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我進入密西根大學部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歷史學家，更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將歷史投射到現在，並逆轉推論，證實我對帝制中國時期的發現。如果我可以預見這項任務的艱辛，我一定會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國民黨軍隊長達十二多年的資歷，我有很多經驗可說，因此我選擇主修新聞學。我已申請數所大學，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區，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給我入學許可，而且因為認可我畢業自雷溫烏茲要塞的參謀大學，還給我十二個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學分。我還想像，如果我更用功一點，也許可以在兩年內取得碩士學位。目標果然實現。但對我來說，畢業就是失業。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會說道地的美語，無法有一枝快筆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聞界的工作非常難。但是，當時也不會有人雇我去整理圖片或編排索引。我試過出版業，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絕的經驗而已。有一份雜誌沒有拒絕我，還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歷史評論》（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同時我對歷史的興趣也被激活了。「至於這個，「我的朋友和老師都警告我：「別無捷徑。你可能要念個博士學位。」有人還說，這個最高學位是在大學教書的通行卡。十年後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學體育館裡，我們看到校長將一頂米藍色的方巾，放在詹森總統頭上，因此這位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發起人，就能以名譽法學博士的身份，向畢業班致辭。現在我衣櫃中也有一式一樣的方巾，是我憑一己之力在同樣場合獲得的。詹森總統戴著方巾離開密大，搭乘直升機離去後，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後就收到一通來自伊利諾伊州艾德華維爾（Edwardsville）的電話。我成為南伊利諾大學助理教授，並在此遇到我未來的妻子格爾。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 Hook）發表一篇文章，名為《天空中的賭場》（Casino in the Sky），強調機遇和事件可以改變人的命運。我完全信服這種說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須在特定時點做出關鍵決定。回顧過去，我不確定當時是否由自己來下決定，似乎是決定等著我。
我到安亞堡前的經歷如下：
我在東北的任務之旅沒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從長春回到瀋陽，參加到美國留學的檢定考。接著全國大考在南京舉行，從一千多名考生選出約兩百名軍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內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數學、科學和兵法。口試是由一組美國軍官主考，我們進場前要先取下勳章。結果公佈時，我又驚又喜，因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溫烏茲要塞，但他們軍階都比我高。我們從上海啟航，搭乘運輸艦「尚克號」（David C.Shank），是由運輸軍團來負責。在船上我們就開始過美國式的生活。不過戰後不久的運兵船並沒有太多舒適的設備。我要睡覺時，發現上鋪離鼻尖不過幾英吋遠而已。我們要洗澡時，美國人警告：「小心一點，雖然標明是冷水，其實是熱的，標明熱水其實是燙的！小心不要被燙傷。」雖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樂只要五美分，一條煙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奧克蘭以後，我們改搭火車往東行。軍方和鐵路局居然安排得當，讓我們搭臥車順利抵達目的地，毫不出錯，令人嘖嘖稱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來拜訪我們。她們是海軍僱員，預訂前往巴爾的摩，車廂就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女孩先打開話匣子，最後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請與我們為伍，她還說：「我不是早告訴過你，這節車廂一定有趣！」我們彼此問了一大堆問題，一直問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們打算去回禮一番，卻發現隔壁車廂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溫烏茲要塞，我們的校長是哲樂（Leonard T.Gerow）中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歐洲帶兵。在戰前，他是五角大樓的重要人物。我們對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歡誇大炫耀，有一次，我們要照團體照時，他居然太過高興，還拍著太太的臀部。哲樂太太也同樣熱情活潑。在一次聚會中，高級軍官的太太問哲樂太太哪裡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頭吃雪花。」原來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樂並不被視為中國的盟友，因為根據已出版的資料，在珍珠港事變前，他建議美國政府就法屬中南半島和日本妥協，以犧牲中國為前提。但在雷溫烏茲要塞，他拜訪我們這群人。當時中國的內戰讓我們又沮喪又不好意思，將軍說，這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認為，內戰之所以開打，是因為大家都太愛國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們全都參與美國內戰，而且有的屬於南軍，有的屬於北軍。
我們的課程持續了九個月，行事歷和一般文理大學差不多，學期從9月開始，6月結束，聖誕節放假兩星期。約三百名美國軍官就學，大多數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軍的軍官約六十名，官階就很雜亂，從英國的旅長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後者還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蘇格蘭軍官穿著蘇格蘭裙來上課。大多數拉丁美洲軍官都不說英文，有專門的西班牙傳譯人員為他們翻譯。
課程的大部分內容為地圖演練，問題是從陸軍的檔案夾抽出，但經過修正，以利課堂上使用。我們逐漸熟悉的地理區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設我們在聖羅（St.Lo）突破後，分兩路進攻，一是從呂曼（Le 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從托敖（Tours）到奧良（Orleans）。另外一個經常用到的設想情況是九州的鹿兒島一帶。我們假想進攻，修補港口設備，建立進攻部隊，對島民實施軍事管制等。後勤和人事管理是美軍擅長的兩點，前提是紙上作業可以實際運作。在雷溫烏茲，我們首度得知歐戰可能提前半年結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廈來的客座講師所說的，如果「我們再聰明一點就好了。」在雷溫烏茲，他們常常提起原子戰爭，但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來將如何影響傳統戰略。我們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在雷溫烏茲上課非常氣派。在體育館一樣大的古伯廳（Gruber Hall），近四百名軍官學生坐在其中，每個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氣，堪稱「總裁級」。麥克風有數十個，設置在走道兩旁和座位兩邊。一名上校擔任課堂監督，辦公室就設在大廳後方的小房間內。他指揮十數名男女士兵，調派他們分發教材，開啟和關閉麥克風。教師在講台上授課，麥克風別在領帶上。每個人都帶著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長線，方便在講台上跟步。他們名牌上的字高達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題下的專長髮揮，即使授課時間只有十五分鐘，也會有一名軍士將他的名牌掛在牆上，名牌不短於三英尺。作為視覺輔助工具的地圖和圖表則貼在木板上，從講台後方推出來，清晰易見，可以和足球場上的記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聖誕假期到紐約和華府去玩。一路上總會遇到好奇的民眾，他們看到中國的軍官不免驚訝。有些人甚至譏諷地說：「看，中國軍隊來了！」我常被問到關於內戰和毛澤東的問題。有些人還問，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雷霆後之中國》（Thunder out of China）有幾分真實性。有些人還問我屬於國民黨軍隊還是共產黨軍隊，我幾乎要認定這些人簡直是大白癡時，卻又發現他們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婦女說：「如果你們有兩種軍隊，我們就應該兩種都一起邀請來，這樣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們回到南京時，馬歇爾將軍早已停止調停國共間的紛爭。不過，美國政府仍然繼續協助國民黨軍隊的訓練和組織。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軍官，都被分發到軍校或是和訓練課程相關的部門。我還獲得一個僭越的頭銜，成為參謀本部的資淺軍官，隸屬國防部。事實上，我還是個上尉，月薪約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將美軍提供的文獻譯成中文，但美軍的流程絕對無法適用於中國。對美軍來說，軍務、補給和人力的流動是採取「油管制」，裝備和軍庫都十分齊全。在前線和各駐紮地區設有中間聯絡站，補充兵源源不絕。人事和設備的流動經常而自動化。如果國民黨有能力做到，內戰絕不會產生，絕對可以預先防止共產黨的行動。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國，恐怕還是疑問。我們聽說，在軍閥時代，軍需官必須從團長太太手中拿錢，才能餵飽士兵。1947年時的國民黨軍隊已經脫離這樣的階段，但其實沒有進步太多，不時要找人、找食物。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油管制，其實不過是空想一場。
不過，我們的將軍對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為這是外國來的現代東西。我很快就發現，這個現象不只軍中獨有，留學國外的中國學生通常給人先進的感覺，他們的學識即使理論上很先進，大多數情況下卻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過他們的長官仍然很看重他們，原因是可以替部門帶來裝飾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這番個人的體驗，因此最近聽說同樣的事又發生在中國派遣的留學生身上，不禁覺得沮喪。
1948年年底，我從五廳（訓練與組織），轉到二廳（軍事情報）。我的任務是對外國軍隊和海軍武官簡報戰事，直屬長官是陸中校，他現在也住在美國，將名字改成Joseph D.Lowe。在圖書館的參考室中，可以發現他的兩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對我說，行政院長翁文灝是他的舅父，他關心前線的戰事，卻沒有人提供足夠的簡報。透過正式管道的訊息不是早已過時，就是不正確。我們認為這簡直太過分。由於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產黨公開宣稱是「戰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戰事的發展，不知前線在哪裡！在陸中校的安排下，我到這位清的行政院長家去看他，做了約一個小時的個人簡報。
1949年年初，國民黨的副總統李宗仁還在做最後努力，和共產黨談和，但人民解放軍卻正準備渡江南下，國民黨的國防部將我們撤退到廣東。顯然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台灣了。四月，同為雷溫烏茲畢業生的袁韋興（音譯）上校，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到東京去。他剛被任命為駐日代表團的副官長，願意找我當他的助手。我願不願意去？袁上校應該知道答案的，這種問題不需要問。不久後，在1949年5月，我並沒有加入成群的公務員和家屬之列，在臨時住所等著搭船過台灣海峽，而是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的頭等艙，從香港開往橫濱。由於是為駐日代表團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著紅皮護照旅行。在香港，我訂製了兩套西裝，由外交部付錢。上述遭遇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在東京的所見所聞才更叫我吃驚。
在密西根大學，新聞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我開始注意歷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響。他介紹我看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約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及亞瑟·加菲爾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讓自由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莫勒下巴方正，總戴著無邊眼鏡，背景頗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訓練是要當美以美教派的牧師。事實上，他從神學院畢業後，也傳過幾次道，但最後還是臨陣脫逃。從此以後，他就熱心批評有組織的宗教。不過，莫勒教授既非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無神論者。提到聖經，他說：「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部典範，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對於路德、喀爾文和諾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區分他們分屬自由鬥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斷提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命運預定說的教義、陪審團審判等，好奇心驅使我去研究這些東西。我逐漸相信，我的中國知識和經驗應該透過歷史來評估，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是透過世界歷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兩者有何差別。
莫勒教授開的課「法律與新聞」，是所有新聞系學生的必修課，課堂氣氛總是輕快活潑。他說，在誹謗案時，可以用沒有惡意來當答辯，卻不能用事實真相。他又說：「有時真相愈多，愈構成誹謗。」大眾知情的權利和個人隱私的權利之間，的確有衝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課上，他提到色情書刊。他以同樣強而有力的語調強調：「有時真相愈多就愈猥褻。」坐在後面的一個女生這時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們全轉過頭去看她，臉上帶著會意的笑。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我們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獨特的相處之道。教授以慣有的精力朗讀：「路德、喀爾文、諾克斯等人」時，拉米會平靜地插一句：「還有威斯理等人」。還有一回，拉米的插話更是恰當，教授提到聖物：「十字架、玫瑰窗、遺物……」，這名外籍學生就說：「先生，還有聖牛。」在這兩個例子中，他的辛辣評語都引起滿堂笑聲。長期浸潤在莫勒的自由主義風氣下，我告訴室友：「在美國，三聲歡呼還不夠好，應該是兩聲歡呼和一聲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雖然夠自由開放，但卻沒空和我辯論蔣介石的事。我認為他對蔣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無法在課堂上和他辯論。下課後，他很願意見我，但一提到蔣介石，他的對話之門就關上了，他說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其實沒有帶給我太大的困擾。但是，有一天，他對全班說，有一些民間組織遭受到檢察長的監視。他甚至還念出黑名單上的一些組織。當時我剛好收到一個中國學生全國組織的傳閱信，我問教授該組織是否在黑名單上。他查了一下，沒有，但他又轉向我，以厭惡的語氣說：「而且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也不在名單上，那是一定的！」這和中國遊說團有何相關？我愈想就愈不對勁。莫勒教授可能不會把我當成中國遊說團的一分子，不過他可能認為我深受影響，原因是我的國民黨背景，這在繫上是人盡皆知的事。後來我問拉米有何觀感。他很認真地說：「我不知道。不過莫勒有時很好笑。」
錯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蔣介石或國民黨並不受歡迎。我還不如談密西根這一年進軍玫瑰杯足球大賽的機會，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學院要改名為密西根州立大學，避免他們模仿抄襲我們。50年代初，美國對朝鮮戰爭已經十分厭倦，也受不了麥卡錫主義。當時麥卡錫這位參議員還未受到譴責，還在進行最後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對他的聲浪已迅速擴大，尤其是在校園裡。這樣的風氣正足以解釋中國問題。兩件事實是很清楚的：蔣介石將中國大陸輸給共產黨，是因為貪污和無能，而美國政府給他二十億美元，他卻花得一乾二淨。這就夠了。
我想說的是，我打算純粹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事。我希望從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而不是從干涉美國內政的角度，雖然兩者之間其實很難分辨。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大可以說，你們永遠不應該說貪污和無能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如此一來，你們等於是以粗糙和過度簡單的結論，來提前結束一個複雜異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說，你們從中國搜集到的意見，其實非常狹窄，大體來說只反映美國駐外單位的情緒。這些人對史迪威事件的情緒反應非常強烈，事情發展不如預期時，他們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說，你們太容易受到中國自由派書生的影響，這些人和你們一樣，對中國社會的運作方式並沒有第一手知識。他們告訴你們的，通常是他們理想中的中國。至於如何達到理想境界，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完全都沒有解決之道。
我大可以說，在對日抗戰勝利後，中美的關係根本就是一大敗筆。美國政策的缺失充分為赫伯特·費斯（Herbert 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國結》（譯註：作者所寫The China Tango恐有誤，經查並無此書，應為The China Tangle）中的結論。在中國這一方，我們過度深信，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美國都會支持我們。我們站不住腳是因為我們不能要你們負責，你們並沒有簽約來保護我們。我大可以說，杜魯門總統說對了。他曾說，美國人民不容許他把資源一直放進中國的無底洞中。但他說，我們無視於馬歇爾將軍的勸告，不靠野外作戰而贏，反而擠在城市中。這話有欠公允，國民黨軍隊曾在野外打過許多戰役，我自己親眼見到在東北的一場。城市是我們的後盾，我們的活動範圍，我們的後勤運輸區。國民黨已接受馬歇爾的勸告，試著將三百多個師精簡成九十個師，希望借質的升級來爭取美方的認可，借量少質精的作戰部隊，更適宜接受美國的補助。（精簡也是馬歇爾的計劃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將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合而為一支國家的軍隊。）但精簡後，我們必須更依賴現代運輸及通訊。國民黨軍隊的結構非常不容易管理，在過去，總是讓非正規的輔助軍隊成為外圍的助力，那樣的軍隊更容易適應鄉村。在大規模的作戰中面對共產黨軍隊時，強化作戰部隊的政策反而成為一大弱點。
至於貪污和無能，我要說的是，這兩者的確存在。至於二十億美元，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爭辯或證實這個數字。美國在抗戰勝利前後對國民黨的補助，代表的是絕大的善意和不見天日的管理，雙方都有濫用之嫌，賬面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認為，美國替國民黨訓練和裝配三十九個師，通稱為「α師」，最後成為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部隊。但我還沒有看到以下的事實公諸於世：α師的設備和補給散置於全國各地，從內陸的軍庫到沿海的倉庫，管理沒有邏輯，也談不上優先順序。簡而言之，某個地方有一堆迫擊炮，另一個地方有許多御寒衣物，介於其間的則是短缺和無法計算。那些師級部隊穿梭於補給區之間，裝滿行囊後繼續前進。國民黨軍隊並不是敗在設備和補給，要說這種話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證，受益者並沒有得到軍需後勤的援助，裝備也不夠充分，一開始就陷入技術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東北時，國民黨的軍力可說達到空前之高。單是新一軍炮兵營的一五厘米榴彈炮，毫無疑問可以解決林彪的「人海戰術」。但是全營只有五百發炮彈，而整個東北的炮彈也不超過一千發，幾分鐘就發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著尺寸過大的雪靴，事實上他們應該穿帆布鞋。前線的機關鎗很多都沒法使用，原因是沒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億美元的補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溫烏茲唸書時每個月領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貼，我很難有立足點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單是要維持美國軍事顧問團的開銷，就可以養二十五個中國師級部隊。無論美國人走到哪裡，都會帶著他們的配偶子女、電冰箱、汽車、其他家用產品，有時連寵物也包括在內。學校、俱樂部、郵政單位都必須隨之設立，汽車調度場也是。我們常會聽到：「生活水準有所差距，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事實上，差距非常大。兩國的體質差距太遠，直接輸血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其實雙方都很無知，一名美國顧問團的上校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幫我們整理一套手冊，理論上是要告訴我們如何草擬組織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訴班長，可以完全不予理會。例如手冊中寫著：「戰利品和紀念品不應該包括在組織表中。」他顯然不知道他在指導哪裡的部隊，也不知道我們在哪一世紀。戰利品和紀念品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我們實際需要的是一些如廁用的衛生紙，因為我們的士兵都還在用竹籤和玉米。
劉遠漢少將是五廳的廳長，有一次美國人建議，一個步兵連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廚師。劉少將大惑不解，我必須對他解釋，在美國陸軍中，廚師是技術人員。他們有訓練廚師的專門學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們的野外烹飪爐點的是汽油，是用卡車運送。廚師人數不多，士兵就要輪流當炊事兵，幫忙削馬鈴薯皮、清洗打掃等工作。我們的美國顧問並不知道，在國民黨軍隊中，廚師天不亮就要起床準備煮稀飯。士兵用餐時，他們必須派出先發人員，背著大鍋、水桶、米袋等，往前走個十到十五英里，到達中餐的預定地，尋找井水，撿拾干木塊或稻草當燃料。水一定要煮開，有時候還必須向村民買食物，晚餐也必須重複同樣的過程。
我在安亞堡兩堂不同的課堂上，聽到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但是，無論教官或同學都不知道，美國軍隊丟棄在太平洋群島上的救濟物資和補給品，全都算在二十億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銹的器材如何銷賬，但我清楚記得，中國政府發給我們潮濕的煙，當成補充的配給。
我為什麼要提這些不愉快的細節呢？只會使我自己不受歡迎而已。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歷史。當你們低估我們的表現和努力，你們同時過度簡化國民黨的作為和中國人的性格，最後你們也同樣會誤解共產黨的鬥爭。如果你們不過是提供發佈新聞用的素材，解釋美國何以縮手，這也就罷了。但是如果你們想刻劃更完整的圖像供後世參考，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在50年代，我還沒有深究歷史，因此無法發掘內戰的真正意義。但即使在當時，我已本能地感覺到，內戰的層面和在歷史中的地位，正被大眾嚴重誤解。
甚至在當時，我大可以說，一個三百多萬人的軍隊，而且士兵全由農民所組成，花了近四年的時間打仗，如果只是為了保衛一個高壓而腐化的政權，怎樣說都不合邏輯。問題是，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的戰敗和大規模投降被廣為報道，但個人和部隊的英勇事跡卻幾乎不為人知。我在你們的戰報中看不到描寫戰事如何慘烈。就許多戰役而言，其殘忍還超過對日抗戰中的最殘酷戰事。舉例來說，在對日抗戰中，我們還沒有損失這麼多高階將領。我可以隨手舉出二十個師長級以上的將領，他們全在內戰中捐軀。單是一場戰役就折損兩名資深將領，邱清泉、黃伯韜將軍，兩人分別率領第二兵團和第七兵團。張靈甫中將的事跡全中國皆知，1947年初，他率領的整編七十四師被共產黨的軍隊切斷時，他和轄下所有軍官全都自殺，包括副手、參謀長、高級與下級軍官。但外國特派員對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羅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書提到他的名字，但歷史學家根本忽視瑞格其人。我要說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於平反他們，我只想讓你們知道，你們的視野有多狹隘。
我在密西根念學士學位時，把一些想法和觀察寫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溫烏茲的教官羅傑·沃考特（Roger 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幫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給他的一個朋友，此人是《聖路易電訊報》（St. Louis Past-Dispatch）的編輯。雖然他剛開始很熱心，但我從他的來信中看出，他並不喜歡這份手稿。不過他仍然把稿件交給在紐約的編輯，後者很快退回，還表示遺憾。後來麥克格羅希爾（McGraw-Hill）的編輯到安亞堡來徵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歡，說要和公司談談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認為稿子值得付印，寫了封信介紹我給他認識的一位出版經紀人，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個月後被退回。這樣也好，依我現在的標準看來，當時的作品不夠成熟。當時的風格激烈好辯，恐怕比我前面數頁失望惋惜的風格還糟，後來我就毀了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強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閱讀和反省工夫。
我們在駐日代表團時，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過，我們的房屋和補給卻來自徵收。由於我們是佔領軍之一，我們的補給事實上是由日本政府負責，我得以省下足夠的錢到美國去。不過這筆資金很快就花完了，時年三十四歲還是大學生的我，除了學費偶爾可以延後繳納外，得不到任何單位的幫助，長期的工讀生涯就成為很自然的結果。
數年前，唐納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現任教於瓦薩學院）和其他學者辯論到中國內戰問題時，多次引述我的說法。不免讓別人問到：「誰是這個雷·黃？」唐納德就會微笑說：「是我在安亞堡認識的電梯服務員。」當時他初次來問我幾個問題時，我的確是在密西根聯盟（Michigan League）當電梯服務員。我對他說，我不介意回答他的問題，但我必須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電梯好幾次。後來我到紐普茲任教時，他邀請我到瓦薩去演講，離我不過十英里遠。一名女學生得知我的國民黨背景，向季林抗議，說我既然在國民黨，一定很「肥」。季林必須向她確定，不但一點也不肥，「我認識的雷·黃是相當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時間過長以外，工作經驗也有助於我的教育。我曾經想，一名外國人要從裡到外認識美國的最好方法是閱讀《讀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國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業區，至少有一家名為「第一全國」的銀行；加油站和停車場通常離市中心有四、五條街遠，同時還有公共電話和洗手間；藥房通常也兼賣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爾斯（Sears Roebuck）當收貨員時，就不安地察覺到，我加入美國就業市場的準備工夫還不夠。倉庫裡一有人叫：「卡車來了，收貨員」時，事實上就暴露了我的輕忽。我應該更有警覺心，我應該感覺到事情會如何進展，並把這當成「第二天性」。我應該衝到收貨台，但又不能用跑的，而是要大踏步，顯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應揮舞手勢，讓司機可以輕而易舉把貨車停在後巷。不過，我卻很害怕。我實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機為什麼不會撞到電線桿或是建築物，我不想因為自己指示錯誤而讓他們惹上麻煩。
司機跳下車時，我理論上要表達友善之意。這又難倒我了，我不知如何開啟對話，那些卡車司機收入頗豐，但他們「每一分錢都是辛苦掙來的」。像我這樣的非技術勞工，應該主動表達讚美與敬意。我觀察其他同事，逐漸有了概念，有些收貨員會和司機展開如下對話：
「嘿，查理，風城怎麼樣啊，還在颳風嗎？」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個輪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髮美女。那個紅髮女人是約會對象。不要再搞錯了，小子。幫我個忙行不行？不要幾杯酒下肚就惹麻煩！」
「閉嘴，把筆給我。我的筆不能用了。該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們是席爾斯，可不要蒙哥馬利·華德（Montgomery 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還是要給你一些。」
我無法做到這麼美國化，也想不出應該說哪一種話，只好對著司機死命地笑。對他們來說，我一定顯得很傻氣笨拙。有一次，我來不及和司機建立友善關係，就站在停車場。他接近貨櫃時，我還是站在那裡，一臉茫然。忽然之間，我意識到他丟過來一個箱子，我接住了。他說：「老闆，你以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嗎？只要乖乖走來走去就可以了嗎？」
不久後，我聽到倉庫裡的女工說，有個收貨員心不在焉。我聽到她們在爭論：給這傢伙一個機會吧，他從中國來的，他總會學到的。我聽到她們責怪在我之前的員工羅夫，他沒有事先遞辭呈，工頭因此沒有機會訓練替補的人。我開始覺得，席爾斯不會僱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車場上時，應該要加入倉庫女工處理商品的行列。我們拆開箱子和包裹，核對裝箱單上的物品。價目表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只要把價目表黏或貼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車上，等著送到各樓層。我的不合格至此顯露無遺，我不知道在絲帶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為晾衣線是很複雜的機制，根本沒想到只是很簡單的一段繩子。我要別人告訴我，才知道茶葉罐是可以裝餅乾、糖和茶葉的容器。我從來不瞭解，後座揚聲器歸在汽車部門，是要連接汽車裡的收音機，裝在後車座，還附帶鐵絲和安裝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種顏色算是嗶嘰色。因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減慢，我當然不受歡迎。
送貨員是個年輕人，名叫溫傑，叫我不要擔心，我會學到的。溫傑拿起兒童用午餐盒，說：「看，大衛·克羅凱特（Davy Crockett）牌的！現在每個東西都是這個牌子。在我們小時候，每個東西都是哈潑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帶，你隨便說個東西，全都是哈—潑—隆！」
他旁邊名叫哈莉葉的女人說：「溫傑，請不要在我耳邊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讓哈莉葉不高興，她很不快樂。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為每次講話，都會問個問題，因此最好盡可能避免。年紀最大的潔西幾乎負責回答我的問題，有一天她問我對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意見。我說我很喜歡他，大多數中國人也都很喜歡他。她似乎很高興。南西最年輕，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閒聊是在她打開收音機時，我說她一定很喜歡亞瑟·高弗雷（Arthur Godfrey）。她說，那是因為她午休時，只有高弗雷可以聽。我還沒和哈莉葉說過話。
我猜哈莉葉想辭職，但還沒決定，或是希望加薪卻無法如願。店裡的助理經理來和她談話，工頭也來了，他們提到席爾斯的福利和利潤分享計劃。但會談後，哈莉葉也沒有開心一點。她午休時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們就像你我一樣白！」她對潔西說。哈莉葉有個女兒，有一天午休時間來倉庫，抱怨她的上衣，別人都說穿起來像老女人。哈莉葉不太高興。她問其他兩個女人：「你們覺得那件衣服看起來顯老嗎？」她們照理應該說，不會，當然一點都不會。哈莉葉氣瘋了。她不喜歡那些批評她女兒的高中生。最後她女兒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邊的上衣，這樣她還要出錢再買一件。
無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對完一些名為「夏日樂趣」（Summer Fun）的物品後，理論上應當大聲念出裝箱單上的價格，讓哈莉葉寫下來，好製作新的標價。在槌球這一項我念著：「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葉不高興地說：「說清楚點，可以嗎？」我請她自己來看不清楚的字跡，她看也不看，把鉛筆一丟，找工頭去了。工頭來了，對我說，不要管槌球了，去車庫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但一定不是講我的好話。
不過，他們還是讓我又多犯了幾個錯誤。我不知道男褲上的標籤要別在左膝，這樣折疊起來陳列在架上時，標價才會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標籤印製機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幾分鐘才能補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時間變干，否則標籤上的字會暈開。我當時不知道，現在還是不知道，如何將一個沒綁帶子也沒有把手的紙箱疊在另一個紙箱上。我的假設是，要一個比我高壯的人，紙箱要稍微離開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雙腳，可是雙腳又要能快速移動，雙手使力往上提時，腳才能迅速調適。
我當時應該告訴他們，這樣對他們或對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應該給新人機會，在正式上工前再訓練一下。不過我還是多待了幾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頭說助理經理要見我。助理經理說，他會再讓我待一個星期。我說，不用了，我寧願馬上走。他說，他會請會計多給我一天工錢。我說，沒必要。他說，沒有惡意。我說，的確沒有。不過兩人臉上表情都很僵硬。
當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學生合作社吃飯時，告訴坐在我旁邊的女孩：「我現在懂你說的話了。」
她問：「你被開除了？」
我點點頭。
她來自底特律。之前我問過她關於美國生活的種種層面，僱用、開除、找工作、失業等等念頭是相當有趣的主題。在中國，我們的流動率沒有這麼高，這些事並不是尋常的經驗。我曾問她是否曾被開除過。她說是。怎麼會？她是餐廳的女侍，一名客人走進來時，她正和同事說話，沒有注意到。因此經理當場對她說：「你被開除了」？她說，沒有，沒有人會這麼直接。他會等到下班時說：「麻煩明天不用來了」之類的。聽起來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來。她語帶厭惡，反駁說：「一點都不好笑。」她說，她破產後，也在上班的媽媽給她一點錢，讓她可以去買份《底特律新聞》（Detroit News）看徵人啟事，找累了，還有餘錢買一杯咖啡。
後來我替一個叫賀柏的人工作了一陣子，他在離市中心兩英里的高速公路旁開了一家高級夜總會。我是額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來時還調調雞尾酒。賀柏從廚師起家，現在已經有錢了，他還是和幫手混在一起，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整個地方的氣氛非常輕鬆。如果餐廳人滿為患，服務流程不夠順暢時，他的秘書兼簿記也會圍上圍巾，充當女侍。風琴師在餐後會過來問我：「雷，你最喜歡什麼音樂？我來為你彈一曲。」在連續工作了五、六個小時後，老闆通常會請我們喝杯啤酒，然後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說，這十五到二十分鐘也算是上班時間。我們當然還享有免費的一餐。「你要點什麼？」賀柏不但邀請我們，有時甚至還親自下廚。夜總會的水杯設計別緻，在曼哈頓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動。夏天時，有一天晚上十分悶熱，我在下班前拿了一個水杯，放入一些冰塊，用紙巾包著。我對老闆說：「賀柏，我偷了你的一個杯子，裡面還放了冰塊。我的房間現在很熱。」賀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廣告商。請多多宣傳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賀柏結婚了。史黛拉金髮碧眼，十分美麗，年齡比賀柏小多了。她讓整個夜總會起了革命性的改變，打卡鐘上貼了一張告示，明令員工在上班時間不能喝啤酒。主廚被遣散，換上一個助理廚師，年齡只有十來歲。經理也被趕走了，但沒有找人替補。史黛拉自己當老闆娘，她盯著我調酒時，我覺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時只要倒五分之三滿，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滿出來。我以前做得還算順手，這時卻偶爾會出差錯。有一天，在她的無情監視下，我按錯了收款機的按鈕，一張寫著二十的白卡跳起來，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實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應該是黑卡才對。賀柏不再圍圍裙了，他都穿西裝，站在屋內一角觀看一切過程。我感覺他似乎懷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時他總會愉快地說：「還好嗎？一切都沒問題吧？」有時他和妻子坐在吧檯的盡頭。他似乎想盡力討好她，可是並不成功，史黛拉總是噘著嘴，很少笑。
他們沒有開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幫傭的性質。他們有一陣子沒找我時，我又在安亞堡市內找了一份廚房的幫傭工作。
我曾經幫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務。他好像是安亞堡銀行的創辦人或副總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區最令人難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隻手，左手腕處裹了帆布，蓋住斷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難處在於，他總是過來幫忙他的助手，雖然他只有一隻手，但效率卻有兩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應該清除雜草，結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錯誤被發現時，我真是無地自容。「不要擔心，」希斯先生安詳地說：「留著不要動。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雙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單手的速度，甚至還破壞了他種的花草，我顯然不值得他付一點二五美元的時薪，所以我試著更努力工作。我在廚房喝了杯水後，又匆匆繼續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錯誤。這次他說：「雷，想開一點，你顯然不適合這種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評估我沒救了。當天領完工資後，我說聲謝謝，可能之後就再也不會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後，他又打電話來。這回的工作是清掃裡裡外外，特別是窗戶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對愛荷華的大學美式足球大賽。午餐時，希斯太太給我一份醃燻肉和雞蛋三明治，放在盤子上，還有一杯可口可樂。她說，不必洗盤子，只要丟進水槽裡就行了，隨後她就和先生去體育場。密西根前一年也和愛荷華對打，中場時，愛荷華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著黃藍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場奮起直追，終場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婦知道我也很關心這場比賽，因此打開客廳的收音機，讓我在工作時，可以聽到球迷的歡呼聲以及鮑伯·雷諾茲（Bob Reynolds）清晰敏銳的播報。多麼巧啊，播報員說：「歷史會重演。」中場時又是愛荷華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場密大又奮起直追，地主隊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時，我也變得很激動。這時我注意到主臥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綿擦一下。床頭幾看起來很牢靠，所以我就脫下鞋子踩上去。由於一心注意球賽，忽略了一個細節。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佈在床頭几上，卻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個瓷器。也許這瓷器並不值錢，但如果他們把它放在床頭，可能有情感上的意義，無可取代。我跳下來後，肯定了自己的恐懼，瓷器並沒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來，我把它放回原處。如果沒有這件小意外，密西根連續兩年從落後大反撲會讓我更開心一些。希斯夫婦回來了，我應該主動告訴他們缺角的瓷器嗎？我想算了，他們遲早會發現的。我可以省了告訴他們的麻煩，他們也可以省了說「沒關係」的麻煩。希斯先生興高采烈，對我解釋密大打贏的原因：「他們用了一些大二的學生。不要小看這些小伙子。他們打得真好，不是嗎？」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著附和，讓我印象更為深刻。他付錢給我，我謝了他們，匆匆離去，希望能忘記這整件事。
兩周後，安亞堡銀行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為他們工作。他們有一件在金庫的小差事給我，而希斯先生說我是個好工人。我不是去經手現鈔或金銀珠寶，但在一個星期多的工作時間內，我的確是在鋼門後工作。銀行有好些筆商業交易早就結案了，在防火金庫內，總賬堆滿了文件櫃，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須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文件找出來。我必須說，希斯先生對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續了很久。幸運的是，這次我不會把栽種植物誤以為雜草，也不會打破貴重物品。不過，因為我正在申請美國的永久居留權，金庫的工作快完成時，移民局來信通知我，案子還在審查時，不能發給我工作許可，因此我只好不情願地停止在銀行的工作。
我持續很久的一項工作是在建築公司當繪圖員。底特律的吉羅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 Inc）號稱是美國大型的顧問公司，一度僱用一千多名專業員工。結構部的主管是哈利·艾爾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為猶太人的他，對少數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繪圖賺錢在密西根深造的計劃，讓他產生了興趣。除此以外，沒有人會僱用一個沒有任何相關經驗、又接近中年的外國人來當新手。我剛進吉羅是在1956年，其後，我經歷過各種工作形態：全職工作、兼職工作、一周上兩天班、只在週末和學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請、從安亞堡以汽車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後後在吉羅工作了八年。之間我也在安亞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飲業。
繪圖員可以說是灰領階級，要把工程師的草圖畫在大張的描圖紙上，之後印成藍圖。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幾何概念、擅於製圖和寫字的巧手、對建築業的粗淺知識，包括鋼製品手冊的使用，而高中畢業生就可以坐在繪圖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經驗的繪圖員每小時可掙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費，繪圖員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資較差的知識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這個工作的一大缺點是對眼力的傷害，下班後開車回家時立刻感受到這一點。好處則是具有放鬆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畫著直線、用手寫字，卻不必動用太多腦力。由於工作時不必耗費腦筋，我常讓一些想法在腦中漫遊，讓結論水到渠成出現，而不是像解決數學題目一樣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這樣在工作時沉思默想。工程繪圖就像塗鴉一樣，讓知性有個自然的出口，脫離週遭的環境。格爾會抱怨，我有時候明明人在身邊，心思卻不知飄到何處，想來這是其來有自。我已經把自己訓練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羅，公司的規模可以吸收額外的人力，忙季時也僱用一些工程學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職的員工。我在結構部門不會構成同事的威脅或競爭，因此從來不曾體會到自己和同事相處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厭煩待在底特律，決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個工作，又在伊凡斯頓（Evanston）找到一個房間，這裡夏夜比較涼爽。搭乘高架鐵路不會比搭共乘汽車五十英里麻煩。但辦公室內的其他數名繪圖員並不知道我只工作一個夏天，他們想盡辦法讓我不好過，尤其是一個留小平頭的年輕人，會用放大鏡來證明我畫的直線都是歪的。
當時我的弟弟競存正要成為一名頂尖的航天工程師，他批評我花在打工的時間太多，並且裝做打工是很神聖的事情。這樣的批評只有部分是對的，其實有時我非常不喜歡上工。我討厭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個城市都還在睡覺，我卻必須面對刺骨的寒風，穿過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離密西根大學只有一條街遠的一家叫「球員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幫忙弄早餐。一些年輕的研究生和講師總是在店裡高談闊論，他們要弄熄煙蒂時，用的不是煙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還很用力，強調他們正在討論的產業工會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們這麼做，給我增加多餘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點，就沒有辦法用機器來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時刻，每個瓷杯都得派上用場，沒有太多時間來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盤。
在餐廳當打雜小弟，必須穿上漿過的白制服，戴上頂端有個網子的白帽。店內有兒童時，收銀員會按鈴，我就衝上前去幫他們處理杯盤。我第一次做這件事時，一位年輕的媽媽對兒子說：「把盤子留著，只要跟著中國人就行了。」小孩好像聽不懂，她又說：「艾瑞克，我告訴你，只要跟著那個中國小弟就行了！」我當時已年近四十，待在學校的時間多過其他人。不過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誰叫我做的工作是打雜「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價值觀，以外在的判斷來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遠不動搖。害怕失敗的感覺一直存在，有時很想放棄長久以來的奮鬥，因為這種奮鬥似乎漫無終點。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國公民權，就有資格從事和國防相關的翻譯工作，我受過的軍事訓練將是一大優勢。調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urvey Research）的人告訴我，如果我複習基本統計學，再加修相關課程，在他那裡找工作就沒問題。在某個時點，甚至重回工程學似乎是較合理的選擇，但是我還是決定堅守歷史領域。
不過，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後，我發現以勞力賺錢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感。一天靠勞力工作兩、三個小時，在當時足足可以賺到最低生活費，事實上還是勞動的好方式，除了活動身體外，還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覺。我的自由感和樂觀主義來自於我的自給自足，能夠看到勞力的「成果」直接轉成現金，無論有多微薄，都可以說是特權。不說別的，我就無法在中國有這樣的經歷。即使是從歐洲和中東來的研究生都承認，雖然為期甚短，靠打工賺取工資仍令人喜悅，因為在他們國內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我曾對我的同學透露我在國民黨軍隊時的一些經驗，但有一件事是當時無法說出或寫出的。1950年1月26日，麥克阿瑟將軍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辦公室，帶著蔣介石送他的生日禮物：象徵長壽的盆栽。我那時是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中將的隨從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晉見盟軍最高統帥，但不是待在車子裡，就是待在勞倫斯·邦克（Lawrence Bunker）上校的辦公室。聽說邦克以前曾當律師，當時則是麥克阿瑟將軍的指定副官，為人沉默寡言。但朱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的會談時間可能沒完沒了。麥克阿瑟將軍有空時，總會和朱將軍聊天，例如空戰對抗兩棲作戰等，這是當時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最需要知道的課題。麥克阿瑟將軍說著說著，總會回憶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區的作戰經驗。因此我通常喜歡坐在車子裡等，車子就停在第一大樓前方。
總部的衛兵戴著白手套，別著憲兵袖章，配著刺刀步槍。那天我們通過衛兵站時，我準備把盆栽交給朱將軍，因為他一個人也拿得動，但他說：「來吧。」我就跟著他走過邦克上校的小辦公室，進入麥克阿瑟將軍的大辦公室。
我覺得麥克阿瑟將軍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為他很苗條，事實上他頗壯碩。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渾圓飽滿。七十歲的他仍然很年輕機靈，但和那些美化過的照片相比，仍然顯得蒼老，沒有那麼整齊乾淨。依照禮節，我把盆栽遞給朱將軍，再轉送到麥克阿瑟將軍手上時，朱將軍介紹我：「黃上尉是雷溫烏茲新出爐的畢業生。」對我真是一大恭維。朱將軍念過麻省理工學院後，也是從雷溫烏茲的陸軍參謀大學（當時稱為指揮參謀學院）畢業。在學校時，我們聽過不只一次，美國陸軍界的所有一級上將都畢業自雷溫烏茲，只有一人例外，而這個唯一的例外麥克阿瑟將軍，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幾年書。學長提起母校時親密而念舊的語氣，多少有些成為精英和「圈內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記不得麥克阿瑟將軍當時說了什麼，我只感覺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個會面歷時不到五分鐘。這會面看來似乎很尋常，但我們擔心的是，朱世明當時雖然是駐日代表團團長，卻是在盟軍最高統帥的監督之下。負責注意朱將軍的是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將。他是麥克阿瑟的G-2（情報官），也曾在雷溫烏茲教過朱將軍。數個月後的五月，我陪朱將軍到台北，向贈盆栽的蔣介石述職。朱世明當時很可能被逮捕，而後被無限期地拘禁，就像後來的孫立人中將一樣。孫將軍是緬甸戰役的英雄，一度還是蔣介石個人的參軍長。
我於1949年5月向駐日代表團報到時，是副官袁韋興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輕鬆，我們負責和盟軍最高統帥司令部聯繫。如果是中國官員要出差到日本，我們就知會外交部門，如果是其他情況則轉到一廳（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寫了一封抱怨信給團長，說中國政府答應授他勳章卻食言，這就該由副官來處理。盟軍人員曾志願到中國「打共產黨」，我們還加以婉拒。日常行政業務完全由非軍方的員工處理，由我們負責督導。代表團的軍官總部又寬敞又舒適，千代田的洋政館似乎是東京最氣派的使館區之一。即使喪失掉中國大陸，我們仍然代表盟軍。中國的駐日代表團團長是盟軍駐日代表團（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員，我們派駐一排的武裝部隊，象徵佔領軍的勢力。代表團約有一百二十位成員，車陣包括一輛巴士和三十輛以上的轎車，私人的車輛不包括在內。
10月間，團長朱將軍忽然開除了他的秘書，命令我當他的隨從副官，我一點也不高興。當時我在辦公室看看書，不當班時享受很多閒暇及自由。中國的情況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稱作享樂主義、克己主義或逃避主義都行。我決定置身事外，讓事情自然而然演變，同時盡可能暫時享受人生。皇家馬廄騎馬俱樂部已核准我的會員身份，而我也剛熟悉盟軍在箱根、跡見和日光的休閒設施。如果擔任團長的隨從副官，勢必打斷我的個人計劃。
我曾經當過將軍的副官，職務內容近似家僕。他們說副官是將軍的替身，可以在傳遞命令時學習如何做決策。在騎兵時代，這種說法可能正確。在緊要關頭時，帶著司令部公文的年輕軍官可以騎到最前線，抽掉一個團，或是補充後備人馬。自有電子通訊設備以來，這種刺激業已成過去。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朱將軍都不是作戰的將軍，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蔣介石故鄉的浙江省擔任保安司令，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還曾在華盛頓擔任武官，在外交部當情報官，有時還充當蔣介石的翻譯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倣傚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歡枯坐宴會桌一整個小時，看著日本來賓透過翻譯官和團長對話，一邊猜這位來賓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轉成保守社會主義分子或其他，一邊還要牢牢記住將軍的下一個行程。
我請袁上校向朱將軍求情，說我在助理辦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試過要他們指派秦少校當隨從副官。將軍不肯答應，不過我還是設法爭取到他的讓步：讓我待在單身營區，而不搬進將軍的官邸。
我個人非常仰慕朱將軍。他說一口毫無瑕疵的英文，有時還夾雜美式口語。他認識上千名美國友人——將軍、海軍上將、西北航空的副總裁、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的記者等等。他的記憶力直追照相機。我才說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來電，他就接著說：「邀請他星期四來吃午餐。」之後他會說，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戰時遇到他時是何身份，當時是在華盛頓或重慶，現在從事何種行業等等。我和朱將軍愈來愈熟後，還對他開玩笑說，他當我副官的表現，會好過我當他的副官。他盡量無視於我的一些缺點，當我因自己的魯莽衝動對他抱歉時，他會說這是「湖南脾氣」。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無諱視為美德，但這卻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為朱將軍的副官後不久，聽到所謂的「葉山會議」。駐日團在離東京約五十英里的葉山度假小鎮有間賓館，作為週末休閒娛樂之用。代表團的資深成員舉辦宴會時，子女就在附近的海灘游泳。這場會議一定在我當副官前不久舉行，因為消息洩露，朱將軍才開除他的秘書。我只聽說，部分人士在會議時說了不該說的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宜打探細節。朱將軍絕口不提這件事，我身為他的隨從副官，自然也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否則會暗示我想追查謠言。
對國民黨駐外人員來說，1949年是艱困的一年。華盛頓的國務院已頒布《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在共產黨掌權後，美國大使館人員仍留在中國大陸，似乎暗示可能承認新政權。11月底，蔣介石仍留在重慶，指揮最後一場內戰。副總統李宗仁照理應掌控政府，但他卻飛到美國，要求援助未果後就滯留不歸。在台灣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喪。駐日代表團也不是統一的單位，是由國民黨政府內不同機構代表的總和，有監察院、國防部、外交部、資源委員會、光復委員會等等。黨系統和秘密警察的勢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滲透其間，每一個代表在國內都有靠山。此時此際，要讓代表團的信念和宗旨團結一致是很困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後，好些國家立刻承認在北京的新政權，首先是印度，接著是芬蘭、瑞典、瑞士，而蘇維埃集團的成員國還不算在內。新年後不久，英國跟進。3月的某一天，荷蘭大使到朱將軍的辦公室拜訪，臨走時說：「將軍，想開點。」他離開後，朱將軍對我說：「他來告訴我，他不再承認我了。」荷蘭大使團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個人情誼，荷蘭大使先來和舊同事道別。
朱將軍顯然想不開，他很認真。這時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離了一段期間。他對美國特定人士的敵意已根深柢固，不過他仍喜歡且稱讚美國。《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力爭取中國應有的戰略物資，據說因此被馬歇爾數落了一頓。我不知道身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與嘲諷。不過，雖然他不時會籠統指控：「該死的美國人，他們總是自以為是。」但他內心不曾反對美國。事實上，他真心崇拜麥克阿瑟，相當尊敬馬歇爾。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撥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經費給國民黨政府，但數個月後國務院和外交部仍然毫無動靜。朱將軍直接去找馬歇爾。他向我描述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如何反應：「馬歇爾立刻拿起話筒。他也許不太熱衷，卻很誠實。他拿起電話說：『我不知道你們在討論什麼，但朱將軍此刻正坐在我對面。』」回想起來，這件小事不會讓朱將軍討好他的美國友人。他形容馬歇爾誠實，等於間接暗示許多其他人不誠實。
朱對杜魯門的個性也有一針見血的觀察：誠實但喜好爭辯，囿於小我的忠誠。朱將軍告訴我，甚至連美國都握有國民黨貪污的證據。杜魯門掌握的一些檔案顯示，當汽油和潤滑油運到中國，作為美國的補給品時，中國官員的確拿了回扣。但杜魯門不願公開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國民黨立場的人士時，他才會拿出檔案強調：「這些就是你們的朋友，一群賊！」和杜魯門相關的最有趣軼事是「J.L.的弟弟」。J.L.是黃仁霖中將。說來也巧，有一次他還好心稱我為他的「弟弟」。黃中將體格高壯，性情親切友善，到東京時發現我的名字叫仁宇，於是和我稱兄道弟，給我面子，讓我不知是否該高興。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這位和我同姓的將軍，在中國管理一些機構，希望模仿美國陸軍後勤軍務處（Special Service of the U.S.Army），想盡辦法討好美國人，卻只掙得膚淺虛偽的名聲。他的問題在於，他想成為中國的桑莫維爾（Somervell）將軍，自己卻扮演鮑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國人會在背後模仿他：「我是個將軍，哈哈哈！」J.L.的弟弟剛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當瘦，戴一副眼鏡，態度安靜含蓄，因此我們都稱他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搶盡風采。但是，朱將軍說，此人雖然不過是華盛頓中國大使館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卻可以一通電話直通杜魯門總統。J.L.的弟弟是大使館內的小角色，卻曾經和參議員時代的杜魯門打過牌。杜魯門成為總統時，這個小角色還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但是，他和美國最高官員的個人交情，顯然超過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灣後，杜魯門還透過中國來賓傳達他的問候，甚至還說了句很不可能的讚辭：「他真是天殺的玩牌高手！」
朱將軍和我從葉山回東京時，也正是我們閒聊的時刻。如果他要在鄉間招待朋友和貴客，通常會在前一天晚上抵達。有時代表團成員的妻子會擔任女主人，她與先生也會先到。我必須帶領司機開車去接客人，載他們到會場。回程時多半是週日午後，我會坐朱將軍的車子，和他聊個數小時。他已經當了二十年將軍，卻代表一個即將流亡的軟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覺得生不逢時，浪費才幹。就我所知，蔣介石的長期新聞官董顯光就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最難忍受的是，被才識遠不及的人侮辱恥笑。有一次，我對朱將軍說，我可以完全體會那種感覺，因為我在國民黨軍隊中已當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頒布命令，令我十分尷尬：他將我的薪水調高成少校等級，也就是每個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貼。
但我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個人的優點無法和命運的安排作對，這和《天空中的賭場》主旨相去不遠。我舉了參戰的朋友、同學和相識的人為例，我還告訴將軍日本人在東北的情況，他們一度是天堂的選民，但一夜間發現一切化為烏有。我看到他們在瀋陽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著裝載微薄家當的小車，向收容所報到，車上掛著白色的小旗，標示著軍團和目的地。每個人身上只要有超過十五美元的物品，就會被沒收。他們悲哀的臉顯示出幻滅的夢想和消散的野心。後來我聽說，有些人想到還要回到已成瓦礫的故鄉時，不禁悲從中來，於是翻過遣送船的欄杆，自沉於黃海。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學習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多強的使命感，才能領導一個頹廢喪志、士氣蕩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觀者自然而然會站在勝利者的一邊，不去理會失敗者。即使到1949年，這樣的勢利仍然盛行於日本。有一次，代表團收到日本童子軍全國協會的邀請，到日比谷公園參觀童子軍全國大會，辦公室裡沒有人要去。我邀請一位成員的女兒同去，看童子軍比賽搭帳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飯。但我們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兩位日本紳士的旁邊，正如我次日向朱將軍報告的，他們穿著「急需乾洗的燕尾服」。顯然地，在邀請函被送往外交圈後，美國陸軍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來與我們為伍。我們又發現，離我們不到十五英尺遠的主帳篷內，坐著天皇和皇后。在我們右邊的另一個帳篷內，只坐著兩位穿著學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們應該請他們在我們的節目表上簽名。不過說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宮內臣說，天皇從來沒做過這種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傳統。不過，如果我們願意，他可以引見我們晉見天皇夫婦，也許天皇願意和我們握手。那時我們仍然想說服他，說天皇非常勇敢，已經打破許多傳統，如果內臣願意一試，也許天皇會同意。這位內臣一定覺得我們無可理喻，於是就走開了。最後我們錯失了晉見天皇、和他握手的機會。不過，我們的確取得其他人的簽名。希望邵海倫至今還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簽名，因為他顯然就是下任天皇。至於李親王，我只能說他覬覦朝鮮的王位。至於那兩位衣著陳舊卻正式的紳士，原來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連朱將軍也大吃一驚。他們看起來窮困卻不失尊嚴，符合克難時期領袖的角色。但是在請他們簽名以前，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何方人物。所以絕不能靠衣裳來判斷人。也絕不能隨便丟棄童子軍活動的邀請函。
不過，朱世明將軍並非不瞭解現實。他對我透露，如果我們的國民黨（那時他和我都不是國民黨員）政府既軟弱又沒效率，卻可以維持二十年的政權，那麼共產黨至少也可以再掌權二十年。至於逃到台灣的國民黨，如果他們不要發表不切實際的主張，安安靜靜待個三五年，也許還有希望，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將是關鍵所在。可惜的是，國民黨支持以色列，引發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敵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團可以平衡他們的票。國際情勢如此複雜，美國的立場還是很重要。
朱將軍雖然不失智慧或勇氣，卻缺乏紀律和耐心。他認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馬鈴薯，不是用小麥」釀的，作為縱飲的借口。他一激動，就決定有話直說。有時他把朋友變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變成敵人。如果美國人聽從官方指示，對國民黨政府很不客氣，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於信念而誠實發表意見，他反而會尊敬。有一次他邀請一群美國記者吃晚餐。上咖啡時，他訓了他們一頓：「如果敦刻爾克大撤退後，你們一直講英國完了，英國的確會完蛋！」但他身為國民黨的外交官，卻犯了一個無可原諒的罪，居然說毛澤東是軍事天才。他指出，毛澤東從不曾放棄中共軍委主席的頭銜。別人說朱將軍很像金日成時，他總是顯得很高興，但實際上他一點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時，我們已經知道無法擺脫「葉山會議」的風波。這時我已設法拼湊出所有消息，不過多少還是要靠猜測。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後，在巴黎的中國大使館人員宣佈轉移效忠對象，引發軒然大波。這時朱將軍和代表團的資深官員在鄉間開會，彼此交換不尋常的意見。我無法相信那些官員親共產黨，但對美國的憤怒卻是一致的，起先是針對杜魯門—馬歇爾政府的態度，其次是美國媒體不斷詆毀中國的領導資格。就朱將軍的立場來看，所有的人不過是表達個人情緒，因此他從來不曾承認有過「葉山會議」。不過，謠言盛傳，駐日代表團要學法國大使館叛變，提出主張的人據說是法律顧問吳文藻。
就常識來說，在東京麥克阿瑟的軍事政權之下，要變節根本不可能。吳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住（他們一年內做到了）。駐日代表團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朱將軍因為不在東京而沒有與會。一名團員的妻子據說告訴一名外國特派員：「今年我們最後一次慶祝雙十節，明年就慶祝10月1日了！」這句話隨後登在東京的報紙上，無論是英文或日文。
類似這樣的消息最後融入葉山會議的故事中，一起傳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身為職業外交官的副團長沈覲鼎扮演了何種角色。但至少對朱將軍來說，沈是告密者，於是撤消他在代表團中的特權，以為報復。官方報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將軍無法參加盟軍駐日代表團的會議時，身為大使的沈理論上應代理職務。但朱將軍反而指派一個位階很小的官員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單上都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沈氏夫婦不再獲邀參加社交活動。代表團軍官俱樂部舉辦新年宴會時，他們出席，獨自坐著，沒人理會。我請朱將軍不要對副團長如此惡劣，他聽了很是生氣，差一點當場開除我的隨從副官職位。
到了1月，台北當局開始認真追究葉山事件，派了調查團到東京一探究竟。更複雜的是，團長是何世禮中將，也就是何東爵士的兒子。何中將和朱將軍是雷溫烏茲的同班同學，因此同樣受教於威洛比。威洛比將軍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國人，原名是卡爾·維登巴哈（Karl Widenbach），雖然擔任麥克阿瑟的情報官達十年之久，但他最驕傲的事卻非關軍事，而是偵破共產黨間諜網。對我來說，他身旁的副官看起來不像軍官，反而比較像特務。幾天前我才參加他主辦的一個雞尾酒會。我自我介紹，並說朱將軍遺憾不能到場，他就告訴每個人：「朱身體不好，派年輕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說。也許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話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別人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又是別人的影子。
何將軍在東京接受一連串的款待，包括朱將軍發起的盛大宴會。沒有人提起他的來訪牽涉到懷疑代表團不軌。但威洛比舉辦午宴，介紹何將軍給情報單位的同事時，卻沒有邀請朱將軍。這種情況非比尋常，尤其想到朱將軍的職位和他們之間的私交。
朱將軍就這樣發現自己處境為難。代表蔣介石送生日禮物給盟軍最高統帥的是他，不僅如此，當國民黨空軍偵測到定海島的共產黨軍隊配有蘇聯噴氣式飛機時，將情報傳給麥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麥克阿瑟不肯相信。「絕不是噴氣式飛機，」他的口氣很權威。朱將軍拿出空照圖後，他才相信。然而朱將軍卻被自己的政府調查，當然會被盟軍當局懷疑。
到那時為止，朱將軍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對他來說，外交部長葉公超（喬治·葉）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權重的陳立夫，都曾經從他那裡「得到教訓」。更不要說湯恩伯，「我管浙江時，他是我屬下。」他如此說。事實上，他大可對其他人等閒視之。他們也許認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樂意見他丟官，但他們都不是他的死敵。然而，湯恩伯將軍恨他入骨，簡直可以吸他的血。
這個湯將軍，就是曾在上海統帥第三方面軍的那個湯恩伯將軍。湯仍是下級軍官時，受到陳儀將軍的提拔和栽培。抗日勝利後，陳儀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管理失當，對台灣人民殘暴，因此下台。共產黨軍隊席捲中國大陸時，國民黨政府正要撤退到台灣，陳儀顯然毫無未來可言。但國共在沿海對決的最後階段時，湯還率領數個師。有軍閥觀念的陳儀想，為何不勸湯放棄無望的掙扎呢？如果勸湯加入共產黨軍隊，他率領的數個師可以毫髮無損，在新政權下取得一席地位。陳儀於是寫了一封「親愛的小老弟」的信給湯，坦呈他的計劃。湯果然是個叛徒，將信交給國民黨高層。陳儀因此被捕，後來被槍決。這封被照相存檔的信，後來登在台北的報紙上。
湯恩伯對國民黨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還是要建立戰功，才能獲得權力。他已喪失他統領的幾個師。只有一個方法：徵召日本的自願軍。那時國民黨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戰士。如果湯能徵募到前日本皇軍的資深兵力，加以訓練後，和國民黨軍隊在離島並肩作戰，一旦成功，發起人鐵定可以獲得晉陞。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離開家鄉，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邏隊攔截，但其他人設法偷渡成功。這不僅違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觸犯了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策劃組織這起行動的人士，和駐日代表團裡的某些人聲氣相通。如果是特務、結黨和其他秘密活動，即使是團長也無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將軍破壞了湯的計謀。他正式否認僱用日本國民的政策，事實上等於揭穿了偷渡計劃。他如何警告牽涉其中的團員，我無從得知，不過從他們被叫來關起門來開會，我想他無意坐視這件事。在這件案子裡，他也和威洛比的G-2保持聯繫。湯將軍所以憤憤不平之處在於，當代表團依照慣例，請麥克阿瑟總部批准湯受中國政府之命訪問日本時，事實上反而造成總部拒絕。最後總部來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勢下，湯將軍不宜來訪，主要是我們的意見使然。湯已經持有機票，不肯相信有這回事。他還是硬搭上飛機，賭東京的美國人不敢驅逐他出境。飛機在台北的松山機場停留了三個小時。在這起小小的國際危機中，無線通訊往往返返，最後這位粗魯的將軍被勸下飛機。但是他極力想摧毀同情共產黨的朱世明。如果他為了報復而摧毀他的恩師，他當然不會同情二十年前的長官，而且他現在的官階並沒有低一等。
朱將軍仍然拒絕接受葉山事件的陰謀論，深信何世禮的報告可以還他清白。春天時，他似乎找到讓攻擊者啞口無言的好方法。蔣介石已正式復職為總統，希望打破國民黨在台灣的外交孤立困境。陳誠將軍和吳鐵城將軍都是由老將轉為外交官，被派到東亞各國，謀求成立反共聯盟之類的組織。吳鐵城到東京時，朱說服他帶領我們——他自己、另外一位團員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動。他在台灣的敵人怎麼可以指控他同情共產黨呢？他在國際反共前線上奮力作戰，而且直接在國民黨傑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們在漢城停留兩夜。這次拜訪沒有具體結論，但我們被饗以國宴，還參觀閱兵儀式。令我驚訝的是，數名南韓高階軍官竟然是我的舊識，他們用不同名字加入國民黨軍隊，成為野戰級的軍官。他們在中國時，我們想都沒想過他們是韓國人。漢城的主人盛大歡迎我們，卻抱歉這回被迫簡陋招待，保證未來「統一後取得北朝鮮時」，一定更花心思來款待我們。兩個多月後，北朝鮮的坦克把他們全都趕出漢城。
我們的下一站按理說是馬尼拉。我們訪問菲律賓已獲許可，但這時從蔣介石辦公室來了一通緊急電話，要吳鐵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報到。因為這通電話，我無緣見到「東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還有比錯失觀光良機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後，我才瞭解朱將軍案子的嚴重程度。有一家報紙如此報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來，他一定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多種刊物都提到葉山會議，但沒有一家給予明確定義。一家雜誌社以朱將軍的案子和數年前山口淑子（中國稱為李香蘭）案並列，讓讀者更覺複雜。總之，朱將軍的媒體關係並不好。
我最好不要過度膨脹想像力，來重建朱世明和蔣介石會面的情況。蔣介石和訪客的對談，都已由曹聖芬詳細記錄。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辦公室內數量龐大的記錄，包括蔣介石的手諭（接令者只能抄下來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數千份屬下必須繳交的自傳，將來都可能讓史學家吃驚。我想在此建議的是，許多西方人都有錯誤印象，以為他是獨裁者。在朱將軍的例子中，結果絕非由蔣一人決定。朱必須和不同部門局處主管面談，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後才能達成共識，做出處置。因此我們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後一刻才瞭解最後的安排。
不過，我能作證的是朱世明將軍的人格。如果錯不在他，他絕絕對對不會勉強自己道歉或招認，以求快速開釋。相反地，他讓那些想判決他的人慢慢等，他憑著信念直言無諱，絕不屈服於任何官階或影響力。他到外交部低階官員的擁擠住處時，才真正能放輕鬆。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湯將軍的對質最為精彩。
兩人的會面，是在徐學禹先生主辦的晚宴上，地點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內。徐先生是招商局輪船公司的董事長，也是兩人都認識的友人。他邀請兩位將軍在公共場合見面，希望借由他的調停，可以化干戈為玉帛。湯將軍肯來，就是好兆頭。不過，在晚宴時，依習俗要有一個人當主客，湯依禮婉拒，朱就毫不客氣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紹兩位將軍，其實沒有必要，他們之前已見過面。兩人間的對話如下：
朱：事實上，我們在浙江時，你還受我管轄，即使時間很短。
湯（語氣柔和）：沒錯。
朱：但實際上，你是一個大將軍，我怎敢指揮你？
在眾人慫恿之下，他們互相敬酒，紀念過去的時光。但在雞肝冷盤和嫩炸豬肉之間，氣氛一直很僵硬。徐是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個方法。一桌十來人中剛好有一個相士，在第二道菜上來後，他自動展現他的技藝。他的第一個對象是一個CC系人，「這個人的臉，」他說：「看起來如槁木死灰，但心裡如牡丹花盛開。」這個技巧混合了侮辱與讚美。最後他的性格分析轉為人要寬大為懷的道德教訓。根據他的看法，湯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將軍，而且很有組織長才。朱世明才華洋溢，卻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俠士風格的影響，對女士比對同袍有禮貌，並不擅長中國固有的謙虛之道。等到魚這道菜上桌時，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間的爭議不過是大誤解而已，沒有人心存怨懟。如果有衝突，也只是性格的差異使然。
有一陣子我對徐先生的巧思讚佩不已，他讓劍拔弩張的雙方停戰。但我現在認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環境下，在其他國家可能動用軍事法庭或國會調查，在中國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約束力的仲裁來解決。相士事實上訴諸自然法則。否則，一個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開牡丹，相士如何能預知他的可能作為呢？就面相學來說，不必提及葉山會議或徵召日軍。而且人格評斷還讓湯將軍多少獲得道德勝利，或多或少彌補他被日本拒絕入境、從飛機上被拉下來的丟臉處境。
我們起飛前三十小時，才知道朱世明獲准離開，但並非全身而退。他回東京後必須遞出辭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們要出發到機場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蔣介石辦公室來了一通電話，蔣介石想見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將軍一直很鎮靜。最後關頭這通突如其來的電話引起了相當的震撼，他的額頭和耳後冒出了幾滴汗珠。難道解決方案被推翻了嗎？難道在蔣介石辦公室有更凶險的消息等著他？比被迫辭職還糟？他去了一個小時，一回來我們就直奔機場，立刻登機，花不到數分鐘。空中小姐送來晚餐時，將軍才對我透露，他最後一次被蔣介石召見時，嚇得魂飛魄散。蔣介石在引發這麼多焦慮後，只不過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別，會談只不過持續數分鐘。雖然現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蔣很有風度地感謝他的副官，謝謝他二十多年來的勤勉效忠。朱辭職後按理就離開了國民黨軍隊和政府，理論上不能再見到蔣，而的確也從此沒再見面。
在東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換成平民護照。我陪朱將軍去見威廉·席巴德（William Sebald），他是麥克阿瑟外交部門的主管，身兼大使職務，和朱在盟軍駐日代表團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國發展，和家人團聚。以他的語言能力、在美國的人脈和畢生經歷，他在美國無疑更能施展得開，不像在日本束手無策。但對方沒有正式拒絕發給他簽證。席巴德不要他的護照或正式申請書，只表示必須由國務院決定。他送朱將軍搭電梯時說：「朱將軍，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麼年輕。「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東京，其他幾位被解職的代表團成員成立了一個龍根（Lungan）貿易公司，請朱將軍當總裁，他同意了。他和合夥人都沒有資金，打算從零開始，從事進出口業務。如果他們早幾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機會比較大。但當時佔領軍已經逐漸放鬆管制，日本國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辦理進出口事宜。新手只憑腦力和辛勞在最最競爭的領域上碰運氣，既無財力支援，又沒有內線管道，這樣的時代已經過了。龍根又掙扎了數年後，最後終於歇業。
朱世明從此鬱鬱寡歡。他對美國的愛不亞於對中國，但兩邊的官吏都同樣被他的直言快語所激怒，讓他無處可去。朝鮮戰爭開打後，他對麥克阿瑟的態度甚至也變得模稜兩可。他不曾再與盟軍最高統帥會面，但他知道，只要麥克阿瑟繼續當日本的太上皇，這個世界上就還有他的棲身之地。麥克阿瑟被解除職務當天，朱將軍忽然生病，住了幾天醫院。後來鳩山一郎顯然要取代吉田茂成為日本首相，讓他再度陷入焦慮的深淵。在戰後初期待在盟軍駐日代表團時，他反對鳩山一郎擔任高官的資格，原因是這個人過去的好戰立場。但幸好日本比他想像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於日本。
我到美國時，朱將軍還到羽田機場送行。後來我忙著求生存，逐漸和他失去聯繫。聽說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設法申請到觀光簽證，到美國和家人團聚。他的兒子Samuel C.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最近我們通信，證實上述說法。Samuel還告訴我，將軍在日本的共濟會兄弟，替他們這位從前的首腦舉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禮。
在安亞堡，我曾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約談過一次。我在日本時，曾替龍根公司工作了數星期。到美國後，我替他們出了幾趟差，不拿酬勞。在朝鮮戰爭期間，該公司曾和中國大陸做了筆小生意，可能是透過香港，結果被美國政府列在黑名單上。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才洗刷我反美活動的罪名。
我還有一個心結待解。接替朱世明當駐日代表團團長的是何世禮將軍，也就是前來調查他的人。他命我繼續待在辦公室裡，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環境為止。因此，有一段時間我的名字還列在外交官的名單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變更身份，在日本登記成半永久居民。這種不一致困擾了我一陣子。我不知道台北當局如何處理我的退役。幸運的是，我在成都中央軍校的同班同學汪奉曾上校來美國，我請他回台北時幫我查查我在國防部的檔案。讓我鬆了一口氣的是，他說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規定，紀錄上還添了備註：「該軍官應永遠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為何不寫小說？」
我在密西根大學的指導教授是羅伯特·浩伊（Robert Fulton Haugh），他是英語副教授，當時也教創作課程。我告訴他，我曾經歷的許多事不失為寫作的好題材，但太過複雜，很難處理，他於是建議我寫小說。
對浩伊教授而言，小說是包容複雜的理想形式。看看《戰地春夢》吧。這個傢伙不喜歡戰爭，但他仍然參戰，當救護車司機。他對意大利人又愛又恨，他自願替他們服務，但卻被指控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傳統，但擔心他深愛女孩的名聲，擔心兩人之間的小孩沒有名分。他徹頭徹底地獨立，卻必須依賴家裡寄來的錢。他幾乎就要變成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但在朋友懷孕面臨生死關頭時，他又顯現出感傷而害怕的情緒。這是人類的悲劇。他想控制自己的命運，卻又做不到……書中有多少種衝突呢？算不清了，也許有六、七個之多。
浩伊教授問我是否看過《日正當中》（High Noon）這部電影？我說有。他問我是否看過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問我是否看過《泉源》（Fountainhead）這本書，我說沒有。他建議我看這些書。
當時我並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說的，在可理解的環境下，內在的衝突刻劃出細微的心境轉折。我是個直率平凡的人，我面臨的微妙處境全都來自於外在環境，這就是屬於歷史的範疇。
回顧過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為史學家的準備條件，我不可能找到一個比密西根大學更好的地方。安亞堡校園的核心是個大廣場，來自四個角落的小徑在此交會，形成X形，我們稱之為「對角」（diag）。環繞廣場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築，舊大樓的正面是厚重石牆，但新的側翼可能是玻璃和鋁鑄建築。高樓可能平地而起，單純的小樓房消失無蹤影。校園內有橘色和灰色的磚造建築，也有呈現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築。校舍展現不同時期的風格：希臘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國際風格、蘇利文和法蘭克·萊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規則中展現自然流暢可以算是創造力，密大學生每天經過對角時，一定可以從中獲得不少啟發。正如建築所展現的，此大學從來不曾是「固定編製」。可以想見的是，負責規劃和開發的景觀委員會中，都是實驗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園內進行我的實驗。由於我先念大學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國學生想都想不到的課。其中有一門是大一的「美國政府與政治制度」，是基礎課中的基礎課。我週遭的學生幾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齡，令我有些不安。看著她們玫瑰般的面頰，我感覺她們應該是我同學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學。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開大學是最年輕的學生，現在卻是最老的學生。不過，在這堂課上，我才知道美國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長、委員會或由議會指派特定人士來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準備各式各樣的特許狀，讓自治城鎮自行選擇組織體系，好像選成衣一樣。由於中國的政府都是單一體制，因此我認為這是相當有效的入門信息，可以瞭解多元社會如何運作。我自己就從來沒想像過，因為每次開車經過美國城鎮時，街道標誌和停車定時器看起來都一樣。根據邏輯推論，我會猜測其後的辦公室也具有同樣的架構。
我又修了一門「美國社會」，這門社會學課程的用意在於，每次都能用數學方法來測量人民的意見和態度。令我吃驚的是，不是每個美國教授的子女都成為專業人士，很多人往社會階層下方流動，成為勞工。有一學期我甚至還修了繪畫課。起初我以為我們畫裸體模特兒時，會覺得很尷尬，但課堂一開始，每個人都努力展現技藝，注意力全集中在「寫生」，而非裸體。無論如何，要將三度空間的人體表現在兩度空間的紙上，總是極難的任務。隨著課程的進行，模特兒動作也變快。手中的木炭無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過，令我驚訝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華洋溢的年輕藝術家。一開始我們都是從「單面」起步，也就是說，所有的畫都是扁平的。但隨著時日進展，部分有天分的學生開始超越平面的限制，顯然比我優秀許多。因此，學期結束時，我得了一個差強人意的B，既感寬慰又覺滿意。
至於浩伊教授的建議，我曾嘗試卻無成果。最後我只好告訴他，我無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為文字。我是否有資質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藍德（Ayn Rand），已經是一大疑問。但這先撇開不論，不同文化的社會經濟背景不可能輕易擠在狹小的篇幅裡，卻又要求達到小說的順暢和切要。在刻畫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機制。即使我想減輕題材的「沉重感」，為求經濟簡約著想，我也必須以抽像名詞來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導教授的閒談還是讓我得到許多樂趣。浩伊說，美國工人很喜歡他們的工具，當成玩具來玩。我就說，站在工人的立場，可不盡然。如果剛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機，可一點都不好玩。而且剛好是炎熱的午後，杯盤堆積如山高，刀叉胡亂埋在吃剩的牛排、馬鈴薯和濃汁之中，魚骨頭和檸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來說，她要用到三十五個冰淇淋專用盤子，五分鐘後宴會就要開始。浩伊教授聽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問我，我提過這麼多將軍的名字，為打破單調起見，為何不描繪一個要開會卻找不到靴子穿的將軍呢？我說，就我記憶所及，是有一位將軍非常貼近他的形容。不過，並不是找靴子。國民黨一二五師的陳少將臨上戰場時，常常找不到地圖。
我是在東北見到這位陳將軍。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戰術」後，大多數國民黨將官對敵手的殘忍都心存餘悸，下令部屬堅守崗位，接到進攻的命令時就敷衍了事。對方大舉反撲時，他們就停止進攻。但陳將軍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師裝備不多，但被前線指揮部視為機動部隊，有時填補前線的缺口，有時移到最東邊或最西邊去鞏固側翼。他的師沒有汽車運輸，子彈也不夠用，但這位個子矮小的將軍卻從不抱怨，為何他的部隊總是有許多任務。他常身先士卒，彷彿帶的是步兵連。你只要在地圖上指出他的目標或目的地，他就會保證準時到達，不論有無敵軍阻撓。總是來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網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說的靴子。但是他有亂放地圖的習慣。「我的地圖呢？我的地圖呢？」看他到處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圖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裡，擠得有點皺，讓他找不到。
但陳將軍的故事並沒有快樂的結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產黨軍隊俘虜，是東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將軍，其後許多將軍也陸續被俘。我很難告訴他們整個故事，卻不交待林彪的「人海戰術」以及共產黨軍隊得以機動作戰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勢必沒完沒了。就這樣，不管我喜不喜歡，創作之路絕對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說之路，無法逆轉。
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識見，觀察到歷史成形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事件，或是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論，我必須像學徒一樣，先通過前兩個階段。不過，無論我想多謙虛，如果我想在這個領域上有所貢獻，就不可能避開最後一個階段，我的主題迫使我必須如此。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命運的安排，在我到安亞堡之前，思考的過程已開始在我身上啟動。許多矛盾在眼前開展，我必須從歷史裡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導，成為工匠和技師，但我擁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對這個州心存感激，像墾荒時期傳說中的巨人保羅·班揚（Paul Bunyan）這麼離經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賞校園可以容納不同流派的建築，而且可容納十萬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場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學，我沒多久就瞭解到歷史的多樣化。在一堂強調撰寫傳記的課程中，我選擇比較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各種傳記。令人驚訝的是，在總圖書館中，他的書居然佔了整整一個書架。更驚人的是，同一個對像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後來我在同一門課中又學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分歧的角度來處理同一個題材。運用這項特權最淋漓盡致的是英國史學家墨利斯·艾詩立（Maurice 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書名為《克倫威爾保守的獨裁者》（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由書名可知，作者對克倫威爾沒有太多的好話。即使這位護國主嫁女兒時鋪張奢華，也成為他這人無足可取的證據。但數年後，艾詩立出版了自認更成熟的作品：《奧利佛·克倫威爾之偉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同樣地，從書名可以看出其內容。內容不僅較成熟，而且作者立場丕變，就像職業棒球選手一樣，在兩隊同一天連續比兩場比賽時，在第二場被交易到敵隊去。彷彿這還不夠誇張似的，艾詩立還在參考書目中引用自己早年的出版文章，作為不同學派的代表。
但艾詩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並不是因為只會任意變換立場。他能克服自我駁斥，而且從中獲益，歷史學家得以從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觀點。這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過多年的準備工夫。在密西根的歷史學系，有位教師具有絕對力量，引導學生走向通徹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華德·俄爾曼（Howard Ehrmann）。一開始，對我們這些習於美國大學進度的學生而言，俄爾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書。他很少講課，更少在一個主題上停留十分鐘以上。有一天，研討會中的一名學生查過目錄表後，把她的驚人發現告訴全班同學：「好好笑，這個人從來沒有出版過任何東西！」但俄爾曼教授當然和別人合編《密西根大學現代史》（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m World），共十五冊。
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習慣俄爾曼的風格。他的歷史學識豐富異常，又認識無數的學者，有些還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課完全不準備，但是這種即興風格必須有很強大的資源為後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發研究生的喜悅與熱情。他可以從布萊斯特—裡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約的簽訂，轉到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但不會丟掉聽者的注意力。他習慣講述主題的前景或背景資料。他會毫無預警地討論內在議題，其本質通常引發許多爭議。他閒話家常般點出爭議之處，講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動。他在過程中不斷拋出相關的參考書目，班上的一兩名學生會點頭稱是，其他人則羞於自己的無知與不足，下課後就直奔圖書館尋找救兵。只有額外的閱讀，才能移除盲點。
霍華德·俄爾曼以認識納米爾（Namier）為榮。這時我們都已知道，納米爾就是路易士·納米爾爵士。他的方法被稱為「納米爾方法」或「納米爾主義」。他評估18世紀的國會議員時，要讀者先不管他們屬於保皇黨或自由黨。他鑽研他們的來往信函，研究他們的家族賬戶，甚至找到現金收據，最後證明他們結成小黨派，其中成員流動性很高，結黨的主要目的是謀求私利。經過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一書中發佈他的研究成果。這故事的教訓是，當歷史學家對細節很有興趣時，必須持續耕耘，有明確目標，才能建立體系。
雖然俄爾曼教授研究的是歐陸歷史，對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還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國史學家古赤（G.P.Gooch）。教授要我讀遍古赤寫的所有東西，或詳讀一部分，略讀其他，並注意他的風格，把他的作品和別人相比較，掌握相關參考書目，尋找評論他的文章。直到今日，喬治·皮巴迪·古赤（George Peabody Gooch）仍是我最欣賞的史學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親戚關係，因此以皮巴迪為中間名字，也因此能成為「私人學者」（privat Gelehrte），可以隨自己高興讀書寫作，不用去考慮生計問題。他的文風清晰流暢。不過，為了準備撰寫《17世紀民主思想史》（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萬篇專論。就這兩位歷史學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後，才有能力得出總括一切的概論。兩人一個嚴肅，一個溫和，風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樣具備獨立自主的精神。
俄爾曼教授的教書技巧之一是拒絕回答問題，他常把問題拋回給學生，嘲笑學生沒有辦法自行尋求解答。有一次我決定不要被他所嚇阻，我在課堂上問了三次：如果社會契約的概念為法國人所接受，又具體展現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中，為何總是被史學家稱為「非歷史」呢？教授三次拒絕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史觀才能理解。從此我得到如下結論：任何值得被稱為革命的運動，一開始都是非歷史的，因為現行法律制度無法再處理內在或外來的問題，革命黨人才被迫創新。他們宣稱現行體制無效後，已經別無選擇，只能重組自然法則，再創新猷。但如果要他們承認發動武裝叛變是為了進行實驗，這將是不智之舉，他們一定會宣稱歷史站在他們的這一邊。社會契約應運而生，成為遐想文明開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黨人所勾勒社會的可信度。事實上，就歷史而言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個社會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樣。慣例如此，歷史學家對革命意識形態不存幻想，這並無不妥之處。意識形態基礎的修正，實際上可以使革命後的社會更容易融入歷史。
在安亞堡，我隨著安德烈·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Andrei Lobanov-Rostovsky）修俄國歷史。據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貴族頭銜帶進美國學術圈的人。在他的兩本著作中，「王子」出現在作者名字之後；我不只一次聽他引述別人稱呼他「洛拔諾夫王子」。和俄爾曼教授的鬆散隨性相較，他的講課是可喜的對比。他的課規劃完善，有條有理，按部就班，精準如時鐘，從大綱演繹出完整架構，遣辭優雅洗練。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書生涯之初，他必須克服許多困難，才得以使技藝盡善盡美。現在他授課時從容順暢，毫不費力。他不需要講稿，照樣以清晰的頭腦抓住聽眾的注意力。有一次我們聽到一個崇拜他的女學生說：「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過，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紀律對他純熟的表現一定不無貢獻。洛拔諾夫教授所專長的項目，我可能永遠做不好，讓我更是敬佩他。後來我教導大學生時，嘗試以他為榜樣，但結果卻有天壤之別。
洛拔諾夫—羅斯托夫斯基還讓我學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標準而言，俄國歷史並非已經完整開發的領域。相反地，研究美國或西歐歷史時，里程碑都已標示清楚，許多議題都已達成共識。即使在尚未達成共識的議題上，正反雙方的意見都已為圈內所熟知。但學者研究斯拉夫歷史時，處理的是尚未劃分清楚的疆界，指針少之又少。因此，歷史學家自己必須對歷史的全程發展瞭然於心，隨時警惕，從基輔公國到新經濟政策都必須對答如流。不消說，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也必須自立自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無法自欺欺人，說自己專長於某一小範圍，作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從青少年開始就對美國很著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國歷史、美國憲政史、社會史、外交史等等，以滿足我的興趣。這些課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師傳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 Dumond）教授讓我的印象最深，因為他是反奴隸運動的權威，對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領域。雖然我廣泛接觸美國文學，參與美國生活，但我從來沒聽過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美國短論社會（American Tract Society）或班傑明·隆迪（Benjamin Lundy），更不要說是「地下鐵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課都是全新的體驗。在50年代，美國人還不習慣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國是「腐化的國家」時，有時我心頭不免一驚，原來他認為這個國家縱容「謀殺、縱火與勒索」。當時，任何人只要主張種族平等，宣揚廢止種族歧視，就會被冠上「他想讓妹妹嫁給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卻在課堂上大聲宣稱「美國的未來種族將是黑白混血」，而這甚至不是他起頭的預測，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說法。
下課時，同學討論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強過歷史學者，大家意見不一。但教授堅稱反奴運動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據，他主張，國際法並沒有允許基督徒以教友為奴。他雖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專業，但並非沒有多方面的興趣。有時他也會以唱作俱佳的誇大敘述，提出他的獨到見解：美國內戰完全起於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經濟利益衝突。「如果當時阿利根尼山脈以東發生變故，例如地震或海嘯將東部沿海捲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裝若無其事地說：「內戰還是會開打，一點影響都沒有……」而且，以他對反奴運動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講述軍事史，技術問題變得更為重要。他對李將軍毫無半句惡言，李將軍是一流的軍人，只是為南方打仗，反抗高壓統治。杜蒙德對史東渥爾·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的稱讚更達於頂點。這些人的精誠奉獻很難不影響到他。如果說我沒有從杜蒙德學到任何史實，我至少學到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力道與複雜，由於我的人生之路較為古怪，我並沒有機會從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看到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於潛在的慾望或是純粹巧合，我選修的課程都和社會的大規模動盪與暴亂相關，其一是全歐洲的宗教改革期間，另外則是英國的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顧，我可以說這段時期的知識可能有利於史學家，讓他更瞭解同時代的中國，效果勝過單單只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的主要問題在於，數世紀以來缺乏步入現代的大突破。研究者處理不存在的題材時，不太可能從中發掘出原因。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一個土生土長的學者甚至無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種重要成分，也無法見證解釋欠缺的原因。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找一個例子來探討，從中尋找失落的環節以及實際發生的突破。17世紀的英國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其間發生許多大規模而複雜的演變，當時這個國家經歷了內戰、弒君、嘗試共和國政體、護國主、復辟等等，最後發現某一種解決方式其實並沒有好過其他種方式，甚至可能更糟。這段史實的時間橫亙了近一個世紀，其大熔爐吸納了經濟危機、宗教爭議、憲政僵局及外交壓力。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呢？難道只學到每個層面都出差錯？不過，多位史學家的觀察令我印象深刻。他們指出，在斯圖亞特王朝後期，習慣法庭承認平等的存在，有助於社會重新恢復穩定。再進一步推論，兩套法理原則合而為一，讓農業經濟可以如常運作，與國家經濟中更進步的層次（如銀行體系和外貿）並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國還沒經歷這樣的演化階段。
遲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學只有一位教授中國和日本歷史的教師，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討課，也在大學部教概論課程。這位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 Whitney Hall）教授還是一位知名的日本專家，目前於耶魯任教。我請他當我的中國史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時，他的立即反應是我應該去哈佛。有了哈佛文憑，會更容易敲開就業市場的大門。就業市場姑且不論，霍爾教授願意指導我嗎？他說好。我與他的往來十分令我滿意。霍爾本身雖然是哈佛人，但卻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遲至40年代，包括許多日本人在內的史學家都同意德川時期對日本有不良的影響，到明治維新後國運才開始好轉。霍爾教授的研究卻顯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不論就制度或實例而言，政府財政制度和西方接軌已成為受注目的焦點。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
我去找霍爾教授時，他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研究計劃。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獻，決心描繪出該地區一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常見到他，但常見面其實並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勵與警告，他都已經給我了。他也沒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橫生障礙，好藉以顯示他是要求嚴格的教師。他不斷強調中國歷史「流動」或「有彈性」，也就是說，數量龐大的文獻資料等著被評估詮釋，重建將使歷史呈現許多不同的面向，在過程中當然有許多風險，不過膽小退卻也無補於事，路總是要走的。至於我是否有潛力成為史學家，霍爾的評語很坦白：不太順利，某些方面很強，其他方面嚴重不足。他建議我應該加強自己的紀律，擴大我在西方和美國歷史的知識，強化我的語言表達能力。至於我是否有能力處理古文撰寫的典籍，霍爾教授對我有絕對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參加初步口試時，在五個指定領域中當掉了兩門，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爾給予我恰到好處的推動。「來吧，」他說：「鼓起勇氣來，讓我們一起度過。」這些話份量十足。人雖然要承認錯誤，但不能認定從此就無法改變。
這時我修了霍爾教授的現代日本歷史。我確定學期報告題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變動」時，我對他說，我想讓自己熟練以制度來解讀歷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現時代剖面的正確方式。這可以算是綜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變必定是面鏡子，可以反映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覺醒。我對單一或孤立事件沒有興趣。這篇報告得了A，從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較密切的關係。我尋找博士論文題目時，經過許多波折。我出於本能想研究中國的內戰，但我缺乏研究資料的協助，又無法抽離戰爭帶來的情緒衝擊，根本不可能處理這個異常複雜的題目。而且，自從我決心研究歷史後，我比較傾向於克勞塞維茲學派的影響：一大堆炮火對歷史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時短暫的小衝突反而可能造就歷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亞堡的初期，我無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 Freeman）的影響。我曾從東京的厄尼·派爾（Ernie Pyle）圖書館借出他的《李將軍的中尉們》（Lee's Lieutenants），在辦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學時，我有機會翻閱柯爾（A.C.Cole）的《無可抑制的衝突》（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和瑪格麗特·李區（Margaret Leech）的《華盛頓的起床號》（Reveille in Washington）。後者對我影響尤大，讓我不再迷戀軍事史。就牽涉之廣度與情緒衝擊之深度而言，報道戰爭最好能遠離戰場，不必提及灰塵或壞疽。
一旦決定題目和戰爭無關以後，我就有許多題目可以選擇。不過，中國與西方的衝突是最驚人的歷史發展，即使是抗日戰爭與內戰，都可以說是那次史無前例發展的後續。中國與西方的多次衝突，以及每次羞辱後的調適，似乎都已經過充分探討。但當真如此嗎？那些專論或論文的共同缺點是，作者還不能接受歷史的無可避免。中國作者持續指控西方帝國主義的進攻，西方人則照例指責中國傲慢、見識不足、拒絕改革。這些事件有相當豐富的文獻，但欠缺的卻是彼此的瞭解。鴉片戰爭開打時，馬克思寫道，一方以為自己具備所有美德，另一方則只知道賤買貴賣，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從朱世明將軍聽來的消息判斷，我敢說雙方的心態仍隔了十萬八千里，毫無進展。問題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還不夠深。我自己在國民黨軍隊的經驗讓我上了一課：當代中國的背景必須回溯自帝制時期的過去。這些思緒讓我轉而研究明朝。如果東西雙方的對立持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將背景往上延伸數百年並非不合理。無論如何，清代的政治歷史受到外族統治的太多扭曲，後期又在與西方衝突陰影的籠罩之下。明朝是最後一個漢族統治的朝代，在體制上應該更能代表中國的特色。
經過許多徒勞無功的摸索後，我的博士論文最後確定為「明代之漕運」。水道是一個時期的具體剪影，其運作情形是可以處理的題目。這個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識上的練習，讓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礎後勤設施。論文尚未完成，霍爾教授就前往耶魯任教。接任的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和余英時教授對我的幫助遠多於批評。在他們的推動下，論文很快獲得委員會的通過。
在其後多年，我繼續擴展我的視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書，討論明代的稅賦制度和政府財政。必須掌握儀式過程的意義、軍事裝備狀況、當時政治思想家爭辯議題，再加上充分接觸明代社會史、科技和文學，我才有把握來探討明朝。我在安亞堡的最後兩年時，發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專家查爾斯·賀凱（Charles O.Hucker）教授從亞利桑那搬到在奧克蘭的密西根州立大學，離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遠。他隨後帶我結識其他傑出的明代研究者，對我的智識成長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記述或許可以幫我排除下列批評：說我的大歷史概念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