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一九七二年:從戰爭到和平 第三十章 薩達特驅逐蘇聯人

莫斯科最高級會談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結果:安瓦爾·薩達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把蘇聯人從埃及驅逐出去了。

尼克松和我一樣,甚至在最高級會談之前就知道薩達特對蘇聯的幻想越來越破滅了。埃及雖然完全依賴蘇聯軍事上的支持,然而蘇聯卻未能就解決爭端或者促使以色列從阿拉伯領土撤出取得任何進展。薩達特本人曾經在二月和四月去過莫斯科。在這兩次訪問之間,開羅和我們開闢了一條秘密渠道。我們之所以決定使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公報在中東問題上保持冷漠,以便看看我們的戰略還可能產生一些什麼其他的結果,原因之一就在於此。我們後來才知道我們的戰略取得多麼大的成就。為了弄清中東這一重大變化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回顧將近兩年以前發生的事情。

納賽爾的去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九七年底在中東是個轉折點,儘管當時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約旦危機和蘇伊士運河沿岸的緊張局勢是阿拉伯人認識過程中的兩個階段,即認識到解決中東問題的關鍵在於華盛頓,而不是莫斯科。但是,最具有決定性的事件也許是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的去世和薩達特的上台。

當時我們對薩達特不太瞭解。他是一九五二年推翻法魯克國王那批軍官中的一員;但是多年來,我們的專家並不認為他是個重要人物。起先,連薩達特憑他自己的本領能否當上埃及總統這一點都沒有把握。納賽爾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世後,任何人去接班都會遇到困難。何況薩達特演說很隨便,來自農村,納賽爾當政時期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較低,別人也就看輕了他。納賽爾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正是我和總統地中海之行的時候。第二天,一位記者向我問及薩達特。我說,我認為他是個過渡性人物,最多待上幾個星期。這是我最大的錯誤判斷之一。一九七一年期間,薩達特逐漸挫敗了他的對手,五月間完成了一次驚人的清洗,把一夥陰謀搞掉他的強大的親蘇集團清除了。他漸漸鞏固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並在國際上自由採取行動。就是在這個時候,很少局外人(肯定不是我)能夠設想薩達特後來懷著多大的勇氣、先見和決心使他的國家和地區在國際事務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薩達特就是這樣成為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秋季危機的另外一個沒有這樣引人注目但卻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果是一九七年九月哈菲茲·阿薩德在敘利亞上台。阿薩德不像薩達特那樣具有遠見卓識,但是他使敘利亞得到空前的穩定,在克服國內長期動亂後,成為一個勇敢和比較溫和的領導人。)

我國政府確定了的政策似乎是(有時確實是)難以改變的。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埃及領導人的變動並未使美國國務院改變它關於外交行動的原先設想。國務院的努力在一九六九年停頓下來了。一九七年六月美國恢復了努力,建議沿著蘇伊士運河原地停火,但是由於納賽爾違反原地停火協定以及由於約旦危機,不久又作罷了。一九七年底,又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好像在這期間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雙方的立場也許變得強硬起來了,並且沒有增添任何新的因素,這兩者都不成其為放棄速成外交的理由。

一九七年十二月底,國務院以尼克松十二月三日寫給梅厄夫人的保證信為依據(這封信是羅傑斯促使尼克松寫的),終於說服以色列人回到雅林主持的談判中來,他們是由於埃及違反原地停火協定而在九月正式退出談判的。但是甚至早在取得以色列同意之前,喬·西斯科沒有得到白宮的許可,就發出指示,敦促雅林根據一九六九年我們對最後邊界與和平條款(羅傑斯計劃)的建議重新進行他的調解任務。西斯科沒有理由相信雙方會對至今還對立的立場進行妥協,但正如他在一月初告訴我那樣,如果雅林至少去嘗試一下,也沒有壞處。一個外交家不應該因為盼望奇跡而受到責備。

以色列人由於尼克松十月份批准的新的九千萬美元的武器援助計劃而得到安撫,他們在一九七一年初主動邀請雅林訪問以色列,開始他的調解活動。雅林馬上遇到一年前使會談陷於僵局的問題,即以色列堅持要的是「和平」;埃及堅持要的是撤兵。以色列於一月八日向瑞典調解人遞交了一份列舉「和平要點」的文件——這些要點包括結束交戰狀態、恐怖主義、經濟封鎖和抵制,以及建立「睦鄰關係和合作」。以色列尋求帶有適當安全保證的「安全的、公認的和商定的邊界」——換句話說,以色列打算取得埃及的領土作為和平進程的一部分。總之,以色列的一貫立場一點都沒有改變。

雅林在一月十三日把以色列的文件交給埃及人。幾天後,開羅用文件作出答覆,重申埃及的一貫立場,這就是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到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並要求以色列放棄「領土擴張」政策。雅林利用程序上的把戲,拚命設法調和雙方的對立。他在把埃及的文件交給以色列徵求意見之前,先使文件變得婉轉一些,刪去開羅在開頭的一些刺激性的話,如批駁以色列的文件裡並未對原先的立場增加什麼「新的東西」。雅林試圖平息疑慮,結果適得其反。作為相互宣傳戰的一部分,埃及和以色列都最終把自己的立場洩露給了報界。當以色列人在報紙上看到埃及文件和他們從雅林手裡正式收到的文件並不相同時,當然無助於增強以色列人的信任。

不出我的所料,第一輪雅林會談的結果是陷於僵局。喬·西斯科一月二十一日告訴我說,他並不期望取得更多的東西。他現在說,這些努力的目的在於促使埃及人在停火協定於二月初到期時加以延長。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是在兩個星期後,雅林在國務院的鼓勵下提出了他自己的實質性的想法,試圖打破僵局。

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正是一九六九年事情的重演——為了進行活動而活動,又給自己規定了期限,為了滿足期限的要求,只能靠粉飾不可調和的分歧,因而使得破裂更加不可避免。在一月份交換文件的基礎上,雅林在二月八日向雙方提出了新的建議,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以埃邊界(以具體的安全保證為前提),同時要求埃及同以色列簽訂和平協定。以色列人十分惱怒。他們認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認為)雅林的文件是根據一九六九年羅傑斯計劃制定的,這一計劃當時就遭到他們的拒絕。他們還對雅林提出自己的主張的權力表示異議,認為他只是充當信使,僅擁有提提問題的權力。對以色列來說,雅林文件不僅在實質內容上要反對;在以色列人看來,文件本身的提出這一事實就使得薩達特沒有必要對以色列以「和平」條款為中心的立場作出反應。

上面所進行的外交活動都沒有和白宮取得任何真正的聯繫。例如,雅林把自己的文件遞交給雙方的那天,也正是我為了討論未來策略召集了高級審查小組開會的日子。一月間,羅傑斯國務卿和埃及外交部長穆罕默德·裡亞德之間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聯繫,也在事後才告訴白宮——我手下那位能幹的參謀哈爾·桑德斯盡最大努力打聽到這一過程。這些聯繫包括羅傑斯向裡亞德保證,美國將作出「全面努力」在一九七一年以羅傑斯計劃為基礎使問題得到解決——這種做法根本沒有得到白宮的支持。如果說以色列人被雅林提出的主張的實質內容所激怒,那麼,由於我們鼓勵雅林提出的建議得不到美國的支持,埃及人很快就會幻想破滅。因為一九六九年的僵局現在又重新出現,雙方都很生我們的氣。以色列人拒絕接受回到一九六七年邊界的原則,而埃及人堅持這條原則,這樣,到二月下旬雅林的試探歸於失敗。然而雅林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埃及同意簽訂和平協定,而不僅僅是宣佈互不交戰,條件是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但是,因為這個條件遭到斷然拒絕,所以雅林的使命實際上已經完結。

美國政府裡是有人讚成把羅傑斯計劃強加給以色列人的。但是,正當老撾危機,總統對此不感興趣。而且這在戰略上站不住腳。只要埃及事實上是蘇聯的一個軍事基地,我們沒有理由代表蘇聯的附庸來反對自己的盟國。這就是我一直反對全面解決的原因。全面解決將為雙方所拒絕,顯示出我們的軟弱無能,或者成為蘇聯壓力可以解決問題的樣板,從而只能對蘇聯有利。我的目的是製造僵局,直到莫斯科極力主張妥協,或者更好些,直到某些溫和的阿拉伯國家政府認識到只有通過華盛頓才能取得進展。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微妙的中東外交感覺更靈敏一些,我們就可能覺察出埃及立場發生根本變化的一些徵兆。薩達特在二月四日對埃及國會的報告中接受延長停火協定的期限,並透露出臨時協定的想法:以色列從蘇伊士運河部分撤軍,允許重新開放運河,作為「整個時間表的第一階段,這個時間表可以隨後商訂,以執行安全理事會第二百四十二號決議的其他條款」。而且前面已經提到,埃及二月十五日給雅林的答覆第一次表示願意和以色列簽訂一項和平協定。(當然,條件是要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邊界,而以色列是不會接受的。)

薩達特把一九七一年二月的這些步驟看作是走向和平的遙遠、艱巨而又不尋常的旅程的開始。[1]他關於蘇伊士運河臨時協定的建議成為一九七一年外交的焦點。這個意見最終反映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的脫離接觸協定中,這一協定標誌著一九七三年戰爭後和平進程的開始。薩達特想和以色列簽訂和平協定的願望八年以後成為戲劇性的現實。不幸的是,我們當時對薩達特行動的意義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這是因為有一萬五千蘇聯軍隊駐紮在埃及,以及薩達特和莫斯科簽訂了友好條約的緣故。

臨時解決的主意

從運河臨時撤軍原是一九七年夏末點子多的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的想法。達揚的方案要求在運河兩岸雙方撤軍或減少軍事力量。達揚的想法當時還不是以色列政府的正式建議;他在一九七年十二月訪問華盛頓時不得不加以否認,說只是以色列一貫立場以外的「理論上可供選擇」的設想。這種一貫立場就是,除非簽訂最終的和平協定,以色列不會讓埃及獲得重新開放運河的好處。事實上,我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肖拉姆飯店見到梅厄夫人時,她曾問起我對達揚的主意的看法,當時梅厄夫人乘慶祝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的機會正在訪問華盛頓。我告訴她說,我還沒有詳細研究這個主意,但看起來似乎是個好辦法。這一建議在一九七一年初又重新提出來了。有一位埃及將軍一月十一日到我們駐開羅代表處主任那裡,以薩達特的名義表示對達揚的建議感興趣。其後,薩達特在他二月四日的講話中又公開重申了一下。

臨時協定在一九七一年未能成為事實的原因,也就是全面解決的辦法所以失敗的原因:在追求這一目標時,雙方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埃及希望把臨時協定作為走向全面撤出的第一步,而達揚把它提出來是作為阻止全面撤出的手段。對達揚來說,部分脫離接觸的好處是:繞過雅林外交,把會談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更容易在符合以色列的國內政策的情況下加以處理。最重要的是,它將推遲討論邊界的最後劃定。臨時協定的實施將穩住蘇伊士前線,並且減少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埃及如果面臨失去重新開放運河所獲得的經濟實惠,它就不太會發動戰爭了。這些理由說服了梅厄夫人,她在二月九日的講話中接受了薩達特要求沿著運河後撤的建議。

然而對於薩達特來說,脫離接觸包括廣泛的以色列撤軍,遠比達揚想像的有限後撤為多。達揚建議雙方撤軍或者減少部隊,而薩達特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新聞週刊》中建議,要以色列撤回到「阿里什線後面」(撤出西奈一半還多),並讓聯合國部隊接管沙姆沙伊赫。薩達特還堅持埃及軍事力量跨過運河,而達揚認為雙方都要從運河撤退。最重要的是薩達特簽訂臨時協定的條件是要根據羅傑斯計劃制訂雙方同意的全部撤出的時間表。以色列卻完全拒絕這一點。

只要和全面解決聯繫在一起,脫離接觸的談判就沒有成功的希望。而如果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就認為沒有理由使我們自己捲入進去。我們手中握著的王牌是:如果我們的牌打對了,我們在外交上就能產生實質性的進展,而蘇聯能夠答應的東西只是在戰爭中提供幫助。但是為了使這一策略發揮作用,我們必須辦事見效,不能輕舉妄動,損害自己的威望。為了取得成功,臨時協定必須和全面解決分開。如果聯在一起,我們就會由於追求虛幻,使我們的影響消失殆盡,說是代替困難重重的全面解決方案,事實上依然重重困難,因而和莫斯科同樣一籌莫展。

然而,在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國務院在二月底雅林使命失敗以後,就馬上起勁地提出了臨時協定的主意。國務院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就開始和以色列人私下討論採取臨時步驟的好處,早在三月六日就和拉賓商討具體的辦法。以色列二月二十六日拒絕雅林的建議,八天之後還來不及考慮下一步如何走法,國務院就行動起來了,這種速度無法減輕以色列長期以來的疑慮。它擔心再度被匆匆忙忙地捲入把臨時協定和最後解決聯繫起來的外交活動中去,而這是以色列所反對的。沒有一致的目的,想用程序上的花招來填平雙方看法上的鴻溝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時使各方相信,我們同情他們對臨時協定的看法;其必然結果是幻滅、沮喪和僵局。

我的想法是利用一個臨時協定來打破僵局。如果成功了,將為進一步取得進展打開方便之門。但是我也不同意那些把臨時脫離接觸看作是避免再作任何撤退的人。恰恰相反,我認為沿著運河脫離接觸的主要優點是推動談判,最終可能導致以色列和某些或者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和平。(這當然是「逐步」前進的概念,它在一九七四年肇始了和平進程。)

尼克松讓我探索有無切實可行的辦法,但沒有給我談判的權力。為此,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向多勃雷寧提出了一個獨立的臨時協定的想法,看看蘇聯是否準備不再和詳細全面解決方案掛鉤。我分別在三月中旬和阿巴·埃班,三月二十五日和埃及駐華盛頓代表阿什拉夫·古爾巴勒談論這一設想。我的想法是採取一種初步行動,促使雙方同意進行撤退,而不對最終目標承擔義務。因為多勃雷寧不願意討論我的想法,所以談判又回到通常的渠道。不出所料,結果是各方甚至對有限度的協議都不準備同意。

以色列人在四月中旬拿出了一份文件,上面是他們提出的辦法的細節:以色列從運河後撤,距離沒有說(但是肯定是短的);埃及軍隊不得越過運河;減少運河埃及一側的埃及部隊;沒有期限的停火;不和任何進一步撤軍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拉賓在向國務院公開提出之前就給我看了擬議中的以色列立場的文件。我勸他說服他的政府修改一些內容,否則會談就無法進行。不加修改的以色列最後文本對埃及來說肯定是不可接受的。

可是羅傑斯卻決心要加快他認為是有希望的試探。四月十九日,他得到總統的同意,訪問幾個中東國家,尋求埃及和以色列在臨時解決方案方面的共同點。我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備忘錄中向尼克松表示了我的懷疑:

如果羅傑斯出訪要加快外交進程,進一步加劇目前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僵局,那就特別令人擔心。為此,我認為重要的是,你得告訴國務卿,在沒有向我們充分報告之前,在沒有得到你有關任何改變現狀的明確許可之前,不要讓他偏離目前的做法。

然而,除了警告以外,我無能為力。尼克松不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和他的國務卿發生衝突,即使他同意我的分析,他也無法實行上面提出的約束,何況我的分析還遠非定論。

羅傑斯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初訪問了中東。他在以色列和埃及的會談暴露出根本的分歧。薩達特想要讓埃及部隊在運河兩側駐紮,而以色列堅決不同意。(達揚除外,他明智地認為駐紮一些埃及警察也許是可以的。)薩達特堅持要以色列在原則上承擔義務,把運河協定和一九六七年邊界問題聯繫在一起。以色列不願承擔這樣的義務(雖然達揚告訴西斯科說,他認為臨時步驟是不間斷的和平進程的一部分,而他是政府中很少的這樣幾個人之一)。羅傑斯之行除了使達揚在以色列政府和他本人立場上的分歧被公開以後陷入困境之外,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哈爾·桑德斯在五月十九日寫給我的一篇精闢的分析中說,他擔心薩達特可能指望羅傑斯送來運河協定。薩達特剛剛對他政府中的親蘇分子進行了大清洗,很可能需要外交上的進展,「使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並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將使對方大失所望。」當羅傑斯向尼克松提出旅行報告時,我附上了一份我自己的分析,調子和桑德斯的一樣:

所有這一切要我們冷靜考慮的是:薩達特採取行動(清洗他的對手)主要是為了確保他自己的地位,可是美國卻已經在無意中深深地捲入進去了。由於時間上的巧合,在許多人心目中,國務卿的訪問和對簽訂運河協定的期待將和薩達特的重大行動聯繫在一起。如果他不能表明他尋求談判的政策取得成功,那麼不管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美國就要承擔大部分責任。

虛幻的備忘錄

在這個時候,尋求臨時協定變成了一個偵探故事。要弄清誰向誰提出什麼樣的建議是越來越困難了。白宮無法分辨雙方是在提出各自的意見,還是在解釋我們共同的意見,也就不能迫使我們公開支持我們私下告訴他們的那些東西。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一些外交官員進行了白宮完全不知道的特殊活動。作為羅傑斯之行的繼續,我們在開羅的外交代表幫助埃及人起草他們自己關於臨時協定的反建議。這個事件不僅暴露了國務院傾向於把臨時協定作為一致同意的(但又是達不到的)全面解決的一個階段,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埃及人提出認為是我們同意的建議後,美國又沒有能力付諸實施,就將使開羅對美國外交更加不滿;他們認為我們要麼是無能,要麼是欺騙。

三個星期以後,白宮才對開羅發生的事情有所瞭解。事情顯然是這樣的:駐開羅的美國利益代表處[2]主任唐納德·伯格斯五月二十三日會見了埃及外交部的官員,討論有關埃及立場的文件。埃及人徵求了伯格斯的意見,他便寫下了詳細的想法,並把寫的東西留給了埃及人。後來得知,伯格斯的草案和埃及的正式提案有著驚人的相同之處,而埃及的提案最終由薩達特在六月四日交給了我們。這種做法不同尋常,我仍然深信,沒有一個像伯格斯那樣有經驗的職業外交家未經上級授權會這樣幹的。這種做法也必然要遭到失敗,把我們置於困境。後來伯格斯備忘錄一事的消息洩露給報界時,國務院予以否認,說備忘錄並不代表美國的官方立場。[3]埃及人現在更加生氣了,對否認感到震驚,他們認為美國對本來是它自己的想法都辦不到,覺得十分失望。以色列人也很惱怒,因為我們鼓勵埃及提出他們曾告訴過我們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條款。說得婉轉一些,我也有點惱火,因為這些行動都沒有向美國總統透露。

接著又打來了另一發更重要的炮彈。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薩達特和蘇聯簽訂了友好條約。在薩達特的自傳中,他把這個協議作為他在埃及政界中清洗和監禁所有的高級親蘇分子後對蘇聯感情的一種安撫。[4]現在我相信這一點是他的主要動機——雖然當時我們誰也不瞭解薩達特。但是,這肯定也反映了蘇聯的新的果敢精神,以及薩達特對反覆無常的美國外交的沮喪。這必然使以色列人感到驚恐,並使臨時協定更難達成。國務院對此有更為樂觀的評價,這點並不令人驚訝。羅傑斯向尼克松報告說,友好條約「由於強調長期軍事支持,加強了(薩達特)對付軍方的地位。條約有助於保持他在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靈活性。」(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對不到三個月後簽訂的蘇聯-印度友好條約作出了完全相同的分析。)我在五月十三日寫備忘錄給總統,不同意羅傑斯的評價:

埃及軍隊依靠蘇聯的支持。薩達特在清洗黨和政府之後,現在依靠軍隊作為他的權力基礎。與其說是加強薩達特在談判解決運河問題方面的靈活性,不如說條約使蘇聯對未來的談判有了否決權。這樣,不管談判的結果如何——無論如何,蘇聯人是蘇伊士運河問題獲得解決後的主要受益者——最近的事態發展也許已經擴大了蘇聯長期的影響。一旦重新發生衝突,蘇聯人肯定會比過去更多地捲進去。

我不知道尼克松接受了誰的看法。我唯一的線索是尼克松在我的備忘錄旁邊寫上了他的憂慮,說「我們不能讓這件事作為給以色列增運武器的借口。只有在確鑿證據說明蘇聯的軍援估計將嚴重影響力量平衡時,我們才作出反應,增加對以色列的援助。」尼克松在六月一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講的大致相同。我們處於同時同埃及、以色列和蘇聯對抗的危險之中。

由於不瞭解薩達特,我以為他仍在玩納賽爾的把戲。而且,薩達特的急躁情緒越來越明顯,他多次宣佈一九七一年在中東必將是「決定性的一年」。我們的戰略只能是挫敗埃及以軍事威脅以及和蘇聯相勾結為基礎的政策。因此,薩達特和蘇聯人的友好條約,不管其動機如何,並沒有推動我們如他希望的那樣去幫助他。相反,友好條約增強了我更加放慢和平進程的決心,以表明蘇聯的威脅和條約沒有任何決定性的意義。

然而,國務院仍然急不可待。七月一日我去亞洲(和中國)的那天,西斯科向拉賓大使試探關於訪問以色列、討論臨時解決方案的可能。(當我出國作十二天的訪問時,國務院新的主動行動就出現了,這不是一個巧合!)我已經說過,我在亞洲的時候,設法說服了總統在我回來之前不要對中東問題作出任何重大的決定。總統以七月十六日要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中東問題為借口,使得在此以前無法採取任何新的主動行動。七月十六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特點是:總統抱怨親以色列的院外集團的活動,萊爾德反對繼續向以色列提供飛機,羅傑斯迫切要求西斯科訪問以色列。會議結束時,尼克松批准了西斯科的訪問,以便摸清以色列的立場是否有任何鬆動。結果並無鬆動。西斯科之行的收穫微乎其微,回國途中甚至不屑在開羅逗留。

正是在這個時候,即我訪問中國回來和國務院尋求臨時解決方案失敗之後,我第一次積極地插手中東外交了。

捲入

最終使我捲入中東的具體外交活動是因為尼克松不想在選舉年去冒不斷發生中東危機的風險。因此,他要求我插手,哪怕只把事情平息一下也好。我的第一個行動是摸清蘇聯人事實上是否願意把他們的建議變得和緩一些;如果不願意,我打算把他們拖進長期和沒有結果的談判中去,直到他們或者某些阿拉伯國家改變立場為止。蘇聯人仍然抱怨美國在中東進行單方面的外交,這種抱怨與其說反映他們對不能參與其事的不滿,不如說他們急於宣揚我們未能取得任何進展。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和多勃雷寧舉行的會談中故意進行拖延。但是在七月十五日發表關於訪問中國的公告後,我們在尼克松八月五日給勃列日涅夫的安撫信中提出了超級大國在中東問題上合作的前景。尼克松在八月四日晚上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過相似的建議。多勃雷寧在八月五日向我問及我們的打算。我腦子裡還沒有具體想法(也沒有授權我提供什麼具體想法),我說這僅僅反映了我們願意進行廣泛基礎上的談判。勃列日涅夫九月七日回信給尼克松,重申蘇聯對中東問題的解決感興趣。他對我們早些時候中斷和莫斯科關於這個問題的直接交道表示不快。

蘇聯是在他們加緊在埃及軍事活動的背景下作出這些表示的。例如,以色列於九月在運河上空擊落了一架蘇聯進攻性轟炸機——SU-7型噴氣機;一枚埃及的地對空導彈摧毀了一架以色列的偵察機。埃及把它的一些地對空導彈發射場向前移動了;沒有蘇聯的同意和合作,這是無法做到的。同時,國務院作出暗示,我們將推遲把飛機運給以色列,除非以色列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梅厄夫人九月十七日寫信給尼克松,重申以色列對臨時解決方案的觀點,但是同時對於在越來越多的蘇聯軍事力量在埃及出現的時刻停止向以色列運送鬼怪式噴氣機,表示了「嚴重關注」。

要使臨時協定的談判打破僵局而不是加劇僵局,可能需要採取新的方針。九月二十三日我給尼克松寫道:

臨時解決方案的麻煩在於想要取得的東西太多了。最初的想法僅僅是雙方削減部隊。從最初這一想法發展到薩達特堅持要把他的部隊開到關鍵的西奈各關口,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得對以色列施加和取得全面解決所需的幾乎同樣的壓力。

據我看來,現在主要的希望在於使埃及的期望減低到這樣一種程度,即現實地期待以色列立場的改變,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達成諒解。官方的立場是和巨大的期望連在一起的,也許達到目的的唯一辦法——如果可能的話——是通過不那麼官方的交換意見,看看有什麼可能性。

我的「不那麼官方的交換意見」部分地是從蘇聯人給我的建議中得到啟發而提出的。多勃雷寧九月二十日預先告訴我,葛羅米柯在九月二十九日會見總統時將要建議把中東問題通過專門渠道去處理。在我這方面,我也告訴多勃雷寧說,這至多是個緩慢的過程,需要一些探索,看看是否值得這樣做。中東問題甚至比柏林問題還要複雜得多(我們剛通過專門渠道成功地解決了柏林問題)。我們難以控制的因素很多,而且捲入各方的輕率程度著實驚人。

通過秘密渠道進行另一次會談的前景也需要和埃及接觸。九月十六日我和我以前的一個學生、有聲望的開羅報紙《金字塔報》的主任阿里·哈姆迪·加麥爾進行了一次談話,他試圖讓我和他的主編穆罕默德·海卡爾舉行一次秘密會晤,海卡爾是薩達特的密友。加麥爾邀請我去開羅;他討論了另一種辦法,接受一位私人企業經理的邀請,由他作東,在他家裡安排我和海卡爾的會晤。[5]接著,在十月初,伊扎克·拉賓也極力要求我參與臨時協議的談判;他私下對我說,如果我能參加,如果總統能夠保證要求不是漫無節制的,以色列的條件可能會靈活些。我對加麥爾和拉賓兩人說,如果我決定參加進去,他們各自的政府需要作出必須作的艱難的決定。埃及必須放棄它要求全部撤軍的先決條件;以色列必須準備提出一個合理的一攬子計劃。只有取得進展,總統的威望才值得去冒風險。

這時候,總統本人也鼓勵我更積極地捲入——至少為了使事情保持平靜到一九七二年選舉以後,減少對選舉造成的損害。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會見葛羅米柯外長,我們按照通常的程序,縮短了包括國務院成員參加的大會,以便尼克松和葛羅米柯在總統辦公樓的密室裡私下會談。尼克松雖然把葛羅米柯的建議和蘇聯對越南援助一事又聯繫了起來,但是還是接受了他的建議,即由多勃雷寧和我來認真探討有關中東的各項問題。

接著,我於九月三十日晚上去了一趟蘇聯大使館,和葛羅米柯進行了兩小時的私下會晤。我跟他再一次講到通過特別渠道解決中東問題的困難,這和柏林問題不一樣。在柏林問題上,有關各方都想要一個協議;在中東問題上就不那麼明顯。我指出,我不想代表總統捲進去,除非達成協議有相當把握,這就是我提出先進行試探性會談的理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以色列人從運河撤退四十公里還是二十公里的細節,而在於以色列撤退這一事實本身具有巨大的象徵性意義。埃及必須決定它要的是實質性的東西,還是理論性的東西;現在還不存在對最後解決形式取得一致意見的可能性。臨時解決方案裡要包括的抽像理論越多,就越不可能達成臨時解決的協議。實際上,如果我想浪費時間,我就要求臨時協議把最後解決辦法具體化,因為有關方面永遠不會同意。如果我和總統將捲入進去的話,那必須是有取得進展的可能,我認為這就意味著在最後目標方面不可能十分具體。

葛羅米柯拒絕了這個看法。他堅持要使臨時協議和最後解決方案具體和詳細地聯繫起來。他爭辯說,在最後解決方案訂出之前,在確切的時間表訂出之前,不可能有第一階段。據蘇聯看來,最後解決不能遲於簽訂臨時協議後一年,雖然間隔時間的長短是可以商談的。(葛羅米柯沒有解釋,在這種情況下,臨時協議還有什麼價值。)他認為最後解決必須規定以色列從它佔領阿拉伯國家的所有領土上撤出。換句話說,蘇聯仍然支持阿拉伯最高要求的立場,完全忽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以色列就沒有尋求臨時協議的必要,我們也就沒有和莫斯科共同努力下去的動力。沒有跡象表明蘇聯願意敦促它所庇護的人放靈活一些。然而,葛羅米柯曾在密室裡向尼克松提出一個建議,表面上蘇聯的一貫立場似乎有了吸引人的改變。葛羅米柯說,如果取得全面解決,蘇聯人準備從中東撤出自己的部隊,參加對這一地區的武器禁運,並對實施參與解決方案作出保證。但是和往常一樣,這些建議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有內容。它仍然要求我們強迫以色列接受它認為損害自己安全的邊界。答應要撤走的蘇聯部隊要到整個過程的末了才撤出;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為這一安排做了我們全部該做的事情以後,蘇聯人才有所行動。即使這樣,蘇聯自己從埃及的撤退還要以美國從伊朗撤走美國顧問為條件。所有這些都是正當薩達特威脅要在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用戰爭解決問題的時候發生的。(這是我們對印度襲擊巴基斯坦反應如此強烈的原因之一。我們要使蘇聯真正懂得,如果它指使別人在中東進攻,我們的反應將會更加激烈。)

但是葛羅米柯談話中至少也有些新的東西,足以推動多勃雷寧和我舉行試探性討論。討論會促使蘇聯人願意在來年保持中東的平靜。這種策略將會增加埃及人對蘇聯政策的不滿。

隨著一年一度在紐約舉行的外國領導人參加的聯合國代表大會的舉行,國務院再次行動起來,試圖消除埃以分歧。羅傑斯在十月初聯合國發言中透露了關於蘇伊士運河臨時協定的想法。這是和建議舉行「就近談判」一併提出的,由一位美國外交官奔走於住在紐約相近旅館的兩個代表團之間,進行傳話談判。不用說,埃及和以色列都不期待會談出什麼結果,因為雙方的立場仍然無法調和。雙方都不可能因為這種過分熱心的談判而作出讓步。以色列人尤其擔心他們在沒有充分得到美國關於武器供應和最後目標的保證的情況下,又將被迫進行無益的外交努力。薩達特十月訪問了莫斯科,回國時帶著公報裡蘇聯將進一步努力「加強」埃及軍事力量的保證,這件事無助於減輕以色列人的擔心。(甚至羅傑斯都激動得對該保證公開表示「遺憾」。)

一九七一年末,政府內部存在分歧,國務院一心追求無法達到的目標——以及蘇聯缺少想像力——造成了僵局,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著,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尼克松採取步驟,使我開始掌握了推行中東外交的實權。梅厄夫人十二月二日訪問了尼克松,兩位領導人在戰略和策略兩方面都達成了決定性的諒解:即暫時放棄尋求全面解決的辦法。(甚至國務院都得出了此路不通的結論。)相反,只是繼續爭取和埃及達成一項臨時協議。西斯科將通過公開渠道進行埃以之間的「就近談判」。但是真正的談判將在以色列大使拉賓和我之間以及多勃雷寧和我之間舉行。如果通過這種秘密渠道取得進展,我們可以把結果放到「就近談判」中去。換句話說,我們最終在中東採取了雙管齊下的辦法,我們在其他談判中也是採取同樣辦法的。只有埃及人還留在外邊,但是我完全相信他們早晚要參加進來的。

幕後探索

儘管有了新的談判渠道,我仍然認為沒有必要倉促行事。首先,在一九七二年初,西斯科和拉賓必須解決一年一度給以色列軍事援助的問題,以免由於徒然試圖約束以色列而引起週期性的爭吵。我們往往最後同意以色列的要求,但是總是經過國內的政治爭論,這種爭論無助於推動會談,只是使政府顯得軟弱無能。軍援問題最終解決之後,以色列在二月初同意了國務院提出的「就近談判」——可是這個主意又被埃及拒絕了。在此期間,我設法試探蘇聯人腦子裡在想些什麼。蘇聯在臨時協議問題上的行動是要想改變目前的外交格局的一種計謀呢?還是想向他們所庇護的人證明所謂我們親以色列的偏向?最為重要的是,我估計談判拖得越久,薩達特就越有可能試圖直接和我們打交道。蘇聯人做中間人對我們無疑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

答案馬上就來了。我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中旬開始和多勃雷寧討論,很快就證實葛羅米柯的靈活性是表面的,不是真實的。蘇聯人就像在整個尼克松政府時期一樣,仍然是僵硬的。他們機械地支持阿拉伯最高綱領,不願意冒任何風險,甚至在討論關於蘇伊士運河的臨時協議時,都退回到原先的立場上去了。多勃雷寧和葛羅米柯一樣,非常願意尋求脫離接觸,但是要以密切聯繫全面解決為條件。我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又一次扼要地指出莫斯科的困境:

他們庇護的人無法贏得這場對以色列的戰爭。因此,目前這場在暗中沸騰的危機拖下去只能導致以下兩種形勢中的一種:要麼使阿拉伯人相信他們和蘇聯結盟解決不了問題,要麼埃及人發動戰爭,使蘇聯面臨作出軍事支持的決定,所冒的風險要遠遠超過可能取得的任何成果。

我提出了一種策略來打破僵局。最重要的一點是——後來這點在卡特政府早期的一些建議中重新提出過——試圖消除以色列堅持改變邊界和阿拉伯方面要求回到一九六七年邊界之間的巨大差距。我的想法是把安全問題和主權問題分開來:埃及將重新獲得對整個西奈的主權,但是允許以色列在埃及土地上的規定地帶保持若干防禦據點。我私下和以色列人談這個問題。拉賓和達揚接受了這個主張,到一九七二年初訂出了某些原則:以色列同意撤到西奈各關口的西邊,以換取停火協定維持到一九七四年初;埃及警察可以越過運河,但埃及軍隊不能越過;和最後解決的聯繫不作明確規定;以色列將不干涉重新開放蘇伊士運河。(這些條款許多都體現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最終達成的第一個脫離接觸的協定裡。)

與此同時,蘇聯仍然寸步不前。多勃雷寧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表示莫斯科可能願意討論把安全和主權分開的概念,但是像葛羅米柯在四個月之前一樣,當莫斯科瞭解到我們準備認真探討這一問題時便馬上退卻了。我現在認為莫斯科當時沒有和開羅達成給予莫斯科靈活從事的任何諒解。多勃雷寧後來從未再談起這件事。

三月間,多勃雷寧敦促我制訂一項我們自己的廣泛的和平計劃。他說,就莫斯科而言,對我們的建議作出反應比主動偏離阿拉伯立場要容易些。這無疑是真話。同時我們也已經知道阿拉伯對以色列同意的任何建議將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他們時常公開地拒絕這些建議。如果我們通過蘇聯這條所謂秘密渠道提出的東西跟以色列的立場不同,莫斯科就會利用它來表明,靠著莫斯科的幫助才能取得這些成果,而我們則將再一次受到雙方的責難。但是,如果我們通過莫斯科提出跟以色列相同的建議,莫斯科則將利用它表明,和我們打交道是徒勞無益的。

我的策略沒有改變。我們沒有理由修改我們的政策,除非一些阿拉伯國家表明願意離開蘇聯人,或者蘇聯人準備和阿拉伯最高綱領脫離關係。蘇聯人從未使這個難題得到解決。同時,由於他們和伊拉克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簽訂友好條約,並隨後馬上運去大量武器,增加了我們的不安。蘇聯人在最高要價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同時還為施加最大的軍事壓力創造條件。

河內在三月三十日發動的復活節攻勢開始後,我中斷了和多勃雷寧在中東問題上的私下會談,以表示對蘇聯運送武器使北越人有可能採取攻勢的不快。一直到我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訪問莫斯科,為最高級會談做準備時,才恢復在中東問題上交換意見。在那次訪問中,葛羅米柯遞交了一份全面解決的文件,對他去年秋天提出的讓步作了最僵硬的解釋。他爭辯說,只有伴隨著「全球」問題的解決,埃以問題單獨談判才是可接受的。並且,不管蘇聯作出什麼許諾,在全面解決方案——如果美國不施加最大的壓力,這是以色列決不會簽署的——每一條款都執行以後,蘇聯才會履行它的承諾。葛羅米柯繼續使先前提出的撤出蘇聯軍事人員的建議失去其大部分意義。首先,一直要到取得全面解決之後才會履行承諾。(換句話說,要到整個過程結束之後,而這個過程據我估計肯定會十分漫長,使協定幾乎失去作用。)即使到了那時,蘇聯還要在阿拉伯國家駐紮部隊,數目和美國在伊朗的人員成比例。事情取決於人們怎麼計算法,也許根本就沒有撤軍這回事。

葛羅米柯接著抱有希望地建議設法克服我們國內的障礙。他建議我們公開談判簽訂一個沿蘇伊士運河脫離接觸的協定,條件是我和他同時在全面解決條款方面達成秘密諒解,這些條款在我們一九七二年總統選舉後馬上公開宣佈並且著手執行。我雖然十分自信,熱衷於秘密接觸,但是我仍認為這是行不通的。這個建議遭到拒絕。

蘇聯外交的致命弱點在於它一味追求最大的好處。有時候不斷施加壓力會削弱反抗,但是這樣一來,認真的對話便缺乏推動力,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蘇聯以武器支持越南進攻,美國國內又已經受到大規模分裂的衝擊,加上面臨大選,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種得不到明顯好處、卻要全力強迫一個盟國接受解決辦法的建議,沒有一個總統會對它感興趣。這種建議對我們的戰略和可能採取的行動作了錯誤的估計。蘇聯領導人的行動表明他們以為他們在阿拉伯世界的存在是永久性的,可以由克里姆林宮任意安排。早些時候,在三月十七日,我向多勃雷寧指出,他們的地位並不像他一貫描繪的那樣優越。克里姆林宮目前的政策只能向它的庇護人保證僵持狀態,或者事實上使他們在戰爭中被擊敗。多勃雷寧回答說,莫斯科也可以作出選擇:大大增加它在埃及的軍事存在。我表示懷疑:首先,因為我深信莫斯科在把自己的軍隊置於一種很容易升級到和美國直接對抗之前,很快就會縮手。其次,主要是因為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戰略已在發揮作用,至少對埃及是如此。

埃及向美國開闢了一條秘密渠道

薩達特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了莫斯科。埃及和蘇聯之間事情發展得並不順利。四月八日,我有把握地告訴尼克松說,蘇埃關係比起納賽爾時期顯然較為冷淡。我們瞭解到薩達特要求得到先進武器以及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支持,其規模使人聯想起在印巴衝突時蘇聯給予印度的支持。薩達特的要求包括幫助埃及製造自己的武器。薩達特得到了給予武器的保證,但是沒有得到外交或軍事上無保留的支持。埃及對莫斯科施加壓力,但是莫斯科很清楚地估計到——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既然我們在巴基斯坦問題上走到了邊緣,如果對以色列的生存提出挑戰,必將製造失去控制的風險。而且克里姆林宮給埃及建立軍火產業,從而大大減少開羅對蘇聯供應的依賴,這對克里姆林宮並沒有好處。我告訴尼克松,我的印象是蘇聯人避免同薩達特過分親近,擔心全力支持帶來的風險,並在等待我和多勃雷寧的會談產生結果。像往常一樣,他們什麼都想要:埃及屈從於他們、最小的風險還有全面解決阿拉伯問題的方案。可是外交上很少有那樣的事情。那些想攫取一切的人,那些忘記了政治是講究實際可能的人,最終將一無所獲。

我之所以有信心的更具體的理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的第一個星期,埃及向白宮開闢了一條秘密渠道。

四月五日,一位埃及高級官員在開羅告訴一位美國官員說,埃及對目前和美國保持的外交渠道不滿意。他的政府認為我們在總統一級建立聯繫,避開兩國外交部是重要的。埃及人建議,讓赫爾姆斯或者我訪問開羅;另一種辦法是與我身份相仿的對應人物、薩達特總統的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菲茲·伊斯梅爾來華盛頓。對於雙方避開外長的建議,我並不感到震驚或生氣。我確實認為這是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四月八日我接到有關埃及新建議的報告後,立即在報告上給我的副手艾爾·黑格寫了一句:「艾爾,讓伊斯梅爾來華盛頓怎麼樣?」

可是,由於忙於對付越南攻勢和接著準備我的莫斯科之行,我們沒有馬上作出答覆。我們想看看莫斯科會在我們雙方的渠道中提出些什麼建議。而且聽說薩達特將在四月底再一次訪問莫斯科,我們不打算答覆埃及,以防可能洩露給蘇聯人。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引起埃及對保持現狀的不滿,因此從容不迫地行事是合適的。所以直到四月二十九日,薩達特還在莫斯科時,我們才發出答覆,他回國後就可以收到。我們說我們對秘密高級會晤確實很感興趣,薩達特總統為此而派來的代表在美國將會受到歡迎。但是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之前不會舉行會晤。我們估計在最高級會談之後舉行會晤的前景,比更早地進行勢必很少結果的第一次接觸,將更能誘使埃及採取克制態度。兩個星期以後,埃及人答覆說正在研究我們的建議,並且在最高級會談後六月間給我們正式答覆。這正合我們的策略要求。

同時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埃及和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發展。薩達特四月的莫斯科之行顯然增加了他的擔憂,擔心蘇聯可能想保持中東的現狀。甚至四五月間空運先進的蘇聯裝備也沒有減輕薩達特潛在的不安。五月二十二日我給尼克松送去了我的估計,認為薩達特和蘇聯人之間的關係現在是保護人和心懷疑慮的被保護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彼此信任的平等夥伴關係。

後來我才知道,薩達特是我所遇到的很少幾個真正傑出的領導人之一。他具有一個偉大政治家所特有的見識和勇氣。他有膽量發動一場沒有人認為他能夠支撐下去的戰爭;開戰後不久又馬上走向和平,表現出節制性;他還有改變幾十年來僵硬態度的才智。但是在一九七二年他的這些優點還沒有顯露出來。薩達特發出許多威脅,但沒有見諸行動。在雅林主持的談判期間,薩達特比他的前任更為靈活,但是他顯然還沒有拋棄納賽爾的幻想,以為有了蘇聯武器的支持就可以堅持那些無法實現的要求。我們和薩達特沒有經常的對話。我們沒有一個使者能夠透過他頗具魅力的風度瞭解到他真正的想法。在一九七二年四月秘密渠道開闢之前,我們大多數嚴肅的交易是通過莫斯科的這條渠道。因此,我對埃及建議的反應主要是戰術性的:繼續使薩達特感到他的方針是徒勞無益的,同時和他對話,希望因此而改變他的方針。

這也是我們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中討論中東問題時的背景。由於我們忙於越南和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問題,中東問題只是在最高級會談結束時才加以討論。正如我們在第二十八章中講到的,在一次長夜的會議上,我和葛羅米柯為全面解決制訂出了一些「總的工作原則」;這些原則含糊不清的地方必然會在薩達特心裡引起更多的疑問。[6]「總的工作原則」比第二百四十二號決議案更為軟弱,這些原則闡明邊界的調整是可能的(省略了修飾語「小」字,這個字在正式文件中成為神聖的東西了)。擬議中有關以色列撤軍範圍的方案是模稜兩可的。我從未弄明白為什麼葛羅米柯接受了這些東西,除非他是精疲力盡了——畢竟在莫斯科他比我參加的會議還多,工作時間還要長。結果,這些原則正像我預料的那樣,很快成為夭折的許多中東計劃的一部分了。

我和葛羅米柯也同意了最後公報的文本,其中只是提一下需要和平解決和贊同雅林的使命。公報並未為雅林談判或者其他談判提出具體的指導方針。這一調子溫和的公報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它對埃及是個「極大的震動」,薩達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一點。[7]公報成為對薩達特和蘇聯的關係的一個決定性打擊。

在這段時期,埃及人在我們三重外交下的經歷是令人心神不寧的。他們通過秘密渠道和我們交換信息;他們收到蘇聯方面關於最高級會談以及我和多勃雷寧談話的說明;〔註解:蘇聯人一直到五周之後才告訴薩達特有關最高級會談的談話,緩和了他對蘇聯政策的失望情緒。[8]〕而國務院又經常試探埃及人,企圖使他們同意參加「就近談判」。這些做法是令人迷惑的,雖然開羅卻因此比白宮或國務院的處境更好,知道來往的有哪些信息。因為國務院一些重要電報不僅沒有送給白宮審批;據我現在所知,甚至國務院和阿拉伯關鍵人物的談話記錄在事後都沒有送交白宮。我們往往只是從開羅向它通報的某個阿拉伯國家首都發回的匯報電報中獲悉通過國務院渠道傳遞了些什麼。例如我們在事前並不知道秘密地向開羅提出的「就近談判」的建議。我們在七月十八日從利雅德發來報告前,也不知道西斯科和沙特阿拉伯蘇勒坦親王在六月進行過談話,尋求親王幫助說服埃及同意這樣的會談。同樣,國務院也不知道我們和開羅的秘密渠道。(我怕不會有很多政治科學教科書會贊成這種辦法的。)

很奇怪,除了當事人感到精神負擔外,我們的做法沒有造成損害。埃及已經主動和白宮秘密接觸,因為它對正常的外交程序失去了信心。六月間,開羅拒絕國務院提出的「就近談判」的建議——然而這並沒有明顯地減少國務院追求無法獲得的東西的巨大熱情。

薩達特現在下更大的賭注了。七月十三日,我們通過秘密渠道收到了一個含糊不清的信息,信息裡重申,如果我們有新的東西要提出來,他願意派遣高級代表來華盛頓。在沒有任何新的主動行動時,開羅認為沒有必要進行會晤。其含義當然是,我們只要簡單地表示願意探索新辦法,就可以使埃及的高級代表到來。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對這個含義不明的信息作出充分評價,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薩達特就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聲明,宣佈他中止了蘇聯在埃及的一萬五千多名軍事顧問和專家的任務,要他們在一周內撤走。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在埃及建立的軍事設施和裝備將成為埃及的財產。

這些決定對華盛頓來說完全是個意外。(那天我正在去巴黎途中,準備和北越人秘密會晤。)我的戰略確實是試圖誘使開羅減少它對蘇聯的依賴性。我曾估計過在某一個時候薩達特會準備以要求蘇聯撤退來換取和我們發展關係。但是,由於我仍然低估了埃及總統,我從未猜到他會以這樣大的氣派,單方面一舉解決這個問題。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個反應是覺得他行動魯莽,沒有取得報償就失去了一筆重要的談判資本。兩天後我準備了一份較長的經過思考的分析:

最近兩個月開始明顯起來,埃及人已經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因為美國大選,在阿拉伯-以色列問題上今年不會有什麼外交行動了……這樣估計顯然是合理的,可是薩達特卻面臨如何避免由於消極等待而產生形勢長期停滯不前的困境。……在阿拉伯-以色列問題上由於缺少行動而引起的失望在開羅是很深的。

美蘇最高級會談證實了今年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想法,對蘇聯的批評因而達到高潮,而這種批評甚至在最高級會談之前在開羅就已經出現了。贊成去年夏天和美國談判臨時協議的、具有影響的《金字塔報》主編海卡爾在四月發動了一系列有關蘇埃關係的公開辯論……

這時我已經得出結論,薩達特的決定並不像我開始想的那樣魯莽。我注意到薩達特明確拒絕了在使用蘇聯提供的武器方面接受任何限制。我推測這一聲明「很可能指的是這樣的事實,即埃及各部隊裡的蘇聯顧問是蘇聯防止埃及進攻活動的制動器」。我在全面評價中概括了薩達特採取行動的四種可能的動機,其中之一是增加來年(也就是一九七三年)他的軍事選擇。

(1)需要對國內的失望情緒作出政治反應;(2)需要避免使中東問題在今年無所作為的一年裡完全被凍結起來,並且表明他自己為此而採取行動;(3)需要為明年的進攻行動取得蘇聯更大的支持;(4)利用這些步驟來誘惑美國,表明他可以削弱對蘇聯繫。

薩達特在七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又作了兩次講話。雖然他聲稱在一九七一年受到美國的欺騙,但是他把最猛烈的攻擊指向蘇聯。薩達特指出,他在美蘇最高級會談之前就警告過莫斯科,開羅無法容忍「不戰不和」的局面繼續下去;最高級會談表明蘇聯對埃及的支持遠不如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薩達特第二次講話是向蘇聯人發出的間接呼籲,要他們從震驚中吸取教訓,使開羅今後在軍事方面有充分選擇的餘地。薩達特宣佈,埃及不想讓蘇聯士兵替自己打仗。埃及對製造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不感興趣。但是莫斯科必須懂得,對埃及來說,中東問題是它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不管這個問題在蘇聯的議事日程上處於什麼地位:

我們的朋友懂得和理解這一點。對他來說,這個問題可能是第四號或第五號的……因此,和這個朋友之間的關係有了一個停頓,使他能夠真正理解這場戰鬥。如果蘇埃在這方面的合作能同在技術方面的合作一樣的話,一切就會很好。

關於蘇聯沒有恪守它自己在莫斯科最高級會談上保證要克制行事的原則,已有不少論述。大多數評論是有根據的。但是如果不指出蘇聯由於在最高級會談上把中東問題實質上擱置起來而在埃及和整個中東付出了重大代價,那麼記錄將既不完整也不公平。肯定蘇聯保持克制不是出於利他主義的動機。以色列的力量無疑是主要的威懾力量。克里姆林宮也估計到挑起戰爭會冒和美國發生直接衝突的風險。蘇聯領導人需要美國的糧食,在批准德國條約方面需要我們的支持,他們經不起在如此敏感的地區製造危機的風險。但這正是運用緩和政策應有的結果:既指出風險又鼓勵蘇聯保持克制。在一九七二年,也就是美國深深捲入越南的時候,蘇聯不同意它庇護的人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為此莫斯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我們在印巴問題和越南問題上(更不用說在一九七年秋季衝突問題上)表現的堅定性使克里姆林宮深信:再來一次危機將會超過電路的負荷。伴隨著堅定性的還有我們在莫斯科的和解姿態,以及發展貿易的前景,都有助於促使蘇聯採取克制態度。

不管蘇聯人困窘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決心利用這次機會。我首先需要使多勃雷寧冷靜下來。七月二十日,我真實但有點隱晦地告訴他說,我們不瞭解埃及國內發生的情況,我們事先沒有得到徵兆。我們準備繼續探索曾在莫斯科討論過的那些「原則」。多勃雷寧肯定認識到這實質上不過是一種安撫。那天下午,他給我帶來一封勃列日涅夫給尼克松的信。勃列日涅夫的信帶著令人吃驚的厚臉皮爭辯說,蘇聯離開埃及是執行一九七一年九月葛羅米柯給尼克松的撤軍建議的一部分,這是作為蘇聯撤出部隊建議的一種定金!信裡說,因此現在輪到美國來履行交易中的美國那部分義務,也就是說對以色列施加影響,使之同意一個解決方案,「其中心內容應該是解放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佔領的所有阿拉伯領土。」我覺得辯論這個糊塗要求毫無意義。我反覆提出要探索在莫斯科談過的那些原則。這是爭取時間以便找出開羅真實想法的最好辦法。

我們沒有等待很久。同一天我收到一份報告說,埃及情報部門的頭頭前一天通過秘密渠道和我們聯繫。他強調,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開羅的要求,提出新的想法作為高級秘密會晤的前奏。我們聽說埃及人對沿蘇伊士運河達成臨時協議特別感興趣。

我仍然不想糾纏於提出什麼「新的」想法而使薩達特感到失望,並使接觸一開始就歸於失敗。我贊成先開始一般性的探索,決定哪些是可行的,然後再決定行動方針。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我給開羅作出答覆,重申我們願意進行秘密會談,我把這種會談說成「可能是極其重要的」。

關於埃及聲稱這些會談只有在新的美國提案的基礎上才能進行,美國觀點是這樣的:過去在白宮一級舉行的所有成功的談判中,雙方首先在預備性討論中尋求和取得有關協議的原則和總的方針方面的諒解,然後再進行具體談判。新的提案如果只能導致新的僵局,這對雙方的目標都沒有好處。因此,美國方面建議在初步接觸中只就什麼是現實可行的事進行詳盡的討論。這是事情的關鍵,是要總統直接插手的唯一正當理由。如果能在這一點上達成詳細的協議,那麼就能制訂出詳細的方案。

八月間沒有從薩達特那裡聽到任何重要的消息。兩位新的可能的中間人出現了:一位是埃及人,自稱是薩達特的朋友;還有一位是歐洲商人,據說和埃及高級人士有接觸。在和另一個政府接觸的初級階段,我一般是願意利用各種不同的途徑的,但是一旦正當的渠道已經建立,我從不損害它的權威。因此,對這兩位自命的中間人就婉轉地謝絕了。到八月二十二日就可以明顯看出,埃及尚未決定自己的方針,因為那天我們通過秘密渠道得知薩達特還在考慮他的答覆,不過答覆很快就會作出。接著我們又得知答覆還需要幾天時間。九月四日我們接到通知說,薩達特原則上接受了會談,但是將在近日內要求我們作出某些「澄清」。

最後我們在九月七日接到開羅的一份又長又極其微妙的信件。它告訴我們,驅逐蘇聯顧問純粹是一個民族自己作出的決定,而不是為了「使別人高興或不高興」。換句話說,埃及並不因此而要求給予特別的照顧。信件抱怨以色列似乎對美國的政策有著不成比例的影響,詳細敘述了埃及對前幾年外交來往的不滿以及埃及對重新開放蘇伊士運河的願望。信件說,上述的一切都不是為會談提出的先決條件。

我以後慢慢認識到,這些都是薩達特的典型做法。他的談判手法是從不在細節上斤斤計較,而是創造一種氣氛,使得對手在心理上難以反對他的意見。他(和周恩來一樣)強調哲理性的諒解,認為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議是不能強制執行的,需要雙方自願。概念上的一致有時比細節上的一致更為重要。我不敢說我當時就充分理解了薩達特的遠見卓識。偉人是很少的,熟悉他們需要一個過程。

第二天我作出答覆,原則上接受和哈菲茲·伊斯梅爾舉行秘密會晤,並答應在我另一次莫斯科之行回來後作出更充分的答覆。我在九月十八日較長的答覆裡再一次避開埃及提出的具體問題,因為我想把這些問題留給面對面的會晤。我提出了秘密會談的可能地點這類事務細節,最後對我們的意向作了一般性說明:

美國願再次向埃及政府保證,美國有尋求結束中東週期性暴力行動的堅強決心,並強調對為此目的而即將舉行的兩國政府代表之間的討論給予極大的重視。

這時候,來往信件的內容已不限於程序問題了。例如,埃及利用這條秘密渠道對我們公開譴責恐怖分子的調子表示不悅,這些恐怖分子襲擊了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以色列運動員。埃及表示擔心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報復可能導致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要求蘇聯給予軍事援助——這是一個有趣的跡象,表明薩達特事實上反對蘇聯在中東採取軍事行動。九月三十日,我們接到另一封埃及的信件,抱怨我們主張的現實主義太容易使人聯想起以色列的立場。它告訴我們,埃及所要的只是得到我們將「開誠佈公」地進行會談的保證。當時我對埃及人的心理瞭解得太少了,沒有作出有同樣人情味的答覆。我用不那麼詩意的言辭說明我們準備「毫無成見」地開始會談,「以確定在促進公正解決方面我們可以發揮什麼有益的作用。」

這些秘密會談的目的在於找出一種行動方針,使安全理事會第二百四十二號決議最後得以執行。為此目的而制訂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是當前的主要問題。空頭許諾對誰都沒有好處。這就是現實主義一詞的意義。

雙方應該以友好精神會晤,探索一切可能的辦法,著手進行持久的、認真的、坦率的意見交流。

正當這些意見交流在進行的時候,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來參加聯合國大會年會了。在同總統和我的會晤中,他都重複申述了典型的蘇聯路線,裝作好像一點變化也沒有發生過的樣子。葛羅米柯不願放棄他視為神聖的立場,儘管他不知道如何使之成為現實。他反對臨時解決,宣稱埃及會予以拒絕。(我們對埃及瞭解得比他清楚。)他象徵性地敦促全面解決,而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邊界,只能換得停止交戰狀態的聲明。我的精力卻已經用在越南問題上,而尼克松又深深扎進競選運動,以致無法進行任何認真的談判。尼克松直截了當地告訴葛羅米柯,他只能在越南問題解決之後才能親自對中東問題給予關注。我回到我自己的建議上來,即接過莫斯科提出的「總的工作原則」——葛羅米柯現在試圖放棄這些原則——把它們應用於以色列的每一個鄰國(埃及、約旦、敘利亞)。我知道這一程序肯定不會進行得很快,這就使我們有更多的時間探索埃及的渠道。美蘇關於中東問題的對話停頓下來了。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剩下的問題只是為我和薩達特的代表的秘密會談確定日期。我忙於混亂的、最後階段的越南談判,無法接受埃及人提出的十月十六日或二十三日這兩個日期,對此薩達特表示了極大的諒解。我和薩達特的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菲茲·伊斯梅爾的會晤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才舉行。把阿拉伯世界的聯盟關係扭轉過來的新時機必須等到我們最後把越南戰爭丟到腦後才會到來。


[1] 見安瓦爾·薩達特《尋找自我》(紐約:哈珀和羅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一九、二二一至二二二頁。薩達特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對以色列國會發表的演講中闡述了同樣的觀點。

[2] 這裡不是指使館,因為我們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3] 見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華盛頓郵報》瑪裡琳·伯傑的文章,題為《特使的「文件」使美國在中東的立場遭到損害》。

[4] 見薩達特《尋找自我》,第二二五頁。

[5] 海卡爾後來拒絕了邀請,會晤從未舉行。直到一九七二年春,開羅才找到一條可靠的渠道。

[6] 見第二十八章注四。

[7] 見薩達特《尋找自我》,第二二九頁。

[8] 見薩達特《尋找自我》,第二二九頁。

《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