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的鼓舞勉勵

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香港開源書局出版瑜亮先生所著的:「孔祥熙」一書,對於杜月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饋贈朋友川資的事,曾有如下之敘述:「記得民國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實業』名義旅行陜西,大公報駐西安記者汪松年曾在報端著文替他捧場,說當時香港淪陷時,杜饋送朋友們的川資,就達港幣二百萬元之鉅。杜雖然以慷慨任俠著稱,

但他也不會那樣的大事施捨。除了局內人以外,又有幾個人知道,這是孔為了爭取愛國志士轉回內地來,而替國家安置下的一著棋子呢?」

在這本厚達三○七頁的「孔祥熙」一書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當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後幾章中瑜亮先生又說:「杜月笙生前,像銀行、公司、紗廠、什麼董事長、理事長、董事、經理之類,大大小小的頭銜,最少要有四五十個,上海的財產,他可以佔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壽,除去開銷以外要淨剩下現洋三四十萬元,說他是金融鉅子、實業鉅子,都不為過,他的財產,簡直是無法估計,按最低限度來說,也要有美金幾億元,然而杜月笙臨終分配遺產,也不過是美金二十萬元而已,說起來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還使人覺得有點奇怪呢!」

這本書中提起孔杜之間的淵源,又說:「中國、交通這兩家銀行,過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當廿四年經政府增資改組時,孔(祥熙)把杜月笙、錢新之這些人拉進去,使中交兩行和國家行局打成一片。這樣一來,一方面,中交兩行就成為國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錢新之這些人也的確是長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績斐然。

「即以杜錢這些人來說,不論當年的抗戰,或者後來的戡亂,都能把自己的事業和財產拋開不要,一定要跟著國民政府當局的國策走,他們本身的民族意識和識大體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處處藉重他們,使他們樂於為國家效力,也當然有著很大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段,記的也是有關於杜月笙避亂香江這一段時期的事,文曰:「海上聞人杜月笙,離開上海之後,孔(祥熙)也發表他一個『賑濟委員』的名義,至於杜在上海的潛勢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協助,為了支持那裡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戰前後這個階段,主持敵後工作的戴笠,是後期財政部的緝私署署長),和資助抗日愛國份子安全返回內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撥給他(杜月笙)一批數字很大的款項,叫他斟酌實際情形,靈活運用。在三十年終香港淪陷時,成千上萬流落香港(還有上海,筆者注)的愛國志士,獲得杜月笙的幫助回到內地來,從事抗戰工作。這裡面屬於杜月笙私人幫助者當然不少,但是大多數都是孔的授意拿錢而由杜出面做下來的成績。」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傳聞之誤,譬如說花的究竟是誰的錢?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讀者看過拙文自可有所瞭解。筆者認為這一點無關閎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對於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諸多鼓勵與幫助,這一點杜月笙的後人亦不時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長子杜維藩就曾說過:「家父曾經一再告誡我們:『孔祥熙先生對於我的恩惠,你們永遠不可忘記。』」

自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離滬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飛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滬港兩地「成千上萬流落香港的愛國志士」脫險抵渝,前後三年有餘,在杜月笙來說是他的「抗戰旅港時期」,這三年多裡,他做了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誠然有如劉航琛所說的:

「從上海杜月笙變成中國杜月笙了!」以他個人的力量,對如此龐雜重大的事情實在是很難達成,除了他的至親好友,門人學生出錢出力,盡量協助,還有兩股巨大的力量,不時在鼓舞、勉勵著他,那是斷忽不可抹煞的,此兩大力量即為戴笠與孔祥熙。

《杜月笙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