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探索彷徨中初獲成功

1977年之後,中國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最先感受到這種巨變的,當然是神經最敏感的作家。文學的潮頭,是「傷痕文學」的湧現。

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引起了中國文壇和廣大讀者的強烈反響,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充滿了強烈的啟蒙精神的小說。它的主要價值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對「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的靈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內傷」,小說發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強烈呼聲。

對「文化大革命」苦難的揭露真正成為一種潮流,是以發表在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的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為標誌的。這篇小說以悲劇的藝術力量,震動了文壇,作品中對人性、人道主義的描寫,突破了長期以來關於文藝的清規戒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而討論最終得出的肯定性結論,又使這篇小說成為我國文學界在政治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聲。到了這時,人們才真正理解到,他們確實經歷了一場人為的災難,他們以往忍受的一切是應該而且可以打倒、唾棄的。於是他們壓抑許久的憤懣便立時噴湧而出,當這種憤懣大量地以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便形成了新時期第一個文學思潮——「傷痕文學」思潮。

「傷痕文學」思潮湧動之後,緊接著,是「反思文學」的潮流,這個時期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側重於暴露和控訴十年「文革」給國家和個人以及家庭造成的悲劇。

路遙並不去盲目追趕當時的文學潮流,一是這樣的創作思路並不對應路遙的題材和心理體驗,二是路遙更多地在思考文學的價值和生命力。他當時在與文學同道討論文學話題時,表現出對蘇俄文學的喜愛和傾慕,這是之前閱讀外國文學經典著作時,偏重於蘇俄文學的緣故,他喜歡托爾斯泰的宏大,也喜歡艾特瑪托夫憂傷的抒情。

同時,在陝西省作協,或者說在陝西文學界,有一位獨特的作家——李小巴,對路遙的創作影響很大。李小巴和許多作家不同是因為,他既是作家,同時,他還是潛心研究中外文學作品和小說理論的學者。這種兼顧創作與理論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腦裡儲存著不少別樣的見解。從1976年路遙大學畢業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將近10年時間,路遙幾乎隔一兩天就要到李小巴家裡來,在李小巴的小書齋交談,他們很少閒聊天,談的話題幾乎全是文學話題。路遙每每有創作衝動,或是小說的最初構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對他講一遍。李小巴給予路遙的啟發和指教,讓路遙獲益匪淺。李小巴則逐漸發現,路遙不僅有著出眾的聰明和機智,而且有著陝北人特有的寓於稚拙的幽默感。路遙講述的一些藝術細節,時常逗得李小巴發笑。

這段時間,路遙一邊在編輯部從事如常的編輯工作,一邊審視著文壇的動向。思考中,在業餘時間創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說,寫作的順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陸續在全國期刊上發表的順序:

《不會作詩的人》(《延河》1978年第1期);

《在新生活面前》(《甘肅文藝》1979年第1期);

《夏》(《延河》1979年第10期);

《匆匆過客》(《山花》1980年第4期);

《青松與小花》(《雨花》1980年第9期);

《賣豬》(《鴨綠江》1980年第9期);

《姐姐》(《延河》1981年第1期);

《月下》(《上海文學》1981年第6期);

《風雪臘梅》(《鴨綠江》1981年第9期)等等。

對於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幾年時間裡,能發表10篇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對於路遙來說,這些短篇大多發表在省一級刊物上,而且都沒有引起文壇注意,更談不上有轟動效應,與路遙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另外,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時期,一篇短篇小說,就可能引發轟動效應,不僅得到評論界關注,而且成為人所共知的作家,一夜成名的作家大有人在,然而,他們中的很多人,文學準備未必有路遙充足,作品的思想藝術性,也未必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檢驗。

這時期,陝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發表的短篇小說《窗口》和賈平凹發表在《上海文學》(1978年第3期)的短篇小說《滿月兒》,均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這些,無疑對路遙構成了巨大的壓力。但是,路遙並沒有表現出焦躁情緒,他依然認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獨坐於一盞孤燈下,煙霧繚繞中,熬夜讀書、思考。他要積極尋找自己創作的突破口。

在1978年冬天那起煤氣中毒事件之後,路遙躲在那間小屋裡,閉門謝客,一周之後,一篇極具挑戰精神的中篇小說誕生了。

路遙將這篇小說——兩本八開大稿紙的手稿,先拿給詩人曉雷看。小說標題處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語:金盆打了份量在。曉雷一口氣讀完那部初稿。

只覺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裡邊波濤洶湧。這是用否定的態度,正面描寫「文化大革命」的殘酷與醜陋的小說,那時,我的心理還停留在一種舊有的理論定勢中,恪守著一種所謂的發展和貢獻的論斷,忽然看見一部討伐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驚。當路遙徵詢小說的題目時,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地商討,最後覺得《犧牲》一題最為恰當,既是點名主人公在兩派的鬥爭中犧牲了肉體,又暗示主人公和兩派群眾組織都做了一次無謂鬥爭的犧牲品。(曉雷《頹敗的瓦屋》)

之後,路遙又拿給李小巴、董得理審讀,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這部作品,這個中篇小說既不屬於「傷痕文學」,也不屬於「反思文學」,與當時的潮流不甚合拍。儘管內容是以描寫「文化大革命」中兩派武鬥為背景的小說,但作者的著眼點是在塑造縣委書記馬延雄這個人物,在兩派群眾組織即將爆發大規模的武鬥危急關頭,不畏艱險挺身而出企圖阻止一場無謂的傷亡事件的發生。這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生活的作品,主題和角度,都不同於當時文壇上瀰漫的那種控訴、抱怨情緒。路遙獨闢蹊徑,讚頌了在那個嚴酷的政治環境下,懷著對人民群眾無比的熱愛,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群眾的英雄人物。

作為曾經深層次參與過「文化大革命」,參與過武鬥動亂的人,路遙自己其實到後來也是一個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那些老幹部的錯誤批鬥,多年來,在路遙心裡一直埋藏著一種負罪感和一種真誠的懺悔。現在,路遙以文學的形式,在這篇小說中將這種情緒釋放出來。

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小說表現形式的獨特新穎,針對敘述語言粗疏提了中肯的意見。

這篇6萬字的中篇小說,後來正式以《驚心動魄的一幕》為標題被賀抒玉推薦給一家大型刊物,不久被退了回來;又郵寄給一家大刊物,也被退了回來。

從1978年到1980年初,這篇小說遊走了南方和北方的五個編輯部,卻沒有人願意發表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們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它背離了當時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為主的文學潮流;二是它寫了當時政治上還比較敏感,認識上還沒有把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鬥爭;三是它不是以批判為主,而是以歌頌為主,塑造了一個原來犯過錯誤,在派性鬥爭中卻敢於捨生取義的老幹部形象;四是它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主導敘事風格,幾乎同當時「寫真實」、批判為主的主導敘事風格格格不入。(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接二連三地遭遇退稿,在轉寄給《當代》雜誌時,路遙的情緒已低落到極點,他表明,這次假如得不到刊用,這篇小說可以就地焚燬。

然而,路遙是幸運的。有一天,《延河》編輯部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是《當代》雜誌的編輯劉茵打來的,找編輯部負責人董得理。劉茵在電話中說,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主編秦兆陽看過了,秦主編對小說有些意見,想請路遙到北京做修改。希望編輯部准予路遙赴京改稿。董得理一口答應下來。然後將電話內容告訴給路遙,讓他立即去北京。

記得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八歲,寫了我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兩年間接連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氣地退回。最後我將稿子寄給最後兩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給一個朋友的。結果。稿子仍然沒有通過,原因是老原因:和當時流行的觀點和潮流不合。

朋友寫信問我咋辦?我寫信讓他轉交最後一家大型雜誌《當代》,並告訴他,如果《當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隨手一燒了事。

根本沒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當代》主編秦兆陽的一封長信,對我的稿子作了熱情肯定,並指出不足;同時他和我商量(在地位懸殊的人之間,這是一個罕見的字眼),如果我不願意改,原文就發表了,如果我願意改動,可來北京。

怎麼不改呢!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趕到了北京。熱心的責任編輯劉茵大姐帶我在北池子他那簡陋的臨時住所見到了他。秦兆陽面容清瘦,眼睛裡滿含著蘊藉與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但沒有某種中國的知識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氣,也沒有那種迂腐氣。不知為什麼,見到他,我第一個想到的是偉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陽是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養和學識使他有可能居高臨下地選拔人才和人物,並用平等的心靈和晚輩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靈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說,晚輩尊敬長輩,一種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種是心靈的尊敬,秦兆陽得到的尊敬出自我們內心。

結果,他指導我修改發表了這篇小說,並在他力爭下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是創刊不久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當代》雜誌的何啟治、孟偉哉在路遙這篇小說中看到了有價值的內容,在他們猶豫矛盾中,得到了老作家、主編秦兆陽的大力肯定。於是,這篇小說終於在1980年第3期《當代》發表。

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

秦兆陽還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要有一顆火熱的心——致路遙同志》,對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給予充分的肯定:

這不是一篇針砭時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實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寫悲歡離合、沉吟個人命運的作品,也不是以憤怒之情直接控訴「四人幫」罪惡的作品。它所著力描寫的,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並不高、卻又不願意群眾因自己而掀起大規模武鬥,以致造成巨大犧牲的革命幹部。

秦兆陽的充分肯定,對於《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1979—1981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且,1981年,這篇小說又榮獲「文藝報中篇小說獎」和「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是路遙的作品第一次榮獲全國性文學大獎。

但是,獲獎是一回事,得到文學界普遍公認又是另一回事。人們在這篇小說被排在獲獎作品的後面,以及評論界的冷淡中,感覺到中國的文學界並沒有真正承認路遙。

它只是聊備一格地被擺在獲獎的位置上。在頒獎活動中,聰明的路遙自然發現了人們對他的冷淡,回到西安後,他沒有任何張揚,也沒有忘乎所以,而默默地開始了《在困難的日子裡》的修改和《人生》的寫作。(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

《平凡世界裡的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