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流亡

徐知道本來是成都少尹兼侍御史,嚴武剛離開成都,他就把嚴武的官銜都加在自己身上,自稱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關於這件事變,史書裡沒有詳細的記載,但我們從高適的文集和杜甫的詩裡知道,徐知道趁著嚴武不在,成都空虛,就派兵往北斷絕劍閣的道路,杜塞援軍,往西攻取邛州(四川邛崍),聯絡西南的少數民族。他七月起兵,因為蕃漢不能合作,八月二十三日便被高適擊潰,隨即被他的部將李忠厚殺死,時間雖不長久,成都卻受了很大的騷擾,混亂的狀況並不下於安史亂中的長安與洛陽。後來杜甫再回草堂,聽到徐知道死後,李忠厚等在成都殺戮人民的情形,寫過這樣的詩句:

一國實三公(李忠厚等),萬人欲為魚。
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
眼前列杻械(刑具),背後吹笙竽。
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
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的妻、馬,面帶悲容供殺戮者取樂)。
——《草堂》

成都在轉瞬間竟淪入這樣難以想像的慘境!杜甫在綿州聽到徐知道的叛變,江邊的草堂和草堂中的妻子,都音訊斷絕,生死不明,他或許會覺得這是天寶十五載的重演。他為了維持眼前的生活,只好到東川節度使的所在地梓州(四川三台)去。當時的東西兩川以及山南西道由於文官逸樂、武人跋扈,人民的負擔一天比一天沉重,在無法忍受時,到處都有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時統治階級內部也互相爭奪殺戮,段子璋與徐知道的叛變,都是最顯著的例子;而政府方面的官軍,往往比叛變者更無紀律,每次叛變的平復都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災殃。這樣造成了蜀中的混亂局面,許多歷史上不曾記載的事跡都反映在杜甫的詩中,像他的《光祿阪行》、《苦戰行》、《去秋行》和後來在雲安寫的“前年渝州殺刺史”《絕句三首》都是很寶貴的史料。道路阻塞,行旅艱難,杜甫獨自一人在東川的山中行走,到昏黑日落時便有這樣的感覺:

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
——《光祿阪行》

這是蜀中的一般情形,我們再越過劍閣和巴山望一望外邊的世界。七六一年三月史朝義與他的部下合謀殺死他的父親史思明;第二年十月,代宗長子李適為兵馬大元帥,仰仗回紇的兵力,克復了洛陽。這一切情形又像是五年前的歷史的重演。回紇入洛陽後,又是燒殺搶掠,比七五七年攻克洛陽時更為殘酷,死者以萬數計算,火十天不滅。唐軍也在洛陽、鄭州、汴州,汝州一帶任意搶掠了三月,幾乎沒有一家倖免,人民都穿著紙做的衣裳。七六三年正月,史朝義縊死,他的將領田承嗣、李懷仙等紛紛投降,轟動一時的安史之亂才算勉強告了結束。杜甫遠在梓州,聽說收復河南河北,一時驚喜欲狂,覺得從此可以不在異鄉流浪,有希望回到洛陽的故鄉,脫口唱出一首驚心動魄的名詩,好像把他六七年來胸中的鬱結都發洩無餘:

劍外忽傳收薊北(河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這首詩後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亂世中流亡者的心,它不斷地被後人歌誦。但杜甫的狂歡只是曇花一現,國內混亂的局面並沒有隨著河南河北的收復稍為澄清。回紇比肅宗時代變得更為驕橫。進攻洛陽時,李適從陝州渡河訪問屯駐在黃河北岸的回紇可汗,可汗責備他為什麼不在門前拜舞,經過辯白解釋,可汗才饒恕了李適,卻令人把李適重要的隨員每人鞭打一百,其中的兵馬使魏琚與判官韋少華竟至鞭打後一夜便死去。中原收復,回紇的氣焰更高了,他們除去到處搶掠外,把唐朝的法令看得一文不值,在長安任意橫行,有時闖入皇城的含光門,也沒有人敢來阻止。杜甫自從寫《北征》以來,在詩裡一再陳述乞援回紇可能發生極惡劣的後果,如今都一一實現。至於他在秦州時所憂慮的吐蕃,時而侵入,時而言和,勢力一天比一天膨脹,等到七六三年七月,已經佔有鄯洮岷秦成渭等州,使河西隴右,全部淪陷。邊將告急,宦官程元振又矇混代宗,不讓他知道,吐蕃聯絡了雜居隴右的邊疆民族吐谷渾、黨項羌,越過隴山,九月攻陷涇州,十月攻陷邠州,長安沒有兵力抵抗,代宗在倉皇中跑到陝州,使吐蕃血不染刃便佔領了長安。吐蕃入長安,府庫市裡又遭受了一次大規模的剽掠與焚燬,唐軍的散兵游勇,也到處騷擾,人民都逃入山谷。杜甫遠道聽聞,得不到準確的消息,既苦於“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又感到“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長安在八年內兩度陷落,遭受焚燬,他最為痛心,他說,“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七六四年春,他在閬州(四川閬中)才聽到收復長安,寫成排律《傷春五首》,這與七六三年的《有感五首》、《述古三首》同樣是杜甫在這時代的政治詩,這些詩好像處處都為君王著想,事實上是為國家的前途擔憂,在那時,要挽救國家的危急,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看一切的禍源都由於藩鎮的跋扈與理財者的搜刮,他說,政府只要下決心剷除小人,實行節儉,便能轉變危機,一新宇宙。但他除此以外,已經能夠更進一步,道破一個真理:

盜賊本王臣!
——《有感五首》之三

這就是說,你們天天所罵的“盜賊”並不是什麼怪物,本來都是逼得無路可走的人民。所以他送路使君赴陵州(四川仁壽)時說: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
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這是杜甫在當時條件下所能有的進步的政治思想。同時他在另一方面也直接揭發了政府的腐敗:

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
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
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釋悶》

這時高適代替嚴武領西川節度。吐蕃陷隴右,逼近長安時,高適曾經率兵攻吐蕃南境,本想從旁牽制,不料松州(四川松潘)被圍,到了十二月松維(四川理縣西)保(四川理縣新保關西北)三州和西山城戍都被吐蕃攻陷。杜甫在閬州聽說松州被圍,寫出《警急》、《王命》、《征夫》及《西山三首》,對於西蜀邊疆的危急,不勝焦愁,而悲涼激壯,成為五律中的名作。松州陷後,成都震動,杜甫為閬州王使君擬《論巴蜀安危表》,希望減省軍用,諸色雜賦名目,最好“省之又省”,因為巴蜀人民困於軍需充備百役,已經到了無法應付的地步,地方上呈現出一片凋零的景象,正如《征夫》裡所說的——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安史之亂的期間內,江淮一帶還能保持小康,但是當杜甫在成都時,七六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叛變,南下江淮,攻陷許多城市,政府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田神功每打下一個城市,都大肆搶掠,尤其是富庶的揚州,經過這次事變,精華殆盡,就是經商的胡人便死了數千。等到杜甫流亡梓州,七六二年八月,他的好友鄭虔所在的台州,又有袁晁起義,擔受不起賦稅的人民都接受他的領導,陷浙東州郡,次年四片,才被李光弼擊敗。這樣的事情,也引起杜甫的注意,但是杜甫分不清農民起義和軍閥叛變本質上的不同,他在《喜雨》一詩裡籠統地說: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我們在這裡把這紊亂的時代作一個簡短的敘述,只為的是同時要看出,國內政治上軍事上的變動,不管近在眼前,或遠在千里,都在杜甫這裡得到回聲,反映在他的詩裡,有時詳於其他的史籍。並且他由此抒發出他的“盜賊本王臣”與“萬役但平均”的政治思想。反過來我們看一看杜甫在流亡中所依附的那些官吏,他們的生活和杜甫的心情恰恰成為一個對照: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
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
——《嚴氏溪放歌》

綿州的刺史杜濟打魚縱樂,梓州的刺史章彝率領猛士三干,從容校獵,他們完全忘卻是處在怎樣一個危急的時代;至於攜帶美人女樂,泛舟江上,輕歌妙舞,有時引得水裡的大魚都探出頭來,聽曲低昂,如有所求,更是那些縣令刺史們的日常生活。杜甫望著章彝冬狩時聲勢浩大的陣容,想到國家的災難,他想,為什麼不用這隊伍抵抗吐蕃呢?

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
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
——《冬狩行》

杜甫在七六二年秋從綿州入梓州,晚秋時一度到成都,把妻子接到梓州,七六三年秋和七六四年春到過兩次閬州,七六二年十一月曾南遊射洪通泉,七六三年春再赴綿州,西去漢州(四川廣漢);杜甫雖然說,“三年奔走空皮骨”,實際上他往來梓閬之間,從離開草堂到再回草堂,不過只有一年又九個月。杜甫在這時期內,衣食無著,生計完全依靠那些“邊頭公卿”。這些使君、縣令只知道杜甫能詩能文,懂得一些藥理,用到他時,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並沒有真摯的情誼。梓州為東川節度使治所,自從成都事變後,地位更為重要,無論進京或入蜀,都成為官吏們往來的要道。那些地方官常常設筵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寫了許多陪宴和送別的詩,這些詩多半是應酬的作品,粗淺無味,與前邊提到的那些政治詩又成為一個對照。這正是他的最傷心處,他又和在長安時一樣,自稱“賤子”,詩題中“陪”字也一再出現了。

他得助最多而最須小心侍奉的是章彝。嚴武本為兩川節度使,被召還朝後,高適代西川節度,東川節度虛懸,七六三年夏,才派判官章彝來梓州任刺史兼東川留後。章彝能訓練士兵,指揮部屬,也許因為嚴武的關係,時時照顧杜甫。杜甫不得不陪他宴會,陪他迎送客人,陪他遊山寺,陪他打獵,七六三年十一月杜甫計劃到江南去,章彝設筵給他餞行,他寫成《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一詩,述說他沉痛的生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
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
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

杜甫這樣小心謹慎應付章彝和他的幕僚,贏得在梓州時免於凍餒,離梓州時獲得旅費,其中含有無限的辛酸。但杜甫的江南之遊並沒有實現,而章彝在七六四年因為一點小的事故被再返成都的嚴武殺死了。

人世是這樣錯綜混亂,自己的生活又這樣可憐,這中間使他的精神感到一度振奮的是從前富庶時代的幾個挺拔卓越的人物:陳子昂、郭元振、薛稷。他在梓州閬州奔走,是為了衣食,只有七六二年射洪通泉的旅行,是懷著一種嚮往的心情去憑弔他所景仰的人的遺跡。

他在綿州時,送李使君赴梓州,就想到射洪縣的陳子昂,他向李使君說:

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
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著名的《感遇詩》的作者陳子昂,無論他的人格與他的詩文,都是開元天寶時代文藝的先驅,他的意義,我們在前邊已經提到過。他是杜甫祖父杜審言的朋友,武則天時他一再上疏,批評時政,陳詞慷慨;他凜然一世,唐代第一流的作家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都極力推崇他。他屈死在故鄉的獄中,更引起後人無限的同情。杜甫在七六二年晚秋把妻子從成都接到梓州,稍事安頓後,便往射洪縣訪陳子昂的故居。縣北涪江畔金華山玉京觀內有陳子昂讀書堂的遺跡,東武山下有陳子昂的故宅,故宅壁上還存在著趙彥昭郭元振的題字,他想到陳子昂的貢獻:

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
——《陳拾遺故宅》

射洪南六十里是通泉。郭元振少年時在這裡作過縣尉。郭元振落拓不拘小節,常常劫富濟貧,海內與他通聲氣的,達千萬人,是一個遊俠的典型。武則天聽到他的名聲,把他召到洛陽,他在她面前歌誦他的《寶劍歌》,贏得她的讚美,隨即上疏陳述邊疆利害,他在杜甫眼中是一個不能以常情量度的“豪俊”。如今杜甫到了他的故宅,在池館間只感到——

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
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
——《過郭代公故宅》

至於在太學中與郭元振趙彥昭同業的薛稷是當時著名的書畫家,杜甫在通泉縣觀賞縣署壁上薛稷的畫鶴、慧普寺的題字和寺中的《西方諸佛變相圖》時,想到薛稷的《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詩,他這樣稱讚他: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他除去按照情形的不同,歌詠這三人的人格、功業或藝術外,他對於每個人都提到他們代表的詩篇,這些詩實際上遠不及開元天寶時代詩歌的充實豐富,但它們或多或少地表達出那時代的健康的精神,在杜甫看來,在當時的詩歌中,它們都起著積極的進步作用。所以杜甫對於這次旅行感到無上的興奮,他說:

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他在梓閬一帶也遇到一些新知和故舊:新知多半是偶然相識,彼此一度傾心,隨後也就沒有更深的關係;故舊則是異地重逢,見了一面就分手了,使他感到——

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
——《送路六侍御入朝》

他們對於杜甫的生活,如輕風掠水,沒有多大影響。這裡我們不能不略為提及的只有房琯。

房琯在七五八年六月貶為邠州刺史,七六一年四月為禮部尚書,隨後又出任晉州(山西臨汾)刺史,八月任漢州刺吏;七六三年四月被任命為特進刑部尚書,這是代宗即位後,房琯嚴武一派又漸漸得勢的徵象。杜甫在這年晚春從梓州送朋友到綿州,又從綿州到漢州,可是房琯已經離開漢州往長安去了。他看不見房琯,只能泛舟於房琯在漢州城西北角開鑿的房公西湖,在舟前對著成群的小鵝兒寫出“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那樣天真而有情趣的詩句。房琯走到閬州,便因病不能前進,八月四日死在僧捨裡。杜甫在九月又從梓州趕到閬州,弔唁這與他的政治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同鄉知己,在九月二十二日寫了一篇沉痛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在祭文裡他還念念不忘鳳翔時疏救房琯的事件,他說:“伏奏無成,終身愧恥!”

在唐代,綿州梓州屬劍南東道,閬州屬山南西道,前行以及涪城、射洪、通泉等縣都臨近涪水,後者則被閬水(嘉陵江上游)環繞。這一帶的山水是秀麗的,外邊人知道的卻很少。射洪雖然產生過陳子昂,陳子昂並沒有給他家鄉秀麗的山水揭開畫幕,反倒是四傑中的盧照鄰、王勃、楊炯才起始歌詠這一帶的山川建築。而它們為世人所知,畫圖一般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則要歸功杜甫了。

杜甫的詩是“詩史”,同時也是“圖經”,他愛人民,也愛祖國的山川。我們前邊說過,杜甫為了衣食,不得不陪著那些刺吏縣令們宴會,不得不迎送來來往往的官吏,宴會的場所多半設在寺院或園亭,迎送的地方不外江邊或郊野。那些陪宴詩與送別詩是不得已的應酬,沒有深厚的情感,甚至淺薄無味,但是宴會與迎送卻給杜甫一個機會,能更多觀看一些周圍的山水。“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他深切地感到,自然的美到處都存在著。

杜甫的山水詩是寫實的、親身經歷的(在從秦州到成都的紀行詩裡我們已經認識到這種特點),其中沒有空虛的幻想,也很少有庸俗的山水詩中所謂山林隱逸的氣氛。就以杜甫這時期內的詩而論,像“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還可以說是一般的山水;“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已經是蜀中的景色了;至於《上牛頭寺》裡所說的“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與《閬山歌》裡的“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則純然是梓州閬州的山水圖,我們不但由此看得出那些山川的特殊的形勢,而且好像還感受到它們的色彩和聲音。有如當年吳道玄在長安大同殿的壁上畫嘉陵江邊三百里的風景一般,杜甫也用他的詩筆勾畫出一幅川北百里圖:在這上邊我們看到綿州西北的越王樓——

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萬丈清。
——《越王樓歌》

涪城山腰上的香積寺官閣——

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以及梓州城北長平山上的惠義寺、西南牛頭山上的牛頭寺、南山上的兜率寺、閬州城北的玉台觀和觀內滕王李元嬰修建的亭子,還有南池畔漢高祖祠前的民間歌舞——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
——《南池》

我們由於杜甫的詩才知道,閬州城南的風景天下稀少,而通泉縣北十五里內的山水是——

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杜甫在這樣的山水中到處奔走,迫於饑寒,沒有一個地方能允許他作久住的打算。他一方面懷念成都的草堂,一方面又作東遊的計劃。成都事變時,他從綿州倉皇跑到梓州,十步一回首,不知浣花溪畔的草堂還存在沒有。後來回成都一次,接取妻子,才知道草堂在大亂中幸而沒有遭受破壞。但最初因為成都一帶亂後不定,後來成都又受到吐蕃的威脅,同時他又想東去吳楚,所以雖然有老友高適節度西川,也只有把草堂放棄了。可是他對於草堂總不能放懷。他寫成《寄題江外草堂》一詩,把經營草堂的始末與不得已離開草堂的原委,寫得詳盡親切,最後還一再惦記著堂前的四棵小松樹。並且每逢有友人去成都,他都囑托他們順便到浣花溪畔看一看他的草堂。他有時也打發他的最小的弟弟杜占——這是跟著他入蜀的唯一的一個弟弟——回去探視草堂,臨行時諄諄地告訴他:

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
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他在成都時就常常想沿江東下,如今蜀中局勢混亂,更加強他去蜀的念頭,使他不能成行的只是旅費無法籌措。後來聽說官軍收復河南河北,想到洛陽的田園,一時興奮,好像立即可以起程回家了,但仍然是沒有旅費,一步也走不動。所以他有時遙念故鄉,有時追思吳越的舊遊,又想到蜀中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冷落,覺得不管是回洛陽,或是去江南,無論如何也應該走了,他說: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洛陽)。
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
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
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之二

至於他東遊的計劃漸漸能夠實現,則在他七六三年九月在閬州祭完房琯,得到家信知道女兒病了,回到梓州的時候。旅費多半是章彝替他籌劃的,杜甫臨行時,章彝除了給他餞行外,還把梓中的特產桃竹杖贈給他。杜甫把桃竹杖拿在手裡,想到路途的艱難,興奮地向它說: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
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
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
噫,風塵洞兮豺虎咬人,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他旅行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在七六四年初春攜帶妻子到閬州,以便從閬水入西漢水(即嘉陵江)至渝州(重慶)東下。這時或許由於嚴武的推薦,政府召杜甫為京兆功曹,他因為東遊計劃已定,只好拒絕了。但當他向各方面寄詩辭行,正要起身時,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他聽到這個消息,“殊方又喜故人來”,成都草堂又在他心中增加了份量,致使他立即放棄既定的行程,決定回成都去。草堂一帶的風物又在他的腦中活躍起來,他一口氣寫成五首七律寄給嚴武。在這五首詩裡他提到堂內的烏皮兒、堂前的新松、江邊的水檻和藥欄;他提到丙穴的嘉魚和郫縣的竹筒酒;他想起架上的節卷藥囊一定都蛛網塵封,客徑荒蕪必定無從出入,惡竹也必定孳生得不成樣子,他回到草堂就要斬伐萬竿;他更擔心舊日的鄰人不知又有多少變遷……這五首詩寫得興奮而暢快,給這一年又九個月流離的生活作了一個快樂的結束。

他在閬州臨行時,走到房琯的墳前,和地下的舊友作了最後的訣別。在暮春三月,他率領妻子回到成都。

《杜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