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生之日起，我便被充滿好奇心、不明真相不罷休的人包圍著，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是一件幸事。直到有一天，我生命中出現了許多敵人，他們因我對真相的執著求索而恨我入骨。漫天的辱罵聲會讓人迷失自我，忘記自己的真實身份。幸好我仍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誰，還能向世人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名字是朱利安·阿桑奇。有一天，倫敦警察突然將我當成通緝犯。如果不是這其中涉及到錯綜複雜的事件與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到那天也就戛然而止了。時過境遷，逝者如斯，若人不去主動改變這一切，未來就會從指縫間溜走：當你坐在英國警車後座，在熙攘的街道上呼嘯而過時，難免會睜開眼睛，對這個世界產生新的瞭解。
車外的人群叫著我的名字，呼喊著各種口號。攝影記者像水桶中亂爬的螃蟹一樣在車窗外擁擠推搡。媒體為了搶拍照片，爭先恐後撲到車上，警車劇烈晃動，似乎要被推翻。我彎下身子，將頭埋在膝蓋之間，不願被媒體刻畫成罪犯。偶爾抬起頭，卻發現車窗外擠滿了攝像頭，傾斜成各種角度，就為能拍到我的臉，我不禁用雙臂護住了頭。終於，警車速度加快，脫離了人群。看到警車被砸，一些不明就裡的囚犯在自己的牢房中大呼小叫，還有人純粹是看熱鬧瞎起哄。總之，好戲落幕了。警車用了差不多40分鐘的時間抵達旺茲沃思監獄的大門。那一天是2010年12月7日。
奇怪的是，進入監獄時，我竟感覺自信滿滿。也許，這是因為我很清楚自己鋃鐺入獄的新聞正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我知道所有人都在關注著我，因此，即使身陷囹圄也是值得的：對我的責難越是高調，就越能推動我們事業的發展。我心中也有些擔憂，生怕因為自己的工作而被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我知道他們越是這樣做，就越能喚醒人民心中的正義。我這麼說倒不是因為自己勇敢，而是策略上很明智。當時我身上只帶了一支圓珠筆和250英鎊的鈔票，監獄按規定將這些隨身物品收走保管，隨後又要我脫掉身上的衣服，換上獄服，套上灰色的套頭衫和灰褲子。1895年當奧斯卡·王爾德被轉到這所監獄時，因為監獄將自己的馬甲弄丟，便對獄吏說了一句話： 「請務必原諒我感情的迸發！」這句話在當時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我無意將自己與王爾德相提並論，我的那些馬甲也根本不值一提，但身處這座維多利亞時代遺留下來的惡臭監獄，難免會聯想起王爾德曾經遭受的苦難。後來律師告訴我，我的牢房就是當年關押王爾德的牢房，雖然我對此表示懷疑，但王爾德在反對不公的鬥爭中表現出的精神卻是長存的。他當年在獄中受盡百般虐待，非人的境遇讓世人心碎。在旺茲沃思監獄的這段時間，我心中最掛念的，並非自己，而是那些過去和現在同樣遭受牢獄之災的人們。
我想到了那位年輕的美國士兵布拉德利，因為向世人敲響警鐘，將非法戰爭的罪行昭告天下，就被美國軍方關進大牢，受到非人的對待。身陷囹圄的這些日子中，我一直惦記著他的安危。
關進牢房後，我自然而然地養成了很多習慣。其中一個就是開始來回踱步，像被關進籠子的豹子一樣，必須要以某種方式活動身體，發洩能量。我在房間中走來走去，心不在焉地盤算著，同時嘗試在生理上適應這狹小的空間。我很清楚，此處雖條件惡劣，但這樣的日子不會長久。我反覆這樣慰勉自己，以集中精力思考正事。在獄外那個 「外面的世界」中，我的律師們正加班加點地工作，努力將我解放出去，但他們的世界對關押在小小牢房裡的我來講過於遙遠，我只能每天在牢房中繞來繞去，第一次真正體會到 「禁閉」這個詞的滋味。
也許是為了降低噪聲或提高牢房溫度，上一個關在我牢房中的囚徒將通風口用一張A4紙蓋住。當晚，獄吏熄燈時，我意識到牢獄生活最糟糕的一點就是與外界斷了聯繫。我的一生都是為了傳播事業而活，現在突然意識到在監獄中聽不到別人、也無法被別人聽到是多麼痛苦。更何況，維基解密的工作就是與眾多對手展開通訊戰，需要隨時隨刻有人加以指導。翌日清晨燈亮了以後，我很清楚當務之急就是設法打電話。監獄總會手下留情，讓犯人上上網吧？我知道這不太可能，但我個性使然，總認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到最後一刻不輕易說不可能。所以我一直思考著，一直希望著，終於有一天按下了緊急按鈕。
典獄長同意見我一面。他決定將我安排到翁斯洛區，與 「危險」犯人關在一起。翁斯洛區地上數層，地下數層，監獄內的小社會自成一體。典獄長似乎認為，我有被其他囚犯攻擊的危險，所以才應關到翁斯洛，但在這點上他可弄錯了，因為我遇到的囚徒很明顯站在我這一邊。翁斯洛區關滿了強姦犯、戀童癖、黑社會頭目，有時還有名人鋃鐺入獄。我被一個人關在牢房中，仍然不讓打電話。沒有電話，沒有紙筆，完全沒辦法與同事聯絡。我雖然一直沒有屈服，但也對現狀無可奈何。
我的牢房位於地下，兩米見寬，四米見長，有一張床、一個水池、一個馬桶、一張桌子、一個衣櫃，牆壁灰白。牆上各處包著灰色的塑料層，構成水管和通風管，從而接通水池和馬桶。這樣做的目的是將囚犯自我傷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但也意味著一切都是那麼無趣，都藏匿在平滑的表面之下。水池上沒裝水龍頭，馬桶連按鈕和蓄水池都沒有，已經全部自動化或設計成觸摸式。床邊的牆上安著一個緊急醫護按鈕，馬桶的周圍可以拉上簾子。一面牆的頂部有個小窗，安有間隔四厘米的道道鐵欄。窗戶外面是監獄操場，場地面積不大，四周的高牆上鐵絲網層層密佈。有時早上，我能透過窗戶看到其他囚犯的腿走來走去，叫喊聲、嬉笑聲、對話聲盡收入耳。房門的上面安裝著一架面向屋內的紅外線監控攝像頭，攝像頭上還有一排LED燈，夜間不停閃爍著暗淡的紅光，時時刻刻監視著屋內的動靜。房門倒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中間只有一個窺視孔，外面由金屬蓋蓋上。
監獄中的其他囚犯對我很是好奇，總想過來看看我在幹什麼，弄得門外的金屬蓋不停地響。羅伯特·佈雷松有部叫《死囚越獄》的電影，拍得很美，音效出神入化，連湯匙打擊磚頭的聲音都處理得宛如管絃樂般華麗。旺茲沃思監獄中的聲音也有同樣的效果，各處充斥著空曠的回聲。金屬蓋被掀起來時，會嚓嚓作響，隨後一隻眼睛便出現在窺視孔中。囚犯們都想看看我在牢房裡是個什麼樣子，對我的舉動充滿了好奇。現如今這個社會，名人連在牢房裡都躲不過大眾的眼睛了啊。不久，他們就低聲向我說話，比如： 「留心點你接觸的人」， 「你會沒事的」， 「誰也不要相信」， 「什麼都別擔心」等等。
我感覺自己就像出演著一部荒誕版的《太空英雌芭芭麗娜》。我想繼續以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從業，卻被困在這裡扮演著殉道者的角色，職業和性格使然，我對監獄的官僚主義和高壓環境對人的折磨和羞辱實在是忍無可忍。監獄生活的每分每秒，都要在與官僚主義、繁文縟節的游擊戰中度過。哪怕是申請買張郵票，都要被各種各樣的表格壓得喘不過氣來。把我轉到隔離區後，我仍然沒有放棄要打電話。監獄的獨裁程度令人窒息。我花了在獄中的大部分時間，好不容易才爭取到跟律師通次電話。要想打這通電話，首先要提交一份單子，上面列出你想打的號碼，得到監獄批准後，才能撥打其中一個，同時還必須要有電話信用額才能通話。信用額分兩種，國內和國外，分別要填寫不同的表格。表格很難弄到手，交上去後還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看。相同的表格填了無數次，就好比 《荒涼山莊》中描寫的 「詹狄士訴詹狄士案」一樣沒完沒了，永無止境。隨後，我還要提供通話對象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和出生日期，還要填表申請與國內電話賬號掛鉤的密碼和與國外電話賬號掛鉤的密碼。一開始這一切還滑稽如鬧劇，慢慢地變成了噩夢，最後儼然就是精神酷刑。表格被踢來踢去，甚至還會被工作人員弄丟。終於能夠通電話的時候，還僅能說十分鐘，掛電話後五分鐘之內還不許再撥別的電話。監獄會監聽並記錄所有通話，與律師的除外，但為了證明對方是律師，又要走一套額外程序。監獄的審核系統還只認可辦公室號碼，手機號不行，但律師一般都是在外面跑來跑去，只能通過手機聯繫。不斷地阻撓、不斷地刁難，卡夫卡式的夢魘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上演下去。
最終，我還是成功地與母親和律師通了電話。我還給當年曾將五角大樓文件公之於世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撥了電話。他不在家，後來才知道他當時正把自己拴在白宮外的鐵欄上以示抗議（但手銬被奪走，沒有拴成）。我在語音留言中說道： 「丹，你好啊！我在維多利亞大牢的地下向你問好了！下面這句話是對其他某些人說的：『希望你們也給關進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有人開始陸陸續續將文檔塞到我房門底下，有時候是晚上送過來的，一面送一面還對我竊竊私語。文檔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聞剪報，還有其他囚犯下載並加以註釋的報刊文章，比如其中就有一篇題為《性別平等的瑞典強姦現象猖獗嗎？》。封閉的監獄環境滋長著五花八門的陰謀論，但同時也讓我感受到了他人的同情之心：身為囚徒，他們的生活經驗自然比別人豐富，很多人對自己和這個牢獄體系大加鞭撻，對監獄文化的剝削本性深信不疑。與我有來往 （即往我房門下塞東西）的人中，很多都對社會法律的不公深有體會，堪稱該領域的專家。有時半夜難以入眠，不免想起這些人，聊以慰藉。當然了，沒有人會固執到相信所有關進來的都無辜，但我們之中有些人的確是清白的，塞進我房間的文檔和信件在我看來正是我們同仇敵愾的象徵。身陷囹圄，憤怒在所難免，當我為了鍛煉身體，在狹小的房間中像只神經錯亂的蜜蜂一樣順著8字來回踱步時，我怒火中燒。
一天清晨，一個信封塞到了門底下，打開一看是空的。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正在下雪，那天應該是12月10日。後來我才得知，信封裡原本裝著一期 《時代》雜誌。封面是我的大頭像，嘴被美國國旗封住。封面文章將我稱為 「極富天分的演員」。也許吧，但我當時並沒有這種感覺。讀不了《時代》，只能在監獄中惶惶度日。為了讓日子不那麼無聊，我始終關注著門下通風處塞進來、送給A9379AY號囚犯的東西。監獄的本質就在於此，將人囚禁在寂靜和黑暗之中，將人變成區區一個號碼，逼迫人渴求門縫下、高牆外那似乎會傳來的一絲光亮。
門縫塞進來的文章有不少非常精彩，其中一篇是一個叫肖恩·沙利文的囚犯送來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引渡條約》，2003年3月由戴維·布倫基特和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簽署。第七條涉及死刑，當要求引渡的國家認為罪行嚴重到可以動用死刑，被要求引渡的國家可以拒絕引渡。美國政客早已要求英國將我引渡，以間諜罪名提出起訴。彼得·金議員在給希拉裡·克林頓的信中稱我為 「恐怖組織」頭目，必須以相應罪名處置。而當年，正是這位彼得·金捧著小搖錢罐在紐約市大街上四處遊蕩，為愛爾蘭共和軍籌募捐款，還管自己叫作 「愛爾蘭版的奧利·諾思[1]」。這些人嘴上指責別人 「犯罪」，自己的手卻不乾不淨，真是讓人咋舌。讀完文件後，我不禁再次意識到，不管別人如何指責、如何栽贓，我只不過是大局中的一個小角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頭腦清醒，心平氣和地看待對我人格、動機的抨擊和嘲諷，繼續做好自己的事情。
信件我收到過不少，也回了一些，但因為官僚主義的阻撓，每次發信都困難重重。監獄就像一座島嶼，囚犯幾乎與世隔絕；監獄也彷彿是不受束縛的權力活生生的具體化身，在旺茲沃思這段艱難的日子裡，正是這些信件讓我切實體會到別人對自己的關心。這些信件讓我看到，在這個骯髒污穢的監獄外還存在另外一個英格蘭，在那裡人們意識到必須以實際行動守衛自由。來自漢普郡的一封信寫道： 「親愛的朱利安：你不會知道我是誰。我只是全世界數以百萬計清醒的公民之一，我們瞭解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使你淪為階下囚的政治遊戲的真面目。」來自圖爾斯山的信寫道： 「請永遠牢記，維基解密的成就對人類世界的發展進步至關重要。另附上一幅拼圖，別讓腦子生銹哦。」來自貝辛斯托克的信寫道： 「我支持你的立場，你是強大勢力迫害下的受害者。」來自約克郡的信寫道： 「你可聽到磚石崩塌的轟隆聲？請再接再厲！歡迎你隨時來北約克郡！我們這裡的寬帶可快了。」來自埃塞克斯郡的信寫道： 「你的事業喚醒了世界上眾多的人，讓他們更深入思考權力、政治和腐敗之間的關係。」來自默西塞德郡的信寫道： 「我們昨晚談到了你，希望你安全度過困境。出獄後，能否請你來一趟西北，為我們闡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性呢？」
有些信是以聖誕賀卡的形式發來的，只署了 「老太太」、 「你的朋友」等名字。但一起送來的，還有讓人不太舒服的東西，一篇從 《華盛頓時報》剪下來的題為 《刺殺阿桑奇？》的文章。作者傑弗裡·庫那以其獨樹一幟的祝賀方式給我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他寫道： 「阿桑奇不是新聞工作者，也不是出版人，而是敵方戰鬥人員，應以相應的措施處置他。」為避免有人還沒弄清他的意思，他在文章最後一句總結道： 「我們對待阿桑奇應該與對待其他重點恐怖分子目標一樣：殺掉他。」
按理說，看到同行說出這種狠話，我本該感到震驚，但我很早之前就意識到，許多新聞工作者根本就是權勢階層的速記員。既然電視明星、 「假」州長薩拉·佩林早就將我稱為 「雙手沾滿鮮血的反美特工」，傑弗裡·庫那想把我弄死又有什麼可驚訝的呢？既然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認為我是 「美國的敵人」，福克斯新聞台的新保守主義分子查爾斯·克勞特哈默威脅說我走在大街上要步步留心又有什麼可震驚的呢？前布什顧問傑克·戈德史密斯稱美國媒體的 「愛國表現」讓政府與媒體合作更加方便，他也許覺得自己是在表揚美國媒體，但如果是我接受這種 「表揚」，早就洗手不幹了。
每次從操場或圖書館走回牢房時，我發現其他囚犯都一直盯著我看。當局有偏執狂，很怕囚犯用手機給我拍照。犯人是不能擁有手機的，但實際上很多都隨身帶著，有人很可能會拍張我的照片給報紙。因此典獄長派了個護衛四處跟著我。我對這名護衛說： 「他們覺得所有人都想找我麻煩。」
「『他們』是指誰？」
「當局。」
「哦。出錢合適的話，每個人都可以被收買，這些囚犯可是身無分文，為了錢什麼都做得出來。」
有一天，在一間會議室中碰到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沒怎麼給我精神引導，我本人也不怎麼信，但他來自烏干達，這使我倍感親切，和他談笑風生。回牢房的路上，我在走廊的書架上發現了一本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曾有人說，在非人的環境下，一本好書能夠為人療傷，於是我把書拿回了房間，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書中出現了一位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丈夫被關進勞改所後，她不知道該怎樣告訴孩子。 「她問道：『真相之重能夠將人沉至海底，對不對？真相之重能夠壓碎你的肋骨。要不然我不告訴他真相，讓他被迫接受生活的現實？畢竟兒子可以用自己的雙眼來看世界。』
「『讓他承擔真相之重吧！』奧列格喊道。」
監獄之外，媒體報道鋪天蓋地。我的支持者向我通報了大量情況，這不禁讓我停下腳步：我意識到電報門儼然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機密文件洩露事件，同時也認真考慮了瑞典事件的起因和影響。是不是因為事後沒有給那些女子打電話，結果造成她們對我懷恨在心？時間的發展有固定的前後順序，但人類的經驗有時卻是跳躍性的。身陷監獄中，我不停思考著自己的人生處境、機遇和危機，最後思緒又被帶到了更高的層面。難道真的是我一時疏忽，判斷錯誤？還是說為了實現遠大的目標就必須要付出額外犧牲？我是否真的讓美國佬太難堪了？儘管捲入其中的人會忍受各種苦難，但我想事情終歸會過去的，我也會從這動盪的一年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肯定會的。儘管被關禁閉讓我終日怒不可遏，但我的任務始終應該是將文件曝光工作繼續開展下去，並看著全世界對此做出反應。
我的保釋聽證會於12月14日在霍斯費裡路的威斯敏斯特市治安法庭召開。法庭內人滿為患，押解我的警車駛向法庭途中，我發現外面的大街上也擠得水洩不通。當時有個人提到維多利亞區的道路很是折磨人，我笑了笑，心想： 「我可知道折磨是什麼滋味。這些道路我還是能忍的。」公訴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保釋，想把我描繪成007電影中的大壞蛋角色：機智多謀，計算機奇才，不管警方採用多麼先進的監控手段也能逃脫。公訴方暗示說，我一旦被放出去就會成為破壞一切系統的危險黑客。我們的確是有這本事，不過公訴方和大多數媒體一樣，都喜歡搞這些二流的噱頭。他們想要打造出一個滿頭銀髮、懷裡抱著貓的狂人，一心想要勾取世人魂魄，主宰全球。他們的正義感已在譁眾取寵的報紙標題的狂轟濫炸下被打散，這種局面很有意思，但同時也不禁讓人擔憂。反對也是無效。這個形象已經被塑造起來，我既沒本事也沒意願去打破。但我心裡一直清楚，公訴方和媒體對待這個案子就像在看電影大片一樣，根本忘記了這關係著一個人的餘生，我的律師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面臨著艱巨的困難。
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嚴厲譴責旁聽席上的聽眾使用推特。這頓呵斥很有象徵意義，因為英國的法庭上，通常是因為法庭藐視民眾，民眾才會 「藐視法庭」[2]，而我這個案子由於有高科技的性質，會與老一輩人產生代溝。（最終，高等法院的一個咨詢委員會裁決，以我們的案子為先例，可以在法庭中使用推特。）此外，保釋金的問題也碰到了不小的麻煩。儘管我本人只是活動家出身，領導的也是非營利組織，但在媒體大灑狗血的影響下，法庭還是將保釋金設為讓人驚爆眼球的24萬英鎊。我當時仍然在對自己說： 「我不要成為環境的受害者。我不是罪犯。」當天下午我坐警車到達時，這個想法依然十分堅定。有一次攝像頭在車窗上敲打，我抬起頭，做出了象徵 「和平」的手勢。這張照片瞬間登上各大報紙，但當時我只是一時衝動，試圖向世界宣告： 「絕不會讓你將我變成懦弱的罪犯。」他們本想在狹小的牢房中將我打垮，但我在那天來到法庭時已非常確定，話語權不是他們決定的，而是被我的支持者和我自己牢牢握在手中。
然而，我依然身處險境。我開始意識到，也許從此以後危險就是我的家。話雖如此，但當我站在被告席上時，仍然以大義凜然的姿態直面對方；在我看來，這審判只不過是擺擺樣子，既然對我們的辯護揪不出任何漏洞，他們就想方設法污蔑我的人格。到了現在，對於這場遊戲的規則我也有了一定的摸索。站在被告席上時，我心裡清楚對方對我其實並不瞭解。也許我只是他們在擔驚受怕中想像出來的敵人；公訴人其實與世界各地的政客沒什麼不同，都將我視為威脅，而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卻將我的組織視為揭開黑幕的機遇。我將目光投向旁聽席的支持者，揮了揮手。
14日我獲得保釋，但隨即得知瑞典官方對此提出上訴，我又會被送回旺茲沃思監獄。又一次將朋友們和支持者拋在身後，又一次將談判權交給律師處理，又一次乘坐警車擠出媒體包圍，這一切真的讓人很難承受。尤其是再一次走進牢房、聽到牢門在身後緊鎖的聲音時，更是讓人難受。但我在聽證會之前就已經和母親說過，我會始終堅持信念，無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絕不動搖。
在監獄裡睡了兩晚後，我於12月16日重回法庭，這回是高等法院審理。兩天的辯護中，討論的重點是技術性的程序問題。我對法官沒有什麼可描述的，但他的一舉一動就好像有一名《泰晤士報》記者棲息在他肩膀上一樣。如果不這樣想，很難解釋為什麼他要把保釋金設得那麼高，並把我的罪行描繪得那麼惡劣。在他看來，我彷彿是一名只有在電影中才會出現的那種幽靈般的犯罪頭目，隨時會召喚出一團煙霧、一架超級直升機或以槍林彈雨為掩護，瞬間消失。其實他根本想不到我當時的處境有多困難。我既沒有家，也沒有車，私人財產幾乎蕩然無存，只有一袋子手機而已。法官死活也看不明白，反而先發制人，想用條條框框將我牢牢束縛住。我身上沒有任何指控，要把我抓去審訊的那個國家的政治動機我也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事情就是這樣，再簡單不過。
我的支持者最終成功籌集全部保釋金，瑞典官方的上訴也被駁回。我終於獲得自由了。但自由之身能維持多久還是個問題，因為法院下令將我軟禁在諾福克一位支持者的家中，等待二月的引渡聽證會召開。先不管未來怎樣，宣判的那一刻，高等法院法庭上頓時歡呼雀躍。對我個人來講，獄中的日子雖然帶來了極大痛苦，但磨煉了意志，也讓我學會了很多；而現在我終於親眼看到維基解密事業巨大的影響力。這段經歷不但將我拉到舊日時光，同時也明確了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現在已正式成為反抗舊秩序的新生力量，誓要打破其陳舊的思想，反抗其對人的壓迫，消除其偏執的恐懼。
將近下午六點時，我出現在法庭門前的台階上，正好趕上晚間新聞直播時間。身旁有律師的陪伴，我立刻聽到台階下傳來一片歡呼聲，記者們蜂擁而至。儘管當時天色已黑，現場卻被閃光燈照得雪亮。人群簇擁著，因為天黑，又因為大雪下個不停，所以能見度不超過十英尺。我就這樣站在那裡，人群最終安靜了下來，我也思考著應該說些什麼。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謝，儘管這是一個慶祝的時刻，但我心裡卻惦記著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人，那些被單獨關禁閉的人，那些被媒體無視的人，以及那些沒錢保釋、無法逃脫監獄的人們。
不是說，雪能夠使人心態平和，讓人放緩腳步，淹沒世間萬物的聲音嗎？我靜靜地站立，心裡這樣想著。突然，明白了。大雪的彼方，是數百個攝像頭的燈光在閃爍。我直面前方，看了幾秒鐘，忽然間，就在法庭的台階上意識到，為了今天欣賞這場雪景，我已經走了好長的路。
[1]奧利·諾思：捲入美國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伊朗門」醜聞人士。
[2] 英國法庭上如果當事人和旁聽者不尊敬法庭，會被判藐視法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