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英國

英國的劍橋是個特別的地方。

他們總會告訴你,這一部分的建築興建於伊莉莎白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代,那堵牆的時間還要早兩百年,接近於元代。這些故事都只能聽一部分。沒錯,許多建築的確像舊版畫中的圖案,像是霍蒙德(Homond)地圖的細部。但原來的建築不可能完整保存這麼多年。如果結構沒有翻修過,大多數的磚牆一定更新過,甚至更新多次。直到今日,工人還在這個地方的牆上打洞,埋水管或電線,在那個地方整修大門。晴天時,你會看到他們在換修國王學院牆垛上的水泥碉塔,連上方與天際交接的葉飾和下方的縮尺山形雨遮都一併更新。無疑地,每個碉塔都一樣,因為不管他們做什麼,都會遵照原有的設計,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過。時間一久,新的碉塔也會融入舊塔蒼黃苔綠的色調中。如此一來,他們可以一點一滴、一日又一日地更新整個大學城,將中世紀的氣氛保存到20世紀及未來。

1972年秋天,我們抵達劍橋不久後就聽說,為了供應彼得市(Peterborough)和列斯特(Leicester)磚窯的材料,東安格裡亞大片地區的上層土經年累月以來已被刮走一大層。也就是說,在這個任何地點距海不過百英里的國家裡,一切都要保守因應。老舊建築不能斷然拆除,任意代之以摩天樓。因此,事事都必須彼此兼容,原則上要避免極端的改變。修道路時,就像外科手術一樣,一開始只能鑿開幾平方英尺的路面。補完路面後,蒸汽壓路機發出「沖沖沖」的聲音,來回壓到路面分不出新舊為止。大多數的街道上鋪鵝卵石。在聖約翰學院前,街道回轉,險如發針。起先我以為連開車都很難,但雙層巴士卻通行其間。我要親眼看到才敢相信,巴士仿如龐然大物行駛峽灣之間,兩旁都有商家,但司機從容悠哉,車輪連人行道邊都沒擦到。這時我已察覺,在美國生活多年已加快我的生活步調,我們不太習慣這裡的從容不迫。一篇文章指出,在劍橋的商業區,汽車時速通常為十二英里。在美國城市就不可能。如果美國的駕駛速度如此慢,後方的喇叭聲一定不絕於耳,有些人可能還會大叫:「老兄,快點走行不行?我們可沒有時間等你一整天。」

但這裡是英國,生活中還有許多不慌不忙的優雅層面。開車接近圓環(英國人稱為roundabout)時,是相當愉悅的經驗,一定會看到園丁在工作。他們幾乎整修每一英吋地表,每個月都佈置新的花。在靠近約夏·泰勒(Joshua Taylor)的小店裡,可以用合理的價位修理便宜的手錶和照相機。格爾太陽眼鏡的框架壞了,是在離凱思學院不遠處修好的。在美國,他們一定會叫她直接把眼鏡丟進垃圾筒。在短街(Short Steet)後方,一家商店掛著招牌保證只要「你等一下」,他們就會修好假牙。在我們住的桑葚空地(Mulberry Close)的後街,我們看到一名垃圾工人拆解一輛車。他把零件浸在煤油桶中,洗得乾乾淨淨,再用手中的工具拉直部分零件,最後再全部裝回去。這樣水準的工匠技藝,在過去二十年的美國已經看不太到了。

「抱歉,我們的經濟很原始。」房東太太指點我們如何使用暖氣設備時,向我們道歉。她可以不必這麼謙虛,因為我半輩子所經歷的生活條件更有資格被稱為原始。至於暖氣設備,格爾不覺得不方便,反而覺得有趣。暖氣設備分成兩套裝置。蓄熱器在非巔峰時刻插電,以利用較便宜的費率。蓄熱器內部的油料和耐火磚可以吸收能源,晚上天氣變冷時再散發熱氣。另一套裝置則在壁爐下方的有蓋水槽,大小相當於大茶壺。水不用自己裝,而是用電動泵抽水。打開壁爐架附近的開關,等「嘩嘩嘩」的聲音減弱時,水槽也差不多滿了。再來就點燃壁爐中的煤,但不是用火柴點,而是用一根長約兩英尺的鐵棒,鐵棒另一頭是彈性的鐵線,連到瓦斯管。點燃後發出噴火的聲音時,再插入煤堆約十五分鐘,如果出現藍色火焰,表示煤炭已經點燃。此時就可以將鐵棒上的火熄滅,放置一旁。除了樓下會感受到壁爐的溫暖以外,水槽的熱氣還可以透過和意大利面差不多粗細的管子,接到樓上臥室的迷你散熱器,多少散發一些暖意。在英國寒冷的冬夜裡,以這兩套裝置種種零件組合來說,雖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也達成了保暖的目的。

我們和大多數的美國家庭一樣,剛住進來不免有些怨言。家中的電冰箱似乎太小,尺寸差不多等於床頭幾。我們每天必須推著菜籃車一、兩次,到附近的雜貨店去採購。傑夫當時五歲,就讀米爾頓路上的「幼兒學校」。校方不提供校車,也不鼓勵兒童在學校吃中餐。理論上母親們每天要接送子女四趟,除非能找到年齡較大的學童陪著上下學。遊客必須準備好面臨觀光的不便之處:劍橋的店家白天並不是隨時開著。有好幾次我們逛街逛到錯過午餐。在下午兩點半到黃昏之間,沒有一家餐館會營業。大多數小店中午也都休息,他們拉下窗戶內側的窗簾,掛上「外出午餐」(Outspan)的通知。當然了,星期日絕對不做生意。

但另一方面,郵差每天騎腳踏車送兩次郵件,如果有掛號信,就再送一次。地方上的郵局就是鄰近的煙草糖果店,幾乎都在步行的距離之內。行人仍然享受相當大的行動自由,遇到斑馬線時,車輛都必須禮讓。我們太常聽說中國有很多腳踏車,但是還沒有人寫文章介紹劍橋的腳踏車和摩托車。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單車騎士,包括身穿運動外套、頭戴比賽用頭盔的祖母級騎士。工人利用這種兩輪的運輸工具運載各種想像到的物品:工具箱、梯子、甚至木材。有一次我們還目瞪口呆,看著一個單車騎士載著一大片玻璃。

無可懷疑的是,英國人的性格在此處顯露無遺,至於是哪種性格,我們也說不清。看看出租車司機吧。我們所搭過的出租車中,沒有一位司機會先開口引起話題。如果你從奧伯瑞路(Aubury Road)搭到川平頓路(Trumpington Road),打算不發一言,司機先生絕對沒意見。他會靜靜地開車,絕不破壞雙方的緘默。但是如果你決定聊聊,你會發現他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出租車司機一樣健談。你只要洗耳恭聽,讓他滔滔不絕,聽他不時省略、拉長、甚至含糊帶過句子中的音節。對所有的司機來說,五便士還是叫做一先令,一英鎊叫做「女王」,因為紙鈔上印著伊莉莎白女王的頭像。

在這個地方,禮節無所不在,很多小地方都看得出來。舉例來說,離我們兩條街遠有一家肉店,老闆自稱「你的家庭肉商」。但這絕非不實廣告,他的行動足以證明。他個子不高,灰色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衣著總是乾淨俐落,身穿白襯衫,打領帶,繫著一條沾有血跡的圍裙。即使買得再少,他一點都不嫌煩。他會替你切一塊只有四分之一磅的牛肉,無論切丁切絲,悉聽尊便。他工作時總是全神貫注,技藝高超。他的感謝自然而然流露,毫不勉強。你開口買肉、他遞肉給你、你付他錢、他找你零錢,每個步驟他都要謝你一次。為了避免單調,他還多次低語「非常感激」。

「真好!」我們印象深刻。

對美國遊客來說,英國是個旅遊的好地方:氣候溫和;多樣化的文化活動讓生活更多彩多姿;對非語言學家來說,沒有語言障礙。而且,我們觀察到,劍橋現代化的舒適程度只比美國差一級,但價位卻合理很多。最重要的,我們遇見的每個人都是氣定神閒,彬彬有禮,知足又從容。得到以上結論的同時,我們讓自己變成特別的觀察家:美國觀光客。

我接到李約瑟博士邀請參加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計劃時,是1967年7月。當時格爾和我新婚未滿一年,小兒傑夫只有兩周大。我們正要從白原(White Plains)的老瑪瑪羅內克大道(Old Mamaroneck Avenue)搬到紐普茲,因為我剛獲得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教職。

在過去兩年,我一個接一個認識美國頂尖的漢學家,速度快如連鎖反應。起初我結識賀凱教授,他介紹我認識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我參加他們的明代學術研討會,每次都寫一篇文章登在會後的論文集中。狄百瑞又安排我參與富路德博士的《明代名人傳》計劃,為時一學期。到了夏天,我參與的部分完工,我期望重回教職,完全沒想到這時會接獲從英國劍橋來的邀請。

李約瑟的信裝在不起眼的信封內,沒有寫寄信人的地址,凱思學院的淡紅色郵戳也不明顯。乍看之下以為是大量郵寄的廣告信函,但等我打開,看到第二頁寄信人的簽名,立刻飛快看完全信,非常興奮,不禁對格爾宣佈:「有人邀請我們去劍橋!」

「現在?」她問。

「三到五年後。」

在這封信中,身為皇家學院院士、英國學士院院士、凱思學院院長、《中國科學與文明》作者的李約瑟博士說,他從富路德博士處得知我的姓名和地址。他還客氣地問我是否聽過他的系列叢書和計劃。他正在著手第四卷的第三部分,接下來的數卷會花上數年工夫。但1970年後,他應該會認真計劃寫最後一卷。他的問題是:中國很早就將自然科學的知識應用於人類的需求,比西方還要早一千四百年,但為何沒有比歐洲早發展出現代科學呢?在社會和經濟的背景因素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線索。他問:「我正在想,也許在進行最後一卷時,不知你有無可能來這裡加入合作者的工作?」

我回信中答稱,我能獲邀加入他的計劃,深感榮幸。我當然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很樂意成為被考量的人選。他其實可以不必介紹自己和自己的計劃,他博學多聞,作品質量皆驚人,已經成為我們領域中學術的代名詞,在這一行裡人盡皆知。我隨手引用幾段《中國科學與文明》中我最欣賞的段落,因為其中對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見解,我也常在學生前引述。但在他認真考慮我的參與之前,應該對我再多認識一些。原來李約瑟博士曾擔任英國大使館在重慶時的科學參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中國有第一手的瞭解。國共內戰後,他在道義上繼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指出社會主義路線是中國的最大希望。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左派分子」,英國參加朝鮮戰爭時,他也公開反對。他參加的一個國際委員會證實,美軍曾在朝鮮戰爭時進行細菌戰,英美兩國政府一度很不歡迎他。就我所知,這些爭議都已隨風而逝。我自己早就學會接受發生在中國的事,但我的國民黨背景不會讓他為難嗎?在我以前謀職和申請研究經費的過程中,我的政治經歷從來不成問題。但我想李約瑟博士應該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告訴他,我曾在蔣介石的軍隊中擔任軍官,而且為期不算短,我也是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的畢業生。我吐露這些事實後,又自承我可以在短時間內瀏覽中國的古文典籍,勾勒其要點,但是生性魯莽,極度專注細節並非我的長處。

我在紐普茲接到李約瑟博士的回信,筆調輕鬆愉快,顯然已接納我的告白,我的國民黨背景一點也不會困擾他。至於我的急性子,他很有風度地說,他做研究時也是一樣的。幾天後我又收到一大包印刷品,其中包括他投稿登在雜誌上的抽印本、演說、書評,以及一本《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內容簡介。他對我簡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風格和他的史觀。我們就此持續了好長一陣子的通信,直到我在1972年秋天踏上劍橋的鵝卵石街道為止,離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已超過五年。

借通信交換意見不無幫助。但讓我相信「院長」——我和李約瑟博士熟識後,我們家人都如此稱呼他——和我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關鍵因素是《翻身》[1]這本書,作者是威廉·辛頓。本書平裝本的封面上有李約瑟博士的推薦辭,對象是給那些想瞭解中國革命的人。自從平裝本問世以來,我就要求修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生和大學生,在翻開教科書前,要看完這本書。

威廉·辛頓是一名牽引車的技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聯合國救援重建組織(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派到中國來。國共內戰爆發,牽引車的零件和汽油的供應中斷,辛頓被困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內。他改到華北大學(譯按:正式名稱為華北聯合大學)教英文,這是一個和共產黨有關的「游擊隊組織」。1948年春天和夏天,中國的內戰進入最關鍵時刻,大學實際上已經停課,教師和學生被編組成訪問團,到共產黨佔領的重要村落,和地方黨工相處,注意和指導已經進行一段時間的土地改革。身為觀察員的辛頓先生,前往一個他稱為「長弓」的村落。《翻身》融合他的長篇訪談和個人回憶,並收錄他注意到的報告、指示和其他文件。這本書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但不時穿插著倒敘,內容相當多,超過六百頁。本書涵蓋的期間是從抗戰勝利到1948年,前後約三年,接近內戰的總持續時間。

長弓村擁有「兩百多戶人家」,「人口共一千人」。村落在山西境內,位於中國旱災和饑荒密集地區的核心,貧窮和艱困的生活構成村落背景的重要因素。長弓的最大地主不過擁有二十三英畝的地。中國農村最典型的商業交易成為本村的例行公事:農民將規模已經夠小的土地當成借貸的擔保。高利貸盛行。鄰居親戚彼此僱用當短期的幫手。長弓的基本問題和其他無數的村落一樣,在於人口過多,而可分配的土地和天然資源不足,但整個地區仍必須自給自足。村民因此沒有選擇,只能遵照古老的傳統,就是剝削弱者,除非自己願意等著被剝削。有錢人其實不是太富有,但窮人根本毫無稍事喘息的餘裕,稍微不小心,下場就可能是飢餓和死亡。書中的描寫讓我想起孫中山先生的意見:中國的問題在於普遍貧窮,不在貧富不均。中國的有錢人還不一定比得上西方的中產階級。

但是,《翻身》中的一些段落也讓我驚覺自己的無動於衷,這也是國民黨的毛病,甚至孫中山也不例外。問題在於,貧富嚴重不均時,例如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其實並不是太嚴重的問題,前提是窮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脅。但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亟需立即改革。我們國民黨這邊的人大可以說:長弓的一切不是我們的錯,千百年來向來就是如此,完全是共產黨小題大作,以利他們掌權。事實上,他們持續戰爭行為時,我們的國家經濟被破壞,全國永遠沒有重建的機會,而他們竟然還把全部責任推到我們身上!村民不曾聽過我們上述的辯白,即使有,也絕不會同情我們。只要我們象徵「法治」,就是支持現狀,因此就是站在剝削者和壓迫者的這一邊。我們所提出的現代西方生活水準,對他們毫無意義,這裡畢竟是中國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傾向,」辛頓警告。他證實「人們提到過去,沒有不哭泣的。」

1938年,長弓村落入日軍之手。七年後的抗戰勝利日當天,村落是由一連日軍支持的「偽軍」所看守,被共產黨非正規部隊輕易解除武裝。在《翻身》中,國民黨軍隊從頭到尾都沒有接近村落,但在每一章節中,由於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撐腰,蔣介石和軍閥省主席閻錫山的高大黑影簡直無所不在,呼之欲出。國民黨即將展開報復的威脅,無論是真是假,剛好形成迫切需要的壓力,推動土地改革計劃。

辛頓描寫共產黨時,夾雜黨派的熱切,但他風格不失坦白幽默。他不遺餘力,描述被派去當運動尖兵的農民領袖貪得無厭,心胸褊狹。他也不隱藏某些黨工冷血無情,總是高唱官方路線,帶著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語調,一舉一動有無數的教條當後盾,但實際上立場卻搖擺不定。但全書最動人之處在於,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投入這個大熔爐時,所進行的自我探索。他們和村落裡擁有土地的剝削者同一階級,眼看著這些人被清算,但在他們參與的同一運動中,他們的父母很可能在別的省被清算,甚至火燒皮膚,被強迫說出隱藏的資產,更不用說有無數人被活活打死,或是被迫自殺。書中有一個年輕人因此發瘋,其他人則徹夜難眠。

這些年輕人為何讓自己身陷其境,需要簡短說明一番:就學理上來說,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問題在於從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國家。但問題沒這麼簡單。傳統社會是文化導向,現代國家卻一定要由經濟學詞彙來主導。兩者之間毫無關連,無法有過渡期。

毛澤東和共產黨能做什麼呢?嚴格來說,他們的任務必須為非歷史性,必須超越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他們都是務實的革命分子,一定會從現有的材料和工具著手,不可能從想像和幻夢出發。在中國,有一群蠢蠢欲動的年輕男女,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對國民黨和美國產生幻滅,憂心祖國在世人眼中的悲慘地位,願意盡一切力量來改變這一切。中國還有許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識字農民,可以誘之以小利,但必須除去初期的膽怯心理。這些狀況造就了激進思想。

當你想移開厚重難以撼動的物體時,你需要槓桿。當科學家進行實驗時,他們會控制環境,將觸媒加入試管中,嘗試加速、減緩或逆轉所觀察的自然過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膽的挑戰,將他們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會實驗試管,為什麼不能動用人為的方式呢?

激進思想並非神秘古怪、不可捉摸之物,它提供革命分子所需的槓桿和化學觸媒,就從歷史書寫開始。在40年代,一些激進歷史學家大膽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其中以侯外廬、範文瀾和翦伯贊最為有名。起初他們的意見分歧,後來逐漸形成共識,將整個帝制時期到鴉片戰爭歸為封建時期。不過,其間有一例外。在明代末期,曾出現類似「萌芽的資本主義」。這個本土的資本主義不曾茁壯,更不曾開花結果,原因是封建勢力反撲和外國勢力干涉的雙重阻礙。真正的轉折點是鴉片戰爭,將中國導入「半封建、半殖民」時期。他們的企圖很明顯,打算把中國歷史的動態循環轉變成馬克思的直線進展。根據他們的理論,所有的國家都必須經歷階梯式的發展,從奴隸社會到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最後到社會主義。但新史觀如何和共產黨策略結合(包括辛頓書中提到的土地改革計劃),當時還沒有這麼清楚。

讀者要記住,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中國之再生必須繫於農村改造的態勢已逐漸明顯,雖然在國民黨這一方的我們仍然拒絕接受其必然性。回顧過去,土地問題已經變得盤根錯節,嚴重到必須訴諸最後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擁有土地,而單單這一點就足以引發全面的大整肅。但對共產黨而言,要推動如此劇烈的改變,必須先激起農民渴求土地的胃口,革命初期才可以動員活躍的多數。階級鬥爭就是槓桿。同時必須啟發愛國心切的年輕人,讓他們擔起運動的領袖角色。歷史直線進展這個意識形態的膠囊就是化學觸媒。他們會運用意志力去相信,只要奮力一擊,中國就可以趕上西方,中產階級的階段發展可以完全略過。中國在四百年前早已嘗試過萌芽期的資本主義,此時不需要再從零開始。

以革命主張的標準而言,這套主張相當有效。所有的國內敵人都可以被稱為封建餘毒。為了避免革命受到外國的干涉——可能來自於人道關懷、對國際法的不同解釋或是真正的利益衝突——歷史學家把所有的可能全放在一起,全視之為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侵略,既邪惡又多管閒事。辛頓曾任教的華北大學校長範文瀾,寫了一本教科書,指出美國是最明顯的殖民主義強權,原因不在其實際的行為,而在於具備龐大的侵略潛力。如此已截然劃分戰線。雖然《翻身》中宣稱的危險和風險可營造緊張的氣氛,但本書也可被視為在隔離病房中進行外科手術。

中國的土地問題一旦成為純粹的內政問題,階級鬥爭的主題就更具正當性。以前是普遍貧窮,現在可以強調貧富不均。村落內種種商業行為——已進行了千百年的交易行為——全都可以說是「封建剝削」,毫無辯論的餘地。大多數在抗日期間加入共產黨陣營的年輕人,例如王適方(即本書前面提到的「王上校」),並不清楚革命主張將帶領他們走向何處。內戰爆發第一陣槍響時,他們可以重新經歷老共產黨員二十年前的生活,正如毛主席所說:革命是骯髒的事,革命分子必須用手去掌握嚴酷的現實。

我持續和李約瑟博士保持通信。1970年,第一個「警戒日期」來臨時,他寄來一封信:「請牢牢記住我們的約定,你將來此地研究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與社會背景。」同年2月,我收到一本他的最新著作《大滴定》,這時我已相當清楚院長的史觀。他稱唯心派的史學家為「主觀論者」,唯物派的史學家為「現象論者」。他認為自己大半時間是現象論者,但常提醒自己不要輕信任何思想學派。別人曾建議他,不要把中國科學視為現代科學的「失敗原型」,而應認真考慮陰陽五行等理論是否可以構成獨立系統。他對我透露,他會聽取建議,但只能到一定程度。

我完全同意院長的意見。在我們這個年代,知識必須受限於容器和商標。無論去哪裡,我們都必須標明自己是唯心論者或唯物論者,是主觀論者或現象論者,是進步或保守,是人文或社會學家。就像在法院裡作證的證人一樣,答案只能為是或不是。整套的觀念本身就是學術界不成熟的表現,顯示在完全評估主題的內容前就已預做歸類。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研究英國內戰文獻時曾批評:「假設不斷繁殖,超越對事實的研究。」他不知道,在中國這一領域,我們往往必須受限於事先預設的模型,方法論和學理比知識的內容更重要。

李約瑟也研究過英國內戰。在《大滴定》中他引述劍橋史學家賀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這位「主觀論者」的意見,說英國在17世紀的衝突是典型的「矛盾——僵局」,而後形成綜合。不過這種辯證的公式無關馬克思。當時的大熔爐包括商人的中產階級、次要的鄉村士紳、貴族階級、英國國教教會人士、掘地派等提倡社會主義國家的分子,以及信仰清教徒的共和派。這些團體都提出特定的觀念和主張,有助於最後的和解。巧合的是,李約瑟寫這篇文章是在1944年。篇名的註解指出,他寫這篇文章時,滇緬公路上發生山崩,讓他困在雲南的一個小鎮。當時我離他不會太遠,我在雷多公路上,同樣受阻於大雨、泥濘及日軍十八師團和五十六師團的殘餘部隊。

但更讓我們確定信念相同的是威廉·辛頓的《翻身》,顯示我們可以直探歷史本質,忽略外表的標籤。這本書是由書評月刊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辛頓不完全算是馬克思主義或激進主義分子,雖然他替中國共產黨說話,但在處理事實的細節時,他不曾扭曲事件,也沒有選擇性地掩蓋部分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因此我可以很心安地以他的書為教材,雖然他是站在左派陣營內部的觀點寫作,而我一度是國民黨的軍官,在特定議題上有時必須在學生前反駁他的論點。他的書顯然不是邪不勝正的簡單故事,而許多左派文學卻常掉入這種陷阱。本書也不像淺薄的親國民黨故事,只是不斷重申共產黨是靠狡詐詭計贏得政權,雖然這話不無可信之處,但長期來說卻站不住腳。

「翻身」可以指好運降臨時運不濟的人,使他脫離貧窮和惡名。「翻身」也可以指正義終獲伸張。總體來說,它可以貼切描述被革命所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滿象徵意味的口語來表達。

抗戰勝利後不久,翻身的過程發生在長弓的弱勢人民身上,但當時還沒有清楚的體認。一夜之間共產黨的地下人員忽然成為村裡的統治勢力。在這群出身貧農階級的當地年輕人中,最活躍的是個二十歲的文盲青年,辛頓稱之為「公安」。區幹事兼村主席甚至沒有名字,大家叫他「黃狗郭」。一名副主席當了一輩子的雇工,據知染有梅毒。另外一名副主席偶爾當當土匪。這一群人的書記曾經在日本的藥店工作。他們無疑是「社會渣滓」,可能打破所有紀錄,成為長弓歷來最不受人尊敬的村民代表,但卻符合毛澤東群眾運動的精神與性格。1927年,毛澤東就體認到他的運動是「痞子的運動」。為了使其後的革命能大膽貫徹、無可妥協,「由貧農領導絕對必要」。我們甚至可以想見,傳統的名望和舊社會秩序息息相關,正是革命分子除之而後快的對象。利用「流離失所的無產階級」作為運動先鋒的邏輯,正是革命的深度及廣度所在。正面及負面不只逆轉,群眾的公分母還必須來自文化水準最差的人,否則多數決就不可能真心誠意。

然而,雖然看似隨性,共產黨部署人員時卻經過深思熟慮。所有的舉動都已事先算計過,其標準策略屢試不爽,應用於當地的時點也拿捏得當。從共產黨掌權到1945年年底為止,長弓的革命委員會(此刻自稱為村政府)就忙著「掃除叛徒運動」,目的在於鞏固農民領導的權威,動員村民進行即將到臨的階級鬥爭。他們挑選一些漢奸接受公開審問,其中有的就被當場處決。

1946年新年,長弓展開「算賬」運動,鼓勵房客、佃農債務人、雇工等人揭發曾經剝削他們的人。「雙方以前都同意」不能被當成借口,平反冤屈沒有時間表。為擴大參與層面,男男女女都被告知,除非他們和被指控對像算清舊賬,否則無法獲得「優點」,就無法瓜分被沒收的財產。起初暴力行為只限於活躍分子,但後來膽子放大的村民開始自行執法。至少六個村民被活活打死,或是傷勢過重致死。有些人自殺,有些人被趕出家門,不准帶任何食物,因而餓死。這時運動已經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參與者已經無法回頭。如果暴動無可避免被壓制,國民黨一定借法治之名進行報復。

「算賬」運動結束時,村落中四分之一的可耕地和半數的房屋被沒收。清算地主和富農後沒收了穀物、牲畜、農地用具、貴重物品和傢俱。這些都歸為「奮鬥成果」,重新分配給報復心重的農民。勞力和資本空前結合,創造村落的暫時繁榮,提振窮人的士氣。隨後共產黨在長弓村設置支部,約三十名農民加入,其中七名是女性。在1946年年中,透過壓力和勸說,這個支部徵召二十名自願者加入共產黨的軍隊,也就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自願從軍者佔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二。

又過了一年半,之間黨只透過地方單位施展間接而匿名的控制,命令秘密下達地方。雖然地方核心幹部成員可能陞官或轉往其他單位,但基本上仍保存粗獷農民的本土色彩。共產黨的首要目標仍是打贏內戰。需要擴大動員規模時,村落發起「打倒落水狗」的運動,「所有已被斗倒的人的其他家人都要接受公眾審問」。這時的口號是「勇敢做每件事」及遵行「貧農路線」。

乍看之下,上述一切的確都很詭異。村民被煽動報復只比他們稍微幸運的對象,被煽動對抗實行數百年的社會制度,卻不明白自己在共產黨擬定的劇本中扮演何種角色。但整個過程也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觀察。

毛澤東的成功可以歸功於他有能力打破溝通障礙,他能勸誘城市青年執行鄉村改革計劃,讓受過教育的精英分子和文盲群眾對談。他的訊息通過無線電發報機傳達到中國各地,再透過口耳相傳進一步傳播,形成20世紀聰明機巧對抗16世紀組織的最佳實例。他的觸角延伸到小村落時,被孤立的少數絕對沒有機會贏。這也可以說是一次動員計劃,迅速以中國西北來對抗東南。在旱災饑饉頻仍的地區,比較容易提供他所需的赤民統治和士兵的素材。

數十年後,歷史學家可能必須深刻考量他的洞察力。在中國革命的情緒衝擊背後,有其智識基礎及經濟現實。雖然也許過於誇張,但中國內陸土地剝削到錙銖必較的地步,的確類似某種形式的食人族。遇到天然災害時,鄰居和親戚彼此反目,輸家及其子女只有滅亡一途。即使當年我在上海放鬆自己時,也從雜誌上瞭解不少悲慘的處境。如果這樣還不夠,我到美國後對費孝通教授的論調也很熟悉,他說,如果可耕地的面積不夠,必須在地主和農田勞工之間做選擇,只好選擇後者,犧牲前者。還有馬丁·楊博士對位於中國東岸的農村故鄉提出建議,他預測,為更合理運用農業用地而進行改造,即使是採取私有制,都無法不訴諸暴力而達成。面臨如此的處境,我們也許終於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觀點,他們採取的是最後手段。現有文明正在解體中。他們可以說,他們正應用社會契約的理論,只是方式略有不同。為徹底清除過去的影響,每個人都必須先回到野蠻狀態,然後才能談高貴。

這個方法雖然有其正面意義,但在辛頓著作的前面章節卻不如後面章節明顯。可惜的是,無數讀者著迷於這本不平凡的著作,通常能輕易看完前面兩百頁。當革命以感情層次呈現時,點燃的憤怒和同情自然會讓讀者一路讀下去。但隨著故事開展,讀者就會感到吃力。我曾和一些聲稱已看過這本書的人談話,如果有人只看完一半,我也不會吃驚,他們可能將因此錯過作者最重要的訊息。

我們於1972年8月抵達劍橋時,時機再理想不過了。我的稅制專論文稿已經完成,一年前送到劍橋大學出版社,我熱切期待能看到書的出版過程。在美國,物價和薪資仍然在管制中,相對於採取浮動匯率的英鎊而言,美元比較強勢。每次英鎊再貶值一些,我們的購買力也就稍微提升一些,正如格爾所說:「我們此處省下一毛,那裡掙著五分。」同年稍早,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受到周恩來盛大國宴的款待,人民解放軍的樂隊在旁演奏美國民謠。中國終於開放了!尼克松在簽署上海公報後凱旋回到美國,一般預期他會連任總統。李約瑟是中國長期友人,中國科學院又邀他訪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四次訪問。

當我們計劃到劍橋與他合作一年時,我擔心找不到願意提供財務支援的機構。因此,我以措辭略微不同的兩份申請書分別送到華盛頓的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為了將申請金額降到最低,我自動刪除在英國的額外花費,只申請相當於我薪水的金額。在申請書中,我又說,我和家人的來回機票是由李約瑟博士計劃的研究基金來支付,但事實上是他的版稅收入。但後來發現我們的膽怯毫無必要,兩個機構都全數批准我的申請。最後我必須通知國家科學基金,將重複的部分刪除。

但我們到達英國時,李約瑟博士夫婦和他的長期合作人魯桂珍博士正在中國,進行一個月訪問行程的最後階段。同時,我們在桑葚空地的租屋在8月的銀行休假日(和美國9月的勞動節一樣,都是在第一個星期一)前還沒空租給我們。如果我們這十天都住在附早餐的民宿,就會非常奇怪,因為我們沒有太多事可做。我從《劍橋晚報》的分類廣告中,找到一個位於凱辛蘭海灘(Kessingland Beach)的營區內拖車,每週八英鎊。這筆租金非常划算,我們只需交錢領鑰匙即可,拖車主人還告訴我們如何找到那輛車。拖車空空蕩蕩,但還有瓦斯,附帶設備及餐具,勉強可以準備簡單的餐點。

至於交通,包括從劍橋出發這一段,我們購買周票券,得以在東安格裡亞無限次搭乘火車。我們就這樣在迷你假期內到處觀光。

這時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氣候。如果總是碰到雨,我們的假期將一片淒慘。由於時序已是8月下旬,營區拖車內的人並不多。我們誰也不認識,只帶了一些隨身物品。陣雨的確無法預測,真是典型的英國天氣。幸運的是,在整個星期中,雨勢不大,時間又短,我們還沒真正擔心時,雨就停了,我記不起有任何半天的遊興因此受阻。我們遊覽許多海灘、港口和地方上的小鎮,在窄軌鐵路的火車廂中臨時起意,根據地圖和旅遊指南變更行程。

有好幾天的清晨,格爾和傑夫還在睡夢中時,擔心天氣的我就已外出散步,觀察天氣。整片地方空無一人,營區的商店還沒開放營業。兔子聽到我的腳步聲,在沾滿晨露的草地上快速奔跑。雲層通常顯得陰暗沉重。但在東方遠處的海平線上,雲朵帶著粉橘色的邊,這就是希望之光,清晨的承諾。連續數天,黑雲總會被吹走。天空清朗後,又是乾爽舒適的一天。

我獨自在沙灘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發生在這條海岸線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維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和哈維治(Harwich)都是充滿感情的地名,都會讓英國皇家空軍軍官和德國潛水艇指揮官心跳加快。他們為赴命運之約,被派到這些水域來,執行獵人和被獵的任務。有多少青春飛揚的年輕人滿懷天真的希望,卻被這塊佈滿浮油和子彈的水域所粉碎!在寧靜的8月清晨,北海平靜無辜,完全不像戰士進行生死奮鬥時所經歷的殘酷。他們的回憶仍然生動鮮明。在劍橋的書店中,有成堆成疊的戰爭書籍。我自己就買了兩本平裝書帶回拖車。但戰爭文學總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騙。你閱讀到英國頂尖戰鬥機飛行員的回憶錄時,你會希望他好運連連,肅清天空中德國佬的轟炸機和駕駛梅瑟施密特戰機的狂徒。但如果讀到德國潛水艇指揮官的傳記,你會希望他彈無虛發,直接命中在護航艦旁難以發現的載貨船,不管他們是誰。就本質上來說,軍人不必深刻思考,他們只需執行命令。他們的故事具有娛樂或放鬆的效果,因為他們讓領袖去面對良知的衝突。今日的讀者可以自在閱讀他們的事跡,沉醉在他們的冒險故事時,當然自己不必跳傘降落波濤洶湧的英倫海峽,也不必在暴風雪中駛進北極圈,進入一個沒有天堂地獄之別,沒有日夜之分的國度。我還沒有看過一個前英國飛行官描寫自己坐在機艙裡汗濕前額,扣扳機的手發抖,為的是執行丘吉爾的命令,驅逐德軍的救援勢力,以免他們救走在水中掙扎的德國飛行員。我們應該感激丘吉爾爵士在回憶錄中直言無諱指出,英國承當不起寬宏大量的後果:讓那些被擊落的飛行員再度有機會閃電襲擊英國城邦及人民。

無論如何,丘吉爾是命運之子,他也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只要看看他著作的書名:《命運的樞紐》(The Hinge of Fate)、《他們的最佳時刻》(Their Finest Hour)及《終結》(Closing the Ring)。短短數字,卻鏗鏘有力,擲地作響,其中總是包含時間的元素,總是有邂逅的感覺。即使凡人如我們,今日恐怕無從逃避這些力量,無論我們是否打算操縱他們,在這個日益縮小的世界中,他們總是節節逼進。聽起來太複雜?但是一個荒涼的海灘正是沉思和清理思緒的理想地方,一邊是起起伏伏的溫柔海浪,另一邊則是陷入濕地的足跡。因此,我獨自走在凱辛蘭海灘這個位於北海的工人夏日勝地時,想到不遠處的海平線三十年前一再被烽火所染紅,不禁也開始細數自己的足跡。

想想看,同一場戰爭擾亂這片水域,也使我的世界天旋地轉,生命就此改觀。過去三十年來,我常遠行,先越過東海到日本,再越過太平洋到美國,現在又越過大西洋到英國,離中國共一萬兩千英里,目的是為了協助知名英國作者進行他的撰寫中國歷史計劃,而這件工程也佔了他快三十年的時間。三十年!這一切都不可置信。三十年前的我,會強烈否認這種可能。當時我二十四歲,有一綹頭髮常不聽使喚,垂到前額。我已厭倦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當差的日子,很想離開中國,也許去印度或緬甸,都是英國的屬地。但英國本身太過遙遠,是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還沒有對任何人透露:如果我挖掘記憶的深處,英國根本不是友善的國家,而是頭號大敵。在我進小學的成長階段,日本不是中國的天字號敵人,大不列顛——對我們來說是英國——才是。我出生於1918年。三年後,華盛頓會議降低了二十一條的影響。其後十年,日本的外交事務是由濱口雄幸、若槻禮次郎和幣原喜重郎(我在東京遇到,見「安亞堡,密西根」)等和平派人士處理。軍事侵略是日本現代歷史的特色,但他們希望向世人展示迥異的一面,可是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他們的努力再度破滅。在那十年間,英國似乎是帶頭不停阻撓我們自決的殖民強權。在學校中,我們學到英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同時也是最愛侵略的國家。在任何世界地圖上,我們看到成塊大陸、附帶的半島和大大小小的島嶼都塗成粉紅色,這些全都是英國的屬地。英國人有一個特別惡劣的壞習慣,就是把擁有古文明的國家降格成殖民地和保護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都是,即使希臘和波斯不算在內。更不用說,我們的現代中國歷史始於鴉片戰爭的教訓,其道德責任沒有爭辯的餘地。悲哀的是,當時加諸在我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一百年來無法擺脫的羞辱桎梏。

1925年發生「五卅慘案」。當天上海租界一位名叫艾佛森(Everson)的英國警官,下令對示威的中國人民開槍,殺了十一名中國人。後來刊登在雜誌的照片顯示,幾名受害者倒在街上流血而死,但死不瞑目。但更令人沮喪的是,當這個案子送到上海的法院時,艾佛森居然不是被告,而是檢方的證人。他作證指控槍殺後當場被逮捕的示威者,他們還以違法被起訴。

英國當時不但是我們民族美夢的主要阻力,而且還因先進而引起我們的妒忌。在每個現代城市中,英國租界總是最整齊最繁榮的地區。為了創造殖民地的氣氛,他們會引進包著頭巾、留著鬍鬚的錫克人,全都高頭大馬,擔任警察的工作。在他們銀行大樓的石階盡頭,總有銅獅坐鎮。他們的百貨公司內陳列著最現代的物品,散發化學成分的宜人芳香,沒有中國街道上慣有的醋、醬油和桐油的味道。他們的倉庫和碼頭都標明著斗大的字:太古洋行、怡和等。在長江江面上任何快速的現代貨輪,煙筒等漆成橘紅色,頂端鑲黑邊,掛著英國國旗,看起來像中文的「米」。看到衣衫襤褸的苦力扛著成捆成箱的貨品在甲板上裝貨,不禁會想問:是否他們因此富有,而我們因此窮困?如果不是,為何他們開著炮艇在我們的內陸水道巡邏?事實上,蔣介石進行北伐,引爆中國群眾與海上入侵者的衝突。每當他們覺得自己的國民和財產受威脅時,就會命令炮艇朝中國城市人口密集區隨意掃射。其他國家也牽涉在內,但在每起事例中至少有一艘英國船涉案。

日本佔領東北,局勢才因此改觀。我們開始一步步走向對日抗戰之路時,對大不列顛的印象才從敵人變成善意的中立角色,再變成遙遠的盟邦。當我們的命脈轉到雷多公路時,我們才開始真心覺得與英國休戚與共。在藍伽的營區歲月以後,我才開始接觸英國陸軍軍官,之後在雷溫烏茲和南京又認識了一些,但真正熟悉的並不多。不過由於當時的職業使然,彼此都存留固定僵化的印象。如果當時有人問我對英國的認知,我會說,以一個小國來說,他們有相當偉大的軍事傳統。他們有許多兵團,叫做國王兵團、女王兵團、蘭開斯特郡兵團、得文郡兵團、近衛步兵第一團、燧發槍團等等。每一團都有自己的制服,不但紐扣的數目不同,甚至連紐扣的設計也不同。而且,他們還有許多鬍髭很工整的上尉,再配上他們方正的下巴,簡直就像《笨拙》(Punch)雜誌上的插畫人物。他們還有許多頂上日益稀疏的自負中校,四處張揚自己是軍事奇才,人人都相信,蒙哥馬利將軍做不到的事,自己可以輕易接手完成。我實在搞不清楚,這麼一個小國家,如何找到這麼多鷹鉤鼻的中校。

到安亞堡以後,我才有機會從容深入研究英國和聯合王國的歷史。我頭一次發現,原來英國根本不是一個小國家。英國和俄羅斯或中國相比雖然小,但卻遠大於威尼斯、荷蘭這兩個現代史之初英國常打交道的國家。也許英國的簡約規模是很重要的因素,讓歷史上制度的發展更形明顯。諸如英國內戰、克倫威爾、復辟等史實,如果讀上十至十二次,每次閱讀的作者都具備不同的背景和性情——有的強調憲政的延續受到考驗,有的專注於成形的階級鬥爭,有的猛烈攻擊前人的著作,被攻擊者最後不得不抱怨自己「體無完膚」——就會開始學習如何吸收基本史實,如何形成自己的理論,雖然後者不免有風險。

但膽小絕非瞭解事物的途徑,為深入認識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你理當有若干第一手資料,可以有助於形成自己的見解。經過更多的觀察後,看法可能因此改變。我以前非常厭惡風笛的聲音,或許是因為尖銳的聲調讓我回想起在上海靜安寺路上行軍的英軍,或許是如泣如訴的聲音讓人聯想起電影中英國軍人在國旗號召下,準備出發槍殺中東和中亞的當地居民。但等我開始熟悉蘇格蘭高地的景觀,看到山丘上一望無際的羊齒植物在秋風中沙沙作響,這時才瞭解到,風笛簧片的振動與發源地的自然節奏相呼應。說也奇怪,從此以後,我就因為風笛的感情特質而學會欣賞其音樂。

念過這麼多莎士比亞和亨利八世故鄉的事跡後,還是有必要到這裡來認識尋常百姓。他們一再為天氣道歉,似乎錯在他們。他們算零錢時算到半便士。他們的外食是炸魚和薯條。他們安靜悠閒,粗魯似乎與多禮的個性不合。我們擔心異國通婚的我們會受到歧視,但這種事從來沒發生過。許多老太太原本不苟言笑,但看到小傑夫這個美亞混血兒後自然笑逐顏開,尤其是他學會用英國腔要「冰淇淋」或「巧克力」時。

這一切的背後是個不可解的問題:這麼一個文明守秩序、親切善良的民族怎麼可能被煽動去征服大半個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種族,直到英國成為帝國主義的同義詞為止?

對於這個大問題,即使嘗試解答也會引發諸多爭議。但是,由於問題有很多種回答方法,讓人有機會擴展胸襟或是加重偏見。如果你想強調英國是侵略好戰的民族,有很多證據可以舉證。倫敦本身可以說是戰爭博物館,你可以看到納爾遜的錨和威靈頓的鍛鐵門欄,還有特拉法加廣場和滑鐵盧橋,有聖堂騎士修道院和海軍拱門。每場戰爭結束後的確都設置紀念碑。如果你仔細閱讀觀光指南,還可以找到朝鮮戰爭紀念碑。身為外國人的我們很難記得,在現代之前,英國常受到國外勢力的侵略。我們也很難想到,從宗教改革以來,英國一直擔心鄰國的入侵: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和德國人。英國是個以貿易維生的島國,很難保持孤立,遲早會捲入歐陸事務,或在海外與歐陸強權起衝突。在兩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起先都希望能維持現狀,保持軍事力量的平衡,但最後都為求生存而作戰。倫敦這個戰爭博物館也是盟軍中最常被轟炸的城市。

然而,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稱霸長達兩個世紀,是世界史上特殊的案例。雖然令人心醉神迷,但這樣的豐功偉業不太可能再重演。我只能推斷,英國結束長達一個世紀的動盪後,在斯圖亞特王朝的末期無意間開啟通向現代發展的秘密之門,這一切純屬碰巧,而非刻意。一般認為,在光榮革命與緊接的王位繼承法案之後,宗教議題不再成為爭論焦點,而英格蘭銀行設立與國家債務形成,更使國王無法任意課稅。但不只如此,1692年的土地稅更是重要的財政改革。1693年礦業皇家法案施行,礦區挖到貴重金屬時,所有權不再屬於王室,對礦業是個重大的鼓勵,而今回顧,這更是對工業革命重要地區的必要法規。此外,約翰·霍特(John Holt)被任命為法院院長,他把用於商業慣例的衡平法應用到習慣法的法庭上。在背景因素方面,英國的土地持有權已逐漸現代化,因此英國早期累積的資本就可以直接承載土地財富,也就是羊毛這個向來是外銷項目的主要商品。農業因此能和貨幣經濟同步。更多的圈地法案、收費公路的興建、依地區不同而栽種商業作物等等,一切都上軌道。這些步驟及對外貿易共同推動一致而強大的運動。英國富商沒有理由和歐陸富商一樣成為城市中的精英階級,他們成功融入擁有土地的鄉紳階級,財富得以交換。即使社會階級因寫作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歸類方式,但就整體來說可以分成上層的上流社會、下層的守法公民,及中間一群靠自己本事享受有限流動性的冒險家——官吏。整個國家已轉換成一個大企業,其簡約及紮實足以構成有效率的城邦,但又有相當規模的土地經濟和豐富的中古傳統做後盾。陸軍和海軍的威望空前提高,不僅是因為國家需要武裝部隊,也因為他們的結構能融入新社會。英國因而長期超越對手,其他國家無法達成英國的組織整合狀態。

英國人建造帝國時,也曾遭遇一些小意外,但他們記取教訓,精益求精,卻沒有揚棄基本的形態。兩個世紀以來,一切運作都很順暢完美。海外擴張增加貿易量,國內改革又適時增加社會接納累積財富的能力。把這種前所未有的狀態稱作「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只能說對了一部分。這些泛泛的標籤無法涵蓋英國人的獨特性格:信仰英國國教、土地與海洋並重、對身份很敏感、具備創新能力又服膺傳統、有能力採取大膽舉動但大致能按部就班和堅忍不拔,因此能把信仰蘇格蘭長老教派的兄弟一起拖進冒險中,連風笛也沒忘記。

英國人靠風笛和炮艇征服世界。但英國人不像日本人必須發明「共榮圈」,也不像德國人必須想出「生存空間」才能進行擴張計劃,他們打造帝國的過程並沒有事先規劃,而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起初英國人必須為生存而奮鬥。以貿易立國的英國人迅速發現,在激烈的競爭中,設立海外前哨站對他們有利,從這個基礎出發後,加上英國人具備一流的組織能力,又能掌握科技的優勢,因此能壓倒貿易路線上的許多國家。這些國家的組織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抵抗,甚至因結構問題而無法快速適應現代的挑戰。結果就是世界地圖上產生許多大塊和小塊的粉紅地區,但整個過程緩慢而漸進,即使在擴張的極盛時期,大多數的英國人仍深信自己只是服從國際法。他們的行為一點都不好戰,只不過是在現有的國際秩序架構中尋求正義的必要方法。英國殖民地管轄者處理當地居民事務時,不也是以人道關懷的精神秉公處理嗎?在許多方面不是勝過本土的印度土王、埃及軍司令官或滿清官吏嗎?這種態度屢見於英國的國會辯論中,後來就出現「鮮明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蠱惑說法。

然而,這種論調卻不能說服地圖上粉紅色地區的人民,所謂的世界秩序並沒有他們的參與。當然,歷史向來偏袒組織較好、較能適應現代科技的一方,無關正義。艾佛森警官下令開槍時,就和印度安瑞薩爾(Amritsar)戴爾(Dyer)將軍的命令一樣,都宣示大英帝國已達到最高水準。在大眾傳播的時代,被壓迫的民族如果還沒有掌握足以反擊的科技,總是可以訴諸意識形態。這也是今日的世界局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丘吉爾爵士拒絕成為「將國王陛下之帝國加以清算的首相」,但有人願意。大不列顛應該感謝艾德禮先生,他使英國子民免於承受法國在越南與阿爾及利亞、荷蘭在東印度的痛苦經驗。丘吉爾的傳人艾登卻不幸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扮演違背潮流的角色,最後燒到自己。

但是,1972年的英國仍然苦惱不堪,需要重新調適,走出過去的殖民時代。報紙報道,愛爾蘭共和軍抗議英軍在倫敦德瑞(Londonderry)一帶槍殺天主教徒,還揚言報復。曾在殖民地陸軍裡官拜中士的阿敏,要求英國「取回」在殖民時期進入烏干達的數千名亞洲人。冰島單方面宣佈領海離海岸五十英里,英國拖網船進入該海域,冰島海岸防衛船執行命令,剪掉英國船的漁網,嘲笑英國炮艇。在英國,爭辯最激烈的話題當然首推是否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共同市場。就我們的觀點來看,如果你必須從意大利進口水果,向丹麥買醃燻肉,加入組織當然對你有利。但許多英國人遙想當年光榮的孤立時代,擔心會因此喪失獨特的認同感。有些人還擔心,隆隆作響的歐陸笨重卡車將橫行英國安靜的街道上。

今日,奠基於「白人負擔」和「鮮明命運」的世界秩序已一去不復返,但世界仍然分裂,東方與西方之間形成清楚的界線。有的擁有一切,有的一無所有。國家被分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歸類成已開發及開發中。換個不同的說法,有些國家組織已調適完畢,可以掌握現代科技的優勢,但有些國家則還沒做到。對後者而言,意識形態是動員的最有效方法。缺點在於,意識形態只是一套哲學,某種一般的概念,通常只不過是一個牽涉到許多包裝的口號,初期可以用來動員革命分子執行任務,如解除外來的枷鎖,或推翻古老政權。其一般性和模糊化正可以確保最廣泛的參與層次,足以進行破壞工作,不需要精確詳細的計劃。但一旦完成破壞的工作,重獲自由的國家必須面對實際的問題,也就是重新改造自己,以適應今日的世界。基本的困難在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彈性到隨心所欲改變自己。特定的背景基礎因素如氣候、地理、人口密度、土地生產力、貿易路線等等,再加上人民順應這些狀況的生活習慣,構成我們泛稱的「文化」,無法輕易妥協。「協調一致的改變」只不過是模糊概念。上層結構移動而下層無法因應時,其斷裂就會引發暴力。必須經過相當時日的嘗試錯誤,才能達成最後的解決之道。以17世紀的英國為例,查理國王被處決後,不確定的時期長達四十年。法國在大革命以後,也經歷數十年的拿破侖戰爭、波旁王朝和拿破侖家族的復辟、共和國和公社階段。

在這方面,這些國家在追求國家重建的路上,並沒有從李約瑟的作品中找到立即的建議,學到何者該做,何者不該做。但李約瑟強調,科技的發展需要特定的有利社會環境,就長期的歷史觀點而言,有些社會經濟狀況使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有影響力也更先進,在某些時期特別明顯。由此觀之,他所處理的又是共通的問題。另一方面,他認為,領先的國家不應自滿於自己的地位,情況可能改變。毋庸贅述的是,在今日一些比較開發的國家,科技的好處基本上回饋到經濟,兩者的進步一旦變成強制性的地步,可能離人性愈來愈遠,正如通尼曾提出的警告,我們可能在過程中淪為奴隸,不再是主人。如何駕馭此一變化,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李約瑟建議,人人都應該仔細研究中國仍在領先局面時的經驗。

對許多讀者來說,中國人被認定發明絲、紙、火藥、指南針、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這份名單上,李約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馬鐙、水鍾、縱舵、節塊施工拱橋、防漏水的艙壁、縱帆式的航海技術、生鐵、鼓風爐等等。只要《中國科學與文明》的作者繼續擴充,名單也就愈來愈長。近年來,他的驚人發現已讓若干西方學者感到不安。更何況李約瑟博士的文風炫麗華艷,他的書一點都不枯燥無聊。他討論鄭和到非洲時,想像這個宦官出身的艦隊司令從船艙凝視大海的場景。在嚴肅探究自然科學時,他會忍不住在註釋中加進個人的回憶,甚至問候失散多年的朋友。書評家雖然畏於其廣博,驚於其原創,卻不免懷疑起作者的方法論,尤其是將應用科技與科學混為一談時。

其實這些批評家並沒有整體評估院長的作品。如果我們綜合考量他的所有著作,不禁想像出一個威嚴的巨靈揮舞學術紀律,作為必要工具,但不打算用來畫地自限。思想家李約瑟借此擴大哲學和科學的定義。他一直認為,在有機會聽取其他民族的意見前,不應將傳統西方標準視為最終標桿。除了他自己投注諸多心血的中國領域以外,他強烈覺得應該有人對其他領域也下類似的工夫,印度文明就是很好的起點。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人或印度人是一切的權威。正好相反,李約瑟會批評中國事務,有時還非常嚴格。他曾批評,中國傳統派論斷歷史時堅守不變的標準,也就是加以「褒貶」。他認為原因出在中國人沒有一套學術標準去區分倫理與物理(他認為這是自然法和自然規律之間的分際),科學因而停留在中世紀階段,和西方的現代科學大不相同。至於《易經》這部今日西方人仍相當著迷的占卜經典,他認為是「自然珍奇的歸檔系統」,因為此書將特定屬性歸諸一些類型的象徵之下,借長短相間、正負交錯和陰陽組合衍生出歸類系統,但兩套變數之間的關聯並沒有太多科學基礎,就像把active歸成A,把zealous歸成Z一樣。此書的迷人之處在於,其中引用的抽像概念就其附著、傳播、分裂和突破的層次來看,顯示有一種普遍力量會隨週期而移動,可以設計出一套宇宙體系來監測。這些在在提醒我們,無論我們採取什麼動作,時機很重要。這位研究科學的歷史學家雖然給予本書極高的評價,卻沒有停止批評分析,還指出中國詩意心靈造成文字方面的限制。李約瑟博士認為,朱熹的二元論與其說是不正確,不如說像是依照愛因斯坦的理論而架構出世界觀,卻不瞭解牛頓地心引力和星球運動的研究,因此缺乏數學假設。但他推測,透過萊布尼茲的介紹,朱熹的思考方式可能會影響西方的思想家。

李約瑟呈現中國的發明時,運用許多考古證據及從古書複製的插畫。他的私人圖書館現在改隸東亞科學史信託(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是他以一人之力,傾數十年心血而成的獨特收藏。批評家忽略強調一項特色:《中國科學與文明》這套書不僅文字明白流暢,插圖也頗為可觀。作者以木刻插圖顯示釣竿卷輪、火藥地雷、現代橋樑的伸縮縫(像兩個反轉的L鉤在一起)、將回轉運動改為簡諧運動的裝置(像活塞桿原理的逆轉)等,在歷史記載運用於西方之前千百年,已在中國使用。但他同意,近視眼鏡可能是從意大利傳到中國。他最大膽的主張是,歐洲藥劑學到19世紀末期才趕上中國。無論是否有如此大膽的聲明,部分批評家仍不肯退讓。自然科學知識經驗如此豐富的民族,為何在近代的經濟生活和公共事務的表現如此之差?實際應用和理論融和之間,為何產生如此巨大的鴻溝?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和作者建立私人交情。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科學可以說從系統性懷疑的習慣演變而來。李約瑟五年來寫給我的信顯示,他對上述的矛盾也同樣困惑。藉著自問貼切的問題,他已準備好要提出自己的解答。

李約瑟生於1900年。我見到他本人時,他已七十一歲,剛被凱思學院票選連任院長。他原先是生化學家,在1936年遇見魯桂珍及她父親前,早已靠一部包含許多冊的胚胎學著作建立名聲,也榮獲皇家學院的院士。多年後,他的妻子桃樂西也因研究肌肉收縮而獲得院士的頭銜。但他興趣之所以轉移到中國事務,魯氏父女有決定性的影響。他靠自修學會說中文、閱讀中文古籍。1942年,外交家兼日本史學家喬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建議英國政府,派遣科學使節團到中國,以鼓舞中國知識分子的士氣。李約瑟博士在皇家學院提名下率領使節團。後來他成為英國大使館在重慶時期的科學參贊,成為中國陸軍軍醫署及其他單位的顧問,積極參與他們的事務,並曾多次搭卡車旅行,車上還載運散置的活塞環和彎曲的連桿。和靠演繹法起家的漢學家相比,經歷過這些情況的合格自然科學家有無比的優勢。李約瑟不受限於任何預設的想法,也沒有選擇性的視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許多精巧的發明,不但中國政府官員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現代科學家也無從得知。經過長期觀察,社會能否適應科學的問題因此浮現。在李約瑟的許多文章和演講中,他認為中國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跡,也是恥辱。他一再提到,中國從來沒有城邦的歷史經驗。城邦制度的特色在於商人掌權,因此首腦和人手、勞心和勞力、管理者和工匠間的距離就會縮短。我讀到這些段落時,感到非常高興。就我自己的觀察,中國缺乏有效的貨幣管理,沒有足夠的「連結環扣」來串連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我的觀察正符合院長的立論。

至於李約瑟博士身為「左派分子」,必須稍作解釋。首先,他是家中的獨子,父親對社會階級抱持正統的維多利亞觀點。當我抵達凱思學院時,他父親的照片仍放在K-2研究室壁爐架上,身著英國紅十字的制服,職位相當於上校,以麻醉專家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雖然李約瑟博士十分孝順,但父子間的代溝非常深。只有體會兩次大戰間英國的社會氣氛,才能更瞭解這一切。此外,劍橋無時不自覺到身為自由主義和社會良知堡壘的地位。我決定到劍橋時,告訴一位牛津畢業的英國學者,這位友人以半嘲諷的語氣說:「那也不錯,是次佳的選擇!」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兩所大學自古以來的彼此競爭,竟然持續到今日。牛津可說是王室的城鎮,劍橋卻意識到自己和議會的歷史淵源。劍橋也自傲於歷史上的傑出校友,例如培根、哈維、牛頓、達爾文、凱恩斯和羅素,全都具備創新精神,不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隨流俗。李約瑟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長大。在30年代,他們家和一群活躍於政治的科學家時有往來。我非常懷疑他們是否曾相信「科學至上」。科學是改善人類生活的工具,在這方面取得領導地位的頂尖科學家,當然可以就公眾事務發表議論。李約瑟也不曾選擇保持緘默。我第一次見到院長本人時,他對帝國主義仍然憤憤不平。

即使在70年代的英國,社會階級仍不容輕忽。我的房東太太說英國經濟很原始時,只是開玩笑,畢竟英國製造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引擎、跑車和各種電子產品。英國也生產許多一流品質的消費品,包括羊毛衣飾、威士忌、煙草、餅乾和糖果等。倫敦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黃金市場和保險業獲利驚人。鄉間有許多宅邸和公園,由於維修得當,仍然壯觀氣派,不過有些因為經濟考量而交由公眾信託。問題在於財富的分配,依20世紀的大量生產標準來看,這個問題益形嚴重。由於英國人工充足又廉價,個人服務仍然很便宜,美國遊客因而享受到種種便利。另外一項衡量社會不平等的標準是教育制度。大多數的英國有錢家庭會把子女送到私立學校或請家教,以準備人生的重大考試。這項「十一歲特考」是十一歲生日以後考的試,以決定兒童未來要念的學校。GCE(一般教育證書)考試分成普通(O)、進階(A)及獎學金(S)三個層次。除非青少年能通過這些關卡,否則絕對進不了大學。公立學校分成「兩派」,文法學校調教精英,「中等現代」學校則教導十多歲的青少年學習職業技巧。改革派人士建議廢除這種二分法,卻引發抗議風潮。反對者在全國性的大報上主張,如果所有的兒童都「過度教育」,國家將欠缺勞動力。這些議題和主張不會讓知識分子心安,他們可能尋求激烈的解決之道。結果,英國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國家的激進分子可能大不相同。依我們的標準來看,他們比較像是現在的費邊派社會主義分子。

然而,李約瑟博士雖然喜歡談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本身卻不是馬克思信徒。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感也許比多數人想像的複雜。他還不至於天真到認可所有的作為,而且有時很不高興別人的論斷。這些人認為,一旦李約瑟替中國說話,立場就應該始終一致,甚至應該替紅衛兵的行為辯護。在他的演說和文章中,有兩點很明顯:他認為中國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應該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他還堅信,中國為求脫離停滯狀態而達成現代化,社會主義路線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辦法。關於第一點,很少人不同意。但他很早宣佈第二點時,當時並沒有太多人具備寬闊的視野,可以分享他的智慧。我們花了好些時間才瞭解個中因由。

我無法說院長和我每次意見都相同,但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由衷的情感和期許。他在著作中宣稱,共產黨的接管是個幸運事件,因為新中國也許可以避免西方在工業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錯誤。在19世紀初,小女孩被綁在大箱裡到地底運送煤礦;小男孩超時工作,導致眼力受損,身體變形;據馬克思說,倫敦的麵包師傅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一思及此,你或許想同意他的說法。但我雖已勉強承認,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軍事上的成就,我的思考方式卻不相同。我認為,在20世紀中葉,我們應該可以表現得更好。

然而,我和院長共事,發現良心負擔大為減輕,因而覺得欣慰不已。能親近如此傑出的人物,真是一項殊榮。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覺得,不論我做什麼,成果都很正面、很有建設性。回憶數年前,我必須和學生討論共產黨佔據中國時,心中不免進退維谷。如果指控共產黨靠詐欺詭計獲勝,無異畏首畏尾,掩飾自己逃離戰場的怯懦,隱瞞自己尋求現代舒適生活的自私。但如果照本宣科,稱讚毛澤東的勝利純粹是正義戰勝邪惡,又覺得像生吞金魚,而且還保證餘生的每天都要多吞一尾。身為皇家學院院士、英國學士院院士、虔誠基督教徒的李約瑟能肯定我的想法,讓我既喜悅又興奮。我認為,我們可以強調歷史事件在技術上的必然性。中國今日實施的集體主義有其歷史根源,其形式或性格可能略有不同,其名稱可能是馬克思派、激進或其他,但就其本質來說,事件的過程已由歷史決定,早已超越我們的肯定或否定。

眾所皆知,在毛澤東之前,中國的鄉村組織歷史久遠。用最簡單的方式解釋,無論哪個年代,整個鄉間的組織結構都是為了配合中央集權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戶人家組成一個小單位,每十個小單位再組成一個村落。這些單位領袖的產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選舉。他們被迫當差,無法也無能執行逾越傳統的任務。他們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張自己的權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領導的原則在於集體負責,也就是說,不管是他們自己,或是被管轄的人,只要有逃漏稅或怠忽職守的情事,這些領袖都必須向政府官吏負責。整個安排是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沒有永久的法源依據。所徵收的稅因此不能太多,更說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個別案件中可能很高壓,但大體來說軟弱無能。如果稱這些為「封建制度」可以說是名稱錯誤,顛倒事實真相。明顯的是,如果這些單位領袖像地方長官或地主管家一樣能幹又有效率,具有權威及實權,現代中國歷史絕對會有不同的風貌。事實上,中國的體系將自己局限在最簡單的官僚式管理,鼓勵小規模的生產方式,但對誰都沒有太多好處。我在稅制書稿中強調此一特色,認為這是中國普遍貧窮的主要原因。我很高興院長贊同這一點,這番瞭解埋下日後我們合寫文章的基礎。

在威廉·辛頓的《翻身》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運動針對這種局勢。這不能形容成「奪權」,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權力可言,只能說是在情勢允許之下在鄉村創造權力基礎。打擊一些小地主和中級佃農,可以被視為分裂中國廣大農民的手段,以便打開空間,讓共產黨的再造得以啟動。這項計劃既然已經過非常努力,又已犧牲到相當程度,外加知識青年在情感衝擊下而參與,就不能再畫地自限為短暫的解決方案,而應定位為持久的成就。身為前國民黨軍官的我認為,我們毫無爭辯餘地,因為對毛的計劃我們無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這本書對李約瑟博士的現代中國觀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也影響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因此我還要再探討一次。

在國共內戰期間,兩個美國人密切注意時事的進展,得以寫出相當於現場報道的書籍。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撼動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和當時美國記者的許多特稿沒有太大差異,觀察層面尚未脫離情感面。作者對國民黨諸多抱怨,包括蔣介石的軍隊有一次將騎兵當步兵使用。每個美國大學生都說錯在蔣介石,但貝爾登並沒有提出可信的解釋,說明蔣為何犯下許多無意義而奇怪的錯誤。由於我的國民黨背景,我的解釋顯然是不可信的辯白。幸好,我們從辛頓的著作看到敵對陣營內部人士的觀點。

但《翻身》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許多美國讀者讀到「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者」幾次後就覺得受夠了,他們並不瞭解,本書見證如何在向來原始管理的龐大農業社會中建立下層結構,在這方面的價值就無可比擬。如果置之不理,討論「共產黨佔據中國」時就會像大傻瓜,好比不知軍用航空的存在就妄言現代戰事一樣。書內的資料對我的工作尤其有用,因為觸及我想探討的社會經濟背景。

我們可以從1947年底的長弓談起,當時地方仍然由社會渣滓控制。但在過去幾個月內,共產黨的內部陣線面臨挫敗,由村民的不滿即可見一斑。財富充公已殃及中級佃農,沒有更多的鬥爭成果來滿足貪得無厭的窮人。村民已厭倦開會。村落幹部透過「翻身」而成為大人物,卻不知檢點自己的行為。他們佔用沒收來的財產和稅負,騷擾村民,有時還對婦女為所欲為。

但幕後的共產黨不曾放鬆警戒。1947年年底,包括四個省的鄰近區域當局召開會議,討論和土地改革相關的議題,參加代表達一千七百人,會期長達八十五天。沒錯,一千七百人和八十五天!會後黨組織派訪問團到村落。至於長弓所在的縣內,有十一個村落受到抽查。在本書第一段,我們得知作者參加的訪問團就是十一個之一。華北大學是長弓附近最機動的單位,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訪問團中,還包括代表當地人口的幹部,但村落中的幹部不在其中。這個訪問團有權力管理村落事務,讓一切上軌道。

訪問團抵達後不久,迅速逮捕數名村落幹部。包括村支部在內的所有現行組織一律停止運作。在過渡期間,訪問團本身就充當村政府兼監察機構,監視進一步的鬥爭和改造。

團員有三大要務。首先是完成和矯正土地改革。村落中的地主心態已連根拔起,無法復原。但整個農民人口仍應區分成富、中及貧的等級,被指定的富農應將部分田產分給貧農。其次是組織永久的村落政府。三是訓練及檢討當地支部的黨員。

理論上,這次任務應該相當簡單。事實上,一石似乎不但可以擊中二鳥,而且應該可以擊中三鳥。訪問團只要將村中的一些人家指定成貧農,組成「貧窮聯盟」的核心,只有成員擁有投票的特權。其他人必須到小組前陳情,當然無不希望被歸成赤貧,因為貧窮已經被視為美德、榮譽和特權。如果有一戶被列為「貧農」,就可以成為聯盟的一員,所推舉的代表有權參加小組會議,聽取其他人家的陳情。但聯盟原始核心自然希望成員人數愈少愈好。不過,訪問團對小組的決定也有相當的影響。案子就這樣由「普羅獨裁」和「民主中央集權」共同決定。

一旦完成分類,貧農聯盟就成為核心,和其他農民家庭共同組成農民聯會,形成村代表會議的基礎。農民聯會和村代表會議都有機會重審農民聯會完成的分類,之後村代表會議就可以選出一個永久的村政府。這時共產黨首開政黨政治的先例,將黨員交由全村人口來評斷。每一個支部的黨員必須出現在村民的公開大會上,而且不只一次,必須出席三次。除非這名黨員被大眾投票肯定,否則就會被黨開除。黨員舉止如果受到村民的質疑,就可能被送到感化所去。整個過程完成後,必須向縣級的大會報告,由黨書記決定認可與否。黨中央當局無法接受的行動路線一定會被批評成「左派極端主義」或「右派機會主義」。

實際上,財產的最後分配依照「科學公式」。村民已全是自耕農,開始學習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每一戶人家要算出剝削所得(例如僱用短期幫手所產生的利潤)占總收入的比重,如果到達一定的百分比,這戶人家就被歸類成富農,財產充公。這種削平財產的舉動仍然遵照著階級鬥爭的教義。幸運的是,1948年7月,也就是《翻身》一書結尾時,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已經在望。華北大學的相關人員撤離長弓。共產黨的政策不再是「對剝削階級施予無情的重擊」,而是療傷及強化體質,追求更有效的生產,「極端貧農路線」已被揚棄。夏天時,黨報刊登專文,毛澤東表示要修正「偏差左派」。

在長弓,管理體系產生新領袖。這位新領袖的家人在早期土地改革中備受攻擊,兄弟也被打死。他實施「愛、保護、教育和團結」的政策,多分一些土地給不足以謀生的家庭,勸無法充分有效運用土地的家庭繳出盈餘。農業合作社和公社尚未成立,但過渡期間的工作可以先從互助合作隊著手。在局勢有所轉變之下,辛頓先生可以用樂觀的語氣替他的書做結論:被動而無知的中國農民也可以受到鼓舞,成為主動打造新世界的推動力量。

辛頓先生鮮明的狂熱為我所不及,我只希望能有他忍受「主義」的能耐,因為我最多只能接受應該為事實的情況。但是我有和書中不同類型人物打交道的經驗,因此我可以說,除了上述兩點以外,作者的描述並無不可置信或扭曲之處。如此的解決之道也許並非我們所願,但在特定情勢下卻顯得很合理。我從學術研究觀點證實,毛澤東的計劃已夠格成為重大突破,將文化導向的社會轉成可以在經濟上管理的社會,即使如辛頓所說,任務尚未完成。至於本書描寫過程中的道德責任,顯然我們的意見大不相同。此處的關鍵在於,只要一觸及人類生活和人性,就不再是社會問題,而是神學問題,因此會牽涉我們的良知。雖然說不破則不立,不打破蛋就不能煎蛋卷,這種話說來容易,但當你視受害者為個人,他們是你的同胞,臉上有痣或眉毛倒豎,呆滯悲哀的眼神偶爾會瞥向你,這時你就無法明確下結論。這一定很難受,否則辛頓為何花上六百多頁描述村落裡的事件,又引用馬克·吐溫和法國大革命呢?在我的任教班級,我建議學生除了將《翻身》視為中國現代史的教材外,也可以視為20世紀人類道德處境的教材。

中國三十多年前爆發內戰時,許多思想家開始思考,事件應被視為偶然的發展?或是歷史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種種情況清楚顯示,我們只能以擴大的縱深加以觀察。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這一切視為歷史的技術調適,而且已在中國進行一百多年。我想我們不必堅守內戰時好戰分子的論調,他們必須加強教義上的偏見,才能捍衛自己的行動路線,因此只能採取短打的做法。也就是說,翻身在中國並不是普通的階級鬥爭,而是填補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說是彌補中國文化傳承嚴重不足之處所投注的艱辛努力。

更難的是評斷毛澤東的人格。傳統中國史家的「褒貶」手法此處無法適用,因為他有許多生涯。歷史學家還必須記住,他的妹妹、兩個弟弟、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都因為他而橫死,更不用說另一個妻子還在獄中。(譯按:黃仁宇開始寫回憶錄時,江青還在獄中。)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毛澤東是個偉人,有超強的行動能力和遠大的視野。但我不確定他是好人或壞人,是慈悲還是奸詐。就好像我們看古代的名將一樣,例如愷撒和拿破侖,我們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難過,但絕不可能視他為普遍的榜樣。他是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極端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

我抵達劍橋不久後,向李約瑟博士透露部分的感想。「不用擔心,」他向我保證:「我們的看法相去不遠。」

但李約瑟的情緒起起落落。他在不同的場合對我說:「我只希望還有五十年!」他顯得不快樂,有些鬱鬱寡歡。我這輩子已浪費很多時間,累積可觀的失敗紀錄,因此對我而言,他的不滿足完全沒有必要。在李約瑟七十一年的生命中,他已成為傑出的自然科學家、備受敬重的社會科學家、偉大的歷史學家、環遊世界的旅行家,而且還是外國奇異文化的詮釋家,起先是名副其實的「參贊」,後來是親善大使,最後更登峰造極,稱霸這個領域。他在求學時代甚至沒有學中文,現在卻是研究中國領域最多產的作家,他沒有理由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甚至沒有人預期到他會有目前的成就。

但李約瑟停不下來。

他從1948年開始就投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的計劃。因此,當我1972年出現在他的研究室時,這項計劃已進行快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正如魯桂珍博士告訴我:「我們還只做了一半。」

當這項計劃宣佈時,內容簡介指出,全系列共七卷。這個承諾仍然有效。前三卷出版時,完全符合簡介的描述,每一卷就是一本書。但第四卷付梓時,由於超過兩千頁,必須分成三本書,最後一本更厚達九百多頁。更複雜的是正在進行中的第五卷,很可能需要印成六本書,才能容納所有材料。作者必須向讀者致歉,說他的作品「成某種形式的等比級數擴增」。但故事還沒完。在將印成第五卷的六部分中,第二部分已付印,緊接著的三個部分也在著手中。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卻還在最初的計劃階段。也就是說,第五卷的出書順序顛倒。作者宣稱,緊要關頭顧不得邏輯,他再度請讀者接受他「道家自然的散漫和驚喜」。

但隨遇而安的訴求卻不能用在作者身上,有時他顯得不夠安靜沉著。在此同時,還有一些書評家懷疑,李約瑟博士是否能在生前完成這項計劃。事實上,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完全沒有抓住重點。如果李約瑟願意,他大可以把工作交給別人,自己可以放鬆,享受他的黃金歲月。但對他來說,這項計劃是享受,也是放鬆。雖然偶爾也會有焦慮的時刻,但並不常發生,而且為期也不長。就好像他擔任凱思學院的院長一樣。他必須主持院務會議,參加儀禮宴會,花去不少寶貴時間,有時他不免抱怨兩句,但他顯然樂在其中。李約瑟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善於社交的人之一,他喜歡與人為伍。

正如《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一卷的前言所透露,李約瑟博士進行這項計劃時,依賴的是他的經驗和所受訓練——語言學、技術、歷史和哲學——的總和。一開始他就保證要犧牲個人,全力投入。草率的作家可能以為這部巨著是翻譯上的持久努力。對於他所投注的心力而言,這絕非公允的論斷。西方人士習慣從字母變化中衍生出字的排列組合,但語言工具一旦轉成表意文字後,兩種類型的語言之間沒有剛好對等的句子或段落。多半在魯桂珍的協助下,李約瑟必須從頭開始,先確定中國作家的原始概念,回溯他們的邏輯所在,才能拼湊出其根據,這時他才能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評估該理論,有時還必須補入自己的知識。我只能想像,頭幾個案例一定很艱難。但一旦打破僵局,他可以輕易以同樣的技巧施用於其他案例及人類知識的其他層面,其興奮就像一個人獨自在整個大海裡游泳一樣。因此每項工作都是挑戰的經驗,每天的探索都是新的學習過程。作者擴大和豐富自己內涵的速度比讀者還快。李約瑟很有風度,並沒有修改內容簡介,彷彿把它當成具有約束力的合約。同時他又像舉重選手一樣,總是負荷過重,因為這是他滿足自己不斷成長的好奇心的唯一方法,也是勝過自己——他唯一的競爭者——的唯一方法。有願意配合的出版社和現成的讀者支持他,他的焦慮是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在《真誠的信徒》(True Believer)中所說的,無盡的機會讓人感到挫折。

李約瑟的計劃一開始像是家庭工業。「德爾菲,」他說到他妻子:「就我所知,是唯一看完我寫的每個字的人。」這句話提醒我們,就丈夫的生產力而言,妻子的奉獻程度值得激賞,尤其是想到李約瑟作品的厚度不是以英吋來計算,而是以英尺、甚至以碼來衡量,所需要的家人支持和熱心已超過普通的水準。她的妹妹穆瑞兒·莫以爾(Muriel Moyle)隨時待命,準備編排索引。魯桂珍更不只是姊妹而已。雖然李約瑟有數名約定的打字員——由朋友和同事的妻子兼職擔任——但他不時會自己打出一份目錄,立刻可以送交排版。有一天魯桂珍告訴我,院長和彼得·薄璧吉(Peter Burbidge)在一起。薄璧吉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務經理,李約瑟稱他是「另一個我」。兩人從一疊照片中挑出下一卷書的插圖,李約瑟當場撰寫圖說,薄璧吉將圖片和名單帶回自己的辦公室,就這樣跳過整個編輯群。他們事事自己動手,對在美國進行集體研究計劃的人而言,真是一大挑戰。在美國,研究計劃會養一組打字人員,辦公室的訊息要靠對講機來傳遞。直到近幾年,內部作業的生產方式才稍有改變,例如讓何丙郁教授和納森·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撰寫相當份量的煉金術章節,我自己的部分也屬於例外之列。但院長幾年前就借書信往返替我的任務熱身,我推斷他將這項計劃視為個人風格的一部分,就像他最喜歡的領帶或是他頭上戴的貝雷帽一樣(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國血統)。

李約瑟長得方方正正,寬肩闊胸,恰好搭配長腿和超大尺寸的腳。如果沒有他的滿頭華髮,他的高大身材也不會讓人印象如此深刻。他的銀髮不但有畫龍點睛之妙,而且讓他有時令人望而生畏,有時光彩奪目,完全視他何時工作何時休閒而定。

我開始在K-1看書時,不免對他產生敬畏,他的存在帶來專心一致所產生的壓迫和緊張感。這情況只能以下列方式比喻:在奧伯瑞路的那一端便是劍橋大學城的盡頭,但路上沒有任何告示。路的一邊是相連的紅磚屋,另一邊種著成排的白楊樹,再過去即是開闊的麥田,景色的轉換十分突然,毫無過渡地帶。李約瑟的情緒變化也同樣快速。他開始工作後,就全神貫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鐘都很重要。他專心過度,顯得嚴厲冷峻,全無笑容,連悠閒打招呼的時間也沒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閒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時間。和他工作習慣並稱的是他的節儉和有條不紊。他會把桌上紙張沒有用過的部分剪下,存成零碎紙片,沒有用的信翻到背面再利用。複寫紙即使已放進打字機上使用多次,也都整齊放回盒子中,絲毫沒有皺折。他的鉛筆無論是黑色或彩色,全都一起放在桌上或書架旁,方便隨時取用,但其中沒有一枝破損,沒有一枝會掉到地上或夾進書中。書籍當然更是整整齊齊放在書架上,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永久固定位置。

「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紀律,」魯桂珍博士如此辯解。也許是吧,但紀律不會讓我的日子更好過。多年來我已養成一些壞習慣。我喜歡在身旁放個杯子,看書時不斷喝茶。看了一陣子之後,會自動把椅子往後推,雙腳就自然而然擱在桌上。我還喜歡在房間內踱步。我需要思考深思時,總會想離開研究室,到市場坡(Market Hill)去看小販賣花椰菜和瓷器。也許我最惡劣的習慣就是浪費紙張,這是我少年時在中國就養成的惡習,儘管當時物資缺乏。現在人處富足之邦,只要一篇文章的第一個句子看不順眼,就很有衝動想把紙揉成一團,沿著拋物線丟進字紙簍。在製造出一張完美的紙張前,這個過程可能會重複數次。但在李約瑟的研究室內,我必須完全壓抑住這個衝動。我懷著妒忌的心情看著他在打字機上構思演講稿或文章,彷彿他是大廚根據牢記於心的食譜來做菜,又像是鋼琴家熟極而流彈著最喜歡的協奏曲。過程非得快速不可。他的字紙簍總是乾乾淨淨,我不明白他為何還多此一舉放置字紙簍。

幸好我們的研究室之間有一段距離。在平常的日子裡,李約瑟博士用的是凱思學院院長室裡的書房,和K-1、Κ-2隔著草坪呈對角線相望。Κ-2放置醫學相關書籍和參考資料,由魯桂珍博士使用。李約瑟每天來和她討論,有時一談就好幾個小時。對門就是Κ-1,放置一般參考資料、社會和經濟史書籍,通常只有我在使用。李約瑟一天會進來一兩次查閱資料,總是希望我們彼此忽略對方的存在。我書桌一旁有另一張桌子,但他很少坐下來。

李約瑟博士擔任院長的職責大半屬於儀式典禮性質,這個地位本身即含有象徵的影響力。每當他不在時,側門總要立刻上鎖,而正門也關閉,只在大門上開一小門。我只能想像,此等慣例一定是沿襲自中世紀,當時年輕的大學生吵吵鬧鬧,一旦採取防止滋事的步驟後就形成慣例,其間沒有人出面建議廢除或修正。但從不同的角度視之,遵照現有習俗的習慣也有其目的,清楚顯示權威何在。同樣的,教職員和學生遵行的許多慣例也不一定毫無功能,這些慣例確定了井然有序和紀律。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一切非常有趣,但受邀參加各種場合時還是擔心自己會出錯。美國學術單位缺乏傳統,向來為英國學者所鄙。有一位凱思的研究員就對我說:「你們就是我們所說的——速食大學。」

李約瑟博士多次邀我在學院餐廳用餐,我是唯一沒有穿袍服的人。但身為院長貴賓的我卻坐在他右席,上菜都比別人早。院長以拉丁文說完祈禱文後,全體在燭光下用餐。我們和教師坐在主桌,享用烤牛肉和葡萄酒。大學生離我們十英尺遠,菜色不及我們,而且只能喝水。用完甜點後,所有主桌的人魚貫離開,到吸煙室喝咖啡和烈酒,開始社交時間。我必須緊跟著李約瑟博士行動,其他人再跟著我。

我們從美國大學畢業時,校長照例在畢業典禮宣佈授予我們特權。多年來我一直對這種空洞的承諾感到不解。在劍橋,我終於瞭解,特權的確存在。身為院長的李約瑟博士後來讓我有權使用學院的自助餐廳,這有別於正式的學院餐廳。然而,院長之下的學監卻正式行文,授予我這項特權。我每一學期還可以免費用餐一次,沒有時間限制。而且,庶務長還替我設了一個記賬戶頭。順帶一提,庶務長在美國無疑應被稱為管財務的副校長,這位庶務長是退休的空軍副元帥,相當於美國空軍的中將。十年來,我仍然每年收到凱思學院的年報,受邀參加校友的年度聚餐。我可以把自己當成是這個學術單位的一分子,雖然只是邊際分子。

李約瑟毫不考慮就使用他的大特權,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凱思學院的草坪。他從院長室到側門旁的Κ-1時,總是大踏步穿過草地。由於他這種時刻都不打算與人對談,跟在他後方的我確實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決定跟著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繞路而行。直到今日,我還不知道這樣是對是錯。不過,院方人員從來不曾指責過。不可思議的是,抗議竟然來自於觀光客。一車又一車的遊客來參觀凱思學院時,眼睜睜看著我們踐踏草坪。草地像地毯一樣,又厚又光滑,剛剛修整過,沒有一絲雜草,讓人忍不住想踩上去,看看是什麼感覺。導遊必須加以制止。被責備的觀光客就會指著我們兩人一個高大、一個略矮的身影,在草坪上揚長而去,詢問導遊何謂不准踐踏草坪。

我抱怨無法從大學圖書館借出書籍時,院長說:「我試試幫你弄一個等同文學碩士的地位。我想可以安排妥當。事實上,我想一定可以。花不了什麼錢。」這件事如何做到,正如這個大學城成千上萬的事如何做到一樣,都已超越我的理解力。但不久後,校方發佈公文,我在劍橋停留期間享有文學碩士的資格,一次可以從圖書館借出四本書。更驚人的是,在圖書館的借書處,沒有人要求看我的身份證明或公文。單是我的話和借書單上標明的文學碩士資格就夠了。

我就這樣在種種便利與特權之下於Κ-1工作近一年。事實上,我在劍橋待了差兩天就一年。原來在我們回美國前,我決定當美國公民。申請時至少要在美國住五年,在我離美前不知已超過多少倍。但我到劍橋就破壞連續性,因此回到美國後必須再住一年。然而,如果我離開美國的時間超過一年,我之前的紀錄就無法算數,必須從頭開始算,住滿五年後才能提出申請。因此我向環球航空訂位時,還預留四十八小時,以備班機延誤時還有緩衝的時間,不致破壞我對移民局的申請計劃。

在停留劍橋的一年間,我在週末帶家人度假,到過巴黎、布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也曾在短程旅行中去過約克、巴斯、溫莎、牛津和巨石區。除此之外,我遵照李約瑟博士一周工作六天的行事歷,少有例外。我到研究室的時間,早於他和魯桂珍博士開始動工的時刻,但離開時也比他們停工時刻早得多,因此我獨自吃中餐,也不和他們一起喝下午茶。有時候我待得比較晚,看到院長室書房的燈還亮著,顯然他們工作到很晚。我對魯桂珍博士提及此事,她顯然想安慰我:「我們沒有在工作,我們在打牌。」但我不相信他們會在書房裡玩撲克牌。這一年我也瞭解更多英國習俗:贈禮日,也就是聖誕節次日,是「絕絕對對的假日」。那天方圓半英里內唯一有食物的公共場合,就是玫瑰新月街的巧克力棒販賣機。不過,元旦卻根本不是假日,我知道的商店沒有一家不營業。

這一年最令人驚慌的經驗是,傑夫有一天晚上突然發高燒。第二天他發燒到華氏一百零四度,燒遲遲不肯退,他開始胡言亂語,把我們嚇壞了。到晚上,我把他的小床移到我們的大床邊。但是在市醫院分部值勤的醫生拒絕出診。「給他服些阿司匹林藥片,把他放在冷水裡!」他對著電話吼叫。我們聽從他的指示,不知道對或錯。我把他放進冷水的那一瞬間,忽然覺得大錯特錯。我很恐慌地把他抱出水中,讓包著濕毛巾的他緊緊靠在我胸前。他仍然燒得發燙,眼睛半睜半閉,兩眼無神,無精打采。我們覺得十分無助,對社會主義醫療制度的信心全然崩潰。第三天,我在研究室對魯桂珍說起這件事,我不知道她竟然對院長說明我們的困境。傍晚,分部突然來了一位醫生出診,但不是前一天值勤的那一位。最重要的是,這位醫生告訴我們,症狀顯示是一種特殊的病毒,還沒有開發出治療的藥,但只會有驚無險,一兩天後就會自行痊癒。他並不明白,這個簡單的診斷對我們是多大的安慰。白樂地(Brodie)醫生剛好是凱思學院的校友,一直和李約瑟博士保持聯絡。傑夫轉好時,我們帶他去感謝院長。李約瑟博士彎下腰來以食指戳傑夫的鼻子好幾次,也讓傑夫戳他鼻子。從此以後,李約瑟成為傑夫的偶像。傑夫聽到我們說到院長每兩年出一本書,就把幾張紙釘在一起,在紙上胡亂塗鴉,對我們宣佈他也可以出書。他還向我保證,他有一天要像李約瑟博士一樣,完全靠自學學會讀中文和說中文。

格爾要在艾登布魯克(Addenbrooke)醫院開刀取出腎結石時,我們提早安排,希望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的醫療體系。手術是由最好的醫生來執行,檢查是透過最新的設備。在復原期間,她住在四間高級病房中的其中一間,「享受女王般的待遇」。但全部費用都由美國的醫療保險來支付,幸好我們出國時沒有中斷,結果我們一分錢都不用出。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都受惠於地主國的醫療服務,有一次和當地的勞工階級一樣享受免費的服務,另一次則是進入上流階層,自己完全不用出錢。在我們表達感謝之前,我要說,這兩次事件讓我們在英國社會階級方面上了難忘的一課,顯然還是上流階層好得多。如果已開發中國家的福利社會都還不夠好,很容易想像開發中國家會以較激進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一些受過醫療訓練的人士有特別強烈的社會良知。

在內人康復階段,李約瑟夫人還來探視。桃樂西·莫以爾·李約瑟是皇家學院院士,本身也有著作問世,當時約七十五六歲(比她丈夫大四歲),必須拄著枴杖走路。然而她仍然走完所有的階梯,只為了表達夫妻兩人的關心。在K-1的牆上有一張她年輕時的大幅木炭畫,眼神和現在一樣柔和。她曾告訴我們,她初到劍橋時,國王學院前那株比鄰近最高建築物還高的大樹,當時才剛剛栽種而已。我們聽說,她當時也是政治活躍分子。我們很想聽她現身說法,瞭解她當時及現在對社會正義的看法,但我們沒有機會與她進行較長的對話。她來病房探視格爾時,大部分時間都在替病人打氣。她告訴格爾,他們第一次飛越非洲海岸時有多興奮。她建議我們,下次去倫敦時,可以去逛逛雀爾西一帶的小商店。從她的閒談中,我們可以確定,這位身材嬌小老太太體內的旺盛精神毫無衰退跡象。

我與她丈夫的來往真是很獨特的經驗。除了我們的通信以外,在劍橋時我們週六下午的談話更增添交往的新面向。在下午兩點,李約瑟博士會打電話請我到院長室,或是親自過來K-1。既然工作壓力已放置一旁,他的嚴峻表情也跟著消失,有時還會流露可愛的孩子氣。他到Κ-1時,外套及貝雷帽已穿戴妥當,有時會立正向我敬禮,模仿教練班長。我們兩人常常一起散步,很少不超過一個半小時,沿途會討論一些主題。我們常常穿梭在劍河西岸的中庭和公園之間,有時他會停下來讚美花草,摸摸樹葉,說出植物的拉丁學名。他的介紹豐富了我對劍橋當地歷史的知識,他會指點出羅馬古道的痕跡,講一些這個大學城在內戰時的軼事,當時克倫威爾就在附近的封廷登(Huntingdon)訓練他的鐵騎兵。但我們會面的主旨當然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以及其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散步後仍無法有所突破時,我們會繼續喝咖啡、吃點心,地點可能在大學中心,也可能在評議會辦事處。

在討論和閱讀雙管齊下後,我寫出了兩百多頁的草稿,準備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從其中又摘成一萬字的文章,由我們兩人共同署名發表,已刊登在香港、羅馬和舊金山的期刊,我還沒看過已行刊載的東京期刊。部分與本書讀者相關的重點將摘要如後。


[1]譯註:本書中譯本,由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名譯作「韓丁」。據該書1966年作者序言,書中所述「長弓村」中文名實為「張莊」。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