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是毛澤東在1927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的一段話。它是針對當時「中派」認為所謂農會舉動「過分」的言論而講的，本意在於告誡人民群眾，革命不能溫文爾雅，必須堅決徹底。這段話，卻成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至尊寶典。「造反派」們高唱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語錄歌，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打倒一切、推翻一切。
為了讀書，7歲的王衛國離開親生父母，被過繼給大伯、大媽；為了讀書，大媽靠著乞討供養他上初中。讀書升學是王衛國謀得一個公家人身份、脫離農村進入城鎮的唯一途徑。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得王衛國繼續讀書升學的夢想化為泡影。此時，時代好似為王衛國提供了一條比讀書升學更加快捷、輕鬆的道路——只要敢於造反，敢於衝鋒陷陣，就可以前途無量。
王衛國狂熱地投入到滾滾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著樸素的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同時，改變個人命運可能也是王衛國內心更大的驅動力。對於整個中小學時期沒有吃過幾頓飽飯的王衛國來說，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吃飯，就是做文章。
平心說，路遙對這場「革命」是熱衷的。不為別的，就是為有口飯吃。路遙對我講起這段歷史時，曾是淚流滿面。後來他開始寫文章，並把自己的名字王衛國改成了路遙。當他寫完《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裡》這兩個中篇小說後，他說他終於寫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靈歷程。（王天樂《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縣各中學停課鬧革命階段，延川中學的灶房還正常供飯，每日三餐按時開飯。
現在在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樊俊成回憶說：他與王衛國在延川中學共同生活了大約9個月。白天一起參與「文化大革命」，夜間同睡一炕，這期間的生活、開銷不分你我，誰有飯票與錢，誰就主動買飯，當然，樊俊成買的次數比王衛國多得多。
早飯我與路遙基本不吃，中午飯菜品種有選擇的餘地，主食有白麵饃饃、玉米糰子、小米干飯；副食有甲、乙、丙三種燴菜，甲菜是黑豆芽、粉條、蘿蔔片與少量豬肉片合成的大燴菜，三角錢一份；乙菜是蘿蔔片、土豆片、粉條燴菜，菜湯中漂浮少量紅油花，一角錢一份；丙菜是水煮土豆、蘿蔔、白菜片，菜湯中有少量油花，五分錢一份。我和路遙每天能保持吃一份甲菜，兩份乙菜，每人吃一個白饃，不足部分只能玉米糰子或小米干飯。下午飯每人喝一份豆錢稀飯，吃一個玉米糰子與小菜就算完事。（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
有一天，王衛國與戰友們正在宿舍裡討論「軍情」，聽見學校院子裡傳來「衛兒、衛兒」的呼喚聲，王衛國急忙跑出去，原來是大媽來縣城趕集，給王衛國送乾糧來了。
個頭不高的大媽，面頰曬得紅紅的，穿著一件農村常見的偏襟裌襖，右手提一隻野榆條編織的小筐，裡面放著幾塊玉米糰子，糰子上面還用一條半新的白羊肚毛巾蓋著，大媽的左手提著一個裝煤油的小黑釉瓷罐，站在校園裡張望著，並一聲聲地呼喚著「衛兒」。
王衛國和一同出來的同學將大媽迎進宿舍，請她坐在炕上休息，並打來開水倒在碗中端來給大媽喝。稍作休息的大媽，起身就要趕著回郭家溝。臨走時，大媽給王衛國手中塞了一張皺巴巴的五毛錢。
這是大媽這一天賣的一點洋扁豆（一種藥材）的收入。
大媽說：「衛兒，拿著零用吧。」
然後，大媽提著那只空了的野榆條編織的小筐和那個小黑釉瓷罐，一步一步走出延川中學。大媽矮小的身影很快就在延川中學門前的大坡下消失了。
那時，天色已近黃昏。
那天，宿舍裡的同學分享了大媽送來的乾糧。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步步升級，「紅四野」的營地固定在延川縣城，設立了統一的灶房，專供當時參與人員用餐。這個階段，再也不用每天為吃喝費心了。以前連肚子都填不飽的農村孩子，現在可以放開肚子吃豬肉，這就是最大的好處，但結果是，平時王衛國沒有吃過什麼有油水的飯菜，現在放開了去吃，竟然就被肥肉膩住了，吃不動了，到了後來，一見豬肉，王衛國就反胃，就想嘔吐。
夢魘般的「文化大革命」步步深入著，而且花樣愈加繁多：「斗私批修」、「破四舊」、「割資本主義尾巴」、「文鬥和武鬥」，這些充斥著暴力字眼的文字和背後的粗暴武力，每個字、每件事都讓人感覺心驚肉跳。
這場全國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在當時的具體表現，無非就是要把本來和睦相處的人分成兩派，挑動雙方進行無休止的鬥爭。在這場「革命」裡，沒有朋友、沒有夫妻、沒有父子、沒有感情……一家人正吃著飯時，都可能因為一句話不和而劍拔弩張，開始口誅筆伐；同學之間或是家人之間，甚至正在戀愛的情人之間相互通信，開頭都要來一段「最高指示」，倘若信中流露半點與當時「革命」相悖的語言或是情緒，那就有可能被收信人告到「造反派」那裡；還有，相濡以沫幾十年的夫妻，很可能在某個早晨會到「造反派」那裡去揭發對方的「反動言論」，也是不足為奇的，然後，妻子兒女紛紛要和你劃清界限……
個人崇拜之下，一人正確，其他全都淪為猜忌。今天是革命的小將，明天可能就要站在被毆鬥的前台；今天慷慨激昂，明天可能橫屍街頭。
「造反派」的行動，不斷地為社會製造著悲劇；同時，「造反派」的行動，也正一步步將自己的命運引向悲劇的結局。
延川縣的「文化大革命」從文鬥轉向武鬥過程中，局勢逐步混亂甚至血腥。王衛國領導的「紅四野」，在一場大型的武鬥中，發生了一起人命案，讓王衛國牽連其中。
這起發生在1968年3月17日的事件，是王衛國人生命運的轉折點。也許正是這起事件，才迫使一位有著政治情懷的年輕人，從此轉向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延川縣「紅四野」和「司令部」兩派200餘名武鬥人員，在賀家灣公社五華里開闊的山塬上，遭遇了激烈的槍戰。「司令部」一派損失慘重，包括「作戰部」部長白振基在內，死亡四人，重傷兩人。
應該說：這是一幕歷史的悲劇！
有資料證明：白振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至1945年，先後為中國工農紅軍一軍團二師特務隊戰士，115師工兵營指導員，山東菏澤游擊隊、黃河支隊十一團四連指導員；1947年任固安縣安太自衛軍營長；「文革」前，任中共延川縣委常委、財貿部長；「文革」中，他懷著忠於毛主席、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赤膽忠心，參加了「延川縣革命造反司令部」，並擔任了這個群眾組織的武鬥隊「作戰部」部長。
這位老紅軍戰士、老幹部，在革命戰爭年代曾兩次在戰場負傷，在建國後的地方工作中，他又做了許多對黨和人民有益的工作。他的死，在延川縣的廣大幹部與群眾中，引起如何巨大的義憤，可想而知。（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1968年清明節前的某一天，武鬥的槍聲再次劃破了延川縣城早晨的寧靜，駐紮在縣城的「紅四野」，收來哨兵的報告：「延總司」的大隊人馬已經打到黑龍關，氣勢如虎，來勢兇猛。
「紅四野」的主要成員得到此消息，立即作出決定：迅速將「紅四野」撤離出延川縣城。具體的撤離方案是，先組織一部分武裝人員，到拐峁村山頭作掩護，保證「總部」成員與有關人員安全撤出，不到萬不得已，不准正面與對方交火。另外，緊急動員「紅四野」大部人馬向縣城的南面撤離。
大約在上午的11時許，「紅四野」全部人員順利撤離了縣城，避免了一場無謂的惡鬥。當天，「紅四野」和「延總司」兩方面，都沒有人員傷亡。
王衛國隨著撤離出延川縣城的「紅四野」的一部分成員，步步向南撤退，最後落腳在西安市東郊的韓森寨，在一家名為東方紅的賓館住了下來。還有一部分主要成員——樊俊成、張益民、李玉龍、陳春斌等十幾人，留守在延川縣境內，主要任務是保護照顧隱居在農村的縣委書記張史傑同志。
1968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發出的《七·三》、《七·二四》佈告精神，經解放軍駐延「支左」部隊斡旋，王衛國擔任了「紅四野」的談判代表，與對立面「延總司」實現了「革命大聯合」。延川縣兩派群眾組織相繼解散武鬥隊，上繳武器，武鬥之風遂被剎住。
「支左」的解放軍，用卡車將撤離在延川外面的「紅四野」成員拉回到延川縣城，參加各派別的學生也分別送回到各自的學校。按照黨中央的部署，中國人民解放軍強行命令兩派無條件地實行革命的大聯合。
1968年9月15日，根據陝西省革委會指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在縣城召開的群眾大會上宣佈成立，大會通過了給毛澤東主席的致敬信和《延川縣革命委員會通告》，宣佈「即日起延川縣黨、政、財、文大權歸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是延川縣最高臨時權力機構」。同月，延川縣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川軍事管制小組，代行原公檢法職能。
「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時，年僅19歲的王衛國，作為群眾組織的代表，被結合進這個最高權力機構中，成為「新生的紅色政權」——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個19歲的農村青年竟然能夠進入縣級權力機構佔據顯赫位置，這件事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是有意味的：一、這是歷史發展進程中提供給人的不多見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出現，既不說明社會公正，也不說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說明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常態的健康運轉的社會，人們得到的這種機會只能是轉瞬即逝的；二、這一切對於當事人路遙來說，卻是他和這個世界的關係的一次重大調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個社會人的角度，獲得了審視社會和內心世界的視角。
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審視。理性，不僅僅幫助他觀察了生活，使得他知道那些逝去的歲月的價值，同時也照亮了他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來人生的期求。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認識的那個路遙，如果說他身上有什麼獨到的東西的話，那麼這種獨到的東西也是從他的經歷以及這種經歷產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
這都是以後路遙要在他的作品中講述給我們聽的東西。（陳行之《路遙逝世十八週年祭》）
王衛國雖然擔任了這個相當於現在副縣長一職的革委會副主任，卻是延川縣最高臨時權力機構中的擺設。軍隊代表和革干代表副主任，是當時延川縣的核心領導小組成員，這些人有職有權；而王衛國的副主任，只是群眾代表，不算是國家正式幹部，他依然還是農民、學生身份，沒有工資。
《延川縣志·新中國成立後縣長、主任更迭表》中，記錄了王衛國的任期時間（1968.9—1973.8）備考欄註明：「群眾代表」。因此，王衛國直至1973年9月進入延安大學就讀之前，一直在形式上擔任著「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的頭銜。
上任之後的王衛國副主任，開始了不停地參加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先是要交代策劃大規模武鬥的情況；然後，又接受怎樣迫害革命領導幹部的審查，三五天上交一份「斗私批修」的檢查。好在王衛國仍然保持著閱讀的習慣，即使不停地接受各種學習、檢查、審查，仍然能在閒暇時，抓緊做他感覺唯一要做的有意義的事情——多讀書。每讀完一本書，更渴望繼續讀下一本書。王衛國對前來看望他的曾經的「紅四野」戰友樊俊成說：
只有不斷地讀書，充實自己，才能創造自己的未來，有一點本錢。（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
1968年12月下旬，延川縣的冬季徵兵工作在蘇聯邊防軍出動的裝甲車的隆隆聲中、在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蘇聯軍人登上珍寶島，製造出「珍寶島事件」的槍炮聲中開始了。
王衛國的很多同學，以及「紅四野」的戰友們紛紛報名應徵。王衛國也想報名當兵，這是走出偏僻山區、走出貧困的一條路，但是，當作為閒差的縣革委會副主任王衛國去報名時，卻遭到了拒絕。
有一天，已經通過應徵體檢的樊俊成，到延川縣城來找王衛國，很希望王衛國能和他一塊兒參軍，再次成為一同為國效力的戰友，可是在延川縣城卻找不到王衛國的蹤影。幾經打聽，才得知王衛國在縣城北的黑龍關農中，正參加一個對外保密的學習班。
現在情況有變，自上而下都舉行三原學習班，主要是審查每個領導幹部，凡參加學習班的人，都必須把自己的認識、問題向組織說清楚，並做出實事求是的組織結論，以便今後重新工作。他又問我，有什麼事抓緊說，我只請了15分鐘的假。我一看他那麼緊張，就直接說，現在開始徵兵了。我已報了名，體檢也合格，希望咱們一塊去當兵，保衛祖國、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可是難得的機會，你是如何打算的？他說，開始我也很想報名當兵，但是人家說按規定我走不成，後來就到這裡參加學習班，看來，今年我是走不成了，你就先走吧，我以後再說。（樊俊成《追思與路遙相處的日子》）
1969年2月的一天，已經被批准入伍的應徵青年，換上了新軍裝，在延川縣城集合，延川縣革委會在縣人民委員會大禮堂舉辦了歡送新兵入伍的文藝晚會。第二天上午10點，新兵起程出發，奔赴各自的部隊。秧歌隊與夾道歡送的人群，一直將新兵送到縣汽車站。新兵乘坐的卡車路過縣城北黑龍關農中大門口時，王衛國也站在了人群中，他聽見了他過去的同學、戰友在卡車上呼喊著他的名字，王衛國也向戰友揮著手，口中回應著他們的呼喊。很快，卡車在王衛國眼前顛簸離去，蔓延開來的黃塵遮蔽了卡車上的軍綠色。絕塵而去的是別人的命運，王衛國自己的命運出路在哪裡？
看不到自己人生前景的王衛國陷入一片迷茫。
王衛國必須回到現實中，繼續不停地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繼續交代策劃大規模武鬥的情況，繼續接受怎樣迫害革命領導幹部的審查。
在路遙的生命里程中，有一個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人物，且鮮為人知。這個人叫申昜。七十年代初期，他先後擔任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縣委書記。我敢說，如果沒有這個有膽略、有遠見、敢於堅持正義的黨員幹部，路遙在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也許不會發生，他的人生履歷將會是別樣的內容！（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全國性的軍事管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川軍事管制小組，代行原公檢法職能。所有的刑事案件，都由這個小組拍板定案。
此刻，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申昜同志，面色冷峻，神情專注地傾聽著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領導同志《關於白振基參加武鬥致死，涉嫌王衛國一案》的案情匯報和與會同志激烈的爭論：
1968年3月17日，白家塬「武鬥」的槍聲在天黑時才停止。夜幕中，雙方武裝力量撤離戰場。身受重傷的白振基和他的警衛員井某兩人留在山上。前半夜，兩人躺在一起還能拉話；後半夜，井離開白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無力爬行，就地躺下。此時，再喊白，已無回音。第二天早晨，「四野」武鬥隊清理戰場時，由王衛國等人將白振基推進山水沖開的「天窖」，並向天窖又開兩槍……
有人認為：3月18日的早晨，白振基的死與活是這個案子的關鍵，「後半夜」他的警衛員井某獨自向前爬二三十米，喊白已無回音。由他證明白還活著，不能認可。
有人認為：白振基即便已死，將屍體推進天窖，屬破壞屍體，應依法逮捕王衛國！
兩種意見，互不妥協。
其實，坐在軍代表、核心小組組長、革委會主任馬志亭身邊的申昜同志，也是剛剛走出造反派的「牛棚」，來延川縣工作的時間並不很長。但是，他對這個縣文化革命的情況卻非常瞭解。開先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辯論、吵嘴打架，逐步發展成有工人、農民和縣、社黨政幹部參加的跨地域的「武鬥」團體。延川兩派的武鬥指揮，都是解放戰爭中擔任過營、團級職務的軍轉幹部。武器裝備已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紅軍隊伍。他們不僅擁有了「五四式手槍」、「半自動步槍」，而且還有了機關鎗和大炮……（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武鬥中不幸死去的老紅軍白振基的妻子和他的兒女，在悲傷和感慨中，企盼著為親人討個說法。
面對老紅軍出身的白振基同志的遺物，面對同樣懷著一顆赤誠之心，投身「文化大革命」，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延川縣革命造反司令部」武鬥部隊「作戰部」白振基部長的遺像，申昜的內心萬分沉痛。究竟是誰導演了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時代悲劇」？追本溯源，責任該由誰來承擔？沒有人回答他，更沒有人想到要去追問，這是悲劇中的悲劇呀！難道，現在所有的悲傷、滿腔的悲憤和聲討追究的罪責，都要由具體的人去承受嗎？追究的僅僅是具體的事件嗎？
憑著一個共產黨人的良知，傾聽核心小組會上的激烈爭論，申昜同志的眼睛濕潤了：他為白振基這樣有著光榮歷史的老黨員、老幹部的不幸而痛心和悲哀；也為王衛國這樣僅有十八歲的青春年華而珍惜和關愛。
我想，現在的許多讀者，恐怕很難理解申昜同志，此時此刻的情感世界正處於如何劇烈矛盾之中！
申昜同志從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關於白振基死亡案件」的案情報告和與會同志的爭辯中感到了自己的責任重大。沉默多時的他，終於講述了自己的意見。他語氣平靜地說：這個案件，有兩個關鍵。一、三月十八日早晨白振基已經死亡還是活著？白振基的警衛員井某證明：前半夜他倆躺在一起，還能拉話，後半夜，井某獨自向前爬行二三十米，再喊白振基已無回音。而就他一個人執意證明白振基還活著，很難認可。（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客觀地說，「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武鬥」階段，學生中的「造反派」頭頭已經失去或者削弱了他們在武鬥中的「決策」位置，學生們已經不是武鬥的主力。具體到白振基的死亡案件，當時的武鬥行軍隊伍很長，不是一齊到達白振基跟前的。是誰最先發現白振基的？是誰動手將白振基推進天窖？是誰向天窖開了兩槍？驗屍時有無槍傷？案件的許多關鍵問題都還沒有弄清楚，怎麼可以輕易就逮捕王衛國呢？申昜建議，專案組要重新認真調查此案。
延川縣革委會核心小組，根據申昜同志的建議，對「白振基參加武鬥致死，涉嫌王衛國案」做出了重新複查的決定。
後來調查的結果是：白振基在三月十八日早晨已經死亡，將白振基屍體推進天窖也與王衛國無關，此案了結。終於，免除王衛國的這一場冤獄之災！（曹谷溪《在苦難的烈焰中涅槃》）
王衛國「涉嫌武鬥中致死命案」雖然了結，但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之前已經被口頭上免去，像後來他創作的使他一舉成名的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1969年冬天，王衛國從延川縣城，回到了郭家溝小山村裡，回到養育他的那片厚重樸實的土地上，重新開始了一個農民的生活。
不管日後人們將怎樣評說路遙，也不管學者和評家將怎樣研究他的人生和作品，在我看來，路遙拚力搏擊的一生中，潛意識裡一直有個支撐點，那就是要完全徹底地擺脫苦難和貧窮的童年帶給他的諸多屈辱和陰影，但最終他也未能完全如願。（李天芳《財富——獻給路遙》）
王衛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和表現，自然不能排除盲目狂熱和個人動機，但一旦投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大動盪中，個人的命運便不能按照自己期待的軌跡發展了。效果和個人動機發生了巨大偏差。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事態不斷的演變，經歷了其運動的路遙，政治敏銳性日益增強，政治思想也迅速成長，他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最早覺醒、關心國家命運的一代青年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