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緬甸

在1942年,中國派遣了一支遠征軍去緬甸,是由第五軍和第六軍組成的,這是蔣介石所能調度的最好軍隊,但結局十分淒慘。剛開始中國軍隊和英軍發生爭執,延誤了入緬的時間,等到進入緬甸時,一切已經太遲了。打仗的時間少,撤退的時間多。日軍在盟軍後方實施大規模的迂迴包圍戰術,中國軍隊和英軍只好忙著撤退。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發現自己的退路被敵軍切斷,於是燒掉卡車,焚燬輜重,企圖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達西北邊的印度阿薩密省。但是只有少數人到達終點,其中有一位是美國將軍,名字是史迪威。

又經過一番爭執後,決定設立一支新部隊,就是中國駐印軍。新二十二師和新三十八師的殘餘人馬,在印度心臟地帶比哈爾省(Bihar)的藍伽重新整軍。英軍負責糧食和衣服等後勤事務,美軍負責供應戰略物資及提供訓練。飛機運送來整補的中國軍隊,不只要強化兩個受損的師,還要成立第三個師,此外還有三個野戰炮兵團、兩個工兵團、數個坦克營、以及運輸與通訊單位。三個步兵師組成新一軍,由中將鄭洞國率領,接受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的管轄。

在不幸的緬甸第一次戰役中,蔣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錯誤。他任命史迪威為中國軍隊的總指揮,卻沒有充分授權。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於外交的考量,以為史迪威會滿意這樣的頭銜,因此軍隊補給將不虞匱乏,而且史迪威還代表第三方的勢力,可以和英軍維持較好的關係,保障中國的權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國軍隊的傳統,一方面也出於個人的習慣,蔣介石從來不曾放棄直接指揮屬下的權力,並沒有透過總指揮來傳達。這樣無異於以國家元首來執行軍事否決權。在過去,由於中國將領背景迥異,軍人的來源十分複雜,這種做法有其必要。但是這種曖昧不明的運作手法,卻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覺得自己被「出賣」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緬甸集結大軍,他的中國屬下卻看到英軍逃離,暴露中國軍隊側翼,日軍快速衝向後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屬下無意充當英雄。高階指揮官要不就忽略孤單的美國將軍,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卻這次屈辱。他建立駐印軍時,決定算清兩筆賬:一是必須在被迫撤軍的同一地區打敗日軍,二是必須在實質上成為中國軍隊的統帥。為達成第二項目標,他將第一次戰役中的資深中國軍官全逐出藍伽。選擇新一軍的指揮官,這一度成為重慶高階將領的話題。

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個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為下級軍官的我,常在司令部進進出出,因為憑著推薦信函,我得以拜訪將軍,被他們接見。基本上來說,軍政部並沒有能力處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後勤支持,安排所有的運輸事宜,因此必須容忍我們不按正規的舉動。軍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實施一套嚴苟的升等制度。我們全受限於從軍校畢業的日期,除非學長陞官,否則輪不到自己,在高層就比較有彈性。在打造國民黨軍隊及剷除軍閥的初期,蔣介石對軍階的授予不可能太嚴苛,不過,這並不代表資歷不受重視。此外,高階軍官的內在向心力,是由一個非常小的團體間親如手足的關係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黃埔軍校早期的教官與學生,成都中央軍校不過是其延伸。

中國軍隊的創造,可以說比時代早一步。軍隊和社會缺乏聯繫,就像異物飄浮其上。其間的危險之處在於,資深高階將領佔據同一地區太久,就會想透過個人關係和軍隊的資金建立與該省的關係,這就是軍閥的起源。對日抗戰時,國民黨軍隊仍然需要若干舊軍閥的協助。但國民黨無意培養新軍閥。「黃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歸諸於環境,尤其是黃埔第一期,學生是校長蔣介石親自挑選,六個月的訓練也是由委員長親自督導。畢業後,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學生並沒有全部擔任軍官,有些不過是班長,不到一年,許多人死於戰事。他們對國民黨的忠貞奉獻,成為人盡皆知的特色。鄭洞國就是黃埔一期生。

此時的鄭洞國看起來內向保守、溫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輕時的他曾帶領士兵衝鋒陷陣,攻城掠地。他行動緩慢穩重,不能免於安逸舒適的誘惑,休閒時喜歡下跳棋。西方並不熟悉他的名聲,但他在中國將領之間以謙遜知名。他從來不曾邀功,聽任長官和同僚決定遊戲規則。他對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讓他們行事,總是替他們說話。蔣介石派他去統率新一軍時,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適合人選。

數年後,我擔任鄭洞國的副官,有機會更加瞭解他。他的長處在於堅忍不拔。他是崑崙關一役的英雄,對我解說在1939年冬季時,如何從日軍手中攻下這個高地。當時兩邊人馬對峙已久,雙方都筋疲力竭。他統領的榮一師,前線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個團長在內。敵軍之所以沒有殲滅他們,是因為他們自身情況也很糟。這時我方補充了一師,帶來進攻的命令。兩團人馬從師的所在位置奮力進攻,但損傷慘重。參謀長舒適存少將判斷崑崙關會被攻陷。他對了。我軍發起另一波攻勢,剩下的兩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頂,此役存活的日軍並不多。

舒將軍也是新一軍在藍伽的參謀長。鄭將軍不願浪費他的才華,後來推薦他擔任別的職務。鄭將軍提到他時,總是說好話。「像舒適存這樣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這時我已經知道,對鄭來說,成熟是很高的贊語。舒將軍不是黃埔的畢業生,他畢業自省立軍校(校案:應指各省的武備學堂或講武堂一類的學校),因此只好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不起眼的職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晉陞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斷。他的軍隊曾經潰敗,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軍法審判,被判死刑,雖然撤退是前線的事,他並沒有下命令。他終究被赦免,有機會戴罪立功,繼續他的軍旅生涯,並沒有因為運氣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絲一毫的影響。鄭將軍把舒的失敗經歷視為良好的資歷,這點必須站在國民黨軍中的觀點才能瞭解。眾所公認的是,在特定時點中,任何軍官都可能時運不濟。通過考驗後,舒仍然勇往直前,證明自己身經百戰,可以成為優秀的將領。

在金錢的誠實方面,我和鄭將軍意見不同。國民黨管理軍隊的方式是,在缺乏軍隊的地區,軍政部會給當地的高階將領一大筆整數的金錢,讓他們自行解決問題。因此,資金運用的誠實與否,其間分際就很模糊,有時差異不過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還是直截了當說出自己的看法,表達下級軍官的意見,指出高階軍官貪污腐化。「你們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鄭將軍會輕輕斥責我。他為他的一個長官辯護,說這位前黃埔軍校的教官「幾乎無米可炊」。這段話當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鄭將軍要說的是,雖然該將領表面上經手很多錢,但他必須養活部下,其中有的失業,有的家有急難,還要盡種種特殊義務,剩下的金額不足讓全家維持差強人意的生活水準。就這個特殊案例來看,我沒有被說服。不過將軍言語直率,讓我從新的角度出發,來看待高級將領的生活及掙扎。我開始瞭解,在國民黨的軍隊中,沒有人有太多的行動自由。一旦成為高級將領,就必須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無法順自己的心願,將想要的軍官網羅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須將不想要的人納入屬下,有些甚至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於鄭將軍的親切善意。我們在重慶時,他讓司機把車停在山腳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濘路,到我們家的簡陋小屋探視我母親,後來他要夫人致贈三萬法幣(約十八美元)。但更重要的是,鄭將軍讓我自由發揮,我可以做許多不符合軍事傳統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將軍從我們面前走過,我不是依官階向他們行禮,而是隨我自己對各個將軍的敬意而定。「黃參謀,」將軍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階將領前的態度不是很好。瞧你窩在沙發上的樣子。」他接著說,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我會大大惹禍,這倒是真的。抗戰勝利後,我們在東北,他推薦我去美國進修,我擔心可能過了期限。他說不用擔心,兩天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會來,他會對他提這件事。他說到做到,不過後來我們才發現,根本沒有必要,原來野戰部隊的期限已經延後。

鄭在東北時,接到最糟的任務。他攻下長春,奉命守城,時間幾達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島。在最後數星期,在連小機場都沒有的情況下,軍隊奮力守城。共產黨軍隊以高射炮圍城,封殺空投物資的任何可能。他的兩位將領投降。司令部拚命打了半天仗,最後只得敗降,但將軍堅持絕對不投降,最後被共產黨軍隊俘虜。多年來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國畫報》上。圖片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他為「愛國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這是後話。在1943年2月,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去他在重慶的旅舍客房見他,談了數分鐘。在我們飛往印度時,我被派到他的營區當參謀,官拜上尉。在我和總指揮之間,有無數的層級。那時我們根本不在乎總指揮是誰。我們先遣部隊有十八個軍官,都很年輕,才二十多歲,只有於上校例外,他是師級以上的副官,年齡約三十五歲上下。當時能夠走訪外國是很大的震撼。在四個小時的飛行途中,我們看到白雪覆蓋的山頭,最後總算看到印度。當C-47開始降低高度時,布拉馬普特拉河的風貌完整呈現眼前。大河漫延無邊,直通天際,之間必定有無數的水道、小島與沙洲。我們一度只能見到沙和水,傾斜在機翼尾側,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之下,景觀真是動人。即使到了現在,我仍然覺得,這樣的景色只適宜出現在《國家地理雜誌》閃亮耀眼的彩色畫頁中。

我們早已得知,印度這個國家擁有無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卻非常骯髒。這樣的描寫並沒錯,不過同樣的說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印度中部的乾燥氣候對我反而是新鮮事。到了晚上,繁星密佈,整個蒼穹顯得更深邃,想必已激發許許多多詩人和小說家的想像力,難怪會誕生神聖牧羊人和轉世馬車伕的傳說。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樣吸引住我們。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穿藍衣服。廟宇的柱子總是塗上一層特別的紅漆,稱作「硃砂紅」。除此之外,街道上並沒有太多色彩。在印度,顏色的組合喧鬧放縱,綠配紫,橘色滾藍紫邊,再穿插金色條紋,即使是農婦,照樣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們覺得奇怪的事,就是當地人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頭上。在中國,較輕的東西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輕巧的提籃用頭頂,盒子和箱子也是用頭頂。

在我們到達不久前,印度人才發起「退出印度」運動,讓英國人很是尷尬。因此,我們在藍伽營地時,英軍謹慎觀察我們,擔心民族主義旺盛的中國人會有新的舉動,重新點燃當地人的民族主義情操。其實,這個顧慮是多餘的。我們唯一接觸的印度人,就是在營區流浪、白天時睡在樹下的賤民階層。我們才到達,軍中的廚師就立刻僱用他們。懶散的廚子讓他們整理廚房,洗碗盤,用剩菜當工資。從此以後,依照印度教的正統習俗,我們已經裡裡外外被賤民污染,毫無翻身的可能。在軍營的裁縫店中,偶爾可以看見服飾奇麗的印度婦女,但她們看都不看我們一眼。

多年後,我讀到西方作家寫的文章,指出在訓練營中,我們多麼感激享有物質上的福利。這話既對也錯。最滿意的當屬戰地軍官。排長和連長不用再擔心士兵會脫逃,他們都吃飽穿暖,身體健康。軍官不可能像我在雲南時一樣煩惱:當時一名士兵眼睛發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著紅腫,淚眼婆娑;腳上的壞疽永遠好不了,因為雨天時必須不斷踩在泥濘路上。衣著方面,我們配發到印度式的陸軍制服。後勤部隊的軍官會定期收走穿舊的制服,送到營本部,換取新衣。

對我們來說,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經歷過雲南的軍旅生涯後,我實在不該這麼說。不過營養不等於美味,飲食無聊乏味,晚餐絕對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連續三個月吃白飯配醃牛肉絲,就可能瞭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讓我們顯得很可笑,襯衫上的紐扣是橡膠做的,褲子上則是鋁扣。奇怪的是,褲子上沒有扣環,腰帶無從安放。靴子和襪子永遠大上很多號。因此,為了美觀和舒適起見,我們開始自掏腰包,去買量身訂作的制服。對我們的盧比津貼而言,這是不小的開支。我們也把橡膠處理過的床單拿到裁縫店,改成中國式的軍便帽,再別上國民黨的大齒輪徽章。理論上,這些橡膠床單似乎應改裝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床,以利叢林作戰,改成帽子既未經過核准,更在史迪威將軍的禁令之內。不過,防水的軍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後史迪威自己也戴了一頂。他戰時的照片正可證明,他違反自己頒布的命令。

在我們抵達藍伽的頭兩星期,我們無法分辨美國人和英國人有何不同,他們都是穿著卡其軍服的白種人。但到達營地已好幾個月的老兵,卻對我們的無知很是憤慨。「你們為什麼看不出差別呢?」美國人的卡其軍服比較閃亮,甚至連士兵的制服都上過漿,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說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軍的臂章翻轉向下。英國士兵比較粗野,衣服總是皺成一團,和我們沒有多大差別。很多英國兵二頭肌上刺著刺青,更常講髒話。鄰近藍溪(Ranchi)的歌舞雜耍廳總是擠滿了英國兵,一名肥胖的白種婦女扭著臀部唱「喔,我的戰艦」時,士兵哄堂大笑。美國人比較喜歡把錢花在休假上,去加爾各答和大吉嶺。最大的不同是,美國大兵的薪水是英國兵的四、五倍。

我們和駐印軍的英軍參謀團軍官混熟後,他們邀我們吃晚餐。我們才開始瞭解到,我們的盟友之間簡直有天壤之別。英國軍官彼此以軍階相稱,但只到上尉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則是「其他層級」,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們對每件事都有正確的應對進退之道。如果我們覺得吃東西很難不發出聲音,正可以向他們學習,因為他們可以讓最堅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時保持一派從容的態度。他們說的英語也不一樣。他們緊抿著嘴唇說出:「我也這麼覺得」(Aye Sirpboose Soo)時,和我們在電影上聽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層級及美國大兵的英語也不一樣。

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態作祟。在藍伽,我的軍階多少有些尷尬。只有英軍參謀團門口的印度衛兵,會用前後一致的態度表示重視。他們總是向我敬禮,而且誇張用力地舉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頭巾邊緣時,還不時晃動。但在軍營另一邊的美國衛兵,只會瞪著我衣領上的徽章瞧,彷彿是不可解的謎。他會讓我進去,但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敬禮,所以我也默默走進去。有一天,我原先預期受到同樣的對待,卻發現站崗的衛兵換了。他突然立正敬禮。由於事出突然,我毫無準備。偶爾會有美國兵走近我,指著我的徽章說:「嗨,老兄,你是什麼官階?上尉嗎?」(Hey, man, 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國人對藍伽的訓練課程很引以為傲。同樣地,要看從哪一面來看。就基本的戰略而言,他們的授課內容和我們在軍校所學只有小小的差異。基本上來說,我想無論是哪一國家,所有軍校內教的陸地作戰戰術,都有相同的來源,其中德國人的貢獻不少。如果你翻開美軍、日本皇軍或國民黨軍隊的步兵操典,你會發現有許多相同的章節,甚至詞彙用語都是相同的。我們所欠缺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構成現代戰爭的要素。

美軍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正是戰略物資,不只是因為其充分,還包括他們用有系統的方式去處理。許多我的軍官同袍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機,去上坦克駕駛課程及野戰炮兵訓練。由於我在總部服役,我錯過了這類機會,但我至少參加汽車班,學習如何駕駛卡車。在當時的中國,即使腳踏車都很少見,沒有人知道如何開車。藍伽駕駛課程開放給中國軍官時,有些上校就和年輕的中尉一樣熱心學習。我們的課程是由一名美國下士督導,一些中國兵充當助理教練。課程一早就開始,持續到下午,接連好幾天。最有趣的課程是倒車,大概有三十部兩噸半重的卡車排在一英里長的場地中,一起倒車時彼此間隔很近。課程結束後,每個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項刺激的事,是騎兵營中的阿拉伯馬穿過果園。這些馬身高腿長,騎著奔馳在成排的果樹間,別有一番滋味。不過,並不是所有的馬都被馴服得妥妥帖帖,有時仍然野性未改。有一次一名中士(事實上還是馴馬師)被摔出馬鞍外,但他的一隻靴子太大,卡在馬鐙上。他被馬拖著跑,馬更加驚慌,甩不開騎士,決定跑回馬廄。馬跳過一個木籬,不幸的中士一頭撞在橫木上,頭顱因此破裂。這次意外對我們多少有些嚇阻作用,至少持續了一陣子。

我們和美國下層軍官的關係或許還算和睦,但和上層就沒有機會稱得上滿意。首先,整個國民黨深信,中國事務只能以中國人的方式來處理,西方人永遠不可能瞭解個中因由,甚至也沒有必要加以解釋。這樣的態度大錯特錯。即使我花了一些時間才想通,我還是要說,中國並沒有如此神秘。國民黨的所有問題在於,它打算動員過時的農業社會,打一場現代的戰爭。中國的軍隊需要現代工業的支持,但事實上在我們背後的,只有村落單位的龐大集結。我們的上層組織,無論是民間或軍方,有許多漏洞和罅隙,必須以私人關係及非常手段去填補。要用這樣的解釋讓不耐煩的美國人同情,的確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釋,我們所暴露出的弱點只會招惹所有的道德譴責。任何外國觀察家都可以說,我們貪污無能。我們愈想遮掩,情況就愈糟。我們似乎明知故犯,惡習難改,種種惡行包括攀親拉故、浪費物資、侵佔資金、亂搞關係及明目張膽地偏心。更糟的是,我們還全盤接受,認為這些是必要的罪惡。

同樣地,我們對美國人的觀念也很奇特。我們認為英國人對自己人很紳士,對其他人就不然。我們相信美國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謂的天真,就是沒有被破壞的純真,這是一種好的特質,但這又是錯誤的想法。美國讓我們開走全新的吉普車,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確很好,但目的絕不在於展現他們如何大方慷慨。我們這兩國是在聯合對抗共同敵人。戰略物資的運用,是為了贏得戰爭。當時美國的考量在於讓中國持續應戰,因為如果中國陣線一垮,美國所花的戰爭代價會更大。我們如果缺乏實力,也很難和美國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為他們亂撒戰略物資給我們,是出於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實的期待。

至於我們必須接觸的美國高階軍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們很清楚我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因此決定反其道而行。他們也感覺到,美國政府對我們太大方,他們忠於美國納稅人,因此隨時準備對我們嚴苟。而且,天真並不是美國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項優勢,卻沒有要求對方回饋,這種做法幾乎等於無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國老手,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對任何想佔他們便宜的中國人,他們隨時等著要讓這些人失望。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盤算著對方的弱點。

史迪威將軍和身邊軍官的心態,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結」。軍事史家可能覺得,被指派到中國來的美國將領多少有些自我犧牲,因為他們錯過在歐洲上演的「大戲」。這種說法值得討論,因為即使奉派到別處,他們也必須贏過同袍,以求實現自己的野心。然而,對職業軍人來說,中國仍具備相當特殊的吸引力。不管傳說是真是假,中國似乎有豐富的未開發資源,如果加以妥善運用,可以幫助這些將軍取得名聲及財富。事實上,這些資源可能對全球規模的戰爭貢獻良多,卻只花美國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資源方面。

中國農人是好士兵的素材,這樣的想法由來已久。他們堅忍不拔,刻苦耐勞,願意服從,性情開朗,有自樹一格的勇敢風格,卻仍然夠聰明,可以吸收基本的軍事技術。他們所需要的就是領導,而對外國人來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產生領導人。對和蔣介石交涉的美國將領來說,這正是絕佳機會,可以用租借的物質來換取在中國的領導權。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軍少校。他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就在1863年加入中國軍隊,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國兵穿著西方軍服,配備西方武器,軍官都是歐洲人。鎮壓太平天國時,戈登的部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此他被稱為「中國人戈登」。八十年後,史迪威將駐緬軍視為他的「小成本軍隊」,有一天會「擴大到相當的規模」,他想以同樣方式再造歷史。

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將軍無法發揮中國部隊總指揮的功能,原因就在於他缺乏可以指揮的幕僚。在藍伽,他靠巧妙的手法來加以彌補。我們到達營地後不久,發現將軍的總部——所謂的「指揮部」——不過是枚硬幣,一頭印著「美國」,另一頭印著「中華民國」。大致而言,這是史迪威中國—緬甸—印度劇場的印度辦公室,隸屬美國管轄。但由於史迪威也是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他同時要動用美國及駐印軍的幕僚時,不必有額外的授權。因此,其中各式各樣軍階的軍官,大多數不曾去過中國,不會說中文,也不熟悉中國事務,但全擔任國民黨軍隊中的指揮及幕僚工作。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不同的文具,以便從一國換到另一國去服務。在實務上,在重慶的軍政部送來許多軍官,擔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這些人靠個人的努力,讓自己對美國人有用,尤其主要是口譯及筆譯方面,否則不如將這趟印度之旅視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機會。沒有人會向他們請教軍務。

史迪威將軍去重慶時,由他的參謀長柏德諾(Haydon Boatner)准將掌理指揮部。在鄭洞國的參謀長舒適存到達後不久,柏德諾派了一輛橄欖褐色的轎車來,讓新的部隊長使用。新二十二師提供一位司機給我們。次日,司機打開引擎蓋檢查引擎時,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觀眾,因為沒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幫浦的不同,也無法解釋風扇如何連接電力系統。司機於是大大炫耀了一番,我們都大為佩服。對旁觀者來說,我們正嘻嘻哈哈在拆解車子。柏德諾將軍正是其中之一,他剛好經過,看到我們,當時卻什麼也沒說。

不久後,舒將軍坐著這輛轎車到指揮部去做禮貌性拜會,受到柏德諾將軍熱誠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將軍起身道別時,表情嚴肅的柏德諾說,他必須走回去,因為汽車已被收回,重歸指揮部管轄,隨後會補送備忘錄說明這件事。

我們的參謀長就此結束禮貌性拜會,之後走了一英里路回到營區,既感震驚又覺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諾所言,美方送來備忘錄,提到為顯示對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揮部送來轎車,方便他的使用。不過,由於轎車顯然並沒有得到妥當的照顧,因此車輛必須送回美方的車庫。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釋那一天早上發生的事。這時柏德諾將軍態度才軟化,讓轎車回到我們的總部。這事件落幕後,舒將軍召集我們,念出他和柏德諾的往返信函。這時鄭洞國都還沒有到印度。

數天後,我們首度得知,新一軍的總部沒有指揮權。我們的總指揮鄭將軍只要負責維持中國部隊的軍紀即可。他不只負責三個步兵師的紀律,連所有支持單位也包括在內。指揮部送來一份備忘錄,明確告訴我們這一點,而且說,我們已經有太多軍官,不能再要求從中國空運更多軍官來。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理解,是誰和美國達成協議,讓我們的總指揮毫無指揮權,只能充當憲兵司令,而總司令部也只能充當軍法官的辦公室。鄭將軍很不贊成,我們也有同感,不過,所有的意見與抗議全部無效。後來指揮部讓鄭將軍帶來第二批軍官,是他從以前統率的第八軍之中抽調而來的。但在指揮權方面,美方立場堅定,絕無退讓餘地。鄭將軍於印度及緬甸執勤時,唯一可以有效指揮的軍隊,只不過是一整排由中尉統領的衛兵。第二次緬甸之役開打時,中國兵投入戰場,事先都沒有通知他。起先,指揮部的先遣司令部直接下令給各團及各營,後來戰事擴大,命令才下到師長級。命令都以英文下達,而且都打了字。美國人有一套聯絡官和口譯人員的聯絡網,遍佈中國軍隊中,可下達營這一級。我們都是透過下層單位,間接知道指揮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鄭洞國被形容成「那個白癡」。這位尖酸刻薄的美國將軍所以達成這樣的結論,和某一事件大有關係。鄭洞國在藍伽安頓後,兩個師的師長都邀請他去校閱軍隊。我們先去新二十二師。他們選給將軍騎坐的馬很是高大,但卻不太習慣中國號角聲。號角手在軍隊第一列前方大吹號角,聲音又大又響,正對著領頭的這匹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來,將新的部隊長摔在地上,一隻短靴還甩在空中。我們全都嚇呆了,全場悄無聲息,將軍努力站起來,穿上靴子,再度騎上馬。執勤的營長派了一名士兵來,抓牢馬鞍,讓馬繼續走在部隊前方。這次事件並沒有呈報,不過後來英方及美方軍官在場時,鄭將軍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員抓著馬鞍,史迪威不禁笑了。說來諷刺,這次事件姑且不論,鄭洞國將軍的馬上功夫並不壞。

鄭將軍雖然看起來安靜隨和,卻相當堅守某些原則。我兩次勸他,身為高階中國將領,他應該多出現在前線。但我這兩次勸告,都只惹來他的生氣。對他而言,他的指揮職責只要從將軍的營地發出即可。只有在戰事吃緊,例如前線有相當比重的人馬陷入危局時,才需總指揮親身抵達現場,他的在場才有意義,才有份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階將領如果太常到前線去視察,只會打擾下屬的指揮。如果說史迪威鄙視鄭,鄭同樣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線「炫耀」,看不慣他老是出現在前線,對下層軍官定期施壓。事實上,鄭將軍在緬甸數次探視前方的營隊,還有一次搭乘L-1聯絡機飛到敵方陣地,但他對這樣的作為向來沒有太大興趣。

鄭將軍和史迪威及指揮部的關係愈來愈惡化,他飛回重慶兩次,要求蔣介石解除他在駐印軍的職務,有一次還聲稱如果不換他,他就不離開中國。(我是後來從鄭夫人處聽到的。)蔣介石大罵他一頓,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繼續和美國人周旋,對抗戰就是一大貢獻,他的努力會受到肯定,不論他是否實際指揮軍隊。1944年夏天,他被升為駐印軍的副總指揮,進一步確定他是個沒有實責的將領。當時在緬甸北部的駐印軍,已擴大成兩個軍團。而指揮部還是直接指揮部隊長,就像以前直接指揮師長一樣,再度繞過中國高階將領。史迪威被召回美國後,繼任者索爾登(Daniel Sultan)毫無意願改變現狀。新的美國總指揮從來不曾請副總指揮開會研商。

鄭將軍的幕僚只縮減到一小群軍官,在雷多(Ledo)設立辦公室。駐印軍的野戰將領都前來訴苦,並透過高階長官重申對蔣介石的效忠。美國人可能以為,由於他們的企業化管理,陰謀與政治會遠離駐印軍,不可能像在中國軍隊中一樣猖獗。就短期和當地來說,這種想法不能說錯,但治療的功效只限於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軍隊中,軍源十分複雜。新三十八師在轉變成國家軍隊以前,是財政部稅警總團。在鹽稅還是國民政府重要財源的時代,這個單位是用來巡邏產鹽地區,以防武裝走私,因此這部隊被稱為「財政部長的軍隊」。將領是孫立人中將,畢業自維吉尼亞軍校,和黃埔軍校沒有淵源。新二十二師來自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他就是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對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將軍。師裡的許多軍官毫無疑問仍然效忠於杜,因為他們以往都因他的推薦而獲得派任或晉陞。目前的指揮官是廖耀湘中將,畢業於黃埔第六期,又到過法國的聖西爾軍校。新三十師原先是補充兵訓練處,師長胡素少將是赫赫有名的黃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戰爭開打後,直接從中國飛來的兩個師也一樣,背景及人事都很複雜。

史迪威將軍遵照美國陸軍的慣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戰役結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兩個團長的職務,要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回中國。接著他論功行賞,晉陞數名野戰軍官。依據國民黨的慣例,這些舉動必須經過蔣介石的核准,而委員長自己在進行如此重大決定前,也會衡量大眾的反應及政治上的可能衝擊。就這方面來說,史迪威的指揮權比蔣還要有權威。

不過,這位美國將軍並沒有解決政治問題,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認為,這位美國大叔的管理風格可以延伸到整個國民黨的軍隊。隨便舉一例來說,他在整備三百萬名士兵時,不可能不會對某些單位特別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於駐印軍的嚴格篩選標準,施行到三百多個步兵師。一旦達不成這樣的標準,他可能和我們一樣,必須平衡局勢,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產黨一樣,完全去除軍隊的都市影響力,重新改造軍隊,讓軍隊的勢力完全由鄉村來支持,並且改造鄉村,一切從頭開始。不管是美國人或我們,當時都沒有想到,這樣的計劃必須經過詳細繁複的「主義」論戰後,才得以施行。對單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於是將共同的分母強施在千千萬萬名政工人員身上,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貴野蠻人」的地步。走向單純化的瘋狂動力一旦激活,就會沒完沒了持續下去。在延安發起運動的人士,必須抑制略嫌沒教養的言辭與行動,達成心智一致,以維持戰事的順利進行,但他們很少能預期到,這種運動的動力,最後會將他們捲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調回美國,是早在上述困境發生前。但是,這位立意良善的將軍從來不瞭解,他在緬甸叢林直來直往的管理方式,並沒有簡化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紛爭因素。一定軍階以上的駐印軍軍官都必須面對下列問題:我應該保留我的中國風格嗎?或者應該多和美國人合作一些?李鴻少校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李鴻是史迪威的愛將之一,被他晉陞,繼孫立人後接掌新三十八師,而且還被舉薦獲得美國政府的銀星勳章。但勳章要頒給他時,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國。勳章由索爾登別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禮上,我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新的總指揮。他一定是個很謙虛的人,我想不起何時看見他的照片登在報紙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現。他肩扛卡賓槍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樣,不過,他卻聲稱他只是想「打幾隻松鼠」。在典禮中,李將軍嚴肅地說,能替美國將軍服務,深感榮幸。但索爾登搭乘C-47(號稱「索爾登的魔毯」)離開後,李轉向我說:「黃參謀,請你替我拿下這個東西好嗎?」在他的同袍前,別著美國勳章的他已經覺得很不自在。身為旁觀者的我,湊巧站在他旁邊,因此有榮幸解除外國政府對我們軍團的影響。我取下勳章時,不禁覺得我軍的尊嚴也隨之恢復。「不很重要,不過是個小小的勳章而已,是吧?」我把這個銀星勳章遞給李將軍時,他說。事實上這也沒說錯,勳章本身非常小,銀的部分也不過是一小點。

但在緬甸的一年半,絕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經驗。我成為前線觀察員,一邊服役一邊寫了八篇文章,投到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報紙《大公報》。我對密支那之役的報道長達一萬兩千字,在報上連載了四天。單單這篇文章我就領到三百盧比的稿費,相當於七十五美元,我一輩子從沒領過這麼多錢,接近一個上尉五個月的盧比津貼。

我們的組織架構中沒有戰地觀察員,國民黨也沒有允許或鼓勵軍官出版戰地經驗。我不能說,我在真空地帶為自己創造出一個角色。不過,一切都來得很自然。

起先,我們想讓指揮部認可我擔任助理情報官。即使我們的總部聽從他們命令,沒有指揮權,但他們應該可以讓我及其他一兩名下級軍官到前線去,讓我們可以強化對數個師的情報報告,同時又可以吸取經驗。美方總部的情報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從沒見過他。在外面的辦公室,他的助手告訴我,前線已有太多情報官。此外,我們的無線電通訊密碼不夠完善,我們還沒搜集到情報前,可能就已洩露情報給敵軍了。

我們還沒嘗試前,就已被安上無能的罪名。我們一點也不信邪,決定不經過指揮部的允許,直接採取行動。我們的密碼專家秦少校替我製作一套特殊密碼,對我說:「任何密碼都是折衷的產物,要看使用的時間有多長,使用情況有多頻繁。將情報傳給敵人?沒錯,不過事實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無線電通訊,就是在冒險,問題在於值不值得。因此,在你發出信前,再仔細檢查一次,想想內容落入敵手的後果。」從此以後,只要我用無線電傳送密碼時,都會想起秦少校這段短短的話。

我不必申請正式的派令,前線各師都已經知道我已抵達。幾天內,所有的將軍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當時前線各級將領雖然接受指揮部的指示,卻擔心他們和中國上級的關係會因此中斷。因此,他們很是歡迎我,把我當成鄭將軍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線執行參謀任務的下級軍官。我受邀與師長共進早餐,他們派指揮官專車或吉普車來接我到前線。慢慢地,鄭將軍總部對這類邀請也有了響應,瞭解到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線,這樣的舉動可能比單純搜集情報更重要。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彼此競爭激烈,他們依照國民黨的慣例,老是誇大自己的戰果。他們的軍情報告常犧牲他人,以襯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鄭洞國並沒有負責戰場成敗的責任,就重慶當局來說,他仍是駐印軍的最高中國將領。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觀察來撰寫軍情報告。由於這不涉及指揮決策,由我們下級軍官來做更加恰當。我們可以四處走動,不致驚動指揮部。

我就這樣成為前線觀察員,為期近一年半,有時和朱上尉搭檔。我們盡可能遠離師及團的司令部,盡量和前線部隊在一起。起初我們的軍情報告先送到雷多,讓鄭將軍的高級幕僚修改,而後再送到重慶,有些部分經過加強後,會編入月報,讓蔣介石親自過目。戰事持續進行,我們也更有自主權。我們照例以鄭將軍的名義發送無線電報,通常兩三天發一次,副本則送往雷多。其他項目我們則做成報告送到總部,由鄭將軍定奪。我們的任務日益複雜後,總部派來一位密碼人員協助我們。我們和後勤中心合作無間,後勤支持從來不成問題。前線部隊甚至打算提供勤務兵給我們,還想挖我們專用的散兵坑。我們也回報他們的善意,在他們人手不足時,替他們當差。我被狙擊手攻擊那天,就是為新三十師師長胡素的前線單位出差,回程時,被日本三八式步槍射中右大腿。隨後躺在醫院的那段期間,剛好讓我寫篇長文投稿《大公報》。

上述種種,都是生命中令人滿意的回憶。我當時不必負指揮之責,也沒有壓力。只有在部隊可能被敵軍打敗時,我才會有暫時的焦慮,而這種情況只發生兩次。否則,通常由我自己決定訪問行程及時間表。如果我必須在前線部隊待上好幾天,我會安排適當時間,讓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點。我替戰地軍官所做的小事,他們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過自願暴露在敵軍炮火下,但卻被認定是英勇的行為。

我想自己並不膽小,因為經過多次力圖證明自己並非膽小之徒後,我終究不曾坦承不夠勇敢。不過,駕駛吉普車穿過敵軍炮火,或走過敵軍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範圍時,我都覺得很恐懼。喉嚨會瞬間變干,四肢頓覺無力。保命的本能自動使身軀降低,似乎可以借此減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聽力忽然變得很奇怪,就像擴音器的音量一樣忽大忽小。如果當時有人對我說話,我無法保證自己不會自暴恐懼。緬甸前線並非罕見的冷雨流入衣領,背脊涼成一片,牙齒也隨著打顫。幸運的是,這種危機的感受並沒有持續太久。這道障礙我必須跨過,一旦跨過,身體就會重新振作起來,我再度成為完整的個體,冷靜而正常,即使此時離敵營更近,風險事實上反而更大。

這樣的經驗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認,自己絕對不算勇敢。我看過前線的戰地軍官及士兵將戰鬥任務視為家常便飯,巡邏兵走過叢生的雜草時連彎腰都省了。他們毫無餘暇去體會我從正常到緊急狀況的變化。而且,他們也不用證明自己不是懦夫,沒有人會懷疑他們。

在我的一生中,我從未享受暴力及戰爭行為帶來的快感。不過,當我說戰場上的恐懼有其動人的層面時,必須弄清之間的細微差異。我猜,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當死亡不過是一瞬間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時,個人反而從中解放。這或許可以解釋,在緊急情況下,人們往往願意冒險,在正常情況下卻不願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線的步兵連時,剛好碰到敵兵的猛烈炮火轟擊。我們四周的樹枝紛紛斷裂,到處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發現自己四肢著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趕快結束,同時卻觀察到草地上的螞蟻照常行動,似乎對更高等生物間的生死搏鬥渾然不覺。在一瞬間我也照著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絕望與焦慮的情緒頓獲紓解。一大塊生鐵從炮殼剝落,飛落到身旁不遠處,我才知道自己逃過一劫。我本能想撿起來當紀念品,卻發現鐵片滾燙難耐,手掌幾乎長水泡。

在密支那戰役期間,每當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軍常派小隊人馬滲透到我軍後方。他們使用三八式步槍,槍口發出「卡碰」的聲響。只要後方傳來數聲槍響,加上前方槍聲,讓人不免疑心我們完全被包圍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部隊的射擊紀律無法令人恭維。一天晚上,自部隊後方傳來「卡碰」聲,前方部隊於是向我們還擊。我們在步兵第八十九團的戰地司令所,位處一個小山丘,離駐紮所在的小機場並不遠。數發子彈從我們身旁飛過,小機場的部隊於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敵軍攻陷,他們的戰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槍炮的聲音穿過時停時下的雨,只能顯示出射擊方位,但無法看出距離遠近。在一片混亂中,後方部隊朝我們射擊,而前方部隊也隨之潰散,機關鎗及迫擊炮此起彼落。這時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層泥,散兵坑內積水及踝。為了避免被敵方及我方擊中,我們盡量壓低身體,浸泡在濕寒冰冷中。從曳光彈擲出的化學物中,部分已開始燃燒,發出尖銳的聲音,碎片四處散落,委實可驚。第二天早上,我們發現小山丘的樹上佈滿彈痕。團長的勤務兵在離我數碼處中彈身亡。在混亂中,一位從來沒有碰過自動武器的無線電報傳輸員兵,抓著一把四五口徑的湯普森(Thompson)半自動衝鋒鎗,射光了滿滿一子彈夾的子彈,以發洩他的恐懼。子彈往上飛,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幾個洞。後來我訪問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戰多年的好手,他們全都說當時確實被嚇壞了。不過,他們補充說,不管信不信,那還真是刺激的經驗。人一旦倖存,就會浮現解脫的感覺。

我在戰場上看到史迪威將軍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徑過於狹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讓路給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對他說說話,鼓舞這位身為我們總指揮的老戰士。他一定很寂寞。雖然他和我們之間存有歧見,但他對這場大戰一定心有所感,否則絕不會自在地將國民黨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鄭將軍看法不同,我認為史迪威經常親征前線並非意在炫耀,雖然以西方標準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風頭無法避免。身為戰地總指揮的他設法以身作則,證明他並非要求下級軍官及士兵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也沒有要求他們超越太多三星將領所能做的事。

說到炫耀,連朱上尉和我都自覺到自己的愛出風頭。身為總司令部的人員,我們偶爾冒險一探無人地帶,顯然對戰事沒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線,總是有無可滿足的衝動,想再多前進幾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於虛榮,又有多少來自補償心理,前者驅使我們尋求肯定,後者可能失之矯枉過正。但除了這些因素以外,我們的確真心想提升報告的品質。說難聽一些,如果我們的任務是求證作戰部隊的表現與進展,卻只是坐在後方,聽取部隊的簡報,一定會引發批評。況且在叢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斬獲,不可能離無人地帶太遠。

我尤其想體驗戰士的感覺。中國軍隊在瓦魯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損兩輛輕型坦克。我去現場兩次,觀察被日軍燒燬的坦克。我用手指觸摸被點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彈痕是完整的圓形,內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機器穿鑿出來的。鐵甲皮上沒有粗糙的邊緣,也沒有突出的鐵塊。連鐵甲都能貫穿的子彈留下恐怖的後果,使我得以從各種角度重新設想戰爭現場。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勢必夾雜著鋼鐵高溫燃燒後的氣味,還有潑灑的汽油所散發出的味道。這樣的景象縈迴不去,令人不安,無怪乎作戰人員稱他們的坦克為「鐵棺材」。後來我兩度執行坦克任務,但沒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務中,日軍的機關鎗輕輕刮傷坦克,讓外漆受損。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務是率領步兵進入臘戍。充當機槍手的我,奉令不放過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辦。我懷疑城裡是否還有日軍存在,我只看到一隻狗飛速奔跑,這隻狗十分聰明,衝向我們,但躲到子彈彈道下方。敵軍在遠距離的炮轟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歡在報社的兼差工作,因為有許多瑣碎小事無法寫進正式的報告中。前線軍官從散兵坑出來時氣定神閒,好整以暇地刷牙刮鬍,即使是軍事史家,也會錯過這樣的場景。他們的不慌不忙有時令人氣惱。有一次我和一位營長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語調太過漫不經心,幾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這時我才發現,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數處鬆動。日軍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過的地面十分明顯,即使連地雷的黃色雷管都清晰可見。可以理解的是,這些不是針對人的地雷,而是針對坦克及卡車的地雷。事實上是我的錯,我不應該被散落路邊的雜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險。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時語氣應該可以再加強一些,抑揚頓挫可以再明顯一些。我對他說,如果我真的誤觸地雷,對他也沒好處。

我開坦克進臘戍時,一位坦克班的班長受了輕傷。他回來時,頭上已經過急救包紮,血跡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讓炮塔蓋打開得太久,日軍以榴彈炮瞄準我們時,他來不及應戰。但是他否認在戰役中受傷。他極力辯解:「看,我只是稍微刮傷而已。彈殼擊中磚牆,打下一些塵土和灰泥,對吧?所以有一大堆煙塵掉到我頭上。沒有什麼好緊張的!你怎麼可以說我被彈殼打到呢?我又不是銅牆鐵壁,對不對?」士官對戰爭的風險輕描淡寫,對他們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為意,這不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喜歡聽士兵間的對談。八莫戰役所以曠日耗時,原因之一是我們後方的橋被雨季時的大雨衝垮,坦克因此開不進來。有一天我聽到一名卡車司機對另一名司機說:「坦克車有什麼用?只要給我一千盧比,我向你保證,我可以開著我的GMC卡車在城裡橫衝直撞,效果就和裝甲車一樣。」但他的同伴不為所動:「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錢。」

在緬甸和印度,士兵每個月可以獲得十二到二十盧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錢。大多數人都花在香煙上,但也有人節儉會打算,省下錢來買手錶。有一次,我們的前線響起日軍坦克戰的警報,一名連長推火箭炮上前線。在這緊要關頭時,一名武裝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頭,打算向連長的勤務兵買手錶,那可是十足的五盧比。交易沒有成功,不過我們可一點都不意外,因為勤務兵開價兩百五十盧比。

當然,戰爭不可能總是如此滑稽。事實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斷腿,頭顱大開,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類痛苦不知凡幾。我聽說,德軍讓軍樂隊在戰場上吹奏送葬曲,美國的作戰部隊中有墳墓註冊處,但駐印軍一切付之闕如。我們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話,只不過在屍身上覆蓋一層薄土。雨季時大雨沖刷新挖的墓地,淒涼的光景讓路人也覺感傷。大多數的日軍屍身橫在路旁,無人聞問。我在中學時,曾經讀過一篇反戰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邊,看到蛆在屍身上翻滾蠕動,我從沒想過自己會親自經歷他的描寫。在緬甸戰場上,我有非常類似的體驗,我還看到螞蟻從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戰爭的不理性並無法說服人。戰爭讓戰士過著累人的操練生活,卻也帶領他們進入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重重機會及神秘中。因此,戰爭無可避免會勾起各式各樣的情緒及感懷,有時是浪漫情史,其徒勞無功宛如詩篇,只能寄之以憂思。在我記憶中,有一幕發生在密支那小機場的情景。在跑道旁不遠有一灘水,水中有一個瓶子載浮載沉,只有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灘時,瓶子隨著起伏。水灘逐漸擴大到一旁的濕草地上,一旁是張軍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後方,是一整班的美國步兵,他們綠色的軍服全都濕透,看起來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沒有任何遮蔽之處,傾盆大雨無情地下著。這些士兵肩荷卡賓槍,顯然在等候出發的命令,全都站著不動,不發一語。我能說什麼呢?要我說他們英氣勃勃地站著,堅忍不拔,昂然挺立,決心承擔戰爭的重任,忍受惡劣天氣的折磨?我再仔細觀察,他們的眼圈和無動於衷的表情都讓我別有所感。美國人樂天活潑的典型特質哪裡去了?下雨會讓他們想到家鄉嗎?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鄉?在家鄉,如果碰到這樣的大雨,他們一定會用報紙蓋住頭,開始奔跑,大步跳過水灘,大叫大笑。現在,不就是同樣的一整班人馬氣餒沮喪,不知所措,無法面對戰爭的悲慘與不確定?難道他們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無精打采嗎?

無論如何,在我投到《大公報》的文章中,我必須強調光明面。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不可以當面講朋友的壞話。再說,描寫我們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對戰爭感到厭倦,這樣的文章會被退稿。畢竟,戰爭事關權謀。為了凝聚意志力,必須先從假象開始。不過我心中自有定見。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橋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屍體。他的右手似乎握緊喉嚨,以倒栽蔥的姿態俯臥在河裡。他的雙腳張開,頭浸在水裡。我趕上距離不過兩百碼的前線部隊時,連長邱上尉告訴我,死者官拜上尉,一個小時前被我們巡邏兵開槍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槍,他給我看死者的軍徽為證。死者身旁還有一張地圖及一本英日字典,兩件物品都濕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樹叢上晾乾。

毋需多久,我就發現死者和我有許多共通點,屬於同樣的年齡層,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還努力溫習他的英文!誰敢說他不是大學學生,脫下黑色的學生裝,換上卡其軍裝?想想看,要養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軍事訓練得花多長時間,然後他在長崎或神戶上船,經過香港、新加坡、仰光,長途跋涉的最後一程還要換搭火車、汽車、行軍,最後到達在他地圖上標示著拉班的這個地方,也就是已經燒燬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嚨中彈,以殘餘的本能企圖用手護住喉嚨。種種事由之所以發生,是由於他出生在黃海的另一邊。否則他將和我們在一起,穿我們的制服,吃我們配給的食物。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飛舞,蚱蜢四處跳躍,空氣中瀰漫著野花的香味。而這名上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兀自滴著水。

日軍投降當天,鄭將軍和我人在昆明。重慶之旅令我們非常失望,蔣介石曾一再保證,鄭在駐印軍的努力會得到肯定。我們因此以為,一旦遠征軍回到中國,鄭將軍可以獲得實質的指揮地位。我們在重慶一再等著他的下個任務。最後命令發佈,鄭將軍再度擔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軍軍長湯恩伯下的副司令長官。湯將軍並非出身黃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張將軍是,而且還是第一期生,和鄭將軍一樣。張將軍和湯將軍搭檔,已有很長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湯將軍帶領十三軍的時期。也因此,他們根本不需要鄭洞國。副司令長官是個多餘的職務,沒有明確規定的職責。除非司令官指派他執行不痛不癢的雜務,否則他的急於效勞不會被欣賞,反倒引起猜疑。忠於湯將軍的將領可能以為,有個外人打算攻進內部。事實上,我們在第三方面軍時,或多或少被總司令部人員視為湯將軍的賓客。

鄭將軍已預知這一切,因此不急著趕到柳州去向湯將軍報到。我們改飛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視察駐印軍的未完軍務。實際上,鄭將軍忙著打麻將,我則和他的妻舅和兩名侄女混在一起,他們年齡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勢轉變,終於讓我們得以付諸行動。蘇聯參戰。美國投擲原子彈,日軍投降。街上的報童天天叫號外。對我們而言,最振奮的消息是,中國被佔領的地區劃分成各個區域,每一區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資深的國民黨將領來接收。第三方面軍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國都南京。即使鄭將軍也覺得興奮,他說,我們要在兩天內飛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減輕我的行李。在回到國內之前,我曾飛往加爾各答。雖然是為後勤部隊軍官出差,但我也趁機添購個人用品。我在緬甸前線的幾個月之內,存了不少盧比津貼,《大公報》的稿費又加強了我的購買能力。我預期國內物資短缺,準備了一年份的牙膏、刮鬍刀片、刮鬍膏和羊毛襪。我還買了一件英國羊毛衣、一件皮夾、兩雙長靴、一個網球拍、一堆寶藍色的文具及幾副撲克牌。這些私人物品加上額外的制服及內衣,全都裝在儲物櫃中,由開進雷多的軍用卡車運送到昆明。就算戰爭再持續一兩年,我的物資需求也可以不虞匱乏。現在問題出在運輸方面,多餘的行李在國內搬運不易,而且如果鄭將軍無法獨立發號施令,我對相關服務設備的吩咐權力也會減弱。我開始擔心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決定投降,解決了我的所有問題。

我委託鄭將軍的勤務兵童中士,拍賣儲物櫃內的所有物品,連櫃子本身也一併賣出。在昆明,這根本不成問題。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搶手,沒有人追問貨品如何運進來,或追究一名陸軍軍官為何會擁有這些物品。不過,我對賣這些東西卻覺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換成現金也並非我原先財務計劃中的一環。在世界政治局勢的快速演變之下,個人的財務不過是小事一樁。扣掉佣金後,出售上述東西讓我擁有成捆的大額新鈔,有些仍然嶄新,而且還連號,見證當時通貨膨脹的速度有多快。隨後在柳州時,我還從第三方面軍領了兩個月的積欠薪資,回溯自鄭將軍被任命時。紙鈔塞滿我的背袋,相當於兩三本精裝書的厚度。這些錢到底價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