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

數年前有一個中國農業專家代表團拜訪英國,主人帶他們參觀英國農村。農業專家看完機械、麥田、肥料、穀倉和馬廄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們對農家現代化的舒適便利設備更是感興趣。這時其中一人問:「這一切都好得很。可你們的農民住哪裡?」

這個天真的問題一提出,沒多久中國人很無知的消息就四處傳開。

但並沒有太多西方人瞭解,自己的天真可以媲美中國人。我們看到書籍出版,專家在廣播和電視上辯論,彷彿中國的領導人和農民之間已存在法律及商業的聯繫,讓蔣介石和毛澤東可以有條有理處理國事,而中國之所以數十年混亂動盪,原因在於領導人無法無天。他們如此認定時,不僅忽略中國歷史的真正本質,也昧於西方歷史的一些細節。事後回想,那位中國農業專家提出的問題並不笨。西方人有理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可以提供瞭解東西差異的關鍵之處。

在英國歷史上,佃農的前身是農奴,也就是附屬於田莊莊主的奴隸。在14世紀的黑死病之後,由於勞力短缺,他們設法解放自己。但是,大多數沒有取得耕種土地的所有權,無法成為「自由農」(原註:事實上,「自由農」和「租地農」遠比此處所討論的複雜,但對一般讀者而言,粗略的概念比精確的定義有用多了),也無法和地主重新簽約界定彼此的關係,當不成「租地農」。大多數人成為「官冊農」,有些像違建戶,依原始的官方清冊享有土地的權利。依不成文法的原則,土地不可以讓與,但使用者的權利仍然受到承認。因此官冊農的地位就成為數百年來的棘手問題。有些官冊農仍對地主提供封建時代的義務,但義務上至茲事體大者,下至「盛夏的一朵玫瑰」等瑣事。有些義務已轉換成現金,在通貨膨脹的時代,租金可能縮水成象徵性的金額。地主和官冊農的鬥爭持續進行。地主曾試圖趕走官冊農,或是強迫他們根據對當前物價的調適而簽訂有期限的租約。如果順利調高租金,都是以「侵入罰金」的形式,是法律上的新名詞。遲至17世紀初,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還宣稱,如果官冊農已善盡義務和服務,「就讓地主皺眉頭吧,官冊農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他知道自己安全了」。這聲明本身證明當時瀰漫的不確定氣氛,否則身為法院院長的他沒有必要發佈這種聲明。

不難想像,在英國內戰前數十年,宗教議題、經濟危機、國外事務的爭論、國王和議會間的憲政僵局全都同時出現,土地租約問題更使情勢益發複雜。問題不止於誰擁有課稅權,或是誰擁有土地的何種權利。關鍵在於,沒有人能確定實際狀況。地主發現自己田莊的「所有權複雜到令人混淆」,有的企圖在十二年內調高四次租金,有的一點都不調整。皇家土地的轉讓更證明局勢有多混亂。在都鐸王朝末期,這些土地就已開始出售,到斯圖亞特王朝初期更加速進行。出售價格非常低,以致過去的歷史學家常指責,這是某種形式的貪污,是送給王室親信的禮物。不過最近的研究顯示,田莊對土地的權利十分複雜,價格也受制於此。不動產的分類毫無秩序可言,有些土地並沒有列在清冊中。無論在何處,租約都不確定,更常常找不到主要的承租戶。詹姆斯一世時,土地出價曾高達相當於一百年租金的金額。但有時即使將售價減成相當於七年租金,仍然無法吸引承購人。

在這些情況下,運載費和稱重付費點燃查理一世時的內戰。整個國家經歷一場大動盪與混亂,五十多年後局勢才完全穩定。但就全國而言,農地的利用愈來愈趨於合理化,和社會正義無關的這項運動持續步向正軌。在17世紀的相當時日裡,不動產易手快速。較有企業精神的地主自然會重整田產,將部分土地以高價轉售,鞏固及保留其餘的土地。內在的矛盾消失,持有大塊土地的情況愈來愈普及,無法在經濟上管理的土地就被清算出售。在自然經濟的壓力下,官冊農這種制度愈來愈站不住腳。一些官冊農成為自由農(為規避法律,有時土地以極低的租金出租六千年,但卻收取高額的侵入罰金)。其他人被迫簽有特定期限的租約,形式接近現代的租約,這些人就成為小佃農。

如果以上的演進力量還不夠,圈地法案使土地的改革更為完整。即使都鐸時期不喜歡圈地,怕造成人口減少,還立法禁止圈地,但潮流無可抵擋。這項運動不斷進展,直到19世紀初為止,最早是為了方便養羊,後來的目的卻轉成提高作物的生產力。小地主不能使用公用地,再也無法維持他們的自耕農場。一小群的佃農受雇成為大田莊的幫傭,但其他人只好前往城市,成為新產業所需的廉價勞力。農耕技術的現代化更使佃農人數減少,大幅降低幫傭的人數,直到今日,佃農這個字眼已無法適用於英國鄉間。

但比較少提到的是,隨著經濟的穩固,法律也歷經改革。土地租約簡化,農地單位擴大,農地使用更有效率時,現代法律才有可能適用於社會的土地部門。17世紀末,普通法提倡的平等開始發酵。在光榮革命和約翰·霍特擔任法院院長後,法院逐漸將牽涉到商人的訴訟視同商業慣例來處理。這些訴訟案很快就誕生一些前例。普通法不再受制於早期僵硬的封建習俗,商業化的農作因此受惠良多。農產品的行銷擺脫地區性的限制,不動產的買賣和繼承也能妥當處理,合約不再局限於狹窄的鄉村模式,破產申請程序也能適用,土地財富因此和國家經濟的較先進層面相互融和,鄉村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成立只是時間問題。國王特權不再是問題根源,整個國家開始可以在貨幣上管理。衡量這場改革初期成功的標桿是1692年頒布的新土地稅法。以戰時四先令對一鎊的換算法,當時一年徵收兩百萬英鎊的稅,打破以往有紀錄可循的總歲入。後來財政擴張後,所收的稅更多。

這次的成功值得大書特書,代價卻是很多人受苦,不法之事橫行,其結果也並非完全可以預見或算計。種種因素相結合產生罕見的壓力,才造就這一切。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一切歸功於自然經濟。不說別的,中國就沒有經歷這些過程。

美國人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差異。美國的歷史始於移民新大陸,當時有特許公司、股份公司和宗教活動的公社。至於放棄租金、限定繼承及長子繼承法等殘存的封建土地慣例,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南部的奴隸問題不算,在中部殖民地區的問題比其他區都明顯。但邊疆的存在使問題大為減輕,獨立戰爭更解決了所有問題。美國獨立後,公有土地公開出售,起先是以六百四十英畝為單位,後來單位再降到三百二十英畝及一百六十英畝。1862年實施公地放領法,放任的土地政策更達於巔峰。法案規定移民居住和使用土地都必須滿五年,比支出些許費用購買一百六十英畝的辦法實際多了。因此,很少美國人會瞭解,土地的分割為何會影響國家的公共事務。也少有美國人能夠回憶起非特許佃農和簽約勞工。對美國公民而言,經營農場接近其他商業形態。佃農一詞對美國人並沒有太大意義,更不要說是中國式的佃農了。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口所追求的經濟生活,並不在現代商業法的適用範圍內,因此全國的事務不可能在貨幣上進行管理。

比較留心的讀者此時應會發現,在討論這些議題時,李約瑟博士和我遭遇表達上的難題。如果我們視歷史為定論,只要對歷史進行比較,任務就輕鬆得多。我們可以採取中國的觀點,或是西方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為範例,仔細檢討中國的情況。以上述段落為例,我們可以說,總之,英國在1700年已完成資本轉換的工作,而中國仍遠遠落後。但這樣的結論無法說明世界歷史其後兩百八十年的動態特性,此外我們還必須假定,所有的國家不但都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且還必須經歷英國曾經歷的階段。這種說法暗示一邊的歷史會吞噬另一邊,我們如果加以背書,無異落入鮮明命運的陷阱,而歷史事件早已淘汰這種不健全的世界史觀。

李約瑟和我不希望比較歷史,然而我們的研究仍將是一種比較,只不過終極目標是兩邊歷史的融和。此外,院長曾經問:為何我們今日所知的現代科學不是發軔於中國,而是起源於歐洲?這使問題增添額外的層次,因為現代科學從不曾畫地自限,因此無法用已知的詞彙加以定義。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都同意,據今日所知,人類智慧已達頂點,那麼科學將就此踏上末路。現代科學家基本上必須有開放的心靈:對已知的事物保持有系統的不輕信,但深信現在的不可知將來必定可以掌握。

接受這些信念和前提的我們很快發現,不只是院長形容的字母文化和表意文化之間有很大的鴻溝,而且我們很容易變成從研究「務實」面——也就是中國的社會及經濟背景對科學的影響——轉而研究抽像和哲學的課題,因而違背我們的初衷。

在Κ-1研究室的鋼製櫥櫃中,有兩個抽屜裝著參考書目和零碎雜記,都是影響中國科技發展的社經背景資料,全都是李約瑟博士三十年來累積的成果。我到劍橋後,院長讓我整理這些資料,看看是否能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這些資料非常有趣,包括各種色調、顏色及尺寸的紙張。其中有登在學術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寫在油印通知函背後的手寫字跡。有些是很久以前的書信,但有時也看到書名寫在零碎紙張上,甚至餐廳的紙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譽全球,有的名不見經傳。有些資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創性,有些則很有爭議性,甚至很輕浮瑣碎。整個檔案事實上反映收藏者的個性。李約瑟博士的座右銘是「無一遺漏」,他秉持同樣的精神發現無數精巧的裝置和機械應用,以展示中國內陸的科學知識,並且從常見及罕見的古書中發掘其他觀察家忽視的事實。

不過,我必須承認,整體來說,這些資料的可用程度相當有限,我一開始的反應甚且更為負面。這些資料顯得太不相關,太片斷。例如有一封信是賴德懋(Owen Lattimore)的建議。他主張,中國的地理分佈利於千篇一律,因為由地形可以得知,類似的農業社群可以適用於所有地區。這種立論有許多可議之處,事實上甚至可以說,由於中國的氣候、天然障礙、土壤生產力、農作物的適應力及勞力要求有相當大的歧異,因此分開還比統一好。考古學家鄭德坤則贊成完全客觀。他建議李約瑟,去除所有的成見,先以十至二十個發明為例,分析當時的社經環境。這個建議完全不可行,因為我們雖然對紙和火藥的發明有模糊的概念,但我們甚至不知道哪一群人首先發明縱舵,或是替騾套上馬具是在哪一世紀,更不用說這些發明的背景環境。而且,如果我們太過注重特定發明,最後就會出版一本類似阿基米德洗澡或牛頓被蘋果打到之類的故事。在李約瑟博士的相識友人中,以霍莫·達布斯(Homer Dubs)最為悲觀。沒有人瞭解,為何現代科學無法在中國發展。他直截了當說:你們要有常識一點,負面的問題無法得到正面的回答。他的態度讓我想到中學時教科學的教師。有人可能可以證明鬼的存在,但沒有人可以證明鬼不存在。只要有一個證據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但為了證明否定的結果,必須反駁古往今來的所有可能性。

但於今回顧,這些學者雖然沒有成為我們的開路先鋒,但他們多多少少影響我們的思路,程度大過我們的認知。我認為,檔案中唯一自成系統的就是魏復古(Karl A.Wittfogel)博士。

在研究中國的領域中,魏復古是個顯赫人物。我在密西根當研究生時,主修中國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也許頻繁到一個月至少提一次。他是《東方之專制》(Oriental Despotism)的作者。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本書會告訴你,這些文明全屬於「水力社會」,農業生產必須依賴大規模的灌溉工程。大批的勞力必須施予嚴格的命令,以求順利執行任務,因此專制勢力的產生無法避免。如此衍生的組織技巧雖然不無利於經濟之處,但只限於初期。這些社會的努力遲早會形成「管理效益遞減法則」,也就是說,一開始投入的勞力愈多,效益會成比例增加。但其效益有其限度,等達到飽和點後,收穫和勞力將不成比例。以科學術語來表達,這公式是個想像的弧線,但作者並沒有解釋這種現象何地、何時或如何發生,也沒有說明效益如何測量。沒有關係。在魏復古的字典中,水力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同義詞,不僅在政治上可鄙,在經濟上也沒有吸引力。這種社會道德敗壞,不值一提。

魏復古將東方專制主義發展成一體系時,目的是為了避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所引起的混淆。但魏復古的「東方」包括在今日秘魯的印加帝國,卻將日本排除在外,因為日本的灌慨工程是片斷零碎而非協調一致的,因此日本社會是「水利農業」而非「水力」,因此即使連封建時代的日本都「無法發展戰爭的藝術」。水力社會的特色也會影響藝術。他們的建築只能產生笨拙的結構,稱為「水力建築物」,使用最多的材料,卻只有最少的概念。東方的專制主義是過去式了嗎?不見得,在今日仍相當活躍。今日世界有何危機?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威脅西方世界嗎?魏復古認為不是。問題的根源仍然在東方專制主義,因為蘇聯是俄國「在亞細亞的復活」,以工業基礎充實其新專制主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貨真價實」的亞細亞復活。

魏復古和李約瑟的接觸一開始很順利。東方社會概念剛發展成歷史研究,以德文發表成論文時,李約瑟在封面用中文寫「寶貝的」,要夫人閱讀。後來他和魏復古碰面。顯然他們一度還算友善,雖然還不至於熱絡。但「東方專制」理論茁壯到繪聲繪影,比迪士尼卡通還生動活潑時,李約瑟發表一篇批評,指責該書「否定事實」,後來作者要求當面解釋,但被他所婉拒。

這事件對我也有深遠的教育意義。無論信不信,我更能體會中國歷史上道家的政治思想家。他們堅持,道德只能和自然合而為一。任何提倡善良和正義的分化行為,如同儒家常標榜的目標,都為他們所輕視和不屑,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自利的行為,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驕傲和偏見。在機器時代,我們無法達成道家兒童般的純真,但這教訓仍然警告我們,不能單看表面就認可或抨擊任何「主義」。在這個例子中,李約瑟和我都受不了中國的農業官僚,然而我們卻不能完全忽略中國官員的雙重性格,他們「陰」的一面總是和「陽」的一面背道而馳。這個主題出現在李約瑟駁斥一度是朋友的魏復古的書評中,後來也放入我融故事與傳記為一爐的《萬曆十五年》。我們也因此將我們特有的史觀稱為「技術辯證」。所謂技術,就是不帶意識形態的色彩。

但1972年年底將至,我們卻只知道自己反對的方向,但還找不到《中國科學與文明》相關部分的確切方向。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們邊散步邊進行討論時,決定忽然自然而然冒出來。我們間的對話照例沒有前言、分界、順序或轉折。

「院長,」我說:「為什麼你說英國這裡的天氣很糟?現在已經11月底了,天氣還是如此溫暖明亮,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自己也知道。」

「這是異常的,」李約瑟回答:「但不會持續太久。」然後他的話題又轉回《中國科學與文明》。「就我所知,」他說(大概是我遇見他後第四次這麼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現代科學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都是一起出現的,整批地來。」

接近他讓我獲益良多。他這些年來常寫信給我,此時讓我有機會回饋。因此我說:「你的意思是,從15世紀到17世紀的西歐歷史是獨特的發展,是眾多因素交織而成的產物。同樣的,中國的歷史也很獨特。我們不可能靠四五個註釋來證明中國歷史是某種『主義』,把它丟入普遍體系之類的大桶子,然後再拿出來,並宣佈中國文明畢竟含有原本相反的特質。」

「我們不可以這樣,」李約瑟博士說。當他變得很嚴肅時,說話照例很簡潔。他頭腦中的數百根思緒終於構成結論。我記得他在給我的信中強調,不能理所當然以為中國科學是西方模式的失敗原型。

「院長,」我說:「我已經看過這兩本談官僚的書,恐怕對我們沒有太大用處。他們提到西方世界的經驗,說明不能只看到個別案例的優點。處理這些案例時,必須從類別、群組和類型著手,因為數量相當龐大。這種分析法的缺點在於範圍太過狹小,作者欠缺歷史的觀點。至於另外那本中文書,前言說是受到你的啟發,但事實上看不出來。作者的錯誤在於走到另一個極端。在他澄清中國官僚管理的本質前,就提出一個理論,說中國官僚主義的歷史時點大概介於英國的都鐸和漢諾威王朝中間。」

李約瑟博士接著告訴我這位作者的些許逸事,他們如何相遇,他的長相如何等等。最後他問我,我覺得如何呈現《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最理想。我告訴他,在他的卷二,他說中國科學思想本質上並不精確。中國思想家的缺點在於太早下結論,缺乏數理證明就立即跳到絕對真理。在政治—社會—經濟歷史中,情況也十分類似。中國的成就和問題一樣,都在於「過早統一化」。帝國統一來得太早,政治上的中央集權也領先時代。如果我們以這樣的心態讀二十四史,也許可以整理出一組新資料,可以回答我們的疑問。為達成此目的,必須將自己的歷史感發展到極致,不能受到其他學者的影響。事實上,這是李約瑟博士一輩子的寫照,我當時看不出有其他可能,現在仍舊看不出來。

但要把念頭轉成實際的工作時,以上的建議很可能改變全書最後一卷的一部分,改成對全書本身的專門研究。一開始必須先談土壤和氣候,再來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朝代順序。為了符合他自己的想法,還必須重新定義西歐的資本主義,接著才能提到這些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當書付印時,這部分的草稿還沒完成。不過,我仍然很高興,最重要的資料都已在掌握中,受過院長指導下的某位學者一定能據此加以完成,不會遇到太大的難題。對李約瑟來說,這項龐大工程中的計劃之所以能吸引他,完全在於其規模,因為李約瑟雖然喜歡剪下沒利用到的紙片,但一生中的寫作沒有不是從大處著眼的。

李約瑟博士和我決定《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模式後的一年半,考古學出現重大的發現,《國家地理雜誌》稱之為「中國不可思議的發現」。在1974年春天,靠近現代西安的公社工人為提高生產力,把驪山的土壤挖得更深。他們偶然發掘出中國第一個皇帝下葬的地方,陵寢在這之前從未出土過。他們挖掘出「兵馬俑」。陸續的考古工作發現,真人尺寸的陶俑士兵不下七千五百個,全都配備真正的兵器,戰車是真的,但戰馬也是陶制的。這些兵馬捍衛他們主人的遺體,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全中國的秦始皇。

當細節陸續公佈時,即使是秦代歷史的學者也大感震驚。這座地下陵寢的特色在於各方面的完善設計,連細節也很在意。士兵的造型似乎取材自活生生的人物,沒有兩個人一模一樣。他們的臉部表情顯示出無盡的個性。他們的髮型都一樣,但梳理的方式或多或少有所不同,鬍鬚修剪得很整齊,帶也都打好結。他們的帽子有點狀圖案,腰帶上有金屬環扣,從雕刻鎧甲的樣子,看得出是用皮帶來當束帶。鞋底還有止滑金屬片。從步兵到騎兵,武器都不相同。騎兵肩上沒有鎧甲,以便在馬背上行動自如。軍官的裝備更為考究。這些士兵或立正,或跪地拉弓,或駕馬車,或隨整體戰術所需就個人戰鬥位置準備肉搏戰。總之,整個場景創造出一整師的秦國步兵,側翼是排成隊形的戰車和騎兵隊,隨時準備作戰。如果現有的展示已經夠壯觀,專家猜測,在這一師的南側可能有更多的戰馬、士兵和戰車。或者,更壯觀的是,所有兵馬俑的各師隊可能部署在始皇長眠之地的其他三個方位,也就是已發掘數量的四倍。

這種壯闊雄偉的景觀自然會吸引大家對陵寢主人的興趣。1974年以來,已有數十萬西方遊客到西安去參觀兵馬俑。康涅狄格州歷史書俱樂部已推出三本和秦始皇有關的書。專制的指控絕對無法避免。《國家地理雜誌》中對秦始皇的報道圖文並茂,有一則圖說如下:

無論是在鞭子的揮舞或長矛的戳刺之下,新政權運用無情的武力鞏固皇帝手中的絕對權力。他強征七十萬人去建萬里長城,以抵抗中亞來的遊牧民族。這些勞力將舊有的山間要道連成長達一千五百英里的牆,成為地球上最長的要塞。為了防禦內部的異議分子,皇帝下令焚燒引發爭議的歷史和哲學書籍,並且殺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有些被活埋,有些據說豎立在土中,土深及頸,然後再砍頭。

然而,雖然有考古證據和相關的中國文獻記載,我們卻不能導出道德譴責的結論。採取這樣的立場並非表示我們對人類的受苦必須無動於衷,或是對道德應置之不理,或甚至是極端的手段有其必要。我認為對歷史採取道德詮釋並不恰當,無視於時空背景就貿然地問:「為何不依照我認為合理的方式出現?」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們,關心的是更直接的問題:「為何以這種方式出現?」如此才能更接近問題的核心。以秦始皇的例子來說,在地下墳墓發現整個師的兵馬俑,正足以顯示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我們也許會哀歎,竟然在暴君遺體附近浪費這麼多創造力和心血,其中牽涉到各式各樣的迷信傳聞,但我們無法不驚訝其組織能力,無論是藝術或實際生活方面。如果我們稍微放縱一下想像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出參與其中的哲學家、藝術家和工匠,外加巫人和隨扈軍官,因為要設計和執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需要許多意見的交流和技術的整合。今日投入心血不夠多的工程可能採取捷徑,結果就會像俯視亞斯文水壩的巨大努比亞雕像,用尺寸來取代龐大數量;或是用複製的方式,像大流士聽政所地毯上長列的步兵浮雕;或是像康士坦丁拱門,雖然很有風格,卻略嫌粗糙。總之,即使在帝制的初期,中國就已脫離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模式。更明顯的是,秦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法家」,類似現代西方法學中的實證學派,將法令視為統治者的宣告,獨立於傳統道德和習俗之外。好奇的讀者可能問: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野蠻殘暴為什麼和開明教化並存?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於個人野心,中國人為什麼會在國家形成初期就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秦俑的生動多變讓我確信這絕對不是出自奴隸之手,有時反而讓我想起在田伯伯指導下的武漢大型壁畫。

如果西安的遊客、歷史書俱樂部和《國家地理雜誌》的訂戶也都很好奇,提出類似的疑問,李約瑟博士一定很欣慰,因為在1972年那個異常溫暖的11月天,也就是我們在劍河漫步後不久,我們試著對上述問題提出解答,結果是聯署寫成論文,其中有些已發表,有些尚未發表。我和院長達成協議,我可以自由使用和我研究相關的部分,但要註明原出處是來自準備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的部分章節。以下大號字段落即代表這個出處。但既然我已濃縮、重述及重新編排這些段落,又加入一些新概念,以下摘要的全部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

到目前為止,中國歷史還帶著早期統一的永久痕跡,而影響統一的主要因素則是大自然的力量

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在高山上豎立若干石碑,碑文見於史書的記載,內容為不斷宣揚自己回應地理挑戰的成就。

在這些地理挑戰中,最重要的首推聯合整治黃河。這裡絕對不是重複魏復古的論調。治水在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地位,已經成為兩千年來中國學者不斷強調的主題。在20世紀,有數名專家窮盡一生之力,研究中國的水利工程歷史。他們對黃河的興趣集中在治水,而不是灌溉,更不用提勉強符合世界歷史模式的大型灌溉工程。然而,這兩項主題之間也有關聯。人民需要一個能全盤處理水患問題的當局,因而造就中國這個國家的誕生。早在公元前651年,黃河畔的各諸侯國就召開會議,除其他事宜外,還保證不進行妨礙鄰國的水利工程。孟子討論治國之道時,治水就提過十次,顯示當時問題的嚴重程度,而當時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不到一百年。

黃土地帶

現代科學家指出,黃河必須通過大片黃土地區,風沙所沉澱的黃土厚度介於一百英尺到三百英尺之間,水流因此夾帶大量的淤泥。在全世界主要的河流中,淤泥含量如果超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含量就算高了,而亞馬遜河在夏季高達百分之十二,但黃河有紀錄可循的淤泥含量竟高達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有一支流在夏季時含沙量居然達百分之六十三,簡直不可思議。也因此,黃河常常會塞滿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只有一個統合所有資源、同等對待各方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們面臨的常態威脅。大自然所加諸的要求,讓中國注定早而持久的統一。

十五英吋等雨線

這項要求也因為其他因素而更形強化,因素之一就是亞洲的大陸型氣候。翻開中國的氣象地圖,可以看到所謂的十五英吋等雨線,從東北東部內陸開始,穿過長城中部,彎向西南方,將中國內陸和青海、西藏劃分成兩邊。在這條線東南方,每年雨量大致超過十五英吋,符合賴德懋的描述:「中國農業興盛,人口繁衍。」相反地,在這條線以西及以北,則被他形容成「在長達數千英里的地帶,人們完全置農業於不顧,不直接依賴地表的作物,而是在作物與他們之間插入一個機制」。這是遊牧民族的另一種說法。遊牧民族隨水草而居,畜牧經濟無法轉成農耕經濟,反之亦然。

在中國,農業人口和塞外畜牧人口間的爭鬥持續兩千年,留下許多家破人亡的記錄,卻沒有太多溫馨的回憶。這種爭鬥起源也相當早。早在公元前9世紀,亞述人的浮雕上就出現騎在馬上的弓箭手。但後來才發展出「完全遊牧」和騎兵戰術,並逼近中國和亞洲內陸的接壤地帶。到公元前3世紀,遊牧民族入侵已成為嚴重問題,因此才會把北方各國分別建造的防禦工事連成綿延不斷的長城,秦始皇也因此留名青史。國防成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另一項強制性因素。邊疆約略吻合十五英吋的等雨線,在整個帝制時期事故不斷,成為世界地圖上最長的邊界線,對中國歷史無疑也造成一定的影響。中國農業官僚管理制度的興起,部分原因可以說是回應這種挑戰。

風向圖

救援饑荒災民是任何朝代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國很早就統一的另一個原因,但到最近才澄清大部分的端倪。中國的降雨量如前所述受制於地形,但同樣受季節限制。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都集中在夏季的三個月,期間主要的風向還會改變。農業因此相當不穩定,因為雨季時的雨像暴風雨一樣,也就是說,從菲律賓海吹來的高濕度氣流,必須由吹向東部和東北部的低氣壓中心先行冷卻,才能降雨。無數人的生計因此必須依賴環境的兩大變數同時發生。氣流常常交會,在特定地區發揮威力時,就會產生洪水和氾濫。相反地,如果氣流沒有會合,就會產生極度的乾燥和旱災。可以理解的是,這兩種天災常常同時侵襲不同的地區。早期的歷史學家並不瞭解氣象機制,在二十四史裡預先警告,每六年農作物會嚴重歉收,每十二年會出現大饑饉。在民國成立前,為期兩千一百一十七年的歷代記載中,就包括一千六百二十一起洪水和一千三百九十二起旱災,嚴重到足以引起皇帝的關切。在帝制時期,平均每年發生一點四二起天災。

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研究先人的史料。在秦完成統一前五百年,中國處於長時期的自相殘殺階段。原先的一百多個國家逐漸減少成數十個,最後剩下十三個。在最後兩百年間,還剩七個大國,後來其中的秦合併其他六國,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規模類似的中央集權運動。當時在各地稱王的霸主一心只想提高個人權勢,再加上陰謀和家族間的宿怨,似乎是民無寧日的主要原因。但我們無需懷疑,自然力量才是背後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包括連年旱災水澇引發的飢餓和缺乏安全感。從古籍中我們可以發現:好戰者掠奪彼此的作物;破壞互助協議是引起武裝侵略的原因;饑荒時停止發放食物會導致戰爭。這些事件會產生循環累積的效果。比較大的國家援助饑民時比較有效,自然有更多民眾願意追隨,國家勢力也可能愈來愈強大。因此,早期的統一有氣候和地理因素的支持,而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也以象徵的方式承認這一點。在鐵犁發明後,農業雖然不是唯一的謀生方式,卻已取代漁獵,成為中國人民的主要謀生方式。中國必須靠中央集權才能生存。

回顧過去,公元前221年的統一事實上確立了無可逆轉的趨勢。中國曾受到異族征服,必須忍受分裂狀態,有一次甚至長達三百五十年以上,但統一帝國的觀念、秦代的統一文字、許多文獻支持帝國統治以及人民的調適全都經過更長時間的醞釀。「本質派」認為文化凝聚力是中國帝制統一的最重要因素,但至少應以這些外在因素平衡他們的論調。如果漢學家一廂情願認定,上述幾項因素既然只影響歷史,就不必再行探討,這樣的想法絕對有害無益。不到十年前,中國報章雜誌仍然刊出多篇文章,討論將黃河河水引入長江這項野心勃勃的工程,目的是重整全國的灌溉體系。白修德形容河南的饑饉是項決定性因素,讓他懷疑蔣介石的天意依歸,這在之前已經提過。《紐約時報》的羅森塔(A.M.Rosenthal)在最近的一次中國之旅時哀歎,將大草原的放牧區改為作物區的行為有多愚蠢,因為會對上層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這種動力雖然也反映出毛澤東一心執著於糧食的自給自足,但主要是呼應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徒勞無功,也就是想靠密集農耕解決邊疆的問題。有KGB背景的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所寫的書也觸及這個問題,哈里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還寫了一篇「有異議的導論」。至於邊境的遊牧民族,無論是在歷史上被描繪成絲毫不尊敬文明世界的野蠻人,或是家鄉被強權侵略的無助少數民族,等到不再構成對定居族群的威脅後,在中蘇衝突下反而變成雙方共同猜忌的對象。在此同時,中國的氣候問題仍然存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搜集氣象地理資料,不列入機密文件,可供學界參考。資料顯示,數年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省份中,降雨量有時低於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五十,有時又超過年平均量的百分之兩百,這種現象不斷重複,已成為固定模式。這些資料可以妥善利用,例如投機美國的穀物期貨市場,或是借此證明,中國勢力還不足坐大到成為強權。但本書要讀者注意這些現象,卻是為了不同的目的。無論任何時間,只要我們提到中國,就可能被亞洲大陸板塊的動力所影響,因此不得不處理規模更大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或是否準備就緒。

對中國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識形態向來很重要,不論是古代或現在

一旦歷史學家採取「現象論者」的立場,就會很輕易發現,從孔子以降到毛澤東的形形色色「主義」,與其說是絕對真理,不如說是管理邏輯的形式,或是官僚機器所需的意識形態工具,用以彌補技術上的不足。我們可以想像,在紀元前的中國,由於受到外力的影響,必須採取中央集權制度來管理約六千萬人口,因此要僱用多達十三萬名官吏。當時甚至還沒發明紙,官員必須透過寫在竹簡上的字來溝通。中國整套的政治哲學可以說是受到環境壓力而誕生。

也因此,中國思想家開始強調下列數點:

首先是對所有人進行倫理訴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減少個人及地區利益,支持全國的普遍利益。國家最關心的是所有民眾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較高的生活水準。對同胞的責任比自己的權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礎雖然廣大,但同質性相當高。

其次是將社會習俗當成自然法來遵行。幾乎在所有階段的帝制時期中,男性優越、尊敬長者、平民敬重讀書人等都寫入法規中,其優點就是地位有別得到普遍的認同,社會的贊同更強化王朝的統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殘存的效果。

第三點是強調以概要的手法處理大問題。如果將同樣的管理模式應用到美國,密西根可以被視為另一個長方形的州,地圖上的海岸線可能被畫成直線,就和懷俄明州的邊界一樣直。從加州和蒙大拿州到華府的距離同樣被規定為兩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蘇里到華府則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資料都不是以確切數字登記,而是可以分類編組的一般概念。由簡單算術公式導出的預設計劃可以放入法規中,強迫人口和當地社群去調適,就像穿上統一設計、尺寸選擇有限的成衣一樣。李約瑟博士比較東西方數學時得到如下結論:歐洲的數學強調幾何,中國的數學以算術和代數為主。此處也許需要稍做說明。我們今日掌握的幾何知識是源於古埃及人。每年尼羅河氾濫以後,古埃及人都必須重新計算不動產的位置,因此必須非常注重精確的細節,但中國官僚卻不必講究精確。相反地,這些官僚面對問題時,是以抽像來思考龐大的數字,根據他們處理事務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體描述。

中國政治哲學的第四個特點,和偽裝能力有關。這個要素不但對西方觀察家是絆腳石,對成長於這個文化傳統下的我們也是一大困擾,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釋。

在帝制時期,中國官僚的問題沉重到似乎無法負擔,但他們卻有一個獨享的優勢,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員所沒有的:中國的地位不具競爭力,不論內在或外在而言。當政治體成為天下獨大的整體,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後就會成為美學和神學問題,不再是經濟或社會問題。因此,只要經過共識同意成為真的內容,就等於真實,沒有必要引進客觀標準。這個信念引入政治時,因人心的狡猾層面而大為興盛。就本質上來說,通常處理大範圍的人類事務時,在真實與激勵觀眾相信的內容之間,很難劃出清楚的界線。因此,牽涉儀式、神話、訴諸意志力、依據古人典範而立誓、銘記在心的國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機制等一連串教訓和慣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國的傳統中,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國喪失非競爭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輕忽這種治國之道的半宗教性質。這樣的環境無疑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嚇阻追求絕對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瑪竇在16世紀的觀察:中國有學問的人必須容忍大眾信仰的虛假。在一張寫實的畫作中,明代的宮廷畫家將皇帝畫成近臣的兩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國,也無法完全擺脫各式各樣的虛偽。

此處的解釋最無法說服西方的讀者大眾。「務實派」的學者有興趣研究法規、人口資料和食物價格等,卻常完全漠視思想史。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認為不相干的事,對本身的研究領域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事先就拒絕相信,更可能產生很大的風險。相反地,這些學者的批評可能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可能批評中國在某些方面失敗,但實情卻是中國無意踏入此一領域,或甚至蓄意規避。採行另一極端也有危險。在目前學院的分科情況下,中國思想家被歸入哲學的範疇。為達到深度的要求,討論通常都超越思想家著墨的實際議題。如果脫離社會甚至語言學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讀出柏拉圖,從王陽明中看出尼采。但這種學術研究的價值非常令人懷疑。讀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國歷史的本質,將會被嚴重誤導。

現代中國成長與發展遲緩,官僚管理要負最多責任

嚴格來說,我們無法簡單直接比較中國文官管理和西方政府,因為前者已實施兩千年,後者的現代化才只是晚近的事。李約瑟博士開始著手分析時,必須始於中國官僚的雙重性格,因為對科學的發展同時產生激勵與禁止的作用。舉例來說,7世紀初期的盛唐是中國歷史最光輝璀璨的朝代,而歐洲仍然處在最近仍被稱為「黑暗時期」的階段。雕版印刷不但是官僚溝通和傳播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有利於凝聚一大群文官的共識,在東方的使用還比西方早一千年,說來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從孟子以來的政治經濟範圍狹小,但不見得顯得落伍,尤其和歐洲文藝復興前的封閉思潮相比。

但我們如果想用今日的觀點來嚴格審視中國文化,就無法避免以下的問題:在戰爭與和平的藝術上,中國竟然落後西歐。說來諷刺,失敗的源頭來自明顯的成功。中國政府和社會無法適應環境這一特點,必須往上追溯自很早就完成統一大業。帝制中國政治上的統一不同於希臘各城邦、羅馬帝國、封建時代的歐洲或甚至德川時代的日本。中國過度強調中央集體與單一的管理,地方機構和民間管理少有發展及成熟的機會。最後中國就像是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巨大的官僚體制,底下則是龐大的農民人口,組織結構毫不複雜,無法與本身的規模相稱。

雖然有相反的批評,但官吏對民生的關懷不能說不是真心誠意。在帝制歷史中,我們看到積極而持續地提倡農業,幾乎已成為永久的政策。在每一個朝代開國之初,帝制政府總是忙著從事農業重建工作。土地、種子及牲口都分配給流離失所的人民。新的灌溉工程動工,鼓勵人民開墾。有時政府還倡導特殊的農耕技術和改進的農具。但毫無例外的是,目標都是扶持小自耕農,因為他們才構成帝制時代的同質經濟基礎。保護他們家園的努力有時成功,有時不然。同樣的,廉價貨幣以銅幣的形式出現,從紀元前就已開始,一直使用到20世紀。在宋代,每年通常鑄印二十到三十億枚硬幣,有一次還創下五十億枚的記錄。但最後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太多持久的商業技巧,也沒有太多重要的商業法。無法累積資本持續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我們不需要魏復古博士提出「管理效益遞減法則」,二十四史中已有許多記載。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並沒有立刻意識到,在英國研究中國歷史有何意義。我認為搬到劍橋完全是就事論事的安排。有時我發現週遭的稀奇古怪很是可愛有趣。但我不曾察覺,這個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觀,而且因此修正我的人生之路。

我記得,1972年初遇李約瑟博士時,他帶我去吃晚餐。餐後抽抽雪茄的他帶我參觀院長室,我們談了一回後,轉到K-1研究室,他給我一串鑰匙,簡介他的歸檔方式和書籍在書架上的排列方式。等到談話告一段落,已經接近晚上十一點,他陪我去市場坡等公車。我們互道晚安,我自然而然伸出手來想握手感謝他,但他卻顯得不太自在。

「我們這裡一年只握一次手,」他嘟囔著道歉的話:「劍橋顯得很正式,但其實一點也不正式,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後來我們和隔壁家的美國夫婦比爾·奇恩(Bill Keen)和莎莉·奇恩(Sally Keen)討論這件事。他們比我們早來一年,他們也同意,英國人對握手的態度顯然比我們認真。李約瑟的說法清楚顯示,握手帶有儀式的作用,不能漫不經心去做,身為院長的他也無意破例。

和許多外國遊客一樣,我們覺得這類習俗很有意思,有時感到困惑,有時甚至啞口無言。坐在K-1的我有時不禁想到,這個地方實在很奇怪。學院的內門又厚又寬,石階因為多年使用而出現了細槽紋。整座學院半像修道院,半像現代化的商業辦公室。K-1還有一個小房間,幾乎沒有轉身的餘地。一張寬不及三英尺的床當額外的書桌使用,置放一些新書和期刊的抽印本,空間還沒填滿。臥榻和週遭環境顯示,早期修道士在此起居時,過著簡陋的生活。在另一邊,面臨國王大道的樓面設有承溜口,承接屋頂的雨水,避免直接流到牆壁上。在屋頂上飄揚著凱思學院的院旗,旗上有黃、綠、黑三色的盾徽。但越過K-1後,走到院自治會秘書辦公室中,可以看到電動打字機、對講機和複印機。從建築的一側走到另一側時,有時會覺得石階彷彿帶我穿越數百年。

有人會說,將對比加以混合就是劍橋的特色所在。就我的觀察,此地炫耀招搖的明顯跡象首推學院的晚宴。集合在食物之前,是所有人類社會的重要社交功能,劍橋恣意強調此一功能。在凱思的每一學年,每位研究員至少要有一次受邀參加院長的自助餐宴,他們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每位大學生則在求學期間要被邀請一次。有時李約瑟博士和夫人花很長時間做最後的潤色,將外來的訪客列入來賓名單中,人數想必超過兩百名。他對我解釋,學院款待賓客的預算相當充分。自助餐宴每學期都辦一次。此外,院長還舉行正式的夜間派對,歡迎來訪嘉賓。無論是自助餐宴或正式晚宴,食物都屬一流。餐具全都純銀打造,餐盤印著學院徽章,金邊閃閃發光。桌布剛漿洗過。葡萄酒的供應源源不絕,讓我想起早年在東京的外交使節團。院長的管家同樣穿著正式,像木頭般筆直站著,宣佈「晚餐已就緒」時,讓人覺得一切都是為了完美的演出。

劍橋的氣氛在黃昏時最容易感受到。教堂鐘聲響起,穿戴方帽長袍的研究員和大學生穿梭在巷弄中,急著趕路赴約,中世紀的氛圍在薄暮時刻完全顯露無遺。要欣賞劍橋的風格和水準,你還可以觀察任何學院的門房。他們總是穿戴深藍色的厚重嗶嘰西裝,鬍子刮得一乾二淨,全身修飾得一絲不苟,皮鞋閃閃發亮,簡直就是自成一格。他們顯得如此尊嚴氣派,讓你不禁遲疑,不敢開口請他們替你提行李或叫出租車。

但劍橋也有另一面。凱思學院有一名特別研究員,而且還相當資深,平日以小摩托車當交通工具。他到達學院時,頭戴安全帽,臉上架著護目鏡,工作手套直抵手肘,褲腳反折,讓人很容易顛倒他的職位,把他當成僕役。我們把K-1和K-2純粹當研究室使用時,也有人把類似設計的房間當套房用,吃住、工作和召見學生都在同一個地方。在觀光客看不到的走道上,有時可以看到髒的床單和枕頭套,等待女傭拿去送洗,有時則是空的咖啡壺、裝著碎麵包屑和蛋黃痕跡的盤子,等著被送回廚房。

即使擺闊,劍橋事實上還是受到不景氣的衝擊。教職人員的薪水和津貼無法隨著通膨的速度調高。我們眼見教授穿著磨損的衣服,襯衫的領口都磨壞了。我們和任教職的鄰居聊天,他們設法瞭解美國和加拿大的就業情況。有些學者已經搬走,他們並不是急著捨棄工作,以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在英國很難讓他們達到收支平衡,尤其子女還就讀私立學校。

如果這一切都顯得矛盾混淆,我們還沒探究到背後的組織架構呢。我們像許多外國遊客一樣,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何謂學院,何謂大學,兩者有何關係等等。我剛到劍橋不久,就問過李約瑟博士:「學院是什麼?」

「基本上來說,」院長只是簡單回答:「學院是宿舍。」

但這個答案只對了部分。學院不只是宿舍,還是基金會和財團法人。學院是自治體中的小自治體,擁有不動產及股票,研究員(有些還是終身任命)有權領取收入的「分紅」。研究員是導師、是研究人員、也是行政人員,他們是大學的「主要勞力」。頂尖的人員則被稱為「特別研究員」。學生並不是由大學給予入學許可,而是由學院篩選、面試和認可。許多相關資料都見於《劍橋大學手冊》,我們到時已印行第六十二版。但印在紙上的一行鉛字照例不會留下深刻印象。在凱思學院,我必須親眼見到學生在辦公室外等待面試的緊張模樣,才瞭解實際的運作情況。

另一方面,就整合的機構而言,大學簡直不存在。大學本身甚至沒有大禮堂,大聚會就使用國王學院的禮拜堂。大學任命教授、設立學系、充實實驗設備、舉辦綜合演講,以及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但所有人員和單位都散置在大學城的各個角落。大學最重要的功能是維持一致的標準。學生可以經由和導師的討論,選擇大學開設的任何研究主題,但只有大學能決定學生是否能畢業。學生獲得學位前,必須先通過大學主辦的「優等考試」,內容和所選課程息息相關。所有課程和學分規定的問題就此定案。

如果遊客多花一些時間研究劍橋的歷史,就會發現,學院初設時,事實上無異於托缽修道會。有時學生窮到必須上街乞討食物。但後來學生也一度非常富有,連當他們家教的特別研究員都因此很有錢。方帽長袍是今日學界的制服,但事實上代表的是現代改革,希望恢復古代修道會時的風格,因為其間學生曾蓄須、帶長劍、穿軍服,不一而足。劍橋也不是始終如此保守。它的現址是懷抱遠見和雄心的人所創設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執行本身就是動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紀下令整修國王學院的用地時,無數房屋被拆除,幹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劍河的路要重新規劃,讓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點裝貨卸貨。年輕有為的創辦人主持破土大典後才八年,國王學院禮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棟崇高的建築,發揮很大的作用,事實上還無法加以取代。後代的學者必須接受早期建築設計的左右,因為先人宏觀的視野難以輕易抹殺。

我於1972年到1973年卜居劍橋期間,三個學院——克萊爾(Clare)、國王(King's)及丘吉爾(Churchill)——已經決定讓男女同班。這是比乍聽之下更具革命性的舉動,因為正如李約瑟博士所定義的,學院「基本上來說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個學院——葛頓(Girton)、紐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經決定只招收女生(現在仍是)。凱思學院投票決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約瑟博士擔任院長的期間,院自治會開始有學生代表,是數百年來的空前創舉。「我很擔心,」院長對我透露改革後的第一次院務會議,「他們也許有不當的舉止。但後來一切順利,他們穿戴方帽長袍,相當自制。」這個一度被視為極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說出這番話。

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何種結論?這許多矛盾背後有何邏輯可言?為了概述局勢起見,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和美國的大學院校相比,劍橋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劍橋歷史悠久,因此有權追求大半由自己決定的方向,當然也不能過度強調這種理想狀況,因為劍橋本身畢竟仍面臨嚴重的問題,起因於規模的膨脹和財務吃緊。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規則在沒有修改前一律有效。這種雙重性質讓劍橋可以務實到極點。過夜的遊客將發現,我們在歷史書中讀過的許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處,包括維多利亞時期的紀律,愛德華時期對階級的自覺,有時又穿插著費邊學社的社會主義路線。時期更早但無傷大雅的是許多中世紀的流風遺緒,馬克思主義分子無疑會稱之為封建殘餘,事實上也沒錯。

但英國的保守主義並沒有一套嚴格的外框,反而存在於社群生活的關節紐帶之間。保守主義之影響觸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調更為鮮明活潑。保守主義成為價值觀的寶庫,推動過渡時期圓滿順利。在這樣的氣氛下,學者所享有的行動自由相當充分,有時還大於美國的同行。這些規則即使顯得隨心所欲,但數量卻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對個人的影響並不大。劍橋的各學院還有一大優勢:公共任務大都由大學來執行,各學院就可以發展各自的特色。由於有二十三個學院和更多的科系,無論有意無意,都不太可能達成任何形式的穩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權得以確保。不過,深思熟慮的觀察家卻瞭解,在這種情況下,各學院必須維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會發生認同危機。

抱怨無可避免會常出現。如果特別研究員身兼政府或產業的顧問,可能被批評為出售學術地位。如果他們不關心錢的問題,又會被指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體來說,英國學界設法讓他們的研究單位像知識分子的共同轄區。從他們的觀點來看,美國大學通常比較像工廠,太注重大量生產、規格化和創造可以交換的零件。英國的漢學家人數不及美國,但卻沒有公然表示關切:學習亞洲語言只是為了亞洲的戰略價值、中國歷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詮釋。崔瑞德在劍橋擔任中文教授時,他就成為整個領域的權威。他可以對大學生開講語言課程,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博士班學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認為中國中古時期的專家,但他可以指導清代社會史的論文,甚至民初時期的軍閥現象。教授是終身職,即使他的領域只有幾名學生,也不必擔心地位會岌岌可危。只要大學生能設法通過優等考試,就不必被迫聽教授上課。就美國的觀點而言,李約瑟博士的例子一定顯得非比尋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學家的訓練,大半輩子卻忙著寫中國歷史的書。事實上,就我所知,還是20世紀單一個人所進行的最龐大工程。而他卻從來不曾擔任過劍橋的教授,也不曾待過劍橋的東方學系。

於今回顧,客居劍橋的這一年間,李約瑟的大膽對我有很深的影響。事實上其中毫無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釋劍橋本身的矛盾:一個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學城,居然可以產生如此多具備原創力的思想家。原因相當簡單:學者照理應當加強自己的紀律,而且毫無疑問是屬於傳統類型的紀律,這樣他們才能熟悉最基礎的工夫,直到熟透為止,就可以逐漸發展不合常規的作為,借此打破傳統,設定自己的標準,展望未來能有所突破。相對於美國漢學家的慣例而言,英國學者有遙遙領先的優勢。美國學者雖開口閉口談學術自由,但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卻深深覺得,絕對不能嘗試前人沒試過的事。在英國的制度中,你幾乎可以嘗試任何事,但不能與傳統對立。不過,如果你言之有物,傳統是可以修改的。

在劍橋研究歷史的另一項微妙優勢是,這個大學城本身就住在歷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說的,「一個由短暫零件組成的永恆實體」,這個大學社群比較願意考慮時間的縱深。我後來向此地的幾位朋友提到,中國兩千年帝制時期可以當成一個單位來處理,沒有人大吃一驚。李約瑟博士就已做過類似的事。他研究中國科技的各種層面,時間從公元前綿延到最近數百年,並已來回往復推究數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夾了各種顏色的紙片,是數十年來的鑽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們在劍河散步時,我終於向他建議,為了總結最後一卷的中國社會經濟背景,他或許應該研究主要參考資料。我猶豫了一陣子才提出建議,因為多少有些冒進。到當時為止,我們一直處理次要參考資料,包括相關主題的一些已出版資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線索」及建議。想法相當多,但沒有一些包含足夠的資料,足以證明中國數千年來為何和世界其他地區有如此大的差異。但我提到我們應重讀二十四史時,他非常高興。「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資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後,我才瞭解,這個決定影響我有多深。

中國的帝制時期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可以說是由八或九個主要朝代、數十個小朝代所組成。二十四史並不是一本論二十四個朝代的書,而是二十四本不同的著作,有些將數個朝代合併討論,有些彼此間的年代重疊。最後一個王朝清代並沒有包括在內。這些作者大體上受限於在現代之前的觀點,但他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由於本書是已經編輯過的主要資料的合集,因此向來被中國歷史學家視為基礎中的基礎。書的總厚度大到令人生畏。李約瑟的殿本可以塞滿一輛轎車。我回美國後,買了一套現代重印版,共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五頁,分成兩百三十三冊。

我還沒有從頭到尾讀畢二十四史,也不建議現代學者如此做。在早期史書中收納天文學和數學的基本知識,但只強調現在很難站得住腳的主張:歷史應該廣納所有知識(就技術上來說,現在絕對不可能做到)。史書中對無數貞潔婦女的描述,只會對研究特殊層面的社會歷史學家有意義。史書中的詞彙、參考書目和時間表呈現古代中國學者特別形態的有條不紊。對我們來說,這些材料只適合參考,不能研讀。也就是說,相當部分的頁數應該撕掉。

運用這一大堆資料時,還有另一條捷徑。我常用的方式是將現代中西方學者的論文和摘要當成參考指南,其中通常會涵蓋一兩個朝代。他們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帶我進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對明代的知識也讓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斷。我希望借此方式在綿延不斷的海岸線上建立一些灘頭堡,逐漸將據點相連結,持續往內陸推進。

此外,二十四史中還有十二篇所謂的《食貨志》,指點出影響民眾生計的政府財政。這些食貨志的水準不一,其中還包括很多錯誤的描述。但據我所知,唯一研究這十二篇食貨志的中國學者李劍農教授,曾出版一本選集,共分三冊。他的方法是老派作風,沒有系統,不過對後來的學者來說,仍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在這十二篇食貨志中,經過註釋翻譯的部分包括英文的四篇、法文的一篇及日文的一篇,崔瑞德教授的唐代管理專書算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稅制專書也可以算是屬於這一類別,涵蓋的明代剛好有和田清(Wada Sei)教授的日本翻譯注譯。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放在一起,彷彿在茂密的森林中開出一條小徑,只要把現有的地點和路徑相連即可。

在劍橋的其後八個月,我就進行這兩件事:將灘頭堡連成一線,並且在叢林中開出一條小徑。研究報告放在李約瑟的檔案中。但我回美國後,也重新檢視對二十四史的研究發現,試著簡化觀察所得,以便將訊息傳遞給一般讀者。我的心得包括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中國由於很早就統一,已發展出一套特別的治國之道,將無數的佃農戶置於朝廷的直接管轄之下。這個趨勢持續兩千多年。研究中國歷史將有助於我們看出背後的強制性因素。然而,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於偽裝等現象,都肇因於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很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

在接下來的八到十頁,我將依帝制各朝代順序解釋此一立論。由於我的個人經驗(見下兩章)及在《紐約時報》讀到艾德溫·麥克道威爾(Edwin McDowell)的《新聞檢查可能採取間接的形式》(Censorship Can Take Indirect Forms),我必須和讀者共同破除一些錯誤的念頭,才能推廣以上的概念,原因不只是在於意識形態,也在於技術層次。我的方式是直接引述古籍以建立主題,這已經引發許多漢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應該堅守社會科學家的研究途徑。

不消說,他們雖然建議我應該延後我的綜合方式,但我深感不耐,我們的等待毫無意義。另一方面,我們握有相當重大的信息,需要直接呈現給讀者大眾,無論是在美國、中國、英國或其他地區。如果我們扣留這些資料,會有何種後果?一般大眾對中國的瞭解將因此源於其他簡化的概念。我們可能受到引導而相信,發生在中國的是一大陰謀,或是中國人民並不理性。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書報雜誌和公開演講的內容都來自於這些假設,事實上反映的是挫敗主義。一旦接受中國是「神秘」或「謎題」,這些作者和演說者就不會再進一步深究這個國家和人民,只會依自己的個性和衝動來寫作或演說。他們應該知道,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保持半個世紀的不理性,即使某個社會因為已和全世界脫節太久,在特定時點可能顯得非常笨拙。悲劇在於,傷害會加諸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對外國貼上詆毀的標籤,對他們並沒有太大的傷害,但我們可能從似是而非的假設中訂定錯誤的政策,受的傷害反而更大。即使現在不必付出代價,遲早有一天要面對。

我的詮釋方法可以說是「事件式」。如果我只提出一面倒的證據,預計會造成扭曲,這樣的方式就不可行。但就目前的例子來看,並非如此。這些事件其實是主流歷史中的突出事件,卻被過去的歷史學家所忽略,原因是他們並沒有具備我們的後見之明,因此無法停在適當的段落,找尋更多的相關線索。就歷史的詮釋而言,沒有比這些實際的史料更有效的工具。

毫無疑問的是,卜居劍橋這段期間,更強化我拓廣中國歷史架構的決心。事實上,我並不瞭解歷史學家有何科學工具。在凱思學院的K-1工作時,我明白座位後方的牆壁已經歷數世紀的興建和修補。如果有必要解決爭辯,不難想像可以移走一、兩塊磚,或至少刮除其成分,送到實驗室進行分析。像我這樣預計在此地停留一年,以便進行研究和提供咨詢的個人,對這種建築細節真的感興趣嗎?對我而言,只要瞭解劍橋的建築是新舊磚石相疊就夠了。或者,我應該完全不去管大學城的歷史,等到介紹二十三所學院個別歷史的完整書籍出版再說?當然不可能。我必須讓自己隨時能接納重大訊息,因為這些知識可能會影響身為訪問學者的我。在過程中,我必須提醒自己擴大自己的視野,準備吸收新經驗,先前的信念也可能因此改變。如果我來此地前就已認定:劍橋保守(或進步),李約瑟隨俗(或叛逆),我很可能只累積選擇過的印象。如此一來,無論從磚牆中敲打出多少樣本,無論我的紅外線視力多麼具穿透力,仍然可能得到扭曲的結論。

我觀察帝制中國也是同樣的方式。首先,我覺得對一般讀者而言,從頭到尾詳述朝代史或只呈現罐裝的抽像概念,都沒有太大的幫助。讀者需要知道中國歷史中的特定事件,並瞭解與時事的關係。以下即簡要概述我認為重要的特定事件。我必須承認,在我到劍橋之前,並沒有太注意到其中的許多故事,當時我已經對數十萬人次的大學生講授過中國歷史。因此,如果專家拒絕暫時擱置他們狹窄的興趣,讀者不可能期望從他們身上獲得這些知識。當然選擇重點反映作者本身的興趣。因此我交待自己的背景,其中包括我的性情及衝動,僅供讀者參考。

第一帝國確定中國歷史的主調

在我對中國帝制史的概述中,為求方便起見,三個大段落可以被稱為三個「帝國」,彼此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但又具備上述的共同特徵。

從統一中國到漢代滅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這段時期可被稱為第一帝國。此時的官僚統治還沒有脫離貴族的色彩。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啟動的中央集權動力,到西漢中期獲得滿足,全國隸屬帝國的治理之下。政府所積極倡導的社會秩序,是以質樸簡單和家庭凝聚力為基石。帝國毫不留情地執行權力,但創造出國家崇拜,認定儒家倫理合於自然科學的天理,兩者都很可行。漢代就這樣替中國創造出一個永久的機制,也就是說,人數龐大的農民由數目眾多的開化官僚來管理。漢代實施「察舉」制度,要求每兩萬人中選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組成實習團,先當宮廷守衛,學習應對之道後,再分配到政府單位任職。

這個制度最大的弱點,在於國家機器無法規範、控制、抑止或甚至合法扶持鄉下富人勢力的成長。大地主最後集結成黨派,更透過察舉和宮廷保持內線聯繫。他們在鄉間的影響力大增,侵蝕地方政府,逐漸撼動中央。在東漢前的權力真空期,這個現象更是嚴重。東漢末期,學問成為獲取權力的公然手段。私人講學吸引很多門徒,常常達數千人之眾。朝廷設的太學更有三萬學生入學。對國家來說,這並非福氣,反而有些尷尬。

公元200年,發生了一場大戰,開啟長期的無政府狀態和武裝衝突。大戰的其中一方是袁紹,企圖以新興的州郡力量稱霸。他的七世祖袁良以易經專家起家,因此賺了一筆錢。他曾在朝廷擔任太子舍人,後來將專業知識傳授給孫子袁安。袁安由於具備學術地位和正直的名聲,從縣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後來擔任朝廷大臣。從此以後,袁家沒有一代不在朝中任高官,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興兵時,門客和屬下據說組成近十萬的大軍,但數目恐有誇張之嫌。軍糧必須動用一萬輛車,從中國北方運送南下。大戰的另一方是曹操,以王朝的保護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養祖父顯然是宦官,曾擔任皇帝的中常侍。在這場戰役中,袁紹的雜牌軍潰敗,但朝廷的秩序並沒有恢復,反而瓦解。對政府的侵蝕早已進行很長的時間,一旦不再假裝服從中央政府,一切全都解體。當時的組織和輔助單位也無法使地方自治正當化。無論如何,當時的問題包括大規模的天災,以及邊疆的防禦線長達數千英里,由地方崛起、從學閥轉成軍閥的人士並沒有能力處理。晉代曾打算復興帝制,但為期甚短,中國自此陷入長期的分崩離析,期間長達三百五十年。

第二帝國嘗試貨幣管理,但功敗垂成

第二帝國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並不是第一帝國的延續。在數百年的擾攘紛爭後,入侵中國內部的遊牧民族已經被漢化。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並沒有斷絕,仍然保存在農業社群裡。但帝制的復甦仍然面臨無法超越的困境,帝國必須將龐大的農業人口置於中央集權的管轄之下,但又無法容納中間階層。許多不可能的任務是由鮮卑種的拓跋氏帶頭,最後拓跋一族成為隋唐的先驅。拓跋氏在長城以南建立農業基地,地點在今日的山西省。他們在遊牧地帶俘虜許多遊牧民族,並有計劃地消滅這些部落的首領,強迫其餘的族人當農工。拓跋氏逐漸建立適合農業官僚管理的國家。他們軍事勢力擴展到中國北部時,就把制度應用到較廣大的地區。他們僱用個別漢人當顧問,異族通婚自然而然產生。但新興的國家必須防止遊牧貴族和漢族精英勢力竄升,後來隋代能在這方面成功,開國君主的精明幹練是主要原因。他是混血兒,性格神秘,成功降低兩種勢力的影響。

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國可以說是結構嚴謹,也就是說,所有重要的法規據說都符合整齊的數學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統治時,所有戶數都以五為單位,以利行政管理。農業土地號稱是由國家擁有,由身強體壯的人輪番耕種,但這些人同時也要服軍役和繳稅。只要上層的官僚可以順利解釋制度,就不會強制底層嚴格遵守法令。現存文獻顯示,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異,官員極力調適內容來符合形式。在中國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經濟缺乏變化的情況下,這些法規還勉強可以執行。至公元780年,唐代才將早已不可行的土地分配計劃宣告無效。其後私人擁有土地成為既定的事實。

然而,第二帝國時期卻是中國文明輝煌燦爛的巔峰,創造力達於鼎盛。漢代實行察舉制度,隋以科舉考試取代,由於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因此有助於社會流動。再加上複製佛經的需求及中國古籍的普及,終於導致雕版印刷術的普遍使用。中國南方的發展造成農作物多樣化、城市化的範圍擴大及水路運輸的空前利用。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人口中心已從北方移到南方。種植稻米有利小戶人家,上述因素永久改變中國社會的性格。社會更為繁榮,也更為庶民化。

到了宋代,中國的農業官僚面臨組織現代經濟的能力考驗,因為大量的現金和商品源源不絕流入政府的財庫和倉庫。宋的開國帝王是將軍出身,決定驅除長城以南非漢族所建立的半漢化國家。宋代意識到本身掌握的經濟實力,所徵召的軍隊人數逼近一百萬。政府積極提倡貿易,注重軍事技術。官吏薪資之高,可說空前絕後。在許多方面,朝廷在公共事務扮演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宋代似乎有能力創造中國歷史的新局,甚至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歷史學家都將11世紀之初形容成「中國早期的現代階段」。

但開國君王的美夢沒有實現,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復。相反地,宋代和「蠻族」競爭時,反而被迫南遷。宋代三百多年歷史的特色是,戰場上一再慘敗,又以最屈辱的條件議和。令人困惑的是,這種事居然發生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朝代。除經營礦區和鑄造金屬貨幣以外,宋帝國還發行紙鈔,規定鹽、茶、香料及明礬由國營專利,將釀酒業視為特許業,控制內陸、邊疆及水上交通,並掌握部分貨運。和尚道士必須繳特許費用,徒刑可以易科罰金,這些都是行政收入。當代的資料宣稱,其土地稅收為唐代的七倍,其中包括穀物、貴重金屬及紡織品,數目驚人。在11世紀,國庫倉廩滿溢,必須再加蓋新建築來容納稅收。今日美國大學生所使用的標準教科書指出,在1021年,宋代政府的歲入超過一億五千萬貫,一貫相當於一千枚銅錢。根據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八百萬盎司的黃金,換算成今日的幣值,相當於六十多億美元。其他地方看不到這樣富足的政府財政。

現代教科書很大方地稱呼當時為「進步經濟」及「商業革命」,但這些標籤全都貼錯了。如果實情真是如此,世界歷史絕對會大異於今日我們所讀的內容。國庫的數字來自無數地方單位及倉庫的流水賬加總,總數不可能達數十億元之譜。沒有一個民間單位有能力匯出上述資產的幾分之一,因此國庫的物品沒有理由也不可能大批運送。在宋代,經濟中的服務部門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嚴重不足。當時沒有銀行、保險公司、現代的商業法規、或是監督大規模商業及財務運作的司法程序。在20世紀,中國的統計和資料處理能力仍嫌不足,更不要說是11世紀。即使是現代學者嘖嘖稱奇的運輸和通訊狀況,也只限於臨水的大都市。如果那些讀者深入內地,或是到大戰開打的地區,可能會大感意外,就像我1941年到雲南的十四師報到一樣。

就本質上來說,這些設施不只是器具和傳輸設備而已,他們是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產物。在銀行和法院的背後,是國家的法律體系,再其後則是社會習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體無法充當貨幣管理的適當運作基礎。

王安石變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況,還包括中國現代的問題。1069年,王安石成為御前顧問。當時軍隊和官僚人員不斷擴充,形成龐大的財政負擔,面臨這個不可能任務的王安石,建議將政府財政商業化。國庫物資閒置無用,不如加以流通獲利,如此國家歲入增加,但不必加稅。

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爭議的就是「青苗錢」。無論是宋代或後來的朝代,眾多小自耕農都面臨每年農耕時的貸款問題。他們通常向族人預支現金,但利息貴得離譜。王安石計劃讓政府在春季稻苗青綠時提供貸款給農民,秋收時農民再還貸款。借期六個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依當時的鄉村標準而言並不算高。

這個實驗在各區的成果各不相同,但整體而言卻是失敗之舉。當時缺乏服務單位,計劃無法有效執行。個別農民無從申請貸款,政府無從調查申請人,擔保品無從設立,欠債時也無法沒收擔保品。批評家指控,大多數的地方官就把錢全部發放給地方人民,不管他們需不需要。鄰居基於連帶責任,必須被迫彼此擔保貸款,就像彼此擔保稅捐一樣。青苗錢的來源是地方政府穩定食物價格的儲備金,並非每區都有足夠的現金。但所有地區都規定配額,必須繳納一定的青苗錢利息。至少有一名官員向皇帝報告,大肆宣傳的貸款其實並無其事。這位官員指責,錢並沒有真正貸款出去,但人民還是要繳稅,等於是在正常的稅款外又額外加稅。另外一個衡量這個計劃成敗的方式是政府財政的反應。如果成功提供貸款給農民,利率應該逐漸調降,不可能長期維持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情況不禁讓人起疑,整個社會的農地盈餘是否足以支撐此一計劃。

新政的其他內容也同樣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將人民繳納的物資重新出售,卻無法吸引民間的商人。由於缺乏法院的保護,這些商人擔心,政府代理人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沒收之實,以彌補預算的漏洞。官員必須親自在城裡買賣商品時,躉售商和零售商全都無法生存,最後再也沒有公平價格這回事。因此新政白忙一場,在鄉村裡鼓吹貨幣經濟,卻抑制城市裡貨幣的流通。

由於王安石和政府的關係,讓儒家學者轉而成銀行家。為達到此一目的,他必須給予市鎮特許狀和使司法制度化,才能產生民間的對等單位,便於商業來往。但顯然這些措施勢必連根拔起帝制中國的根,也就是說,數千名識字的官員以他們的正義感和善意加諸千百萬農民身上,以維持秩序。事實上,王安石並沒有革命的眼光,無法跳過一千年的歷史,但他仍然造成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實施後再撤回,後來又再實施,結果導致在朝的官員分裂成派系,技術議題轉變為道德問題。

宋人在12世紀初被趕往長江以南後,王朝所掌握的資源仍遠多於北方的異族。在經濟上較進步的國家無法動員本身,以打敗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就此成為一種模式。由於印刷術發達而產生的流通票據,反而造成通貨膨脹率節節上揚,財政運作愈來愈困窘,短缺和脫節成為常態。南宋種種情況不如人意,讓我回想起在國民黨軍隊的悲慘經驗,兩者原因相同。在鄉間實施大規模的貨幣運作制度,卻缺乏司法督察等城市才有的服務,後果可能慘不忍睹。相反地,北方入侵的國家滿足於只及於基礎的簡約管理,因此可以依需要當場運送人力和食物供給,即使必須在顯得落後的地區運作也無妨。女真族是例外。他們成立金這個異族王朝,佔領北宋的首都後,反而崇拜起被消滅的對象。金也建立自己的農業官僚體系,模仿宋朝的財政制度。在金被蒙古人吞併前夕,其紙幣的通貨膨脹率創下六千萬倍的歷史紀錄,連創立這套制度的漢人王朝也望塵莫及。

第三帝國的退縮符合歷史模式

在大歷史中,元代這個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之間的過渡期間。元的行政體系缺乏一致,反映征服者的困境:既不願完全遵照中國式的官僚管理系統,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來管理農民數量如此龐大的國家。史料顯示,元朝一方面聽從維吾爾族顧問的建議,努力掌握財政的實際面,另一方面又急於尋求漢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稅率,推行「農業第一」的政策。中國北方的管理方式顯然和南方大不相同。稅法的規定一再修改,無法符合實情。

第三帝國的主體包括明朝和清朝(1368年到1911年),和前一時期相比,有非常顯著的退縮。政府依賴意識形態的程度更勝以往。毫無疑問的是,官僚制度針對的是一般而非特定的管理。許多經濟活動在宋朝達到高峰,此刻一一退卻。明代發行紙幣失敗,其後五百年的政府因此缺乏貨幣管理工具。明代有意創造特定條件,讓中國更加成為村落體的大聚合,清代雖加以修正,卻不曾大幅修改這些條件。整個國家因此內向而不具競爭力。只要想到中國即將與西方產生衝突,就會覺得,中國此時退縮回簡單一致,在時點上非常不智。局勢需要進行調適時,官僚卻最無法調適。希望他們能有大膽的創意時,他們卻永遠處在自滿的狀態中。

我大可以說,現代中國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於明代開國之初,因為當時將退縮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稅法和政府財政方面,明代帝國將自身限定在狹窄的範圍中。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局勢有所變化,需要一連串的預算調整,但明代卻無法回應需求,導致改朝換代。但我如果將明清兩代和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相比較,結論將大為不同。由於各朝代無法未卜先知,只能盡力避免前人的錯誤。接受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之後,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

1973年以後,我們又造訪劍橋三次,分別在1974年秋、1975年夏及1978年夏。1974年是我留職留薪的休假年。我們幾乎用光積蓄,將旅程擴展到歐陸,包括科隆、波昂、法蘭克福、維也納、薩爾斯堡、茵斯布魯克、威尼斯、羅馬、拿坡裡、龐貝、日內瓦、里昂和巴黎,最後才回到英國。我們不曾後悔這次歐陸之行。旅行時,一定要抓住立即的機會,因為機會可能稍縱即逝。我們不知道這趟旅程對傑夫有何長期影響。但對我們自己來說,我們從這次經驗中得到充分的教育機會。不久前富路德博士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的不安。他說,許多年輕人研究中國,卻不曾到泰山的階梯去試腳力。我們看到萊因河畔的城堡時,才更加體會他的意思。「看,每兩三英里就有一座城堡,」格爾說。也許沒有那麼多,但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說明歐洲的封建制度。在這套制度中,地方分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牽涉到深厚的戰士傳統和私人形式的政府。雖然讀過許多資料,但還是要親眼目睹,才能確切想像出其運作方式。正如卡爾·史帝文生(Carl Stephenson)所說,誰控制山頂,誰就控制底下的山谷。歐洲因此和帝制中國大相逕庭。在中國,中央集權是主調,公共部門是政府的重心,官吏建造龐大的城牆,打算以全部人口抵擋敵軍的圍城。他們攀登泰山以習慣「小天下」的感受。

在成堆的磚石前,很難主張某一方的道德比另一方優越。如果一定要譴責,對像應該是人類共有的好侵略天性和好戰傾向。觀光和大歷史一樣,可以穿透許多扭曲的詮釋,帶我們更接近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因此我們相當羨慕能親眼見到西安兵馬俑的人。這些人俑清楚透露,中國的中央集權完全不同於西歐的地方分權。由於兩方都受限於地理和相關因素,其實沒有一方有真正的選擇自由。封建領主以城堡鞏固地位時,同時也授予市民自治權。他們無法預知,我們今日所知的公民自由就此埋下種子。中立的觀察家可能指出,到唐代或甚至宋代,中國統合的司法制度勝過封建歐洲各地零散的法庭。在當時的歐洲,國王和貴族間的僵局必須由法理學專家來仲裁,地牢及用嚴苛考驗來判罪也是當時的產物。但現代的司法獨立和陪審制度卻脫胎於中古歐洲,而中國今日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近似唐代和宋代。如果歷史是科學,和其他分支不同之處在於,歷史直接牽涉到時間,只有天文學有類似的狀況。

英國沒有很多山讓遊客鍛練腳力。便利的是,幾乎所有的歷史古跡都可以在半天內開車抵達。如果你參觀雀茲渥斯屋(Chatsworth House)或隆利特屋(Longleat House),你可以親眼觀察昔日私人所控制的農業財產。在倫敦北方有一個小村聖阿爾班斯(St.Albans)。從歷史上來說,這個小村可以說是埋葬英國莊園時代的地方。我們得知,在黑死病之後,整個地區人口大為減少,剩下的農奴就摧毀莊園紀錄,因此得以解脫農奴的身份,重獲自由,而且逃過懲罰。但今日整個區域都已都市化,小村莊幾乎為大都會的一部分。劍橋西方約二十英里處,有一個村落聖尼歐茲(St.Neots)。這個地方特別之處在於,它可以算是英國現代內陸貿易的搖籃。在伊莉莎白時代,一位地方鄉紳瞭解此地的重要戰略位置。他清出一片地,設立穀物市場,開始向商人收取攤位稅。事實上他無權徵稅。但市場就坐落在烏斯河(Ouse River)上,到鄰近地區的交通十分便利,從貝德福郡(Bedfordshire)各地、封廷登及劍橋來的大麥農人照樣付稅金。最後這個冒牌貨還把他的「權利」出租給下一個企業家,自己就退休了。這個案例證明,資本主義不需要經過階級鬥爭也可以取代封建主義。在這個例子中,一位有遠見的冒險家可以善用舊制度涵蓋不到的空間,在其他人還沒發現前捷足先登。這起事件還說明,私人管理如何侵入公共領域。李約瑟博士和我得知此一掌故後,他就載我到聖尼歐茲,兩人仔細研究這個地方。院長站在烏斯河邊,聽任夏日的微風吹亂他略長的華髮,動也不動。他站了很久,凝視著河水,陷入深思,彷彿等待另一艘穀物船開過來。

我們為何對西方的發展如此有興趣?原因還是和我們對中國的興趣有關。我們兩次約略爬梳帝制中國歷史,一次是為了土地租約,另一次則是貨幣管理,因而發現,中國非常強調大規模公共利益的基本項目,甚至仰賴簡約設計和做假,完全不同於現代西方的體系。就歷史背景而言,無需多做解釋也可以瞭解,中國完全錯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階段。但正如霍莫·達布斯的諷喻所顯示,我們無法證明鬼並不存在。為了證明中國所欠缺的內容和過程,我們必須到資本主義興起的地方研究其成長和發展。我們朝這個方向尋找資料以滿足好奇心時,發現許多讓我們迷惑之處。

如同墨利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在這個題材上的現有文獻可分成三大派學說。一是馬克思。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正是差異所在。以前是農奴在農地裡辛勤工作,但後來變成產業工人出賣勞力給工廠老闆。第二派學說是以馬克斯·韋伯和通尼為代表。資本主義的起源和宗教有關。新教激勵資本主義者的精神,心理的提升又創造出新類型的文明。第三派學說沒有特定的代表人,強調的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貨幣經濟。陶蒲認為,最後一派最沒有說服力,因為如果採納上述定義,事實上可以包括最原始經濟以外的其他所有經濟體系。

李約瑟博士和我認真檢視這些資料,翻閱所有可以看得到的相關書籍,但沒有一個單一文獻符合我們的需求。舉例來說,馬克思處理歷史的方式太過格式化,甚至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很難自圓其說,例如:現代中產階級社會是「滋生於封建社會的廢墟」。單是這個句子就讓我們分心,無法專心研究介於聖阿爾班斯和聖尼歐茲事件的兩百年史事。如果我們承認中產階級社會取代「搖搖欲墜的封建社會」的確是「很快的發展」,同樣無法解釋雀茲渥斯屋和隆利特屋的前因後果。我在學生時代曾讀過韋伯和通尼,發現他們很具啟發性,這看法迄今不變。但歷史的概念主題並非將突出事件加以摘要即可。新教對資本主義的形成無疑有所貢獻,但新教並非資本主義的起因或獨一無二的因素。資本主義早期的提倡者來自意大利的城邦,他們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荷蘭早期的喀爾文教徒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也就是說,這兩派學說都因為過度執著信念,而違背我們發現事實的目的。他們無法讓我們的眼光踏實。他們在解說資本主義的歷史源起前,就開始進行道德分析。因此,雖然陶蒲警告在先,我們還是要從第三派學說著手。由於我們已相當瞭解中國經濟史,具備的優勢大過先從西方經驗起家的學者。我們知道,使用貨幣不一定導致貨幣經濟。就像中國的宋朝,許多貨幣以雙邊流通而非多邊流通,但並不具備貨幣經濟的特色,更不用說將中國提升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

這番尋找帶來挫折又有趣的經驗。例如,我發現許多馬克思學者不曾讀過《資本論》的第二部。如果他們讀過,寫出來的內容會大為不同。即使在劍橋,也很難找到《資本論》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譯本。後來我從當地書店買到一套,是從蘇聯進口的。我也覺得韋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很有意思。有時他像是畫家霍加斯撰寫內容一再重複的散文,有時又像薩克雷厭倦寫小說,改行寫起非小說。

在我們的時代,對這主題最有貢獻的學者無疑是弗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我特別欣賞他提出許多一針見血的總論,其中之一是「資本主義只有和國家合而為一時才能成功,這時資本主義就等於國家。」這句話就像鋒利的刀刃,一舉切開大部頭的歷史。(不過,布羅代爾教授對中國的相關情況理解錯誤,史景遷教授已於《紐約時報書評》中指出,但這和本文主題無關。)我對他的「總體歷史」只有兩點反對意見:首先,他詳盡列出歷史事件,卻忽略時間的先後順序。其次,他的重點放在歐陸,不同於我的觀察。我認為資本主義起源於海洋文化。舉例來說,即使根據布羅代爾的上述標準,資本主義在法國生根的時間也遠落後於英國。

我們在這個主題斷斷續續努力數年後,決定發表研究成果。李約瑟博士和我再度聯名發表專文,是篇簡潔的兩萬字概論,註釋有兩百六十八則。為了準備這篇專文,我們參考八十二篇著作,其中大多數是專家寫的專論,其中有許多分成多冊。無可避免的是,這篇文章可能招致批評,說我們找來這麼多次要參考資料,只不過是說明門外漢的觀點。但如果此文可以達到填補知識鴻溝的目標,我很樂意被指責越界。以李約瑟對西方的認識,在發表文章前,他還是請多位這方面的專家來閱讀草稿,其中有一位是計量經濟學家。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開門見山地提出觀察所得: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項運動,具體且無可逆轉,有時間表可言,從世界地圖上也可觀察出前進路線。我們同意,為了讓資本主義運作,社會必須體認到,財產權是絕對而至高無上的,凌駕皇室特權和傳統的道德觀。就技術上來說,資本主義牽涉到將商業法應用到農地的運作,以致全國經濟的所有層面都能相互配合,結果導致整個國家都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在種種條件之下,這個運動勢必起源於近海的小國家,之後才拓展到大國、內陸國家和傳統色彩較重的國家。

這個見解讓我們觀察到,意大利的城邦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搖籃。威尼斯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帝國和教廷的衝突造成權力真空,讓威尼斯實際上已是獨立王國。陸地上的農業收入向來不曾成為經濟的主體。由於城市裡的水是鹹水,大規模的生產並不切實際,但相當有利於打造船隻。城裡的貴族紛紛領年金而退休,而奴隸和移民勞工可以解決勞力問題。威尼斯還能做什麼?又能做什麼呢?一位現代作家稱威尼斯是「沒有領土的城市……政府是股份公司,總督是董事長,議會是董事會,人民則是股東。」這個城邦不需要努力面對教會法庭、領主權利、商業同業公會、君權神授、不成文法或甚至議會代表制等問題。它只要遵循自然本能,就可以成為橫行海上的商人。貨幣管理是特色,也是業務,而兩者都需要資本主義化。但正由於缺乏生產基礎,這樣的資本主義無法持續。威尼斯注定只能稱霸一時。

北方的文藝復興取代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時,荷蘭也取代威尼斯,成為歐洲最先進的貿易國家。宗教在此地成為爭議所在,西班牙的宗教大審判盛行,資本和技術勞工被迫流向尼德蘭。尼德蘭接受挑戰,善加利用這一事實。除保險、銀行和運輸業以外,他們還長於冶金和布料產業。香料貿易的管理更接近於壟斷的地位。農業部門和經濟較為進步的部門之間產生利益衝突,必須靠邦聯和地方自主權來加以化解。荷蘭一地的人口就佔全國三分之二,獨立後更貢獻全國歲入的四分之三。事實上,荷蘭原本是獨立的城市,和其他市鎮結成永久的聯盟。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國家愈大,農業的比重愈高,問題就愈複雜。緊接荷蘭之後,英國也符合上述標準。英國的財富和土地息息相關。英國的出口產品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羊毛。食物有時還要依賴進口。現代化肇始之初,國家必須進行重整,以便跟上時代的腳步。在地中海國家稱霸的巔峰期,倫敦倫巴德街上的意大利銀行家簡直自成租界,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權。這些銀行家提供羊毛生產所需的融資,預先借錢給生產羊毛的牧人,資金來源則是準備匯回羅馬的什一稅。到13世紀,英國才開始進行外貿。然而,數百年後,英國仍然落後荷蘭人和德國人。直到18世紀,倫敦的保險公司才取代荷蘭人,開始承保自己國家的船運。這些發展不免排擠古老的英國土地租約和傳統的不成文法。傳統不利現代商業交易,而且也是資本形成的障礙,成為國家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

光榮革命以後,英國的資本主義和國家合而為一。條件所以成熟,是因為已經歷數十年的動盪不安。英格蘭銀行於1694年成立,更是有力的證據,以布羅代爾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等於國家。國會通過法案後,英格蘭銀行擁有一千多名股東,其中國王和王后都以私人的身份投資。這些股東成為國家的債權人,銀行未來的收入得自進口稅和烈酒稅,作為發行長期債的擔保。銀行有權創造和管理鈔票信用。對於這樣的機構,沒有評價可以高於加爾佈雷斯教授幽默的類比:「在各方面來說,它之於錢就像聖彼得之於信仰。」

要說明私人資本在公共事務扮演何種角色,莫過於英格蘭銀行成立不久後執行的第一項重大任務:政府要求銀行匯兩千萬英鎊到法蘭德斯給馬伯羅(Marlborough)的軍隊。任務當然一點都不簡單,不是開張支票,再到比利時兌現即可。當時沒有對等的機構,銀行也沒有設置分行,可動用的現金甚至無法達成要求。所謂的「匯款」,就是由銀行董事們親自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執行。他們事實上抵達馬伯羅的軍隊所在地,向全世界宣示,倫敦的商人押寶這場戰爭,以他們的性命身家來支持英國軍隊。其後五年,憑借說服和保證,他們和歐陸的無數公司達成協議,將這些公司的信用和資產轉成戰略物資。代理人被派到卡迪茲、馬德里、來亨、里斯本、奧波多、日內瓦、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事實上,新的銀行法人組織歐洲的商人聯盟,擊敗法國。

另外一項和這一連串事件有關的事實是,這時經濟中的農業部門已整頓完畢,貨幣管理可以普及於全國。輝格黨和托利黨都擁有相當多的土地產權,由此即可見其一斑。英格蘭銀行被視為輝格黨的組織,借銀匠的進款和政府的計數賬(相當於今日的短期公債)取得資金,托利黨提出相抗衡的主張,提議成立「土地銀行」,希望靠不動產取得資金,股東可以享受立即信用的便利,但仍然可以保有和使用不動產。這個提議沒有成功,因為輝格黨在下議院佔多數,不樂意見到新的銀行與英格蘭銀行競爭。這次事件仍然顯示,抽像貨幣的概念正方興未艾,同時農業持有和農場運作已經和其他商業行為地位相當。最後,不過才數十年後,製造信用的機制已經就定位,小地方、鄉郡和蘇格蘭的銀行數目不斷繁衍,倫敦也出現私人銀行。

總之,我們指出,促成資本主義的繁榮要件有三:

私人所有權的信用擴張, 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 服務設施的整合。[1]

說的當然比做的容易。事實上,要實施這些條件時,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必須能夠執行特定法規,以確保其實行。在達到這一目標前,全國上下人心必須有所改變,上到當局,下到公民,都必須要接納新思想。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的商業化必須進行重大調適,才能配合社會的資本主義運動。如果沒有外來的壓力或甚至暴力,很難達成上述的狀態。階級鬥爭和新教倫理並非毫不相關,只不過不是問題的主因。

就我所理解,資本主義的優越不在其道德價值,而在其技術優勢。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隨著經濟成長和擴張,分工就像連鎖反應和螺旋動作一樣緊接而來。我可以舉一個週遭環境的例子:

紐普茲位於開茲奇爾山腳。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食物價格飆漲,我們和鄰居都試著在自家庭院中種青菜,但行動並沒有很成功。土壤中有太多頁岩碎片,投入許多心力和昂貴的肥料後,成果簡直無利可圖。這時我們才瞭解,為何村落外有成畝成畝的蘋果樹。這就是自然經濟的力量。這些蘋果園的主人向銀行借錢,只要一通電話,挖地工具就送到門口。土壤分析和害蟲防治都由專家在實驗室中研究。只有果實需要用手採,在收成時就由一車一車運來的移民勞工來摘取。鄰近公路和有效的卡車運載系統是整個作業不可或缺的一環。成堆成山的蘋果必須盡速送走。在這方面,華盛頓和奧本尼的政府可以說是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負責執行相關法規,以順利推動和保護經濟活動的所有層面。經濟活動的基礎是財產權的原則,不過有時必須衡量私人和公共利益孰輕孰重。在多元化的農業之下,紐普茲靠特殊產品而享受到好處。

如果在中國,又會如何呢?我深信,大部分的農地會用來種穀物。從開墾田地到從河流引水灌溉,在在需要許多人力,我可以想像出農耕的利潤有多微薄,而小規模農作又抑制機械的使用。這也許可以解釋中國為何人口過多又普遍貧窮。但許多書籍和文章不提出技術改善的建議,卻反而指出,一方比較富裕是因為決定較為明智,在道德上比較優越。這些都使討論回歸本章的第一段。西方國家把農民藏到哪裡去了?

攤開來說:紐普茲沒有農民可以隱藏,但也不可用蘋果園來引發道德議題。這個村落最早的開拓者是法國的休京拉教派,抵達的時間相當於英格蘭銀行在倫敦開張。他們發現整個地區都沒有人居住,因為當時從赫遜河到德拉瓦河的這一塊區域被稱為「新凱撒省或紐澤西」,企圖吸引宗教異議分子來開荒。中國當時已經進入歷史上最後一個朝代,正值康熙帝在位。他是全世界有數的明君之一。西方旅行家在遊記中已經提到,中國人口密度已經相當高,但康熙帝仍希望自己的領土充滿更多子民,下令凍結人頭稅配額,以鼓勵人口成長。政策規定每個地區都能生產自己所需的糧食,完全符合同質性和一致性的要求,這也是自然和習俗相互作用的結果。時至今日,已無從辯解這些行動。但難以想像的是,今日高談「自由選擇」、擁抱東西方的人士,竟然可以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背景條件。他們認定中國所擁有的許多選擇,其實只存在於他們的假設中。

在劍橋,我克服車輛靠左行駛的膽怯後,便常在週末租車去鄉村旅行。林肯附近綠油油的田野都排成棋盤式的圖形,為屈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所盛讚。我看到這番景象後,對田園般景致背後的組織邏輯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為了創造這種整齊的風景,難怪當代人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在我卜居劍橋的同一年間,我再度收到家妹粹存從中國寄來的信件,在此之前的十年,雙方音訊完全斷絕。一年後,她搬到桂林,在寄來的部分明信片上可以看到,廣西的稻田呈長條式排列,和我在英國鄉村看到的景像有類似的感覺,雖然兩邊的地形不完全相同。之所以相似,是因為都必須合理化使用農業用地,作為經濟現代化的第一步,不論所有權屬於私有或公有。田地必須能丈量、能形成整合的單位,才能在法律及財政上予以計算。如果在17、18世紀沒有完成這項任務,到20世紀仍必須完成。

1978年,李約瑟博士將辦公室搬到目前的劍橋布魯克蘭茲街。有一次我們又提到這個主題,當時還有兩名研究生提姆·布魯克(Tim Brook)和格雷哥利·布魯(Gregory Blue)在場。我忽然說:「公社是圈地。」我常亂說英文,這次也是,說的話傳遞訊息的本質,但常省略一些連接詞。我的原意是,為了多元化和提升農業經濟,中國人已發現,必須在農業公社下整合零碎的可耕地,效果和英國加強圈地法案一樣。意外的是,院長此時的情緒也一樣興奮,立刻同意我的話。「公社是圈地,」他也如此說。

我們似乎都把這個主題當成數學公式,因為已經研究了很久的時間,因此一旦找到結論,發現頭尾可以相連,就會感到莫大的高興,其間牽涉到加加減減的機制再也不重要。在這方面,院長其實和我講同樣的語言。


[1]譯註: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作者則是詮釋成資本主義的「技術性格」,包括以下三點:一、資金的廣泛流通,剩餘之資本透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二、經理人才不顧人身關係的任用;三、技術上之支持因素通盤使用。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