的非正義的行為。她不理會造成危機的原因，而是就巴基斯坦的歷史說教了一番。她否認自己反對巴基斯坦的存在，但她的分析卻很難支持她的否認。她斷言人們曾經責備她的父親接受分治。她說經常聽到的一種指責含有某種真實的因素，即印度是土生土長的獨立運動領導人締造的，而巴基斯坦是同英國勾結的人組成的，他們一「獨立」就開始囚禁真正的獨立戰士。巴基斯坦是匆匆拼湊起來的一種結構，是出於對印度的憎恨而結合起來的，巴基斯坦每一代新的領導人都給這種憎恨火上加油。東巴的狀況反映出來的傾向對整個巴基斯坦都是適用的。俾路支和西北邊境省都不是正當地屬於巴基斯坦的領土；它們也要求、並且應當得到更多自治權利；它們本來就不應當包括在原來的解決辦法之內。
這堂歷史課的目的很難說是想要平息對印度意圖的擔心，說得好一點是不著邊際，說得壞一點甚至是對西巴的團結也提出了威脅。甘地夫人如此堅持強調巴基斯坦的先天缺陷，言外之意是僅僅要求東巴分離已經算是印度的克制；西巴的繼續存在就反映了印度的容忍。她對葉海亞十一月二日的讓步根本不當一回事。她不反對巴基斯坦單方面撤軍，但拒絕說明印度是否會照著做。她答應第二天提出正式答覆。尼克松向這位總理保證，她可以指望我們盡一切努力使危機得到緩和，包括鼓勵政治解決的迅速實現。但是這位鋼鐵似的夫人把所有這類討論都推到以後會晤進行。
下午，我同她的助理哈克薩爾再次詳細研究了葉海亞的讓步。我向他保證，我們將堅持推動即將成立的文官政府走向承認東巴自決。我預計東巴將在三月獲得自治，其後不久就會得到獨立。我建議我們一起擬訂一張時間表。哈克薩爾毫無興趣。
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第二天的會談證實了美印關係的虛幻。甘地夫人根本不提巴基斯坦問題。整個會晤限於回顧世界局勢。甘地夫人深入詢問了我們對其他地區的外交政策，似乎次大陸是全球唯一的和平而安定的角落。除有關次大陸的問題外，她給我們判的分數都是優等。尼克松自己也十分願意把前一天的話題略而不談，一部分原因是害怕出現不愉快的場面，同時也是因為他正確地判斷這是甘地夫人拒絕我們業已提出的各種方案的辦法。這個典型事例說明政府首腦為什麼不應談判有爭議的問題。由於他們之間的僵局似乎是無法打破的，這就加劇了他們避免明確表態的傾向。因此，甘地夫人的訪問沒有在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取得進展，甚至沒有在尋求進展的程序方面取得進展就結束了。
到十一月十日，已經無法忽視印度軍隊攻入東巴的消息了——根據一份已經核實的報告，有兩營人。當時存在巴基斯坦反擊的危險。西斯科召見巴基斯坦和印度雙方的大使，敦促兩國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巴基斯坦新任大使納·阿·穆·羅查保證他的政府將避免採取任何挑釁行動。傑哈則否認印度有任何入侵；我們不能揭穿這種謊言，否則就會洩露情報來源。十一月的上半月，我們收到的報告說印度某些官員正在談論月底以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這些報告同實際情況只差一個星期。
十一月十二日，我召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國務院提議敦促葉海亞再制定一個最大限度的政治方案，作為——像國務院的一名代表指出的那樣——「幫助（他）在免於戰爭的情況下擺脫困境」的辦法。可惜葉海亞唯一尚未做的讓步就是立即釋放穆吉布和宣佈讓一半國土獨立——他認為這種讓步是令人屈辱的，因此留待即將成立的文官政府去辦。沒有任何跡象說明這件事可以及時完成，以避免印度莽撞地投入衝突。唯一可能稍有成效的辦法是對新德里採取威脅手段，但是誰也不願提出來。我對我的同事們重申，我們鼓勵政治演變，但不支持印度強行加快速度、致使西巴無法生存的戰略：
如果甘地夫人希望找台階下，我們應當努力給她台階。但是我們為幫助她已經搞得筋疲力盡，而她幹了什麼呢？我們的建議她一條也不接受。她對總統說了不少友好的話，但卻同總統說的話毫不相干。她只是一個勁兒地耍手腕，讓我們當惡人。問題在於，我們滿足她三分之二的要求，並讓她以此作為採取下一步行動的基礎，這樣我們怎麼約束她呢？
然而現在已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候了。我們面臨一場危機，除了規勸外幾乎無計可施。於是我們又回到發報機上去。我們要進一步檢驗一下葉海亞對待穆吉布的靈活程度。國務院也發電報勸雙方克制。印度幾乎不屑於答覆；它抱怨我們的做法把印度同巴基斯坦相提並論。印度在外交上所要求的讓步大多數已得到滿足，現在只限於讓它的大使來詢問它明知不可能很快實現的那個條件：釋放穆吉布並承認他是巴基斯坦的唯一談判對手。
我在十一月十五日會見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巴基斯坦外事秘書蘇勒坦·汗時也做了我該做的事情。這位正派而能幹的人就在四個月前我前往北京時曾在伊斯蘭堡給我送行。現在我不得不盡可能委婉地敦促他在穆吉布問題上表現最大的靈活性。他回答說，照他看來現在的軍人政府已經走到讓步的極限。但是，一旦成立文官政府——約六個星期以後——將會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十一月十八日，葉海亞本人也對法蘭大使提出了同樣的論點，強調他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建立文官政府的時間表：「如果文官政府那時想通過穆吉布同孟加拉國打交道或採取別的辦法，那是文官政府的事，與我無關。我那時將已完成把權力交還人民的目標。」
十一月十五日和十八日，我同多勃雷寧兩次談話時都提出警告，指出蘇聯繼續空運武器，正在加劇緊張局勢。多勃雷寧和藹地回答說，蘇聯事實上是建議克制的。十一月十九日，我同傑哈討論了使東孟加拉在三月份以前獲得充分自治的時間表。他只是聳聳肩，根本不屑一顧。
當潛在的侵略者看到戰利品近在咫尺，自己在當地又享有壓倒優勢，而作為犧牲品的對象處於孤立狀態、士氣渙散、解除了武裝，這時和平的前景就黯淡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次大陸開始了全面戰爭的第一個階段，然而將近一個星期以後印度才承認，我們的各個部門才願意正視這場戰爭的含意。
印巴戰爭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向尼克松報告說：
巴基斯坦今天在電台廣播中聲稱印度「未經正式宣戰即向東巴發動全面進攻」……印度聲稱這些報道是「絕對虛假的」……我們此刻尚未獲得站得住腳的證據，但看來顯然發生了重大事件。
危機開始時總是一片混亂，這一次則比其他危機更為混亂。巴基斯坦大使沒有得到情報；消息來源並不比我靈通的羅傑斯國務卿只能記下相互矛盾的報告。尼克松急於執行他從五月份以來一再重申的停止對印度援助的威脅。為了避免國內批評，他希望用停止向交戰雙方提供援助的形式予以宣佈，因為他知道給巴基斯坦的援助已接近枯竭。我建議他推遲到下午召開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之後再作決定。如果事實證明印度是侵略者，我甚至對是否應當宣佈切斷給予巴基斯坦的援助也持懷疑態度。這樣做未免過於不分是非；並且可能造成北京的誤解。尼克松則主張採取任何使印度受到更大傷害的方針。
我毫不懷疑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印巴戰爭的開始，而且這場戰爭是印度發動的。無論流行的傳言怎麼說，大部隊作戰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由某個司令部指揮它們行動的。說七萬名正在對游擊隊作戰的巴基斯坦士兵會進攻二十萬印度軍隊，或者說僅有十二架飛機駐在東巴的巴基斯坦空軍會向二百架嚴陣以待的印度飛機挑戰，無論如何胡說八道都不可能使人相信。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借口。我毫不懷疑——尼克松甚至更強烈地認為——印度蓄意不斷提高要求正是為了使問題無法解決。當然，巴基斯坦對東孟加拉的鎮壓是野蠻的、目光短淺的；幾百萬難民也給印度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是，按照尼克松和我的看法，戰爭的起因並不是難民問題，而是印度決心利用危機建立自己在次大陸的統治地位。
但是我們最關切的事超出了次大陸的範圍。蘇聯本來可以抑制印度而不這麼做。事實上，它通過簽訂友好條約、外交上支持印度的最高要求、空運軍事物資並保證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對印度不利的提案，積極鼓勵了戰爭。蘇聯鼓勵印度利用巴基斯坦的苦難，一部分是為了打擊我們的結盟系統，更重要的是證明中國的軟弱無能。北京和華盛頓正是對蘇聯力量有一種共同的關切才走到一起來的。因此，如果證明美國根本不起作用就會使我們同中國新建立的尚不穩定的關係受到嚴重壓力。如果我們按照批評者的意見辦——公開地、大規模地同巴基斯坦脫離關係，在它陷入絕望的時刻站在它的對立面——我們的行動看上去就正好是中國恐懼的美蘇共同統治；幾乎可以肯定，這樣做將使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化為烏有。我有時在跨部門的會議上聽到一些意見，似乎我們一心只想保證到中國去的機會。但是，正如我對尼克松說的那樣，「這些人不瞭解，我們不到中國，也就去不了莫斯科」。
我們捍衛的也不只是抽像的國際行為準則。不管許多人多麼不願承認，這次進攻的受害者是一個盟國，正是針對這種意外事件我們曾對這個盟國多次作過明確的承諾。這種明確的條約義務加上我們承擔的其他責任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九年。承擔這些責任是否明智是可以辯論的（我們的許多官僚機構如此渴望忘掉它們，以至有一段時間甚至白宮都幾乎不可能取得一九六二年往來信件的副本），但是我們不能置之不理，否則就會使伊朗和土耳其這類盟國失去信心。這些國家同情巴基斯坦，他們得到我們同樣的保證，把我們的反應看作是美國在可能涉及它們的危機中態度是否堅定的象徵。因此，這裡涉及很大的賭注。十二月五日，我對尼克松說，印巴衝突將成為春天中東局勢的一次綵排。十二月六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前後，我曾對約翰·康納利提出過同樣的論點。
不存在「挽救」東巴的問題。尼克松和我幾個月以前就已經認識到東巴獨立是勢在必行的；但是實現這一點並沒有必要通過戰爭。我們力圖保持西巴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存在，因為我們判斷印度的真正目的包括使西巴解體。我們力圖防止事態的發展證明蘇聯的武器和外交支持在出現危機時必然會起決定性作用。十二月四日，我對尼克松說，正因為我們正在退出越南，我們不能容許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赤裸裸的武力加以解決。雖然現在要防止戰爭為時已晚，我們仍有機會——通過加強我們的反應——使蘇聯在其他地方採取冒險行動以前感到躊躇。正如我十二月五日對尼克松說的那樣，我們必須提出足夠的威脅才能阻止蘇聯在其他地區的朋友，特別是在中東的朋友採取類似行動。如果我們採取足夠大膽的行動，我們可能在印度吞沒和摧毀西巴之前使它停止進攻。
這種戰略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我們的各個部門是按不同的前提行動的。它們擔心惹惱印度，認為無論我們怎麼做巴基斯坦都輸定了，而且知道我們的方針在國會和新聞界都不得人心。尼克松理解這件事在戰略上的利害關係，但下不了為實現行動指令所必需的執行紀律的決心。
外交部門是一個訓練有素、幹練而有獻身精神的非常出色的機構。我擔任國務卿時，逐漸對這個機構的作用感到讚賞，對它的成員感到尊敬，並同其中許多人產生了親密的友誼。但是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才能把忙於日常工作、各管一攤的各個司捏在一起，特別是在奉行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同長期的偏愛發生矛盾時更是如此。這種方向感必須由七樓——國務卿及其直接下屬辦公的地方——提供。不幸的是——並非由於我們任何一個人的原因——我同羅傑斯的關係的惡化加深了我們在政策方面的分歧，危及了政策的連貫性。他容易單純為了肯定自己的特權而反對我提出的任何建議；我則盡可能繞開他。（至於哪個原因在前，必須由比較超然的歷史學家去確定了。）羅傑斯深信我們的方針是錯誤的，認為尼克松是受到我的有害影響才採取這種方針的。我則認為羅傑斯沒有掌握地緣政治的利害關係。結果出現了官僚機構之間相持不下的局面，白宮和國務院的代表打起交道來像兩個相互競爭的擁有主權的實體，而不是同一個班子的成員。總統採取迂迴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使我們政府內部的緊張關係複雜化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戰爭爆發後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國務院說我們還缺乏足夠事實來作決定。它建議我們敦促巴基斯坦再作政治讓步。雖然這場戰爭明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國務院對是否提交聯合國卻猶豫不決；它決心不與印度發生衝突，認為提交聯合國的好處不是援引憲章條款反對武裝進攻，而只是為了使我們同整個這件事擺脫關係。我——恐怕是頗不耐煩地——問他們從巴基斯坦搾取新的讓步來報答進行侵略的印度究竟有什麼意義。要求印度等待四個星期看看向文職當局移交權力的結果難道不合理嗎？至於提交聯合國問題，我請國務院在第二天開始工作前準備好詳細方案。當天晚上，總統給我送來一份指示，要求給新德里、莫斯科和伊斯蘭堡發出態度強硬的電報，提出反對戰爭的警告。尼克松特別要求就蘇聯向印度提供武器一事警告莫斯科。
軍事後果逐漸明顯起來。巴基斯坦告訴我們，印度有兩個旅在東巴境內作戰。十一月二十三日，尼克松收到一封葉海亞來信，信中描繪了印度的軍事部署，說明印度實際上已經在東巴形成對政府軍的包圍，並正在通過大規模的無端進攻縮小包圍圈。葉海亞向尼克松保證，即使在這麼晚的階段他仍然希望避免戰爭。他呼籲尼克松「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發揮他「個人的首創精神」，這「對避免戰爭仍可能起決定性作用」。
同日，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收到甘地夫人的來信，不知道為什麼信中日期寫的是十一月十八日。甘地夫人以對聯合企業合夥人說話的口吻，對自己的克制評價甚高，說她之所以克制是因為深信正義必將取得勝利，同時也是因為「從我同你的討論中得到了支持」。當印度部隊在鄰國領土上縱橫馳騁時，甘地夫人建議不要召開安全理事會，理由是「這種行動將堵塞通往我們共同尋求的解決辦法的道路」。訴諸聯合國居然可能妨礙軍事衝突的解決，這真是一種有趣的國際法理論。關於印度既已進攻鄰國，我們正在尋求「共同解決辦法」的暗示並沒有平息總統的怒氣。甘地夫人呼籲尼克松運用他「巨大的勇氣」來促進問題的解決，並表示她希望改善美印關係。她對自己希望得到什麼解決辦法、對改善印美關係的內容，並沒有惠予說明。但她顯然不願意被叫到聯合國去，當著世界各國的面為印度的政策辯護並申訴理由。
現在雙方都要求美國施加影響，但是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會議並沒有明確美國施加影響的方向。國務院不反對向莫斯科和伊斯蘭堡發出要求克制的電報（對於後者，誰也不曾認為要求軍事進攻的受害者表現克制有什麼奇怪）。造成麻煩的是給新德里的電報。歐文副國務卿建議推遲到我們有「獨立的」情報證實是印度進攻之後再發這份電報。我回答說：「我們這種猜謎遊戲只能到此為止了。」
國務院也不願意按照尼克松的要求切斷給印度的軍事援助。國務院的代表懷疑切斷援助是否符合我們約束甘地夫人的努力，也懷疑這種做法的效果。這同他們幾個月來在巴基斯坦軍援問題上說的意見恰好相反。幾個月來在掐斷巴基斯坦供應渠道方面表現了巨大獨創性的這些人現在似乎完全不懂得如何對印度實行這個辦法，反而大講尋找已發許可證的裝備是如何困難。此外，停止給予雙方的經濟援助，說到底，對巴基斯坦的損害比對印度嚴重得多。我指出了本來應當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們已經對受害國停止供應軍事裝備卻不對進攻國停止供應，這是沒有道理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是我在紐約第一次秘密會晤中國人的日子。黃華此時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北京同意在有關聯合國的問題上或有緊急信件時我們可以利用駐在紐約的黃華作為聯繫人；其餘事務則照舊通過巴黎進行。我認為使北京詳細瞭解我們的行動是很重要的，至少必須使中國領導人理解我們並沒有同蘇聯勾結。北京需要瞭解我們抵抗擴張主義的決心以及我們在這件事上實際可能做到的限度。
黃華同我在紐約市東三十區[8]一個秘密地點見面。這是中央情報局曾用作安全接頭地點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築物裡面一套狹小而寒磣的房間。對這種地點的要求之一是沒有看門人，其他住戶也很少，否則讓過多的眼睛很尖的紐約人看到三位穿毛式制服的中國外交官走進一座建築物，亨利·基辛格又緊隨而至，那我們就太冒險了。（後來我們把會晤地點搬到東七十區一幢同樣寒磣然而外觀稍微華麗一點的建築物裡去了。）當時我能向黃華介紹的只不過是軍事形勢。我給他看了我們準備在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時提出的決議草案，指出我們尚未作出最後決定。黃華強調中國將在安理會支持巴基斯坦，至於是否把問題提交安理會則按巴基斯坦的意見辦。
十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第一次承認印度軍隊越過了巴基斯坦邊界，但說只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越過一次。她通知印度議會說，印度軍隊的行動是行使自衛權利。將來是否越過邊界將由「現場人員」——一批急於證明自己的才能的司令官——去決定。
在所有這些證據面前，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一月二十四日開會時仍然踏步不前，等待我們在新德里、伊斯蘭堡和莫斯科採取的措施的反應。我問各個部門它們對印度正規軍入侵東巴一事是否還有任何懷疑。大多數人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儘管甘地夫人已經承認——國務院的代表仍然認為證據缺乏說服力。他提出的行動建議仍然是施壓讓巴基斯坦再作政治讓步。如果說美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存在「偏向」，它客觀上是偏向印度一邊的。官僚機構陷入癱瘓的實際效果是配合了印度在外交戰線上採取的拖延行動。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尼克松同羅傑斯和我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立場同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開會時一樣，羅傑斯說我們尚無足夠證據使安理會採取行動。不幸的是當時直接討論的問題都過於技術性——可能提交聯合國的決議措辭問題和在不同程度上切斷援助的方法問題。尼克松討厭這種細節；討論這種問題使他明顯感到煩躁。無論怎麼說，否定老朋友的意見是違反他的性格的。因此，會議開完也沒得出結論，後來尼克松又煩躁地對我說不知道把他這位國務卿怎麼辦才好；他曾動過念頭要讓約翰·米切爾去約束一下羅傑斯，但最後什麼事也沒做。
結果是大家都隨自己高興而自行其是。國務院讓它的發言人在一次為報界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宣佈美國沒有證據可以指責印度侵略，從而宣揚了它的觀點。當巴基斯坦大使向國務卿提出抗議時，羅傑斯又重申我們「沒有獨立的情報來證實或否定」印度參與了武裝進攻。羅傑斯解釋說，在相互矛盾的報道的真實性問題上，華盛頓不願意處於偏袒一方的地位。當然，戰線位置深入巴基斯坦領土這個情況本來會給我們提供相當明確的線索，說明誰可能處於進攻一方。
官僚機構的內訌使美國到第三天還沒有作出任何認真的反應。我在前面幾章中曾經指出，危機必須及早克服才能加以控制。一旦危機取得勢頭，有關各方承擔了義務就容易使危機失去控制。如果第一天就對印度提出嚴厲警告，同時無情地執行看來是當真的切斷援助的威脅，就有可能使甘地夫人在使行動升級之前感到躊躇。（如果在進攻之前就這麼做當然更好。）對誰是進攻者的懷疑大部分是虛假的。游擊隊是不會用坦克和飛機在幾百平方英里領土上縱橫馳騁的。苦苦哀求克制只能說明我們優柔寡斷；這種哀求可能鼓勵了而不是約束了印度的軍事行動。
基廷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感恩節那天同斯瓦蘭·辛格打交道的經驗說明印度是堅持不讓的。辛格在氣勢洶洶地答覆我們要求克制的呼籲時，抱怨說從甘地夫人訪問以來沒有取得政治進展。他沒有告訴我們，由於他的總理根本不屑於對我們的提議作出反應，並且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四十八小時以前才同我們聯繫，怎麼可能取得政治進展。他說，如果巴基斯坦單方面撤軍就會造成新的形勢，但他拒絕告訴我們印度是否會跟著撤軍。辛格說是巴基斯坦威脅了印度，而不是相反。當基廷談到巴基斯坦領土上的印度軍隊時，辛格輕鬆地回答說，這同他所瞭解的事實不符。甚至基廷（這位強烈支持印度觀點、在國會中為印度遊說，並經常在私下嚴厲批評尼克松和我的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辛格「在有關東巴境內的印度軍事人員的問題上對我並不是十分坦率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們還從可靠方面獲悉甘地夫人曾對她的同事們說，印度將繼續進攻並使進攻升級。她的司令官的行動同她說的話是一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印度在傑索爾地區發動了新的進攻。蘇聯阻止了日本要求召開安全理事會的試探。他們對比姆大使說，蘇聯只有在取得使印度滿意的政治解決的情況下，才支持結束軍事行動。尼克松打電話給英國首相希思，告訴希思他擔心印度的目標可能遠遠超出東巴的範圍。希思大體上表示同意，但明確指出英國將保持超然的態度。
十一月二十六日，法蘭設法見到葉海亞。葉海亞接受了法蘭要他請求聯合國派觀察員到戰線的巴基斯坦一側去的建議。葉海亞還要請求聯合國接管東巴難民設施，並考慮讓孟加拉反對派的人去會見仍在獄中的穆吉布。在新德里，基廷借弗蘭克·丘奇和威廉·薩克斯比參議員訪問的機會見到甘地夫人。她的方針甚至變得更加強硬起來。她再次抱怨從她同尼克松會談以來一直沒有取得政治進展。她說，無論怎麼說，現在已不是東巴問題，而是在鄰國局勢動盪時印度的國家安全問題。甘地夫人始終扮演一個愛好和平、然而為形勢所迫的溫和派的角色。她說她好不容易才頂住國內要她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的巨大壓力——雖然很難看出印度在騷擾、傷害和侵入鄰國方面還可能再多幹些什麼。
尼克松的本能還是要用切斷援助的辦法來答覆甘地夫人。我勸他等待印度下一步行動。在挑釁十分明確、事實無可爭辯的時候做出反應對我們比較有利。國務院提議總統致函葉海亞、甘地夫人和柯西金，再次要求撤軍，但卻毫不表示拒絕我們的建議將帶來什麼懲罰。雖然總統信件已經變成家常便飯，以致降低了它們的價值，我還是同意了，因為這種信沒有害處，還可以為以後採取較強硬的行動提供基礎。
總統給甘地夫人的信告訴她葉海亞願意讓聯合國觀察員前往邊界巴基斯坦一側，並提醒她注意巴基斯坦關於單方面撤軍的仍然有效的建議。信件注意到她已承認印度部隊在巴基斯坦領土上作戰，強調指出：「如果印度的行動導致廣泛的敵對行為，美國人民將無法理解。」
致柯西金的信件再次要求蘇聯在促進危機的和平解決方面予以合作，並敦促蘇聯施壓使新德里撤軍。這種姿態是徒勞無益的。蘇聯所謂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同印度如出一轍。
給葉海亞的信則勸阻他不要為了減輕被圍困的東巴所受的壓力，而從巴基斯坦大部分軍隊駐紮的西部地區進攻印度。儘管進攻也注定會失敗，但走投無路的領導人仍可能為榮譽所驅鋌而走險。我們擔心巴基斯坦從西面進攻只會使印度終於找到借口來完成它瓦解整個巴基斯坦的計劃。尼克松的信列舉了我們為促使印度克制而採取的各種沒有發生效果的行動，但也提出了反對擴大戰爭的警告。葉海亞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見了法蘭。他深感絕望，但願意合作。他表示請聯合國立即派遣觀察員去邊界巴基斯坦一側，以便為巴基斯坦的防禦意圖擔保。他主動提出讓法蘭會見穆吉布的律師。（隨著戰爭升級，葉海亞後來撤銷了這個建議。）他還重申他願意同加爾各答的孟加拉國臨時政府成員接觸，並且說「他們將發現我不是毫無反應的」。
戰爭中正在取勝的一方很少是急於談判的；戰鬥持續時間越長，它討價還價的地位就越好。唯一的約束是擔心把牌打過了頭會觸動外部力量，因而可能使它喪失勝利的成果。十一月底正是甘地夫人乘風破浪勝利前進的時候；美國和中國的行動都不能使她感到有多少理由要謹慎從事。尼克松政府正受到壓力，要它反對巴基斯坦；處於「文化大革命」尾聲的中國則在軍事上缺乏準備，而且剛剛度過國內一場涉及軍方忠誠問題的危機。
在此期間，國務院發言人出面發表了一通評論。這種評論說明他的同事們多麼難於按照白宮的戰略辦事，又多麼難於斷絕三十年來同印度的感情聯繫。前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小本傑明·H·奧勒特給《紐約時報》寫了一封信，發表在十一月三日的該報上，內容是說「當巴基斯坦受到任何其他國家進攻時」，美國有義務「甚至以我們的武器和人員」去援助巴基斯坦。十一月二十六日，國務院發言人在回答問題時說，不存在使美國必須援助巴基斯坦的具有約束力的秘密保證。如果對「武器和人員」這個短語給予足夠強調，如果讓一位精明的律師來解釋「具有約束力」的含意，那麼這個聲明非常接近真實。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制止印度對我們的一個盟國的進攻，這個聲明又碰巧是一個完全錯誤的信號。
我們找不到甘地夫人來接收總統的信件。她已決定去訪問邊界附近的印度部隊。她猛烈抨擊超級大國（意指美國）居然厚著臉皮「由於我們採取了保衛邊界的行動」而發出怨言。這篇演說不可能使軍事司令官們的思想轉向和平，他們現在已經擁有穿越邊界的自行決定權。同日，印度國防部長賈格吉凡·拉姆在加爾各答一次政治集會上向歡呼的群眾透露，已經授權印度部隊推進到巴基斯坦境內去「打啞」巴基斯坦炮兵。在同一次集會上還有一個演說者宣佈「印度要把巴基斯坦打得粉碎」。一位印度上校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對記者講了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還不願承認的事情——「我們的部隊是因為孟加拉解放軍要求幫助才參加進去的。」[9]
基廷終於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趕上了甘地夫人。甘地夫人對他的接待是冷若冰霜地又背誦了一次印度的抱怨。她相當準確地指出，葉海亞的困難是他自己造成的，「我們並不處於減輕他的困難的地位。」她不能繼續告訴印度人民等待。她還寓意不祥地補充說：「我無法加以控制。」當基廷試圖提出侵入巴基斯坦邊境問題時，甘地夫人打斷他的話頭說：「我們無法傾聽要削弱我們力量的意見。」
於是問題回到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個小組討論了印度究竟是在尼克松和甘地夫人會談以前還是以後決定進攻的問題，沒有得出結論。這個問題之不著邊際正如答案不言自明一樣。甘地夫人顯然事前早就計劃進攻了；她到華盛頓來不是為了尋求解決，而是為自己的行動施放煙幕。從甘地夫人回國到第一次越過邊界作戰之間的十天中是不可能完成印度的部署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最後不得不接受事實，即總統要停止對印度的某些援助。然而國務院還在頑固地維護他們的立場，要把對印度的削減保持在最低限度，同時把指示搞得極為含糊，以便執行時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處置權。關於我們可能切斷哪些武器種類的供應，情況混亂之至，所以我說，「我們有沒發許可證的合同，又有沒簽合同的許可證」，究竟停止供應什麼呢？後來才搞清楚他們贊成的辦法是拒絕頒發新許可證——其理論基礎無疑是在戰後情緒冷靜下來時這種決定隨時可以推翻。從各部門輕而易舉就達成協議的情況來看，我應當知道所涉及的數量一定很小（約一千七百萬美元）。第一步是十二月一日由國務院宣佈的，禁止給運往印度的軍事裝備頒發新許可證。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通過巴黎渠道把我們向其他國家提出的一切建議以及這些國家的反應都通知了北京。
十一月三十日，甘地夫人又使壓力升了一級。她在國會發言時以挖苦的口吻對要求撤軍的呼籲表示歡迎，但是「應當立即撤退的軍隊是現在孟加拉國的巴基斯坦軍隊」。她給同巴基斯坦舉行任何談判的念頭潑冷水，理由是只有通過選舉產生的孟加拉國的代表才能決定孟加拉國的前途，而照她看來，除了「解放」外，他們不會接受任何其他解決辦法。因此，除了肢解巴基斯坦問題外沒有什麼可以同巴基斯坦談判的。
於是，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二月一日再次開會，討論在敵對行動已經開始一個多星期後是否到了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時候，也討論在切斷印度武器供應方面還可以採取什麼步驟。奇怪的是，國際上一致的意見是不要把問題提交安理會。印度不希望召開安理會，因為即使在這個機構裡也不能虛偽到如此程度，可以不承認聯合國一個擁有主權的成員國已被入侵的事實。只有蘇聯答應使用的否決權才能使它逃避譴責。巴基斯坦不希望安理會討論，是因為它擔心這種討論會擴大範圍，引起對東孟加拉鎮壓行為的普遍批評；同時，它希望使注意力繼續集中在它邀請聯合國派觀察員駐在邊界巴基斯坦一側的建議上——這個建議已正式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蘇聯並不渴望得到被迫使用否決權的機會；黃華則對我說過，中國將支持巴基斯坦的任何要求。在我們政府內部，國務院不急於前往安理會是因為它擔心白宮的指示會有「偏向」。我不願開安理會則是因為我厭惡我們的指示將引起的國內爭吵。當一個重要國家遭到全面入侵時，受害國、盟國、侵略國和其他大國都不願提請按照憲章有責任幫助維護和平的世界性組織正式注意，認為這樣做過分危險——這對聯合國的狀況是一個可悲的評價。
戰爭擴大了
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大使羅查交來葉海亞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信，信中援引一九五九年美巴雙邊協議第一條作為美國援助巴基斯坦的基礎，[10]從而正式提出了美國對巴基斯坦承擔的義務問題。國務院振振有詞地辯解說根本不存在具有約束力的義務；它在公開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定期發表自己的觀點，指出協議第一條只談到按照我國憲法程序採取「適當行動」，並沒有具體說明要採取什麼行動。國務院還聲稱這種義務受到當時的背景、即一九五八年關於中東的「艾森豪威爾主義」決議的限制。它說這個決議的目的就是把印巴戰爭排除在外。國務院乾脆無視我國政府同巴基斯坦之間的全部其他往來文件。
一個偉大國家像鑽法律空子的訟棍那樣辦事，這種形象不大可能使同我們簽有條約或相信我們說的話基本上是算數的、因而加以信賴的其他盟國得到鼓舞。同巴基斯坦簽訂的條約是同另外好幾個雙邊和多邊協議一模一樣的——我們的聲明似乎使所有這些協議都值得懷疑了。而且就巴基斯坦而言，我們除簽訂條約外還作過多次表示支持的保證。事實上，在我們同巴基斯坦長達數十年的關係中，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同它相互傳遞的信息汗牛充棟，有口頭的也有書面的，內容超過了一九五九年條約的規定，其明顯含意是：如果巴基斯坦遭到印度進攻，美國將援助巴基斯坦。[11]當然，當時提出這些保證的目的是為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進攻果阿和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之後避免巴基斯坦要求我們提供武器，也就是用美國保證將來支持的辦法代替了立即的物資援助。我們現在發表這樣的聲明，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把事情搞得更糟。似乎美國就是為了避免給一個盟國提供武器，所以起初答應在將來威脅成為事實時提供支持，然後又用絕頂聰明的摳法律字眼的辦法避不實現諾言。
我並不是說我們應當盲目地僅僅因為我們的前任說過什麼就決定我們的政策。大國的決策取決於當時理解的國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僅僅取決於抽像的、無論是含糊還是明確的法律義務。不能期望任何國家在自己的利益和義務完全不一致時承擔嚴重風險。然而一貫無視自己保證的國家同樣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它的外交就會喪失可靠的信譽帶來的靈活性；它就不再能用答應將來採取行動的辦法滿足盟國的當前要求。不僅如此，巴基斯坦還是其他盟國——伊朗、土耳其——的盟國，是在當時激進傾向仍占主要地位的中東受到孤立的沙特阿拉伯和約旦的朋友。它也是中國的朋友，同北京保持著密切聯繫，而北京希望我們能維持全球均勢，因此正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同我們建立新的關係。弄得信譽掃地是我們吃不消的。
尼克松當時退居比斯坎島；我們頻繁交談。他並不想從軍事上捲入，但決心有所行動。他下令停止執行已給予印度但尚未執行的軍火許可證，要求完全切斷經濟援助（我知道，由於官僚機構的偏見，這一點是絕不會實現的）。他要國務院發表聲明，嚴厲批評印度頑固不化的態度。「如果他們不願幹，齊格勒將從佛羅里達發表聲明，那將是一場爆炸。」我把這些指示轉告給毫不熱情的羅傑斯之後，他就開始想方設法把發表聲明的時間推遲到一天當中很晚的時候，以縮小新聞報道面。
次大陸的形勢再次趕在了我們前頭。葉海亞終於被他在新德里的狡猾的死對頭逼得走投無路。整個危機時期，葉海亞都是長期處在癱瘓的無所作為的境地，然後突然爆發，試圖適應自己的困境——一般來說為時已晚。當印軍向東巴境內推進日益深入、實際上是在肢解他的國家時，他一連十一天置之不理。對於他的主力部隊來說，在西巴邊境按兵不動等於放棄職守，但如果有所反應則會落入印度圈套，給印度提供一個在東巴——最後還要在西巴——發動全面進攻的借口。葉海亞選擇了他認為是光榮的道路。十二月三日，他讓軍隊從西面發動了一場他自己必然知道是自殺性的進攻。正如我對尼克松說的那樣，葉海亞以軍人的純樸方式決定，如果巴基斯坦終將遭到摧毀或肢解，它也應當是在戰鬥中倒下的。
我們政府內部的反應是利用巴基斯坦進攻作為再好不過的遁詞來推遲尼克松頭一天下令發表的譴責印度越境的聲明，借口是我們又不瞭解全部事實了。結果我同羅傑斯一再發生爭論。他認為戰爭既已擴大，現在提交安全理事會是勢在必行的。在這種情況下批評印度，無異擅自承擔了最好是留給那個世界性組織去承擔的審判任務；換句話說，我們將作為法官，而不是作為一個盟國、甚至也不是作為一個利益攸關而且承擔了義務的超級大國而行動。國務院原來反對把問題提交安理會，現在則贊成提交安理會，因為這可以作為借口來避免由美國單方面作出反應，並使我們暫時無須採取任何立場。我最後默認了國務院的主張，讓它溜過了按照尼克松的命令譴責印度這一關。既然安理會要處理戰爭擴大問題，我們可以到安理會去陳述自己的理由。而且我知道我們駐聯合國的那位能幹的大使喬治·布什將會執行總統的政策。國務院經過長時間的拖拉以後，終於在十二月三日宣佈停止執行發給印度但尚未執行的軍火許可證——對次大陸爆發的全面敵對行為來說，這很難說是一種強有力的反應。
尼克松現已加快速度。他的態度照例是由許多因素構成的。他要保持對中國的主動行動，他瞭解「不偏不倚」將有利於印度。對於當時發生的情況，他希望推卸責任。他害怕同羅傑斯發生衝突，但堅持要在安理會上採取強硬路線。我的辦公室接二連三收到他提出的意見。這些意見指出的方向是明確的，至於方法則不那麼明確。
在這種氣氛下，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於十二月三日開會制定一項方針。這次會議的記錄後來洩露給了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如果孤立地看這些記錄，似乎白宮一意孤行；但是，只有看到幾個月來官僚機構對總統的明確決定一直進行令人沮喪的猛烈抵制這一背景，才能理解這些記錄。在戰情室這個我認為是私下的場合，我說：「每隔半小時我還來不及穿襯衣就被總統叫去訓斥一通，他說我們還不夠強硬。他真的不相信我們在照他的意思辦。他要偏向巴基斯坦一邊，而他認為每次介紹情況或發表聲明卻是背道而馳。」這當然是說的實話。
我的挖苦話對各部門的傾向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當我轉達總統的指示要求中斷對印度的經濟援助時，國務院建議對巴基斯坦也採取類似步驟——儘管總統認為印度採取了好戰行動，因此是有罪的一方。這使我在憤怒中又發表了一次有「偏向」性的談話：「如果每次我們對印度採取某種行動，就必須對巴基斯坦也如法炮製，那就很難做到像總統所希望的那樣偏向巴基斯坦一邊。在我向總統請示之前，這只能作為非正式意見。」
國務院代表在跨部門會議上的地位是極不舒服的。我挖苦他們拖沓不前，他們自己的頭頭又極力要他們更積極地對抗白宮，結果他們不得不在激流險灘中航行，動輒得咎。例如十二月四日白宮指令喬·西斯科向報界非正式介紹情況，闡明我們對印度政策的批評。西斯科忠實而能幹地執行了命令，但國務卿極為不快，後來還禁止他在電視中公開闡述同樣的論點。我說的這些情況之所以出現，責任在於最上層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回顧官僚機構的鬥爭不是為了追究責任，而是為了闡明公開的記錄，否則這些記錄是無法理解的。
分歧在於白宮是從地緣政治觀點看問題而國務院則從區域觀點看問題，在於執行我國外交政策時雙方對中國和印度重視的程度不同。白宮認為這場衝突是一場無情的權力遊戲，即印度在蘇聯鼓勵下利用巴基斯坦政府的不稱職和巴基斯坦政治結構的脆弱性強行用武力解決東巴危機，雖然當時看來顯然是有辦法從政治上解決的。無論我們的官員是否高興，巴基斯坦是我們的一個盟國，我們對它負有條約義務，而且私下還對它作過保證；因此，巴基斯坦的命運將影響好幾個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國諾言上的關鍵國家的態度。中國將仔細注視巴基斯坦的情況。中東那些熱衷於武力解決問題的國家也容易情不自禁地要採取軍事手段。如果蘇聯的政策如此輕而易舉地在次大陸得逞，它就可能在其他富有爆炸性的地區採取類似策略——後來在水門事件使政府的權威遭到削弱的時候，它的確這麼做了。因此，如果巴基斯坦被武力肢解、最後又遭到毀滅而美國毫無反應的話，就會造成深刻的國際影響。
持相反觀點的人認為我們是在毫無必要地犧牲印度的友誼，認為根本沒有辦法可以挽救東巴，而且不管怎麼說，挽救東巴也不符合我們的願望。羅傑斯抱怨我們採取「中國的立場」。我們是在魯莽行事，不必要地冒軍事上捲入的風險。印度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家，我們需要同它交朋友。但是尼克松和我並不魯莽。我們深信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並非出於對美國的熱愛，而是出於它心目中的國家利益；眼前的危機一旦過去，這些考慮就可能再起作用。對我們來說，問題在於蘇印勾結所包含的對國際秩序的進攻。我在十二月四日對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說：「大家都知道，我們最後將面臨印度對東巴的佔領。」但是我們不得不採取堅決行動，挽救更大的利益和關係。我們手上的牌很弱，但絕不能在軟弱之外再加上膽怯。十二月五日，我對尼克松說：「我承認這並不是一種英明的主張。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垮下來，蘇聯不會因此就尊敬我們；中國將瞧不起我們，其他國家也將得出自己的結論。」
此外，一旦戰爭擴大到西巴，就不是成立孟加拉國的方法問題，而是巴基斯坦本身的存亡問題了。印度的軍事力量大大超過巴基斯坦，一部分原因是美國六年來禁止向雙方出售軍火，而這種禁令主要傷害了巴基斯坦。由於印度可以獲得蘇聯武器，自己也有龐大的軍火工業，它必然會摧毀巴基斯坦的武裝部隊。國務院的法律顧問可能找到辦法說明我們對巴基斯坦並沒有承擔有約束力的義務，但地緣政治的影響並不會因此有所削弱。我們最低限度必須證明我們不會由於昏庸無能而使自己更加軟弱。我們行動的方式必須使蘇聯在其他地區、特別是在中東——埃及總統這時已宣佈一九七二年是另一個決定年——有可能採取冒險行動之前三思而行。
我們在這場鬥爭中的軟弱地位使我們不得不採取大膽的做法；弱者表示克制就會鼓勵對手進一步施加壓力，使對手體會到自己地位的強大。我對我們的有利因素不存幻想；但是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領導人有時必須用大膽代替有利因素。十二月十一日，我對霍爾德曼說：「我們現在是在無牌可打的情況下大搞虛聲恫嚇。」我懇求他設法使總統這次堅持要求政府內部遵守某種紀律的意見能夠實現。十二月九日，我向我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那些難以駕馭的同事呼籲說：「除非我們能夠確定一項戰略，用同一聲音說話，不再通過不同部門發表任何相互矛盾的消息，制止一切洩密事件，否則我們就不配取得勝利。」
使政府各部門保持團結是不可能的，就是使它們在行動上具有任何一致性也非易舉。為了使國務院同意由喬治·布什發表演說，對印度訴諸武力表示責難，對安理會要求停火和撤軍（指印度軍隊）的決議表示支持，就耗費了十二月四日大部分時間。
十二月四日，布什按照這個精神提出了一個提案。安理會支持我們的立場，有十一個成員國贊成我們的提案，但由於蘇聯否決而未獲通過。（英國和法國棄權——這個例子也反映了我們的西歐盟國讓我們單獨承擔全球安全責任的傾向。）由於蘇聯的否決在安理會造成了僵局，我們根據「團結起來爭取和平」的決議把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並於十二月七日以一百零四票對十一票獲勝。只有蘇聯集團和印度反對我們的立場。
這是一種離奇的局面。多年來，國內批評者一直指責政府對世界輿論注意不夠。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世界共同體中得到的支持比十年來在任何其他問題上得到的支持都要多。只有這一次幾乎所有不結盟國家都站在我們一邊。許多不結盟國家都有邊界衝突或種族分歧；誰也不願意讓外來勢力成為這種爭端的最後仲裁者。從聯合國早期算起，蘇聯從來沒有這麼孤立過。我們得到了壓倒多數的贊成票。然而我國那些通常鼓吹世界輿論的人卻忙於抨擊白宮，似乎白宮毫無理性地反對人類的公正輿論。至於顯示美國無能和聯合國陷入癱瘓會在全球造成什麼影響，則很少考慮。兩年來我們一直在談論安理會的保證是中東和平的關鍵。如果在繼續蔑視聯合國決議的情況下進行明目張膽的軍事進攻，而美國不能站在一個盟國方面採取任何行動，這對中東外交意味著什麼？
在這整個時期，蘇聯都在為印度爭取時間，使它可以完成自己的軍事行動。十二月五日，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激烈的聲明，毫無保留地支持印度，反對在按照東巴人民的「合法權利」取得政治解決以前實行任何停火。尼克松獲悉此事後，決定對莫斯科施加壓力。同多數危機時期的情況一樣，多勃雷寧不在華盛頓。他的代辦伏龍索夫只有權接收和傳遞信件，而無權談判。
十二月五日，我對伏龍索夫說，我們正處於分水嶺上。莫斯科鼓勵印度侵略，這同改善美蘇關係是不協調的。伏龍索夫採用撫慰態度，說危機會在一個星期內過去，無須影響美蘇關係。我嚴厲地指出，如果蘇聯繼續奉行現在這種方針，無論次大陸發生什麼情況，危機也不會在一星期內過去。
十二月六日，甘地夫人正式承認孟加拉國獨立。雖然她的政策一直具有這種含義，她的聲明起了排除取得政治和解的一切剩餘可能性的作用。在尼克松下令四天之後，國務院終於宣佈切斷給印度的經濟援助（然而只是半心半意地加以執行，所以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尼克松於十二月六日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因為他終於相信有必要實行某種紀律了。但是，同往常一樣，尼克松執行紀律的努力是模稜兩可的，結果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由於他基本上採取被動態度，這次會議的作用只是明確了羅傑斯同我的哲學觀點的分歧，這種分歧由於並不能為我們任何一人增光的個性衝突而擴大了。尼克松明確表示了他對甘地夫人的不悅，但沒有下行動命令，以免造成不愉快的場面。但是，他的顧問們剛剛離開，他就以典型的方式命令我找約翰·康納利和梅爾·萊爾德設法使羅傑斯按照白宮的方針辦事。可是，既然羅傑斯沒有聽見尼克松說這種話，他堅信自己是在執行總統的願望，認為我是在自行其是。尼克松指示齊格勒發言，指出印度的行動「違背」了努力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分歧的「國際潮流」。然而各部門並不瞭解齊格勒的一切發言都必須得到霍爾德曼或尼克松的批准，因此以為這也是我要的手腕。
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工作越來越集中到白宮，使尼克松和我可以加以控制。而這時各部門正樂於讓我們承擔一切事態發展的責任和幾乎肯定會引起的責難。我們確認使西巴免遭印度摧毀的最大希望在於增加莫斯科所冒的風險，使它看到次大陸的事態可能危及它同美國舉行最高級會談的計劃；在這種情況下，克里姆林宮有可能敦促印度保持克制。因此，十二月六日，我們把尼克松寫給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交給了伏龍索夫，信中強調「我們原先商定」舉行最高級會談時「所遵循的精神」，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克制，採取最緊急的行動來結束這場衝突和恢復次大陸的領土完整」；如果印度造成「既成事實」，將「使國際局勢長期複雜化」，「破壞信任」，並對「其他一系列問題產生不利影響」。
當晚十一點鐘，我們收到蘇聯對我前一天同伏龍索夫談話的答覆。答覆的口吻是和緩的，但採取了軍事行動進行順利的一方的傳統姿態——拖延時間。蘇聯否認次大陸的事態代表一個分水嶺。它按照塔斯社聲明的精神——形式上則比較講究——要求以東巴的政治解決作為停火先決條件。而蘇聯所謂政治解決含意同印度是一樣的，就是立即獨立。莫斯科顯然希望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尼克松的反應是，在我的建議下，下令放慢同莫斯科進行經濟談判的速度。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難。那時已經有相當多的部門在東西方貿易方面有了既得利益，都想保護自己的地盤，即使拖延執行命令也在所不惜。這種抗拒是商務部長斯坦斯帶的頭。他反映了許多商人強烈認為不應因為政治而犧牲利潤的觀點。不僅如此，肯定是激烈反共的斯坦斯幻想他已同蘇聯領導人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極不願意為了數千英里外玩弄的神秘的外交把戲危及這種關係。
十二月七日，葉海亞通知我們，東巴正在土崩瓦解。對我們來說，這一天是以《華盛頓郵報》一篇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尖銳抨擊政府對次大陸的政策，把切斷對印援助稱為「莫名其妙」、「單純懲罰性的」，認為這樣做的理由是「可笑的」。《華盛頓郵報》正是在已經可以明確看出問題遠遠超過東巴自決範圍的那一天得出這種結論的。我們從一個其可靠性我們從來沒有任何理由加以懷疑、而且直到今天我也不懷疑的消息來源得到的報告說，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甚至決心要把西巴也搞癱瘓。她已表明，在孟加拉國獲得「解放」以前，印度不會接受聯合國大會關於停火的任何呼籲；在那以後，印度部隊將去「解放」自由克什米爾南部——即克什米爾屬於巴基斯坦管轄的那部分地區——並一直戰鬥到巴基斯坦陸、空軍全部消滅為止。換句話說，就是要使西巴也遭受肢解，陷於毫無防禦能力的境地。甘地夫人還告訴她的同事說，如果中國「動刀動槍」，蘇聯已答應採取適當反擊行動。〔註解：傑克·安德森發表了——作為我們制定政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的——有關印度想法的這些報告，但顯然沒有理解報告的意義。[12]〕其他情報表明，這意味著在新疆對中國採取牽制性軍事行動。在這種相互配合的重重壓力下，巴基斯坦——西巴——不可能生存下去；中蘇戰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在這種背景下，我向報界介紹了一次情況，後來引起了很大爭論。我這樣做是因為羅傑斯已經禁止國務院人員公開介紹情況，因為有人大量洩密、力圖破壞總統一再下達的命令，同時也因為我們需要表明我們一貫的立場。我試圖闡明我們的理由，警告印度而又使它對我們基本上是善意的態度感到放心，同時向蘇聯表明情況正日益嚴重起來。我否認政府是「反印度的」。我著重指出，我們沒有原諒巴基斯坦一九七一年三月在東孟加拉的鎮壓行動；我們中斷了軍事援助，並且做了很大努力來促使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國在加爾各答的官員取得政治和解。儘管如此，在我們看來，印度應對這場戰爭負責。我指出，印度「……本來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份時間表，或等待一下，看看不過三星期以後就要恢復的文官統治是否會使局勢有所變化……」我們的結論是，「在我們看來，採取軍事行動是沒有充分理由的」。印度拒絕或無視了我們的建議。我警告蘇聯說，它有責任起約束作用，因為「企圖獲得單方面利益的做法遲早會導致緊張局勢的升級，從而必然危及緩和的前景」。[13]我當時相信，現在也仍然相信，這種說法準確地反映了現實狀況。
喬治·布什根據指示在聯合國走得更遠，給印度戴上了侵略者的帽子。我們在聯合國大會支持的一項要求停火和撤軍的決議案，贏得了壓倒多數的支持，如我已指出的那樣以一百零四票對十一票通過。但是，我們介紹的情況和世界輿論的強有力的表現都未能使新聞界或國會的批評緩和下來。《紐約時報》嘲笑我關於本來可以同葉海亞取得政治和解的說法。《華盛頓郵報》繼續表示「對尼克松先生親巴基斯坦的政策持嚴重保留態度」。
對我們來說，現在的問題是防止西巴遭受肢解。我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二月八日的會議上說：
現在讓我們轉到關鍵問題上來。如果印度進攻西巴，佔領自由克什米爾並粉碎巴基斯坦的空軍和坦克部隊，看來會導致若幹不可避免的情況。我們應當心安理得地讓分裂勢力在西巴同在東巴一樣自由活動嗎？按照我的理解，正如甘地夫人在同總統談話時以及在紐約舉行的哥倫比亞大學討論會上講話時表明的那樣，俾路支和其他類似問題必然會突出起來。巴基斯坦將毫無防禦能力，西巴將變成一個僕從國。
高潮：重大的決策
從根本上說，我們只剩下一張牌可以打，就是增加蘇聯的風險，使莫斯科看到更大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尼克松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在十二月八日晚上向我提出，我們也許應當取消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這表現了總統不愉快的程度，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希望我執行這個建議。他說這句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給歷史留下表示他態度強硬的記錄，以後可以用來說明，當僚屬們動搖猶豫時，他卻如中流砥柱，堅定不移。不到一個星期我就瞭解到，如果照字面理解總統的話就有招致他不快的巨大危險。但是我當時告訴尼克松說，採取這種行動的時機尚不成熟。我們尚未收到勃列日涅夫對總統十二月六日信件的正式答覆。一旦把蘇聯公開逼到牆角，他們對制止印度進攻巴基斯坦就不再感興趣了。但是我確實贊成加大壓力，把取消最高級會談的威脅留作後備：「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使蘇聯對我們保持尊敬。」我說：「我們必須防止印度進攻西巴；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我們完全無所作為，「我們就會促使蘇聯採取真正強硬的行動」。我對赫爾姆斯提出了同樣的論點：「如果什麼事也不幹，我們就輸定了。如果幹點什麼，大膽地幹，同時採取其他步驟，我們就可能使蘇聯停止玩他們那套把戲。」
十二月九日，我們收到勃列日涅夫的答覆，其中有引起希望的一面。覆信建議實行停火，並在談判中斷時取得的基礎上恢復巴基斯坦各方的談判。如果蘇聯打算借此敦促各方回到三月二十五日的局面，那就有希望，就會提供一塊遮羞布，使人們可以說談判是在統一的巴基斯坦這個大前提下開始的，儘管談判的結果必然是孟加拉國獨立。勃列日涅夫還要求同穆吉布談判，這樣做將需要時間；這可能是一種爭取時間的辦法，因為我們要向莫斯科探索這個建議的含意。此外，我們必須肯定印度不會利用這段時間來實現它摧毀西巴的意圖。
在印度大使同副國務卿談話時，這種不祥的可能性就更明顯了。約翰·歐文召見傑哈，要求印度保證不奪取包括自由克什米爾任何部分在內的西巴任何領土。傑哈回答說，印度無意兼併西巴領土；但在自由克什米爾問題上，他必須請示新德里。（印度從來沒有承認克什米爾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此聲稱——按照它的看法——它並不是在肢解西巴。）這次會晤結束時，歐文強調指出，我們正走向印美關係的轉折點。
巴基斯坦如果同時喪失孟加拉和克什米爾，就無法生存下去；一切離心勢力就會氾濫起來。我們利用蘇聯農業部長弗拉基米爾·馬茨凱維奇十二月九日訪問美國農業部長厄爾·巴茨的時機強調了我們的嚴肅的看法。馬茨凱維奇沒有想到會把他請到橢圓形辦公室去見總統。他倔強而熱情，煥發出一種天真的善意，向總統轉達了勃列日涅夫個人的問候，說勃列日涅夫正滿懷期望地等待舉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尼克松回答說，美蘇關係的一切進展都受到次大陸戰爭的威脅。我們堅持要求停火。如果印度軍隊進攻西巴，美國不會袖手旁觀。尼克松又說：「蘇聯同印度有條約關係；我們同巴基斯坦有條約關係。你們必須認識到實行停火、用政治手段解決危機的緊迫性。」馬茨凱維奇處於極其有利的地位，聲稱這種屬於高級決策的事超越了他的職權範圍；陪他來的伏龍索夫也不能使我們得到教益。這就為印度繼續挺進爭取了時間。
十二月九日，我們政府內部的緊張關係表面化了。那天，尼克松因為報界說美國高級外交官員反對總統的「反印偏見」而氣得要命，就把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的主要官員召集起來，對他們說，雖然他並不堅持要求國務院效忠總統，但國務院應當效忠美國。這是使尼克松後來感到遺憾的一次感情衝動的發言；這次發言使他失去了大量支持。國務院按照它自己的標準說是效忠美國的；它碰巧不同意總統的政策，而是按照國務卿的方針辦事。正如我曾對亞歷克斯·約翰遜說過的那樣，指示基廷批評新德里的電報要好幾天才能草擬出來簽發，而發往伊斯蘭堡批評巴基斯坦的電報卻可以奇跡似的在兩小時之內發出。
很少人願意正視的基本事實是，蘇聯和印度本來只需要做一個簡單姿態就可以結束危機（和我們國內的爭執）。我們只需要得到不進攻西巴和不肢解克什米爾的保證，就可以讓局勢自行發展。那時，東巴的戰爭就會按照本身的勢頭自行結束。以六比一佔優勢的印度部隊顯然會取得勝利。但是印度就是拒絕給予這種保證，蘇聯也就是拒絕鼓勵印度給予保證。傑哈始終沒得到新德里的指示。伏龍索夫甚至在尼克松親自干預後也沒有帶來這種消息。
十二月十日，我們同葉海亞制定了提交聯合國的新建議，其中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議，即在談判中斷時的基礎上恢復談判。我們的建議放棄了有關印度撤軍的要求，而是呼籲就地停火，並在東部和西部地區都由聯合國代表進行監督；一旦停火生效就談判撤軍和滿足孟加拉願望問題。簡單地說，巴基斯坦為了使印度停止在西巴的軍事行動，準備接受（當時大部分已被印度佔領的）東巴軍事現狀，並準備參加談判——雖然談判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孟加拉國獨立。
我在十二月十日上午把這個建議交給了伏龍索夫，並附有尼克松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上面講到勃列日涅夫要求在東巴實行政治解決的建議正在得到滿足。「現在，下一步必須在西線立即停火。」按照處理西恩富戈斯危機時使用過的那種程序，我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的備忘錄念給伏龍索夫聽了——在這個備忘錄中，美國答應在印度進行侵略時援助巴基斯坦。我警告他說，我們將實行這個保證。伏龍索夫當然沒有得到指示。而且整整四十八小時我們都沒有聽到他的回音。
俾斯麥曾經說過：「在對外政策方面，勇氣和成功並非巧合；二者是同一的。」尼克松有許多毛病，但是在危機時期他具有令人注目的勇氣。原先已處於戒備狀態的一支航空母艦特遣艦隊現在奉命駛向孟加拉灣，表面上是為了撤退美國人，實際上是給我們為反對進攻西巴發出的警告增加份量。我們讓艦隊停留在馬六甲海峽以東，距離孟加拉灣約二十四小時的航程，因為我希望在採取下一步行動前同中國磋商。我向梅爾·萊爾德解釋艦隊行動的目的時指出，我們認識到印度佔領東巴已是既成事實；我們的目標是要嚇退對西巴的進攻。（我沒有說的是，我們也希望在蘇聯向中國施加壓力時有部隊在適當地點。）同往常發生危機時的情況一樣，萊爾德是忠誠可靠、願意提供支持的。
我還來不及前往紐約同黃華秘密會晤，我們就得到消息說巴基斯坦駐東巴的司令官正在要求停火。國務院喜出望外。在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每天舉行的會議上，亞歷克斯·約翰遜就討論了如何實現停火問題。我感到為難。東線單獨停火同剛向蘇聯提出的建議是背道而馳的。停火將消滅東線已在沉寂下來的戰火，但將加劇我們的主要擔心，因為它將使印度陸、空軍脫出身來對西巴發動全面進攻。我們知道甘地夫人已下令把印軍迅速調往西線，等東巴戰鬥一結束就發動全面攻勢。我召見巴基斯坦大使羅查，要他使停火建議與已經和葉海亞達成的協議一致起來。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同意通過正式渠道辦這件事。停火必須同時包括東巴和西巴；否則孟加拉的戰鬥結束時，西線的危險將增加。因此，伊斯蘭堡暫時撤回了東線停火的建議。但這顯然只給了我們一個短促的喘息時間。不久之後，東線的巴基斯坦軍隊就會覆滅。印度軍隊將會脫出身來按照計劃進攻西巴。我們絕對必須緊張起來。
黃華和我在六點鐘左右在東七十區屬於中央情報局的一幢沒有電梯的公寓裡見面。這套公寓裡到處掛滿鏡子的牆壁和華麗然而俗氣的繪畫，說明這裡本來不是為清教徒式的共產黨政權代表同美國總統助理開會討論如何挽救一個遙遠的國家用的。
我向黃華詳盡地介紹了我們同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各方交換意見的情況。我告訴他我們擁有可靠情報，說明印度計劃摧毀西巴武裝部隊。我們無可奈何，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要挽救巴基斯坦，使它免於全面覆滅，我們必須施加最大的政治壓力，要求按照同葉海亞一起制訂的計劃的精神實行就地停火。任何其他方針都不能防止印度擬議中的對西巴的進攻，而這種進攻肯定會取得勝利。我們通過派遣一支航空母艦特遣艦隊前往馬六甲海峽附近，正在做出我們自己的努力。
顯然沒有得到指示的黃華，採取了強硬路線。他堅持認為就地停火等於客觀上同蘇聯狼狽為奸。侵略就會得到獎勵。東巴將成為優勢兵力下的犧牲品。我們不應放棄印度必須在舉行談判前撤軍的原則。我尖銳地回答說，如果巴基斯坦和中國堅持這種立場，我們可以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但是，事實將說明這樣做是徒勞無益的；它正好適應了印度和蘇聯肢解整個巴基斯坦的戰略需要。黃華這時才談到中國真正關心的事——這將提供一個先例，使印度和蘇聯有可能勾結起來肢解其他國家。我對他說，美國不會對蘇聯進一步行動漠然視之。特別是進攻中國將引起嚴重後果；實際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不顧輿論、國會和大部分官僚機構的反對而保持了如此強硬的立場。我們甚至把艦隊派往受到威脅的地區去了。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狀況；我們正在同一個我們當時並不承認的國家發展一種雖然只是心照不宣、但是積極的合作關係。黃華說他將把我們的看法轉告周恩來總理。他又說，他現在就可以告訴我，中國只要還剩下一桿步槍就決不會停止戰鬥；它肯定要增加對巴基斯坦的援助。我以為——後來證明是錯誤的——這種跡象說明中國甚至在這麼晚的階段還可能從軍事上進行干預。
為了增加對蘇聯的壓力以實現停火，我讓黑格在十二月十日很晚的時候打電話告訴伏龍索夫，如果我們的建議不能很快得到滿意的答覆，美國就要採取強硬措施，包括調動艦隊在內。
第二天早晨，我在紐約市瓦爾道夫塔我國駐聯合國大使的漂亮公寓裡，同幾天前剛被任命為副總理的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共進早餐。中國風的壁紙和服務周到的僕役幾乎使人忘記了八千英里外我的客人的祖國的前途正危在旦夕。布托風度優雅，能言善辯，感覺敏銳，是一個終於能夠同印度領導人在爭取公眾注意方面相抗衡的代表人物。他過去的經歷是坎坷不平的。當美國領導人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時，是他使巴基斯坦同中國建立了友誼；為了適應他在國內的目的，他也不免要彈一些帶煽動性的反美調子。在布托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浮誇的舉止和有時帶有憤世嫉俗氣味的行為使我國政府對他一直缺乏信任。我發現這個人才華橫溢，具有魅力，能縱觀全球，懂得姿態與政策的區別。他對愚蠢無能的人不能寬容。由於他不得不同許多蠢人抗衡，因此樹敵甚多。他對巴基斯坦軍人領袖行動遲緩並不滿意，後來無疑由於過分相信自己縱橫捭闔的技巧而忘乎所以。但是在他的祖國發生悲劇的日子裡，是他把國家剩下的部分捏在一起，使它恢復了自信。他在最危急的時刻挽救了國家，使它免於徹底毀滅。後來他由於過分驕傲而垮台。但是他在一九七一年表現的勇氣和眼光本來應當使他得到較好的命運，而不是他那些感情衝動的同胞為他安排的那種悲慘的下場——這種下場也玷辱了他們生性仁慈的聲譽。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會晤中，我對布托說，虛張聲勢的強硬辭藻挽救不了巴基斯坦；我們必須商量出一種能夠堅持下去的行動方針。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並不是我們不願意幫助你們，而是我們希望保持你們的生存。高談原則當然好得很，但歸根結蒂我們得保證你們能存在下去。」我敦促他同中國人確定共同立場；如果我們努力幫助的人反過來揍我們，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堅持原來的立場，我們願助一臂之力使聯合國通過虛有其表的決議，但我們將喪失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未來四十八小時是決定性時刻。我說，我們不應浪費時間為青史留名而裝模作樣。
布托神態自若，能夠理解我的意思。他同我一樣瞭解事實真相；他是一個不抱幻想的人，準備為挽救自己國家殘存部分採取必要的行動，而無論這種行動是多麼令人痛苦。他說，中國人對我們政府裡明顯的分裂狀態感到莫名其妙。一個星期來，他們聽到太多的相互衝突的言論——從喬治·布什指責印度侵略的演說到國務院宣佈嚴守中立的聲明。他們應當相信什麼呢？我對他說，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不是秘密；尼克松和我的立場同樣也不是秘密；最後還是白宮說了算。他有責任同我們當中希望拯救西巴的人合作；我們不能讓我們國內的反對派在我們的朋友當中混淆視聽，從而達到他們的目的。布托和我最後達成協議：如果第二天中午還聽不到莫斯科的回音，我們就以東巴敵對行動即將結束為借口把問題交回安全理事會去。我們開始時將要求停火和撤走印度軍隊，但準備同意只是就地停火，實際上接受印度在孟加拉造成的既成事實。我不得不靠布托使中國人確實瞭解我們的立場。
我回到華盛頓就給伏龍索夫去電話，指出十二月十二日中午是一個期限，過期我們就要單方面行動。伏龍索夫告訴我，蘇聯副外長瓦西裡·庫茲涅佐夫已被派到新德里去安排令人滿意的結局，敦促印度克制。我對尼克松說，這很可能是真的；印度無須蘇聯人前去加強他們摧毀巴基斯坦的決心，而據我們瞭解，庫茲涅佐夫是一個溫和派職業外交官。但無論蘇聯是去要求停火還是去慫恿印度，我們都得堅持同樣的方針：我們必須增加壓力，直到印度保證實行停火並且不兼併西巴領土為止。
印度那時還不準備做任何保證。當時在紐約的印度外交部長辛格反對把問題交回到聯合國去；而聯合國不做決定，就不可能有相應的停火決議。他斷然否認對西巴有任何領土野心，然而引人注目地把自由克什米爾作為例外，因為印度不承認自由克什米爾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傑哈大使終於回答了副國務卿歐文兩天前對印度意圖的詢問。他也否認存在領土野心，但也未說明印度對克什米爾的抉擇。他爭辯說，克什米爾屬於印度，其中巴基斯坦那部分是非法佔領的。所有給人慰藉的詞句加在一起，不過是精心安排的遁詞。印度和蘇聯仍然拒絕承認西巴領土現狀；他們蓄意保持兼併領土的可能性，而這種兼併只有完全摧毀巴基斯坦軍隊、進而使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才有可能實現。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就在尼克松和我即將動身前往亞速爾群島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之前，尼克松、黑格和我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在橢圓形辦公室碰頭的。當時存在一種緊迫感。我們期望中國對我同黃華的談話會作出某種反應。這是一次關鍵性會議；事實表明，正是在這次會上我們第一次決定在蘇聯-中國-美國的三角關係中冒戰爭風險。但是，國務卿沒有參加，國防部長沒有參加，這兩個部門也沒有任何其他代表參加——這是尼克松政府內部關係的一個典型寫照。
當戰爭擴大到西巴時，羅傑斯在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會議。他回來之後就禁止喬·西斯科在電視中為總統的政策辯護，以此表明他對這種政策的不快。同往常一樣，尼克松既不打算同他的老朋友對抗，也不打算壓服他。而羅傑斯也不太想介入此事：危機的結局不大可能帶來什麼光榮；避免災難就是勝利，這很難說是什麼值得喝彩的成就。
因此，尼克松和我以及黑格是在籠罩一切危機的孤獨狀態中、在相互矛盾的壓力和猜測和逐漸增長的緊張氣氛中，在橢圓形辦公室碰頭的。大家知道這種緊張即將到達爆發程度，但還不知道朝什麼方向爆發。伏龍索夫上午十點零五分來電話打斷了我們的討論。他告訴我們蘇聯的答覆已在途中。它向我們保證印度對西巴並無侵略意圖——但對印度在克什米爾領土方面的目標這個關鍵問題則仍保持沉默。這可能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爭取時間，造成新的既成事實，也可能是真想解決問題，兩方面同樣解釋得通。我們決定，為了強調我們把危機看得多麼嚴重，最好的辦法就是提交聯合國。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強調局勢的緊迫性，並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議。
因此，上午十一點半，我們通過熱線向莫斯科拍發了一份由黑格和我起草的電報，以保持壓力。這是尼克松政府首次啟用熱線。[14]實際上，我們知道這條莫斯科-華盛頓電報線路使用起來還沒有蘇聯大使館的通訊線路快。但是它給人一種緊迫感，因此可能使蘇聯加快作出決定。這份僅有一頁紙的熱線電報說，在等待蘇聯對我們同伏龍索夫和馬茨凱維奇的談話作出反應達七十二小時之久以後，總統已經「準備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採取某些（不可逆轉的）行動」。「我必須同時指出，印度的保證仍然缺乏任何具體內容。我仍然準備按照我十二月十日信中提出的方針行事」——換句話說，即就地停火並立刻開始談判。尼克松的電報最後說：「我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為了避免我們雙方都不願看到的後果，時間是極為重要的。」
我們給莫斯科的熱線電報剛剛發完，就聽說黃華帶有來自北京的緊急答覆，需要見我。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因為中國人有一種可愛的中央王國傳統，過去總是把他們要想傳遞的話留到我們要求會見時才講。我們認為，只有嚴重的事態才會促使他們脫離這個傳統。我們猜想——正如我以為黃華在四十八小時前曾經暗示過的那樣——他們大概就要從軍事上支援巴基斯坦了。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可能要馬上攤牌。因為根據我們得到的一切情報，如果中國採取軍事行動，蘇聯按照它承擔的義務就要對中國使用武力。那時，我們將不得不確定是否援助直到一年以前還被認為是我們最不可調和的敵人的一個國家。
尼克松立即認識到，如果蘇聯羞辱中國的行動得逞，一切保持世界均勢的前景都會化為烏有。他決定——我完全同意——一旦蘇聯威脅中國，我們將不袖手旁觀。我們尚未承認而且二十年來幾乎毫無接觸的這個國家至少在這種情況下將得到某種重要援助——其確切性質將視當時情況而定。尼克松作這個決定時既沒有通知國務卿，也沒有通知國防部長；這不是處理危機的理想方式。由於尼克松和我都要動身前往亞速爾群島，艾爾·黑格和溫·洛德必須到紐約去接收中國的信件。如果信件包含我們猜測而又擔心的內容，黑格奉令答覆中國人，說我們不會對蘇聯干預置之不理。為了採取某些軍事手段使我們的戰略產生效果，並使我們發往莫斯科的電報更有份量，尼克松這時命令航空母艦特遣艦隊駛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孟加拉灣。
這時迫切需要確定蘇聯的意圖，同時使他們深信我們說話是當真的。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我打電話給伏龍索夫，告訴他有關熱線電報的事和艦隊調動計劃，但同時表示我們仍然願意按照總統致勃列日涅夫信件的精神進行合作——也就是說，接受就地停火。我們正把問題重新提到安全理事會去，但願意在聯合國辯論中採取和解態度。現在要由蘇聯做出抉擇。伏龍索夫暗示，根據他從庫茲涅佐夫那裡得到的報告，我們正在為同一目標而努力。他希望到安理會開會時，蘇聯在新德里進行的努力已經獲得成果。我對他說，時間已經越來越少了。
中午，龍·齊格勒宣佈，鑒於印度繼續抗拒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的要求停火的呼籲，美國即將把問題重新提交安理會。他警告說：「在東巴實際上已被印軍佔領的情況下，繼續戰爭將日益具有危及聯合國一個成員國的生存的武裝進攻性質。」
結果，中國電報的內容並不是我們預料的。相反，它接受了通過聯合國的做法以及我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向黃華概括敘述的政治解決辦法：要求停火和撤軍，但準備接受就地停火。周恩來的分析同我們一樣。令人驚訝的是，巴基斯坦、中國以及——如果伏龍索夫是可信的話——蘇聯這時都在我們支持下朝同一方向努力。但是尼克松在獨自作出他那果敢的決定時，並不瞭解這種情況。如果事態發展像我們上面預料的那樣，我們將毫無選擇餘地，只有不顧政府、新聞界和國會中許多人可能提出的反對，以某種形式援助中國。而我們當時還在越南打仗。當歷史評價尼克松時，無論得出什麼結論，都不應忽視他為保持世界力量均勢、最終也是為了所有自由民族的安全，不惜使自己的眼前政治利益遭受風險而作出這種決定所表現的勇氣和愛國心。
我們收到中國的電報後，就讓艦隊暫緩二十四小時行動，使莫斯科有機會答覆我們的熱線電報。復電也是通過熱線在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五時收到的。當時，總統和我都在亞速爾群島。電報重複了伏龍索夫已經對我們說過的話：蘇聯正在「設法澄清印度的全部情況」，有了結果將立即通知我們。因此，問題原封未動，還是像頭天晚上喬治·布什按照我們的指示在安全理事會說明的那樣：
現在對印度進一步的意圖提出了問題。舉例來說，印度是否打算利用目前形勢摧毀西線的巴基斯坦軍隊？印度是否打算利用巴基斯坦在西線反攻作為兼併西巴領土的托辭？它的目的是否違背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的安全理事會決議，佔領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爾部分地區？如果印度不打算這樣做，就需要立即予以否認。世界有權瞭解印度的意圖是什麼。巴基斯坦的目的已經清楚：它已經接受了聯合國大會以一百零四票對十一票通過的決議。我國政府在過去一周中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我遺憾地通知理事會：印度的答覆是令人不滿意而且不放心的。
我們的艦隊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孟加拉灣，引起新聞界很大注意。我們是在威脅印度嗎？我們是在設法保衛東巴嗎？我們是否失去了理智？實際上，我們作過清醒的估計。我們約有七十二小時的時間，可以在西巴被捲入這場大漩渦之前使戰爭結束。印度需要這麼多時間來調動軍隊，發動進攻。一旦巴基斯坦的陸、空軍被毀滅，這個國家最後必然由於軟弱無力而分崩離析。我們必須警告蘇聯：我們這方面的情況也可能失去控制。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以便在我們在聯合國的努力失敗、中國人終於在最後一刻參加進來的時候給以支持。克里姆林宮需要一個借口來增加它聲稱正在對印度施加的壓力。無論美國對印度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是如何微小，對方是拿不準的；甚至連我們可能不顧理性而採取行動這樣一種較小的風險，它大概也是不願接受的。這也是分裂蘇聯和印度的最好的手段。莫斯科準備折磨我們；但據我們判斷它並不準備在軍事上冒風險。讓航空母艦特遣艦隊駛入孟加拉灣並不會使我們非採取最後行動不可，但恰好造成些許的捉摸不定的狀態，迫使新德里和莫斯科作出決定。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三時，伏龍索夫向艾爾·黑格遞交了一份蘇聯正式照會。這份手寫的長達九頁的備忘錄聲稱注意到「我們的立場已大為接近」。它報告說，「印度領導人堅決保證，印度沒有奪取西巴領土的計劃」。這算是略有進步，但仍然沒有回答印度是否認為巴基斯坦佔領的克什米爾是巴基斯坦領土這個主要問題。而且它對停火問題也保持緘默。我們從印度方面也沒聽到任何消息。如果不能很快實行停火，印度軍隊將處於可以進攻西巴的地位，從而使我們的一切討論成為空談。
因此，在離開亞速爾群島回國途中，我在「空軍一號」飛機上作為背景介紹向聯合採訪的記者代表說，蘇聯在次大陸的所作所為同真正共處要求雙方採取的克制態度是不符合的。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將不得不重新估價我們之間的整個關係，包括最高級會談在內。最後這一點我並沒有徵得尼克松的批准。我設想這種說法反映了他的思想，因為他自己曾在十二月八日對我提到過。取消最高級會談的威脅促使《華盛頓郵報》以「人民瞭解情況的權利」為名破壞了背景介紹的規則，指名道姓說是我講的話。這是書獃子氣的一場暫時的發作，後來《華盛頓郵報》為了繼續得到參加背景介紹會的邀請，就不再犯這種毛病了。
十二月十五日相當大一部分時間是在由此引起的喧鬧聲中度過的。儘管國務院拚命否認，龍·齊格勒甚至公開向後退縮，信息仍然傳到了莫斯科。當時，莫斯科已經懂得我說的話是反映總統思緒可能發展的方向的。（當然，如果官僚機構中那些批評我的人曾經分析過形勢的話，他們本應瞭解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我是無法繼續留任的，更不用說佔上風了。）伏龍索夫接連幾次出面，一次比一次急迫，又是勸慰，又是要求重新保證。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我們得到可靠的消息說，庫茲涅佐夫確實在向新德里施加壓力，要它接受包括克什米爾在內的西巴領土現狀。
十二月十五日較晚的時候，人數上處於劣勢的巴基斯坦駐東巴部隊的司令官再次要求停火。他第一次要求停火是在十二月十日，現在已經比我們認為可能的時間多堅持了五天。他的部隊的抵抗使我們有時間施加壓力，從而阻止了對西巴的進攻。
第二天，甘地夫人提議在西巴實行無條件停火。我直到現在也毫不懷疑，這是在蘇聯壓力下勉強做出的決定，而蘇聯的壓力又是由於美國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包括調動艦隊和甘願拿最高級會談冒險在內。在四個月後越南問題爆發時，這種認識對我們大有好處。周恩來的判斷也是如此；他後來對布托說過，是我們拯救了西巴。危機已經過去。我們避免了最壞的情況，有時這也就是政治家可能獲得的最大成就了。
後果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戰爭或許是尼克松第一屆任期內最錯綜複雜的問題。並不是說當時的情緒同越南戰爭引起的情緒同樣激昂，也不是說它的影響非常持久——雖然在辯論中流傳的說法曾把「偏袒巴基斯坦」看作是政治上判斷錯誤的案例。這場危機之所以難於對付是由於它涉及的賭注比一般看到的大得多。當我們突然面臨這個問題時，巴基斯坦是我們通往中國的唯一渠道；我們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同北京取得聯繫。如果我們同蘇聯勾結起來使中國的朋友——和我們的盟國——公開受到屈辱，美國採取的、對保持全球力量均勢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次重大主動行動就會完蛋。蘇聯的一個夥伴在蘇聯武器和蘇聯保證的支持下赤裸裸地訴諸武力威脅到國際秩序的結構。當時我們的整個中東戰略都取決於是否能證明這種策略毫無效果，而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因素的份量正由於我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分歧而日益削弱。照我們看來，對巴基斯坦的進攻是蘇聯做法的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如果我們不想引起動亂升級就必須進行抵抗。如果我們默認這種強權遊戲，就會使莫斯科得到錯誤的信號，使我們所有的盟國、中國以及世界上其他爆炸性地區主張克制的力量灰心喪氣。首先，正是由於這種原因，蘇聯才使印度進攻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但是，一個基本上屬於地緣政治的觀點在我國公開討論外交政策的人當中卻得不到理解，因此使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根本矛盾戲劇化了。（我所謂「地緣政治」指的是注意從均勢需要看問題。）尼克松和我希望把美國外交政策建立在清醒地認識國家長遠利益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起伏不定的情緒基礎上，因為這種情緒過去曾經使我們在進行干預和放棄責任兩方面都做過了頭。我們對印度是根據它的行動的影響、而不是根據它的宣言或二十年積累的情緒作出判斷的。但是我們的估計取決於對印度進攻的更廣泛的後果的推測。為了影響事態的發展，必須在當時還無法證明是否正確的估計基礎上採取行動。我們對進攻巴基斯坦的影響所作的一切判斷都是無法證明的。等到這些影響都瞭如指掌時再做判斷就太晚了；當然，那時可能又要爭論這些影響究竟是什麼造成的。
大部分瞭解情況的人都試圖根據造成危機的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對次大陸的對抗作出判斷。巴基斯坦的行動無疑是不聰明的、野蠻的，甚至是不道德的，雖然按照國際法來看所涉及的問題顯然屬於它內部管轄範圍。但我必須說，即使在這方面，我們對事實的估計也不同於我們的批評者。直到今天我仍然深信甘地夫人的所作所為主要並不是東巴的狀況引起的；東巴自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解決辦法很多，其中好幾種辦法就是我們提出的。比較準確的看法是：印度總理是在巴基斯坦陷於孤立、蘇聯提供外交和軍事支持、中國國內局勢緊張、美國國內意見分歧等因素的鼓勵下，早在一九七一年春天或夏天就決定乘機同巴基斯坦算總賬，以確立印度在次大陸的凌駕一切的地位。她拖到十一月才行動是為了完成軍事訓練和準備工作，並等待冬天大雪封山使中國難於跨越喜馬拉雅山脈。決定既已做出，印度就把巴基斯坦的每一個讓步當作提出新要求的起點，使要求越來越高，作出反應的時間越來越短，直到最後使攤牌無法避免。我們的國家利益並不要求我們阻止東巴自決——事實上，我們提出了好幾個實現東巴自決的方案——但是自決實現的過程卻同我們有利害關係。我們希望通過逐漸演變的辦法實現自決，而不是對一個其生存使美國、中國和世界大家庭（如聯合國投票一再表明的那樣）確實感到利害攸關的國家進行外部衝擊，也不是明目張膽地違犯世界要存在下去就必須遵循的那些準則。印度是十一月末進攻的。按照我們勸說葉海亞接受的時間表，到十二月底就會結束軍事管制，由文官政府接管政權。這幾乎肯定會導致東巴自治和獨立——而很可能不會發生印度訓練的游擊隊、即孟加拉解放軍反過頭來在達卡實行恐怖統治時出現的公開殺戮等野蠻暴行。
如果國內目光短淺的鎮壓政策成為外國軍事干涉的正當理由，不用多久國際秩序中一切約束因素就會蕩然無存。有人以道義的名義猛烈抨擊我們支持了輸家而得罪了贏家——這真是一種有趣的「道義」理由，且不用說從歷史上看深謀遠慮和不偏不倚的做法通常都要求站在弱者一邊去遏制強者。人們三年來不斷責罵我們對和平事業不夠虔誠，現在一位屬於自由派的專欄作家又提出了一個令人莫名其妙的理由向我們挑戰，認為不能總是把戰爭看成壞事，因為戰爭有時是實行變革的工具。[15]看來他的原則是：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贊成和平，戰爭就不全是壞事了。
美國有一種理想主義傳統，認為外交政策是善惡之爭。有一種實用主義傳統，希望就事論事地解決「疑難問題」。有一種墨守法規的傳統，把國際爭端當作法律案件。但就是沒有地緣政治的傳統。構成我們的國際經驗的一切因素都同一九七一年秋天我們力圖在次大陸實現的目標背道而馳。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得到大量同情；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東巴自決；這個「案件」應當像羅傑斯不厭其煩地指出的那樣提交給聯合國。大家都不相信我們在地緣政治方面感到的擔心，把這些擔心說成是個人意氣用事、反印偏見、對苦難無動於衷，或者是莫名其妙地缺乏道德觀念。
如果我們按照這些人的建議辦事，巴基斯坦在丟掉東翼之後還會丟掉克什米爾，可能還有俾路支和西翼其他地方——換句話說，它將徹底分崩離析。為了防止災難，我們的策略是相當巧妙的；考慮到我們手上牌很少的事實，這種策略也是頗為大膽的。我們成功地使衝突的影響局限在次大陸。印度這場強權遊戲並未動搖我國外交政策的基礎，也沒有破壞我們對中國的主動行動，雖然這種可能性本來很大，而且蘇聯無疑希望如此。既然這些危險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我們很難期望人們能夠理解我們的動機。
相反，注意力都集中在代價方面。我們當時相信，事實將證明這種代價是暫時的，正如它是不可避免的一樣。我們並不認為我們已經給美印關係造成永久性危害，或者是把印度無可挽回地推到蘇聯那邊去了——就像經常有人激烈地聲稱的那樣。我們也絕不可能同蘇聯為這場危機給予印度的東西進行競爭：它同印度進行了六年武器交易，而我們對雙方都實行武器禁運；它對北京進行軍事威脅以阻止中國干預；它還在安全理事會兩次使用否決權，使停火和聯合國維護和平的努力無法實現。在這方面我們不可能比蘇聯出更高的價錢——就我回憶，我們國內也沒有任何批評者建議我們這樣做。我們爭取了二十年之久，並沒有使印度放棄不結盟政策，因此印度也不大可能由於我們捍衛了自己的利益就無可挽回地倒向一邊去。不結盟使印度在國際交往中有最大的迴旋餘地。由於這個理由，我們深信印度遲早會設法同我們重修舊好，哪怕只是為了避免莫斯科把它當作囊中之物也罷。眼前危機過去之後，我曾提醒多勃雷寧，要他記住一八四八年俄國軍隊幫助鎮壓匈牙利起義後，奧地利大臣施瓦岑貝說過的一句話：「總有一天，我們將以自己忘恩負義的程度使世界愕然。」
實際情況正是如此。危機過去後，美印關係相當迅速地恢復到過去那種目標並行不悖，但相互缺乏理解的狀況。我們還沒有幸運到免於遭受通常那種責難的程度，但是不過三年美印聯合委員會就在各種經濟和文化領域中進行合作了。一九七一年曾經惡狠狠地推行對抗政策的印度外事秘書特·納·考爾奉派到華盛頓當大使，其任務就是修補關係。他以一九七一年印度無情地肢解巴基斯坦時特有的那種專心致志來從事這項任務。
十二月二十日，危機過去之後，尼克松在百慕大對希思首相談到我們試圖達到的目標時說得很好：
我感覺如果她（甘地夫人）的目標真的是要在西線迫使巴基斯坦投降的話，就會在世界局勢中產生嚴重反響。這可能對世界其他地區是一個教訓……蘇聯人對我們進行了考驗，想看看他們是否能夠操縱事態的發展。當然，你們必須考慮在中東和歐洲投放的大得多的賭注。我們撤出越南的行動之所以如此遲緩，一部分原因就是要發出某種信息，說明我們不準備為結束戰爭支付任何代價；現在我們必須問問自己願意為避免戰爭支付什麼代價。如果不願意，今後的日子將是不好過的。
我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但是新聞界、我們的官僚機構以及國會都不同意。我現在仍然認為他的看法是正確的。這次危機也證明，所謂尼克松在我的協助下像章魚一樣控制著一個對我們的活動毫無所知的政府這個神話純屬無稽之談。在某些主動行動上——特別是在雙邊談判領域中——確有這種情況，但是在其他領域中，尼克松使用的方法部分是由於官僚機構桀驁不馴、或是他不願用紀律約束官僚機構的結果。同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對印巴危機的處理反映了我們政府內部的深刻分歧，這種分歧由於尼克松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轉彎抹角而更顯複雜了。結果同民間傳說正好相反：不是白宮日益擴大統治，而是各部門為了堅持自己的陣地而頑強地抵抗；不是發佈了明確的指示，而是用略而不詳的手法保持選擇的自由；不是政府各個機構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總統難以使自己的意見佔上風。這種種情況反映了尼克松心理上某些怪誕之處，但並不能改變基本結論。所謂「偏袒」的歷史與其說表現了總統的固執己見，不如說表現了管理現代政府的複雜性——特別是由一位不願直接作出規定的總統來管理。這場爭論中究竟誰是誰非是無關緊要的；一個總統必須能夠指望他的意見被接受，即使這些意見同官僚機構的成見背道而馳。我一再說過，尼克松政府在行政工作方面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從長遠看也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必須承認這些做法並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否則就不公平。
危機剛剛過去，白宮就發現自己已處於一場不斷洩密和遭到譴責的風暴中心。早在十二月十三日，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就開始發表國防部有關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會議記錄的摘要。我們反對印度的軍事行動——這個立場是公開的，而且我們曾經因此受到攻擊——被說成是一次令人震驚的揭發，用來證明我們否認具有反印偏見是在說謊。大量其他保密情報也迅速出現在報紙上——例如肯尼思·基廷從印度發來的敦促我們對葉海亞施加壓力或對我十二月七日的背景介紹表示異議的電報。[16]我們艦隊的行蹤照例是保密的，但一轉眼就印在報上了。羅傑斯發洩多年積鬱，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同我在「空軍一號」飛機上講的話針鋒相對，宣佈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絲毫不受次大陸事態影響。他還否認我們在巴基斯坦受到印度威脅時對巴基斯坦承擔了任何軍事義務——這是一個精明的律師的觀點。對洩密事件進行的調查表明，一個曾經在我的工作班子裡當辦事員的海軍文書軍士有計劃地複製了交給他保管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並轉交給他在五角大樓的上級。
尼克松在危機時期英勇果敢，在寧靜時期瑣細卑微；他在捍衛國家利益時眼光遠大，對待僚屬則器量狹小。在甘地夫人宣佈停火引起的一陣歡樂過去之後，尼克松下達了嚴格的命令，要在一切介紹情況的場合突出他起的中心作用。但是在批評日益增加時，他就開始尋找從火線溜走的辦法。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無疑是受到一種可以理解的不滿情緒的影響，因為他認為我從政府對外政策的成功中獲得過分聲譽，而政府比較嚴厲的措施引起的一切責難都落在他的頭上。然而近因還是最高級會談。雖然尼克松十二月八日談到取消最高級會談，而且後來在十二月十六日還要談，但我在十二月十四日當真對報界提到這件事卻觸發了他內心的一切矛盾。他原來決心要完成艾森豪威爾一九六年計劃進行、但沒有實現的那次旅行。成為訪問莫斯科的第一個美國總統對他具有重大意義。他表面上雖然支持我，內心其實不願使這步頗為漂亮的棋受到威脅。於是白宮那些公共關係專家就設法把印巴危機期間我們的表現所引起的攻擊推到我身上來。當時執行的政策成了我的政策。我一連幾個星期都見不到尼克松。齊格勒既不出來說話對我表示支持，也不否認報界所謂我已失寵的消息。沒有人告誡各部門停止用走漏消息的辦法反對我。用後來出現的文學語言來說，尼克松情不自禁要讓我在風中慢慢地、慢慢地搖晃。這是一個嚴厲的教訓，使人懂得了總統助理對頭頭的依附地位。我第一次體會到公眾不斷批評和總統壓力的滋味，我的反應不佳，甚至也不成熟。
然後，一切突然成為過去。次大陸危機既然不存在了，不斷強烈的批評就失去了焦點。我很快又受到總統的青睞；我們恢復了過去那種實質上親密、個人之間冷淡的謹慎關係。還有別的工作需要做。我們外交政策的基本結構完整無損。為兩次最高級會談制定計劃的工作很快就恢復了。外交政策上一連串輝煌勝利使這段插曲很快成為過去，也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北京已經瞭解我們對均勢需要的認真態度；莫斯科已經看到足夠強硬的反應，不至於在我們更加集中關切的地區再來考驗我們。我們成功地度過了這場風暴，船舵完整無損。我們可以繼續航行了。
[1] 一九四七年分治時孟加拉也一分為二。東部成為東巴基斯坦，西孟加拉仍為印度的一部分。
[2] 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南越是聯繫國）。中央條約組織使所謂「北層」國家——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同英國結成一個集團；美國除名義上外，實際上也是成員國。
[3] 指邊境地區發起的一個運動。這個運動要求脫離巴基斯坦，並同開伯爾山口另一邊的、屬於阿富汗的語言接近的人聯合。
[4] 《華盛頓明星報》，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
[5] 六月二十二日，國務院承認它原來在四月十五日宣佈禁運時沒有提到以下事實，即在此以前達成的交易不一定會受到影響。見《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6] 多勃雷寧也說這個條約已經醞釀了一年。傑哈對羅傑斯說是兩年，印度外交部長辛格公開宣佈也是兩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佈有關中國的公告之後，辛格含蓄地對印度議會說，關於中美可能和解的對策，印度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了。（見第十九章）
[7] 塔列朗（Talleyrand）是拿破侖的外交大臣。拿破侖戰敗後，曾組織法國臨時政府。——譯注
[8] 指東三十號大街至東三十九號大街之間的地區。——譯注
[9] 見西德尼·H·山貝《印度確定在東巴進行報復的範圍》，載《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0] 這一條原文如下：「巴基斯坦政府決心抵抗侵略。在發生針對巴基斯坦的侵略時，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在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下，將按照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按照促進中東和平與穩定聯合決議的規定，採取雙方同意的、包括使用武裝部隊在內的適當行動，給予援助。」
[11] 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都曾提供保證，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約翰·F·肯尼迪總統致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尤布·汗的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美國大使遞交的備忘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國務院的公開聲明；以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林登·約翰遜總統給阿尤布·汗的口頭承諾。
[12] 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的安德森專欄，以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紐約時報》發表的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十二月八日會議記錄。
[13] 《華盛頓郵報》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以一欄地位報道了我的背景介紹會消息，標題是「白宮緩和親巴基斯坦的態勢」。巴裡·戈德華特參議員如此熱衷於我的介紹，沒有通知我們就把它全文登載在《國會記錄》上。見《國會記錄》（日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第S二一一二頁。
[14] 勃列日涅夫後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期間使軍隊戒備時也使用了熱線。
[15] 見米爾頓·維奧爾斯特《戰爭令人厭惡，但並非都是壞事》，載《華盛頓明星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16] 見《紐約時報》，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華盛頓郵報》，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