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了。我曾有機會去很多機構內部觀察，要麼是去主動拜訪，要麼是晚上入侵系統，大搖大擺地走進門戶網站。不過2006年我早就結束了這種黑客活動，我想要的是對付那些機構和政府組織，勇闖它們賴以生存的陰暗世界。我不是個很有創意的政治思想家，也從不這樣宣傳自己，但我懂技術，瞭解政府構架，準備好將政府扔到一盆酸液中溶化，只剩骨架。我有一種覺悟：我們可以沾沾自喜地生活，糾結於房貸、名望、財富、真愛，或者可以觀察我們世界的骨架，測試它是否真的代表了真善美。
進入大多數機構後，你會看到它從權力和庇護中汲取養分，並借助營銷手法自我保護。對我來講，這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根本事實，但後來的經驗表明，大多數組織死活也不會承認這點。不管是肯尼亞政府還是瑞士寶盛，都在為自己謀利，它們建立起一整套狡猾的網絡，成員一面從中獲得好處，一面反過來支撐起網絡，而普通人則被打入底層，處在劣勢地位。自少年時代起，我就接觸到庇護網絡，對它背後的動因瞭如指掌。任何起來反對它們的個人或組織都會被法庭、情報特工、媒體弄得身敗名裂。我已經做好準備。我已經磨煉好技術本領，利用密碼學的方法保護信息來源，保護那些甚至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的來源。我們作為活動家身經百戰，擁有敢將皇帝拉下馬的堅強意志。我們沒有辦公室，但有手提電腦和護照，在不同國家設立了服務器。我們深知，我們為全球各地舉報人提供的平台安全程度史無前例。我們有頑強的勇氣，我們有堅定的信念。放馬過來。2006年10月4日，我註冊了wikileaks.org。我心裡明白，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如果真有過的話，從此會徹底改變。
我有一些幫手，也可以說是 「先進典型」，比如紐約建築師約翰·揚，他於1996年創立了cryptome.org。Cryptome上不完全是洩露的文件，但揚始終致力於公佈政府和企業不願公佈的信息。他們被微軟攻擊過，也和維基解密一樣與貝寶有過爭吵。Cryptome在信息大戰中站在了正義一方，但他們沒有一套針對數據提供者的保護機制，而我很清楚保護機制必須存在。揚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但他不願意做終極披露者，而這偏偏是我的目標，利用為維基解密完善的複雜否認系統來實現。工作進展迅速，我希望保證資料的保管和存盤萬無一失。大部分籌備工作都是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的，一些老一輩密碼朋克也出了一份力。我在數學系認識的老朋友丹尼爾·馬修斯—他屬於傳統左派，可以算是一名喬姆斯基主義者—也在當時幫了我不少忙。丹幫我整理維基解密的創始文件，後來還為我們第一份洩露的文件發表分析評論。
我當時的工作是拉人入伙。我計劃成立顧問委員會，為未來收集數據開拓資源。在這個階段，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組織的可信度及為未來發展拉關係，沒有實際辦公地點，也沒有起到顧問作用。我聯絡上了一些讓人備受鼓舞的重要人物，比如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就同意加入，並一直沒有離我們而去。一位名為本·勞裡的英國數學家也加盟維基解密，他父親彼得·勞裡60年代出版過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城市街道之下》，講述了英國地下核掩體和政府機構的情況，也許本在我們的工作中見到了父親的身影吧。我也想聯繫一些中國活動家。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西方人，受西方法律的管轄，我不希望讓人將維基解密視為一個反西方組織—這並不難，因為維基解密不是反對西方，而是支持信息傳播—但是我清楚我們的靶子最終會放到美國身上。創立伊始，似乎顯然應該先從非洲國家的腐敗現象入手。自成立第一天起，我們的理念就是 「反對混蛋」，聽起來有些粗俗，但我們的真誠表露無遺。
啟動前，註冊域名等等所需資金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的。其他人則是義務工作。自打一開始，我們就預料到今後會遭到法律上的攻擊，因此我特別希望能在舊金山註冊，因為舊金山的民權運動精神會在我們惹上麻煩時為我們搖旗吶喊。這一步完成後，接著就是給所有知道的人寫電郵，等對方答覆了。
第一份洩露的文件於2006年12月28日公佈，數據源很神秘，因此我們也不能確定其真實性。當時索馬裡的局勢在西方沒有得到實際重視，而這短短兩份文件就能讓人看到當時的情況多麼複雜。我們一直關注事態發展，盡可能提供分析、評論和其他洩露信息。即便文件是假的，它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證明秘密文件的披露能夠加深我們對複雜政治局勢的理解。對於維基解密這樣一個剛起步的網站來說，這第一步棋走得很妙。
我們都對西方媒體的道貌岸然麻木了—更不要提東方世界很大一片地區嚴苛的審查制度—竟然忘記各國人民對自由出版和披露侵權現象如饑似渴。世界各地的人迅速給我們反饋，有些信息不可信，有些內容幫不上什麼忙，但大家都開始關注我們的事業。當然了，因為我們是別人口中的 「告密網站」，自從一開始就有某些人樂於告我們的密，一直都是這樣。我的回答總是： 「好吧。我們應該吃點自己開出的藥，嘗嘗是什麼味道。」我們是一群意志堅定的年輕人，十分理想化，努力改變著世界。別人的攻擊我們承受得了，但我們最基本的道德立場穩穩的，想不出敵人還能怎樣污蔑我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並沒有準備好迎接對我的人身攻擊，也沒有想到憎惡我們的人會污蔑整個組織。有些神經錯亂的人還以為我們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
面對著種種困難，我們依然勇敢前進。我想拉朋友入伙，但從個人經驗來看，友誼只能帶來約九個小時的免費勞動。要做的工作多到難以置信。運作理念是多年以來思考而成的，但編程、後勤等工作必須快速高效完成。我從肯尼亞走到坦桑尼亞再走到開羅，一路不停做網站，全部行囊一個帆布背包都裝得下。坦白地說，我這個人從來也不是那麼物質主義。衣服不多，手邊有什麼就吃什麼。我留不住錢，錢一到手不是花掉就是給人。眼看著我這一代很多天才計算機宅人成為了百萬富翁，我感到有些惱火，不是因為我也想發財，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可以向我伸出援手的。話雖如此，在成立維基解密的這幾年裡，四處飄蕩的經歷讓我緩慢地意識到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物質需求。我有一袋子襪子和內褲，還有一個大一點的袋子裝筆記本電腦和電線就夠了。
我來到巴黎和倫敦拉幫手。很多志願者短期內很踴躍，但後來不是想要錢就是要名望，我也理解他們的想法。在巴黎有一段時間，我把自己一個人關在屋子裡兩個月，當時恰逢尼古拉·薩科齊為競選總統四處拉票。時間是2007年春。我身心徹底崩潰，因為我知道維基解密有能力成為一項偉大的事業，但工作太重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忙碌，巴黎夜晚的街道傳來陣陣歡聲笑語，讓人很容易忘記網站最終是真的有可能造福世界的。我當時的女友會時不時來我這裡。她只負責給我送吃的，我則一直守在計算機前。她會講俄語，有時我看不懂俄語會幫我一把，總體說來那段時間我是一個人熬過來的。我對工作已經到了著魔的程度，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計算機半步。
有時候我覺得聽到了屋外鳥兒的尖叫，自以為肯定是磁島的熱帶鳥類。有時候我還在一瞬間幻想糖蟻在桌面、地面上列隊爬過。一天一天、一週一周匆匆流逝，天氣變得奇熱，我還要保證維基解密的提交系統萬無一失。當時我手上已經搜集了大量資料，但自建站之日起新信息就不斷湧來，我向很多告密者保證日後會公佈。因此，我一面按新數據的優先程度分類，一面又對系統修修補補，設計加密電郵系統，比如為肯尼亞人安全互動編寫程序。感覺就好像成立了中央情報局分部似的。和任何新生業務一樣，維基解密必須要自我有機成長：我們面臨的問題更加緊迫，因為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沒有正常的籌資模式和業務模式，也不通過打廣告和注入風險資本來運營。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天到晚尋找志願者，同時經常在網上與事先約好的人開會協商。有意思的是（當時我可沒覺得有意思），有一兩次只有我自己參加會議。整個流程看起來肯定就像是個精神分裂者在演獨角戲：我坐在那裡，敲著鍵盤，同時扮演主席和秘書的角色，一個議題接一個議題往下走，唱票表決。真是瘋了。不過當時我認為自己必須要煞有介事地進行下去，堅持到底就是成功。出於這種自我鼓勵的精神，有時候我還決定某項特定的工作—比如寫一份重要的新聞發佈稿—需要著裝得體，體現出場合的嚴肅性。想像一下，我窩在巴黎一間狹小悶熱的房間內，鬍子拉碴，敲著鍵盤，身上卻穿著得體的西服外套。有夠離譜吧。
丹尼爾·馬修斯在團隊中堅持了很長時間，但因為長期得不到物質和精神上的報酬，最後心力交瘁。當時他已經搬到了斯坦福，一邊讀博士一邊教書。當時那個節點上，我們在圈子裡的反響甚至都不是那麼正面。做了那麼多苦活累活，受歡迎程度竟然一點都沒有提高：志願者們肯定在問自己（今天的志願者們估計也在問自己），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而當時的我回答不上來。我一心撲在建設網站上，希望別人能夠在工作中發掘內在的動力。有幾次真是出現了大難題。 2007年我們面前的工作堆積如山，壓力是常人無法承受的。我當時去了非洲，拉了些比較重要的關係後回到了巴黎，突然覺得身體不舒服，不久後就開始發燒，體溫驟升。想必各位讀者也清楚，我這個人有點愛裝作什麼都懂的毛病—這個毛病很多情況下其實是優點—所以我自然讀過幾本醫書，對醫生的信任度幾乎為零。燒得很厲害，但我確信燒幾天就會退了，結果大汗淋漓痛苦熬了十天左右還沒有退燒。
最後查出染上了瘧疾。只要在法國醫院待上一段時間，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法國人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都會吵著要鬧革命。即使只做短暫停留，都能理解為什麼福樓拜厭惡資產階級，為什麼60年代激進分子想要一把火燒了索邦大學。就這樣病還沒看好。負責我的護士欺負人慣了。她想給我胳膊打撲熱息痛。我說我身體不疼，沒必要。她說醫院所有病人都要打，沒有例外。我說不行。晚上她又要給我打，我又拒絕了。結果她還要打，我就一把扯開針管，說要是再打我就走。各位讀者可能要抗議了，誰會沒事和護士打架呢？我也明白。但必須要說清楚，這些護士就是法西斯，我當時燒得頭腦也有些不清醒。我房間內的老頭給我加油鼓勁，他說那些護士總是任意擺佈病人，看我奮起反抗他特喜歡。因為我不打撲熱息痛，護士就不照顧我。後來我胃痙攣時，因為我拒絕服用給的藥，她們也不找醫生來。整個系統就是為了懲罰那些對醫護有異議的人士的。
我天生不會照顧自己。這個缺點後來一直給我惹麻煩。但我不想為自己辯護什麼：比起讓自己活得更舒適，我過去、現在、將來永遠都會將精力放在關注世界各地的戰爭上。不久後，維基解密大顯身手、揭露這些戰爭的機會來了。2007年秋冬季，我們收到了來自美國軍方內部的一些文件。11月，我們將這些內容豐富的數據全部公佈，披露了美國陸軍在伊拉克註冊使用的全部軍事裝備，共有約15萬份記錄。我對資料做了分析，發現其中包括美軍的 「作戰序列」，即整個指揮籌備結構，所有軍事單位、姓名、物品的信息應有盡有；不是子彈等消耗品，而是波斯地毯、計算機等固定資產。我拿來全部列表，編寫程序以做分析：參考軍用品網站的價格，我們觀察到巨大的軍費開支，也發現了哪些單位資金最充足。約一半左右的裝備購置是為了應付武裝分子的簡易爆炸裝置，常稱為路邊炸彈或IED。大多數的錢都花在了所謂的 「巫師」機器上，此類設備技術精密，作用是干擾無線電信號。花在躲避IED上的—包括探測器、干擾器、引爆機器人、額外的裝甲等等—總額約為130億美元，即使考慮通貨膨脹因素，花銷也超過了曼哈頓計劃的總額，我認為世人對此有知情權。
我們的工作就好像是搭起腳手架，將更多有關伊拉克、阿富汗戰情聞所未聞、深入細節的故事堆積成塔。一般的新聞記者對好多事情都抱著想當然的態度，沒人質問錢花在了哪裡，也沒人調查指揮結構的運作方式。
新的數據開始如洪水般湧來，由此帶來的改變也已經可以看到。我們要敲開世界的外殼，讓世界獲得新生。我們從一開始就發現困難在哪裡，其中最大的也最難解決的就是新聞工作者的冷漠。你為他們打開調查的大門，開啟通向正義的道路，這些人卻聳聳肩，說沒有時間讀完這麼多材料。太讓人灰心了。然而今天的我卻發現，這是我們透過媒體看世界的過程中重要的一環。新聞工作者並不僅僅報導新聞：他們的觀點臆斷和冷漠態度在呈現給大眾的畫面中也扮演著角色。我們則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是新聞工作者，比他們更出色。
網絡時代，因為很多人通過搜索引擎獲得知識，我就知道信息會被過濾處理。甚至有些軍方人士都開始訪問我們的網站，看看車輛需要哪些替換件。一位北約軍用品承包商還曾登錄聊天室，想替換裝甲車輪胎，讓別人幫忙出出主意。這真是諷刺中的諷刺啊。不管怎樣，媒體始終不聞不問。當時我們的權威性還不強，也沒有獨家性—獨家性是媒體運作的最根本動力。更不方便的是，我們公佈的材料內容錯綜複雜。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建立起了一個體系，改變了新聞業的基本規則。比如，面對著英國陸軍這樣強勢的組織，第四權習慣眼巴巴看著身著制服的軍官，坐等著通報會召開，新聞工作者自己則對不受監管的權力機構持一種順從的敬畏態度。我們已經忘記，制服下面是活生生的人，這也正是我們所希望披露的，即權利掩蓋下那赤裸裸的真相。
我們展開了大規模的目擊行動。計算機技術本身就能將世界盡收眼底，世人的道德心也越來越強。我當時寫了篇博客，對我們的動力和任務有所描述。我寫道：
每當我們目睹不公正的現象卻不採取行動時，我們的人格就會在不公正的現象面前變得消極，失去保護自我、保護親友的能力。現代經濟中，人不可能永遠與不公正現象隔離……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就讓它汲取我們一切的力量，大膽去闖。無論怎樣逃避，我都無法躲開痛苦的聲音。也許當我老了以後，我可能會在實驗室裡混混日子，在仲夏夜與學生們輕聲交談，對世上的不公正現象毫不在乎。但現在不可以。年輕氣盛的男人，如果擁有信念，就必須為之採取行動。
現實也可以算是一種資產，必須要牢牢抓住。調查性新聞便是將現實從權力手中奪回來的崇高藝術。到了維基解密運作起來，登上報紙時，這一點已經被很多人忘記了，新一代新聞工作者和讀者也沒有這種意識。我們的任務就是令觀察的藝術獲得新生。這裡不是說大話，我認為我們是第一家人民情報機構。創建伊始的那些激情歲月，說起來也就是四年前，但對我們已是前塵往事，想當年我們意氣風發，勢要跨越國界、跨越世人和自己的偏見，節節拔高，無限拓展。當時我們仍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但良性新聞服務於良性治理的原則一直到今天都沒有被淡化過。
非洲的經歷為這個時期的工作染上了色彩，不過我想下一章再提。披露伊拉克裝備清單的前一天，我們打了個漂亮仗，公開了關塔那摩灣監獄手冊。這是一份非常精彩的文件，極富時代性，可以想像得到，數百年後，如果有人想瞭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鬥爭，會捧著這份手冊潛心閱讀。不僅僅是意識形態鬥爭，也有心智上的鬥爭。手冊保密級別很低，很明顯當局根本沒想到手冊會被監獄之外的人看到，這難道不也是秘密文件的一個問題所在嗎？秘密文件的編寫人通常擁有極端的偏見和入魔般的仇恨，熱切渴望將自己的偏見灌輸給同僚。關塔那摩手冊涵蓋了押送囚犯、關押囚犯、處理囚犯時的所有主要事項。文字讀起來就好像是從匈奴王阿提拉或穿刺公弗拉德口中說出的話一樣：殘酷非人、偏執誇大、滔滔不絕，甚至連最無所謂的納稅人讀過手冊後都會質疑，這份手冊和這所荒唐的拘留中心，花著這麼多納稅人的錢，究竟在解決什麼樣的根本缺陷和致命難題。
手冊中介紹，如何在記錄上造假，不讓囚犯被紅十字會發現。還提到所有的囚犯押到後第一個月要關在最高警戒的設施內，讓犯人軟下來接受審問。 「第一期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要繼續隔離囚犯，培養其對審問官的依賴度。」手冊將快速反應部隊的攻擊性心態暴露無遺，快速反應部隊要永久待命，以防 「關押設施出現騷亂」。囚犯被關在如此密不透風的環境中，究竟怎樣才能引起危險騷亂不得而知，反正 「快速反應部隊士兵要身著防暴裝甲，其中包括：凱夫拉面罩、防彈護脛、盾牌及警棍」。文中可以看出，來自最高層的恐懼會引發殘暴行為：囚犯不是被當成普通敵人或普通人來對待，而被視為好萊塢式的超級惡棍，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會產生史上最嚴重的安全隱患。必須像關押魔鬼一樣關押這些囚犯，安排警犬巡邏監察。有一個囚犯還被逼將女性內衣戴在頭上。心理酷刑十分猖獗。手冊中明確表示， 「定向障礙」、羞辱囚犯是常規手段。手冊中體現出美國當局缺乏安全感，其程度之高讓人咋舌；布什治下的美國，為了打垮虛幻的敵人，寧願將一切憲法對人權的保障拋之腦後。從手冊中列出的手法（後來《華盛頓郵報》也報導過），可以瞥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方式。殘忍和仇恨活在人的心中，但當我談到 「不公正的現象」時，我指的是對政治和社會體系的觀察。阿布格萊布的虐囚手法並不是一小撮工薪階層出身的美國軍警發明的，儘管這些人後來被方便地當作了替罪羊。那些手法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道德責任應首先來自最上層。
手冊的公佈沒做什麼宣傳，也沒有什麼介紹。手冊本身就已經足夠了，第一眼就知道它多麼具有轟動性。起初的一個星期沒有什麼反響，隨後負責關塔那摩的南方司令部給我們發了一封信，要求撤下手冊。這是好消息，因為這就證明了文件的真實性。我們對美軍的要求置之不理。然後 《聯機》雜誌首先報導，隨後《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也開始關注。這正是我一直期待的信息傳播途徑，首先在博客和小報刊上冒頭，再進入主流媒體。火燒起來時，並沒有直接燒到我身上。我的身份是調查編輯，當時世人還沒有將任何維基解密的言行都扯到我身上的習慣，但現今所有人都染上了這個習慣。當時我知道自己的黑客前科可能會讓我們的事業蒙上陰影，因此希望躲在越陰暗的地方越好。然而，演藝界的規則和—必須要提這一點—背信棄義者的詭計迫使我成為邦德式的惡棍，成為必然的假想敵。
隨著媒體愈發關注此事，關塔那摩公共事務發言人愛德華·布什三世中校做出了回應，聲稱監獄早已不像手冊中說的那樣。手冊中講的是傑弗裡·米勒領導下的監獄。因此我們又公佈了2004版手冊，讓世人比較兩份的異同。結果發現，第二份手冊還要更惡劣。其中寫道，監獄會上演一系列擺擺樣子的審判秀，此外，當達官顯貴來訪時，囚犯必須把頭扭開。差不多就是這類事情。哦，對了，米勒離開關塔那摩後去哪裡了呢？答案是阿布格萊布。
我們希望世人有機會瞭解我們眼皮底下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事情簡直不堪入目。我們提到引渡是如何進行的，還公佈了負責將囚犯送到島上的飛機平面圖。囚犯需要佩戴護目鏡、頭盔和頭罩，還要被拴在地板上。為什麼美國當局會覺得這些人有超人般的力量呢？這麼荒誕的想像力是從哪口深井汲取上來的呢？
維基解密發展勢頭越來越好。關塔那摩文件的洩露以及隨之而來的媒體報導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敏感數據。美國陸軍有關費盧傑戰役的報告本計劃2021年才解密，但2007年12月我們一拿到文件就公之於眾。2004年3月31日，為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工作的四名美國人被伊拉克武裝分子綁架、毆打、焚燒，屍體掛在橋上示眾。美國軍隊隨後被動回擊，這份報告明確指出，美軍事先沒有做好充分籌備工作，對政治格局理解不夠，媒體關係處理不當。隨著平民死傷人數不斷攀升，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對美國施壓，4月9日宣佈單方面停火。然而維基解密洩露的文件卻顯示，戰鬥並沒有停止— 「停火這個詞用得有些不恰當」—文件同時也披露，整個行動最重要的目標不是別的，而是討媒體歡心。
洩露文件表明，攻擊命令由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親自下達，因為他不喜歡看到費盧傑成為 「抵抗的象徵」。該地區居住著大量平民，美軍卻對此不管不顧。我認識半島電視台的一名新聞工作者艾哈邁德·曼蘇爾，最後一輪攻擊時他在市內，和同事一起努力還原戰役局勢和戰鬥方法的真相。據我們洩露的文件稱， 「約150次空襲摧毀了75座建築，包括兩座清真寺」，行動 「在安巴爾省各地捅了馬蜂窩」。根據停火協議，美國堅持要求半島的新聞工作者撤出該市。洩露的文件還說： 「半島聲稱美軍攻擊造成多達6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遇害兒童的畫面在全世界電視屏幕上反覆播放。」報導的作者歎道，當時在該地沒有隨軍的西方記者，沒有呈現 「軍方」的觀點。
11月份，美軍再次襲擊費盧傑，本次戰役後來被稱為伊拉克戰爭中最血腥的戰役。美軍作戰中動用白磷，雖然不違法，但存在極大的爭議性。畢竟，1991年薩達姆·侯賽因使用白磷鎮壓國民的做法被視為戰爭罪，這也是2003年盟軍入侵伊拉克的借口之一。阿布格萊布醜聞爆發的時間就在兩次費盧傑戰役之間，而報導的作者卻無視美國在醜聞中的責任，稱 「武裝分子運氣好而已」。
工作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我將費盧傑文件洩露給3000人，等著新聞決堤。沒有動靜。那是讓我們特別迷惑的一次經歷。什麼反應都沒有。媒體之前三年都在報導費盧傑，手中一直也沒有過這樣一份來自美軍內部的文件，結果到手後反而不撲上去。直白一點說，我不但無法理解新聞界同僚的做法，還為他們感到羞恥。這些通訊員如此膚淺，難道不讓人吃驚嗎？各位也肯定就像我當時一樣懷疑，西方主流新聞界是不是充滿了—抱歉沒有別的詞可選了—傻逼。
對長期發展來講，這也是一起教訓。後來公佈阿富汗戰爭日誌時，我在這方面也有所考慮。現代新聞界最核心的標尺是什麼？銷售量、點擊率、傳播範圍和獨家性。我也被迫學習利用這些標尺將新聞發佈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