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身上的虛榮心好比妓女身上的香水：兩者都以此來掩蓋自己散發的臭氣。別看這樣說，我自己就是編輯，非常推崇記者的天職。然而，本書要想全面呈現事實真相，就必須說清楚：英語世界的高層新聞工作者，在一開始愛維基解密愛得發狂，結果轉眼間變臉將我們打翻在地，然後發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又一本書，長篇累牘地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如此荒謬的行徑想必他們自己看著都覺得難堪吧。我對他們沒有深仇大恨，只是對他們的原則之光在最後一次努力中漸漸黯淡感到痛心。
熱愛正義事業的人都喜歡讀《衛報》，我也不例外。尤其是該報推出全球網站後，我一直認為它時常扮演著世界燈塔的角色。 「9·11」事件過後，《衛報》成為在美國能看到的唯一講真話的報紙。有一點我很欣賞，該報一直努力去觀察世界，而不是觀察世界中的自己—可不要認為能做到這一點是理所當然的。《衛報》一貫堅持曝光腐敗政客，報導戰爭暴行，不管它們後來對我如何不義，我都不會否認它的貢獻。《衛報》基本上由 「12怒漢」組成，他們合作愉快，明辨是非，但有時也自私自利，殘忍無情。一切都是明擺在檯面上的，我一直很高興看到該報真正發揮本領時能做出精彩的報道。他們和我似乎應該是天生的盟友，但就像莎士比亞所說，沒有什麼天生能抵抗得住盟友的好鬥意圖。
2010年我們圍繞阿富汗戰爭日誌開展合作時，引起了好一陣喧囂。其實我們之前就合作過，2007年我向該報洩露了關於肯尼亞丹尼爾·阿拉普·莫伊腐敗罪行的資料。同年8月底和9月初，本新聞刊登在頭版，在內羅畢引起巨大反響，當地報紙突然覺得也可以報導就在眼皮底下發生的新聞。逮捕一等兵曼寧後，很明顯的是，即使沒有證據顯示我們之間有聯絡，美國當局仍認定存在著聯繫，於是開始監視我的行蹤。當時我正回到澳大利亞的家看望家人，面對這種局勢，我意識到待在家裡並不安全。坦白地講，我的個人安全不是我優先考慮的對象—我很早就意識到，總會有人追蹤我，不久就會讓我陷入這樣那樣的圈套。我主要是擔心維基解密一直集中精力從事的工作：我們正在準備曝光大量文件，我擔憂很快就要陷入一個 「要麼公佈，要麼死亡」的境地。維基解密有一個機制：如果我們無法繼續工作，就會同時披露所有數據。但我想盡量避免那種情況：我們手中的文檔庫信息量龐大，值得我們一份一份去評估、一篇一篇去曝光，因此我希望能在縝密安排下按部就班地發佈。
顯然我必須要回到歐洲，所以我安排人邀請我去歐洲議會就審查制度發言。途經香港，避開了新加坡和泰國，因為這兩個地方會更樂於幫助美國抓我。（我發現，應政治性邀請旅行總是很明智的，因為如果無法抵達，就會惹出很大事件。）在那裡見到了一些歐洲議員，冰島來的朋友也介紹了冰島現代媒體計劃，這是一場在背後推動我們建立開放性避風港的運動。我的發言內容是越來越多的報紙迫於封口令壓力，將數據從網絡檔案庫中撤下等現象。我碰到了《衛報》駐布魯塞爾的負責人，他平易近人，認同我的觀點。我告訴他，我們計劃曝光一些數據，也許《衛報》會感興趣。他離開之後，該報的特別調查記者很快就與我聯繫，說他希望從倫敦趕來碰頭，討論合作事宜。
我們一直計劃通過幾家主流媒體公佈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數據。這樣看起來沒錯。發佈的重點不在於某份文件或某個題材，而是一整套題材和數十萬份文件。我們覺得只有高調曝光，托各大報社投入自己的研究員和記者來分析報導材料，衝擊力度才會夠。我們從不會裝作看懂了，甚至也不會裝作能讀完浩如煙海的材料中的每一份文件，所以才要找報紙幫忙。我們自己根本顧不過來，一共有約9萬份阿富汗戰爭日誌，4萬份伊拉克文件。我們傳統上的做法是，自己分析洩露文件，書寫相關評論，再將全部資料獨家發給一個記者或廣播公司。這次可不同了。我和 《衛報》調查記者討論了怎樣合理處理材料和來源，怎樣以恰當的方式整合資源、公佈材料，實現我們對線人的承諾。當時我已經和 《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接觸過，也和 《明鏡》的記者有來往。
我們談了六個小時。他看上去很專業，有點緊張，有點疲憊，但其實我也一樣。我們似乎一致認為，文件意義重大，最好是將其他新聞機構也拉進來。我並不是在誇大自己的參與，只是特別希望保護好材料，我在處理此類來源、對付此類監視行為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後來有人說我自己就是材料來源，真是荒謬；我是計劃的總設計師，是因為我是組織內唯一知道如何存儲材料、如何傳播材料的人。公佈計劃從頭到尾由我策劃，為的是加以保護和提高，說這種話也許會傷害之前合作方的虛榮心，但一句話，愛做不做。我一沒向它們要錢，二沒向它們要榮譽：維基解密的功勞應該得到承認，這樣才能推動今後的發展，但合作方必須全身心投入計劃才能成功，只有這樣讀者才能根據原資料去核查報導是否準確。當然了，所有的合作方在當時都說得好著呢。要等到後來，東西拿到手後，就開始淡化合作關係，吹捧自己，貶低我們，這種政府玩爛了的小把戲我應該事先就預料到。
《衛報》的調查記者說，會向總編艾倫·拉斯布裡傑匯報，拉斯布裡傑又會與 《紐約時報》總編比爾·凱勒商談。然後我在餐巾紙上寫下了一條編碼，在酒吧裡將其交給了那位記者。我所想的是記者能使用編碼，閱讀通過開放渠道發送給他的加密材料。他拿到密鑰後，我們又偽造通信記錄，比如： 「很高興與您會面，很可惜沒有談成。」這樣就會誤導情報人員，假裝見面後不會傳送阿富汗材料。記者自己對是否獨家報導無所謂，但他自然清楚他的上司會在乎。我們同意控制保密時間，並出於法律和商業方面的考慮，保證材料會同時曝光。此外，每家報紙都對自己的報導內容享有編輯權。電視業可以在最後一分鐘拉入伙，但之前不行，因為電視節目的製作方式會造成文件提前洩露。我們對以上內容沒有爭議：計劃是我設計的，我一面解釋，他一面壓抑著激動的心情頻頻點頭。這個階段，他對事態的控制能力還是值得稱讚的：他的行為舉止像一名活動家（和他背景有關），他還從戰略上討論如何用最佳平台披露數據。
我準備在斯德哥爾摩為這個龐大的項目成立一個維基解密製作單位，結果發現很難。 《間接謀殺》錄像曝光後，我作為維基解密的主要代言人受到了嚴密關注，有些人不願走到鎂光燈下。不過那位調查記者和我在斯德哥爾摩再次碰面，繼續討論計劃事宜。這時，《衛報》的另一位記者也捲了進來。我之前好像在奧斯陸見過他，他觀看了巴格達錄像的原始版本，願意代表報紙買下版權。我們當時受到嚴密監視，就沒談成，但那次經歷可能讓我認為，時機來臨時，《衛報》會成為天然盟友。一轉眼，這名干新聞的記者就代表起了《衛報》，根據我和他同事之間的協議，阿富汗材料轉給了他，他隨後又將材料轉給了《紐約時報》。
想像一下原始材料的容量吧。一共約有9萬件獨立的阿富汗戰地日誌（我們最終公佈了約75,000件），是每次小規模衝突、戰役或IED爆炸之後在當場記錄下來的。這些戰地日誌中充斥著縮略語和軍隊術語。隨便挑一篇，只見它開頭寫道： 「（M） KAF PRT報導尋得火箭IVO KAF PRT地。」《紐約時報》拘於表面，沒有耐心，它們看不出材料呈現出的主題，過了好一陣子才明白材料的真正意義與蘊含在其中的海量數據情報和涉及人數，它們一開始還以為看不到 「故事」而大失所望。《衛報》的新聞記者 （一名資深工作者）此時首次暴露出他的操縱本性：他說要想讓 《紐約時報》加入，需要給一點 「優惠」，《衛報》也一樣。他 「知道」兩家報紙都覺得材料沒那麼吸引人，需要再加一點點油水：它們還想要全套的伊拉克文件。當時我就應該立刻取消合作的，畢竟擺在面前的已經很明顯了：這些人沒有紳士作風，不知道怎樣去珍視重要數據，不懂得重視人性的複雜。我本應該探測到那個狡詐的新聞記者眼中轉瞬即逝的閃光，而轉身離開。全世界有的是願意傾盡全力與我們合作的媒體機構。而這些報紙，甚至計劃剛剛起步，就開始尋找對方弱點加以利用。各位想必也看出來了，這位 《衛報》記者如此積極，不是出於原則，而是因為要取悅老闆，想在退休前搞到最後一個獨家新聞。
話雖如此，我們還是決定繼續向前。我很欣賞《衛報》，願意相信之後的合作會好起來。我清楚將洩露的文件的重要意義，除了不喜歡對方索要的方式，我對 「優惠」本身沒有什麼反對意見。最終，我將伊拉剋日志轉給了兩家報紙。我一直說，這是為大局著想，我們幹這活不是為了討一聲謝謝。如果它們真能投入資源分析報導兩套日誌，定會推動信息公開自由的根本大業向前發展。當時我唯一真正的工作就是與它們合作，從材料中提取精華。其實這還不是唯一的工作：我還要監督它們的誠信，誰知很快這就變成了我的全職工作。整個過程聽起來讓人作嘔，真不想說，但對方不但早已詳細說過，還對我發動猛烈的個人攻擊，所以我就堅持說下去吧。我能告訴你，當時我處在前所未有的壓力之下。被人監視，過著背包生活；很少睡覺，要睡也睡在沙發上；和我素不相識的人陸續被捕；我同時還要努力保持龐大的戰艦平穩航行。我累了。我不是那麼善於通融，行事有時古怪瘋癲，待人接物有時很不友善。可是我一直以為這些人是原則堅定的行動派，不是對我狂熱崇拜的弱者，他們在我身邊小心翼翼、經常一副受傷的表情，就好像我沒有給他們足夠的關注，沒有樂觀積極地對待他們，這點我真是看不下去。
我最樂觀積極的一面體現在了工作中。我與他們建立的夥伴關係，會為他們帶來最精彩的獨家新聞。而且肯定有人是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們洩露的材料。我在倫敦國王十字區的 《衛報》辦公室度過了數周時間。曾有一段時期，事態進展非常順利：我們藏在一個類似掩體的地方，看上去大家合作精神十足，儘管和當年準備巴格達視頻的時候相比根本算不上什麼。儘管我的辦事方法在他們有些人眼中可能有些古怪，工作還是陸續展開，我教他們如何分析材料，編輯文本，《衛報》和 《紐約時報》的人全勤出席，《明鏡》記者偶爾參加。我在兩位 《衛報》記者的家中住過一段時間。我精神繃得很緊，停不下來。離目標越來越近，我沒有真正考慮過雙方的關係—我以為材料就象徵著雙方關係—一段時間之內，大家都發揚出分享和探索的精神。
之前我一直希望報紙之間共享研究，他們也真的做到了。比如，我很早就發現一份關於特遣部隊373的情報，該部隊是美國特種部隊暗殺小組，手中有一份2000人的名單。看多了電視劇《殺戮一代》的人可能覺得沒什麼，但這份聯合名單其實揭露的是一場極其野蠻、無法無天的夢魘。可以看到，不通過司法審查就可以將人送上名單。阿富汗某省省長不喜歡你，提名你為聯合名單人選，轉眼無人機就會向你家飛來，把你的家轟成碎片。只須耐心解讀，你就會在日誌之間瞭解到特遣部隊暗殺行動的後果。2007年5月2日的一篇日誌寫道，計劃於次日與副省長會晤。會談第一項是 「討論特遣部隊373近期行動的後果，處理村民申訴問題」。接下來一項是 「向被轟炸的區和學校提供救援物品」。特遣部隊373本來是一支秘密部隊，經我們洩密後終於暴露，新聞登上《明鏡》首頁。有意思的是，聽一位知情人士說，《衛報》上一篇關於該部隊的文章有一部分是 《紐約時報》的埃裡克·施密特寫成的，因為他自己的報紙據稱沒膽量公佈。
我和其他人一直希望各大報刊同時發佈消息，而且《紐約時報》還應該先行一步。我們覺得這樣做能最好地保護信息來源：美國政府對 《紐約時報》下手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該報也可以充分利用其威望，代表所有姐妹報刊完成新聞業的壯舉。然而，合作方的眼睛果然再一次閃閃發光：《紐約時報》希望我們先披露。這純粹就是它們戰略性的退縮策略，簡直讓人瞠目結舌，這種心態已經深深扎根於該報的自我保護意識，這可能連它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它們謊稱是出於謹慎和負責任的考慮才延遲披露，其實是一開始就想搞到材料，花了幾個星期時間分析整理材料，結果該輪到它們衝在最前面時卻打了退堂鼓。它們想讓維基解密首先曝光，我們現在才看清，其實這就是它們的戰略所在—這樣做就可以躲在 「異端」組織的後面，稱自己只是 「反映出」別人的報導而已。總編比爾·凱勒為自己打氣打得自信滿滿，其實是他根本沒有勇氣為新聞原則而鬥爭，他被五角大樓嚇破了膽，一邊躲在壞孩子的身後，一邊還對從學校小吃店搶來的贓物嗤之以鼻，其所作所為真是連六歲小孩都為之不齒。他等材料到手後，跌跌撞撞，嘔吐一地，完全喪失合作時的膽識，狼狽的形象讓人看上去又痛心又鄙視。雞叫三遍，比爾·凱勒無恥地不認我們。[1]他還對我發動一系列人身攻擊，以撇清自己的關係。
真是噁心。比我聰明的媒體人肯定能預見到這種結局。新聞業就是靠爭先報導吃飯的，結果世界上最大的報紙竟然直截了當地要求別人先公佈。後人談到凱勒時，一定會提到他的懦弱：文件折射出的是發生在阿富汗的暴行，任何一個更堅強的人、更出色的記者都會為披露的真相積極地蓋上自己報紙的印章。結果他反而謹小慎微，讓我們先承受痛苦，我們當然一直都準備著承受痛苦。但按他當時的話來講，我是一個流浪漢，一個臭氣熏天的老瘋子，而他呢，比爾·凱勒是 《紐約時報》歷史上最懦弱、最自私自利的編輯。醜人醜事形態萬千，有時候還會穿上運動夾克，戴上一條老舊的校園風領帶，請我們原諒他的行為，因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禮節規範。水門事件中，本·布拉德利緊密站在兩名叛逆記者的身旁，五角大樓文件案中，燈塔出版社的羅伯特·韋斯特和戈賓·斯泰爾被法庭傳喚，他倆寧可蹲監獄也不出賣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和這些人物相比，凱勒就是道德侏儒，自我洗白的本事頂天高。
巧合的是（或者根本不是巧合），花了數月時間排成一排的小鴨子們到了關鍵時刻全都為了各自利益叫成一團。曝光前36小時，我同意讓第四頻道新聞欄目向 《衛報》派去一名採訪記者。《衛報》會在晚上9點30分在網站上實時公佈，第四頻道會在晚上10點半的晚間新聞快報中報導。可是現在《衛報》也唱起了自己的小調，不再思考「這樣做符合大眾利益」，而是 「我們的獨家新聞呢？ ！ 」 「我們的榮耀呢？ ！ 」我請來的電視團隊不是普通人，而是由新聞工作者斯蒂芬·格雷帶領的團隊，格雷在該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寫過一本備受追捧的有關阿富汗的書，《衛報》也一直想與他合作。格雷一直活動在我們計劃的邊緣，但後來 《衛報》聲稱我們將他請來是為了與他們打對台，這真是胡說八道。不管怎樣， 《衛報》火冒三丈。它們鑽進了牛角尖，只想著榮耀和自己那一杯羹，這不僅不合適，還很讓人擔憂，因為我和那位特別調查記者最初之所以開始聯手，就是因為他是一名活動家，真正關心材料。後來 《衛報》說我難以相處，暗中搞破壞，但這只不過是英國頭號自由派報紙的歇斯底里罷了，我們熟知和喜愛的報紙不就是這家麼？
儘管出現了這麼多波折，本次曝光還是做得十分成功。《明鏡》用了17頁、《衛報》用了13頁、《紐約時報》用了8頁做大幅報導。一石激起千層浪：時隔多年後，每家報刊終於第一次引領了有關現代戰爭本質的大討論。我被捲入輿論的漩渦，只好盡量淡定冷靜地處理，按部就班，引用材料，反覆強調新聞自由等大問題。然而，當合作夥伴不滿足於守護原則所帶來的榮耀時，你也一眼就能看出來。《衛報》的人四處在晚宴上宣揚他們的功勞，尤其是那位資深新聞記者更是閉不上嘴，逢人便講 「是我們幹的」。他不清楚這樣做帶來的安全隱患，他這人總是想在同事面前顯擺，也許正因為這樣之前他才告訴 《紐約時報》我們手中電報的事情。為了吹牛，他還公開宣稱我在他家和另外那位記者家過夜，完全不知道這種事說出去有多麼危險。
你在當時就能觀察到，它們剛剛一確認東西到手，我們間合作的道路就一下子變暗了。一開始它們藏著掖著，因為它們清楚要先將電報拿到手，但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奧威爾曾明確指出，這些其實都隱藏在語言中。《衛報》和 《紐約時報》愈發將我描繪為一個黑客，一個不牢靠的信息來源，然而在攻擊我的同時，它們也暴露了自己內心的焦慮。人在質疑別人的動機時，一定要謹慎，一不小心就會暴露自己的動機。這些機構想把我和維基解密一步步慢慢清除，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法律攻擊、撈得更多功勞而已。連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在面對壓力時都不會像它們這樣丟臉。此外，儘管我在保護材料和指導項目進展過程中經常蠻橫不講理，但它們應該瞭解我那樣做是為了什麼。可是最終它們選擇與我撕破臉，完全忘記了我們共同的對手是誰。
這裡面還存在著一些個人因素。當初只有我和那位特別調查記者時，兩人相處得非常愉快。在布魯塞爾、斯德哥爾摩和在倫敦開始的那段日子裡，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在他面前，我覺得自己就像年輕的他一樣。不好意思地說，他很敬佩我的理想主義。結果不久後，他就變得乖僻、黏人，頭腦犯糊塗，聲稱大部分工作都是他做的，整個計劃都是他的主意。用 《衛報》最喜愛的混合比喻來形容，他想成為把麵包帶回家的大明星。某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整件事情都牽扯到他在同事眼中的名望。我其實不是特別在乎功勞歸誰，可是那12名 「怒漢」眼中看到的不是現實，只看到他們自己、榮譽地位和晚年的職業生涯，雖然是人性使然，但這妨礙了工作的推進。
對新聞鬥志的真正考驗其實來自敵人的反擊。我們都清楚會招致何種後果。大曝光那天晚上，別人都想開香檳慶祝，但我卻想： 「先別急。白宮和五角大樓會發動反擊，對我們下狠手。」他們先是說材料內容不重要。 「如果你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你會發現這批材料裡其實沒什麼新東西。」《華盛頓郵報》從快速撥號名單撥打的第一個（未給出姓名的）被收買的政府官員如此辯解。這是第一階段的標準答案。接下來一波，由默多克旗下的英國報紙 《泰晤士報》帶頭，聲稱我們發佈的材料已經導致一名塔利班叛逃者死亡。結果發現，它們說的這名男子早在兩年前就被殺死。然而，第一波批評剛一殺到，《衛報》記者就陷入了恐慌。
今天回想起來，《衛報》在初期階段準備文件時，嚴格遵循該報高尚的職業傳統，將工作做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些人，如副主編伊恩·卡茨和系統編輯哈羅德·弗雷曼任勞任怨，並規範了計劃進展過程。當然了，那位資深新聞記者又從中搗亂，告訴我 《衛報》一些工作人員想索要 「危險費」，因為他們被人跟蹤。之前我和世界各地的記者合作那麼多年，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一群人，在威脅面前嚇得亂了方寸，對與自己不同的人合作那麼不放心，處理安全等根本問題毫無經驗可言。艾倫·拉斯布裡傑給比爾·凱勒打電話，問他是否會設立安全電話信道時，這名紐約人傻了眼，根本不清楚。此外，儘管各家都有一些記者高興工作，不計代價，卻有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12個「怒漢」，每走一步都要滿足自己的職業野心，自然而然，因為我是行動的負責人，就將炮火轉向了我。
我覺得自己的戰略很清晰，先公佈阿富汗戰爭日誌，然後再曝光伊拉克材料。阿富汗材料量要少一些，我希望先看看我們（維基解密和合作媒體機構）能否建立數據閱讀和發表系統，培訓記者和製圖員，有了一定經驗後，再接手更複雜的工作，處理數十萬份伊拉克文件。剛才說過，兩家報社都讓我拿伊拉克文件 「犒勞」它們：它們對伊拉克材料的熱情幾乎有些不正常，因此我覺得他們肯定會全心投入，努力為公眾曝光全部材料。有時候我這個人就是一根筋，鑽進牛角尖裡出不來，信心滿滿地以為接下來的三周會有下一步大動作。可是我沒有考慮到一個重要因素，即所謂的 「新聞倦怠」：伊拉克沒有阿富汗那麼 「性感」，畢竟阿富汗戰爭仍然在進行之中。我還以為各家報刊有了經驗後在伊拉克材料披露上會做得更好，可是員工已經精疲力竭，很多人馬上就去度假了。當然了，別人累了也不能怪人家，但至少對我而言，我強烈感覺到，曝光行動的勢頭已經喪失。它們對新材料處理得不好，可又不願交給其他記者繼續披露。兩家報社陷入了兩難境地。
慢慢地，我們兩方面的不和越鬧越大，我與 《紐約時報》的關係更是蒙上了一層陰影。比爾·凱勒想將我描繪為 「線人」，順便提一句，以後有誰想給 《紐約時報》提供情報，可要三思而後行了。曾幾何時，保護線人、步步照顧線人是一種光榮的行為，更不要提是新聞和法律常識的要求—此時此刻，全球各地都有記者為保護線人被抓進監獄。比爾·凱勒對待 「線人」的方式卑鄙惡毒，讓他和他的報社蒙羞。你可能會問，哪家報社會與 「線人」緊密合作，允許他成立一個包括該報在內的國際發行網絡，曝光本年度最重磅新聞，然後事情剛過就拔刀相見，發動人身攻擊— 「他聞起來似乎好幾天沒洗澡了。」沒錯，我那周的確沒怎麼照過浴室鏡子，因為我連續三個晚上忙於準備材料，為他家報社轟動世界鋪路，幫他發揚座右銘的精神 「刊載一切適於刊載的新聞」。更無恥、更瘋狂的是之後凱勒決定把我描繪成斯蒂格·拉松驚悚小說中的人物，一半是黑客，一半是陰謀論者，將 「性作為娛樂和暴力的工具」。
女士們先生們，這句話是可以起訴的。這句惡意誹謗，為的就是給面對不當性行為指控的人 （我）造成極大傷害。他在寫這句話、印這句話時一定清楚，這會對我的身心、法律處境和名望帶來重大打擊。結果還是下手了。我實在不明白是為什麼，也不會去猜。我只想在這裡向各位讀者完整解釋來龍去脈，讓大家看清他們的嘴臉，以及整個體系如何與這些人聯手摧毀曾經宣稱熱愛過的人和事。凱勒的抵賴寫了整整8000字，骯髒陰暗，錯誤百出。就讓我用這段話回答所有的指控：若對你的錯誤一一反駁，會耗盡我所有精力，會耗盡你所有精力，甚至還會耗費法院所有精力。能寫出那種東西的人，絕不是一個清醒、負責任的人。文學作品中這些人見得多了，表面道貌岸然，實則僵化呆板，內心更是變態齷齪，為了美化自己、蒙蔽公眾，無所不用其極。你也許會問，是什麼樣的人如此下作？我們可以說，是一個處於絕望不擇手段的人，是一個渺小的人，或就像王爾德筆下的教會會吏長，夜晚四處遊蕩， 「與豹同眠」，結果清晨返回辦公室後又下令譴責豹子。眼看凱勒先生從如饑似渴的合作者，一轉眼又變成了忘恩負義的復仇者，速度之快讓報社的年輕員工也許都感到羞愧臉紅吧。
大家心裡也明白，這樣一個前途光明的合作關係就此斷掉，是人都會有些不願接受。現在的確是徹底斷了，但當時的我仍然在笨拙地努力維持關係網，為尚未公佈的文件做準備。我又一次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我感到必須要將材料曝光，供大眾研究閱讀。當初成立維基解密，不是為了存儲紙張用的。不管進展多緩慢，我也想全部披露出去，給世界造成應有的衝擊。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勉強撐了下去，為了激發公眾興趣，當時我與一些電視業的人合作，整理發佈了幾份文件。
與各家報刊的關係在接下來的幾周會更具爆炸性，不過後面再談吧。儘管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也請不要忘了文件披露本身。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日誌構成了重要的歷史記錄，它不會因為我們的無聊內訌就被趕下世界舞台。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記錄是我和同事多年以來思考的結晶，旨在撬開隱秘的世界，定義我們的生活和全球政治。對有些人來說，戰爭日誌的新聞只不過是過眼煙雲，然而只要還有人關心人類衝突的變遷興衰，這些材料就會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先走入材料的世界，瞭解具體內容，然後再回來繼續控訴現代媒體的行徑吧。
[1] 這裡引用聖經。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對彼得說，自己被抓捕後那晚，在雞叫之前，彼得會三次不認他，但他會原諒彼得。果真，彼得三次被問是否認識耶穌，三次均否認。這時雞叫聲響起，彼得悔恨交加，號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