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人間要好詩

今年的春節風和日暖,萬里無雲,遠遠近近是一片歡騰的聲音,我在明淨的窗前閱讀杜甫詩集,隨時都想到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一詩中最後的兩句:“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這兩句詩使我感到有雙重的深遠意義:我們這豐富而偉大的時代,人民進行著曠古未有的鬥爭和建設,需要有好詩來歌頌和反映;作為後代的人,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也需要通過不嫌其多的好詩把它認識得更清楚、更生動。關於前者,當代的詩人要互相勉勵,做更多的努力;關於後者,古人的確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優秀的詩篇,把過去人民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描繪得有聲有色,像《詩經》和漢魏樂府,像屈原和陶潛、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著作,是多麼使我們足以自豪。

因此我在讀杜詩的時候,對於杜甫的一些不朽的詩篇,以及其中許多的“清詞麗句”就更為愛惜了。杜甫的詩的內容無論是它的廣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過了杜甫以前的和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的作品。杜甫的詩的價值,世人早有定評,這裡不想多說。我只想談一談杜甫詩裡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種樂觀的精神。

杜甫的時代是從“開元全盛日”轉變為“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的時代。杜甫的一生是從“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轉變為貧病交加、流離道路的一生。杜甫寫他的時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滿血淚,沉鬱悲哀,但是讀者讀了他的詩,並不因而情緒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煥發,意氣高昂。這是什麼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樂觀精神在字裡行間感染著讀者。

例如七五九年,是杜甫一生裡最困苦的一年。前半年他僕僕於“園廬但蒿藜”的洛陽道上,後半年他跋涉在艱險崎嶇的隴蜀途中。有名的“三吏”、“三別”、《秦州雜詩》,以及由隴入蜀的紀行詩都是這一年內完成的。這些詩無論是寫民間的疾苦,或是個人的災難,兀立讀者面前的詩人的形象可以用《秦州雜詩》中兩句詠馬的詩來形容:“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同時他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因此他就百折不回地擔負起這個“艱難”。在同谷縣時,他窮困到了極點,每天在山谷裡拾橡栗充飢,把一柄挖掘黃精的長鑱托以為命,但是這時他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把殘酷的現實和豐富的想像結合在一起,他引喉高唱,不管唱得多麼淒涼,他也不放棄希望,唱到第六首歌時,竟唱出“溪壑為我回春姿”。

杜甫一生關懷國運,蒿目民艱,可是他實際的政治生活卻非常短促,雖然如此,他那“窮年憂黎元”的熱誠並沒有絲毫退減過。他也說過“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不過是一時的解嘲,實際上他那憂國憂民的淚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他從不消極退縮,他無時無刻不希望有一天政治能夠清明,人民的生活能夠改善,他鍥而不捨,一再地寫出像“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那類的詩句。他不但自己是這樣,他對於有職位的朋友也常常勉勵說:“臨危莫愛身”、“早據要路思捐軀”。

詩人杜甫像 蔣兆和畫

但是他的胸襟並不因為這種鍥而不捨的執著態度變得憂鬱狹窄,而永遠是闊大開朗的。他的廣闊的胸懷往往通過自然界的壯麗景色給表達出來。像《登岳陽樓》這首有名的詩,“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寫的是詩人的處境,是客觀存在。可是在這四句的前邊他寫出,“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這當然也是客觀存在,但作者首先要有一個廣闊的胸懷,才能把洞庭湖的氣象寫得如此浩大。同樣情形,當他感慨於“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時,他的面前是“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當他歎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時,他的面前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當他想到“野哭千家聞戰伐”時,他聽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這是詩人面前的風景,同時也是詩人的心境。又如“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籠中鳥”和“水上萍”是在現實社會中所過的侷促的生活,“日月”和“乾坤”是無邊的宇宙,作者若是沒有闊大的胸襟,“籠中鳥”和“日月”、“水上萍”和“乾坤”是不可能連綴在一起的。這絕不只是“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見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四十一)的一種修詞學上的藝術手法。杜甫有了廣闊的胸襟,才能用這樣壯麗的景色來襯托他所寫的時代的艱辛和個人的不幸。這是杜詩裡的一個特點,所以他的詩儘管悲哀沉痛,可是讀者在深受感動的同時,並不意氣消沉,而反倒興起昂揚振奮之感。

另一方面,杜甫對於自然界優美的景物也善於體貼入微,對它們懷有衷心的熱愛。流露這類感情的詩多半是在他生活比較安定的時期寫的,但是它們和一般消極的田園詩或山水詩不同,這裡也體現出作者深刻的樂觀主義精神。尤其是因為他一生中比較安定的時期非常短暫,而他竟能寫出不少這樣的詩篇,也就使人覺得更為可貴。《春夜喜雨》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把春夜小雨寫得多麼細緻入神,末兩句的“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把詩人所感到的歡喜寫得又多麼具體而又美麗。再看他重遊新津縣修覺寺時寫的《後游》的前四句,“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個人的心情和面前的景物到了互相融洽、兩無間隔的境地。江山有待,花柳無私,是自然界的實際,更多的是詩人自己的胸懷。杜甫半生漂泊,雖然也常有日暮途遠、人事蕭條之感,但他也體會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這個自然界無往而不可愛的真理。至於“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則說明這位五十多歲久經患難的詩人,對於弱小的生物心裡保持著多麼深厚的愛憐。

杜甫在舊日的封建時代度過了他的悲劇的一生。無論在什麼艱苦的情況下他都不曾被社會上的惡勢力和自己的貧病所壓倒,他也不曾採取任何一個方式逃避現實,這是由於他具有深刻的樂觀精神。這個樂觀精神是從他經歷的國家的災難、人民的疾苦和個人的悲劇裡鍛煉出來的,痛苦越深,愛國愛民的感情也就更為深切,寫詩也更為努力。正是這個原故,他才創作了許多傳誦千古的好詩,影響無數後代的詩人,贏得廣大人民的敬愛。

關於杜甫的這種堅強的樂觀精神,說得很不全面,這只不過是一段讀杜詩的隨筆札記。

寫於一九六二年春節

《杜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