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iPhone發佈的幾周後，我接到約翰·諾蘭德（John Nowland）打來的電話，他是尼爾·楊（Neil Young）[9]錄音工作室的工程師，錄音工作室位於加州拉洪達的牧場內。約翰和尼爾的公關人員近一年來一直與我保持著聯繫，因為我想為《財富》雜誌撰寫一篇報道，聊聊這位搖滾巨星在高保真數字錄音和汽車生物燃料方面所做的技術探索。尼爾和我一樣有聽力障礙，在第一次會面的時候，我和他聊了聊聽力障礙對一位歌手的影響。
約翰告訴我，尼爾想送史蒂夫一份禮物：自己的所有專輯經過重新灌錄後的黑膠版本。這份禮物一方面是為了表達友好，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懷念老式模擬聲無與倫比的音質。尼爾認為，與CD一同興起的數字音樂的音質本來就不高，壓縮成數字音頻文件後就更差了。6年前iPod剛問世時，尼爾曾在公開場合批評過蘋果，認為iTunes上銷售的數字音頻文件讓音樂的質量「大打折扣」，令人無法忍受。
史蒂夫向來非常介意名人公開質疑蘋果產品的審美，他對於尼爾的舉動非常憤怒，「他為什麼不能私下來和我們探討技術問題，非要在公開場合抨擊。」從此以後，尼爾的任何示好行為史蒂夫一律拒絕。
我知道史蒂夫依然很喜歡聽黑膠唱片，因此我同意給他打電話看他是否願意收下禮物。電話鈴響第二聲的時候，他接起了電話，我向他說明了打電話的目的。我們在一年前聊過尼爾對蘋果的質疑，我原以為那次談話過後，他對尼爾的憤怒可能會有所緩解。
事實證明我想多了。「尼爾·楊去死吧，」他厲聲說道，「讓他的唱片也見鬼去吧，你留著。」談話結束了。
的確，這些年史蒂夫成長了許多，改變了許多。如果說成長意味著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優勢、學著控制自己的弱點，那麼史蒂夫成功地做到了第一點，第二點卻不盡如人意。終其一生，他始終被視野盲點、不良的行為習慣和衝動的個性所困擾。這些特點讓史蒂夫被扣上了「混蛋」的惡名，或是「二元」的評價，「二元」意味著史蒂夫一半是混蛋，一半是天才，終其一生都是如此。這些評價本身並無太大的價值，想要更瞭解史蒂夫，就必須分析他為什麼無法控制自己的弱點，為什麼會出現反社會的行為，為什麼即使在走上事業巔峰之後，依然會出現這些行為。
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裡，史蒂夫的不良行為時不時會出現。創意和潛力是蘋果公司的代名詞，充滿創意的員工運用先進的技術工具為消費者造福，同時也實現了員工自己的人生價值，但史蒂夫時不時做出的行為卻與蘋果的這一形象格格不入。
儘管李·克勞打造的絕妙廣告、喬尼·艾維的極簡設計和史蒂夫讓產品充滿「魔力」的煽情介紹都讓消費者覺得蘋果的成功似乎輕而易舉、理所當然，但蘋果絕非徒有虛名，所有的成就都是實至名歸，特別是在iPhone成為史上最受歡迎的消費電子產品之後。如今的蘋果比鼎盛時期的索尼規模更大、更具影響力。但史蒂夫自身的行為卻會時不時破壞蘋果的願景。既然蘋果的形象如此積極向上，為什麼史蒂夫會在2008年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喬·諾塞拉（Joe Nocera）罵成「飯桶，寫的文章都是一派胡言」？既然蘋果的市場營銷手段如此無懈可擊，為什麼會讓工作環境惡劣、有十幾個流水線員工自殺的富士康來代工生產蘋果產品？蘋果向幾家圖書出版商推出「代理價格」模式，讓出版商有權為電子書定價（漲價），從而迫使亞馬遜也不得不提高電子書的價格，這種行為又如何解釋呢？與其他硅谷科技公司達成默契，互不僱用對方員工的行為又如何解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蘋果公司的期權發放方式時，找替罪羊的行為是堂堂正正的公司或CEO幹得出來的事嗎？
在這些事件中，有些可能有所誇大，有些只是一面之詞，沒有通盤考慮所有情況，但史蒂夫或粗魯，或漫不經心，或傲慢自大的行為無疑惡化了爭端。即使是像我這樣非常瞭解史蒂夫、也看到他這些年變化的人，都覺得他的反社會行為實在是太明顯了。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人能夠對他持續的幼稚行為給出合理的解釋，即使是勞倫也不行。但只要對史蒂夫個性的不同方面深入分析，就能對史蒂夫有更全面的瞭解，而不僅僅是簡單地將他定義為好人、壞人或是二元人。
聽到史蒂夫對尼爾·楊的咒罵時，我只是笑了笑，這完全在意料之中。他對一個人的怨恨能持續好幾十年。儘管和迪士尼最終簽訂的協議讓史蒂夫很滿意，但艾斯納對他來說依然是個禁忌詞。卡西將史蒂夫意欲逼宮的行為告發給斯卡利的事發生在1985年，然而1/4個世紀過去了，史蒂夫依然無法釋懷，只要這個法國人的名字一出現，他就忍不住咒罵。
史蒂夫的怨恨還會指向那些他認為背叛過蘋果的公司。比如他非常憎恨Adobe（奧多比）公司，原因是Adobe的創始人約翰·沃諾克（John Warnock）在蘋果命懸一線時，居然決定開發支持Windows操作系統的軟件。當時，Adobe的決策完全合情合理，畢竟麥金塔只佔到個人電腦市場的5%，但史蒂夫卻將Adobe的行為視為背叛。
因此當史蒂夫重回巔峰時，他拒絕讓iPhone支持Adobe的Flash軟件。Flash是在線觀看視頻和動畫的主流軟件，對軟件開發者來說，要讓iPhone支持Flash並非難事，但Flash卻有安全漏洞，可能會導致系統崩潰。Adobe沒有像史蒂夫所希望的那樣積極修復軟件的漏洞。iPhone是全新的聯網運算平台，史蒂夫不希望iPhone存在任何被黑客攻擊的安全隱患，特別是在iPhone發佈初期，因此iPhone不支持Flash，後來問世的iPad也不支持。但Flash用戶非常廣泛，消費者對蘋果的做法頗有微詞。史蒂夫卻一意孤行，2010年還發表了一篇聲明，解釋了不支持Flash的六大原因。雖然理由充分，但他的話還是免不了報復的嫌疑。蘋果如今如日中天，Adobe不得不為曾經所謂的背叛付出代價。Flash最終活了下來，不過Adobe也開始把更多精力和投資放在其他流媒體技術上。
史蒂夫晚年最不滿的是谷歌。谷歌在2008年推出了與蘋果iOS非常類似的操作系統安卓，史蒂夫有充分的理由感覺遭到了背叛。他最為怨恨的是谷歌CEO兼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他擔任蘋果董事多年，也是史蒂夫的朋友。iOS正是在施密特擔任蘋果董事期間研發的產品，如今施密特的公司卻發佈了一款與iOS直接競爭的產品。
更讓史蒂夫難以接受的是，谷歌決定允許手機生產商免費使用安卓系統，如此一來，三星、HTC、LG和其他手機生產商能夠以更便宜的價格在蘋果創建的手機新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史蒂夫非常生氣，谷歌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模仿了當年微軟的舉措，邁開了佔領世界的第一步。史蒂夫相信，谷歌之所以將操作系統免費提供給手機生產商，就是為了在手機和移動設備產業建立標準，就如同20年前蓋茨推出了Windows操作系統，對麥金塔造成了致命打擊。
為了不讓這一切重演，史蒂夫決定不滿足於僅僅提供產品。201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幾個月前，蘋果公司對安卓市場的領袖三星發起了一系列訴訟，甚至意欲阻止這家韓國生產商將手機銷往美國。史蒂夫沒有直接起訴谷歌，因為谷歌並沒有從安卓操作系統中賺到很多錢，系統是免費提供的。但他決定起訴手機生產商（蘋果也起訴了HTC和摩托羅拉，谷歌於2012年收購了摩托羅拉）。他起訴這些公司抄襲了蘋果iOS系統用戶界面的很多特點，這些起訴案直到2014年才達成和解。在美國法庭上，蘋果大獲全勝，不過尚未從三星那裡獲得賠款。雙方在2014年同意撤銷所有美國市場以外的與安卓相關的訴訟案。撤訴無疑說明，起訴案對所有相關方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為了讓史蒂夫發洩對谷歌的憤怒，蘋果付出了至少6 000萬美元的律師費代價。專注是史蒂夫的一大優勢，但從長期來看，他一意孤行的起訴卻是對公司發展的干擾。
史蒂夫會將所有與工作相關的事都視為他個人的事。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學著去相信自己心中的激情，這種激情引領他推動了整個行業的發展。但是激情也有副作用。
一方面，史蒂夫傾向於從工作中尋求認同感，導致他對於外界的批評異常敏感。儘管與大多數公眾人物一樣，史蒂夫能夠對外界的譴責置之不理，但他還是希望可以得到外界的認可，認可他對於現代生活所做出的貢獻。我為《財富》雜誌撰寫的報道中，有幾篇是批評他的，他看完後會給我打電話或發郵件，說「你傷害了我的感情」。我知道他看完這些報道後肯定會不高興，但不會每次都把這些批評看作是針對他個人的。我曾經撰寫過一篇專欄，諷刺第一代Apple TV（高清電視機頂盒）更適合用來擋門，可能做壽司托盤也不錯。史蒂夫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刻給我發郵件說，「我無法不同意你的觀點。」除了吉爾·阿梅裡奧外，他是唯一一位會對我寫的報道做出如此回應的CEO。
在處理與同事的關係時，史蒂夫同樣稜角分明，一方面提升了高管團隊的忠誠度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在高管團隊出現人事變動時，卻會產生負面影響。在他職業生涯的最後10年裡，出現過幾次人事變動。史蒂夫無法容忍核心團隊成員偷懶、享有特權或野心過大，他經常將某些成員放到對立的位置上，以判斷誰的想法比較好。每位成員都必須時時刻刻處於最佳狀態，全身心投入工作，為公司做出實質貢獻，否則不知不覺間就會被史蒂夫邊緣化。史蒂夫曾親自把阿瓦·特凡尼安、喬恩·魯賓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爾拉進核心圈子，但事實證明，他隨時都可能把他們踢出去。
安德森是第一位離職的高管，他比史蒂夫大10歲，年齡足夠當幾位新高管的父親了。他是一位傑出的CFO，大家公認正是他的努力才讓蘋果支撐到了史蒂夫回歸的那一天。他曾是高管團隊中受約束最少的一位，因為史蒂夫並不是財務領域的專家。他的辦公室離史蒂夫只隔了幾個房間，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CEO要在預算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就會去安德森辦公室，讓安德森幫忙把需要的錢安排到位。「史蒂夫和我作為工作夥伴能夠互相尊重，是發自內心地尊重對方，」安德森回憶道，「如果他想為某個想法或營銷方案再多撥500萬美元或1 000萬美元資金，不會自說自話地直接執行，他會來我辦公室找我，試圖說服我。『弗雷德，趕緊，難道你就安排不出這筆錢嗎？』這就是我們合作的方式。」
安德森擔任CFO的時間比他原本預期的要長，他感到有些累了。事實上，早在2001年，他就想過另謀職位或退休。那一年，戴爾電腦曾經挖過他，史蒂夫為了留住他，說服董事會給了安德森一次性100萬股期權獎勵，就是為了讓他明白蘋果認可他的付出。史蒂夫也給阿瓦、魯賓斯坦和蒂姆·庫克爭取到了同樣的獎勵，高管團隊的其他成員也得到了獎勵，只是數額低一點。這一行為日後將給史蒂夫和安德森帶去很多麻煩，但在當時看來無疑是善意之舉。儘管史蒂夫不允許安德森加入其他公司的董事會，他還是在蘋果又干了3年。安德森說，「史蒂夫喜歡掌控你，把你置於他的影響力之下。」最終，史蒂夫同意安德森加入3Com（美國設備供應商）和eBay（易貝）的董事會，安德森退休後，史蒂夫也邀請他加入了蘋果的董事會。
2004年6月安德森宣佈退休後，蘋果前董事長埃德加·伍拉德給他寫了封感謝信，除了感謝他的工作業績外，還感謝他常年擔任「史蒂夫脾氣的首席控制人」。安德森最後一次參加職位最高的前100位員工會議那天，在播放一段紀念視頻時，史蒂夫忍不住大哭。在公司食堂為安德森舉辦歡送派對時，史蒂夫對安德森的評價是：他讓每一個人都感到溫暖。在高地風險投資公司（Elevation Partners）的辦公室裡，安德森依然保留著兩樣來自蘋果的紀念品：史蒂夫送的一塊匾，上面寫著「世界上最傑出的CFO」；還有一幅安德森的肖像漫畫，與他關係好的同事都在漫畫上簽了名，包括史蒂夫。
喬恩·魯賓斯坦和阿瓦·特凡尼安是此後離開的兩位「拯救蘋果」的團隊成員。魯賓斯坦和特凡尼安就如同兄弟般分別掌管蘋果公司整體的硬件和軟件業務。魯賓斯坦說，「拯救蘋果團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影響力不亞於史蒂夫本人，至今依然能感覺到。」從1997年以來，兩人幾乎參與了公司的每一項重大決策，在他們離職前，還協助公司完成了一件已經與史蒂夫和庫克探討多年的事：將蘋果電腦的微處理器從PowerPC換成英特爾芯片。
PowerPC芯片的主要購買方是IBM和蘋果，年銷量僅為幾百萬枚左右，而英特爾芯片的主要客戶群是Windows系列的電腦和服務器，年銷量高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枚。摩托羅拉的生產能力根本無法與英特爾匹敵，英特爾將利潤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建造更先進的生產工廠，每家工廠的成本高達10億美元。改用英特爾芯片意味著成本的降低和性能的改善，而且史蒂夫已經與英特爾CEO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簽訂了對蘋果有利的協議。
整個高管團隊都認為轉換比較困難。首先，用戶會不高興，因為如果他們想使用最新版本的軟件的話，就不得不購買最新型號的iMac、PowerMac、MacBook和PowerBook。其次，阿瓦團隊必須確保軟件不會出問題，用戶之前為舊機器購買的軟件在使用英特爾芯片的新機器上必須能正常使用。但更換芯片的過程並沒有眾人想像得那麼麻煩。阿瓦團隊在多年前就曾將NeXT操作系統移植到使用英特爾芯片的機器上，因此對英特爾芯片的性能特點非常瞭解。2006年2月，蘋果完成了第一批機器的芯片更換，2006年夏天完成全部過渡，沒發生什麼大問題。
在蘋果任職期間，阿瓦和魯賓斯坦一貫展現出高超的技術能力，但兩人的職業生涯似乎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特別是現在蘋果公司的主要增長點已經從電腦變成了iPod和移動設備。在史蒂夫看來，阿瓦和魯賓是主攻電腦的「舊人」，後電腦時代的托尼·法德爾和斯科特·福斯特爾才是iPhone硬件和軟件方面的領袖。車輪在不停地向前轉，阿瓦和魯賓已經過時了，就如同弗雷德。
「史蒂夫讓別人進退兩難。」阿瓦說。他曾去找史蒂夫談過好幾次，渴望做一些別的事。2003年，史蒂夫任命他為「首席軟件技術官」，看似是提拔，但實際上卻被架空了，沒有具體的職責。他感覺自己被踢出了核心決策圈，新的職務也沒有任何意義。阿瓦說，「史蒂夫並不需要顧問，因為他早就有主意了，在開產品分析會時，他不喜歡我提出任何想法，而且他也不喜歡我作為一個高管卻無所事事，沒有任何成績。」
蘋果公司現任CEO蒂姆·庫克說他當時很擔心阿瓦會離職，於是在2004年建議史蒂夫給阿瓦找點別的事幹，留住這位軟件天才。「史蒂夫看著我，」庫克回憶道，「說，『我知道他很聰明，但他不想幹活兒，你不可能說服一個不想幹活兒的人努力工作。』」另一次，史蒂夫得知阿瓦開始打高爾夫球後，說話的語氣聽上去像是阿瓦犯了什麼大錯。「高爾夫！」他難以置信地對庫克咆哮道，「誰有閒工夫打高爾夫？」
魯賓斯坦也感覺到，史蒂夫2004年做完手術回來工作後，自己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少。「剛到蘋果公司時，工作起來很開心，我們同屬於一個團隊，我們是合作夥伴，」魯賓斯坦說，「但隨著蘋果越來越成功，史蒂夫卻離我們越來越遠，彷彿與其他成員是隔離開的。漸漸地，我們不再是與史蒂夫一起工作，而是為他打工。」
魯賓斯坦覺得自己也是當CEO的料，因此很嫉妒庫克，與艾維也會時不時發生衝突，艾維以前是他的手下，現在卻直接向史蒂夫匯報工作。他也無法忍受iPod項目的負責人托尼·法德爾，魯賓斯坦和法德爾相看兩相厭，即使在兩人都離開蘋果公司後，依然看對方不順眼，都覺得自己才是iPod項目的最大功臣，貶低對方的貢獻。[他還給法德爾起了個綽號叫「托尼·胡扯」（Tony Baloney）。]
終於，魯賓斯坦忍無可忍。一天，他走進史蒂夫辦公室，說自己累了，想要辭職，去墨西哥蓋座小屋。魯賓斯坦於2006年3月14日離職，幾周後，阿瓦也離開了。「在蘋果公司的工作經歷非常珍貴，」魯賓斯坦說，「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也從史蒂夫身上學到了很多。史蒂夫有時候的確是個混蛋，但他依然讓我感到親切溫暖。」
史蒂夫自認為和魯賓以及阿瓦都是朋友，然而一旦CEO與其他高管私下建立了友情，如何處理高管的離職就成了難題。每位CEO可能都會面臨這個難題，但對史蒂夫來說尤其困難。雖然這些年史蒂夫改變了很多，但他依然無法以一種圓滑的方式處理高管的職業選擇問題。1991年，阿瓦幫忙籌辦了史蒂夫的婚前單身派對，但阿瓦離職後，兩人之間的感情逐漸轉淡、漸行漸遠。與魯賓斯坦的友情則在衝突中終結。
魯賓斯坦離職後，除了蓋了一座小屋，依然胸懷大志。2007年，他打算去奔邁電腦公司任職，在手持式設備市場，奔邁電腦依然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給史蒂夫發了封郵件，告訴史蒂夫自己即將去奔邁任職。根據魯賓斯坦的回憶，郵件發出去的4秒鐘後，史蒂夫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說的話讓魯賓斯坦大吃一驚。「他無法理解，」魯賓回憶道，「他說，『你已經有足夠多的錢了，為什麼還要去奔邁？』我回答，『史蒂夫，你在說什麼？你的錢比我多多了，居然問我這個問題？你在開玩笑嗎？』」
對史蒂夫來說，魯賓斯坦的行為無疑是對蘋果的背叛。用蘇珊·巴恩斯的話來說，魯賓斯坦選擇去蘋果的競爭對手那裡任職顯然「沒有通過蘋果的忠誠度考驗」。
魯賓斯坦試圖跟史蒂夫講道理，甚至談到蘋果和奔邁「未必一定是競爭關係」。這種說法當然站不住腳，只不過是魯賓斯坦的一廂情願罷了，奔邁的手持式設備和iPhone是直接競爭的。最終，是否直接競爭也不重要了，奔邁失敗了，無論是作為獨立的公司，還是被惠普收購後，其產品競爭力都遠不及iPhone。魯賓斯坦和史蒂夫之後再也沒說過話。
史蒂夫曾嘗試過挽留魯賓斯坦和阿瓦，但給他們的新職務並沒有任何實質內容，這就說明史蒂夫並非真心實意想要留住他們。在這方面，史蒂夫並沒有多大改變，他依然認為公司的利益高於同事之情，在他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年，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他以要求自己的高標準來要求團隊成員，對團隊成員的評價一向客觀冷靜。失去同事與朋友對任何人來說都不好受，史蒂夫也不例外，但他相信當人事安排不得不出現變動時，公司必須要盡快適應，失去那些昔日的英雄對公司的發展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魯賓斯坦與史蒂夫共事了16年，魯賓的離職展現了史蒂夫的典型行事風格。一旦高管成員的努力與付出無法達到他的要求，一旦他們對蘋果的發展不再如昔日那般重要，一旦他們離開公司，史蒂夫就對他們失去了興趣。他更關心的是客戶的潛在購買力，而非那些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的老兵。阿瓦和魯賓斯坦的結局也在意料之中，當初史蒂夫就是這麼對待蘋果的聯合創始人沃茲的，一路走來還有很多黯然離開的老兵。史蒂夫以近乎殘忍的方式排出了事情的輕重緩急，一旦阿瓦和魯賓斯坦無法達到史蒂夫的要求，他們的重要性直線下降，最終被史蒂夫所遺棄。
阿瓦和魯賓斯坦退休的兩個月後，蘋果公司宣佈南希·海涅（Nancy Heinen）辭職，海涅是公司的法律總顧問，也是高管團隊裡僅有的兩位女性成員之一。儘管「退休」的時候她只有48歲，不過這條新聞並沒有很多人關注。然而，一個月後蘋果的另一篇新聞稿卻引起了人們的關註：蘋果按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要求，已經展開「內部調查」，調查在1997~2001年間授予高管股票期權的行為中存在的「違規」問題。將近一年後，也就是2007年4月24日，海涅遭到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正式起訴：在蘋果2001年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權中，出現兩次「倒簽日期」的行為，一次是授予史蒂夫的750萬股股票期權，另一次是在弗雷德·安德森被戴爾挖走後，史蒂夫獎勵給其他高管成員的480萬股股票期權。「倒簽日期」後，史蒂夫和高管成員獲得了更有利的執行價格。這種行為本身並不違法，違法的是蘋果所做的虛假記錄粉飾了其業績報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為海涅必須對此行為負責。最終，海涅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否認有任何違法行為，支付了20萬美元罰款，歸還了157.5萬美元相關期權收益。
「倒簽日期」發生時，安德森是公司CFO，證券交易委員會出示了一封郵件，顯示他批准了海涅提出的「倒簽日期」建議，因此他也因為管理不善受到了牽連，歸還了365萬美元相關期權收益。
所有減免罪責的因素讓事件本身變得更為複雜。蘋果公司的外部法律顧問威爾遜–桑西尼–古奇–羅沙迪律師事務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帕洛阿爾托辦事處曾經給海涅的建議是：「倒簽日期」的做法應該是合法的，這家律所給了其他幾家技術公司同樣的建議，這些公司最終都遭到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調查，包括皮克斯。史蒂夫授權了「倒簽日期」的行為，當然是在假設這一行為合法的前提下。史蒂夫在證詞中並沒有積極為自己辯護，在解釋自己拿到的750萬股股票期權時，他的話聽上去有些自怨自憐。「這不是為了錢，」他解釋說，「誰都想得到別人的認可。」原本希望董事會能主動提出給他新的期權，因為股價已經跌破了上一次期權的行權價格，上一次期權已經沒有任何價值。他告訴調查者，「這麼做能讓我感覺好一點。」
可能是史蒂夫在作證那天身體不舒服，也可能是因為他從沒想到這些證詞會被公開，但他的這些話聽上去似乎對安德森和海涅的處境麻木不仁。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做出決定前的6個月，事態已逐步明朗，蘋果公司內部調查的結果是要讓安德森和海涅背負責任，因此安德森從董事會辭職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並沒有起訴史蒂夫。「我感到很受傷，」安德森說，「我對自己向來是高標準、嚴要求，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所有認識我的人，無論是不是蘋果員工，都認可我所奉行的超高道德標準，我絕對不會故意犯錯，也不會去害別人。我尊重每一個人，並且盡量保護大家不受史蒂夫暴脾氣的干擾。」
安德森理應獲得更好的結局，而不是史蒂夫和蘋果給他的結局。（海涅從沒有公開談論過她的離職。）「倒簽日期」醜聞變得公眾皆知時，安德森已經不是CFO了，因此對史蒂夫來說，他也沒以前那麼重要了。一方面，當朋友或同事需要幫助時，特別是需要醫療資源時，史蒂夫願意鼎力相助；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他看來，某個同事的個人事務影響了公司的發展前景或讓他們沒有辦法集中精力為蘋果賣命時，他又會變得異常冷酷無情。如果他能對那些無關緊要的同事多一點同情與關心的話，其實可以讓自己和公司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人員調整過後，史蒂夫的團隊裡既有新人也有老人。庫克和艾維已與史蒂夫共事多年，負責媒體事務的凱蒂·考頓和負責市場營銷的菲爾·席勒也是老員工。西娜·塔馬頓和埃迪·庫埃逐漸打入了核心團隊，法德爾被史蒂夫提拔為iPhone的硬件業務負責人，另一位來自NeXT的天才斯科特·福斯特爾則負責軟件業務。如果法德爾和福斯特爾能和睦相處的話，說不定能成為下一任「阿瓦和魯賓斯坦」，可惜他們互掐的頻率比法德爾當初與艾維和魯賓斯坦發生衝突的頻率還要高。史蒂夫不得不充當裁判從中調停，他發現高管之間的衝突已經威脅到讓他引以為傲的蘋果「秘密武器」——硬件與軟件完美結合的神奇整機。事實上，法德爾始終是團隊中的不安定因素，在2009年離職後，他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作Nest實驗室，主要生產與家庭無線網絡聯通的恆溫器和煙霧報警器。蘋果大佬們對法德爾的印象並不好，一提到他，總會戲稱他為「那個小小恆溫器」的設計師。當然「小」只是相對的，2014年，谷歌花費32億美元收購了法德爾的Nest實驗室。
在史蒂夫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有兩次本可以避免的衝突讓他無法集中精力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與高管團隊一起打造新產品。即使在史蒂夫去世後，這兩件事造成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讓蘋果和史蒂夫的形象變得高傲無禮、為所欲為、凌駕於法律之上。從2005年左右開始，硅谷的CEO們私下同意不互相挖人，史蒂夫是這群CEO的非正式領袖。2010年，美國司法部對蘋果、Adobe、谷歌、英特爾、直覺公司和皮克斯提出控告，稱這些公司私下達成了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不挖人協議。2011年，盧卡斯影業一位工程師代表上述公司和硅谷其他公司總計6.4萬名員工提起集體訴訟。（盧卡斯影業也是提起訴訟的公司之一，盧卡斯現在和皮克斯一樣，也歸迪士尼所有。）原告聲稱，這些公司之間達成的反競爭條款讓員工損失了幾十億美元的潛在工資收益，如果員工能夠自由流動的話，工資本應該更高。
在調查過程中，政府部門查閱了相關的往來郵件，郵件內容顯示史蒂夫肯定參與其中。郵件顯示，某一次，谷歌的招聘人員挖走了一位蘋果員工，史蒂夫向當時的谷歌CEO埃裡克·施密特投訴，那位招聘人員立馬被炒了魷魚，史蒂夫聽說了這一消息後，在郵件裡回了張笑臉。郵件往來記錄顯示，史蒂夫並不是牽涉其中的唯一一位CEO，但他是唯一一位對這個指控不以為然的CEO。其他CEO之所以要參與其中，主要是不想讓史蒂夫生氣，畢竟史蒂夫是當時技術界最有權勢的CEO。
蒂姆·庫克並不覺得史蒂夫的想法有什麼錯，儘管他試圖花費幾億美元與起訴方達成和解。「我知道史蒂夫的想法，」他說，「他這麼做絕對不是為了壓低工資，他的目標很簡單。如果蘋果與其他公司有合作，比如我們正與英特爾談判，把麥金塔所使用的處理器更換為英特爾微處理器，我們不希望英特爾在合作的過程中挖走我們的人，他們也不希望我們挖他們的人。難道這不是合情合理的訴求麼？我從不認為他犯了什麼錯，也從不認為他是為了省錢。他只是想保護自己的員工而已。」這個解釋看似符合邏輯，所有CEO都想留住最優秀的員工。但庫克忽略了一個事實：根據美國政府和反壟斷法的規定，類似的協議是違法的。史蒂夫顯然沒空理會這些法律規定。
在另一個案件中，美國政府控告蘋果公司與出版商勾結，抬高電子書的價格，蘋果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同樣不盡如人意。史蒂夫準備推出iPad時，他認為消費者一定會喜歡在iPad上看書，既能給蘋果帶來利潤，又能從亞馬遜手裡搶走客戶。他和埃迪·庫埃慫恿圖書出版商採取與iTunes類似的代理模式，也就是說，出版商自行給電子書定價，蘋果分走30%的銷售收入。而且，同樣的電子書在其他平台上的售價不能低於蘋果商店裡的售價。原本在亞馬遜平台上，電子新書的售價是9.99美元，如此一來，將造成所有電子書統一漲價。在蘋果模式下，雖然出版商的利潤要被蘋果分走，但他們能自行定價，而且能防止亞馬遜壓價。在這個案件中，史蒂夫的往來談判郵件同樣沒起到任何辯護作用。
郵件顯示，他清楚地知道讓所有出版商統一戰線的結果。在給新聞集團（News Corp）CEO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兒子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的一封信中，史蒂夫提到，他認為新聞集團的最佳選擇是「與蘋果聯手，共同打造一個主流電子書市場，將定價抬高到12.99美元和14.99美元」。
史蒂夫可能的確沒意識到與出版商聯手有什麼錯，因為在打造iTunes音樂商店時，他曾以同樣的方式與唱片公司聯手。那時候，史蒂夫給每支單曲定價99美分，並沒有人控告他勾結唱片公司。如果蘋果採取更有效的防範措施，比如聘請更好的法律顧問或實行更嚴格的合規程序，也許可以規避這兩件事帶來的諸多麻煩。然而，史蒂夫已經將蘋果變成了工具，主要功能是將他腦中的產品構想變成現實，而非保守地防範他的一時衝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蘋果已有的防範措施無法阻止問題的出現。
「史蒂夫採用的管理方式非常適合打造他想要的產品，」在史蒂夫去世後，比爾·蓋茨對我說，「史蒂夫的目標是把軟件與硬件整合在一起，打造一台完美的整機，並且完全掌控整個產品，給消費者提供點對點的服務，蘋果的管理方式非常適合這個目標的實現。」我還和蓋茨討論過為什麼有那麼多書信誓旦旦地要教讀者如何用「蘋果的方式」或「史蒂夫·喬布斯的方式」來管理公司，蓋茨認為史蒂夫是非常獨特的管理案例，借鑒作用有限。「其實書名應該叫『別輕易模仿』比較好，」蓋茨半開玩笑地說道，「很多想模仿史蒂夫的人只學會了他混蛋的那一面，卻學不會他作為天才的那一面。」史蒂夫採用的管理方式弱點也很明顯，「缺乏控制和制衡機制」。
終其一生，史蒂夫都將自己作為蘋果唯一的對外發言人，為此所付出的代價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才逐漸顯現出來，那幾年，他本人的惡名和蘋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無數關注的目光。各種質疑紛至沓來，比如技術產業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比如公司治理有沒有漏洞。其實很多技術公司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蘋果就好似一根避雷針，公眾將所有的矛頭都對準了蘋果。而蘋果的發言人是一位極其缺乏耐心的重病之人，即使對他真正在意的事也沒有多少耐心，更別說這些讓他分心的雜事了。
自2004年生病後，史蒂夫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幾件重要的事情上，有些是私事，比如參加孩子的畢業典禮；有些是公事，比如要活著看到iPad的問世。但如何與媒體周旋卻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比如2010年，蘋果公司一位年輕工程師在酒吧遺失了一部尚未發佈的iPhone4，結果iPhone4在博客上遭到提前曝光；比如不得不中斷在夏威夷的度假，趕回來處理iPhone4的「天線門」問題：用戶的手緊握iPhone4的邊緣時，信號會快速衰減，導致電話斷線。他對於公司治理同樣興趣不大。但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無疑加重了史蒂夫的管理負擔，畢竟蘋果已經是一家擁有5萬名員工的國際大公司，而他自己已是生命垂危之人。
處理雜事本是CEO職責的一部分，但史蒂夫即使在生病前也不善於處理這些事。他向來沒什麼耐心，癌症更是透支著他的體力，讓他感到疼痛不適。毫不意外，在他健康時本可以輕鬆處理的事也被他搞得一團糟。
比如，對於史蒂夫究竟有沒有義務向外界公開自己的病情，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史蒂夫本人覺得病情是私事，一再迴避談論這個問題。但就因為時報專欄作家喬·諾塞拉打來電話詢問這件事就把他罵成「飯桶」的確有點過分了，對蘋果和史蒂夫本人的形象並無任何幫助。對於蘋果代工廠富士康所發生的員工自殺事件，史蒂夫對蘋果處理方式的公開評論對公司也沒有任何幫助，只造成了負面影響。其實，作為一家國際性大公司，蘋果在確保其供應商工作環境方面的記錄一直是不錯的。
隨著iPhone、iPod、iTouch和Nano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蘋果逐漸建立起一條全球供應鏈，每年都會對供應商的工廠環境進行審計監察，審計範圍甚至涵蓋了供應商的承包商。但總有審計不出的問題，這並不罕見，而且過去幾十年，亞洲工廠的工作環境一直比較惡劣，改觀的可能性不大。美國和歐洲公司之所以選擇亞洲代工廠，就是為了壓低成本，因此亞洲工廠的工人不太可能獲得較高的工資待遇和福利。蘋果獲悉自殺事件後，其實應對速度很快，迅速組建了工作小組去富士康工廠調查，還採取了一系列有建設性的舉措。對於蘋果的應對措施究竟是否有力，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公認的是，史蒂夫在公眾場合的態度完全是在幫倒忙，比如在一次技術會議上，他說，「這件事已經結束了。」這話聽上去油腔滑調，只有當CEO想要掩蓋事實時才會用這種語氣。
比起「安拉的花園」裡那個喜怒無常的年輕人，史蒂夫已經改變了很多，但某些缺點並沒有消失。正當他的改變對工作的開展助益良多時，一場疾病卻讓事態變得更為複雜。
描寫英雄人物的傳記本不應該有這一章節。在史蒂夫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時，皮克斯和迪士尼的動畫電影漸入佳境，一般在電影的最後，所有的誤會都會解開，感情即將得到昇華。但史蒂夫的生命畢竟不是電影，他的生命既鼓舞人心，卻也充滿了人性的矛盾。
[9] 尼爾·楊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省，創作型搖滾歌手、吉他手、鋼琴家及導演。——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