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一向稱為詩史。我們現在也常沿用這個名稱標誌杜詩的特點，它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現實生活和時代面貌。但是這個名稱應如何理解，它包涵一些什麼內容，被稱為詩史的杜詩和杜甫以前的詩以及唐代的詩的關係是怎樣，還是不夠明確的。我想對於這些問題略加論述，並提出一點有關文學史的粗淺的意見。
把杜詩稱為詩史，最早見於晚唐孟棨的《本事詩）。《本事詩·高逸第三》在敘述李白的一段中，附帶著提到杜甫，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從“當時號為詩史”這句話看來，詩史這個名稱好像是在杜甫時代已經存在了，——縱使不在杜甫時代，也應該在孟棨以前。可是就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的記載中，除了《本事詩》外，卻沒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詩史。
普遍地用詩史標誌杜詩的特點，始於宋代。五代時寫成的《舊唐書》杜甫本傳沒有提到詩史；《新唐書》則說，杜詩“世號詩史”。宋代詩文以及詩話中，凡是有關杜甫的，詩史二字常常可以遇到。有的說，“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有的說，“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捲上）。
像“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像“讀之可以知其世”、像“紀當時事，皆有據依”，的確是杜詩的特點，也是杜甫成為我國一個偉大詩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杜甫在這方面給中國的詩歌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新的領域，致使明代的唐詩研究者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簽》卷二十六）。以時事入詩，杜甫發揮了極大的獨創性，道前人所未道，這是杜甫對於中國詩歌的豐功偉績，但是說自他起始，卻不符合我國詩歌傳統的實際。清代洪亮吉有過這樣一段話：
……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即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荊、關出而始以山水為工矣。降至倪、黃，而並以筆墨超脫，擺脫畦逕為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為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即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贈答山水眺游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為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者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北江詩話》卷四
這段話的結論有些偏激，可是論者從繪畫與詩歌的發展中指出古人多描繪或歌詠事實，並互相作了比較，是很有見地的。
我們一向有一個因襲的看法，由於我國漢民族在古代沒有產生過像印度和古希臘那樣長篇的英雄神話史詩，便說中國的詩歌長於抒情，短於敘事。誠然，中國的抒情詩在世界文學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比較完整的敘事詩發展也較晚，《詩經》只有個別的篇章是敘事的，《楚辭》裡有豐富的神話傳說，主要還是抒情的，但是從漢樂府詩到蔡琰的《悲憤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木蘭詞》等卻是有不少敘事的傑作。並且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我國古代的詩歌，縱使是抒情詩也是和社會生活與時代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繫，其中還間或摻雜著敘事，不像是古希臘的敘事詩和抒情詩那樣，判然是兩個領域。至於鳥獸草木等自然景象，在我們古代的詩歌裡主要是起比興作用，並不成為歌詠的對象。《詩經》，《楚辭》中絕大部分的作品就是這樣。像春秋時代獻詩言志和賦詩言志的風氣，季札使魯觀樂而知國政的記載，都可以說明《詩經》裡大量的詩篇在當時所起的政治作用。所以孔丘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把《詩經》的作用給了一個明確的概括。後來孟軻讀詩，也是要“知其人”、“論其世”（《孟子·萬章》下）。“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遂成為後代許多文學鑒賞者和文學批評者的準繩，這個準繩的建立是和《詩經》的特點分不開的。所謂古人“喜詠事實”，要從廣義的意義來理解，大量聯繫現實起“興觀群怨”作用的抒情詩也應包括在內，前面洪亮吉所舉的例子，還未免有些狹窄。這個詩歌密切聯繫現實的傳統，直到建安時代，始終沒有間斷過。到了南北朝，才先後產生了一度風行一時的玄理詩和對於後世發生巨大影響的山水詩。
玄理詩，尤其是山水詩的產生標誌著封建社會裡士族文化的“成熟”（成熟再進一步便接近腐爛），它們的作者具有更多的文化修養和時間的餘裕，把彷彿是深奧而實際是空虛的玄理和能使人超脫“塵俗”的自然景物作為他們吟詠的對象。從內容來看，這也是一片新的詩的國土，在藝術技巧上也有相當大的發展，但是這些詩的作者大都忽視現實，游心物外，引導著詩歌脫離聯繫實際生活的優良傳統。若是拿“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的準繩來要求，他們的作品就很難起這樣的作用了。關於他們的功過，有待於文學史家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齊梁以後，除卻少數的例外，詩風更為淫靡，“嘲風雪，弄花草”（白居易《與元九書》），忽視現實，追求形式，它的影響所及，到了唐代初期，也沒有衰謝。所以盛唐時期詩歌的革新者如陳子昂、元結等都把這種詩風作為他們鬥爭的目標，為恢復和發揚中國詩歌從《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努力。後來齊梁淫靡的詩風得到克服，可是南朝以來的山水詩卻在唐代許多詩人的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回顧詩歌的歷史，追溯《詩經》的傳統，若是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把目光局限在從晉宋到唐初的三百年內，這時期的詩歌除卻陶潛、鮑照，庾信以及後來的陳子昂等人優秀的作品外，自然代替社會，形式勝過內容，已成為普遍的現象，而杜甫以其滿腔熱誠，大量地歌詠時事，從這方面看來，說是自他開始，也未為不可。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他青年時期經歷的“開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後、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社會秩序的混亂相比，儼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國家的危機和人民的痛苦通過種種難以想像的、聳人聽聞的事實呈現在他的面前。他面對許多殘酷的事實，既不惶惑，也不逃避，而給以嚴肅的正視。他既有熱情的關懷，也能作冷靜的觀察，洞悉時代的癥結和問題的核心的所在。例如統治階級對人民無止境的剝削、戶口的流亡和農業生產的衰落、中央勢力的衰微和地方藩鎮的跋扈，以及如何分別對待性質不同的戰爭，這些在那動亂時代裡暴露出來的重大問題，都成為杜甫大部分的詩裡的主要內容。他觀察的範圍之廣、認識之深，並能以高度的藝術手腕把他觀察、認識的所得在詩歌裡卓越地表達出來，大大超過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個詩人。所以我們說，杜甫是中國詩歌優良傳統偉大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也就是這個原故，杜詩才獲得了千百年來被人所公認的詩史的稱號。
詩史不同於歷史，不能理解為用詩體寫成的歷史。一部好的歷史同樣需要作者能夠認識時代的癥結和重大問題的核心，同樣可以寫得很生動。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則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多種多樣的風格和具有獨創性的表達方法處處體現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觀的描述。浦起龍說得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誠然，杜甫詩反映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事跡和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詩人的性情活躍在詩的字裡行間。這正是杜甫的詩史與一般歷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說的，裡邊包涵著詩人的“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
如前所述，抒情和時事與社會生活相結合，是我國詩歌從開始以來一直到建安時代的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個特點的發揚光大，杜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和《北征》，裡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裡都交錯著這些豐富的內容，心情起伏不定，語言縱橫馳騁，說明作者在這變化多端的時代面對著社會和自然的種種現象都銳敏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與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二者在藝術上得到高度的融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雖然篇幅較短，也是同樣具有這種特點。又如以第三者的身份寫的《前出塞》和《後出塞》兩組組詩，作者用精煉有力的詩句曲折反覆地表達出從軍西北和東北的戰士的心情變化，實際上也是詩人自己對於戰爭的意見和看法。其中有歌頌，也有譴責。詩中對於從軍的苦樂、軍旅的生活、戰場上的壯烈場面，以及勝利而不居功的情操，進行了歌頌；對於皇帝的窮兵黷武、主將的驕橫奢侈，則給以譴責。這兩組詩都描繪了戰士如何善於戰鬥、勇於犧牲，而且能奪取勝利；但是由於統治者利用士兵的勇敢進行不義的戰爭，使他們的戰績失卻積極的意義。《後出塞》的五首寫一個戰士，在離別鄉里時，是“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在軍營裡看到的是“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是“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而所得的結果卻只造成“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而自己在從軍二十年之後，只得“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前三首雄壯的歌頌和後二首悲憤的譴責形成尖銳的對照。至於《前出塞》九首，則幾乎每首都交錯著從軍的快樂和痛苦、歌頌和譴責。這裡概括了在所謂盛唐時期皇帝好武、邊將驕橫的情況下無數英勇的士兵所遭逢的命運。唐代有許多關於戰爭的詩，或只是歌頌，或只是譴責和怨訴，像杜甫把戰士的心情和命運寫得這樣真切感人，還是很少見的。
自從天寶晚期以後，杜甫十幾年內寫了大量的時事詩和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等），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和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第一首、在雲安寫的《三絕句》等），或是比喻和寓意（如《鳳凰台》、《病橘》、《枯棕》、《客從》等），或是對於窮苦的人民的關懷和同情（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等），也都是個人的情感和實事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等），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等），有的回憶往事（如《壯游》、《遣懷》等），更是像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
杜甫個人不幸的遭遇與種種感觸和國家的危機與人民的痛苦永遠是膠漆般地密切結合，難以分割，這就使他大部分的詩篇充溢著個人的和時代的血淚，產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反映社會現實，指責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優秀的詩篇，在中國詩歌史上起著很大的進步作用，但大抵只限於客觀的敘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詩裡那種深刻而熾烈的思想感情。這是現實主義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現實主義來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點。杜甫的時事詩和政治詩大都含有強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詩集裡並不都是時事詩和政治詩，還有佔有很大比重的寫景兼抒情的詩。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名篇和名句，無論是山河、草木、蟲魚，他都能根據地點和時序的不同，觀察它們在此地此時的形態，予以刻劃，無一雷同。這些描繪自然的詩，也同樣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並且經常聯繫著時事。在這上邊，是和南北朝以來一般的山水詩迥然不同的。歷代的詩話、詩評對於杜詩裡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精透的闡述。我們卻認為，杜詩裡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王夫之在《薑齋詩話》卷二說：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繢中求活計也。
這裡所說的“意”，對於杜甫來說，就是詩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對於生活的執著和對於國家與人民的熱愛。這種執著和熱愛，作者在寫詩時，無論歌詠的對象是什麼，都迫切地要求表達出來。不像一些留連風景的詩人，掇拾描繪自然的詩句，而缺乏熱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們評論謝靈運的詩那樣，常常是“有句無篇”。杜甫詩裡的自然，都是他親身所歷、親目所睹，同時又往往和他的思想感情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混為一體。杜甫困居淪陷的長安，是他生活裡最痛苦的一段，這時他寫出五言律詩《春望》，在這簡短的四十個字裡，時代巨變、長安的春天、個人的處境都緊密交融，形成一個可分割的整體。其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每五個字都包括了三個方面：“感”和“恨”是個人，“時”和“別”是人世，“花”和“鳥”是自然，“濺淚”和“驚心”則是這三方面共同的情況。杜甫入蜀時寫的《劍門》，一開始就這樣寫：“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這四句詩形容了劍門的地理形勢，也指出它的政治意義，同時第三、第四兩句還表達出詩人身去西蜀、心向長安的情懷。寫法與之相反的，夔州時期的《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則以這樣的名句開端：“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這詩句是多麼深刻而又清新，詩人以極大的熱愛歌頌了變幻多端而又萬古長新的自然。在這境界裡好像是可以忘懷一切了，但緊接著是感到“英雄餘事業”，自己卻“衰邁久風塵”，目前的實際是“兵戈猶擁蜀，賦斂強輸秦”，想到這裡，就用“不是煩形勝，深愁畏損神”結束了這首詩。開端的四句和最後的兩句相比，這中間含蓄著詩人無限的鬱結心情。
杜甫許多著名的五言律詩和七言律詩都是把自然景象和個人遭遇與時代災難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的景象不同，有的是蒼涼陰鬱，有的是幽靜或壯麗，因此它們和個人的心境與時代的氣氛有時是一致的，有時是不一致的。如《秦州雜詩》裡的“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這裡邊塞的風光和邊疆的緊張以及個人的處境是一致的。又如《倦夜》和《登岳陽樓》二詩，一首是幽靜，一首是壯麗。幽靜的倦夜是“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壯麗的岳陽樓上是“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在這兩種不同的境界裡，詩人所感到的都同樣是個人不幸的遭遇和時代的災難。前一首詩的結尾兩句是“萬事干戈裡，空悲清夜徂”；後一首詩的後半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兩首詩前邊寫的自然和後邊寫的個人和時代，顯然是不一致的。可是這種不一致並不影響詩的完整性，反而可以說明詩人對於夜間的幽靜能體會入微，對於浩蕩的湖水也能開展闊大的心胸，只是自己的身世是悲苦的，時代是混亂的，同時又不能忘懷悲苦的身世和混亂的時代，美好的自然和不幸的人世互相對照，致使詩人最後寫出“空悲清夜徂”和“憑軒涕泗流”，含有濃厚的悲劇情調。在杜甫寫景兼抒情的詩中，這種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豐富，多種多樣，而且越到晚年，這方面的藝術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詩《客亭》、《江上》、《江漢》，七言律詩《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都是顯著的例證。
總的說來，杜甫的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現實，但是像漢樂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木蘭辭》，以及白居易的《新樂府》那樣純然敘事的詩並不多。他的詩，尤其是長篇的古體詩，“多紀當時事”，裡邊卻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同時他的寫景兼抒情的詩（多半是近體詩）也經常聯繫時事。這兩大類詩是他的詩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佔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這些詩千古傳誦，感動無數後代的讀者，使杜詩得到了詩史的稱號，給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奠定了一個崇高的地位。
此外，杜甫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築、舞蹈、用具以及生產勞動的詩，同樣貫注了充沛的個人感情，並具有時代的氣氛，也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裡還有一定數量的詩，與時事無關，個人的感情也顯得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第一階段寫的一部分詩。他在長年的奔走流離之後，到了暫時保持小康局面的成都，建立草堂，開闢田畝，在比較閑靜的生活中，對著花草樹木和鳥獸蟲魚的姿態，感到無窮的熱愛。他寫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屏跡》）。心跡雙清，接近“物情”，他對萬物進行了細膩的觀察和深切的體會。像植物界的“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田舍》），動物界的“芹泥隨燕嘴，花粉上蜂須”（《徐步》）、“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這些詩句若沒有細膩的觀察是寫不出來的。又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游》）、“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是從深切的體會裡得來的。這類的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那些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於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愛好，他不只能“巨刃磨天”，刻劃山河的奇險和時代的巨變，也能描繪燕嘴蜂須和春夜的細雨。它們襯托出杜甫的全人，同時也表達了杜詩風格的多樣性：既有掣鯨魚於碧海、璀璨瑰麗、甚至有時不易索解的詩篇，也有好像不費工力、信手拈來的清詞麗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詩人多能作到這個地步，屈原是這樣，莎士比亞是這樣，歌德也是這樣。他們往往不是文體論裡的一種風格、文學史上的一個主義所能範圍得住的。這一類詩在杜甫風雲多變、憂患重重的詩史裡，有如暴風雨中暫時的晴霽，重巒疊嶂中的一縷清溪。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杜甫的詩是真實地繼承了並發揚光大了《詩經》、漢樂府的優良傳統，同時也吸取了六朝以來山水詩的一些藝術成就。他的詩是經得起用“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的準繩來衡量的。他使中國詩歌的這種特點在世界文學中放射出燦爛的光輝。
可是在他的時代，人們是怎樣看待他的詩呢？
杜甫對於他以前的和他同時代的詩人，都熱情地給以恰如其分的稱讚和公正的評價，這些論斷，就是我們現在看來，基本上還是適當的。但是當時人們對於杜甫，卻十分冷淡，在他同時代比較著名的詩人中，無論是識與不識，竟沒有一個人提到過他的詩。像杜甫寫的這樣傑出的詩篇，在當時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幾乎是難以想像的。看來杜甫晚年在《南征》一詩裡寫的“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並不是徒然的。並且從《戲為六絕句》裡還不難看出，詩中提到的一些任意嗤點、輕薄為文的“後生”說不定也正是杜甫的反對者。杜甫為庾信和初唐四傑辯護，也正是為了自己。後來韓愈所說的“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更足以證明有這樣的事實。這些渺小的反對者早已“身與名俱火”了，但他們還是代表了當時的一般風尚。
杜甫逝世後不久，潤州刺吏樊晃編《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裡說，杜甫遺有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間。又說，“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這篇序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說明，杜甫死後，杜甫的文集只行於江漢之間，並不普遍，甚至江東一帶還不甚知道他。杜詩之所以流行江漢，這當然與杜甫晚年飄泊荊湘有關。杜集裡附錄的郭受在杜甫逝世前一年寄給杜甫的詩裡說，“新詩海內流傳遍”（《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者寄上》），可能是有些誇張，他所說的海內不過是江漢之間而已。樊晃在潤州編杜甫小集，只能搜集到二百九十篇，這不過是現存杜詩全部的五分之一。
到了元和年間，杜甫逝世四十年以後，才起始聽到對於杜甫的尊崇和讚頌。元和八年（八一三）元稹為杜甫寫了墓系銘，元和十年（八一五）白居易寫了《與元九書》，元和十一年（八一六）韓愈寫了《調張籍》。在這些詩文裡我們起始聽到杜甫與李白並稱。元白由於他們的文學主張格外推崇杜甫，韓愈則更多地歌頌了李白。我們現在看來，白居易和韓愈是把唐代文學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的作家，他們都是傑出的文學革新者，白居易與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和韓愈的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以他們的文學思想和創作主張，他們認識到杜甫的重要意義是不足為奇的，而且是必然的。可是我們從他們的一些著作看來，在當時他們還是比較孤立的，除去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少數友人外，他們的主張在社會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反而是常常受到攻擊。所以他們對於杜甫的推崇不能說明杜甫的詩的價值已被當時一般的文藝界所公認了。
我們現在從幾部能夠看到的唐人編選的唐詩選可以看出，杜詩是遭受怎樣的一種冷淡的待遇。芮挺章的《國秀集》（七四四）和殷瑤的《河岳英靈集》（七五三）都完成在天寶時期、安史之亂以前，集裡沒有選入杜甫的詩，是可以理解的。元結的《篋中集》成於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七六），這年杜甫初到成都。元結繼承了陳子昂的主張，反對當時的詩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杜甫很重視他。但是他的《篋中集》範圍很狹窄，人僅七人，詩只二十四首，詩體限於五言古詩，共同代表一種風格，不過是就“篋中所有，總編次之”。集裡沒有選杜甫的詩，也不足怪。令孤楚奉憲宗命纂進的《御覽詩》，只選代宗、德宗和元和初期詩人的作品，胡震亨早已指出這部詩選是“取資宸矚，非允藝裁”（《唐音癸簽》卷三十一），裡邊沒有杜甫的詩，是當然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其中也沒有元稹、白居易、韓愈的名字。最使人一看感到驚奇的，是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專門選從肅宗到代宗末年的詩，這時期的前半也正是杜甫創作最旺盛的階段。選者對於過去的選本都深致不滿，自己要力革前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從大量的詩人中，選出二十六人，但是並沒有杜甫（其中選有杜誦的一首《哭長孫侍御），也曾被編入杜甫詩集中，我們可以認為不是杜甫作的，因為這首詩又出現於韋莊《又玄集》，作者仍為杜誦）。我們初次展閱，會發生驚奇的疑問，但是仔細看一看這選本的編排和選者對於詩人們的評語，便可以得到解答了。選集分上下二卷，分別以錢起、郎士元開始。高仲武評論錢起是“文宗右丞（王維），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為雄”。對於郎士元則說，“右丞以往，與錢更長。……兩君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在被選詩人的評語中還摘舉出的選者認為優秀的詩句，這些詩句幾乎都是描繪自然的。由此可見，選者認為足以代表詩的正統的，是王維一派的山水詩。選者以韻調為主，杜甫的詩在他看來便不能入選了。肅宗代宗時代是十分動盪不安的，然而這部選本卻是青山流水、暮靄空林，反映不出時代的面貌。集中雖然也出現與杜甫比較接近的蘇渙和孟雲卿的名字，但二人分別排列在上下兩卷結尾或將近結尾的地方，也沒有摘舉出他們的詩句。此後姚合的《極玄集》同樣是選大歷前後的詩人，選詩的精神和高仲武一致，選錄的詩人兩個集子也不少相同，所不同的是《極玄集》以完全不屬於這個時代的王維和王維的朋友祖詠開端，這更鮮明地表示了選者的態度，更足以說明選者對於王維的推崇。姚合說，被選的詩人都是“詩家射鵰手”，但是一個這些詩人不能望其項背的最偉大的射鵰手杜甫，他卻是看不見的。並且《極玄集》一般還認為是一個好的選本，韋莊說它“傳於當代，已盡精微”（《又玄集》序），到了南宋，姜夔還曾加以評點。我們可以想見，這一派詩的影響是相當廣泛而久遠的。
宣宗時任過校書郎的顧陶有《唐詩類選》二十卷，現已失傳。從胡震亨的（唐音癸簽》，我們知道，選詩一千二百三十二首，選錄的詩人也相當全面，顧陶在序裡說，“國朝以來，杜李挺生，莫得而間”（卷二十一）。《類選》裡選了大量杜甫的詩，這說明杜甫的詩經過元稹、白居易、韓愈和稍晚的李商隱、杜牧等人的提倡和稱頌，已被人承認，這時距杜甫逝世已有八九十年之久了。
顧陶選了些杜甫的什麼詩，我們無從知道，宋人曾季貍《艇齋詩話》裡有一條說：“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真，今並錄同異於後。”我們根據他的同異比較，可以知道顧陶所選的杜詩的一部分，約二十七首，其中除了《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夢李白》等二、三首古體詩外，其餘的都是近體詩，尤其以五言律詩為最多。這裡邊有不少好詩，可是卻沒有白居易在《與元九書》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裡所稱讚過的那些最重要的詩篇如“三吏”、《塞蘆子》、《留花門》、《赴奉先縣詠懷》、《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我們知道的只是顧陶杜詩選題的一部分，也不能說杜甫那些最重要的詩篇顧陶完全沒有選，但是僅從這一部分看來，也可以明確顧陶選詩的傾向了。
晚唐韋莊《又玄集》（九）以杜甫開端，選的也只是五首五言律詩和兩首七言律詩。《又玄集》並不是不選古體詩，但杜甫的最重要的長篇作品也是沒有選。
上舉選本，不是唐人選本的全部，但與《新唐書，藝文志》中的存目相比，它們是大多數，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如竇常《南薰集》已失傳，據《唐音癸簽》，它選有“韓翊至皎然三十人詩”，它的內容也就可以設想了。這些選本給我們說明一個事實，杜甫的詩在他生前和死後較長時期內在唐代一般的文壇上是不被重視的，後來漸被重視，他那最富有人民性和獨創性的詩篇還是被忽略的。這些詩篇，儘管有元稹、白居易等給以很高的評價，還是不能被人接受。當時的統治者和所謂士林是更歡迎留連風景、游心物外的詩歌，所以王維在他們中間便成為一代詩宗，因為王維既有高度的藝術造詣，又能超脫“世俗”，這正好適合他們的趣味，成為他們的典範。中唐詩歌，雖早已克服了齊梁以來的綺靡詩風，卻仍然賡續著南北朝山水詩的傳統，因此白居易現實主義的新樂府詩運動，是有特殊的積極意義的。可是白居易現實主義的精神並不是容易被當時所接受的。白居易的詩在當時也相當流行，白居易自己就知道得很清楚，“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與元九書》）。
杜甫的詩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的優良傳統，同時也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詩人的藝術技巧，他最大的貢獻則在於他以這優良傳統為基礎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在思想內容上，他由於憂國憂民的熱忱，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在藝術形式上，他融會古今，摭取群書，採用口語，發揮極大的獨創性。這兩方面對於那些把王維奉為正宗、把錢起和郎士元作為詩界代表的人們，是不能容許的。我們現在可以說，若是沒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唐詩這座大廈就會失卻它主要的棟樑。可是在唐代，杜甫最富有進步意義的詩篇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詩歌，卻受到冷淡的待遇。至於晚唐《詩品》作者司空圖詆毀元白是“都市豪估”，北宋西崑體詩人楊億把杜甫稱作“村夫子”，這都吐露出追求韻味和形式而脫離現實的詩人們對於杜甫和白居易的憎恨。
這是封建社會裡文藝界常有的現象。因為文學批評一般掌握在封建統治者和為統治者服務的文人們的手裡，他們對於大膽革新和進步主張往往感到憎恨和恐怖，他們因襲的觀點也阻礙他們對新事物的認識。一個偉大的進步作家在他的時代常常受到難以想像的否定或冷淡。後來他的地位漸漸被人承認了，可是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會被人忽視。明代楊慎有這樣一段話很有代表意義：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所足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幹”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
——《升庵詩話》卷十一
很顯然，這是一段毫不含混的維護封建統治的文學批評。其中還有不少事實的錯誤：第一，把杜詩稱為詩史，並不始於宋人；第二，《詩經》裡的詩並不像楊慎所說的那樣“含蓄”，相反地有不少詩句是很露骨的批判和反抗；第三，宋代的文人並不都欣賞楊慎所列舉的杜甫那一類的詩句，我們從宋代一般的詩話看來，他們常說這類詩句是“粗”，是“拙”，反倒是讚賞所謂“含蓄蘊藉”的居多，所以把這個“罪名”加在宋人身上，不是從事實出發的。只有一點邏輯上的推論是正確的，他反對杜甫的這類詩句，他反對在唐代元稹已經加以頌揚的“直陳時事”的創作態度，因此他反對把杜詩稱作詩史。其實這類的詩句和這種創作態度，正是杜甫大膽革新、發揚中國詩歌優秀傳統的一個方面，也正是我們所要肯定的。那麼，根據這個邏輯的推論，我們對於詩史這個名稱也是肯定的。
毛主席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我們現在有可能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於過去的作家進行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評價了。但是我們不要被一種假象所迷惑，以為一些經過長期歷史考驗、我們現在也給以肯定的作家在他的時代就已受人歡迎，甚至享受了“偉大的”或是“傑出的”稱號。不是的，他們的作品在過去的封建社會往往有過一定時期的被忽視、被否定、被誤解、被曲解，給它們以極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們的作品只要不是失傳了，總會有一天獲得勝利。因為在封建社會裡，代表人民的、進步的力量總是存在的，它們有時隱，有時現，有時影響大，有時影響小，但它們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發展、在前進，它們促使人們逐漸認識這些作品的本來面貌。杜甫的詩就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若是在研究某些偉大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同時，能夠把他們的作品在當時和在以後不同的時代裡得到過什麼樣的待遇、什麼樣的評價，人們曾經怎樣認識它們、理解它們，根據能夠得到的資料，加以分析研究，我想，這對於瞭解過去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和鬥爭以及文學史的編寫工作是會肓一些幫助的。
寫於一九六二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