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紅四野」王軍長

1966年10月,延川縣縣級機關第一個紅衛兵造反組織——「反修戰鬥隊」建立不久,各單位相繼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組織20多個,有「毛澤東思想指揮部」、「紅旗戰鬥隊」、「興無滅資總部」等等。為表現各自組織的正確性,「造反派」之間互貼大字報,相互攻擊對方是「保皇派」,標榜自己的造反組織是「革命派」。延川縣大街小巷,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造成紙張短缺。

當王衛國從北京串聯回到延川縣時,延川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然開展得如火如荼。瘋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縣初中三年級學生的王衛國,也瘋狂地在延川中學的校園裡,藉著風勢,聯絡了初中部的同學,真就成立了一個「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簡稱「紅四野」或「紅四野總部」),扛起了「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的大旗。

歷史上的「第四野戰軍」,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實力最強的主力部隊。它是由抗日戰爭轉入大反攻後進軍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各一部及東北抗日聯軍逐步發展起來的,簡稱「四野」。締造者是林彪、羅榮桓。這支隊伍,能打硬仗,而且戰無不勝。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延川中學的這一派學生造反組織起了這麼個震天動地、響遏行雲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當年的「四野」一樣,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吧。

延川縣還有另一派也自稱是「紅色造反派」的組織——「延川縣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簡稱「延總司」或「司令部」)。

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辯論逐漸使觀點相同、意見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聯合,而觀點相對立的則水火不相容。

「延總司」與「紅四野」均是延川中學的師生組織成立的,但後來發展成為當時延川縣「文化大革命」中兩個勢不兩立的造反派別。

回到延川縣的王衛國,由於平時總是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為班內「文革小組」成員。班主任常有潤老師是班上的當然領導,小組中的三個成員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調皮活潑,能言善辯。後來,這三個人成了一派的主要頭頭。而王衛國的組織才能和領導才能顯得更為突出,被「紅四野」的群眾推選為領導成員之一,又後來,延川縣幾個群眾組織聯合為一大派群眾組織——「紅四野總部」,王衛國被推選為「紅四野總部」軍長,主管宣傳工作。

他帶頭寫充滿革命豪情的大字報,揭發當權派。他寫的大字報,文筆灑脫犀利,看問題敏銳深刻,就連成為路遙這一派的敵對方的語文老師也招架不住,他的文學才情得到了最早的施展和發揮。對於這場運動,路遙是狂熱的,他上大會,念批判稿,博得陣陣掌聲;登高牆,貼大字報,引來簇簇觀眾;揮拳頭,高呼口號,「九種人」聞風喪膽,最終熬成本班紅衛兵組織「井岡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學師生分化為兩大派,他又以出眾的組織能力,一躍而成為本派的首領。全縣革命群眾分裂為兩大陣營,他又扶搖直上,被推舉為本陣營的領袖,晉陞為「軍長」。他給自己刻了一個印章,上面刻著「王衛國」三個大字。(賀智利《黃土地的兒子》)

當時,「紅四野」的戰友尊稱王衛國為「王軍長」;而對立派都把他叫成「王餵狗」。在延川縣城的一面牆壁上,有這樣的大字報,上面醒目地寫著:打垮「黑四野」,勒死「王餵狗」!

有著極強政治抱負的「紅四野」軍長王衛國,從小做慣了「孩子王」的權力慾望大大得到了滿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號聲裡,這個只有十七八歲的中學生,以他的學識,以他的博聞強記,以他在延川縣無與倫比的口才,再加上文學造詣做基礎,用極具煽動性和鼓動性的文章、演講,王衛國一呼百應,八面威風,成為延川縣城極有權力的大人物,可謂少年得志。

1967年1月8日這一天,延川中學等20多個縣級機關紅衛兵組織聯合召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誓師大會,會上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雖然陝北的冬天寒風凜冽,然而,紅衛兵們卻是熱血沸騰,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和「誰要不革命,就滾,滾,滾,滾他媽的蛋」的《造反歌》,高呼著口號,一次次發誓,要把延川變成一所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變成一片不摻任何雜質的紅彤彤的汪洋大海。

待過了一個人心浮動的1967年春節,3月初,鬥志昂揚的紅衛兵,進入延川縣委,趕走了縣委、縣人民政府的領導和機關幹部,一舉奪取了權力。延川縣委、縣人民政府陷入癱瘓狀態。

此時,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對當時延川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的看法上,逐步形成兩種對立的觀點,最後焦點集中在時任延川縣委書記的張史傑同志身上。

以「延川縣紅色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為主的一派群眾組織,認為張史傑是延川縣最大的走資派,應打倒;以「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為主的一派群眾組織認為,張史傑是當權派,但不是走資派,是革命的領導幹部,不能打倒,而應保護支持。以這兩種相對立的觀點為基礎,形成了兩大派。即當時人們所稱的「司令部」和「紅四野」。

當時,「紅四野」的大多宣傳材料,出自路遙和賀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遙起草的文章,題目是《十字街擺下控訴台,土皇帝大罵造反派》。文章主要內容是「紅四野」派撤出延川縣城後,「司令部」進城,利用本縣籍的一位縣領導,在延川縣城當時最繁華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態演說,其演說的內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的。路遙的這篇文章被印成傳單,散發到社會上,為「紅四野」贏得了多數城鄉民眾的支持。(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

兩派「造反派」都宣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且都認定對方是被「走資派操縱控制的」,為「劉(少奇)鄧(小平)路線」賣命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是「國民黨反動派」。

按照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所形成的社會氣氛、思維習慣、行事方式,「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給反動派,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酷」,「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於是,兩派都向對方進行壓制、打擊,不准對方發表意見,撕毀對方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這就勢必引起衝突,發生鬥毆。從動拳頭、扔石塊,發展到用棍棒、鋼釬進行廝殺,最後發展到使用現代化武器進行武鬥。

1967年11月3日,這個日子對於走過那段歲月的延川人來說,記憶猶新。這一天,延川中學「延總司」在延川縣大禮堂舉行文藝演出,慶祝該組織前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一週年。各個公社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派代表參加晚會,同時,還邀請了延安、甘泉、清澗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代表參加。晚會開始進場時,「紅四野」一派的部分學生進場被阻攔,發生爭執。隨即,「紅四野」的一些學生用磚頭、彈弓襲擊會場。隨後,兩派學生在延川中學校園內用磚頭、彈弓相互襲擊。第二天,「紅四野」動員了南河公社五六百個農民進城,毆打了「延總司」的學生、幹部,並將「延總司」趕出了延川縣城。

這一天,延川縣的「文化大革命」由「文鬥」轉向了「武鬥」,後來這場事件被延川人稱為「11·3」事件。

事後,兩派各顯「神通」。1967年11月下旬,「延總司」搶劫了永坪公社的步槍13支,子彈160發。

「紅四野」也不示弱,1967年12月4日,「紅四野」配合延安地區「聯合造反指揮部」搶劫了延川縣人民武裝部的輕機槍4挺。

1967年12月下旬,「延總司」兩次策劃搶劫永坪油礦武器,搶劫子長縣熱寺灣公社槍支未遂。同月,「紅四野」在文安驛、城關、永坪等公社糧站搶劫糧食3萬餘公斤,又先後搶劫賈家坪、張家河、關莊等八個公社以及縣公安局、銀行等單位步槍59支、手槍19支、子彈300餘發。

從1967年11月到1968年7月下旬,搶劫事件連連發生。「延總司」搶劫志丹縣人武部3支步槍、1支手槍和2門八二炮;搶劫定邊縣人武部18挺機槍、36支步槍,還先後搶劫了城關、永坪糧站糧食、糧票,以及永坪商店、永坪供銷社、延川縣百貨公司、縣委辦、稅務局、民政局等單位各種物資,總價值達10萬餘元,現金7.4萬餘元。

「紅四野」在搶劫風潮中,同樣瘋狂。1968年2月4日,「紅四野」強行提取延川縣人民銀行10萬元巨款;5月27日,「紅四野」搶劫稍道河糧站小麥1萬餘公斤,還有糧票500餘公斤,並在縣百貨公司輕易得手棉布、糖酒、紙張、成衣、布票等物資。

兩派不僅物質豐富,而且均擁有置人於死命的殺傷性武器,使得延川縣的大規模武鬥迅速升級,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內戰」。不過,這場「內戰」的雙方都是為保衛和擁護同一個領袖,為達到同一個「革命目標」——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面對死亡時,兩派也都在念著同樣的「毛主席語錄」: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武鬥期間,「延總司」武鬥隊編成四連,大約140餘人,與「延安聯總」(「8·28武鬥隊」)聯合,共同與「紅四野」為敵;「紅四野」武鬥隊編成12支隊,不足100人,與「延安聯指」(「12·8武鬥隊」)掛鉤,形成同盟,與「延總司」為敵。

兩派武鬥中幾次槍林彈雨的交鋒,在《延川縣志》裡有如下記載:

1968年2月13日,「紅四野」武鬥隊12支隊,乘車行至馮家坪公社段家圪垯一帶,埋伏在黃家圪垯溝口,派小股隊員向永坪油礦電廠逼近,並開槍射擊,引出油礦「紅工總」一車武鬥人員,雙方交戰,「紅工總」被打死1人,「紅四野」1名隊員被俘,後帶至永坪致死。

同月24日,「延聯總」武鬥隊在延安城南楊山襲擊「紅四野」武鬥隊,打死「紅四野」5人,打傷2人。

1968年3月14日,凌晨5時半,「延總司」聯合延長油礦、清澗武鬥隊攻打延川縣城,「紅四野」死亡3人、傷1人。

1968年4月5日,「紅四野」武鬥隊配合延長同一派武鬥隊,在交口鎮攻打「延總司」一派駐守武裝,「紅四野」七支隊被打散,「延總司」一派死亡1人。

1968年4月17日,「紅四野」配合「延安聯指」武鬥隊,與「延總司」武鬥隊在白家原交戰,雙方共死傷8人。

1968年5月17日,「紅四野」武鬥隊襲擊永坪,被永坪油礦「紅工總」武鬥隊打死4人。

1968年5月20日,早飯後,「延總司」武鬥隊乘10餘輛汽車,向延川城關糧站開進,行至拐峁,「紅四野」武鬥隊在城內的哨兵鳴槍報警,雙方隨即交戰,「紅四野」武鬥隊死亡1人,被俘數人。

1968年5月29日,「延總司」武鬥隊隨同「延安聯總」攻打在姚店駐守的「延安聯指」,「紅四野」死亡5人、負傷4人。

如果將這些冰涼涼的記錄還原為當時的真實情景,究竟哪一件與作為「紅四野」領袖之一的風雲人物王衛國有關呢?恐怕,即使是當時的參與者也很難說清楚。

這些忠心耿耿的「毛主席的戰士」,在造反過程中,無論哪一派中的人,都以為自己是真正扛著「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旗幟,是真正心懷「永遠做毛主席的忠實的戰士」的信念,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所以,每個人都鬥志昂揚,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戰鬥激情投入這場看不到結果的政治運動中,誰不參與、誰不投入,在當時的形勢下,反倒是非正常的,誰都無法真正做一個事不關己的逍遙派,而且每個人的行為都不由自己:

在政治層面上,像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樣,路遙參加「文化大革命」是滿懷著一腔赤誠。

在心理層面上,「文化大革命」給路遙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提供了壓抑的、抗爭的心理的一個巨大、宏闊的宣洩場,提供了發揮潛能、顯示才幹的自由空間。(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這是根本無法追究個人責任的全民運動。

但是,事態隨著武鬥的開始,流血事件不斷增加,性質發生了變化。

這一派打死了那一派的交通局長,那一派打死了這一派的民政局長,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各派城鄉大聯合後王衛國為軍長的「紅四野」暫居上風佔領了延川縣城。使得城裡的另一派沒有逃掉的人成了人質,過起了提心吊膽的日子。(曉雷《男兒有淚》)

1萬多「紅四野」造反戰士,在趕跑了對立面——「延總司」人員之後,牢牢地控制了延川縣城,被趕出城的另一派——「延總司」的營地則安在了永坪鎮。

「紅四野」一方面防備著對立面的突然反攻,一方面也準備著「蕩平」延川全縣。這個階段,王衛國和他的「紅四野」軍的戰士,風雨同舟,同吃、同住、同革命。

將王衛國一手提攜起來的班主任——常有潤老師,後來竟與王衛國成了對立面,而且是對立面中觀點堅定的死硬分子。與對立面誓不兩立的王衛國與他的班主任的感情卻沒有破裂,他們只是互相迴避,逃開接觸。王衛國一派想整垮這個班主任,但王衛國暗中保護,使得班主任倖免於難。

在戰雲籠罩的縣城內,提心吊膽的還有一個人,他是王衛國的語文教師。語文老師很早發現這個學生有怪才,愛演戲,隨便弄幾個人就能上演《紅巖》、《千萬不要忘記》,而且愛演反派角色,《紅巖》中扮演徐鵬飛,活靈活現。要寫起作文來,那快得厲害,不用多大功夫就交卷。有戲劇性的是,語文老師也成了他這位學生的對立面,而且他倆分別是兩派中的筆桿子。但打起筆仗來,老師的嚴謹扛不住學生的犀利,老師的正兒八經抵不住學生的自由揮灑……後來,筆桿子換成了槍桿子,老師只好抱頭鼠竄,借口去上海學習一月風暴之經而躲避了四五十天,回來之後,卻發現縣城成了王衛國一派的一統天下。為了以攻為守,保護自己,他壯著膽子去了「紅四野」總部,對著當年的得意門生而如今是對立面首領的王衛國說:

「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敢把我怎樣!」

王衛國說:「老師你不用怕,觀點不一樣,人身安全不會有威脅,你放心,在延川縣城你會暢通無阻!」(曉雷《男兒有淚》)

《平凡世界裡的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