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年代，並沒有令聰明、調皮的王衛國的個性變得遲鈍。
在城關小學時，這個吃不飽的學生，身子骨不僅挺結實，而且是全校出名的調皮學生。他特別愛給同學起綽號，而且這些綽號很能抓住同學特點。同時，還喜歡編順口溜調侃人，編出的順口溜事出有因，極盡誇張之能事，講出來笑得同學們只喊「肚子疼」。
到延川中學後，給同學起綽號的本事，被他繼續發揚光大。所在的班上幾乎每個人都有綽號，而這些綽號十有八九都是出自王衛國的創作。後來，他將起綽號的範圍擴大到其他班，一個年級的男生起了一大半，但是沒有人生氣，因為同學們沒有饒過王衛國，也送了他一個不雅的綽號——王餵狗（王衛國的諧音）。無論誰叫，他都答應。
王衛國調皮，卻不是潑皮無賴，從不在課堂上搗亂，影響老師上課。他想聽的課，就認真聽講；不想聽的課，就旁若無人地閱讀小說，絕不影響別人聽講。
年輕的班主任常有潤老師，賞識王衛國的個性，賞識他和他對時事政治的敏感，有意識地為王衛國提供發揮他特長的舞台。只要與文字有關的活動，就交給王衛國來完成。
有一次初66乙班舉辦詩歌朗誦會，常老師別出心裁，要求主持人用詩歌語言將所有節目串聯起來。常老師把寫串詞的任務交給王衛國。王衛國欣然接受了任務。很快，只用了一個上午，就將串詞寫了出來。
那次，全校師生都出席了詩歌朗誦會，大家交口稱讚，主持人的簡潔優美的串聯詞寫得十分有文采，為這個詩歌朗誦會增色添彩。老師和同學都紛紛詢問，串聯詞出自誰之手。一時間，王衛國迎來老師、同學的共同注目。
還有一次，王衛國寫了一篇類似於駢文的文章，用對仗工整的句式來鋪敘一件事。班主任老師看後覺得雖然稚拙，但文從字順，敘事狀物言情都很生動新穎，對一個初中生來說，實屬不易。
大量閱讀的同時，王衛國開始寫日記，並嘗試著寫作。所寫的內容，側重於時事政治方面，可以看出他比同齡人要成熟許多，文學寫作的才能嶄露頭角。
路遙的作文常常得到語文老師的表揚，有一次，他寫了一篇作文，題為《在五星紅旗下想到的》，學校領導在全校學生面前朗讀了一遍，從此使他文名大震，成了全校的「明星」。還有一次，他根據小說《紅巖》創作並編排了一幕話劇，利用活動時間在教室前演出，引來全校學生觀看。（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
1966年的夏天到了，這一年，16歲的王衛國初中畢業。按以往慣例，大中專考試將要進行，但是，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衛國當時正計劃著報考西安石油化工學校，但是，中國發生的一起大事件將王衛國的個人計劃擊個粉碎。
在縣城度過的兩年高小生活和初中三年極其窘困的寄宿生活，使我們看到他在「吃」的問題上飽嘗了「農民之子」的屈辱；同時，由於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差異而造成的一種社會結構的矛盾以及在學校教育中所接受的理想和現實的差異，對這一系列的不合理的事實，使他從較早時候就產生了一種鬱悶的思想。（〔日〕安本 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如果一切如常，王衛國順利考上一所中專學校，國家就給學生發放生活費，農村戶口也隨之轉入學校。不出意外，中專畢業後就能被國家統一分配，走上工作崗位，成為端「鐵飯碗」的國家工作人員，徹底甩掉農村戶口的沉重帽子，鯉魚跳龍門地成為城鎮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大伯、大媽就可以鬆一口氣。儘管大伯之前反對王衛國繼續讀書，可是拗不過這個牛脾氣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節衣縮食，艱難苦熬到兒子畢業。如果王衛國爭氣，靠讀書為自己踏出一條走出農村的路子，無論這高小兩年、初中三年有多麼的艱辛，結果總是令人高興的。而且，大伯心裡隱隱的內疚——那份因當初反對兒子讀書產生的內疚，將因此減輕。
對繼續上學讀書始終懷有更強烈期待的，當然是王衛國本人。五年縣城求學的飢餓與苦讀，終究要收穫一個結果，苦不能白受。王衛國甚至想到了該認真設計一下中專畢業後自己的未來。
路遙下決心改變自己的處境，愈發埋頭讀書。為的是日後當個幹部吃那些豬肉片燴粉條之類的好東西，為此他也做了詳盡的準備，並且以優異的成績上完了中學。正準備報考西安石油化工學校。（海波《為〈山花〉送行》）
然而，王衛國的夢想，被無情地擊碎了。
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個體的王衛國的人生衝擊無疑是巨大的。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延川經歷了多年的各種自然災害，已然像一個飢餓已久的孩子，發育不全，營養不良。到了1966年，很多農戶，有的舉家外遷，更多的只有出外討飯，才不至於餓死。
但是，各種運動卻一次都不曾遠離陝北這個偏僻的延川縣。
1966年5月，姚文元《評「三家村」》一文剛一發出，延川縣隨即便開展批判所謂「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運動。
「三家村」，本義是鄉間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闢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專欄邀請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1000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鄧筆名「馬南村」），廖沫沙出「星」字（廖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記》共發表了6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反黨行為，遭到批判。
延川中學率先開展「揪鄧、吳之流，橫掃牛鬼蛇神」的活動。5月中旬，延中高66級一名學生撰寫並貼出一份《質問彭真》的大字報，要求教導員劉偉華蓋校章遭到拒絕，隨即該學生寫出《質問劉偉華》的大字報。劉偉華因為長期訂閱《北京晚報》，並剪輯《燕山夜話》向學生們推薦過「三家村」文章，從此，延川中學批判「三家村」的矛頭直指劉偉華，劉偉華也就成為延川縣第一個挨批鬥的「鄧拓之徒」。不久，鬥爭的矛頭轉向所謂出身不好的教師。學生半天上課，半天開聲討大會。隨即，延川的縣級單位捲入運動。
1966年5月14日，中共延川縣委決定成立「文化大革命辦公室」。
1966年5月17日，縣級單位召開了聲討鄧拓、吳晗大會。
1966年5月25日，中共延川縣委發出了《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1966年6月15日，中共延川縣委決定，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進駐延川中學和永坪中學發動、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歷時兩個月，其間錯整部分教師和學生。
1966年7月18日，延川中學初中部放假，高中部和全體教師留校繼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
1966年7月21日至10月9日，本應該放暑假的延川縣全縣教師，以及縣級文化單位幹部及學生代表813人，被集中在延川縣城，參加了規模宏大的「教師集訓會」。「集訓會」的中心任務，是貫徹落實黨中央下發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利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武器，大揭所謂的延川縣文教界階級鬥爭的蓋子。
在這短短兩個多月時間裡，延川縣的70名教師和文化工作者受到批判、攻擊——被拉上街頭遊街的教師2人，遊行隊伍多達1000多人。對被認定的「走資派」實行體罰——掛黑牌游鬥、站板凳、罰跪等等，其中有5名學校領導被撤職，9名教師被開除公職，18名被打成「黑幫分子」進行集訓勞改。
集訓大會結束後，各學校放假回家的學生們被召回學校，向全體學生傳達了《五一六通知》精神。
1966年8月，延川中學高66級的七八個學生，自發成立了延川縣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全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因紅袖章上是用墨水寫的「紅衛兵」字樣，所以，當時被人稱作「黑字紅衛兵」。紅衛兵組織成立後，配合延川縣委工作組，在延川中學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