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一九七二年:從戰爭到和平 第二十九章 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之後

訪問伊朗國王

尼克松總統和我參加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後,於五月三十日從基輔飛赴德黑蘭,在那裡受到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伊朗國王的歡迎。那次旅行很愉快,可是如今時間、感情和動亂的侵襲已經使它具有迥然不同的意味了。

機場上站著瘦小挺直的人,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王中之王,他有皇帝的頭銜,威嚴的儀態。許多年後在巴列維被推翻的時候,美國的反應是不值得自豪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今天伊朗國王不吃香了。可是今天許多人齊聲反對這位領導人,很難提高我們講交情的名聲;他曾被美國兩黨的八位總統正確地宣佈過是我國的良友,是一個動亂的重要地區的穩定的柱石。

伊朗設置國王,並非巴列維自己的發明,而有深遠的歷史淵源。這個國家位居世界各偉大文化——從富有色彩、激情和韌性的印度次大陸到單調而高昂的阿拉伯——的中央,北鄰蘇聯中亞細亞,同非洲只有一衣帶水之隔。伊朗不可避免地處於世界歷史的漩渦。這塊既有叢山峻嶺和沙漠,又有富饒海岸和強烈色彩的嚴峻國土曾產生過向外擴張的征服者;它也曾被外國征服者所吞併。它光榮歷史的大廈遭受過印度人、蒙古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哥薩克人、希臘人、歐洲人的侵襲,有時他們待一個時期,有時風捲而過。這一切都已逝去,留下來的人融合成了一個民族,從未失去波斯人的特性;波斯人宏大的理想和文化打上了自己意識形態的印記,超越了那些入侵者的種族、血統和目的。其結果不是一個歐洲意義的民族國家,而是波斯、庫爾德、俾路支、阿富汗、猶太、土庫曼、阿拉伯和許多其他人的大雜燴。

二千五百年來,儘管朝代更迭,帝國卻始終如一。這個國家需要一個凌駕於各成員種族之上的起統一作用的原則。歷史的諷刺之一是,個性最強的不同人民和離心傾向最大的不同社團有時卻創造了最絕對的統治形式,似乎只有最高的權威才有資格要求人們順從。在伊朗,無論是哪個朝代,統治權最終集中在接觸不到的皇帝身上。這是他的歷史力量,同時也是他的弱點。伊朗國王無疑是一個獨裁者。這符合伊朗的社會傳統,甚至也許符合伊朗社會的絕對需要。有一段時期,這是他力量的泉源,但後來也成了他垮台的一個原因。

時間越久,我對伊朗國王瞭解越多了,我發現他天生的性格並不是專橫跋扈的。事實上,他相當靦腆和內向。我一直覺得他是個溫和而且易動感情的人,按照君主必須超然和堅強的老觀念鍛煉了自己,但他從未做到習慣成自然。他顯出威嚴的一方面好像是排練了多年的演出。我猜想,在這方面他是國家需要的囚徒,正像他最終成了自己的成功的犧牲品一樣。

儘管有人在事後撒謊,對他進行誣蔑,但他是致力於改革的人。從他爭取使國家產業化這點來說,他是「進步的」。實際上,他遭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搞現代化的步驟太急了,沒有使政治制度充分適應於他所實現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實施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他推行的識字教育甚至遠遠超過鄰國試圖達到的規模。數以萬計的學生被派到國外公費留學,其中許多人就在國外加入了激進運動。婦女權利被擴大了。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了百分之十,此後比較穩定的百分之六的增長率代替了這個步伐混亂的高速度。當然也有陰暗的一面:玷污高尚理想的上層的貪污腐化,跟開明目標不相稱的鎮壓手段。

伊朗國王基本上是採用了西方所有比較「先進」的書本上的條條。連他忽視政治制度這一點也是來源於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之間關係的想法。美國有關經濟發展的理論很大一部分反映了馬歇爾計劃的經驗。政治穩定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而伊朗國王也就相信,政府只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能得到人民的讚許。換句話,經濟發展本身就有助於政治穩定。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是個災難性的錯誤。

在歐州和日本,政治制度和有效的官僚機構已有幾個世紀的發展,對穩定的威脅確實來自現實和願望的差距。在那裡,如果政府取得經濟發展,人們就會比較樂意接受它。但是在欠發達的國家裡,經濟發展會引起相反的結果;它會加劇政治動亂。原有的制度會受到破壞;而如果又沒有新的制度來代替,那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大動亂。大批農民轉移到城市改變了工人傳統的生活格局,而又沒有新的人與人的關係來代替。正當經濟發展的勢頭最大時,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變得最脆弱,而傳統的價值標準受到最大的威脅。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實現向新的政治形式的過渡,同時沒有引起動亂,它算是走運了。如果一個統治者懂得,經濟發展不但不能鞏固他的地位,反而要求建立新的政治機構來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他就是明智的了。

伊朗國王和他的親信不能說具有這種智慧。可是也必須指出,他的政敵也不具備這種智慧。反對國王最激烈的並非想更多地參政的人,而是被迫屈服於現代化的衝擊的傳統勢力——地主、被剝奪特權的毛拉、支持舊秩序的人。另一類反對者是激進派,他們討厭世襲的權威,主要因為他們想用基於意識形態的、更為有效的權力結構來取而代之。夾在這兩種勢力之間的是真正信仰民主和寬容的人——這是一批人數很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注定要受統治伊朗的任何政權的迫害。因此伊朗國王發現他日益受自己的成就之害,因為他越前進,樹敵就越多。而他又缺乏足夠的先見之明去創造新的政治機構,或者爭取新的忠誠於他的人,以維持政治的穩定。

也不能說伊朗國王購買軍火消耗了本來應該用於經濟發展的錢,這是反對把軍火賣給發展中國家的人慣持的批評意見。伊朗國王兩件事都做了。伊朗的防務開支並沒有延緩它的經濟發展,也沒有影響政治團結。如果斷絕軍事供應——這是不可能的,鑒於英法隨時都願意提供軍火——伊朗可能變得更加抵擋不住外來壓力,而同時並不能增加國內的穩定。可能這是歷史的悲劇,即似乎能夠經受現代化的衝擊的只有兩種結構:要麼是用意志和紀律壓服人民的集權政府,要麼是在開始產業化以前就存在多黨制和憲法傳統的國家裡的民主政府。可惜照近年的情況看來,發展中世界很少找得到民主演變的新例子。馬克思主義(或者現在的神權政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之一在於,在傳統制度崩潰之際,它提供了行使權力的理論基礎和建立紀律和權威的嚴密結構。

無論伊朗國王有些什麼缺陷(他要對付的力量恐怕是任何人也控制不了的),他卻是我們的無條件的盟友,這是國家領導人中最難得的,他對世界局勢的瞭解對我們很有幫助。這些年來我同他進行過多次談話。他掌握國際動態和趨勢的能力,是我所遇見過的領導人中最強者之一。他充分認識到世界力量平衡和地區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古以來,對伊朗獨立的威脅是來自北方,而不是來自海外。伊朗和蘇聯邊界長一千五百英里,還面臨著日益激進的伊拉克政府和阿富汗政府,他知道他必須尋找某種力量來抗衡除了同巴基斯坦以外所有邊界上日益加劇的外來壓力。他可以採取名義上不結盟、實際上反西方的政策,做蘇聯在這個地區的代言人,這樣來消除壓力。他可以在集團之間耍手腕——像印度所做的那樣——但要經常小心翼翼避免得罪北方的超級大國,這樣來維持獨立。他可以傾向我們,但是把我們的保護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像其他國家的一些領導人那樣,利用超級大國的爭奪,謀取眼前利益,討些小便宜。伊朗國王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與美國為友。他是在一九五三年眼看一個左派政府要把他推翻的時候,憑借美國勢力而復得王位的。他永遠沒有忘記這件事。他超乎尋常地信任美國的目的和美國的善意,以及日後他覺察到這個友誼在消失而精神崩潰,其根源可能都在於此。他在有些地方疑心過分,甚至是病態,以為有人要削弱他的權力,可是對美國卻保持著近乎天真的信任。同樣,對於美國在他身臨悲劇時刻會發生動搖,他也是沒有精神準備的。

伊朗國王想改變國家的命運,使伊朗成為西方的一個重要夥伴。他立志負責自身的防務,至少達到能抗衡伊拉克等激進鄰國的力量,並能迫使蘇聯在想征服伊朗的時候,非直接大舉進攻不可,以致美國將不能袖手旁觀。他不僅認真加強本國的防務(這點畢竟具有關鍵的戰略重要性),並且即使在他很可以退處一邊的時候,還主動表示對美國的友誼,以此來博得我們的支持。

在伊朗國王的領導下,屢次成為世界歷史的關鍵的亞歐陸地橋樑,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了親美和親西方。在這個地區的所有國家中,除了以色列,伊朗是唯一以對美國友好作為外交政策的出發點的國家。如果說這是基於冷靜的估計,即認為對伊朗的威脅最可能來自蘇聯和激進的阿拉伯各國,這等於說伊朗國王對世界政治現實的看法和我們是一致的。伊朗施加影響總是在我們這一邊;它的資源加強了美國,甚至還幫助了我們有些在遠方的事業:一九七三年巴黎協定時援助了南越,七十年代西歐經濟危機時幫助了西歐,在非洲支持了溫和派反對蘇、古的入侵,支持了薩達特總統後期的中東外交。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中,同蘇聯接壤的國家中只有伊朗不允許蘇聯利用它的領空——同幾個北約盟國形成對照。伊朗國王吸引了激進的阿拉伯鄰國的精力,使它們不能威脅沙特阿拉伯、約旦和波斯灣各國的溫和政府。他毫不遲疑地給我們的艦隊加油。他從不利用對石油的控制來施加政治壓力,從沒參加對西方或以色列的石油禁運。[1]總之,在國王統治下的伊朗是美國在世界上最好、最重要和最忠誠朋友之一。至少我們不應該在事後反過來誣蔑八位美國總統(包括現任總統)過去表示過歡迎和感謝的那些行動。

因此,一九七二年五月我們到達德黑蘭的時候,大家都有輕鬆的感覺。儘管莫斯科的招待很友好,美蘇最高級會談也很成功,但我們在蘇聯的訪問總籠罩著極權制度的濁霧,使人感到壓抑,一種嚴格的千篇一律,預兆著自由國家的人民如果對自由喪失信念並停止維護他們的價值標準和制度的話,人類的精神就會遇到厄運。而在德黑蘭卻可以感到友誼的溫暖。

這次訪問雖然使個人感到舒服,但也有尷尬的時候。尼克松跟伊朗國王一樣內向和靦腆。國王用豐盛的白領帶晚宴招待總統。在結束的時候,尼克松需要臨時致祝酒詞,因為拍電視的強烈燈光使他什麼也看不見;而虛榮心又使他不願在拍電視時戴眼鏡。祝酒進行得倒還順利。可是尼克松不太知道如何結尾才好。有三次他本來可以很好地結束了,但卻決定再繞一下。第四次,他以為找到了恰當的結束語。他引用了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一句話,說成功的政治家儘管各有不同,有一點似乎是共同的,他們「能夠找到比自己更高貴的配偶」。然後他祝國王和「一直在他身旁的可愛的王后」健康。這位王中之王憂鬱地凝視著遠方。

雖然尼克松的蘇聯之行已使他精疲力竭,而且在德黑蘭也沒時間深談,但是國王和尼克松的談話還是親密盟友之間的談話。最近伊朗國王垮台給西方造成災難,有人就熱衷於想辦法把七年以後發生的事情怪罪於理查德·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的訪問被追溯而搞成了替罪羊;人們責怪說,那次訪問使國王產生了過分的自信,其實他已經在位三十年,而且得到過美國兩黨好幾任政府的支持。〔註解:這些指責是以某種辯護的口氣提出的,這使我感到關鍵的問題依然存在:是一九七二年支持我們最寶貴的盟友之一錯了呢,還是一九七八和七九年沒有給予他有效支持錯了呢?[2]〕

當然,一個盟友有自信心,並不一定不好。而且在一九七二年也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九七二年時真正的問題在於,這個所有產業民主國家的安全和繁榮所繫的地區所需要的平衡似乎遇到了嚴重的危險。一萬五千多名蘇聯士兵仍然駐在埃及,埃及同我們還沒有外交關係,而同蘇聯卻在前一年簽署了友好條約,建立了聯繫。就在七個星期以前,四月九日,蘇聯同伊拉克又簽署了類似的友好條約,隨後大量運去最先進的現代化武器,敘利亞早就是接受蘇聯武器的一個主要國家——而且在二十個月前侵入了溫和的約旦。英國在一九七一年底剛剛完成了從波斯灣撤退它的軍隊和軍事保護,這正是激進的伊拉克得到蘇聯武裝扶植而能提出它傳統的稱霸要求的時刻。我們的朋友——沙特阿拉伯、約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被包圍起來了。

為了我們和西方世界的利益,必須保持地區性的力量平衡,以使溫和派不致被吞沒,而歐洲和日本的(後來也包括我們自己的)經濟生命線不致落入敵人手裡。我們可以自己提供這個平衡的力量,也可以幫一個當地的國家去提供。那時越南戰爭方酣,隨之而來的創傷正劇,不可能向印度洋派出美國軍隊。國會不會容許這樣的義務;公眾也不會給予支持,幸好伊朗願意挑這個擔子。英國撤退所留下的真空,受到蘇聯入侵和激進勢力衝擊的威脅,將由一個對我們友好的當地國家去填補。這樣一來,伊拉克要向波斯灣南部的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向約旦和沙特阿拉伯下手,就會有所顧忌。強大的伊朗有助於遏制印度完成對巴基斯坦的征服。凡此種種不需美國花費分文就可做到,因為伊朗國王願意用自己的石油收入購買裝備。如果追不上蘇聯向鄰國輸入武器的速度,中東溫和力量就會迅速喪失士氣,包括伊朗在內的這個地區就會更加速激進化。我敢說,如果那樣的話,就會阻止薩達特後來轉向西方,至少是使他困難得多。

尼克松面臨的具體決斷是伊朗國王想得到F-14或F-15戰鬥機和有關配件。這個問題上有人反對:國防部有點不願意輸出先進技術,國務院則擔心這一出售可能刺激別的國家。伊朗國王的另一個辦法是購買法國稍落後一點的海市蜃樓式飛機。尼克松否定了反對意見,並加上一條規定,說今後對伊朗的要求不得猶疑。把這稱作是「無止境的」承諾是誇張的,因為我們的官僚機構隨時準備並且有辦法閹割它們不願執行的指示,這一點在尼克松政府時期反覆出現過(如在印巴危機期間),而不久水門事件侵蝕了尼克松的權威,情況就更複雜了。後來的決定更多的是根據政府的判斷,而不是靠尼克松的指示了。例如在福特政府期間,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指派了一位高級官員同伊朗國王進行聯繫並審查對武器的要求。他的結論顯然不受兩年多前尼克松指示的影響了。他出於同樣的理由作出了同一九七二年時尼克松作出的同樣判斷。後來武器繼續大量出售,是因為所有高級官員——和我們的繼任人——認為有必要用這些武器去維持力量平衡,而伊朗是個極為重要的盟友,承擔了我們本來得承受的重擔。在這期間,沒有發生什麼事件要改變這個判斷。

尼克松也同意鼓勵伊朗國王支持伊拉克的庫爾德人爭取自治。當然,庫爾德事件及其在一九七三到七五年間的悲慘後果不在本卷的範圍之內。就這個問題發表過的激烈爭論沒有提到,寫這些評論沒有白宮的任何決定和論點作根據。我將在第二卷裡予以說明。[3]當時是一九七二年,這些畢竟還是以後的事。尼克松對庫爾德人事件的決定僅一年多時間就看出好處來了。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的時候,伊拉克只派得出一個師來參加。

因此,我們對德黑蘭的訪問是保持力量平衡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們和伊朗的友誼在不久落到我們頭上的危機期間對我們有很大好處。伊朗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迫使我們的任何一屆政府都需要和伊朗搞好關係,不論是哪一派在那裡掌權。但是不能因為這一需要而對遭難的老朋友置之不理。三十多年的夥伴現在遇到困難,我們就勢利眼地回過去詆毀他們,對他們的生活要求毫不顧念,這種態度對我國不可能是有利的。我們過去很樂意讓伊朗國王作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們合作了三十七年;現在我們譴責他並不會叫人佩服。我們不能總是保證我們朋友的前途。但是我們如果記住誰是我們的朋友,就更有可能保證我們自己的前途。

經華沙回國

共產黨世界不會這樣輕易放過尼克松。在從伊朗回國的路上。他到波蘭停了一下,波蘭是蘇聯控制的東歐各國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他到波蘭去,是出於對波蘭的戀念以及內政和外交的需要。尼克松戀念波蘭是因為一九五九年他作為副總統去訪問時受到過盛大的歡迎。他從不忘記一生中少數幾次引起群眾自發熱情的場面。如果總統選舉年能重現類似的場面,肯定是不會被幾百萬波蘭血統美國選民忽視過去的。最後,我們的政策要鼓勵東歐民族獨立的情緒。就是這個目的使我們一九六九年訪問了布加勒斯特,一九七年訪問了貝爾格萊德。一九七二年它使我們訪問了華沙。

在歐洲國家中,波蘭爭取民族獨立的願望同它的歷史最分不開。波蘭的過去既光輝又悲慘,既令人鼓舞又有巨大的痛苦。很少有一個民族對自由有著如此崇高的獻身精神,對外國的奴役有著如此激烈的反抗精神,為追求羅曼蒂克的自由理想而如此甘心情願地不斷犧牲自身的自由。波蘭和蘇聯同在一塊沒有天然邊界的平原上,但是蘇聯地域遼闊,有緩衝的餘地,波蘭卻沒有。波蘭被捲入歐洲所有力量爭鬥的漩渦之中,並經常受到東西兩面的壓力。它的邊界本身反映了波蘭命運的變遷。波蘭在地圖上挪來挪去,就像房間裡的一把椅子一樣。隨著歷史的潮流,它被移往西邊或者移往東邊。最近一次的一九四五年,波蘭實際上被向西移了一百五十英里;俄國拿去了波蘭東部的省份;作為補償,把德國的東部省份送給了波蘭。這種特別的重新安排,在東西方都抵押了波蘭的未來,是由各戰勝國決定的,波蘭人沒有參與其事。

從十八世紀後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一百五十年間,曾經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的波蘭從歐洲地圖上完全消失了。波蘭被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瓜分了。但是民族信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波蘭仍然銘刻在人民的心中,甚至當他們被鄰國分割的時候也是如此。波蘭在遭受民族壓迫的年代裡,甚至根據波蘭人異常羅曼蒂克和個人主義的特性,在十八和十九世紀,波蘭愛國者產生了英雄式的和感人的思想,認為他們只有在一切地方促進自由,才能恢復本國人民的自由。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包括美國獨立戰爭——都因波蘭志願軍的參加而受到鼓舞,他們為了遙遠國家的獨立的原則,甘冒生命的危險,相信這樣做也就是維護了自己的自由權。

在那個英雄的國家裡,對上帝的信仰鞏固了對民族的信念。波蘭是天主教在東方的前哨,而當壓迫一個民族的人大多是異教徒時,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同時成了民族精神的代表。波蘭的天主教會比起其他國家來更是民族情緒的一個團結中心。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苦難是任何其他國家不能比擬的。波蘭在政治和智力上的活力似乎使它的鄰國這樣害怕,以致德國人和蘇聯人相繼系統地殺害波蘭的這些領導人物。納粹分子下令屠殺了幾百萬他們認為是最優秀的波蘭人。在《莫洛托夫-裡賓特洛甫條約》生效期間,斯大林下令在卡廷森林處死了幾百名波蘭軍官。在一九四四年德國人鎮壓華沙起義時,蘇聯紅軍卻在維斯杜拉河對岸袖手旁觀,因為他們斷定波蘭的愛國者對於蘇聯戰後的計劃一定是個障礙。因此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東邊和西邊都出現了陌生的邊界,並且被強加了一個格格不入的政權而蘇聯軍隊像是要在這個國家永久駐紮下去。但就是依靠外國武力上台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也不得不盡量擴大人民決策的成分。共產黨的上層建築被迫勉強向天主教會妥協,教會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權,這樣教會方面起了它歷史性的象徵作用,象徵著有些道德觀念是不受政治決定約束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的騷動告訴人們,波蘭人的精神是壓不服的,除非蘇聯顯示大規模的軍事力量,而在這兩次蘇聯都沒有敢這樣做。

波蘭人對自己民族特性的強烈忠誠,也表現在重建美麗的華沙舊城一事上。民族傳統是如此強烈,甚至繼承了華沙廢墟(該城百分之九十遭破壞)的共產黨統治者在重建時也得從舊城開始,即按原樣重建十六世紀的華沙建築物,然後共產黨才敢把他們俗氣的斯大林哥特式的貨色強加給人民。

波蘭不需要我們去對它講自由是何等重要。它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慰藉,即老朋友是理解它的願望的。因此,我們來到華沙一事本身比會談的內容還重要。

我們降落時,機場上十分混亂。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一個衣著華麗的波蘭陸軍軍樂隊已開始從停機坪另一端向檢閱台走來,並進行著複雜而整齊的隊形表演。儀式肯定是排練過多次的,但顯然不是在有飛機的情況下進行的。樂隊走近時,令人擔心的是樂隊清楚地直衝著「空軍一號」機翼下面的發動機走來。確實,如果駕駛員發動機器,整個樂隊就會被刮跑或燒掉。然而樂隊還是能夠隨機應變,它沒有走亂步子,沒有停止音樂,做了個九十度轉彎,分兩路繞過發動機,在機翼下同機身平行而進,音樂和人員都未受損害。在我們離開的時候,軍樂隊也沒有改變這個程序;它順著原來的路線走到飛機發動機的下面,這說明慣例是難改的。

我們的先遣人員也不甘示弱,表現了同樣的隨機應變的本領。遇到的是個老問題:如何組織一個有「自發」人群的攝影機會。在波蘭這件事更難辦,因為東道主堅持讓我們坐他們的轎車,所以我們的先遣人員就無法製造交通堵塞,像一九七年在羅馬和貝爾格萊德把這一手搞得很成功那樣。但是我們的先遣人員真有辦法。在從機場去賓館的路上,尼克松下車向無名戰士墓獻花圈。幸好使我們的公共關係人員放心的是,這個墓位於華沙城市的中心,因此那裡已聚集了許多人。尼克松剛獻完花圈,總統的美國轎車突然出現,由通常的特工司機駕駛著。在東道主吃了一驚還未明白過來以前,尼克松已經鑽進了我們自己的汽車。司機慢慢地把車開離馬路,上了人行道,就是說開進了人群。即使最敵意的攝影記者也不能避免拍下波蘭群眾把尼克松的汽車圍得水洩不通的場面了。在如何製造攝影機會方面,我又長了見識。

同波蘭領導人進行的會談卻無法搞得這樣機智。波蘭共產黨總書記愛德華·蓋萊克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是在一九七年的騷動後上台的,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一個愛國的波蘭人。他給我的印象是:對他來說,破壞民族特性的意識形態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種意識形態竟達到這一步,他最終會拋棄它。他懂得波蘭如果對抗東邊強大的鄰國,無異於自殺。而在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以後,沒有一個波蘭人能夠完全克服對德國的疑慮。蓋萊克將在這兩個民族噩夢中間玩弄策略,力求得到最大的自主權,同時不放棄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原則。

對於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成果,蓋萊克無疑是高興的。蘇聯領導人對緩和肯定是三心二意的,決不定是利用緩和作為進攻策略來麻痺西方,還是真正轉彎,走向共同克制。蓋萊克沒有這種兩面性。他希望能有一個國際行為準則以約束強國不得把它的意志強加在弱國身上。只有在緊張局勢得到緩和的情況下,波蘭的自主權才能最好地發展。對抗就要求強制一律,和平不只是抽像的愛好,而是民族生存的條件。因此在華沙的逗留提醒了我們,有一些根本的東西最終是值得為之運用政治家的才幹的。

美蘇糧食交易

必須承認,最高級會談時,蘇聯在一個問題上玩牌頭腦冷靜,使我們上了當。這是指幾個星期以後蘇聯購買美國糧食的事。

從肯尼迪以來,每個總統都認為,賣給蘇聯它自己種不出的糧食,以證明我們的制度優越,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工會為了阻止向蘇聯出售糧食,拒絕給蘇聯船隻裝貨,或者提出用美國船隻運輸(那對蘇聯人來說太昂貴了)。但是這些問題在最高級會談後很快就解決了。現在只要蘇聯願意,就可以購買了。從根本上說,蘇聯在美國市場上買糧食被認為是國內事務,屬於我們農業政策的一部分;有關的情況只是一般地通知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此外,熟悉農業部長厄爾·巴茨保護農民的態度的人都知道,他決不會高興接受外交政策方面的指示。巴茨在政府裡活動的本領和萊爾德相等,甚至更強有力,因為他所代表的選民具有單一的利益。

一九七二年四月巴茨訪蘇時,蘇聯人向他表示,只要美國提供足夠的信貸,蘇聯可以考慮簽署一項為期三年的購買糧食協定。六月巴茨就提出一個帶有津貼的信貸方案。在最高級會談期間,尼克松幾次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談到出售糧食對美國公眾輿論會產生有利影響,但蘇聯領導人裝做不感興趣。柯西金對羅傑斯說,作為特殊照顧,蘇聯可能購買價值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糧食。我提醒尼克松,這個數目太少,不值得在最高級會談公報中提及。

我們回國後,蘇聯人興趣突然大增。現在我們知道(但當時並不知道),在一九七二年蘇聯遇到了災難性的糧食歉收,他們非常需要美國的糧食。當時白宮沒有收到關於蘇聯歉收程度的準確報告,直到那個農業年度空前大量購買完成以後很久才得到了報告。我們本來可以猜到事情有點不對頭;蘇聯人放棄了慣常討價還價的戰術,把糧食問題的談判推遲到最高級會談以後在專家一級進行,既不爭論,也不作公開報道。現在回過去看,我們也許應該猜到,莫斯科想要避免讓我們注意審查,並免得他們糧食歉收的規模透露出去會引起糧食市場漲價。到六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蘇聯農業部副部長悄悄溜到華盛頓來。彼得森和巴茨很快和他商定一項為期三年的包括貸款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協定。我當時同彼得森的談話說明我們太無知了,他對於蘇聯似乎考慮在第一年就買「多達五億美元」的糧食感到驚喜。

然而蘇聯人卻敏捷地利用了我們糧食公司之間的競爭。他們使我們懂得了市場經濟在同國營貿易企業進行談判時的弱點。我們的每個糧食公司都想比競爭者搶先一步,盡量多賣糧食,同時嚴守秘密,甚至對美國政府也保密。幾個星期後我們才知道蘇聯通過一系列分別的買賣已經在一年內買了將近十億美元的糧食,差不多是我們全部儲存的餘糧。而且在蘇聯確確實實無法不按市價買我們的糧食,否則將面臨大規模饑荒的時候,我們卻對這些交易給予了補貼。

想起我們吃了別人的虧,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是更難於忍受的是,狡猾的商人靠鑽我們自由市場制度的空子佔了這個便宜。我們只能怪自己。我們關於蘇聯歉收的情報糟透了。我們對自己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瞭解也很膚淺。當時美國政府根本沒有作為一項外交事務去組織監督甚或調查私人糧食貿易。蘇聯人在我們自己的行業裡擊敗了我們。

起先這次糧食出售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受到歡呼。接著按慣例,人們都想報功。我在聖克利門蒂代表白宮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想為尼克松爭點功勞,但是農業部長厄爾·巴茨搶了頭條新聞,這是繼承了尼克松內閣的傳統,只讓總統在壞事上佔份兒。然而不久就沒人想報功了,出售糧食很快成了政治醜聞。人們指責尼克松把糧食廉價出售給敵人而造成價格上漲,使美國消費者受到損失。[4]這個指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正的。尼克松贊成出售糧食,而且認識到它在總統選舉年帶來的政治上的好處。但是糧食出售的條件和數量與尼克松無關。事實上,蘇聯人之所以能佔便宜是因為在高級官員中沒有人(可能巴茨除外)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最多,我們只能說吃一塹長一智。從那以後,所有這種交易都作為外交事務處理,並受部門間的監督。到一九七五年,福特總統的政府同蘇聯簽署了為期五年的協定,規定了它購買的辦法並防止對我們的市場進行新的干擾。當然到那時,早先那批交易在政治、經濟和心理上的損害已經造成了。

在其他一些經濟問題上,我們同蘇聯的關係取得了迅速和總起來說令人滿意的進展。七月,商務部長彼得·彼得森去莫斯科討論了其中的一些問題:租借法案債務的清算、給予最惠國待遇問題、信貸的可能性和在彼此的首都建立商務機構問題。這些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彼得森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項基本協定,只留下租借法案債務的最後數字沒有確定。

這些數字是我在九月十日到十三日訪問莫斯科期間同勃列日涅夫解決的。這次訪問的目的是全面審查美蘇關係的各個方面。我們現在已經熟悉蘇聯人的策略,起初提了一個比預期能得到的大得多的租借法案債款數字,然後花了幾個晚上一次同意減少一千萬美元,最後減到七億二千二百萬美元,這比我們正式的底盤多二千五百萬美元。勃列日涅夫比我們先停止了討價還價。(這不算什麼大勝利,在協定生效期內每年不到一百萬美元。)像在亞速爾群島同蓬皮杜會談時一樣,我對問題的無知倒成了談判中的有利條件,因為這使我不可能靈活。無可選擇最能使人堅決。參加我們代表團的商務部副部長詹姆斯·林恩不斷提出巧妙的方案,促進了談判的進展。鑒於這些進展,蘇聯忽然在八月規定對猶太人出境課稅,使尼克松和我驚奇得說不出話來。從一九六九年起,我們就勸莫斯科放寬猶太人出境的條件,強調這一政策會改善美蘇關係的氣氛。我們是私下這樣做的,相信公開對陣只會妨礙我們的目的。我們對成功不抱多大希望。但是出乎我們的預料,隨著美蘇關係的改善,猶太人從蘇聯出境移民的數目從一九六八年的四百人增加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三萬五千人。總人數增加之後,我轉而注意起一些困難的案例,即有些人由於西方認為是政治性過失而被拒發籤證、被抓或受到刁難的情況。我不時私下向多勃雷寧遞交「被拒發籤證者」和犯有思想罪的蘇聯猶太人的長名單。這些名單是協調公眾努力的美國猶太人團體提供給我的。我是「非正式地」向他遞交這些名單的,也從不要求給予正式的答覆。在我掌握數字的最後一年(一九七三年),屬於困難案例的八百人中約有五百五十人通過這個辦法被悄悄地釋放了。例如巴諾夫一家,在我向多勃雷寧作出特別呼籲後過了一段時間便被釋放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的出境稅是無法解釋的。它有可能逆轉有希望的趨勢。而且看不出用意何在。我從未聽到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最可能的原因是埃及驅逐蘇聯顧問使蘇聯著了慌。蘇聯於是決定不再冒可能損害它同阿拉伯各國關係的危險。多勃雷寧說這不是政治局,而是有關的部自行決定的。看起來不像,但並非完全不可能。外國政府特別是集權國家的政府,總顯得比我們的政府更鐵板一塊,但也可能不是這樣。

不管動機何在,出境稅引起的美國公眾的義憤集中在政府開放東西方貿易的決定上。十月四日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和其他七十一人聯名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使給予最惠國待遇取決於蘇聯出境移民人數的增長情況。參眾兩院四分之三的議員贊同這個修正案。

但是老習慣是難改變的。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同蘇聯的一攬子貿易協定(租借法案債務清算和最惠國待遇條款)簽字後的第三天,《華盛頓郵報》還在抱怨我們企圖利用貿易作為解決越南問題的槓桿。《華盛頓郵報》堅持反對把貿易同政治問題聯繫在一起,認為:「無論如何,貿易協定是可以單獨成立的。我們向尼克松先生和勃列日涅夫先生致敬,因為他們為兩國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貢獻。」十月二十日《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指出:「擴大兩國間貿易的原則和擴大美國和其他共產黨國家貿易和接觸的原則還是有價值的原則。」

然而,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人們的態度開始改變了。既然現在尼克松已主張東西方貿易了,以前擁護這件事的一些人產生了懷疑。理由是一種想法如果得到尼克松同意,有必要對它進行重新審查。過去四年,《紐約時報》一直責備政府不該使對蘇貿易取決於蘇聯國際表現的變化。近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紐約時報》還認為擴大貿易對雙方都有足夠的好處,應根據它本身的利弊給予考慮,不受其他領域中次要爭論的影響。然而一個月不到,該報就轉到另外一種立場,認為我們應該把貿易同蘇聯國內結構中的變化聯繫起來——這是一種野心大得多的聯繫形式。十月六日該報社論仍然對用經濟壓力促成國內變化的前景持懷疑態度,但同時警告「克里姆林宮裡的現實主義者」,要注意聽取美國的公眾輿論。但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認為:「如果美國商界、尼克松政府,或者即使是蘇聯官員,急於擴大蘇美貿易而忘記美國人民和國會對蘇聯在國內外政治行為的持續的敏感,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華盛頓郵報》一度曾指責對共產黨國家採取貿易歧視是「代價很高的歷史錯誤」,是「冷戰思想」,現在卻讚揚傑克遜的修正案,並很快就主張從貿易協定上取消最惠國待遇直至蘇聯允許猶太人出境為止。[5]

一九七二年天空晴朗,只在遠處有些陣風。總的來說美蘇關係處於多年來最好的階段。柏林問題的解決、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蘇聯在中東和越南的克制、一大批技術合作協定和正在進行的談判都進展得不錯。但是在以後的幾年裡,尼克松政府對東西方貿易的慎重考慮後的做法卻受到來自右翼的日益尖銳的反對,正像在前一段時期受到左翼的攻擊一樣。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右翼傳統的反共政策跟左翼敵視尼克松和日益關心人權的主張結成了同盟。

歐洲的態度

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後,我們還要聽取歐洲盟國的意見。三年多來,多次會見歐洲領導人,他們都敦促我們同蘇聯談判。他們對「聯繫」方針不感興趣,他們早在我們以前就搞東西方貿易了。他們渴望開成歐洲安全會議,越來越迫切要求開始談判共同均衡裁減武裝力量的問題。他們公開地但很策略地表明,他們認為我們同莫斯科改善關係的步子太慢,而且在不必要地冒戰爭危險。

現在我們照他們的建議去做之後,歐洲人卻突然暴露出他們的矛盾心理。我們聽到一些歐洲人抱怨「蘇美關係基本原則」,因為裡面用了「和平共處」這個詞。這個批評使人吃驚,因為法國簽署的類似宣言和德國條約中的提法比我們的用詞要走得遠得多。有人表示不安,說我們關於克制的有些原則走在了歐安會的前面。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同意了歐洲盟國想以自己的名義去送禮的東西。

這些批評並不是來自政府首腦,他們都寫了熱情的祝賀信(同他們私下的觀點也許一致,也許不一致)。但是有影響的中層官員和政論家表示了持續的不安。這部分地反映歐洲沒有能夠說清自己的目標。正當美國一心致力於建立同莫斯科和北京的新關係的時候,歐洲人對如何組織一個新的共同體還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找到了一個方便的共同立場,即抱怨我們搞所謂同蘇聯勾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過於苛刻。他們既擔心我們在幾個技術領域裡同蘇聯建立新的合作關係,又害怕我們有一種減少海外義務的總趨勢,這種趨勢在喬治·麥戈文對總統提出挑戰的大選年裡尤為顯著。

八月二十一日我寫信給尼克松說,這種情況是可以補救的:

報界和歐洲各國公眾不知道你經常同希思、勃蘭特和蓬皮杜秘密交換意見。他們在答覆你在最高級會談後給他們的電報時,都表示信任你的歐洲政策,相信美蘇合作關係對他們的國家有利。這些我們當然不能宣揚。但我們的問題不在於對這些領導人,而在於對低一點的官員和歐洲的政治觀察家。

我們需要持續地做工作,使這些人相信我們不會從歐洲撤走。……我們得特別留意我們主要盟國的觀點,並為這些談判制訂使他們感到不會損害他們安全的立場。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解釋我們的決定。到一定的時候你可能要考慮舉行另一輪私人會談來進行解釋。

根本的難題在於,不論我們採取什麼做法,對抗也好,和解也好,總要碰到一個現實,即大西洋關係已停滯不前,戰後一代人要求安全和繁榮的願望已經基本上實現。剩下的是形勢造成的戰術問題,對於對抗還是和解,長期目標是安全還是其他什麼東西,缺乏一個一致商定的戰略。這些現在必須通過和盟國對話才能產生,因為盟國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能堅持自己的看法了。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們只能維持戰術一級的對話。我同當時的德國財政部長赫爾穆特·施密特、英國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爵士、法國國防部長米歇爾·德勃雷和法國外交部長莫裡斯·舒曼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我們爭取到了對我們當前政策的諒解。然而所有到華盛頓訪問的盟友都同意,大西洋關係需要有一個新的推動力。尼克松像我一樣深信,不論我們在同敵人談判中取得什麼成就,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加強各自由國家人民的團結和促進他們的共同目的。這是我們需要最終解決越南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新的一代已經認為安全是理所當然之事,並認為經濟進步是不可避免的。時間已經到了,相應於一九七二年我們同共產黨領導人的最高級會談,我們需要正式重申我們同盟的義務,並重新規定同盟的宗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判斷同東方進行的個別談判,並重新建立對彼此最終目標的信心。這樣會使各自由國家的人民獲得方向感和自豪感。這就是我們把一九七三年定為「歐洲年」的來歷。


[1] 他當然力爭最好的油價,並對一九七三年石油價格大幅度增長有部分責任。不過必須指出幾點:當他發現這個行動對西方造成的損害時,他幫助穩定了其後五年的油價。實際上從一九七三到七八年油價還下降了百分之十五。他最初支持漲價的動機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經濟性的;和其他一些國家不同,他想盡量增加收入來發展他的國家,但從沒想限制生產以操縱油價。他總是維持最高的石油產量,讓供求規律發揮作用,支持穩定的價格。

[2] 作為傳統的修正派觀點的好例子,可參見喬治·鮑爾寫的一系列文章,載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的《華盛頓明星報》;以及他給《經濟學人》雜誌編者的信,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3] 這裡只需提一下,首先,勸庫爾德人不要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期間發動牽制性進攻的決定是由於我們的情報官員和伊朗國王一致認為,庫爾德人如果進攻必將被擊敗,以色列政府也同意這個看法。一九七五年伊朗國王同伊拉克解決庫爾德問題的決定是基於幾乎肯定正確的一種判斷,即認為庫爾德人即將被優勢所壓倒,要拯救他們,伊朗必須用兩個師的兵力進行干預,而美國必須提供三億美元的援助。伊朗國王不願承擔前者;這是由他自己決定的事。傻瓜才能設想在越南垮台的那個月份國會會撥給後面這筆錢。如果我們謀求使我們隱蔽的情報活動作這樣的升級,許多後來惋惜庫爾德人的悲慘命運的人大概會帶頭指責這種升級。

[4] 醜聞的一部分是政府津貼了美國農民以補足國內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間的差額。當這兩種價格都飛漲的時候(除蘇聯購糧以外,還因為世界糧食歉收和美元貶值而需求增加),這種「困難補貼」在已經不應該發放以後很久還在繼續發放。這件事當然在外交部門的權限之外。但它當然使公眾更加對出售糧食一事不滿。

[5] 試拿《華盛頓郵報》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社論對照一下該報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和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社論。

《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