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紅衛兵之後，延川縣的紅衛兵組織，也紛紛開始到各地串聯。
1966年10月，延川中學10名學生（7男3女）組成首批「紅衛兵長征隊」。
「紅衛兵長征隊」的學生，先在永坪、延安等附近地區串聯一周繞回，沿途抄回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在本縣宣傳外地見聞。然後，他們自繡了一面紅旗，向北京出發，徒步去北京串聯：
據與路遙在城關小學、延川中學同級的吳江所言（2002年9月，安本實在延安採訪），在他們之後（1966年10月）路遙也沿著相同的路線去了北京。吳江需要20多天的路線是參照以下路線：縣城→延水關（黃河的渡口地點）→（山西省）永和→交口→太原→（河北省）石家莊→北京。（〔日〕安本 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所有紅衛兵在去北京的沿途，隨地可以發動紅衛兵搞「批鬥」活動，直接參與揪斗各地的當權派。到達北京後有專人接待，將他們接送到指定的兵營住下。然後，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見。在等待期間，亦有專人組織他們學習《毛主席語錄》，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但並不是可以隨便到處遊走的。得到通知後，大家有秩序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的接見。
王衛國的同班同學梁世祥回憶說，他和王衛國等延川中學的一批進京同學代表，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中的一分子。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農民的兒子王衛國與所有接受偉大導師接見的忠誠戰士——紅衛兵一樣，內心是激動的，是虔誠的，是單純的，也是無比幸福的。
接見結束後，上穿一件黑棉衣、下著一條灰棉褲，腳蹬一雙千層底黑布鞋的王衛國，手拿著《毛主席語錄》，右胳膊上戴著一個紅色黑字的「紅衛兵」袖標，在天安門前莊重地留影紀念。
然後，王衛國很嚴肅地對同來的同學提議：咱們回去後，要脫離「黑字紅衛兵」，咱們要另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
延川縣的「紅衛兵長征隊」在北京駐留時間較長，成為陝西省紅衛兵聯絡總部。
1967年3月，延川縣的「紅衛兵長征隊」又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後，才返回延川「復課鬧革命」。這期間，延川縣的紅衛兵組織已普及所有城鎮、鄉村，全縣共建立了1000餘個紅衛兵組織。北京、內蒙古、甘肅、山西等地的紅衛兵也紛紛來到延川縣大串聯。延川縣城、延水關、永坪、清水關等地分設了7個紅衛兵接待站。截至1967年1月31日，紅衛兵接待站的開支達到5.7萬餘元，這對長期貧困的延川縣財政來說，是非常大的一筆支出。
紅衛兵串聯期間，所到之處散發語錄傳單，宣教語錄歌曲。從城鎮到鄉村，到處設有語錄崗，凡過往行人，必須要背誦一條或多條「毛主席語錄」方可通行。如果是大字不識的文盲，紅衛兵學生一定會教其幾條語錄，待其熟練背誦，才可放行。同時，人們紛紛佩戴領袖像章，有的人胸前佩戴好幾枚毛主席像章，以表忠誠。
1966年8月18日紅衛兵第一次接受毛主席大檢閱時，「副統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中第一次提到「破四舊」。林彪說：
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謂「四舊」就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很複雜的社會現象，或者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現在，紅衛兵只爭朝夕地要將「四舊」徹底破除。紅衛兵認為，「破四舊」最容易實行，且能立竿見影。何況「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衝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社論中說道：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倒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躲在陰暗角落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撐腰，紅衛兵就像天兵天將下凡，「破四舊去——」一聲呼喊，掀起又一陣紅色風暴，蕩滌著全國的每一個角落。
1967年8月，為響應「破四舊」的號召，為迎合「破四舊」的鼓動，延川中學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搗毀了位於城關小學的文廟牌樓，接著砸爛了永坪、背坪牌樓和鴨巷廟宇。
當時，紅衛兵是以純真的熱情投入「破四舊」之中的。他們真誠地相信，經過紅衛兵的衝擊，舊世界將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個嶄新的新世界會像一輪紅日一樣在東方升起。
這是一場集體無意識的狂歡，每個人都像是被施用了催眠術，誰都難以逃脫對它的瘋狂參與。初中生的王衛國更是積極地、充滿了熱情地投身於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去。
最主要的動機大概就是「聽從毛主席指示」吧，但我想，對他內心來說，卻有一些更複雜的想法。有「革命聖地」之稱的陝北，它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對於作為「尖子」的中學生來說，這更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這個積極的行動也給路遙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這種參加只不過是一個十幾歲少年在一種時代形勢下極其興奮的隨心之舉，這種積極的參加，也許可以說是對閉塞社會的精神上的發洩，有一種精神解放的意義。具有純樸的感性認識和鬱悶思想的路遙，從自己的境遇中產生了自我見解，或者隨之而來的精神上的興奮；同時，隨著事態的發展以及他的「出人頭地」，路遙力圖從學校時代中所描寫的農民的「身份」之中掙扎出來，實現成為很吃香的「幹部」的夢想。這作為一個很現實的想法並不奇怪。但是路遙的興奮感和「夢想」在一朝之間徹底瓦解。
另一方面，「文革」卻使路遙大大地發揮出他潛在的能力。路遙在小學、中學中已經展示出來的優秀的中文功底，通過寫大字報、煽動性文章、論戰等得到了更大的鍛煉，而在窘困的生活中養成的刻苦的精神和行動能力加上他靈活的頭腦，為使周圍的人們認識到他的存在，提供了絕好時機。（〔日〕安本 實《路遙的初期文藝活動》）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指出：
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1967年3月，在首批徒步北京串聯返回的「紅衛兵長征隊」影響下，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等口號鼓動下，延川縣紅衛兵組織紛紛起來造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駐延川中學、永坪中學的工作組成員，被扣上執行「資反路線」帽子，成為首當其衝的「造反派」批鬥對象。這年的4月，縣委機關成立「赤衛隊」不久，「赤衛隊」分出「紅色造反派」，把鬥爭矛頭指向縣委書記張史傑。此後，鬥爭範圍逐步擴大，上自縣委書記、縣長，下至大隊書記、大隊長、生產隊長，均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遭到「造反派」批鬥。
這一時期，延川縣與全國各地的情形一樣，批判會頻繁，任何一個「造反派」組織都可隨時揪斗「當權派」。隨著運動的發展，造反派也更加蠻橫，他們粗暴地謾罵、凌辱和毆打「當權派」，給他們戴高帽子遊街、罰他們無休止地站立、九十度彎腰。「當權派」因長時間罰站，當場昏倒在台上的事時有發生。隨著頻繁的批鬥會，全縣的社會秩序極為混亂。
對個體王衛國而言，「文化大革命」驚飛了他通過考學就業脫離農村的夢想，「前途何在轉茫茫」。就眼下而言，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後，解決的卻是他一時的吃飯問題，這對於長期挨餓吃不飽飯的王衛國來說，也很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