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以及之後的「文革武鬥」持續了兩年多，全國上下一片混亂，儘管革命領袖一再呼籲「復課鬧革命」，震盪和混亂卻無法制止。
1968年暑期到了，大學仍然不見招生，工廠仍然沒有招工。全國共有400多萬的1966屆、1967屆、1968屆三屆高中畢業生待在城裡無事可做，還有這三屆的初中畢業生也有好幾百萬，人們統稱「老三屆」。他們的安置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此時，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力仍然無可限量。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指示，在頭版全文轉發12月8日《甘肅日報》的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編者按」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該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的指示，拉開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上另一場規模巨大的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
一度迷茫、惶惑的紅衛兵們，聽到毛主席的這一聲召喚，又將他們巨大的革命熱情迅速轉移到了知青運動之中。
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講話發表的當天晚上，北京四中的部分學生就打起背包，走向了農村的廣闊天地。
從1968年12月開始，全國各地的「老三屆」畢業生，在社會和學校的統一安排下，高呼著「到農村廣闊的天地去，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的口號，紛紛走上了上山下鄉之路，接受「很有必要」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
稚氣未消的學生們，乘著火車，乘著汽車，他們告別了親人，告別了出生成長的熟悉的城市，滿懷要到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的一腔熱血，奔赴到了祖國的四面八方。
到1978年，前後十年的時間裡，以「老三屆」作為「帶頭羊」，全國共有近3000萬名知青前赴後繼，上山下鄉到農村，手握鋤頭「戰天斗地」，或謂「修理地球」（在農村結婚生子的知青即達861萬人）。
1968年11月，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在延川縣城體育場，就是現在的延川縣招待所、當時叫井灘的東南角城隍廟前，舉行了隆重的、早於全國的「延川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歡送會」。
延川所有學校的「老三屆」高、初中畢業生全部下鄉，到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直接參加到戰天斗地的「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去。
當時，作為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衛國，沒有隨這批畢業生回到農村。
1968年12月，北京知青大規模的遷徙開始。載滿北京知青的火車從北京出發，途經西安時，停車幾十分鐘，當時西安的群眾被組織起來夾道相迎。「知青專列」到了銅川，知青們全部下車住了一夜，轉而上了綁著防滑鏈的軍用大卡車，知青們被送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在延安，各公社前來迎接的幹部叫著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們坐上驢車，各自奔向更新的起點。
從1968年12月開始，以每天三趟「知青專列」的速度，在隨後的一個月裡，27211名北京「老三屆」，帶著行李箱、鋪蓋卷，落戶插隊到延安地區的1600個生產大隊。
1969年1月23日，延川縣迎來了北京超過1300名的知識青年——他們到延川縣插隊落戶來了。
他們當中大多是來自北京清華附中的學生，還有北京101中學的學生。他們有著極為強烈的中心意識和強烈的權威意識，似乎他們不是來插隊鍛煉的，而是為「拯救全人類」的崇高事業來的。
下鄉插隊在延川縣的北京知青，很多人後來名聲大振。比如，有在窯洞裡成功做成了許多例在現在都讓人驚訝的手術的「赤腳醫生」孫立哲，有後來以一篇寫當時插隊生活的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而一舉成名的作家史鐵生。史鐵生小說裡的清平灣，就是延川縣的關家莊：
我們那個地方雖然也還算是黃土高原，卻只有黃土，見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於洪水年年吞噬，塬地總在塌方，順著溝、渠、小河，流進了黃河。從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黃的山峁或一道道黃的山梁，綿延不斷。
插隊下鄉在延川縣的北京知青中，還有創作了激情澎湃的詩歌——《理想之歌》的作者高紅十、陶正。
紅日／白雪／藍天……／乘東風飛來報春的群雁／從太陽升起的北京啟程／飛翔到寶塔山頭／落腳在延河兩岸／歡迎你們呵／突擊隊的新戰友／歡迎你們呵／我們公社的新社員／喝一碗熱騰騰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釀在裡邊／吃一把紅彤彤的大棗吧／陝北的棗兒呵／蜜一般甘甜！（《理想之歌》）
有人說，這是延安歷史上的第二次「鬧紅」。許多研究陝北人文地理的人都指出這樣的事實：對這個地區文化影響巨大的是兩個大事件：一是中央工農紅軍在陝北建立紅色根據地，二是北京知青到陝北插隊。
這一次「鬧紅」，對當地年輕人的影響，絕不亞於當年的工農紅軍，知青們給陝北古老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至少知青們良好的生活習慣，慢慢被陝北人效仿。比如年輕人開始刷牙，婦女也開始用上了衛生紙。
陶正是清華附中的學生，一個激情奔放的「紅衛兵」。從北京來到延川縣插隊時，和其他同伴有很大區別的是，陶正來到陝北，一沒帶多少衣服，二沒帶像樣的被褥，卻在一件軍大衣裡包來一部油印機，扛到了關莊公社清水河大隊。陶正是想使自己的人生理想——還有對文學的幻想在陝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紮下根吧。剛到延川的陶正，就在那個全縣最偏僻的山村裡辦了一份《紅衛兵報》：
那一份小報，不但面對中國，探討中國的農民問題，甚至面向世界，摘編俄羅斯民歌。詩興發了，陶正發詩：乘風雲端下，始知人間苦；文情湧動，陶正發文：人也許都是自私的，問題在於這私心的趨向……在鮮活的思想和語言已經被當時的兩報一刊社論那種碾壓機壓盡汁液的日子，陶正的這些特立獨行簡直就是犯上作亂。（曉雷《男兒有淚》）
和這個油印小報有聯繫的北京知青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其影響非常之廣、非常之大。
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後，其中有許多知青成為曹谷溪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前，曹谷溪是延川縣賈家坪公社的團委書記，以後他調到延川縣革命委員會通訊組，使他有機會和更多知青交往，成為「知青專幹」。曹谷溪曾以「延川縣知青工作赴京匯報團」秘書長的身份在北京清華附中、清華園中學、海澱中學和北京20中等10多所中學，向學校領導、知青家長作過匯報。特別是家長們對知青牽腸掛肚的心情，使他深受感動。當過炊事員的曹谷溪，收拾爐灶是把好手。而知青們的爐灶恰恰沒一個是好的。所以他每到一個知青點，第一件事就是給他們修爐灶，然後是清理廚房和宿舍的垃圾，正因如此，邀家河大隊的知青戲稱他是「曹阿姨」。這個「曹阿姨」還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和省地報刊發表過數十篇（幅）關於知青生活的文章和新聞圖片。
那個扛著油印機來到延川縣插隊的清華附中學生陶正，在辦《紅衛兵報》不久，上面就要求干預，縣上不得不遵令執行。
上級明令查封。這指示通過公文逐漸落實，最後落在延川縣政工組的閻爾雄和曹谷溪身上。閻爾雄，教師出身，赤紅面皮，嗓音微細，生性仗義，嗜酒，愛劃兩下梅花拳。這次出差對他意義非凡，日後他很快當了幾任文化局局長，與此行不無關係。單說曹谷溪以清查大員的顯赫和陝北文人的灑脫，一下子和陶正撞出火花來了。兩人相見恨晚，直談得昏天黑地，查封的事兒當然只算作一個小小的由頭了。曹谷溪似乎感覺到自己正面臨的一個大抉擇，離開這小莊子時，竟一路無話，腦子平靜如風暴前的海面。他急於物色人，物色像陶正這樣的人！他急於「煽火」一件事，就像《紅衛兵報》這樣的事。查封、謾罵，什麼都不怕。「老子先紅火一場！」（海波《燒葉望天筆記》）
1969年，北京知識青年突然來到延川這個邊遠的山溝溝窮縣，彷彿也突然打開了王衛國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心靈窗戶，他的視野從一個閉塞的山溝，從一片貧瘠的黃土高坡，瞭望到了全國乃至全世界。
這些北京知青，這些來自清華附中和北京101中學的優秀青年，言談舉止，氣質風度，令王衛國驚奇而羨慕。他們和陝北黃土地的青年一眼即可分辨的差異，尤其表現在知識層面、眼界視野上。在北京知青身上領略到的全新的東西，深深地觸動著王衛國的心靈，讓王衛國的心理上感受到一種不平衡、一種衝擊和啟迪。
朦朦朧朧的人生目標和追求，開始在黃土地上成長的後生王衛國內心深處萌動。彷彿一粒埋在土地下的種子，遇到了一場久旱後的甘霖，王衛國的人生希望彷彿被激發出來，懵懂地開始思考陝北農村青年，尤其是自己的前途命運和人生價值。
那段時間，陶正肩上扛著油印機，背上背著蠟版，農閒時間，就忙著寫詩抒情。寫了文章，就用油印機打印出來自己發表，宣傳革命理想。
陶正這個高才生，來到延川黃土高坡插隊之時，正是當時的文學青年王衛國在長期求索與迷惘，試圖通過文學叩響命運之門的時候。陶正的學問、陶正的思考、陶正的所作所為，在王衛國看來，既新鮮又神聖。陶正最熱心專注的是研究和思考國際政治，這對一個土生土長的陝北山溝溝青年來說，有著無法抵擋的誘惑力。王衛國覺得，北京知青陶正，突然間拓寬了他的思維空間。
為了與北京知青有更多的接觸機會，王衛國經常跑幾十里的路，到北京知青插隊的小村莊，跟他們同吃同住，聽他們講山外的事情，講國外的事情。
後來成為作家的路遙，在病榻上回憶與北京知青，尤其是與陶正交往的經歷時，很認真地說，陶正是他導師式的啟蒙者，也是文學創作的啟蒙者。正是因為陶正，讓返鄉知青的王衛國知道了，世界上還有一項營生叫寫作。
1971年，陶正與有了筆名——路遙的王衛國，被曹谷溪團結在一起，成為延川縣文學小報——《山花》的主要撰稿人。
1975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陶正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
1973年，王衛國也被貧下中農推薦上了延安大學中文系，1976年畢業；再後來，路遙與陶正都成為中國當代文壇的作家。
不管歷史如何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一個事實不可否認，當年近3萬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隊，給陝北這塊古老而沉寂的土地帶來了新的生機。在京都文化和陝北鄉土習俗的衝撞與融合中，王衛國的心靈世界裡樹立起了一個明確的人生坐標，他從平凡的世界中發現了人生的另一種意義，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建造屬於自己的文學大廈。
北京知青來到延川，不僅讓王衛國思考的視野大大拓寬，他在個人感情的選擇上也開始經歷一種變化。
當年延川流行一句順口溜：抽煙要抽大前門兒，找朋友要找北京人兒。
1971年，王衛國對來采寫「赤腳醫生」——北京知青孫立哲事跡的陝西作家李小巴說：「北京知青來了不久，我心裡就有種預感，我未來的女朋友就在她們中間。」
當時，李小巴聽了十分驚詫，「幾乎認為這是一個不量力的陝北後生在口吐狂言」。
北京知青剛到延川時，還是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衛國，正參加一個工作組，進駐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百貨公司因條件限制，使王衛國只能住宿到「當權派」呂文斌的宿辦合一的窯洞裡。兩個人夜裡同睡一個土炕，白天共用一張木桌。
工作組裡的另一個成員是北京插隊的知識青年林瓊。這個姑娘，能歌善舞，活潑美麗，王衛國對她一見鍾情，當下被她的美麗和可愛的性情迷倒了。而林瓊對路遙的才華人品也頗有好感，兩人的關係便逐漸密切了起來。
我永遠記著那個遙遠的大雪紛飛的夜晚，我有生第一次用顫抖的手握住我初戀時女朋友的手。那美好的感受至今如初。我曾和我的女友穿著厚厚的冬裝在雨雪迷漫的山野手拉著手不停地走啊走，並仰起頭讓雨點雪花落入我們嘴中，沁入我們的肺腑。（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有一段時間，林瓊返回隊裡辦事，王衛國寂寞難耐，就只有白紙黑字，魚雁傳書。糟糕的是，這些純屬個人化的「一級機密」沒有存放的地方。兩個男女工作組組員無法帶著它們去到「斗批改」戰場衝鋒陷陣。無奈之中，王衛國對「整改」對像呂文斌說：「我把我的信放到你的辦公桌抽屜裡。」
「你寬寬地放心，我不看。」整改對像向工作組員保證，就像他在「批鬥」大會上表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樣。在形成這些信件的過程中，王衛國看完而又拋掉了曹谷溪多少書，已難以統計，正像我們無法統計多年來他穿過而又丟掉的棉襖共有多少一樣，但那些名著作了那些情書和與之相隨的愛情的滋養，這不僅僅給予了一對情人不斷增長的甜蜜，也給了提供這種滋養的谷溪一種欣慰。遺憾的是，這些愛情的鳥兒不知最終飛向何處，否則，我們今天研究一位早逝的作家會有更多的第一手權威性的情感資料……（曉雷《男兒有淚》）
在延川縣革委會的曹谷溪住處——2排18號窯洞，不斷地來取書借書的時候，王衛國向曹谷溪坦露自己與林瓊的甜蜜戀情時，臉龐上閃爍著燦爛而幸福的光彩：
他說他和林瓊經常到郵電大樓背後去，那裡面對著秀延河，河對岸的人看不到這邊，河這邊的人又不來這裡，他們兩個看著河水輕悠悠地向東流去，看著鳥雀在水上點來點去，就有說不完的話，有時候，就說世上掛滿了星星，說著說著就由不得抱起來親口，他們兩個今生今世都要好下去，永遠都不分開。（曉雷《男兒有淚》）
那個年代，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都知道「招工指標」、「參軍名額」以及「推薦上大學名額」是多麼得重要而來之不易。只有抓住這些機會，才有可能改變身份，改變人生的命運。
1970年，銅川二號信號工廠招工，王衛國和林瓊都被大隊公社推薦到縣上，但指標有限，為了熱戀著的姑娘，王衛國背著林瓊把自己的指標讓給了她，讓她去了工廠。
王衛國還專門回了趟郭家溝，向大媽要幾斤棉花。
大媽奇怪地問：要棉花做什麼？
王衛國沒有說。一向疼愛兒子的大媽，不再追問下去，把棉花包起來給了兒子。
王衛國把棉花背到城裡，用他的「路線教育積極分子」的每月18元生活補貼，扯了布，縫成新被子、新褥子，連同他的心一起托一位好友帶給他心愛的姑娘……
曹谷溪知道了此事，關切地問王衛國：你就不怕她把你給撇了？
王衛國很有信心地說，不會的！我們的心已經分不開了。就像曲兒裡唱的：「蕎面圪坨羊腥湯，死死活活相跟上。百靈子過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然而，剛剛被免去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職務的王衛國，緊接著，就收到了一封初戀女友的好友——下鄉插隊在內蒙古的另一個知青的信，信中向王衛國轉達了初戀女友要與他決裂的意思。
路遙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關照，劉家圪大隊、城關公社，直至縣革委會的領導，都偏愛他。一九七年招工，在眾多縣局級領導幹部的插隊子女競相跳農門的當口，居然「戴帽」下達指標讓返鄉青年路遙去銅川二號信號工廠當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議的，這個名額竟按照路遙本人的意願，轉讓給了與他熱戀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謹防雞飛蛋打，他呢，堅信不疑，孰料那個女的進廠不久，即將定親紀念物郵退回來……（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仕途失意，愛情失戀，年輕的王衛國遭遇了命運的巨大打擊，痛苦萬分。當著曹谷溪的面，王衛國控制不住地失聲痛哭。
其實，當時林瓊只是喜歡他。三十年後，林瓊告訴谷溪，那時她「確實舉棋不定」。但王衛國鐵了心，只愛這個「林妹妹」。王衛國說：「為了林瓊，死也值得！」
本來，林瓊對王衛國停職審查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或者說並不十分在乎。她只是寫信給內蒙古插隊的女友徵求意見，想不到那位女友不等林瓊同意，便代寫了斷交信給王衛國：林瓊的家人不同意你與她的事，趁早死了這份心吧，你和林瓊的事情已經結束了……
真是屋漏又遭連陰雨，船破偏遇打頭風。風雲一時又無比倔傲的王衛國這一次可是從崖畔上掉到溝底底了。這個只有十八歲的少年得志而又突然中道崩殂的失敗者，難以承受這種風雲突變的打擊。在2排18號窯洞裡，他哭了，哭得肝膽欲裂，鼻淚四流……（曉雷《男兒有淚》）
面對痛不欲生的王衛國，曹谷溪語氣鏗鏘地對他說：「一個漢子，不可能不受傷，受傷之後怎麼辦？我以為應該躲到一個沒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頭舔乾傷口上的血跡，再到人面前上去，依然是一條漢子！那個熊官能當就當，不能當算了，又不是咱老先人留下的，有什麼撂不開的？女人也還有哩，又不是都死光了，不值得為這個哭鼻流水……」
這也許是在年輕的王衛國感情歷程中最重要的支持，是對一個敢於面對自己失聲痛哭的朋友的直接回報。而此後，曹谷溪也成了王衛國緊急時刻最為信賴的、最願意依托的朋友，或者稱為親人也不為過。
在林瓊姑娘插隊的地方，還有一位姓林的北京女知識青年，那就是清華附中的學生，叫林達。林達與林瓊從小在一個機關大院長大，關係十分要好。升任通訊組組長的曹谷溪，把在公社擔任婦女專幹的林達調到自己的通訊組當幹事，介紹她與路遙認識，他說路遙有多聰明，多有骨氣，多有才氣，目的是要林達做一位愛情使者，去遊說林瓊姑娘，讓她與路遙破鏡重圓。但是這麼重大的使命，受到了路遙的抵制。他對谷溪說：「這件事就這麼結束算了。我是一個一生都不會安生的人，誰知道以後還會闖什麼禍？現在我的副主任官兒剛停職檢查，人家就和咱不了，硬叫跟上我，以後如果遇到更大的麻煩，保不定還會嚇成什麼樣子。算了，我這一生就不要女人了，死哩活哩，就我自個兒扛起來算了，別連累別人！」（曉雷《男兒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