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末，我遇見一個比自己小一歲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對她一見傾心。安的父親曾經顯赫於中國的外交領域，一家人曾經環遊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談。她家在前法國租界的西區，房子是西式風格，每一層樓都有浴室。在許多天的下午及黃昏時刻，我從第三方面軍總部借出吉普車，停在她家門口。傭人會帶我進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聽到走道中某處有座老式座鐘發出的滴答聲。安很少讓我只等二十分鐘。
我的浪漫情懷一開始就注定挫敗。即使我的虛榮心再強，都無法騙自己說，安曾經愛過我。但我要求見面時，她響應熱切，有時我不去看她，她還會打電話問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來「行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讓我們來完成一出悲喜劇」等等字條。還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參加家庭聚會。不過，她會以憂傷安撫的口吻對我說：「我好喜歡你啊」，也就是說，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勞，即使我當時並沒有競爭對手。這樣也好，因為如果她說：「讓我們結婚吧，你最好認真一點」，我就會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澀，當兵這個職業的地位，在對日抗戰後達到巔峰——也許還是數百年來的最高點——已逐漸掉回原先的低點，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經過適當的熨燙後，勉強讓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動。但除此以外，身為上尉的我，甚至負擔不起一間套房。我的母親、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慶的山間破屋中，甚至沒有自來水可用，更不要說每一層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歲的我，是個沒有職業的人。多年來我自認加入軍隊犧牲很大，其實也不算錯。但同時軍隊也充當安全網，讓我不必去思考個人的前途、婚姻、經濟獨立或職業。我深受教條洗腦，總覺得戰爭結束後，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現在戰爭結束了，我第一次有機會去面臨橫在眼前的問題。
戰事於1937年爆發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從軍。但我的父親勸我，他認為，沒有宣戰的戰爭，可能隨時會被好戰分子所終止。既然我才在南開大學念完一年的書，終止學業去從軍相當不智，可能穿上軍服後才發現戰事已經告終。多麼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開、北大與清華——中國北部的三所著名學府，校園已被日軍佔領——合而為一，在我的故鄉長沙成立「長沙臨大」，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這真是奇妙的情勢，戰爭把我的學校搬到我的家鄉，我們一分錢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還負擔我們的食宿。此外，政府還發給我們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聽父親的話，決定繼續學業。
事實上，很少人在那個學期念到書，許多同學及教職員很晚才到長沙。等到一切安排妥當，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線卻已崩潰。12月，日軍進入南京，長沙臨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負擔起費用的人走海路，從香港及海豐到昆明的後方。同時走陸路的步行團也組織起來，兩個月期間的食糧，由政府配給。
我沒有簽名加入任何一種方式，至少有一段時間算是終止大學學業。我從來沒有想過，十四年後，我會在美國繼續我的學業。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決定，父親和我長談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從軍，他認為我應該去念軍校，取得正式的軍官職位。大規模的戰爭將是延長的戰事，我必須想到遠期的後果。戰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對我會有何影響？我的父親多麼深謀遠慮，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夠久，看不到他的許多預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戰勝利，一定會給我更多的勸告，不過我也可能不會聽。
但是在1938年年初時，我並沒有和他爭論很久。我們達成協議，我並沒有被強逼去昆明，加入軍隊的決定也延遲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勢應該比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歲生日時，戰事仍然持續，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選擇行事。我因此進入報界數個月，結識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長沙等待半年的緩衝期滿，無事可做，毛遂自薦去《抗戰日報》工作，以求換得食宿，他們也接納了我。這是一份愛國報紙，社長是劇作家田漢。報紙是采半開大小的畫報形式，所有報道都刊在一張紙上。事實上，田漢忙著其他的抗日活動，編輯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還有一些其他人也來幫忙。但是，有一段時間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職工作，床就放在辦公桌旁。當時我從未想過，他有朝一日會成為名人。他當然就是以「三家村」筆名寫作的廖沬沙，和其他兩位作家共享這個筆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寫專欄，不時諷刺極左派。毛澤東對他們翻臉時，三個人都在1966年下獄，毛澤東趁此發動「文化大革命」。其他兩位作家就因此毀於「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倖存。至於田漢，在中國的地位就像美國的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或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於獄中。
直到最近，我才發現，我結識田漢及廖沫沙之前，他們已當了好幾年的共產黨員。不過對當時的我來說，不論知不知道，都沒有多大差別。在戰爭開打的頭一年，沒有人在乎誰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當時的共產黨員一派樂天，充滿溫情，和叛變壓根扯不上任何關係。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們起爭辯。他們會追著你到天涯海角，從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島，直到你同意他們的論調，他們才放你走。
我還在《抗戰日報》工作時，就聲稱要加入國民黨的軍隊。我的一些朋友雖然不見得是共產黨員，卻建議我改去延安；當時是毛澤東的根據地。他們設立了一所「抗日軍政大學」，林彪是校長。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學在那裡，因此我對當地的情況多少有些瞭解。在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顯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講前唱的歌，有演講後唱的歌。鋪路挖坑時都有歌，連上廁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們還有一大堆的「主義」。在延安，人人每個月領兩元的零用錢。如果把錢花在買煙草上，就是享樂主義。如果說了個不該說的笑話，就是犬儒主義。和女生在外頭散個步，就是浪漫主義。一馬當先是機會主義。看不相干的小說是逃避主義。拒絕討論私事或敏感的事，當然就是個人主義或孤立主義：這是最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及門戶主義」，全都不是好事。不過那是後話了。在1938年，我個人反對延安是因為他們教的是游擊戰，並不合我的胃口。當時我暗地裡心懷壯志。多少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覺得如果要當職業軍人，就應該領導軍隊進攻，並採取防禦策略。我甚至想當拿破侖。躲在暗處放冷箭，然後快速逃走，聽起來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決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當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員了。不跟從毛澤東，就追隨蔣介石。這就是當時的情勢，也剛好發生在我身上。我考進成都的中央軍校，校長就是蔣介石，雖然他一年不過來視察一兩次。人人都可以稱他是「委員長」，但在軍校中的我們，不論是學生或教師，都必須說「我們的校長」，說者或聽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訓時間長達兩年。學校的確教我們如何進攻及防禦，但必須先經過數個月的枯燥練習。大抵而言，可以說共產黨要求你和他們有同樣想法，但不關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戰時是如此。毛澤東自己總是一副沒理發的樣子，衣領也弄得縐縐的。國民黨剛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麼想，沒有人管你。
如果軍校想要鍛煉我們的心智，也是透過不斷的操練來訓練我們，頗有禪宗的味道。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在操場上，演練如何立正。我們的軍官解釋，當一個人確實在立正時，他的觀察力也跟著凝結。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命令我們長期處在這種不舒服的姿勢中。有一名軍官會伸出一隻手在我們前方，測試我們是否眨眼。另一名軍官會藏在我們身後，突然伸出兩隻手指，掐住某人的後頸，看他繃緊的身體是否會像袋鼠一樣，用腳趾頭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練習。教官說，如果一個人確實立正站好，頭蓋骨底部有壓力時，身體會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頭一樣。這時我們已經練習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罰，因此不敢要求長官示範。
我們的立正練到差強人意後，就學習如何敬禮及轉彎。訓練的目的在專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擾。我們必須無視於眼前潮濕土壤散發的蒸氣，雖然鼻子可能覺得不舒服。我們假裝沒注意到鄰近甘藍菜田里的蜜蜂，雖然其聲嗡嗡顫顫，迴響在春天的成都郊外。我們接下來就忘了自己身處中國，忘了自己在這個打著敗仗的國家，在這個每兩個月就淪陷一個省的國家。這個步驟完成後，接下來就練習踢正步。
踢正步的優美之處，不在於踢得有多高，而在於踢得有多慢。我們的長官告訴我們，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進中，我們每一分鐘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鐘不到一百步，場面會更加壯觀動人。有一連可以做到一分鐘九十步，簡直美得令人屏息。不過，為達此目的，軍樂隊必須做特殊安排，重新調整節奏。
芭芭拉·塗克門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說，我們是「展覽用軍隊」。說得沒錯，我們的確常表演給來賓看，穿著制服和皮靴，戴著閃閃發亮的頭盔，配備閃亮的現代武器，觀者無不印象深刻。有一次，一組美國新聞影片記者拍了我們三天。四個兵團集合時，一字排開，佔了好幾英畝。對他們而言，我們軍容壯盛，鐵定可以改寫中國數百年來的形象。但是，我必須要說明，我們無意欺瞞。
多年以後，經過不斷的閱讀和反省，我才瞭解到，國民黨對統治的心態，具體呈現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手腕。我們必須瞭解到，古代的皇帝無從知悉所統治百姓的數目，不清楚實際稅收，也無從掌握軍隊的確切人數。統計數字不過是粗略的估算，其準確度有多高，官員也不會太當真。在這種情況下，將所有公共事務都轉變成數字，再進行處理，是很不切實際的。為維持中央集權統治，另外一個解決之道是創造出一個完美的理想模式，將之標準化，再令各階層從而傚法即是。如果產生實務上的困難，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謀的官吏必須絞盡腦汁，設法加以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個人的犧牲在所難免。無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現實之間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國在世界上具有無需競爭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現實有出入，也無關緊要。如果人人默不吭聲，缺陷就會縮到最小。只有在失調擴大到無法管理的規模時，才有必要進行改朝換代，歷史的曲線重新再走一次。
國民黨的難題是，它打算在20世紀再重複這個過程，但中國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無處可隱藏。將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測試後，沒多久我就覺得理想破滅。
軍校畢業後，我取得任命狀，首先擔任排長，後來代理連長。不過我的這一連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隸屬於國民黨的第十四師，奉命駐守雲南邊界，緊鄰日軍佔領的越南。
第十四師一度擁有全國民黨最精良的武器，配裝最新的步兵裝備、德國頭盔、防毒面具、帳篷等等。但這樣的裝備原本是為了從中國沿海的都市出發，沿著鐵路移動。國民黨軍隊被趕到內地之後，失去了現代化生活的支撐，必須在明朝的生活條件下過活。許多美國人很難瞭解此話何解，在美國，從華盛頓的政府到鄉村地帶，有許多的聯繫，如公路網、法庭制度、銀行、電台、報紙、執法單位、民間團體、包括躉售及零售貿易在內的商業服務等。在戰爭期間，上述種種都可動員為軍方所用。不只是牧師的訓道及教師的演講，連營建工人的爐邊閒談及理髮店、酒吧中的談天，都傳達了全國一致的關懷，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國軍方還擁有自身的運輸及通訊系統。在雲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裡去找村長，在槍支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至於郵政，要送一封信到鄰近的省份，必須耗上一個月的時間。我必須慎選詞彙，才能讓村民聽懂我說的話。
戰爭過了四年，快要邁入第五個年頭時，軍隊只剩骨架般的架構，居然還能維持戰鬥隊型，真是奇跡。事實上，越野行軍、醫療設備及復健中心付之闕如，欠缺足夠的工程、後勤與運輸服務，這些因素所折損的人力，超過對日本人的實際作戰。當前的問題不在如何改進，而在如何避免進一步的惡化。
對我來說，生為戰地軍官有不少不便及苦處。我必須睡在用門板改裝成的硬木板床上，至於勤務兵如何去找到這片門板，我決定不予過問。我腳上穿著草鞋，但沒襪子穿，草鞋總是磨著光腳，讓腳起水泡或摩擦成傷，長時間走在泥濘路後，更可能引起感染。我們大都吃玉蜀黍，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較粗的品種，每一粒都像是堅硬的石塊，外皮硬到必須被磨成粉後，我們再就著水勉強吞下。飲食情況如此，我必須盯緊我的屬下。只要有機會，他們可能從村民處偷來一隻狗，放進鍋裡煮，整只吃乾淨。我的警戒並非出於道德、倫理、公共關係或甚至軍紀的考慮，而是出於實際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大吃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丟了一名士兵，從此就永遠少一名，再度行軍時，他所留下來的步槍和設備，就必須由我們來扛。步槍尤其重要，山頭上的土匪開出每枝槍七千元的條件，而且保障攜槍逃亡者的安全。我們的兵士每月薪餉十二元，身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過四十元。土匪甚至還出價買機關鎗和軍官的手槍。有一次，團裡有一名勤務兵企圖帶著兩把手槍潛逃，但在逃到山頭之前被逮捕了。他在軍團前被判死刑，而且當場執行。我們的團長用硃砂筆劃掉寫在紙上的姓名，隨手把筆往肩後一拋。逃犯被帶往山丘的另外一邊，我們靜默等著，忽聞一聲槍響，響徹空中與群山之間，結束這個魯莽逃兵的一生。這次事件後，有些連晚上把步槍鎖起來，軍官睡覺時把手槍放在枕頭下。
除了物資缺乏以外，我們還面臨嚴重的運輸問題。雲南南部的山區人煙稀少。雨季時，拖在身後的一包一包軍備，不是無故消失，就是掉進及膝的污泥中。從村民中徵召來的驢子數量有限。1941年夏天，我們這一師，包括司令部及三個團，駐紮在村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師部決定優先供給鹽與蚊帳。至於夏季制服，軍政部已經發給每人一套，發放地點在火車站，我們再自行送到駐紮地區。這一套制服，就是軍人所擁有的全部衣物。前一套早已磨壞，軍方高層從來不關心軍人有無內衣可穿。有一段時間，我們洗衣服的唯一機會，就是在晴天時把整連人帶到溪邊。人在洗澡和玩水時，制服放在一旁曬乾。萬一敵人抓住正確時刻突襲，會一舉捉到光溜溜的我們。夏天過了一半，情況多少改善了些。軍政部終於撥給師足夠的錢，讓我們可以在當地買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時，通貨已大幅貶值，資金縮水，而附近也沒有供貨商。我們的師長運用想像力，讓後勤官打扮成商人，從日本佔領的越南購買騾子運來的白色布料。回到國內後，布料再交給當地的染工處理。顏色是否接近正規的草綠色，甚至沒有人去懷疑。其後數星期，所有師可以找到的縫衣機都派上用場，做的是短褲短袖，以節省布料。此時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換。
戰爭的第四年，我們的徵兵制度和村長徵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我們連中有一個「落後五碼的唐」，我搞不清楚他為何被迫入伍。唐有點駝背，肩膀顯然歪一邊，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問題似乎在心理方面，因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這一連沒幾天，才發現他的習慣很奇怪。我們行軍時，他總是落後，但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超過五碼。我們速度慢下來時，他也不會試著追上來。但我們加快速度時，他也設法加快腳步，因此始終保持五碼的距離。有一天我決定停止他的這項特權。我對他喊：「加油，跟上來，唐！我不想讓你裝做後衛。」
他沒有加快腳步，反而索性停下來不走了。他帶著乞求的神情望著我，喃喃自語，彷彿在哀求我：「腳很酸呢！」
「胡說，如果你可以在隊伍後頭走那麼快，沒有理由不能走在隊伍裡。」
他仍然動也不動。我失去了耐性，揮舞著拳頭對他吼：「笨蛋！你必須走在隊伍裡，要不然我就揍你！」
聽到我的威脅後，唐開始嚎啕大哭，一瞬間淚流滿頰，哭得像小孩子一樣。我愣住了。忽然之間，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長官想要改變他並沒有成功，他的諢名並非憑空而來。我將那五碼距離認定成絕症，納悶軍中養這樣的廢物有什麼用。
賴中尉是個紅臉年輕小伙子，受過中學教育，擔任營裡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說。他對我說，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來炸日本戰艦的魚雷漂到岸邊。這枚怪東西長了很多觸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眾，其中也有小孩。一個勇敢的人走過來，手上拿著一把螺絲鉗，自稱知道如何拆除魚雷，結果是轟的一聲，震動鎮裡所有房子。當天晚上，哀悼至親的哭聲從街頭傳到巷尾。賴中尉敘述故事時，心平氣和，彷彿他就在場目擊。我從來不曾問他如何得以不受影響，但是，我認定他很有智能，神經比較粗。他看我和唐這樣的士兵過不去，有一天對我開罵：「你們這些軍校來的人老是自以為是！想把這種人改造成軍人？門都沒有！」他搖搖頭。
接著賴副官跟我解釋，唐這種兵是用來充數的。作戰時，大半要靠受過射擊訓練的人，也許他們的技術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們可以進行瞄準訓練。師裡設立訓練隊，讓他們熟悉步槍、手榴彈和自動武器。我這一連就有四個人曾經受訓。難怪他們舉止和別人不同，有時幾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讓我很生氣。他們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為未來我還要仰賴他們。至於其他人，最好還是不要在他們身上浪費子彈。只要他們射擊時大方向抓對，就算不錯了。至於「落後五碼的唐」，我大可自行決定。他不過是個小孩子，我之前為何沒想到呢？
想通了後，我頓覺解脫，不必再去嘗試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覺得很沮喪，只要當大學生，我就不必當兵，可是我卻自願從軍。在軍校待了兩年，更多時間花在行軍上。我很想對國家有所助益，卻一點忙都幫不上。不論我是否在軍中，情況都沒什麼差別。我曾經幻想當拿破侖，但是眼見這樣的局勢，如果拿破侖大軍從莫斯科撤退時，我能置身後衛，就很榮幸了。
這樣悲觀的想法讓生活更難忍受。我們與世隔絕，沒有任何讀物，唯一的報紙是師裡的政治部門用油印機印的一張紙，消息來源是收聽廣播，重申我軍在前線表現有多優異，尤其是和英軍、法軍相比，更不用說俄軍，當時蘇聯軍隊也敗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們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歲月。雨沒完沒了，無窮無盡地下著，有時是傾盆大雨，有時是濛濛細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當不錯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亞熱帶的雲南南部地區，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氣溫陡降，山區更是如此。士兵穿著冬季的棉襖綣縮身體入睡，用蚊帳、毛毯或帆布當被子，抓到什麼就蓋什麼，甚至幾個人合蓋一床被。地板上則鋪著稻草，這樣的環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們的除虱行動從來不曾大獲全勝。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襖內部翻出來，在縫線中尋找虱子，找到後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軟的腹部，嗶啪作響。不久後，我也拿出母親給我的羊毛衫如法炮製。一名中國作家曾發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寫掐虱子時，看到拇指上沾著擠出來的血，不禁湧出復仇的快感。他一定有親身的體驗。
我感染過兩次輕微的瘧疾。我們從來不把瘧疾當一回事，醫生會給你幾片奎寧藥丸，認定你服了後就照樣活蹦亂跳。我的一些軍官同僚認為，治療瘧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懷疑。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軍中飲食多樣化的醫學借口，結果我並沒有聽信這派的醫學理論。
雨季快要結束時，我們準備接受第九軍司令官的視察。我們盡心盡力清掃駐紮地所在的農莊。但是關麟征將軍並沒有看到我們的努力成果。我們師裡的射擊手在他和隨從軍官前表演技藝，他再對我們進行一番小小訓示後，視察就結束了。
約莫在同時，我發現前線一些作為令我心煩。第十四師夾在兩大軍團之間。西翼是第九軍，東側第一軍是由軍閥龍雲率領的雲南省軍隊所組成。他們都戴法國頭盔，裝扮也勝過我們。部分原因是他們和當地的聯繫較好，駐紮地區的公路也較好，因此狀況較佳。但是，他們的軍官從事走私貿易。騾隊通過他們的前線往返越南，一定要經過他們的默許。騾子運載桐油、水銀及錫塊到南方，這些都是日軍需要的戰略物資。回程時就載了鴉片、紡織品和香煙，不難想像他們從交易中取得暴利。對日本間諜來說，這也是很好的掩護。數月之後，我在重慶遇見老友盧益（音譯），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將我的見聞寫成文章，由他替我發表。現在盧仍是上海兩所大學的新聞學教授。
在我們獲悉珍珠港事變前一周，我的父親過世了。因為當時郵政緩慢，我收到妹妹寫的信時，已經過了一個月。信中她只提到父親病重，我把信給長官看，獲得第十四師批准「長假」，幾乎等於退伍令，我不用再回來服役。美國參戰時，我們覺得勝利在望。先前我方急著把軍隊派到雲南，認為日軍一定會從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戰事擴大時，日軍卻移師他處，越南前線頓時清靜了不少。在那段期間內，我和弟弟將父親安葬在湖南，將母親和妹妹送往重慶。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師，反而在首都衛戍司令部從事文書工作。我還是穿著軍裝，執行著舊式官僚的工作。這是國民黨的另外一個層面：在上方的龐大指揮部中，仍然保留著傳統的形式，而高級將領之間的關係因為缺乏組織的邏輯運作，必須遵從舊的格式。
軍校的一位同學來看我，建議我：「我看你已經成功了，有了陶壺和硃砂印，已經步向紹興師爺的後塵，真是美事一樁。你現在只要把指甲留長就對了。不過，如果我是你，我會換掉那身嗶嘰制服。穿這種衣服對你沒好處，最好還是改穿絲袍，加上刺繡補丁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來嘲諷我。我的心意已決。在總部不到一年，我無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達一樣，心癢難撓，一心等著上戰場。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發生許多事，菲律賓、中途島、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爾還馳騁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飛到東京。我們的西方盟軍表現不夠出色，頓時顯得我方還不算太差。這也影響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當拿破侖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壺當紹興師爺，一直等到戰爭結束。我可以找點刺激的事來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軍官飛過「駝峰」到印度去。我們是先遣部隊，到藍伽（Ramgarh）去設立新一軍的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