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從柳州到上海的飛行平淡無波。第三方面軍的先遣部隊包括兩名副司令與二十五名軍官士兵。我們又運了一輛軍用吉普車,以備不時之需。9月4日午夜後不久,美國C-54飛機起飛。由於經度的差異,等我們到達長江三角洲時,天早就大亮了。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從高空俯覽,但機底下的景色異常熟悉:一片水鄉澤國,村落點綴在龐大的溪流與運河之間。我們飛抵江灣機場時,C-54似乎打算和整齊停在機坪的成排日本戰鬥機為伍。戰鬥機機翼與機身上的紅太陽,仍然顯得邪惡不祥,威脅感十足。還不到一個月前,這還是禁忌的畫面。一個人只有做噩夢時才看得到這種景象,否則他絕對無法生還,將所見告訴他人。不過,雖然停駐的戰鬥機讓我們激動,但更令人吃驚的還在後頭。

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們帶來的,裝了一整箱,準備在各種場合中使用。車隊開上南京路,送我們到華懋飯店(譯註:即現在之和平飯店)去,套房與房間已幫我們預先準備好了。華懋飯店可能是當時國內最豪華的飯店。地毯厚實,窗簾、桌布、床單等都是頂尖的材質,傢俱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鏡子隨處可見。如果想用餐,我們只要到樓下的餐廳或咖啡廳,點菜單上的菜,再簽個名即可。由誰來付賬,飯店是由誰管理,我始終無法得知。事實上,當時到處都是一片混亂。日軍軍官看我們受到妥當照料後,向將軍敬個禮就走了。他們到底是我們的假釋犯人呢?還是我們是他們在政權交替時的客人呢?實在難以分辨。

其後數天,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日本將軍與上校前來會商接管事宜。從他們的態度來看,這只是例行公事,因為他們從來不爭辯。鄭將軍和張將軍說話時,他們總是專心傾聽,然後回以簡潔肯定的「知道了」。他們是真心誠意的嗎?他們怎麼可能對投降屈服表現出如此少的感情?由於記憶猶新,許多中國人仍然認為,永遠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們當時並不瞭解,大和戰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衝突後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干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現在回想起來,日本天皇宣佈日本被擊敗時,和我們接觸的這些軍官可能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

我們抵達當晚,我溜出飯店到上海市區好好逛了一回。我對上海並非全然陌生,因為在戰前曾經來過數次。當時還有以英國為首的各國租界,英國租界從碼頭區一帶開始,日本租界在虹橋區,另有獨立的法國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設施和大眾運輸,連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國帶來了包頭巾的錫克人和黑牙齒的安南人,負責指揮交通。有時會看到一連英軍在靜安寺路上行軍,配上蘇格蘭風笛的軍樂。上海也是罪惡的城市,酒吧裡有水手及妓女,城裡有賽馬、賽狗、賭場、黑社會及黑幫老大。但是,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電影都是在上海拍攝,許多書報雜誌——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這也是上海充滿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全面佔領這個國際都會,原先百無禁忌的歡樂大幅節制。不過,令我驚訝的是,許多舊店家居然能安渡戰爭及被佔領時期。先施百貨還在,永安百貨也是。在法國租界霞飛路上的咖啡廳及餐館內,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廳仍裝有吃角子老虎,商店裡滿是商品,沒有配給或價格管制的跡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織品、絲織品、煙草和知名的威士忌。還有錫罐裝的香煙,三堡牌(Three Castles)、絞盤牌(Capstan)、駱駝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 Strike的綠色標誌並沒有在戰爭中煙消雲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個角落躲了一陣子,在戰後以原來的面貌出現在架子上。欣賞完種種商品後,我開始替自己買件睡衣,這時才驚喜異常,因為商店不只願意接受法幣鈔票,而且法幣的購買價值相當於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營兌換錢幣的香煙店裡,我很快證實了這個令人狂喜的發現。這家店買賣黃金、美金及法幣。我從來沒有預期到,任何店家會將我們領到的紙鈔視為真正貨幣。兌換的匯率也對我十分有利,我開始覺得,在飛到上海前在柳州剪頭髮是多麼地愚蠢。如果我延後二十四小時再理頭,在柳州花的那筆錢,可以讓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轉椅上,剪一整年的頭髮。我在內陸買點心的錢,足以在這裡的上好餐廳享用一頓豐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廳裡付的小費,可以在上海吃一頓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賣的兩件厚黑呢襯衫,可以讓我在這裡訂做一套羊毛西裝。背袋的錢讓我頓時成為富翁。

正如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國內陸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區之間,存在著空前的幣值差異。(加教授後悔沒帶現金到上海,無法趁機採購價格便宜到離譜的真絲和綢緞。如果他當時來找我,我就可以幫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間飯店。)在特殊情況下,要致富並不難。當時我應該把手上的現金換成黃金,找個借口去搭美國飛機(當時正從事規模極為龐大的部隊運輸作業),回到柳州,賣掉黃金,再回上海,買更多黃金。正如加爾佈雷斯所說,事實上,這是合法的勾當。不過,我不應該為錯過大好良機而後悔哭泣。那樣的冒險將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軌道,其後果將超乎我的想像。因此,當時膽小的我乖乖把錢留在背袋裡,偶爾拿出一小部分來享樂一番。我並沒有把這筆錢換成美金,所以後來貨幣貶值時吃了虧,幸好貶值速度並不快。只要我還有這筆錢財,我的生活就還算愉快。這種「來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錢管理方式並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頂尖經濟學家的加爾佈雷斯,也沒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兩晚後,我們飛往南京。鄭將軍負責處理偽政權時代的「偽軍」。他和部分軍官面談,決定他們的未來。士兵則被國軍吸收,或是轉成警力。後來有些人穿著新制服參與在東北的戰事。

我們在南京時,目睹岡村寧次將軍正式對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投降。日軍忙著清理受降典禮的場地,這些士兵維持絕對嚴謹的紀律。輸了大戰、帝國體系解體、希望和保證落空、犧牲個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帶來的壓力和焦慮,都無法構成不服從的借口。他們的軍官一點也不怕失去權威,仍然對士兵大叫「你們這些廢物」。

9月9日這一天,岡村寧次抵達中央軍校,簽署受降書。在照相機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中,他顯得有些不安,握緊拳頭提振士氣。軍官也好,士兵也罷,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戰爭結束時表現出不安。除此以外,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制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面前表現如此傑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

我們回到上海,剛好趕上過中秋節,放假氣氛仍然很熱烈。任何時間都可以聽到間間斷斷的爆竹聲。軍用吉普車和三輪車都插著一種特別的旗幟,設計者沉迷於自己對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邊畫上四強的國旗,中國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國的星條旗、英國的米字旗及蘇聯的鐮刀旗。每當美國飛機飛過黃浦江時,所有的船隻都鳴笛歡迎。有一次,一位美國水手付錢給三輪車司機,請他坐在自己的車子裡,水手自己用力踩著踏板,和其他車伕比快。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說在美國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腳踏車,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發明,其實也不為過。

第三方面軍總部從華懋飯店搬到前法國租界的一棟公館,再搬到虹橋前日本海軍軍營。每搬一次家,我們的地位和影響力也隨著降低,相關福利隨之減少。上海人從新聞影片中看到盟軍的勝利遊行,一心期盼中國軍隊也有類似的表現。歡迎委員會看到我們的士兵穿得破破爛爛,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拿著竹竿和水桶從飛機上走下來,他們的滿腔熱心頓時化為烏有。更不消說,法幣魔力消退,讓城裡的商人不再喜歡我們。

但是我一點也不沮喪,反而認為未來一片光明。從軍後能夠生還,而且視力和四肢完好無缺,就足已是一項成就。我已看夠雲南的群山和緬甸的叢林,稍微放鬆一下並不過分。鄭將軍一定也有同樣的念頭,他換上平民服裝,搬入一間從漢奸沒收來的房子裡,偶爾才進辦公室一趟。無事可做的我,學會了社交舞。上過幾堂課後,我穿著新的軋別丁制服,和約會對像到茶會跳舞,有時也去夜總會。我看著樂師拉扯收縮手風琴的風箱,舞池裡有一對舞步輕快的年輕人,隨著音樂伸展及壓縮自己,身體差點橫倒在地上,彷彿他們也是樂器的一部分,兩個身體合而為一。他們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賞心悅目。還有倫巴及森巴的音樂。樂師轉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樂器,發出沙沙的響聲。舞池裡的男男女女全都隨著音樂擺腰扭臀。這些舞步對我而言太過前衛,所以我敬而遠之。我只讓自己跳狐步和華爾茲,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時,我們練過單槓和鞍馬,因此我自認運動細胞還不錯。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對我說實話,直接對我說:「為什麼你要用力推我?把我當成手推車嗎?」

我大概是在這個時期認識安的。我常帶她去夜總會,我弄錯節拍時,她就會抓著我的手,表示要暫停一下。她稍微停頓後說:「來,再試一次。」放鬆後果然合上節拍。

我告訴她許多軍旅經驗,但略過在雲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發表長篇大論時,她靜靜聽著,我講完時她會說:「這已成過去。戰爭已經結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惱,原以為她會更熱衷一些。

更煩人的是,戰爭可能尚未結束。中國可能捲入新的戰事,也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內戰。每天點點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們最害怕的事:緊接抗戰而來的內戰,似乎無可避免。華北爆發零星的戰事,但真正的麻煩在東北。蘇聯阻擋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但共產黨軍隊卻以步行和破爛的車隊急速搶進。眾所皆知,我們不能再承受任何戰事,這個可憐的國家已經被戰爭蹂躪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產黨的朋友,不知他們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牽扯到蘇聯,而東北也即將不保,我們就別無選擇。處境之悲慘,莫此為甚。

我對傾心的女孩講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過與她的談話來解決個人的困境。我說,希望能待在軍隊中,最後成為將官,見識世面,就像她父親一樣。我說我還不夠格當指揮官,我可以有將軍的思考方式,但懷疑自己行動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並不難,叫他人去送死則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經形容的:「將他們送到敵軍的槍口」。衡量種種因素後,我還是考慮去當軍事理論家或軍事史家。她靜靜聽著,不發一語。有一次,我說到自己可能試著退役。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過明快。我原先以為會聽到更溫和的建議,比如說從軍這麼多年,思考下一步時應該更謹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著說:「就退役吧,不要光說不練。」

問題是,我無處可去。我這一代的年輕人大多想出國留學,中國政府卻限制學生護照的數量,只發給大學畢業後出國念碩士的人。除獎助學金外,教育部還舉辦競爭激烈的考試,讓出國唸書的人取得個人貸款。市場的匯率是兩千法幣兌換一美元時,通過國家考試的人可以到指定銀行以二十法幣換一美元。貸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資金都由政府出資,作為補貼。他們甚至還設立一個類別,給在戰爭最後兩年被政府徵召當軍隊翻譯官的大學生。像我這樣在軍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沒有機會。

「你知道原因何在嗎?」安問我。

我搖搖頭。

她解釋,國民黨並沒有憲政基礎,不必對任何人負責。大學生卻可以借遊行、絕食抗議、散發傳單等方法來搗亂,所以必須安撫他們。另一方面,不論我是不是老兵,像我這樣的人根本對政府構不成威脅。會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許我該重返校園,可能這才是長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還提供獎學金的時候。我從軍之前,才剛在南開大學念到大二。不過我不想再重念電機工程。看到眼前出現人類如此大規模的奮鬥與掙扎,我已經對別的領域產生興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靜電系單位等。我有了戰爭的第一手經驗,念新聞可能是不錯的主意。在新聞的領域彰顯自己,不但比較刺激,機會也比較大。我曾聽當時流亡昆明的南開大學副校長說,一旦下一年他們在天津復校後,計劃設置新聞學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報》的剪報,並附上在《抗戰日報》時工作的概況,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註冊組去,希望可以換得一些學分,或至少確認我換主修學科時,不會喪失太多資格。大學的回復如下:「有關你請求承認你在課外活動的成果,等你的入學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時,將得到適度的考量。」我的詢問就此打住。校園還不知道在哪裡,就已經出現這樣的官腔官調。

為何不放棄大學學位,直接進入報界工作呢?我在共產黨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上海的兩大商業日報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債券價格,卻對我的戰爭見聞不感興趣。我唯一想去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當時仍是中國教育精英的燈塔,受到我這一輩年輕人的景仰。我還去找一位以前認識的人,他是該報上海辦公室的通訊社編輯。我去找他時,他在辦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間內,剛從行軍床上醒過來。談了數分鐘後,我打消問工作的念頭。《大公報》存在了我個人要面對的所有問題:除了抗戰勝利後的財務及重新定位的問題之外,還面臨著即將開打的內戰,到底要支持國民黨或是共產黨,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話。

到了11月,接管日軍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軍的總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無錫。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卻被留下來,監督日軍第六十一師團整修國道滬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於下列的背景因素:

戰後不久,我們的想法是解除日軍的武裝,盡快送他們回國去。大上海地區的日軍在繳械後,被送到江灣的戰俘營區。但是,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們回國。我們當時擁有的運輸工具絕大部分由美國提供,正忙著將政府人員從重慶送回南京,把軍隊從南方運送到北部及東北。在這樣的情況下,遣送日軍不被視為當務之急。然而,只要我們留他們一天,就要養他們一天。因此為何不叫他們工作呢?很合邏輯的想法,但修復道路的工作並不需要由中將來監督。原因出在湯恩伯將軍既然無法讓他的第二副手在總部有事做,於是很大方地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暫時不成問題,讓鄭洞國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無意義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無錫。

這樣的安排對我再滿意不過。工程軍官莫少校和我必須安排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在戶外。這時沒有更稱我心意的事了。打春天從緬甸回國後,我大半都在遊蕩。抗戰勝利的興奮既然已經結束,這項工程不但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讓我分心,不去擔心工作、事業、學業、遙不可及的安等種種無法解決的問題。

日軍已繳交挖掘壕溝的工具、手推車及卡車。每當我問起這些工具時,上海後勤司令部的軍官照例道歉連連:他們不知道工具放哪裡。每當我去倉庫和軍械庫時,第二負責人同樣道歉連連:「主管不在,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這些工具交給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煩黃參謀再過來看看。明天主管會回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幾天後,我發現日軍第六十一師團總部有位會講英語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他和其他日軍告訴我這些器具的確定放置地點,不但有工具,還有水泥、木材、繩索、木棒等,是數周前才繳出的。我領著第三方面軍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倉庫和軍械庫。我對他們說,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們的辦公室一趟,如果負責的人不在,不管誰代理,都要給我十字鍬和鏟子。日軍已準備好要上工,共有一萬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萬元去養他們。副司令長官會問我工程為何耽擱,如果他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打電話給鄭將軍。如果沒有施加威脅,修復工作不可能順利進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處了。六十一師團的工程軍官繳交一份計劃書,一開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內容:工程的目的、應有的規模、大體的方向和重點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過,接下來的內容並非裝點門面而已,計劃書上的每個細節都可以徹底執行。在指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總看得到準備就緒的士兵。事情從不出錯。在工程期間,他們分配到村裡居住。雖然已經解除武裝,仍然由我們七十四軍的部隊來看守。我們一度擔心戰俘和居民之間會起衝突,因為日軍在戰時的殘暴仍讓人記憶猶新。不過,什麼事都沒發生。只有過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戶外生火,結果風勢太強,一戶民宅的茅草屋頂被燒壞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軍已經和屋主和解。一整團的人絕食一天,省下伙食費來賠給屋主。鄭將軍得知此事,很可憐他們,因為一整團的人,無論是軍官或士兵,都得挨餓過夜。他盤算再補給他們一天的伙食費,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勸他不用這麼做。我說,這些戰俘負起責任賠錢時,善意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應該讓好事和壞事並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國人民實在很寬容慷慨。他們心胸很大方,雖然能給的不多,張上尉就是一例。張上尉負責七十一軍的運輸連,負責看守一營的戰俘。我們稱之為「鐵肩」的運輸部隊,原先出身苦力,只不過後來改披戰袍。他們是軍隊裡任勞任怨的馱獸,而非中國軍隊的驕傲。整連不過擁有二十支步槍,聊以自衛而已。當他們奉命看守日軍時,矛盾的景觀就出現了:日軍穿著的羊毛軍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燙,仍然比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樣。總而言之,這就像是《桂河大橋》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經過張上尉住的村落,順便看看他。嚇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軍官剛從村中唯一一家餐廳回來,呼吸間仍有酒氣。我有些不安。雖然沒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敵人交好,但我們想不到張上尉會和日本軍官喝酒、享用大餐。這種行為也會引發疑慮,這些日本軍官對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對他們有何用心?一頓大餐所費不多,但就我所知,雙方都沒有太多錢。戰俘理論上不可以持有現金。在國民黨軍隊這方面,由每一個指揮官斟酌,連長可以虛報兩名士兵,領取他們的薪資配給,不會有人多問兩句,但超過限度就要受罰了。這個巧計正可以填補組織的漏洞,讓連長有津貼可供應用,或是作為個人的補貼。不過,這筆金額也不大。

原來那晚張上尉自掏腰包請客,可能要花費他半個月的薪水。他不覺得奢侈浪費,也不覺得自己過度友善,他只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從他的粗俗言辭中,我猜出他是那種一路從下士、中士而晉陞到委任軍官的人。他稱我為「貴參謀」,自稱「小連長」。「高層心腸硬,不能好好對待這些人。」他有些憤憤不平:「沒關係。」事實上,這是控訴政府沒有提供招待費。因此小連長必須改善情況。張上尉可以說是歐洲騎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對以前的敵人親切和善,才能使他們相信自己已經被原諒,而且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對敵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強烈的同情心,真心替這些日本人難過。他形容日本被轟炸,就像被壓垮的西瓜一樣,淪為盟軍的殖民地,這時即使是我們身旁那位會說中文的日本通譯員,也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深信這個受過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腸太好,我也瞭解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現在老百姓的對外關係上。我沒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參謀身份來教訓這個小連長,反而被他高貴的純樸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軍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讓我的心思脫離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為,軍旅生活和我曾體驗過的愚蠢和虛度生命大不相同。滬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運輸要道,地理上相當於美國紐約到華府的公路。不過,這條公路從來沒有鋪好過。在日本佔領期間,路面由於濫用而損壞嚴重。日軍完全避而不用,因為沿路容易遭到中國游擊隊的埋伏狙擊。他們寧可改用鐵路或水道,在溪流及運河密佈的水道上,他們的馬達船可以快速前進於廣大的地區。在戰爭末期,盟軍可能在中國東海岸登陸,這種立即威脅更使日軍毫無整修道路的誘因。我第一次開上這條公路時,發現部分木橋已經搖搖欲墜。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車行駛速度還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時,村民往往開挖溝渠,用來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為車輛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開吉普車通過溝渠密佈的路段,如果我運氣好,大可順利通過,不會出事。但我在最後一刻才看到一條大水溝,緊急踩剎車,前輪因而繃緊,承受所有的壓力。我從猛烈的振動中回神,慶幸只有前輪輪軸壞掉,我的內臟及脊椎安然無恙。我等了三小時,才等到日兵開著軍用卡車來,是在修復隊執勤的六部卡車之一。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守衛、戰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協力,費了好大的勁,才將壞掉的吉普車墊上臨時做的木板推上卡車。

我們進行修復工作時,用的是簡單的工具和簡單的材料,絕對稱不上是工程壯舉。如果沒有後續工作,我也無法保證路面能持續多久。不過,工程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因為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參與對大眾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從小學開始,對日本人雖有種種情緒,卻從來沒有想過合作的可能。

從那段時間以後,我持續遠離安。我又結識了一位年輕幾歲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樣,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辛妮身材嬌小,皮膚光滑白淨。但是,我和她出去時,所引起的注視比不上和安同行時。我去找辛妮時,不必等待。她會盡快從樓上飛奔而下,穿著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臉上有無化妝。她常問我問題,例如陸軍上尉和海軍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個比較大。有一次我對她抱怨部分軍官沒有品位,穿西式軍褲時,卻又穿著有裝飾鞋釘的靴子。她說:「也許他們希望踩在爛泥地上時,不會弄髒了褲管。」

辛妮樂於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時,前方忽然跑出一輛腳踏車。我不太會開車,當然立刻用力剎車,根本不管離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驚慌的是,車子居然發不動了。引擎蓋下的電瓶發出柔和的低鳴聲,但馬達還是無法激活。我事先已經被警告過,這輛車的馬達可能有問題,因此試了好幾次後,我把車子——辛妮稱之為「吉普車輛」——推到路邊,然後打電話。回到吉普車旁時,我告訴辛妮,我回去見將軍會遲到,必須改搭電車。我問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車旁等待,軍隊裡的技工會在一個小時內出現,帶她回家。她只問我,如何對技工說明車子的情況。依我的理論,是因為電線和磁場不合,但這種說法對她而言稍微複雜了些,我於是用中國駕駛的慣用說法:「馬達的齒輪卡住了。」後來她如實轉達給維修人員,他們就瞭解我的意思。我懷疑安是否會同意幫我忙,事實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膽子開口請她幫忙。

有一天,我要處理一些文書工作,辛妮答應我的請求,偷溜到我的營房,在我的床上睡了兩個小時,我則在床邊工作。她醒來時,對我微笑,我於是抱抱她。她臉上仍然掛著縱容的微笑,一邊喃喃著說:「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間,我不能說不動心,但多嘴的我又問:「你確定嗎?」

「當然,」她說:「只要你最後會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卻也很有威脅性,一定使許多好冒險的年輕人突然變得膽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舉動,當時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裡,在一剎那間,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過我腦中的,反而是當時面臨的種種問題:中斷的學業、經濟狀況、職業及未來。成都城外的甘藍菜田再度浮現腦海,孟拱河的冷洌也再度貫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頭。她父親在上海有個穩當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國文學的大學學位,拋棄學業在店裡當助理,負責值夜班。他結婚後搬出家裡,但租屋離家只有幾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飯。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從重慶搬回來,帶著兩個兒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們需要找一個地方住一陣子,好找工作,但沒有人在意他們會住多久,不管是三個月或三年都沒有差別。我去過辛妮家,擁擠並不成問題。只要和家人達成協議,商量輪流用洗手間就可以了。我受邀進入其中一個臥房。我們在地上鋪張毯子,像野餐一樣,坐著玩牌。我喜歡她的小外甥,讓他騎在我的肩上,背著他上樓,教他唱:「誰要買小孩?我們有小孩要賣!」但有一次我太過興奮,忘記樓梯頂的門楣很低,結果小男孩的頭就撞到了。他放聲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藹笑著,把小孩抱走,一邊說:「沒關係,不用擔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們也應該不介意才對。所以人人都應該結婚,生計不成問題,人口過多也不是問題。人愈多愈好,因為大家可以彼此幫忙,這樣的精神持續推動中國,不論是戰爭還是承平時期,不論是貧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時就學會反抗文化的強制力,也許正因如此,我才沒有就讀林彪的抗日軍政大學。他們開始對生活的每個層面貼上「主義」的標籤時,這種強制力道更形強勁。也許正因如此,我經歷人生中的種種亂象,有時爆笑,有時哀淒,有時發人深思,可以說這並非意外。我生於1918年。次年,五四運動誕生,領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伴隨著我成長,不斷在耳邊迴響。辛妮可以質疑我:如果我要的無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門楣,直說就是了,沒有必要把孔子牽扯進來。她說的可能沒錯。但對我而言,這些東西總是一起出現,如果你屈服於其中一項,你也必須屈服於其他。因此,雖然床上的嬌小女孩仍然保持著淘氣的表情,牙齒輕咬下唇,嘴角儘是笑意,但我的熱情早已冷卻。

下一次安來電問我近況如何時,我又和她出去了。這次約會確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愛的是這女孩,還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兩者是一樣的。安不像白種婦女一樣有外顯而非內縮的下唇,但她的雙眼並不細長,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妝恰到好處,剛好突顯她細緻的顴骨,在像我這樣受到西方電影和雜誌制約的眼睛中,顯得非常吸引人。我們已習於欣賞雕刻般輪廓分明的線條,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國式的柔和臉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時,衣袖飄飄,轉身時長髮宛如波浪,一切顯得再自然不過了。沒有人會說,這個中國年輕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鮮亮麗女郎。啊,安還很有主見,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閒事建議我:「朋友,千萬別想和那女人結婚,否則你會後悔。」

「為啥?」他雖然直言無諱,我卻不會太生氣,以為他不過是忌妒我有這麼令人艷羨的對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當:「我告訴你吧,朋友,因為太太比丈夫聰明絕對沒好處!」

我吞下怒氣,心裡卻不得不承認: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聰明,說的一點都沒錯。她不時展現她的敏銳聰慧。有一次,她帶著意味深長的微笑,說她哥哥不過是花花公子。這種說法立刻激活我的防衛機制,我想不起來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環遊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個借口:「要有錢才能當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錢再談玩樂,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沒有錢,就用別人的錢。」

我無法理解,她也從不解釋。我轉而看著她咖啡杯上的口紅印,滿腔疑問,不知從何問起。

我們去看電影《簡·愛》,這是她決定的。雖然我全神貫注,最後也只能承認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歡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和琴姐·羅傑斯(Ginger Rogers)的電影,因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歡《亂世佳人》和《煤氣燈下》,原因是事先已經看過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沒有中文字幕的《簡·愛》,當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狀況,她強調我應該加強英語及西方文明的基礎。「對一個年近三十的人來說,」她警告我:「已沒多少時間學外語了。」我不能再愚蠢賣弄我在大學學的一點點德文,在軍校聽來的一丁點兒俄文或日文,拿來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應該練好英文,集中火力,專心去學好英文。

我們下次見面時,安帶我到碼頭附近的一家書店。她已經訂購一本《浮華世界》,要我保證從頭到尾看完每個字。她還給我她以前的歷史課本,從拿破侖戰爭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為止。我很聽話,正好背袋已經變空了,於是隨身帶著厚厚的書,帶到東北,又帶回來。

三十八年後,我仍然還在和英文搏鬥。如果你是長期東學一點、西學一點,而不是持續而有系統地學習一種語言,你就永遠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組合。不過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說,經過這麼多年後,我還是不知道如何玩別人的錢,但我樂意玩玩語言與文化。如果我告訴安,我是受了誘惑,不知不覺去做,不知她有何反應。無論如何,之後我只在紐約見過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熱情一定已經冷卻,完全沒有當初在她身旁時那種莫名的緊張感覺。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處。現在即使以豐富的詞彙,我也無法確切表達我如何走到今日的處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國人結婚,並且決定留在中國,通常會備受好評,被認定具有異國品味,心胸高尚,願意和中國人同甘共苦。我們這些往相反方向飄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評價了,很少美國人會相信,我是去解決他們的問題。相反地,他們認定我們是到已開發工業國家去追求物質上的舒適,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設備。不幸的是,這樣的批評自有幾分道理。以我的情況而言,因為我必須以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的語言來書寫,批評家可以輕易指證我模仿笨拙,思想膚淺,這種說法其實不算錯。在美國永久居留了數十年後,我已經成為美國公民。我不知父親會做何感想,記得我十四歲時,告訴他小泉八雲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國或美國人,後來才成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恥!」父親說:「對他的祖國真是一大恥辱!」對他而言,公民權就是國籍,是由出生決定的。

不過,不論是高貴或可恥,另一邊的草地總是比較綠。有時為了求變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綠色及紫色,雖然我平常比較喜歡藍色。說來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國還沒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論我父親是否喜歡,我必須接受下列事實: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選擇的自由比血緣關係更為重要。父親很有適應能力,如果他現在還活著,他會瞭解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覺跨過了文化疆界,我的見證可能有部分的參考價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於那些沒有混合背景的人。雖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強調平等,但從我的觀點來看,卻代表一場撤退回中國農民式純樸的運動,以便於管理。為了保持公認的傳統價值,必須去除穿高跟鞋和留著長卷髮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紅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 Bronte)或薩克雷(Thackeray)。《簡·愛》和《浮華世界》能提供什麼呢?年輕女性愛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貞的寡婦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獄時,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彷彿這些還不夠腐化似的,還有少女在教會學校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勵互舔,用金錢當獎賞!在中國要度日已日益複雜,沒有這些擾攘,中國人會過得更好!

難道我的生活不也變得很複雜嗎?有時我會這麼認為。也就是說,有時我會疲於多邊的人際關係,不會引以為樂。這時,多希望能將滿滿的經驗交換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處理的簡單問題。然而,當我再細想時,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樣的念頭嗎?中國的問題在於,以龐大農業社會的單純結構,突然之間必須響應現代世界的挑戰,難怪會產生種種矛盾與複雜的問題。就我所觀察,每個具有個性、力量或野心的人,無不想以組織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試著解決問題:蔣介石藉著冥思的訓練和偽裝。毛澤東用辯證的權威,把所有意見轉成群眾路線的唯一選擇。一度被指定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進一步簡化。史迪威為中國而努力,只打算處理一部分的問題,剩下的留給其他人。幾乎是我父執輩的鄭洞國,堅信所有的難處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組織的不足絕對可以用公正和善意來彌補。那個七十一軍運輸部隊的張上尉,那個「小連長」,可能比我有資格做他的門生。趨向簡單化也影響到日本人。岡村寧次在握緊拳頭參加受降典禮前,一定也會和戰友有同樣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擔起領袖角色,日本人的一絲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協助亞洲從混亂中打造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也就是誕生自這個簡單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達他對上述種種途徑的偏好,但問題在於:誰成功了?

將中國吸納入現代世界的任務,可能尚待完成。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可能必須採取綜合主義,將現代西方的種種觀念及原則融合而一,其規模之大尚屬空前。但在美麗的辭藻得以落實之前,我也許必須繼續扮演失敗記錄者的角色。除非過去的所有不足之處都予以揭露,很難瞭解想像問題的層面有多龐大。在所有的神話都被解構前,任何對未來的藍圖都不過是幻想。

和我在國民黨或共產黨朋友的犧牲相比,我為這個故事所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經有四十年沒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後,他已獲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爾仁尼琴被蘇聯政府認定思想正確,受邀回莫斯科寫作及出版。近來他卻不再受到這樣的肯定。他上一回見到我妹妹時,傳達對我的勸告,並說我如果留在中國,一定熬不過「文化大革命」。我們之間的觀點仍有歧異之處,但他同意替我將在北京出版的書題辭。我應該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讓自己陷入困境,但總有辦法避開致命關卡。

最後再說一件事:我幾乎擁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設備及馬桶就在臥房旁,只不過近來水管有些問題。房子屋頂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兒子雖然已超過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頭也不會撞到門楣。不過,最近內人說,我們的暖氣費用高得離譜,也許應該考慮搬家。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