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延安山花》與《山花》

對路遙的人生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一是北京知青的到來,二是一份文學小報《山花》的創辦。

20世紀70年代初,在接受「農村通訊員」培訓的路遙,既可以拿著「縣革委會通訊組」的介紹信,四處採訪,還可以報銷差費。這期間,在全縣出名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典型的新勝古、槐樹坪、四新樹等公社,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採訪的過程,也是擴大他的創作視野的過程。

那首詩作《我老漢走著就想跑》由曹谷溪推薦,在1971年8月13日《延安通訊》上發表,接著詩作《塞上柳》也在9月28日的《延安通訊》刊發。

那是個全民熱愛文學的時代。延川縣群眾性的詩歌創作的熱情同樣高漲,作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副組長的曹谷溪,職業與熱情,都使他義不容辭地接受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聚攏起延川縣境內的各方文學愛好者,包括北京知青、分配到延川工作的知識分子、本地知青等各路「諸侯」。其中骨幹分子有延川縣文化館的負責人白軍民;插隊延川的北京知青陶正;大學畢業後分配在延川永坪中學當教師,後成為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文藝宣傳隊編劇的聞頻,以及返鄉青年路遙等人,共同編輯詩集《工農兵定弦我唱歌》。

「文革」時,曾擔任群眾組織頭頭的路遙拜身受監禁的谷溪為師,兩人結成好友。此後,谷溪、白軍民、陶正、聞頻、路遙等幾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經常聚到縣委2排18號谷溪辦公的窯洞一塊談論文學,寫詩作文。2排18號成了他們的文學沙龍。一個偶然的機會,時任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的谷溪得到了一本《延安兒女歌唱毛主席》的詩集。谷溪從頭至尾讀一遍後對大家說:「這些詩中標語口號多,咱編一本肯定要比這個好。」於是他們幾個人就一起編輯了一本《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的詩集。1971年在縣內油印,1972年5月將其更名為《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國內外發行28萬冊。(丁愛迪《從〈延安山花〉到〈山花〉朵朵》)

曹谷溪主編的詩集《工農兵定弦我唱歌》修訂本,共收錄52首詩歌。1972年5月,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以延川縣革命委員會政工組名義,將《工農兵定弦我唱歌》更名為《延安山花》,交付延川印刷廠鉛字印刷。同時,他們精選41首詩歌——路遙及與谷溪合作的就選了7首,分別是:《燈》(合作)、《進了劉家峽》、《電焊工》、《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山村女教師》(用了筆名魯元)、《當年「八路」到延安》(合作)以及《塞上柳》,以《延安山花》同名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一位日本學者——安本 實先生,在路遙去世後來到中國,來到延安搜集有關路遙的研究資料時,對谷溪說,他最早知道谷溪和路遙的名字,是在1974年,那時的日本,除了能看到幾個樣板戲劇本外,還能看到的就是這本《延安山花》詩集,樣板戲是當時中國最高權力中心最高權力人物直接參與的御花園中的富貴之花,而這本詩集卻是一群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侍弄出來的一朵山間野花。(曉雷《男兒有淚》)

1969年8月2日,《陝西日報》刊登延安地區革命委員會文教局、陝西省工農兵藝術館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放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調查報告這樣表彰路遙:

城關公社劉家圪大隊的創作員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六首在報刊發表。

《延安山花》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當時有幾位北京知青出版了詩集《延安兒女歌唱毛主席》,谷溪、路遙他們覺得其中太多標語口號,缺乏真正陝北人的情感,於是決定出版《延安山花》詩集,歌頌當年跟著毛主席的老紅軍、老八路。想法不一定成熟,但《延安山花》詩集可以說是「百花凋零時期,開在黃河邊的一朵向陽花」(谷溪語),這也成了以後《山花》文學報的先聲。以後《延安山花》再版時,路遙還是珍惜它的原始狀態,沒讓編輯刪去其中一些現在看來已是過時了的詩。

在曹谷溪主編的《延安山花》正在定稿時,1971年9月13日,機毀人亡的林彪事件發生。曹谷溪因縣委通訊組組長的身份,有資格參加傳達重要文件的會議。那天,會場的門口站著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森嚴壁壘,氣氛凝重。所有參加會議聽傳達的人,都被要求嚴守秘密,每個人表情緊張地聽了傳達之後,神情依然無法鬆弛。

文學創作上不斷有收穫的路遙,對政治風雲依然有著極為敏感的神經,路遙與陶正,同時感覺到了國家一定出了大事,而且形勢極為嚴峻。兩位政治上都十分敏銳的青年想問個事情大概。

路遙詢問谷溪,開的什麼會?

曹谷溪嚴肅地回答,傳達絕密文件。

路遙再問谷溪,能不能傳達?

曹谷溪沒有猶豫地回答,不能傳達,王法很重。

接著,曹谷溪叮嚀他們將詩集《延安山花》收錄的白軍民的一首詩《磨刀謠》中的「平型關前逞英豪」修改為「青紗帳裡逞英豪」。

路遙和陶正幾乎同聲詰問:「為什麼修改?」

曹谷溪不動聲色地回答:「平型關是地名,很平直;青紗帳有色彩,有形象,有詩味。」

路遙與陶正,這兩個曾經最活躍的紅衛兵,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驚呼:林副統帥出事了!

曹谷溪內心不禁感歎,這兩個年輕人思想真的夠敏銳,厲害!表面上卻鎮定自若,不置可否。

其實,這樣對國家大事與國家前途的敏感與思考,是常常發生在曹谷溪的辦公窯洞——2排18號裡的。在陝北黃土溝壑中,以詩以文聚集起來的這麼一幫年輕人,猶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聚集起來議事議政,早已對林彪和「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禍國殃民進行過思考和質疑了。

坐在2排18號窯洞裡,他們常常討論所謂的全國學習解放軍到底是怎麼回事?把保衛國防的解放軍派到全國各行各業各條戰線的各個單位,哪怕是一個十人八人的單位去進駐,這絕不是什麼好兆頭。2排18號窯洞,是一個覆蓋著天蒼蒼野茫茫的穹廬,拓寬著一群熱血青年的視野和胸懷,也是一塊磨刀石,砥礪著他們的思想和目光。他們那些超前的議事議政,拿出任何一條,都有坐牢殺頭的危險,只要有一個人當了叛徒,其他的人自然永劫不復。在以谷溪為頭頭的這座熔爐裡,路遙的思想在磨礪著,他的詩文也在繼續鍛造著。「林彪反革命集團」裡有一個干將叫王維國,與王衛國幾乎同名,也許就考慮到這種關聯,也許寓意更深,王衛國從此更名路遙。(曉雷《男兒有淚》)

轉眼一年的縣革委會通訊組培訓時間到了。再也不能繼續留用路遙的時候,曹谷溪又通過當時縣文教局管理文化部門的幹部的關係,讓路遙佔用「路線教育積極分子」的名額,再抽調到延川縣毛澤東文藝宣傳隊,從事文學創作工作。路遙又重新在縣城端上了飯碗。之前,陶正、聞頻也被谷溪推薦到文藝宣傳隊做了編劇。

每月領上了18元補助的民工路遙,工作極為賣力。他與陶正合作創作了歌劇《蟠龍壩》,又與聞頻合作創作了一部大型歌劇《第九支隊》。前者是寫現實生活中治山治水題材,後者是寫歷史鬥爭中的陝北「鬧紅」。

這是1972年夏天,縣委突然交給宣傳隊一個任務,讓我們趕國慶節拿出一台大戲。編劇自然是我和路遙。

有人希望我們寫孫立哲的事跡,我考慮不好表現,最後定下寫革命歷史題材。

當時,已是8月,時間很緊,我倆一同去走訪老紅軍、老八路,途中便談構思,列提綱,興致十分高,合作很愉快。很快向領導提交了方案。劇名《第九支隊》,全劇共分七場。

把一幕七場歌劇,從無到有,在一個多月之內立在舞台上,工程是艱巨的。宣傳隊沒幹過,我和路遙更沒幹過,兩個年輕人可謂不知天高地厚。

為了趕時間,我們採用了流水作業法。即:我倆寫一場,曹伯植譜一場曲,演員排一場,全劇寫完了,也譜完了,演員也排完了。

為了使第一道「工序」不誤事,我和路遙又分了工。劇本由我執筆,他做助手,我寫對話,他拉唱段。

寫前,我倆把這場戲的情況說好,有幾段唱,誰唱,什麼心情,什麼環境,唱什麼內容。然後,各行其是。

使我吃驚的是,每當我把對話寫到該唱時,他已經把唱段的唱詞寫好了,而且寫的都合乎要求。我稍加修正,一抄而過。接下來,再向下進行,效率很高,進展很快,其配合之默契,簡直不可思議。

他的唱詞寫得深情委婉,聯想開闊,很富有陝北特色。

那時,我便深感這小子是個人物。(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

《蟠龍壩》和《第九支隊》這兩部歌劇在延川縣的排演,是小縣城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但是在路遙的創作生涯中,它們卻只是序幕。

在宣傳隊時,路遙與聞頻兩人住在宣傳隊小院西邊最北一孔窯,窯裡只有一桌一椅一盤炕,倆人合用。

路遙知道自己夜裡睡覺打呼嚕,恐怕吵了聞頻,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張單人床,支在了靠窗的牆角,而且帶床頭。後來,他們倆合作寫七場歌劇《第九支隊》時,這床,就成了路遙的寫字檯。

其實,他最常用的「寫字檯」,是一塊一尺見方的五合板,板子上方釘有一個鐵夾子。他寫東西,不擇場所,草垛旁、牆根下、豬圈邊……或坐或靠,五合板膝蓋上一支,便可進入狀態。身邊練琴的、練唱的、背詞的,嘈嘈雜雜亂成一團,他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歌詞怎麼寫?我把歌詞的要求和特點,用最簡要的語言說了一下,他好像立即全明白了。他說:「咱一人寫五首歌詞咋樣?」我說「好」。

很快,他拿出了五首歌詞讓我看,果然都不錯,完全合乎歌詞的要求。後來收入人民音樂出版社《革命歌曲》集中的《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裡來》,便是這五首中的一首。(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

宣傳隊下鄉演出非常愉快,演員大部分是北京知青,演出的節目,以樣板戲的片段為主,一群年輕人背著行囊,翻山越嶺,一路說笑唱鬧,十分開心。遇上下鄉演出,路遙總是跟著宣傳隊一同前往。但沒有具體事情做,是個打雜的,有演出時,他就幫助拉幕,敲打擊樂,有時也混在伴唱群中吼兩嗓子,他那從小唱過信天游的嗓子音質不錯。

沒有演出的白天,演員排練時,路遙便躺在山坡上或樹底下看書。

路遙愛丟東西,小東小西不算,1971年一個冬天,他就丟了兩件棉襖。

陝北的冬天很冷,家家窯裡燒炕,進屋棉襖一脫,走時便忘了。悲哀的是怎麼也記不起丟到哪兒了,只得再買一件。買了又丟。待到數月後,又到人家家時,棉襖又發現了,夏天也來了。

但是,他的書不丟。

他自到宣傳隊,就背一個「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小挎包。不論去哪兒,包不離身,包裡的牙膏牙刷常不翼而飛,但書卻常在。尤其是那本藍皮的《創業史》,總和他形影不離。

第二年,我見他的《創業史》變成了橙黃色,他說那本已翻爛了。到作協後,我倆偶爾談及此事,他說,他翻爛過三本《創業史》,究竟看過多少遍,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的記憶中,1973年我借調在延安文工團時,他從延安大學來團裡找我,書包裡還有《創業史》。(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

每當雨天,路遙便呈現出莫名其妙的狂喜,平時不太言語的路遙,總要向聞頻暢快地抒發一些心中情緒。若是小雨或大雪,他就獨自在雨雪中漫步,若是大雨,他就在窯裡靜靜地聽著窗外嘩嘩的雨聲。那種享受和滿足,便只有他自己能夠體會了。

1972年,由曹谷溪牽頭,組織白軍民、路遙、聞頻、陶正等人成立了業餘文藝小團體——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由於當時的縣委書記雷增壽、政工組長劉保存等對文藝創作很重視,創作組成立後,還撥了專款,讓創作組辦個鉛印小報。

1972年9月1日,由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創辦的一份小型文藝報紙——《山花》誕生了,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期西北地區第一份文學報。在那個時期,文藝界百花凋零的季節,《山花》一經面世就產生了強大的衝擊力。

《山花》創刊號的「創刊詞」這樣寫道:

《山花》是不定期的文藝小報。它的使命是使之成為工農兵業餘作者交流的場所,豐富革命群眾的文藝生活,進一步發揮使人民群眾團結起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鬥作用。歡迎詩歌、散文、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歌曲、木刻、剪紙等短小精悍的文藝(文學、藝術)作品。廣大的紅衛兵和各戰線上的同志們,是這個文藝花園中的園丁,大家積極地進行投稿,經常展開批評和指導,對它的成長寄予關心。我們期望著這枝革命的野花盛開不敗。

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沒有編製,《山花》由谷溪、白軍民、陶正、聞頻、路遙等人共同編輯。而當時,白軍民在文教局工作,雜事多;陶正在關莊公社插隊,進城一次不容易;聞頻在樂隊,要隨時排練,到處演出。《山花》主要由谷溪和路遙來編輯。

發現一個創作苗子,誠屬不易,但培養一個創作尖子,更難。發現,個人角度即可實施;培養,則非通過組織不行。延川的有關部門,為使路遙成才,越軌地創造條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沒有非議。曹谷溪推薦通訊組,不是派性通訊組,不管這派那派,誰勝任我就舉薦誰。介紹路遙進縣文藝宣傳隊搞編創,有些人告狀說是耍私情,一位老幹部曾質問文教局的文化幹事,王衛國那小子能進宣傳隊,他的孩子怎麼不能,文化幹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發表上路遙十分之一的作品,咱們馬上給宣傳隊增配一名編創,縣上正愁人才缺。」老幹部無言以對。縣宣傳隊也有人挖苦文化幹事,調來個編劇不寫戲,文化幹事正告:你大概沒看過路遙的介紹信,任的是編創員,既是編創,詩歌、小說都算,宣傳隊在舞台上的詩表演、小快板,雖然不是戲劇,不也挺受歡迎嗎?更何況路遙和聞頻合寫的話劇《第九支隊》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槍舌劍,簡直像吵架一樣,都是為了路遙。(高歌《困難的日子紀事》)

陝北的夏天短暫而清涼,很快,1972年的秋天就開始了。路遙與聞頻兩人居住的窯洞裡,路遙從睡的那張靠窗邊的單人床,轉移到火炕上。一連兩天,聞頻總見他趴在炕沿上寫東西,一頁稿紙,畫得密密麻麻,因忙於排練,聞頻詢問路遙在忙什麼?

過了幾天,路遙拿著幾頁抄清的稿子給我:「聞頻,你看看,我寫的小說。」

我一口氣讀完了,小說叫《優勝紅旗》,還真有味兒,是個正兒八經的短篇。

我們當即在《山花》小報上發表了。《陝西文藝》(即《延河》)創刊號選載了路遙的這篇小說。這是路遙寫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路遙當時對我說,他之所以要寫這篇小說,是因為有人說他只會寫詩,而說他的那個人,是寫小說的。他要爭這口氣。(聞頻《雨雪紛飛話路遙》)

路遙的作品頻繁出現在《山花》小報上:

第3期,與曹谷溪合作的《讚歌獻給毛主席》;

第5期,敘事詩《樺樹皮皮包》;

第7期,小說《優勝紅旗》;

第9期,《老段工》;

第15期,整版只刊登了路遙一個人的小說《基石》;

第18期,小說《代理隊長》。

體裁上,路遙逐漸由詩歌向小說轉筆。

路遙以一種與命運決戰的姿態,以一種狂熱癡迷的心態,投入到了文學創作之中,而文學創作的初步實踐,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處的巨大潛能,他的才華日漸顯露,成就日漸突出。

路遙當時的作品,引起了省內外評論界的重視,一些當時有影響的文藝評論工作者,如王恩宇、師長泰、王百齡、劉羽升等,在《光明日報》、《陝西日報》、《延河》等報刊發表的評論中,都屢次提及路遙,並給予較高的評價。當時插隊落戶在延川縣的作家史鐵生後來撰文回憶說:

我當年插隊的地方,延川,是路遙的故鄉。

我下鄉,他回鄉,都是知識青年,那時我在村裡餵牛,難得到處去走,無緣見到他,我的一些同學見過他,驚訝且歎服地說那可真正是個才子,說他的詩、文都作得好,說他而且年輕,有思想有抱負,說他未來不可限量,後來我在《山花》上見他的作品,暗自讚歎,那時我既未做文學夢,也未及去想未來,渾渾噩噩,但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地羨慕他,十分的羨慕很可能就接近著嫉妒。(史鐵生《悼路遙》)

《山花》是4頁的小報(有時是8頁,最多達到24頁),《山花》的創刊,標誌著延川縣這個陝北山區小縣文學藝術創作「山花時代」的到來。《山花》是當時「宏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通過文藝的方式宣洩政治情緒的必然表現。因此,《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些業餘文學青年主要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詠志抒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這種鄉土化的東西,始終是《山花》的特色。

路遙很看重早期他發表在《山花》小報上的作品,在後來為谷溪的詩集《我的陝北》撰寫的序文中寫道:

儘管那時候的作品,甚至連一篇也不能編入現在的結集裡,但他在人生的篇章中永遠佔有不可磨滅的一頁——那是在乾枯的精神土地上長出的幾棵稀有的綠草,至今仍然在記憶中保持著鮮活。在此期間,谷溪和他的朋友們編輯出版了詩集《延安山花》。當時在國內外行銷幾十萬冊,可以說這是文化革命後期中國大陸第一本有泥土氣息和文學意識的詩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會廣泛注意。

從滿懷虔誠和熱忱走進「文化大革命」,到靈魂的震盪和洗禮,到對於文學的全身心投入,路遙的人生選擇,經歷了一個曲折的尋找、校正、反思、成熟的過程。後來路遙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對《山花》懷有一種深深的感恩之情:

在一個遠離交通幹線的荒僻小縣城,幾個從不同生活道路上走在一起的人,竟然辦起了一張文學小報,取名《山花》。就我自己來說,覺得好像又一次開始面對純樸的生活,進入到一種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圍裡,變硬了的心腸開始軟化了,僵直了的腦筋開始靈活了,甚至是自己面對過去幾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種真正的羞愧。同時開始意識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應該是什麼。

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改變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的,正是這一點。(路遙《十年——寫給〈山花〉》)

《平凡世界裡的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