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電腦什麼配置都沒有，也不自帶程序。這種質樸的記憶，今天玩著第一台計算機的小孩子們可是再也體會不到了。現在的計算機都預裝各種軟件，圖像花裡胡哨的，而想當年只是在金屬上套了一層塑料而已。你在這種美妙的虛無中打字，接受思想的洗滌。計算機功能僅供打字之用，其他什麼都沒有。我們這些少年就像探險家一樣進入計算機空間，渴望發現新大陸。就像數學有原子領域一樣，計算機也有自己的空間，還有一套可能的法則，待人慢慢發掘。所有關於操作與副作用的法則和模式都需要去摸索。我們也正是這樣做的。我們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因為僅用短短幾分鐘的時間，你就可以在計算機上學會從事擁有無限可能的事業。你可以設置無限指令，讓計算機一直重複打出 「你好」。當年輕人發現如此強大的力量時，激動之心自不必說，這甚至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革命性的撞擊。
然而，你的思想必須要保持清醒。計算機不會替你思考： 「我要讓計算機數數」和 「你應該這樣數數」是不同的。身為計算機宅男的我們，做事變得愈發精準。學校沒有教我們這些，家長也沒有教我們這些。我們是在熟悉計算機的過程中自己發現的。當然，一些人除了打打遊戲外並沒有其他追求，我對此並不反對。但有一些人卻渴望將我們的思想注入計算機，創造出新東西。我們開始寫程序，也開始破解程序。
不管家搬到哪裡，我都會帶著一張計算機桌和一個磁盤盒。計算機世界對我來說就像天堂。仰望星空，點點繁星會給你一種無限感，然後低頭看看面前的計算機，不由得想：無限也存在於這裡，而且比宇宙近多了。起初的計算機知識很多來自撰寫計算機使用手冊的人。寫得好的手冊找起來並不容易，我們找到信息後就傳播開來，形成了一個少年地下組織，組織鬆散的各個團體獲得某些信息後會與其他人分享。不久我們就發現，這種做法並不是只有本地或澳大利亞才有：世界範圍內都存在這樣一種亞文化，修改軟件公司發明的計算機程序，破解密碼，複製拷貝給朋友。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尋求迎接挑戰時帶來的快樂。編寫程序和破解程序的人彷彿在彼此競爭，不同在於寫程序的人年紀在二十多歲，就職於公司，而我們則躲在臥室中對著屏幕哈哈大笑。
寫程序的人是權威。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見過面。他們有時會在軟件中隱藏一些信息，必須設法繞開層層加密才能看到，有時程序還會在我們試圖破譯的時候對計算機發起攻擊。我們與計算機的關係在思想進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學會了許多東西，也清楚我們有能力教計算機在人的指導下拓展性能。我們與初期軟件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其實也加速了計算機的發展：我們也許是仇敵，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推動了計算機技術發展，或許這和下盤好棋是同一個道理。
我開始編寫程序。多年後，有些人認為維基解密純粹是在搞政治。但我們主要強調進入計算機智能邏輯，以及與計算機智能精確對接後產生的必然結果。很大程度上來講，自從遠古人學會在臥室四面築起牆來，直到今天世界其實還是老樣子。計算機力量的終極限制並不是由焊接部件的中國工人簡單決定的，而是寫進了計算機的核心本質。阿蘭·圖靈當年發現，只要人能在紙上寫下精確指示並傳給另一個人，那麼計算機也可以照做。我們對該理念推崇至極。有人提到該理念時可能會很激動，但其實，只要人類在無窮想像力的推動下讓發明創造充分發揮潛能時，這也是必然的結果。通過破解代碼，我們讓代碼更加進化，通過編寫代碼，我們讓代碼更難破譯。這就形成了帶有一絲諷刺意味的循環，專好這口的少年對此欣喜若狂。每晚都是一場新的冒險。
我開始陸續收到從海外寄來的磁盤。美國、瑞典、法國的新朋友破解代碼後，將東西寄給我，我也自己嘗試破解。郵寄費用為零，因為我們以聰明的辦法再次使用郵票，順利騙過郵局。世界瞬息萬變，不斷湧現新的事物，文明的進步在手指間、鍵盤上遊走，活在這個時代真好。我當時只有16歲，但人生已悄然綻放：畢生事業、工作技能、親密友伴、人生激情，這些全都在同一時刻被我找到了。回想起來，當年的我們的確有些年少輕狂，但男人在少年階段就應該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我們意氣風發，一發不可收。
可以說，當年的澳大利亞仍被視為窮鄉僻壤。文化上畏畏縮縮，總有一種永遠徘徊在歐洲文化和美國生活主流邊緣的鄉下感覺。在某些方面（後來影響深遠），我們對此表示反對。當時我雖然和家人住在墨爾本近郊，但是已經打入計算機黑客精英群體。我們覺得自己穩坐在大千世界的正中心，與柏林或舊金山的前沿計算機達人平起平坐。墨爾本自一開始就在世界計算機業頗有名氣，我們正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對技術發展一直持有全球化觀點，從來也沒有覺得自己位處偏遠鄉村。我們認為自己可以引領世界，位於人類文明最南端還能這麼想，真是令人振奮。通常來講，澳大利亞就像是英國文化海洋中的一片潟湖；我們受到不列顛文化的熏陶，孕育出一種大國式的殖民價值觀。國情如此，當我們衝鋒陷陣時，必須要拿出國王的派頭來英勇戰鬥。墨爾本黑客的心態正是如此，並不覺得有什麼難為情。我們完全沒覺得自己處在主流之外，我們自己就是主流。自信（不管多麼短暫、多麼錯誤）通常是創新的源泉，因此我們感覺自己就像是世界的主宰。17世紀的平等派希望將落後的土地轉變為政治鬥爭前線：後來的歷史學家會記錄下《顛倒的世界》。克裡斯托弗·希爾描繪了一群 「沒有主人的人」，逃開貴族統治，可以隨心所欲做叛徒或亡命徒。我之前那些地下黑客組織的朋友們肯定會喜歡平等派人士威廉·厄伯裡的話： 「傻瓜最明智，瘋子最清醒……如果瘋狂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那麼這就是瘋人院之島……來吧，讓我們一起瘋狂。」
那是個新點子、新能量、新行動的時代。因特網人民主權的理念、網絡空間 「滿溢自由」的理念仍然離現實很遠，須艱苦奮鬥才能實現。我後來才知道，其實我們本可以借鑒彌爾頓對非暴力不合作的完美詮釋： 「這樣的國家絕不會變得遲緩沉重，而可擁有敏捷的創造力和銳利的靈魂，敏於創新，健於言談，充分企及人類智慧的最高境界。」
我們當年既沒有那麼大的抱負，也沒有那麼強的能力，但心裡明白，我們已經接觸到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坐在位於郊區的臥室中，足不出戶就可以連接到全球計算機網絡。 「旋風來自北方。」平等派的英雄們歌頌道。也許吧。但在現代這個顛倒的社會中，也可以說旋風來自南方，讓澳大利亞也揚眉吐氣一次。不管是南方還是北方了，我們體內蘊含的能量（即便是在不知不覺中）融入到向無形權勢爭奪自由的宏偉戰役之中。我們之中有些人幻想著未來會感謝我們，他們可想錯了。等待著異想天開者的，是監獄。
使我真正醒悟的，並不是計算機本身，而是調製解調器。第一次將其拿在手裡後，我很清楚過去已經終結，舊事物已經消亡。澳大利亞和全世界都不會再回到原來的樣子。一切都結束了。我當時大概16歲，這樣一個撥號慢騰騰的小盒子讓我看清楚了世界。因特網出現之前，全球計算機亞文化是通過電子佈告欄系統完成的。比如說彼此隔離的計算機系統建在德國，你打電話進去，交換信息和軟件，這樣一下子就都連通了。當然，國際長途話費總是一個問題，但有些朋友成了操縱電話線的高手。這些人被稱作 「偷打長途電話者」（phreaker）。總有人亂說早期的黑客從銀行偷錢什麼的，我認識的大多數黑客只對賺點免費電話時間感興趣。除此之外，他們並沒有從中發什麼財；然而，整晚整晚地與全球高手切磋，這又是一筆多麼巨大的財富啊。不斷探索發現新事物，也帶給人遨遊無限的美好感覺。
調製解調器到手以後，短短幾天內我就寫了個程序，要求我的貓去尋找其他的貓。它搜索了澳大利亞各處的中央商務區，也走遍了世界各地，尋覓其他擁有調製解調器的計算機。我心裡早已清楚電話線的那一頭存在著豐富多彩的事物，我只是想看看這些數字能夠將人帶往何方；對數字運算如此著迷，我儼然成了一名數學家。並不是說當年的我覺得這有多叛逆：我只是想接觸外界，探索未知，同時又不禁感覺自己駕馭著新的潮流，將工業文明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掌控在手中。這麼想的確是有些自大，但我心潮澎湃，根本無法壓抑自己激動的心情。計算機技術非常複雜，但我們卻很單純。在我們很多人眼中，我們就好像是闖進採石場或廢棄樓宇的孩子。我們在內心的驅使下必須要看看裡面究竟是什麼，必須要在衝動之下爬過圍牆，進入內部。進入成人的世界、準備好發起挑戰，這實在太讓人激動了。
黑客行動就這樣開始了。當面前豎起一道屏障，將我們拒之門外時，自然而然地就想越過屏障。很多壁壘都是出於商業原因建造的，為的是保護利潤流，但對我們來講，也是智慧的決鬥。後來我們也意識到，很多屏障是出於邪惡的動機建立的，為的是限制人的自由，控制真相傳播，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算是 「利潤流」吧。我們一開始的目標是攻破某些公司的商業壁壘，勝利的果實讓人欣喜若狂。這就好像是下象棋第一次打敗成人。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有人會不理解我們的喜悅，因為這是創造的喜悅，是對事物瞭若指掌並使其煥然一新的喜悅。黑客行為在我們眼中演化成創意事業：黑客能夠翻越保護權力的高牆，改變社會。對那些運營世界計算機系統的人而言，將大眾拒絕在計算機系統之外能讓他們更有效地施加控制，這和奧威爾筆下的政府控制是一個道理。隨著我們這群年輕人探索世界，目標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這些人的身上。
當然，當時各國政府計算機系統的先進程度與該國的財富和軍事實力成正比。我們覺得最有意思的計算機網絡是X.25，大多數國家借助該網絡運行其機密軍事計算機網站。世界各地約有八名黑客發現並分享了進入代碼：親眼目睹了政府和企業在此類網絡中的合作，我非常震驚。與此同時，全球黑客精英將他們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我年近二十，柏林牆不久就會倒塌，在世界各地掀起變革的浪潮；每晚的電視節目上，都能看到意識形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們其實已經在改變著世界。電視關上後，父母入睡後，一隊年輕的計算機黑客闖入網絡，在我看來，他們為了轉變個人和國家之間、信息和統治之間的關係而辛勤努力著，與現實世界中的砸牆者遙相呼應，聯手打破舊秩序。
每位黑客都有個代號，我的是 「門達克斯」，取自於賀拉斯的 「splendide mendax」，即 「高尚的虛假」，也可以理解為 「愉快地欺騙」。躲在假名後面偽裝，隱瞞我真正的身份和地址—住在墨爾本的少年—這樣我就可以更加真實地宣告自己的真實身份，實在是太妙了。到了現在，計算機工作佔據了很多時間，我開始染上黑客症：不睡覺，打破砂鍋問到底，一根筋，精益求精到了瘋狂的地步。後來等我出名時，有人很喜歡宣稱我有亞斯伯格症，要麼就是我有某種程度上的自閉症。我不想揭穿他們，所以就假設我真有自閉症吧—其實，所有的黑客都有一定程度的自閉，而且我認為所有人都有一點點自閉。但從十四五歲一直到十八九歲這幾年，凡是在我看來沒有重大突破性的事物我都很難投入進去。家庭作業寫得非常痛苦，日常對話也讓人無法忍受。某種程度上，我其實是故意屏蔽本地的噪聲、本地的天氣，為的是將心思調到國際頻段，收聽外界的信息。我們面前有千百種任務，癡迷於探索早期網絡，即 「因特網」之前的互聯網。美國有個系統叫阿帕網，最開始只能在澳大利亞的大學內登陸。我們就借助這條渠道進入了系統。每一步都在非授權的條件下進行，將思想延伸至世界另一頭，實在是太過癮了。首先你要入侵大學的計算機系統，然後再退出去。進入內部時，你要入侵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個計算機系統—我當時通常會選擇五角大樓第八指令組的計算機組。你要深入該系統，將其佔領，將你的思想從亂糟糟的臥室一直投射至整個系統的各個角落，與此同時你還要努力學習系統原理，比身在華盛頓的人還要熟悉該系統。整個過程就好像你將自己遠距離傳送至五角大樓內部，在樓內閒庭信步，接管大樓事務，彷彿身處電影之中，對坐在一排排雷達屏幕前挽起襯衫袖子的臨時演員發號施令。爽死了！不久，我們便從幻想中清醒了過來，發現一些全新的未來元素正在測試之中。虛擬現實曾經是科幻作品的主要看點，而現在已經成為真正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當年的我們每晚孑身一人前行在信息高速路上時，就已經體驗到了虛擬現實。
虛擬的世界無限寬廣。虛擬的世界孕育著無窮智慧。你從心裡希望與修路搭橋的人頭腦相連。你想要瞭解他們思想的構架，理解他們工作的意義。這段時期的工作讓我看清了權力運作的方式及權力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所採取的手段，為多年後與權力抗衡做好了準備。奇怪的是，你其實並不覺得是在打劫，也不覺得是在犯罪或反叛。你覺得是在挑戰自己。很多人對這點無法理解：他們覺得我們要麼就是貪財，要麼就是幻想著某天能霸佔世界。他們錯了。我們希望的是瞭解自己思想的範疇和能力，瞭解世界運作的方式，為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活得充實，盡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願意為此做出努力，所有人其實都會願意為此做出努力。
漆黑的夜路上會遇到陌生人，偶爾你也會在網絡中撞見敵手。我估算當時全世界的精英黑客有50人左右，其中既有敵手也有兄弟，都從事著高端黑客行動。一個普通的夜晚，可以看到比如一名澳大利亞黑客與一名意大利黑客在法國一家核設施計算機系統中交談。身為年輕人，這種雙重體驗非常刺激。白天你上街去超市，見到熟人。在熟人眼中你只是一個懶散的少年，而你清楚自己昨晚是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系統內部度過的。從根本上看，有時候你會覺得是在和將軍通話，與權貴角力，不久後有些黑客就開始覺得我們已經觸摸到各自國家政治領域跳動的心臟。我們當時的感覺並不是邪惡，而是相當自然。感覺並不是犯罪，而是解放。最終，除了高超的計算機技能之外，我們並沒有覺得了不起到誰都要服從自己的地步。計算機被我們徹底征服。我們眼看著五角大樓和花旗銀行，說： 「那裡已經進去過了。系統都非常熟悉了。現在系統的一部分已經被我們佔據。我們已經將其奪回，與大眾分享所有權。」
每夜每晚的侵襲中，從來也沒有人傷害過別人，也沒有造成過任何損失，但我們沒有天真到認為當局也會這樣看。大概1988年的時候，澳大利亞政府開始摸索一些案例，為通過新的《計算機犯罪議案》投石問路。這下子必須要小心行事了。我曾經把磁盤保存在蜂箱裡，因為我堅信犯罪情報局的探員在四處 「蜇」人的同時不敢冒自己被蜇的風險去拿磁盤。
我有幾位極有天賦的黑客朋友，分別是鳳凰、特拉克斯和頭號嫌疑人。後兩個人也同我一道成立了名為 「國際顛覆者」的組織。每晚我們襲擊加拿大北方電訊公司、NASA、五角大樓等機構。有一次，海外電信委員會的密碼是我裝成其工作人員給珀斯辦公室打電話騙到的。我一邊講話，一邊用錄音在背景放出複印機的呼呼聲、鍵盤的敲擊聲、對話的嗡嗡聲等雜音，為騙局營造出一種辦公氛圍。聽起來挺有趣的，現在想想也的確挺好玩。我們曾覺得自己像闖進自然保護區探險的登山者，但新法案通過後，一下子變成了刑期可高達十年的罪犯。我有些朋友已經被抓獲，我清楚自己被抓只是時間的問題。
真來人的時候，是我弟弟開的門。他只有11歲[1]，什麼也不懂。萬分幸運的是，我當時不在家中。警察其實也沒有什麼證據，只是試探一下。很多人謠傳黑客從花旗銀行盜取錢財。胡說八道。我們考慮的是為了運行計算機而偷電，考慮盜用免費電話和免費郵票，但絕不會涉及錢。與偷錢恰恰相反，我們很小心地不在入侵的路徑上造成任何損失。入侵某個系統時，我們會在退出途中修復路徑，經常留個後門，以便下次入侵。
政府開始一天24小時監聽某些黑客的電話。形勢很怪異，這種怪異也漸漸滲透進某些年輕黑客的個性中。有些黑客的確很怪異，成長於今天我們所說的 「不健全家庭」，不但被上癮的問題折磨，偽裝自己也是家常便飯。我其實就是這種出身，而我還算是強迫症沒那麼嚴重的。舉個例子，我朋友特拉克斯一直行事乖僻，似乎還患有焦慮障礙。他討厭出門旅行，基本不來城裡，有次還提到看過心理醫生。話雖如此，我一直覺得最有意思的人通常都有些與眾不同，而特拉克斯兩者兼顧。
通過黑客行動，我們能接觸到其他不希望被常態束縛的年輕人。我們希望走自己的路，有一種質疑權威的本能。拿我來說吧，我這種本能是天生的。我們出生在一個放任個性的社會，但我們這代人對 「放任」的概念有更大的質疑。我們不喜歡60年代針對自由的心理學胡話（我父母當年也不喜歡，他們覺得嬉皮士的政治意識低得可怕），我們要做的不是反抗暴權，而是要將其徹底趕下台。如果說我們真的具有顛覆性，那麼也是自內而外的顛覆。我們與掌管著計算機系統的小伙子們擁有同樣的理念。我們對計算機語言瞭若指掌，也破譯了他們的代碼。慢慢地，這就變成了一個如何跟隨事態必然發展的問題，依照我們發現的規律行事，探索如何能夠讓社會擔負起責任。1988年，正值澳大利亞二百週年紀念活動，全社會自信滿滿，家庭計算機走入千家萬戶，流行文化百花齊放，我這類人也感到慣於投放炸彈、購買軍火的軍事工業復合體應該被顛覆。我們成熟得很快，準備好幹一場硬仗。當局也已經盯上了我們。
可以說，我的政治敏感度要高於很多朋友。我以前一直相信，現在也深信不疑，暴虐勢力的主要力量源泉就是它能夠秘密地行使權力。不久後，在計算機系統內部的經驗便讓我意識到， 「秘密」地帶也許正是反抗暴虐勢力的最佳地點。我們借助黑客行動開了個好頭。我們在虛擬空間的嬉戲引發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反應，再加上新法律的實施，不禁讓人意識到，我們一定是發現了統治階層隱藏秘密的基本手段。各國政府害怕了，大街上抗議遊行、隔路障投擲汽油彈的人都沒有讓他們如此害怕過。因特網帶來了新的反叛模式，用簡單的科學唬住了腐敗權貴，向世界宣佈： 「你再也無法控制我對你的看法了。」
1990年，澳大利亞有條新聞標題名為《分享磁盤與共享針頭一樣危險》，竟將分享信息比作艾滋病傳染，我們從那以後也一直受到這樣的攻擊。我們被稱作內德·凱利[2]，被稱作羅賓漢，還被稱作蒙古騎兵，但其實我們是年紀還不到20歲的少年，探索世界運轉的方式，質問為何有些勢力會欺騙大眾。我們摸著新技術發展的脈搏，當機會出現時，運用自己的知識為正義和公理而奮鬥。但很多人並不喜歡我們這樣做，各地當局對我們恨之入骨。我這一生中被太多的人說過：將他關起來，讓他閉嘴。
20年後的今天，我才明白當年的我是多麼的躁動不安。當時我以為年輕人就應生活在高壓下，因為從差不多十歲往後我就沒有經歷過什麼寧靜的生活。非法入侵的活動規模太大，我不禁開始嚇得發抖。我們還只是孩子，與我們做鬥爭的勢力太過邪惡、太過強大，最後我們終於意識到，不僅會被警察突襲，還有可能留下終生的創傷。世界充斥著歌利亞[3]，我們是弱小的一方。時間能讓你看到（時間反正已經讓我看到），當權勢被逼入死角時，會用盡各種手段誹謗、報復我們。你需要堅守陣地，及時糾正錯誤，鼓起勇氣，牢記歷史上凡是挑戰腐敗權貴的人都曾被公開惡意中傷。對我的惡意中傷幾近滑稽，但對當年一個害怕被銬上手銬的少年來講，這一切都讓我心神不安。警察造訪媽媽家之後，我感到神秘勢力越來越接近。我刪除了所有磁盤數據，燒燬一切文件，和女朋友一起逃離了郊區，搬到市內做了占屋族[4]。逃亡生活又一次全面展開，自此再也沒有停下來。
[1] 此處可能為筆誤。據上下文，阿桑奇弟弟這時應七八歲。
[2]內德·凱利：澳大利亞歷史人物，反抗當局，殺害警察。
[3]歌利亞：聖經中巨人。
[4]占屋族（squatter）：指擅自佔用空房子或土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