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路遙相對悠閒的日子裡，陝西省作協院子裡的人，習慣了每天看見坐在那把籐椅上悠閒地曬太陽、沉思默想的路遙，好像就是這個舊式院落裡的一個風景。只是，人們總是感覺，路遙的精神狀態日漸委頓。晚上與曉雷、董得理或是王觀勝聊天，坐在沙發上，路遙不再侃侃而談，他默默地抽煙，坐著坐著就打起鼾來，睡著了。突然醒過來，不好意思地站起來，說一聲，走啊，就蹣跚而去，這種狀況不止一次地出現。路遙的這種狀況不由得讓大家為他憂慮。如今，書寫完了，也全部都出版了，他為什麼不去醫院做一次檢查，做針對性的治療呀？不能諱疾忌醫！大家這樣說了，路遙沒有聽進去，依然固執地應付：不要緊，我還有一些事情沒做完。
的確，《平凡的世界》完成後，路遙總有一種什麼事沒有做完，還不能畫上句號的感覺。此時，路遙的思想又在日益明顯的身體病痛中飛翔起來，進入了《早晨從中午開始》的醞釀中。
1991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來函，邀請路遙擔任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團長，出訪泰國。開始的時候，路遙準備前往，將《再次出國人員審查表》填寫好了，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李若冰、陝西省委宣傳部部長王巨才，還有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都在審查表上簽過字蓋上公章了。不料，即將起程之際，路遙卻決定不參加這次的出國訪問了。
路遙說，他要完成《早晨從中午開始》這個創作心得。這篇6萬字的長文，注入了路遙全部思考和激情，他寫得認真，寫得嚴肅，而且寫作過程順心順手。當時，女友雜誌社已經向他約稿，並答應付一筆高稿酬爭先發表此文。路遙不無欣慰地對曉雷、李天芳夫婦說，得到這筆大宗稿費，他一定不隨便亂花了，要給女兒存上，供她日後上大學用。
《早晨從中午開始》的意義，絕不在於是對《平凡的世界》的寫作畫上了一個與作品本身重量相等的句號，而在於路遙展示了他崇高的文學信仰和文學追求。當路遙結束了他一生執著追求、奮鬥的文學事業，結束了他短暫的人生生命歷程之後，我們才理解了路遙對這篇《早晨從中午開始》創作心得如此重視的苦心。他不只是要完成「一部規模很大的書」，還要完成像《早晨從中午開始》這樣的創作談。這樣，路遙才算真正完成自己英雄而悲壯的人生史詩般的總結。
《早晨從中午開始》正是路遙在生命的最後瞬間爆發出的又一束耀眼光芒。冥冥之中，是否路遙與超自然的神力有著某種默契，或是他早已預知命運操縱著他的人生？而他自己，更在十年前就預感到十年後的生命歸宿，才有了那些一日等於三天的拚命寫作？也才有了「不想讓自己的文學夢想因生命的突然終止而成了殘破的遺憾」的預判？這給我們活著的人留下了難以破譯的謎團。
1991年12月31日，路遙獲得陝西省人民政府頒發的「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證書；同時獲得國務院頒發的「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證書。
1992年年初，陝西作家協會院子裡傳來了一個壞消息，作家鄒志安被診斷出肺癌住院了。鄒志安也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作家，至少他在表面上能冷靜地對待死亡的威脅。省作協的同事們去看望鄒志安，發現病房中的鄒志安，與在省作協院子裡見到的鄒志安，沒有什麼不同，依然如故地談笑風生。他瘦高的體態看起來仍然是健康的、帥氣的，他的嘴角，仍然掛著講了一個可笑的故事之後得意的微笑。但是，這微笑的嘴角在見到同事之後講的第一句幽默的話，卻令大家要落下淚來。他說，你們是向遺體告別來的吧？
不過有時候，鄒志安當著大家的面，這位關中農村出身的堅強漢子，也會黯然淚下。他說：「如果我現在就死了，實在是覺得太委屈，太可惜！」
1992年，鄒志安才45歲，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若倒下，家裡將無人照顧：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他還為弟弟撫養一個孩子，而全家只有他一個人掙工資。鄒志安是陝西作家中產量很高的作家，曾經在一次會議上，針對一些評論家關於作家要耐得住寂寞、要寫大作品的觀點，鄒志安有些激憤地回應：要我們耐得住寂寞，我們拿什麼養家餬口？
1991年10月31日，當代著名作家杜鵬程因病去世，享年70歲。如今年富力強的鄒志安又身患癌症，這給本就破敗的陝西省作協的院子，蒙上一層壓抑的陰霾，即使是健康人的心中，都有種怪異的感覺。
此時的路遙剛剛完成《早晨從中午開始》的創作，肯定對於身邊朝夕相處的作家同道去世的去世、住院的住院，在精神上、心理上產生一定的波動。這時，每當中午時分，人們依然看到在籐椅上或是一根臥倒在院子當中的圓木上，要麼曬太陽，要麼酣睡的路遙。但是，人們看不見路遙的時候，路遙正在抓緊時間，做著一件又一件重要的事情。
1992年年初，陝西人民出版社決定出版《路遙文集》，陳澤順出任這套文集的責任編輯。路遙將出版文集這件事看得極為重要而神聖，馬上開始了編輯整理文稿的工作。緊張的工作常常讓他感到愉悅和幸福，一旦投入其中，路遙便忘記了疲憊，忘記了病痛。這是他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輕鬆感覺。
春節過後的一天，整理文集的路遙被肝痛折磨得痛苦地呻吟起來，剛好好友劉春生去看望他。他對劉春生說：「你來得正好，麻煩這兩天到醫院去一趟，問一下治療肝痛的最好藥物，給我買點。」他的口氣很少有的帶著央求。
劉春生說：「記得電視廣告中有種護肝片，不知效果怎樣？明天我到醫生那裡問問？」
路遙說：「能行。越快越好！」
當得知這種「護肝片」既能護肝，又無毒副作用時，劉春生才試著買了一盒送給路遙。過了幾天，劉春生再見路遙時，路遙喜形於色，說這種藥不錯，吃了以後，肝痛大大減輕了，要求劉春生再給他多買些。於是劉春生又給他買了足夠兩個月吃的量。
那時，路遙的書桌一角，擺著一沓書稿，那是他近十年來發表的作品總和。他沒讓任何人幫忙，他要自己完成最簡單又最隆重的剪貼，這樣他才覺得踏實。
1992年4月6日下午，路遙喘吁吁、汗津津地懷抱著一個巨大的提包，將他夜以繼日整理剪貼好的《路遙文集》書稿送到了陳澤順的辦公室。當陳澤順從路遙懷裡接過提包時，路遙幾乎站立不穩了，他面色蒼白地靠在牆上，直說：「我累得不行。」
這件大事忙完，路遙又開始做起了另一件大事。此時的路遙，已經多次出現發寒、高燒、腹瀉、渾身乏力、腹脹、肝痛等症狀。腹瀉時，路遙像以往一樣，就到董得理家，向董得理夫人吳祥錦要黃連素。過去吃黃連素，腹瀉症狀就消失了，可1992年春夏這半年，吃了黃連素也不見效。
五月的一天下午，他來到我的辦公室閒聊，他說，他肚子脹，大便有血，很不舒服。我勸他找醫生看看，並以老杜（杜鵬程）為例，委婉地提醒他不要拼得太狠了。他卻無奈地搖搖頭說：「也許我連老杜都不如，說不定哪天倒在哪裡就死了。」我聽了頗覺不祥，就把話岔開了。窗外那株高高的香椿樹擋住了五月溫馨的陽光，室內的光線有些暗，路遙的臉色也似乎更加憔悴了……（吳祥錦《那空蕩蕩的椅子》）
1992年7月，路遙要趁女兒遠遠放暑假與林達去北京探親的時間，裝修他家的四居室房子。他找到陝北老鄉、文學青年張世曄（筆名航宇）幫忙，並認真地拿著筆和紙，這次他不是為了創作，而是要一筆一筆地預算裝修以及購置傢俱所需的費用：轉角沙發、低櫃、衣櫃、飯桌、椅子、淋浴器、煤氣灶、抽油煙機……還有裝修房子，統共需要8000多元。
這一算，把他算樂了。
他憨厚地張開嘴巴，笑吟吟地說：「哎呀，我日他媽的，得花這麼多錢。」
「嘿！」我笑了一下說，「那點錢對你來說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他說：「人們誰也不瞭解我，我知道。我聽我媽給人說，我家路遙，吃飯用的是銀碗，桌子也是銀的，紅格艷艷的紅地毯從樓上直鋪到樓底，你們要見我家路遙，可難哩，樓底下有兩個站崗的，都拿著矛子，還有紅纓纓……你看我媽，一滿老憨了，說那些話。」
說笑間，他又遞給我一支煙，說：「其實，我怎能有那麼多的錢。」（航宇《路遙在最後的日子》）
當時，張世曄有些不解地勸路遙，沒錢就別裝修了。
路遙說：「不裝修不行，你不知道，林達已經在北京聯繫好了單位，這回她從北京回來，馬上就要和我辦離婚手續。這樣，孩子連娘也沒有了，我要給她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她心靈上能夠平衡一些。」
後來，裝修的錢，路遙向時任《延河》副主編的子心借了5000元，又向《喜劇世界》的主編金錚借了5000元。
路遙借到了錢，又借了對面李若冰家的閒置房子，將自己家裡的東西全部搬了進去，頓時那套小房子就堆得亂七八糟、密不透風。在一堆傢俱雜物中間，路遙支起一張行軍床，床上又堆著各種書籍。天氣太熱，路遙穿著一條短褲，一件汗衫，渾身流著汗像澆了水似的。他親自設計，親自選材，幫助裝修工人幹這幹那，明知體力不支，還硬撐著親自上街選購傢俱。整個一個炎熱的7月，他一邊忍受著病痛折磨，一邊指揮工人們按照他的設計方案進行裝修。他盼著早日完工，好給從北京回來的女兒一個驚喜。
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路遙發起高燒，體溫達到39.7度，他又想找點藥吃了了事。躺在亂糟糟的行軍床上，他十分痛苦地呻吟著，整個身體時而斜躺著，時而縮成一團。幾個來看望他的朋友看他痛苦的樣子，硬是將他送到附近醫院打了一針退熱針劑，半夜12點以後，高燒才退去了。朋友勸他住院治療，可路遙又一次固執己見，見高燒退了，他說感覺好多了，不需要住院的。大家也感覺他可能真的好了，當時誰都沒有想到他早已沉痾在身。
那時候，裝修房子對工薪階層來說還是很奢侈的字眼。路遙的超前意識讓許多人感到驚訝。其實，路遙裝修過的這個家，僅只是刷了牆；給女兒的房間貼了壁紙，裝上了吸頂燈；自己臥室鋪上了化纖地毯；廚衛貼了瓷磚，而且只貼到半人高。
說來也巧，裝修完工的那天，路遙接到電報，女兒要從北京回來了。路遙興奮地領著來看望他的作家子頁參觀「新居」。而此時，病魔已讓路遙感到精力不足，行動的腳步也變得遲緩，他完全是靠精神的亢奮支撐著。
路遙沒有享受裝修後居室的安逸與敞亮。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8月6日，路遙又背起以往出門時背的那個軍綠色大背包出發了。
西安開往延安的鐵路客車是1992年8月1日通車的。路遙早就等待著開通的這一天了。
說起來有些宿命的意味，路遙可能覺得做完了起碼眼下該做的事情，他該出門遠行了。
這天早晨，家屬院和辦公院相通的窄窄小路上，陽光剛剛灑向長滿綠色苔蘚的青磚小路。這時，路遙從家屬院那個方向走過來，一個軍綠色的雙肩背包，在他單肩上挎著。背包裝得很滿，他卻背得挺輕鬆。
同院的曉雷、李星、張艷茜等見到背著大背包的路遙，都問他，「去哪兒呀？」
路遙興沖沖回答：「回家，回陝北！」
大家都知道他的老家在陝北，也曉得他有兩個老家。但大家沒有問他是回哪裡的家，是他的出生地清澗，還是他成長的延川？院子裡見到路遙的人，都揮揮手向他道別，在早晨清澈的陽光下，目送他厚實的看起來非常健康的背影遠去。同事們以為這不過是路遙無數次回家中，很正常、很普通的一次；而他遠去的背影也會無數次地在眼前折返回來。但是，誰都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的親切目送，是陝西作協院子裡的人最後一次見到健康的、直立行走的路遙。
路遙離去後，同事們反反覆覆設想著他說的回家情狀。
不知道路遙到達延安後，是否一路向東北方向，向他的成長之地——延川縣郭家溝奔去。那裡有辛苦養育他，始終讓他牽掛的年邁養母（養父已逝）。他說回家是否就是想在善良慈愛的養母膝下安歇片刻，享受兒時貧困單純的寧靜，表達對養母的孝心呢？
或者，路遙一路再向北，回到清澗王家堡，去和親生父母團聚，讓母親再為他包一次水餃。這一次，再不會出現童年那次回家那樣，母親沒有白面，只好用雜麵包餃子，結果煮了一鍋麵糊糊的窘狀。這次母親會用雪白的麵粉，下一鍋香噴噴的餃子給他吃的。
陝西省作協院子裡人，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卻在8月14日得到一個壞消息：路遙到達延安時，身體虛弱得被人抬下火車，如今正在延安地區醫院搶救。
作協立即派辦公室王根成前去看望路遙，同時，委派張世曄去延安照看路遙。之後的幾天之中，不斷有路遙病情加重的消息傳回作協院子。
8月7日在延安火車站被人抬下車的路遙，起初住在延安賓館，臉色黃而泛青，什麼都不願意吃。當時，延安地委宣傳部部長白崇貴與曹谷溪來看望路遙，見到路遙這般情景，認為他一定是得了重病，兩人三番五次地要陪路遙上醫院看病，固執的路遙就是不肯，說他自己帶著藥。兩人又建議路遙在延安休息幾天後，還是要回西安，畢竟西安的醫療條件好。路遙繼續搖頭拒絕說，沒必要，他沒有事。
怎能沒有事？看著虛弱的路遙，白崇貴和曹谷溪又建議路遙，到延安地區醫院住院，既治病又休息，還可避免繁雜事情幹擾。路遙堅持說，你們就別做工作了，我的事我自己清楚。路遙的固執讓朋友簡直無可奈何。幾個人合計，無論怎樣都要做通路遙的工作，不然就不是他的朋友。在大家軟硬兼施下，路遙終於住進了延安地區人民醫院。
8月11日，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張子良和張弢趕到延安，在延安賓館一落腳，就打聽到路遙住在南二樓。扔下行李，立刻去看他，見路遙和延安原地委書記馮文德並排坐在沙發上，一位小伙子伺候在旁邊。張子良和張弢進去後，路遙沒有挪動身子，只疲憊地抬抬手，表示歡迎。他們感到很異樣。馮文德趕忙說，路遙病了，剛從醫院檢查回來，明天住院，一應的事情都聯繫好了。
怎麼了？張弢大為驚異，張子良一步搶到路遙跟前，就勢坐在地毯上。路遙拉住張子良的手，死勁兒捏得緊緊的，另一手卻伸到眼角，不斷地用拇指抹淚。多年來沒有見過路遙流淚——大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
住院後的路遙，住在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傳染科18床。此時，路遙的情緒極不穩定，他怕自己患了癌症，從此起不來；他擔心親愛的女兒受不了；他擔心設想的省作協的工作計劃沒有時間去完成……路遙心緒複雜，不停地歎息。
待只剩下曹谷溪一人時，面對這位兄長、摯友，路遙突然間號啕大哭，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震天撼地。也只有在曹谷溪面前，路遙才能徹底脫下他那始終包裹的堅實盔甲，展現出柔軟脆弱的一面。路遙一邊哭一邊說：「谷溪呀，我這是完了，老天爺攔腰把我砍斷了，我的病，你不知道，很嚴重，這一回怕是不行了……」
當化驗結果出來，路遙又咧開了嘴，憨笑著對朋友說，別再苦著你們的臉了，沒意思，咱們快活些！然後從床上欠起身來，舞起手，向空中用力一伸，發表公告似的莊嚴宣佈：我們勝利了！第一，化驗結果表明，沒有癌病變；第二，醫生同意我每天少抽幾支煙。他補充說，這就有點活的趣味了，否則太無聊。
其實，延安地區人民醫院的檢查結果是：肝硬化腹水，還有黃疸病。醫生瞞著路遙，有意將「晚期」、「硬化」之類嚴重的詞避開了。
剛住院時，白崇貴建議給陝西省作協打招呼，報告路遙的病情。路遙不同意，後來要給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王巨才（曾任延安地委書記）說明情況，路遙仍然不答應。他一再叮嚀曹谷溪和白崇貴，對他住院的事要保守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就這樣，路遙的病時輕時重，他的情緒也時好時壞。
最初，在延安地區人民醫院住院，輸液一天後，路遙自己還能下床在醫院的後院裡轉一會兒，手裡仍然拿著他極喜歡抽而且從沒間斷的「紅塔山」香煙。醫生和護士們曾不止一次地勸告他，為了肝病早日康復，最好不要吸煙。路遙卻說：「煙是我的精神支柱，只有抽煙才能調解一下我的生活，如果不抽煙，又躺在病床，我連一天也活不下去。」
路遙的精神狀況好時，從病房往後院走去，陪著路遙的張世曄想攙扶他走，路遙都感到很彆扭。他對張世曄說：「你別扶我，我自己能走。」
情緒低落時，路遙就常常流淚。路遙對來看望他的延安文聯的高其國和楊明春、楊毛毛父女倆說，本來他是打算回延安休整一下，還有許多事情等他去處理。
「我現在什麼都能割舍下，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孩子，她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這次病能好，我絕不會讓孩子受委屈。可我真的覺得這次和往常不一樣……」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路遙生病住院的消息很快傳開了，延安和母校延安大學的文友與同學來了，給路遙帶來了自家做的陝北家常飯，他想吃什麼，朋友們就給他送什麼。
曹谷溪更是囑咐家人，讓她們變著花樣兒給路遙做飯，洋芋擦擦、陝北錢錢、羊肉、蕎面抿尖……有時，路遙深更半夜想吃東西，曹谷溪也會起床為路遙做吃的；但是，路遙的飯量越來越小，甚至開始厭食絕食了。花樣兒變完了，曹谷溪忽然想起延川家鄉的大紅棗。他讓老伴兒把棗煮得爛爛的，端了一碗放到路遙的病床邊。路遙想吃蓮子湯，曹谷溪忙挖出自己種的百合，百合蓮子湯立馬做好端來了。
王克文把熬好的小米稀飯提來了。
路遙的妹妹給他做的雜面也提來了。
路遙說想吃玉米棒，張世曄就將從延安市郊玉米地裡「偷」來的玉米棒煮好送到他手中……
然而，路遙看著這些他平時極愛吃的食物，只是搖頭，一口也吃不下。所有給他送飯的人呆呆地站在他病床前，一句又一句地苦口婆心勸他，他仍然連動也沒動。路遙吃不下去，吃也吃得很少。腹部疼痛時，坐不住睡不著，一會兒坐在床上，一會兒躺到地上，甚至有七天七夜未能成眠。沒有幾天，眼見著路遙體重銳減，人失了形，又黃又瘦的。以致他痛苦得想自殺：
「我不想活了，我難受得要命，我跳樓呀。」
說著話，他就朝三樓的陽台走去。
照看路遙的張世曄說：「要跳，咱倆一塊兒跳，不然我沒辦法向任何人交代，我還年輕，你忍心咱就跳……」
路遙聽張世曄這麼一說，不再說什麼，拉住張世曄的手走進房間，再也不提跳樓的事。只是，他難以成眠，一個勁不停地呻吟，一直到天亮，他仍然沒合一下眼。
那些在不同時期給予路遙支持的朋友，諸如白恩培、王巨才、霍世仁、馮文德、申沛昌、張文傑等，有的專程趕來探望，有的從不同地方打來電話慰問。他們都認為不給單位報告路遙病情不妥當，但是路遙堅決不同意。不少人勸路遙回到西安或是去北京治療，路遙說，如果只是肝硬化、腹水，在延安就可以治，如果是癌症，到聯合國都沒辦法。他堅持留在延安，他不想回西安，他說，在延安還有一碗可口飯吃，回西安我在哪兒吃飯？
後來，陝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支益民到延安調研，得知路遙病重住院，給省委書記張勃興打了電話。
1992年8月20日，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印發了《關於路遙同志病情的通報》。通報迅速分送給陝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等有關領導傳閱。
1992年9月1日，張勃興在省委宣傳部的這份通報上作出批示：
請衛生廳黨組關心一下，是否派專家會診，可同延安地區商量，如回西安，可安排在條件較好的大醫院精心治療護理，以便盡快恢復健康，並問候路遙同志。
張勃興
1992.9.1
陝西省作協的王觀勝、子心和李國平，帶著大家的問候和書信到延安看望路遙。那天，路遙的精神好一些，硬要陪著幾位同事到楊家嶺看看。車上，他興致很濃地給大家介紹延安大學、延安捲煙廠和楊家嶺的有關情況。到達楊家嶺，他坐在一塊石條上，讓大家去參觀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曾在這裡住過的舊居，而自己沒有進去轉。返回醫院的時候，路遙疲倦不堪，倚在車座上，一聲不吭。
在路遙決定回西安之前，他又想上一回寶塔山，他要最後望一眼延安嗎？他要最後看一看家鄉的黃土高原嗎？他這是在向陝北這片生他養他的熱土告別嗎？
由於路遙的病情嚴重，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多次建議轉院到更好的醫院治療，經多方勸說，路遙終於同意回西安治療。
張世曄立即將情況告知給白崇貴，請他盡快同陝西省委辦公廳和陝西省作協取得聯繫，讓他們盡快聯繫好醫院，及早做好路遙動身回西安的準備。延安地委立即用傳真將情況報告陝西省委。
1992年9月5日，在回到陝北、回到延安一個月之後，路遙轉院回西安。這天早晨，路遙被前來送行的領導和朋友攙扶著、簇擁著，從樓道裡慢慢往出走，兩旁站滿了從各個病房跑出來為他送行的病友。醫院大院裡也早已聚集了許多送行的人：延安地區政協的馮文德，延安地委宣傳部的白崇貴，延安報社的李必達、李志強，延安地區文聯的曹谷溪、高其國、楊明春，延安地區藝術館的王克文，行署辦的樊高林……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近百人，都為路遙送行來了。
送行的車輛排成一長串，有13輛車50多人，陪同著路遙一起去往延安火車站。延安火車站的站台上，也已站滿了認識和不認識路遙的陝北老鄉。他們都知道今天，有一位從這塊土地上走出去，並為謳歌這塊土地而病倒的作家馬上就要離開這裡了。
路遙上了火車後，坐在緊挨窗口的床鋪上，盡量克制著疼痛和離別的悲傷，用低沉的聲調讓張世曄把窗門打開。然後，他眼含淚水吩咐道：
「世曄，快把煙拿出來給親人們抽。」
列車在眾人傷別離的模糊視線裡緩緩駛離延安站。路遙伏在車窗上，淚流滿面，向為他送行的人頻頻揮手致謝、告別。
隨行前往西安的，還有延安地區人民醫院的馬安柱醫生和護士高潔。在車上，他們開始收拾藥物，在列車上為路遙輸液。他們深知肩上沉重的責任，他們得保證路遙在旅途中的生命安全。
當天下午6時10分，路遙乘坐的列車準時到達西安火車站。站台上，同樣站著許多焦急等待著迎接他的親人和朋友：林達、王天樂、霍紹亮、楊韋昕、王根成、李秀娥、曉雷、邢小利……
路遙由進入車廂的曉雷和王天樂攙扶著艱難走下火車。李秀娥看著疼痛而呻吟的路遙，止不住淚水滂沱，不停地重複道：「他咋成了這樣？」
路遙艱難地抬起手，與前來車站迎接他的人，不斷地招手致意。
很快，路遙就被送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西京醫院傳染科。躺在西京醫院七號病房裡，神色才略微舒緩過來，他吃力地慢慢與朋友們說話，他說，他現在的世界觀改變了，他說：「要寬容。」
次日，西京醫院下了病危通知：肝炎後肝硬化（失代償期），並發原發性腹膜炎。
陝西省黨政領導紛紛去醫院探望。幾天之後，路遙有過一次長時間的昏迷。由於病情嚴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邰尚賢下令：任何人不許探視。
醫護人員的精心和現代醫療手段的高明又一次把他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每週兩次的新鮮血漿和每瓶254元的白蛋白似乎使他出現了轉機，隨著時間的推移，腹水止住了，轉氨酶下降了，他也開始進食了。新的信心使他變得重現活力，我去看他，他就滔滔不絕地談起作協的復興，那所破舊院落的改造和修理，他說要把作協的辦公院平房改造成兩層樓，琉璃瓦，紅地毯，噴水池，還要有雕塑，他說他已給一位朋友說妥，讓他免費為作協大院豎起高品位的雕塑……（曉雷《故人長絕》）
經過西京醫院醫生、護士精心治療和悉心護理，路遙的病情稍微穩定緩和了一些。大家舒了一口氣。
這時已是秋天，西安連續地下著綿綿細雨。一天，陝西省省長白清才去看望病情略有穩定的路遙。白省長對路遙說，等病情好轉一些，明年開春讓他在全國任選一個地方療養，還可以帶兩個陪同。路遙對白省長說，賈平凹的身體也不大好，也可以享受這種待遇。白省長答應著，又說：「省長可以選出來，作家是選不出來的。」
病情略為穩定的路遙讓來看望他的邢小利轉告賈平凹，讓賈平凹少寫點東西，多注意身體。路遙還關切地詢問鄒志安的病情，當聽說鄒志安的病情又加重了，他深深地歎著氣，感歎鄒志安的不幸：
「唉，志安也是個可憐人，家裡有老母親，兒女一個也沒有就業，經常抽的是七八毛一盒的香煙。」
聽說同代人誰有病或早逝，路遙就有一種「物傷其類」的悲痛。
得知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召開，路遙很關心。他後來向醫院專門要了一台電視，他要看十四大召開的情況。
十四大召開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來自各方面的強大衝擊，正迫向陝西省作家協會，這個小小的但又是年深日久的院子。陝西省作協已經有9年沒有換屆了，如今，換屆在即，陝西省委給路遙安排了一個重要位置。
1992年1月，由陝西省委組織部對路遙作了一次考察，這次的考察內容，既有對路遙「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動的調查，還有對1989年5月間路遙行為的調查：
「文化大革命」初期，路遙尚未成年，以延川群眾組織領導成員身份參加過該縣一些派性活動和武鬥、搶槍搶糧活動，主審並逼供過縣委原副書記、延安地區農辦主任郭政祥、農民白長深。1984年省級機關整黨時，經認真調查核實，宣傳口整黨領導小組批准，結論為「一般錯誤，不做處理」。「兩亂」期間，路遙同志曾於5月18日去醫院照看孩子，回機關路過省作協遊行隊伍時，跟著前往新城廣場遊行一次，沿途沒有呼什麼口號。對此清查清理中，曾多次做過檢查，認識較好……
不足之處：有時作風比較散漫，對作協機關的一些規章制度執行不夠認真；作為作協領導成員，對機關工作關心支持不夠，過問少。（《路遙檔案》）
這份考察材料附在陝西省委組織部的一份《幹部任免呈報表》之後，這份呈報表的內容是：
姓名：路遙，家庭出身：貧農，學歷：大學，工資情況：文藝11級140元。
健康狀況：健康。
現任職務：作協陝西分會專業作家、黨組成員、副主席。
擬任職務：作協陝西分會主席。
呈報單位：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
備註：《陝干字〔1992〕70號》：同意。時間：1992.7.6。加蓋公章：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
除了自己的文學創作，路遙一直想為陝西省作協幹一些事情。為繁榮陝西文學創作，也為文學家的生存改善，他有過籌劃，有過一些大膽的切實可行的想法。
可是，現在路遙病倒在床上，而且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三個月，病情每況愈下，他的腿部肌肉已有些萎縮。大家期待著路遙能夠站立起來，早日康復；期待著路遙康復後帶領大家一起實現改變作家現實生活的夢想。習慣騎自行車上班、不坐專車的作協黨組副書記趙熙去看望路遙時，路遙就如何治理好陝西作協辦公大院以及進一步搞好省作協工作，談了許多深思熟慮的意見。
1992年11月1日，已經調到北京工作、公差回西安的白描，去醫院看望路遙，他不相信會有什麼病魔能擊倒生就是名出色鬥士的路遙。可是在醫院裡看到路遙虛弱的樣子，白描眼圈紅了，路遙看到白描，很大一顆淚珠也從眼角滾下。他們執手相看，許多說不出的話語都在這四目對視中傾吐。路遙終究是要強的，他很快振作起精神，說他感覺在慢慢好起來，並且發誓一般說道：
「我一定要站起來！」
沒有人懷疑路遙的話，熟識路遙的人都知道，他擁有比鋼鐵更堅強的意志。學生時代就酷愛摔跤的路遙，懂得摔跤場上有勝有負，這次與他交手的是疾病，路遙被摔倒了，但他自然不會輕易認輸。他要重新站起來的，他堅信他會贏得這場角鬥。
那天，天空飄灑著細雨。初冬的雨水已有了寒意，籠罩在兩位老友心頭的卻比初冬的雨水寒冷許多，因為死亡的話題橫亙在兩人之間。路遙對白描說，其實他早已知道自己病得不輕，他曾絕望地猜測患的是肝癌，之所以強扶病體奔向延安，為的就是在那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上尋找一處合適地點，最好是片遠離人煙的僻靜小樹林，將身體用白布一裹，靜靜躺下，然後悄悄地走向另一個世界。
事實上，路遙即使有這種殘酷的浪漫構想，卻從未想到過自己會猝然而去。他感到這不過是一場大病、一場劫難，就像一路走來都有無數次的阻礙和挫折相伴，這場大病絕不會是大限臨近。他是那麼熱愛生命，他對身後之事未留下任何遺言，因為他有太多牽腸掛肚的事需要去做、去實現。大家也和他一樣將希望寄托於現代醫學科學，很願意相信醫生的妙手回春。
可是殘酷的現實，徹底擊碎了人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