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顛覆者這個組織與其他黑客不同。有些黑客四處製造雜音，遍地留下痕跡。我們則行事安靜，深謀遠慮。我們就像鬼魂一樣在權勢的殿堂裡遊蕩，如同靈的外質一般在鑰匙孔和門底下穿梭。我一直覺得黑客行動就像是欣賞油畫。面前是畫布、畫像、筆法、主題等。但我們這類人看的卻是畫中的缺陷。找到缺陷後進一步操作，將缺陷弄得越來越大，最後蓋住整張畫。曾幾何時，我們希望就以這種方式攻佔通訊的世界。這可不是什麼科幻主題，也不是瘋狂的漫畫情節，而是一群少年的真實渴望，真是異想天開啊。雖然聽起來很荒謬，但我們的確發現了進入龐大企業內部的鑰匙孔，並隨之安裝了很多其他的鑰匙孔，最後發現我們有能力控制整個系統。切斷布宜諾斯艾利斯兩萬條電話線？沒問題。無緣無故地讓紐約人打一下午免費電話？小菜一碟。
話雖如此，但我們一直面臨著很高風險。在我之前已經有很多黑客受審。新法律已經出台生效，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舉措實施，屏住呼吸，自信滿滿，深知下一個就會輪到自己。我們將自己視為一群自由戰士，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而敵人卻連我們是做什麼的都不清楚。一方面我們是這樣看待自己的，而另一方面，美國公司和那些因打不過我們而氣得發瘋的特工人員對澳大利亞民眾施加影響，讓他們認為我們是新型白領犯罪的急先鋒。我們對此嗤之以鼻—年少輕狂，情有可原—不管是 「領子」還是項圈，不都是給狗戴的麼，或是給那些自我窒息的人準備的。儘管如此，事態愈發嚴峻。 「王國的鳳凰」這名同樣住在墨爾本的黑客，我只聽過名字，但當時還不是朋友。他從臥室的幽暗燈光下一下子被推到了法庭的聚光燈面前。
鳳凰很自大，有一次給 《紐約時報》記者打電話，管自己叫 「戴夫」，吹噓澳大利亞黑客對美國系統發動攻擊。記者依此在頭版發表文章，將 「戴夫」和其他黑客的行為公之於眾。有很多黑客比較內斂，但鳳凰就喜歡引人關注。結果引來的是當局的注意，在美國背後施壓下對他提起刑事訴訟。那天我也去了法庭，低調坐在旁聽席中，看著史密斯法官的表情，不但愈發感到人身受到威脅，內心也有一股無上的榮耀感。我相信該案會成為我們這類探索者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一定要親眼目睹。審判結果下來了，鳳凰免於牢獄之災。我終於放心地長出一口氣，澳大利亞法庭上想長出一口氣可不容易啊。鳳凰離開被告席時，我走上前去表達祝賀。
「謝謝，」他回答， 「我認識你嗎？」
「就算認識吧。」我說， 「我是門達克斯。我會重蹈你覆轍，而且更慘。」
黑客的人生處於日常朋友的生活上面、下面、裡面或外面，總之是無法重合的。這不是在自誇，也不是說價值觀的不同，而是現實如此。黑客的生活遠離常規，不僅有筆名、化名，還戴著一層層面具，如果黑客真當得好，到最後，他的行動就代表著他的身份，他的知識就代表著他的面龐。和計算機長時間相處後，會產生一種疏離感，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感覺無家可歸，只有和與你趣味相投、取著卡通般名字的陌生人一起相處時，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我大多數黑客朋友都像我一樣住在墨爾本或郊區，但我通常只與他們在電子佈告欄系統上（BBS，很像聊天室）見面，比如電之夢 （Electric Dreams）或超工 （Megaworks）等。我建立的第一個BBS叫可愛的偏執（A Cute Paranoia），很能體現我 「健全」的人格，邀請特拉克斯和頭號嫌疑人一有時間就上去交流。1990年時我年方19歲，除了貓對貓的聯絡，根本沒有見過他們真人。沒見過真人的情況下，你會自己構建對方的形象，不久後就會被偏執感、秘密感、疏遠感扭曲。可以說，當時我覺得特拉克斯和頭號嫌疑人很古怪。其實我也不能說就沒有怪異之處，很多人也都當面跟我說過。但我很相信這兩人的本能直覺。在澳大利亞各地多年的闖蕩和教育經歷讓我與社會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特拉克斯身上我產生了共鳴。他和我一樣都來自於一個貧困但受過教育的家庭，父母不久前才移民到澳大利亞，操著一口德國口音，讓特拉克斯小時候在外人面前很難堪。而頭號嫌疑人家境殷實，表面上是文法學校的學生，日後定會上大學深造，但他受過很大創傷。父母為了離婚吵得雞犬不寧，直到他八歲時父親因癌症去世後才消停了下來。母親孤身一人帶著兩個小孩子，性格愈發乖戾。頭號嫌疑人則退進了自己的臥室，終日與計算機為伴。
我們都因為不同的原因不合群，但由於奇怪的黑客世界並不受個人性格的影響，我們的不同在這裡實現了均等化。在自己的學習和互相指導下，我們從一群愛找樂子的小鬼進化為密碼解譯者。隨著這類亞文化在全球的興起，我們逐漸意識到密碼學能夠帶來政治變革。我們因此變成了密碼朋克。密碼朋克運動始於1992年前後，通過郵件列表組織，大家聚到一起談論計算機科技、政治、哲學、數學等話題。列表成員數量始終也沒有超過1000，但正是這些人為未來密碼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是現代網絡隱私爭議的先鋒。
我們著手為因特網這個新的信息時代建立一套體系，允許個人也能像企業一樣保護自己的隱私。我們編寫程序，給大眾維護自己權利的能力。這場運動在我的思想甚至是心靈中產生了共鳴：我意識到，通過密碼朋克運動，未來的正義可能會取決於我們能否通過因特網在企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之間建立一種平衡。事實上，在我們運用計算機工具前，對隱私的佔有是企業、銀行和政府的優勢，但我們在這裡開闢了新的戰線，借助信息給予人民更大權力。
當時的因特網就像今天的某些國家一樣，是精英審查制度下的產物，計算機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是如此。密碼朋克撬開了對外緊鎖的大門，因特網終於不再是商業投機主義者和政治壓迫勢力獨有的武器，但這麼大的功勞卻被忽視了。媒體一天到晚老是念叨哪個哪個黑客就在眼皮底下溜走，或者哪個黑客高手搖身一變成為密碼解譯者，為保護信息自由而戰，還自稱媒體就是建立在信息自由的基礎之上。從這裡就能看出媒體的道德觀是多麼不堪一擊：大部分情況下，媒體對當局賜予的權力心滿意足，當因特網時代來臨時，並沒有為了建立信息自由和反對審查而奮鬥。直到今天，媒體都以為科技的演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去問是怎樣才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想當初，正是由於密碼朋克或斯蒂芬·利維所謂的 「編碼叛逆者」的努力，那些想將網絡新技術僅僅變為監控民眾、賣網賺錢的工具的大企業和政府機構才沒有得逞。沒有他們的鬥爭，今天的計算機會預裝各種廣告，智能手機會嵌入各種監視裝置，因特網會在很多方面高壓獨裁，電子郵件會很容易被攔截，沒有隱私可言。大多數媒體評論員都沒有看到，當年雙方之間的地盤之爭是多麼激烈，今天很多方面的自由都是當年戰役的勝利結果。今天的共識是（密碼朋克經常提到），計算機科技在社會變革的鬥爭中是重要的工具。
各國政府曾經想將密碼學非法化，只允許官方為了自己的活動從事密碼研究。現在有些政府也就是這樣看待維基解密的：他們希望牢牢掌控技術，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就誤解了科技自身蘊含的自由價值觀。我們為科技而戰，為的是阻止權威勢力只利用數據滿足自己的需求。鬥爭的實質就在於此，自始至終都沒有變過。有些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鬥爭實質是將隱私作為資本主義自由對待，是保護反對 「大政府」的自由，是推崇數據個人擁有；但這是我的自傳，我會解釋這對我有何意味。
密碼朋克的精神指導著我深深思考如何能夠最有效地反對政府、企業、監視機構等壓迫性組織從弱勢的個人身上搾取數據。政權的基礎經常建立在控制數據上，通過此類控制可以害人，壓迫人，或讓人閉嘴。我對密碼朋克精神的理解是，它能保護人民免遭以上侵害，能將人的知識轉化為外人無法掠奪的財產，就像湯姆·潘恩所說的，將自由作為抵抗傷害和侵略的堅實堡壘，保護人民大眾。我們的目標簡單明瞭，即將壓迫的工具變為自由的工具。在這種理念的引導下， 1997年我開發出一個名為橡皮管的工具，將加密數據隱藏在層層假數據之下，只憑一個密碼絕對無法進入個人敏感信息。除非數據內容中的那個人希望公開，否則數據本質上是無法獲取的。不是僅僅通過加密來保護重要信息，還要將數據隱藏起來，這是博弈理論的應用。為了廣大民眾的福祉，我希望借此軟件打垮審問官，讓他們永遠也無法確定某個密碼破解後是否還有下一個存在。聲明一下，維基解密的創立理念，就是源的存在應是可以無限否認的。我期待有一天，即使權貴勢力威脅要懲罰所有張嘴說話的人，世人還是能夠運用該技術大聲說出來。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因為密碼朋克從一開始就反對所有企圖剝奪加密權的條約和法律。
上面這些都是後來發生的事情了。回到正題上，我們當時面臨的問題連憲法也牽扯了進來。90年代初，美國政府有一段時間甚至想宣稱包含編碼的軟盤可被視為軍火。我們忙於改變世界時，卻很少意識到不久後就會捲入言論自由的爭議中。結果真的發生了。比如發送某些條形碼，或者在身上文一些編碼上飛機，政府都可以宣稱你是軍火商。每當有人努力推動社會更自由、更透明時，政府總會出台荒唐行為加以抵制。
身在墨爾本的我、頭號嫌疑人和特拉克斯也對此深有體會。當我沉迷在網絡世界中時，他們是與我最親近的朋友，因為他們也同樣沉迷其中。頭號嫌疑人說，他13歲第一次得到Apple II計算機後，覺得計算機比家人和親戚還親。奇怪的是，比起教室來，我們在臥室裡與世界聯繫得更加緊密，原因就是一個既重要又奇妙的東西：調製解調器。我們三個考試都沒得過優秀，班上成績也不拔尖，學術領域也沒什麼成就。天性與此格格不入，我們從心底反對死記硬背和應試教育。簡而言之，我們覺得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自己也有能力實現。從這裡也可以得出計算機黑客的另一大特徵：傲慢自大。與警察、律師、將軍，當然還有政客相比，可以說計算機黑客是自卑的典範。但當年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青春年少，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儘管自己很渺小，但我們的確非常肯定自己無所不能。年輕人的傲慢在心理上可以認為是自我防衛機制的萌芽期。
創立伊始，國際顛覆者就計劃攻擊軍方系統。我開發了一套名為 「馬屁精」的程序，能掃瞄計算機系統，收集密碼。1991年的每個夏日夜晚，我們都在五角大樓美國空軍第八組指揮總部的系統中遊蕩。我們在伊利諾伊州的摩托羅拉系統中漫遊，在新澤西州的松下系統中散步，在帕洛阿圖市的施樂系統中窺視，在美國海軍海底戰爭工程站中暢遊。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可以借助推特賬戶發動革命，輕鬆地運用技術發揚民主精神，而在當年，那屏幕上的光標彷彿閃爍著歷史的脈動，給人一種全新的顛覆社會體驗。這些年來的變化正體現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意義。
我朋友蘇利特·德賴弗斯在所著《地下：電子前線的黑客、瘋狂與癡迷的故事》中精確地描繪了我們這類新精英宅男的雄心大志。我們的組織 「國際顛覆者」走得比鳳凰和 「王國」成員等澳大利亞的其他黑客都要遠。等我到了20歲時，我們已經開始嘗試侵入計算機網絡的世外桃源：美國國防部的網絡信息中心 （NIC）計算機。我用化名門達克斯，與頭號嫌疑人緊密配合。蘇利特這樣寫道：
某天晚上，當兩名黑客在墨爾本大學一台計算機上親切交談時，頭號嫌疑人正靜悄悄地在另外一塊屏幕上試圖侵入一套與網絡信息中心緊密相連的美國國防部系統ns.nic.ddn.mil。他相信該姊妹系統和網絡信息中心彼此 「信任」，能利用這種信任關係進入網絡信息中心。網絡信息中心可謂萬能。
網絡信息中心負責為因特網所有郵箱地址後面分配.com或.net等域名，還控制著美國軍方自己的內部防禦數據網絡，名為MILNET。
網絡信息中心還為因特網發佈傳送協議標準。名為RFC（請求註解）的技術說明文件能夠允許一台計算機在因特網上與其他計算機對話……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網絡信息中心控制著因特網上的反向查找服務。每當有人跨越因特網連接至另一個網站時，通常會輸入網站名，比如墨爾本大學的ariel.unimelb.edu。計算機隨後將字母名稱轉譯為數字地址，即IP地址。因特網上一切計算機都需要IP地址，才能將數據包轉發至最終目的地的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決定著因特網上的計算機如何將字母名稱轉譯成IP地址，反之亦然。
如果你控制了網絡信息中心，就會在因特網上擁有大權。舉例來說，你可以輕輕鬆鬆地讓澳大利亞消失掉，或者可以將澳大利亞變為巴西。
我們成功進入網絡信息中心，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有些人錯誤地認為這就像扮演上帝一般。不能這樣理解，因為上帝如果真存在的話，已經知道了所有問題的答案。而我們年方二十，有的正是那種冒險家衝破層層阻隔抵達新域後的喜悅。我在系統內造了一扇後門，方便以後侵入。系統本身讓人稱奇，廣闊的空間和連接性能幾乎讓我五體投地：我看到了數學真理與道德需求之間的完美結合，這與我後來維基解密的工作有很大關係。即便在網絡發展早期，我就意識到突破權力的大門並不僅僅是好玩而已。政府憑借的是機密和庇護關係網來鞏固優勢，而街頭暴動、在野組織、人權領袖、選舉改革一直艱難鬥爭的目標，我們現在運用科技就有可能實現。我們能在腐敗的正中心搞破壞。正義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而我們這群網絡高手的新型先鋒儘管不為法律承認，卻牢牢地抓住了現代權力的癌瘤，我們很清楚地看到腫瘤如何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擴散。
我們的本事有很高的價值，有些人抵禦不住惡魔的誘惑，轉而與政府為伍。眼看有些黑客為政府賣命，其他人都很訝異，因為黑客行為在本質上就是無政府主義的，但事實擺在眼前，我在美國國防部網絡中也見到了這些人。他們侵入自己的機器練習，並代表自己所謂的美國利益侵入世界各地其他計算機。作為具有一顆道德心的尋寶獵人，我們捲入了一個錯綜複雜的權力、腐敗與謊言的世界，深知我們一旦被抓，就會被反咬一口，安上腐敗的罪名。頭號嫌疑人、我和特拉克斯構成了核心三人組，特拉克斯是澳大利亞最強的偷打長途電話者，還寫了本書介紹如何操縱電話通信。
我覺得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即使政治上不明顯，起碼在脾性上很有無政府主義的勁頭。我們一開始是為了找樂子，慢慢地就開始想改變世界。後來逐漸意識到，密碼學具有解放的力量，可以讓人對抗政府、對抗全世界當局的一切力量，人民現在有能力與超級大國的意志抗爭。我們的脾性與啟蒙運動對 「自由」的定義不謀而合，我們覺得自己是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很多數學家也涉足密碼朋克運動。蒂莫西·梅著有 《密碼無政府主義宣言》一文，約翰·吉爾摩是該組織的另一創始成員。他們都是IT業的先驅，如吉爾摩曾是第五個進入太陽微系統工作的員工，兩人都在賺了筆大錢後選擇離職，集中精力運用數學和密碼學在現實中實現自己的解放理想。譬如，兩人希望發明一種新型數字貨幣或錢幣，替代金本位，使金融交易更加簡潔，讓政府無法追蹤，同時你的信用評級和信用歷史將歸你自己所有，不與其他人分享。這就是密碼學的夢想：允許個體安全地交流，自由受到保護。（查一下各位密碼朋克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中有些人後來在一定妥協的前提下實現了該夢想，比如發明了貝寶支付平台。）如果能自由發展下去，我當時預見，受到監控的小型活動家團體就有能力抵禦政府威壓。先不說結果如何，反正當時我們是這樣希望的。然而，我這一代密碼朋克中很多天才人物都在網絡泡沫中迷失，只關心期權和掌上計算機，失去了對真正變革的渴望。
深入分析密碼朋克的心態，我們意識到這場可以比作我們自己的西班牙內戰的偉大戰役的核心在於，我們如何能夠防止世界免受私人計算機網絡的監視。就像當年在加泰羅尼亞山區一樣，自由和反抗壓迫也是我們這場戰役的關鍵，我們渴望衝鋒陷陣，動用一切手段與警察所代表的國家政權展開正義之戰。當年的我們十分理想化，也很年輕：希望能夠改變世界的人一般都有這些特點。我們後來也會犯錯，也會因此受到懲罰，也許再也找不回當年一切皆有可能的樂觀態度了。人生的風險，或者說人生的確定性就在於此。儘管如此，我們當年還是義無反顧地出發了。
隱私問題這之後一直困擾著我，現在也是。維基解密的工作讓我在外人眼中成為了公開透明的主要倡導者，別人總是認為我相信一切隱私都是不好的。然而我的立場從來也不是這樣，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密碼朋克的鬥爭目標就是要保護人民大眾的隱私。當年和今天，我一直都反對的，就是權力機制藉機密之名，隱瞞其犯下的罪惡，保護自己。這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甚至在這本書中，我盡可能地詳細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有些地方也會注重保護隱私，因為我要考慮到大局正義觀，比如不能讓我的孩子們暴露在聚光燈之下。有些人喜歡挑 「範疇錯誤」，會因為這一點對我進行批判，就好像維基解密的創始人必須遵守什麼荒謬的一致性原則，要把他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會那樣做。我不會跟他們玩那種遊戲。但我會努力在真正重要的方面以開誠佈公的態度公開一切。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我的人生進行到這裡時，已經同曾經約會同居的一名女子育有一子。孩子名為丹尼爾。他是個好小伙子，我一直努力當一個盡職盡責的父親。我們年紀輕輕就生下了他，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母親和我就如何撫養他有意見分歧，事情全部就是如此。那些年比較艱難，雙方爭奪撫養權，但事情本身並不代表什麼大原則。這本書的核心，是我作為新聞工作者和自由戰士的一生，我的孩子不是故事的內容，我也不會在孩子身上用太多筆墨。這裡不單有丹尼爾，還有其他我關心的一些人的孩子。迄今為止的職業生涯中，每當我提到需要挖掘真相時，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指與成千上萬人死亡相關的真相，或是針對踐踏民生的欺詐、酷刑、腐敗等罪孽。不管挑 「範疇錯誤」的人怎麼指摘，我都不會將以上事物與我渺小的個人生活相提並論，那是對我事業的一種侮辱。我會向諸位展現我思想的轉變，我的態度，我的情感和我的規劃。我會向諸位描述對我的刑事指控。但我不會滔滔不絕地講述那些對讀者瞭解我在維基解密工作之前的個人歷程沒有任何幫助、和外人沒有任何關係的家庭隱私。我的工作是披露，不是散播流言蜚語。
剛才話說遠了。返回正題上，密碼朋克的郵件列表以及密碼朋克運動於1992年啟動，90年代中期一直是我關注的重點。但請允許我先將諸位帶回1990年。丹尼爾出生前，我和女朋友住在墨爾本 「波西米亞式」郊區菲茨羅伊的一間無跡可尋的住所內。菲茨羅伊當年有意大利人和希臘人小區，還住著眾多學生，這些人都很喜歡住在離大學近的地方。我們成為了 「占屋族」或 「屋霸」。當時我們很多政治思想—這些思想後來會演變為有關信息所有權等的更重要的政治問題—都圍繞著占屋族權利的問題展開。我們成立了占屋族聯盟。我把海報貼到路燈柱上，鼓勵民眾給我們辦公室打電話，提供有關空房子的情報。然後將空房子在地圖上標出，實地考察，想辦法闖入房子。我們會將這些住所歸檔，記錄下是否通煤氣電氣、還能空多久等事項。我和女朋友搬進了一所愛德華時代的房子，大力宣傳使用此類地產的自由和占屋族權利等議題。我意識到我可能天生就適合做鬥爭，因為這種生活方式其實麻煩多多。在面臨威脅的條件下，我非常適應，工作更加努力。總之，雖然我們後來從房子中被踢走，但聯盟工作很順利，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了熱線咨詢電話。組織的方式很有意思：我們就像是一個非營利的房地產中介，為小區公益服務。從中我們學會了運用利伯維爾場的手段來愚弄顛覆利伯維爾場的目標。
居所、煤氣、電氣等問題的日常生活不確定性也在我們夜間行動中有所體現。國際顛覆者的每個成員都清楚，警察想要拿我們當反面教材以殺雞儆猴。澳大利亞學術和研究網絡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聯手捉拿我們，同時我們也侵入他們的不同系統，看對方追得多近。我們在警方的頭號天敵甚至還是個有名有姓的肯·戴伊警司，他似乎對我們的活動著了魔一般。當時在我們眼中，他還只是個名字而已，後來他下大力氣將我們逮捕後，才對他有了更多瞭解。（誰知肯·戴伊後來在澳大利亞媒體上強烈支持維基解密，這也算是我人生中頗具諷刺意味的一次經歷吧。）我們進出系統，學習系統，但身為黑客，競爭意識也很強，總想爭先。我努力編寫木馬程序，騙計算機系統放你進去，相信你是合法用戶，將秘密展現在你眼前。很有意思，乾淨利落，但我們是樂了，當局卻抓狂了。我們基本上是將自己變為了很多強大網絡的系統管理員。
最後我們栽在了北電網絡上，北電的系統隸屬加拿大電信公司，網絡遍佈全球。對北電的侵入是我們最精彩的冒險之一。北電網絡內有11,000多台計算機，我們絞盡腦汁，花了很長時間才得以進入。人在墨爾本的我，徵用或者可以說劫持了位於加拿大的40台計算機，以猜密碼的形式轟炸北電。我設計的程序能實現每秒猜測40,000次。終於，我們闖進了系統，感覺恍若午夜步入西斯廷教堂一般。在這裡你可以欣賞所有的專業技能、所有的文明成果，並留意他們的方法、習慣、禮拜和神秘儀式。我們從內部根本上控制了系統，本可以將錢轉走，或賣掉商業秘密，但並沒有那麼做。頭號嫌疑人、特拉克斯和我都認為太下作。我們不屑於那些骯髒的把戲，只希望能掌控系統就夠了。
一天晚上我意識到有人在監控自己。當時是凌晨兩點半，一位北電系統管理員盯上了我們。我花了一個小時繞開他的檢查，阻礙他的路徑，同時還要刪除能證明我侵入過的目錄，一步步向後退，清掃足跡。管理員一開始是從家登錄的，一段時間沒有音訊後，又出現在北電主控制台上，原來是去公司了。我現在麻煩可大了：渾水已經攪到盡頭，再也無法阻擋他。他把我逮住了。嚴格來講，不是當場逮住的，當時我們仍然在捉迷藏，但頭號嫌疑人無意中讓他在第二天早上直接追到了我們。我在管理員屏幕上顯示了一段信息：
我終於能夠感知了。
稍後又發了一段：
我已經接管控制。
多年來，我一直在這灰暗中掙扎。
現在終於見到了光。
管理員很鎮定。他開始檢查所有調製解調器線。局面對他完全有利。我輸入：
和你的系統玩得很有意思。
暫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暫停。當時的情形感覺就像品特[1]。戲劇的網絡版，讓人困惑費解。我又輸入：
我們沒有造成任何破壞，甚至還對一些地方做了改進。請不要聯繫澳大利亞聯邦警察。
數年來，我們都像魔法大師胡迪尼一樣來無影去無蹤，為了完善脫身術，想盡各種辦法。對我們調製解調器的追蹤呼叫會在半路迷失。我們對澳大利亞電話線路體繫了如指掌，誰也抓不到我們。然而，好運氣終於在1991年10月1日那天結束了。聯邦警察設法從北電沿一條線路追蹤過來，開始竊聽頭號嫌疑人的電話。他又將警察引到了特拉克斯和我身上。聯邦警察竊聽我們的對話，觀察我們的行蹤，給這次行動取名為 「天氣行動」。我們意識到已經時日無多。特拉克斯叛變自首。警察10月29日突襲一個派對，將頭號嫌疑人抓走。遊戲已經結束。更準確地說，對我來講，遊戲才真正開始。
警察上門時，我孤身一人在家。老婆孩子剛剛出門，我已經窮途末路。計算機磁盤散了一桌。偷住的房子一片狼藉，我坐在沙發上讀著喬治·傑克遜[2]的獄中來鴻，傑克遜當年被美國政府安置在最嚴密的大牢中任當局擺佈。這個時候讀他的信，似乎正預示著我未來的光景。我已經心力交瘁。心不在焉地聽著音箱放出的電話故障信號音。夜裡11點半，傳來了敲門聲，屋外黑影晃動。警察報出身份時，我回想起從前一次又一次期待著警察來訪、夢到警察來訪的情形。我打開門，門外有十幾名配置防暴裝備的聯邦警官。站在最前面的男子與我眼神相接，彷彿他之前就已預見到我們會見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裝有五角大樓數據的磁盤並不在蜂箱裡，而就擺在桌面上，警察一覽無餘。帶頭的警官開口道： 「我是肯·戴伊。你一定在等我們到來吧。」
[1] 品特：英國荒誕派戲劇家。
[2]喬治·傑克遜：美國黑豹黨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