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其一是我想寫的書《中國並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業出版社所拒絕。編輯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數人讀過」，數星期後再與我聯絡。這些話聽起來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測，書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評，否則不會動用多位審稿人。如果他天天相處的同事尚未決定，他也不必寫信給我。很可能一切手續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處進行評估。如果來信的反應是肯定的，我的書就會印上這家出版社的標誌。
但數星期過了，最後的決定卻是否定的。K先生還不怕麻煩地對我解釋，他自己很喜歡這部書稿，而且「喜歡到極點」，認為這本書「以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方式，綜合許多歷史文化事實」，因此第一位審稿人表示反對時，他又找了第二位審稿人。等到第二個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場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向權威的意見低頭」。我很感激K提供的訊息。但是，他當時並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沒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讓我陷入多年的苦戰。即使是我今日所從事的工作，也仍然和這場奮戰有關。目前的這本書取材自沒有出版的《中國並不神秘》，雖然兩者風格和格式並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確定並欣賞的大歷史手法。
出版《中國並不神秘》對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書可以帶來盛名，而在我需要出書給學生閱讀。我在英國住了一年後，發現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間的意見差異愈來愈大。中國有十個主要朝代，至少十二個次要朝代，已經讓學生暈頭轉向。然後我再告訴他們，所謂的動態循環理論只有相對的價值。這個理論主張，各朝代都是因為財政秩序上軌道而興起，因為財政秩序走下坡而沒落。但基本上來說，中國歷代的「帝國」架構並不相同，運作的原則彼此差異，滅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絕對不是「有勢力的家族維持免稅狀態，小人物負荷過重」這麼簡單的觀念可以解釋。一個國家不可能重蹈覆轍無數次。但困難之處在於我常常牴觸教科書作者的觀點。到了民國時代，我的立場更艱難。我只能勸學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歡蔣介石，他太貪污」或「我也不贊成毛澤東，他太殘忍」等窠臼。這些都是讀者對歷史不假思索的反應，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歷史遠遠超越我們的喜歡或不喜歡。我對學生解釋，為求瞭解國民黨治理期間的貪污和共產黨的堅忍性格，我們必須掌握事實：中國的現代化，牽涉到從文化導向的單位轉型成在經濟上可以處理的政治體，歷史上沒有前例可循。如果學生願意，可以運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魚把自己變成一隻松鼠，然後再變成一隻鳥。動盪時期政權的移轉，當然不能和哈定、格蘭特或其他總統任內的階段相比較。
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書，但這需要多年的準備，而且我也不敢確保成果一定比現有的書來得好。基本上來說，問題牽涉到歷史觀。我最不滿意教材的組織架構，史實的選擇缺乏連貫性，雖然有許多故事，但沒有頭緒，反而讓人分心。整體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直接傳達一個讓人信服的主題。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作者並沒有時間去研究主要參考資料並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遠鏡般的視野，就可以補正這些缺失。因此，我預計將《中國並不神秘》當成輔助教材，而不是用來取代教科書。如此一來，也可以減輕我講述史實的負擔。我以短句的形式來寫這本書，五萬字的內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從秦始皇統一帝國到當代為止。該書和本書一樣採取技術詮釋的方式，我認為其中的觀點都超越黨派之爭。
正如我所擔心的，書稿被退回後，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沒有興趣。其中當然沒有陰謀可言，但書的格式和內容都太不尋常，唯一的訴求對象是本身對題材也稍有涉獵的編輯，才能夠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並且可以熱心到獨排眾議，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資源來出版這本書。別人勸K先生放手不管時，我甚至找不到願意稍加考慮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將文稿加以修正，同時我幾乎把它當成我上課的演講稿。我把草稿給富路德博士，他讀完後指出兩點技術上的錯誤，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給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認為應該出書。他們的認可讓我更難忍受挫折感。如果沒有出書，我無法向學生充分解釋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我的講課異於他們所閱讀的內容時，初學者的他們很難抉擇。我也擔心，部分學生認同我的觀點後，將來轉到其他學校或到別處追求更高學位時，會遇到嚴重麻煩。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覺得一本書基本上立論薄弱時，並不會認可其出版。他對別人的確稱讚多過批評，如果情況許可，他寧願保持沉默，不願主動提供意見。但如果情勢要他直言，他不會退縮不負責，有時他也會發表非常負面的書評。我認識博德後，他已從賓州大學提前退休，到劍橋埋頭於自己的著作。他對中國古籍的知識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權威，無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無數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記》（Peking Diary），是他對1949年共產黨佔據大陸的親眼見證，使他的學者生涯能近距離接觸中國最近的發展。德克出於禮貌和謙虛，也跟著我稱李約瑟博士為院長。在他和妻子嘉莉亞（Galia）堅持下，格爾和我都必須直接稱呼他們的名字。但他清楚劃分私人敬意和學術標準間的界線。他總是一針見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問，他會毫不猶豫地好奇發問，就像《六十分鐘》中的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一樣。他直言無諱，有時說話的力道很重，以致每個音節都加以強調。他告訴我，雖然他只看過書稿的前面數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對。如果編輯來請教他的意見，他會小心評估後再反應。
書稿被拒絕後，我又寫信給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國前夕，我鼓足勇氣請他再考慮《中國並不神秘》。我強調，他的審稿人批評文稿「不平均」，其實是出自西方學者的弱點，不是我的錯。由於目前的博士論文格式使然，學者任意選擇一些主題作為他們的專長領域，讓大塊區域無人處理。如果有人嘗試連結所有要素，就會被指責為將不熟悉的名詞、過度探討的領域、甚至陳腐過時的觀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訴他，我試過把修正後的文稿傳授給大學生，因此相信這本書是瞭解中國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過後的書稿。最後，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權威，他們的見識可能勝過他的審稿人。這五人是富路德，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譽教授；博德，賓州大學的名譽教授；亞瑟·萊特，耶魯大學教授；崔瑞德，劍橋大學教授；比爾·簡納（Bill Jenner），裡茲大學講師。上述人士都享譽全球，可能只有簡納例外。但比爾曾住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下的中國多年，曾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翻譯成英文，而且最近還著手英譯《洛陽伽藍記》，恐怕沒有幾個美國人讀得懂這本6世紀時的中國古書。他比其他人都年輕，可以增加我名單的多樣性。
K先生的回答顯示他對我作品的濃厚興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計劃。他沒有直接回絕我，只表示他覺得繼續追究沒有太大意義。他完全瞭解我的感受，因為他自己「曾充分討論過出書計劃，並且也思考了一陣子」。問題在於，我提出的「傑出見解混雜可疑或備受質疑的觀點」時，我自己並沒有足夠的威望足以讓我的見解過關，我的綜合與概論勢必會引起尖酸刻薄的攻擊，沒有一家出版商能視若無睹，因為銷售可能首當其衝。他承認再讀我的修正版本並沒有害處，但還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還透露最令人吃驚的消息：其中一位審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單上，而且那個人的意見是「強烈否定」。
這個訊息讓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無法再退卻。我的好奇心很難滿足。既然K在來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後的版本，我決定寄《中國並不神秘》的修正版給我名單上的每一個人，並附帶一封信，對他們解釋書稿的內容，如果我未來的出版商請教他們，請他們能直接回應。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給K，順便告知此事。之後我就展開橫跨大西洋之旅。
編輯K沒有再採取任何行動。但有一個夏日清晨，一封從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國劍橋。亞瑟·萊特教授寫信「招認」他是《中國並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對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眾的論點之後，緊接著近乎傳統的觀點」。這番評價讓我驚愕莫名。老實說，我應該將這句話視為讚美，而不是視為不夠資格出書的原因。事實上，這正是我嘗試的方向，而且也是編輯為何一開始就感興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們恰好認定這是事實。亞瑟·萊特是耶魯大學查爾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講座的歷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國歷史書籍的編輯，當然知道這是唯一能改進歷史觀的方法。就像撰寫新傳記時，不必更改研究對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變子女的名字。
我只見過萊特教授兩次，時間都不長，而且都在公開場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傳》計劃的會議上，是在紐約舉行，前一天剛好是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薩學院演講，會後接著歡迎會。我和他說話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五分鐘，但我深深覺得，他對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學的指導教授約翰·霍爾後來到耶魯，他告訴我，萊特教授讀過我的部分論文，這實在很不尋常。法蘭克·奇爾曼（Frank Kierman）和費正清合編的《中國的戰時作風》（Chinese Ways in Warfare）出版時，《亞洲研究期刊》的書評編輯很難找到書評者，畢竟這本書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紀。萊特向編輯建議由我來寫，後來果然是由我寫書評。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CLS）批准我隨李約瑟研究的經費時，我知道萊特是委員之一，於是從英國寄了一張明信片給他，得到熱誠的回信。我的稅制專書卡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時，他甚至建議，我把草稿寄給他，因為美隆基金會已經可以撥經費給大學出版社，資助像我這類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選擇。後來問題解決了，並沒有勞駕他的協助（否則會破壞我對費正清博士的保證），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請古根漢研究經費寫書（就是後來的《萬曆十五年》）時，還請他推薦，後來我也領到這筆經費。我欠亞瑟·萊特很多，他沒有理由狙擊或暗算我，沒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釋他剷平了我的一項重要計劃呢？這項計劃贏得一位出色編輯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牽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還有我的教師身份。我多次重讀萊特教授的來信。他在信中建議我，刪掉所有傳統觀點的段落，只留下挑戰既成觀念的主張，書名可以改成《中國歷史：九十五點主張》（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以「模仿馬丁·路德」。這比我在哈佛的經驗還要糟，因為當時我只不過被要求寫出刪掉量化研究後的財政史。但亞瑟·萊特應該更有見識才對！《中國並不神秘》的目標，在於說明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一貫邏輯。如果刪除年代先後或社會環境，整個結構就會崩垮，整體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議後也緊接著問：「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進的方法。「我希望我們能朝這方向努力，也許秋季時可以面對面討論。」
我們在1975年9月的耶魯之行是一次悲慘經驗。我不應該帶格爾和傑夫一起去。我原先以為，我們可以把握機會出外玩玩，因為以前也有類似的情況。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萊特教授約在研究生廳見面，接近約定時刻時，我把家人留在城西達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車旅館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間都很潮濕，從床單到枕頭到床墊似乎全都是濕的。我把車開走後，格爾和傑夫坐困愁城，一邊是漢堡店，另一邊是福斯車輛經銷店，停滿省油的Rabbit車款，車價就貼在櫥窗上。會談失敗後的不滿，我們待在城裡那半天的情緒因而更低落。
「強納森很想見你，」亞瑟·萊特以隨和的態度歡迎我：「可是他必須去紐約。」他說的是史景遷，我們只在電話上聯絡過。我的主人讓我完全放鬆自在，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受歡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國並不神秘》的話題時，他的態度頑固依舊。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達成妥協的勉強可能，但現在這扇門完全關閉。「你不會想出版那個，」他的口氣從命令轉換成要我自願同意。他接著說：「你當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國並不神秘》不再具備醒目出眾的主張，不再是中國歷史領域的新馬丁·路德。這次它無法出版的原因是低於水準之下。
「書稿出了什麼問題？」他的回答是，總論應該「適可而止」，不能過火。例如，他即將出版的隋朝專書只涵蓋四十年。我對他說，我想出的書性質並不相同。即使我沒有進行大範圍的研究，別人也會。我甚至大言不慚地告訴他，我至少還長期接觸過主要研究資料，由我來做，總好過那些不曾進行原創研究的人。我提出這個意見時，立刻發現說了等於沒說。亞瑟·萊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學者。他不必我來告訴他，無論長時期或短時期，無論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論來。他是個勤奮不懈的讀者，知道中國歷史領域中無數作者的優缺點。他隨手就可以舉出三四位，他對他們的評價和我自己的評價不相上下。
「萊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問題：「你是否認為我對歷史的詮釋手法太具有民族優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國？」
這個問題碰觸我們彼此的敏感區，無論稱為民族優越感也罷，稱為文化主義也罷。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有道心理鴻溝，就像政客和煽動家一樣。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個驕傲的中國佬。如果你生在愛荷華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費力就自然而然以為西方文化比異族優越。但事實上，誰能切斷族群的臍帶呢？有中國血統的歷史學家當然會如此懷疑。我的問題反映出，自己急於澄清自己對族群效忠的類型及強度。我當然絕不可能否認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無害而可以接受的範圍中。
亞瑟·萊特沒有直接回答我。不過，他沒花多少時間就提出一個精確的評估。「沒有像何那麼糟，」他說。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學詹姆斯·威斯佛·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講座的歷史教授，他強調中國民族驕傲的立場已招惹批評，其中一部分還出現在學術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萊特教授以坦白來回應我的鹵莽。他不必給我一個如此精確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時間如此注意我的問題。我感激他極力包容我。但就《中國並不神秘》而言，討論已告終結，毫無妥協餘地。我必須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對文稿有額外的建議。先前的決定不變，沒有爭辯或談判的空間。
事實上，這一切不算太意外。萊特早已表達他的「強烈否定」立場，即使他想更改判決，也會自陷於尷尬的處境。即使他說：「對不起，我弄錯了，畢竟黃的草稿好極了，你們應該出版」，出版社是否會持續進行出書計劃也很可疑。的確非常值得懷疑。我還記得K編輯在信中指出，除了萊特教授外，還有另外一位審稿人。這位審稿人說，我處理的問題太大，我的權威還不夠份量，只怕會引來攻擊。既然攻擊者「不一定全然公正無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謹慎，恐怕人人都會遭殃。在出發前往耶魯前我已警告格爾，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極低。
在1975年那個下雨天，我覺得悲憤交加。因為我不是權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力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威！而所有的意義、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而是由長春籐名校內的不具名審稿人決定，而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築和迴廊也不過是矯飾的模仿品而已！
我難道沒有提醒自己避開民族優越的傾向嗎？即使在和學生討論中國時，我也沒有隱藏過去的不可告人之處：虱子、壞疽、人海戰術的大屠殺、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殘忍。我不曾否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貪污是失敗的結果，不是原因。在討論19世紀時的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職中國總稅務司時，我指著坐在前排的學生：「如果這個位置提供給我們，而且人選縮小到只有你們和我，我寧願你們去做。你們之中不管是誰——丹尼爾、蘇珊或史提夫——都會做得比我好。為什麼？到19世紀末，你們已經有不帶人治色彩的數百年管理經驗。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在中國清清白白從頭開始。但是如果是我來做，我一定會考慮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問我為什麼！這就是我們社會下至村落階層的運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當上總稅務司，是因為靠親戚幫忙。如果你們強迫我切掉這些關係，我不但無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這樣清楚了嗎？」顯然不是很熱衷於提倡中國的民族驕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於其他的歷史學家：我將中國現代史的底線再往前推數百年，而不是從鴉片戰爭前夕開始；討論時事時，會牽涉到社會關係和思想史，這就是我說的大歷史。其好處在於一百年來的弊端、恐怖及悲劇都可以解釋成巨大轉變的後果，是歷史主宰的劇烈翻覆，打破太多關係，釋放出太多無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間，以分析中國在西方衝擊下的重新調適，我就不會極力縮小西方的力量和影響，畢竟我已經歸化成美國人，會站在積極支持西方的立場。我對一般讀者大眾講解上述的簡單概念時，不需要出版許可。他們的知識水準只要不低於我教的大學生，就可以理解。
我從耶魯大學回來時，又累又沮喪，回到汽車旅館，發現格爾的情緒一樣低落。她沒有興趣重遊新港。雨已經停了，但天氣仍然陰霾沉鬱，這時室內的濕度已到難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後我們就打道回府。寧可在晚上開車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裡歇息，好過待在那裡，什麼事都沒做，只會覺得更無助。
但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提到，那天我和萊特教授的會面持續了三個半小時。我在他的辦公室待了很久。他帶我去教職員俱樂部享用一頓悠閒的午餐，餐後我們又回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一個小時。《中國並不神秘》並不是我們的唯一話題。事實上，顯然再談下去也於事無補，於是就此結束這個主題，改談其他，交換共同感興趣的消息。在我道別前，他同意增加對李約瑟博士計劃的撥款，我同意拜讀他的《隋朝》草稿，並提出建議。之後我們定期通信。不到一年後，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訪他，這次是去他位於康涅狄格州吉爾佛（Gilford）的家。這次會面同樣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同樣也包括一頓悠閒的午餐。8月下旬，萊特太太，也就是瑪雅·汪科維琪·威爾許（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電話通知我，她丈夫已死於心臟病。她說：「他很喜歡你，知道你要來訪時非常興奮。」她提到的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八天後他就去世了。我告訴她，這點我毫不懷疑。我們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亞瑟·萊特並沒有公平處理我想出的書，因為他不曾完全說服我或出版商，封殺這項計劃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釋其中的不一致呢？難道是我說謊嗎？還是他說謊？還是我們彼此欺騙？
在美國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中，亞瑟·弗雷德烈克·萊特以善於籌募推動研究款項而聞名。費正清、史景遷、崔瑞德教授在《亞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訃聞中形容他是「古典學家兼企業家」。對反商的中國傳統派人士來說，這樣的說法談不上是讚美。必須先概略知道我們這一行，才能更瞭解這句話。
精確來說，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這整個領域可以算是萌芽的產業，真正的轉折點是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一夜之間，原本一個冷門程度僅次於聖地和埃及學的領域，受重視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學和物理。在主要大學的研究所課程中，開始增添和中國相關的各式各樣課程。二、三流大學和社區大學部也增加了中國研究課程。這股熱潮加重協調的困難，同時也提供創造帝國的絕佳機會。萊特教授既是個一流的協調者，而且也是積極進取的帝國建造者。
中國研究既然是個新興產業，自然需要資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對中國研究資金貢獻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會，當時贊助的規模比後來小得多。協調學術權益的主要機構是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戰後的合縱聯盟變得更複雜，但經費來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國防教育法案通過後，美國政府本身開始提供資金給一些大學，作為中國語言及相關研究之用。民間最大的資金贊助來源是福特基金會，贊助金額超過其他機構的總和。其他贊助機構包括卡內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美隆基金會及亨利·魯斯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透過不同的管道將資金撥給受益對象，有些直接撥到大學，有些則是流到ACLS及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SRC）等主辦許多計劃的單位。大專院校的圖書館設備和教職員出版品質等學術水準及聲譽，自然是決定贊助順序的考量依據。結果形成某種循環，營養愈豐富的學校，愈有機會享用大餐。
這樣的背景當然引發受益學校的激烈競爭。但很少人注意到，對我們整體也形成很大的壓力。我們身在快速成長的領域，必須展現水準和生產力，以證明倉促投資的金額有價值。這絕非資金從國庫中滿溢而出，會計只要快速付款證明其效率即可。在這種情況下，亞瑟·萊特貢獻重大，他把自己當成學術圈和贊助機構之間的橋樑。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蘭的百貨公司業關係深厚，具備先天的優勢。熟知萊特的唐納德·季林（Donald Gillin）對我說：「我也不確定，但如果他不是百萬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萊特熟悉基金會的管理人士，加上他無疑也具備相同的企業家精神，讓他能洽談出無數的經費，撥給研究中國的計劃。他對《明代名人傳》的貢獻，富路德博士銘記於心。他一再組織研究中國文化傳統的討論會，十年內舉辦了數場，都是由福特基金會贊助。參與人受邀發表論文，討論一個共同主題下的較小議題。團體討論後，主席（常由他自己擔任）會把論文集結成書。在大力倡導下，具備歷史深度的中國文明研究顯現進步的跡象。萊特成就斐然，成為極有效率的資金募集者。此外，他還能吸引金額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魯大學的中國研究計劃後，從福特基金會獲得的贊助事實上只佔整體金額的一小部分，一起獲得贊助的學校還包括哈佛、密西根、哥倫比亞、加州大學、康乃爾和斯丹福等等。耶魯中國研究計劃的財政來源大半來自對等的基金會，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籌募的匿名捐款人。
亞瑟·萊特具備積極的組織能力，和主要大學的頂尖中國學者維持聯繫，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討論會。他們的策略是出席研討會及經費來源的委員會，並密切注意評論媒體。這樣的手段無可避免會招致批評。我自己就曾聽到「學術寡頭壟斷」的指控。但很少批評家願意停下來想想，如果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無法形成共識，無法形成團體的凝聚力，會有什麼後果？尤其和歐洲歷史學家與美國歷史學家相比，我們簡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單位捐款的初衷不過是基於一個專注的問題：「中國忽然構成軍事威脅，恐嚇自由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許可以用不同方法來處理這樣的局勢，但後果可能更糟。
研究當然需要錢。有人說學者不能用金錢收買，我可能是這一行最不可能說這句話的人。我們需要金錢來購買餘暇，進行課外的研究，同時要養家，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還設法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積中國的知識，有能力充實像樣的藏書，可以到美國各地及國外旅行，全都是因為美國大眾突然對中國事務產生興趣。我感激為我寫推薦函申請研究經費的人，我也感激貢獻時間組織管理這些計劃的人。
在亞瑟·萊特這個小團體背後抱怨的人通常以為，憑他們在中國領域的成就，應該受到這個小團體的禮遇。這種想法可能沒錯，但也可能錯了。這個主張的基本弱點在於，根本沒有這種特權存在。萊特他們不過是一些積極進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體，他們適時興起，回應大眾的需求。甚至還可以說，由於缺乏對公眾的服務和進取精神，這些反對人士只會嚼舌根，不滿的情緒滿天飛，卻缺乏行動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給這些人，但我懷疑他們是否會看。我也把同樣的內容寄給亞瑟·萊特，他不但每一頁都讀，而且總是用各種方法將評語告訴我。我把我和李約瑟合寫的第一篇文章寄給他，他影印後在研究生的課堂上討論。
至於萊特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態度，有時被形容成批判或負面。專治思想史的他，特別駁斥中國人不理性的這種「神話」。在白樂日（Eitenne Balazs）的影響之下，他對中國的官僚管理沒有幾句好話。這兩種觀點我也贊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書甚至出現類似的主張。整體來說，中國對問題的處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階段，人人心胸開闊，為群體設想，但到運作階段常轉變成背叛。以烏托邦式的衝勁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動力無法持續時，常常轉化成規模嚇人的管理失當。可是，在下結論前，國家架構的壯觀規模、所牽涉到的恢宏氣派、許多人成全大我的堅忍和自願犧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絕望，這些層面即使沒有精神上的訴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喚。因此，無論是否出生於中國的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通常懷有曖昧矛盾的態度，喜歡或厭惡必須視情況而定。將一個夠格的中國歷史學家隨意貼上親中國或反中國的標籤，其實並沒有意義，因為這些人的意見會隨個別情況而改變。舉例來說，我有時覺得亞瑟·萊特甚至比我更正面樂觀。我的基礎研究始於明代財政的崩潰，整段歷史可以概述如下：開始使用銀元時，帝制中國進行的財政調適還不夠。預算的明顯增加最後導致改朝換代，異族統治——這個歷史教訓具備相當的鎮靜效果。另一方面，萊特的中國歷史基礎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統，開啟其後持續的成長和擴張期，他樂於詳述唐太宗這位少有忌諱的明君。我去耶魯拜訪萊特時，他指點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處。對兩位皇帝的比較出現在他的遺著《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對於民族優越感的疑問，即使事後回想，也不會讓我耿耿於懷。基本上來說，種族偏見的消失和國家主義的強硬路線，在西方世界中都還只是新近的發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瓊安·辛頓（Joan Hinton）離開美國三十多年後，於不久前到瓦薩學院演講。我問她，重新回到睽違多年的祖國後，是否能說出最正面和最負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貶值是最駭人的經驗，種族歧視消失則是最振奮人心的現象。但對於住在美國的人而言，改變並非一夕之間的事。我獲得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是在1956年，當時我曾保證一旦戰爭爆發，我願意為美國大叔披上戰袍。我確定這是最大限度，因為在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中，當二等公民可一點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國公民權。我在快二十年後才改變心意，因為住在美國的這數十年間，我的美國同胞已經修正對種族的觀念。轉折點很難找出來，只知道在此期間我深信，我可以歸化成為美國人，同時維持中國人的族裔，不致削減任何一方的尊嚴。出國更加強了我的信念，因為別人看到我們一家人時，都會認定我是美國人。我無法否認，這些年來我在種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識到這些情緒。我也可能採取不必要的防禦態度。
但在我當面質疑萊特近十年後的現在，我瞭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國學者之間的鴻溝不在種族，而在意見嚴重差異。如果只是小小的差異，萊特教授只會建議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寫一些段落。但實情並非如此。
《中國並不神秘》開宗明義就指出，中國之所以如此發展，不在於毛澤東具備所有美德而蔣介石付之闕如，也不在於美國干涉過多或過少。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土地稀少和人口過多，農地的不斷切割和農民的負債纍纍，更使情況雪上加霜。文稿在列舉兩千多年的帝制史後指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是西方歷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於帝制時期的中國。中西兩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發展。中國發展出特有的組織架構，使城市無法管理鄉村地區。書稿中強調，共產黨能夠成功，抗日戰爭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軍席捲全國時，村落也必須承擔起戰爭的重擔。中國共產黨就把本身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應自然經濟的要求。
我撰寫《中國並不神秘》時，林彪已經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已經平息，但毛澤東仍然主政，「四人幫」也依舊當權。我在書稿中指出，中國激進的左派主張即將走到盡頭。除非中國領導人致力於經濟發展，否則中國不但無法抵抗來自蘇聯和日本的威脅，而且也無法面對其他周邊勢力的壓力。北京近年從貿易著手和西方開始接觸，是個好跡象。我們謹慎希望，這可以代表東方和西方的開始交會，但雙方平起平坐，沒有附帶條件。我在結論中打算呼籲讀者，將中美貿易視為促進彼此瞭解的工具，暫時擱置哲學爭辯。我當時寫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須基於純粹商業的基礎。任何從貿易中滋生的文化對話應該是互動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決定用貿易當槓桿，以影響另一方進行非自願的調適，後果可能帶來很大的傷害，沒有太多正面的益處。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響另一方的想法，並以狂熱的情緒推動，只會引來怨恨。
為何這本書的出版計劃會引起反對，甚至造成在耶魯時的尷尬處境？
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情勢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但住在美國數十載後，我也瞭解到，處理公共事務時，尤其是牽涉到廣土眾民時，解決問題的方式極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稱的目標很少能符合實際採取的步驟。甚至舞台上的演員沒有機會讀到劇本，所作所為的意義必須等到塵埃落定後才能研判。例如，誰能預測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竟然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歐洲的貴族王室全都下台？誰又能預測到，從某個觀點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算是對抗種族主義的聖戰，行動一旦開展，種族平等的觀念就超越原先預期，擴展到世界各地，並有助於消滅殖民主義？這些歷史教訓鼓勵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漸勇於對長時段的歷史進行推論。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整個世界勢必合而為一。你幾乎可以說，自然經濟順利運作，已經變成無可抵擋的趨勢。然而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跡象？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劇烈的變動，在多數情況下是開發中國家內部進行重整以因應此趨勢，有時對外抗爭也企圖修正此一潮流。此時中國正位於歷史開展的關鍵地位。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經歷最痛苦的改造。中國已產生一個下層結構，雖然還達不到西方的標準，但至少不再老舊。中國有信心重新被接納，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但這不代表所有問題都已解決，我們仍然要思考數百年的歷史背景：這是一個從前以亞洲內陸導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來，以平等的身份面對另一個因海上商業而發展出組織技巧的文明。
在這些情況下，我如果重新探討意識形態的爭辯，並沒有太大意義。大多數的教條口號不過是動員時的手段，本身並沒有固定的意義，很可能在後革命時代被修正。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即使是中國鐵路的總長度和能源總產量，也都只是其次的問題。我在寫《中國並不神秘》時認為，在中國的再造中，組織仍然是最重要的議題。雖然激進運動已經創造出一個粗糙但可行的國家秩序，鄉村地區也可以進行成塊管理，但就整體架構而言，所需的各種關係並沒有各就各位。數目仍然很重要。數量仍比品質重要。作為組織原則的同質性和單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一個主要問題仍然存在：完整意義的貨幣經濟仍然很難在中國運作。司法系統無法促進多邊交易與現代商業慣例同步發展。但「文化大革命」業已證明，將精力導入意識形態之爭，只會造成中國找不到出路，未來必須進行更多組織上的修正，但修正的確切內容和方式仍然是嚴重的問題。至於所謂的「中國的開放」，不只是西方強權給予外交承認而已，也不是簽署一些貿易協議即可，而是應該透過長期的互動幫助中國達成安定。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局，在過程中無疑會產生許多嘗試錯誤。我預期到讀者會期望中國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書稿中提出警告。訊息的主旨是，我們希望中國改變是一回事，但中國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時間點也很重要。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不可能對當前時事進行更仔細的討論。不過，就我知識所及，我想強調，未來中國歷史將和西方歷史融合為一，總結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的對抗。在這段時間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齊，彷彿他們是入侵軍隊的分遣隊，準備就緒等待開始進攻的日期。所有長時期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影響都已清楚顯示，一個大的農業國家離海遙遠，無法調適自己去面對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當時海洋文化興盛繁榮，解決問題時並不要求平衡，所有組成因素的價值都可進行交換後，這個系統才能運作，講究精確管理——也就是說，中國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這樣的詮釋方法錯了嗎？事實上的確有問題。討論時事時，我會回溯到兩百年前。我還將蔣介石和毛澤東視為不過是歷史的工具。我如此強調自然經濟時，會造成一種印象，以為我在合理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替他們辯護。我的技術詮釋掩蓋了所有的傳統歷史議題。至於西方民主對抗東方極權主義這個常見的主題，也因此被我擱置一旁。我重新檢視中國歷史時，無意間也觸及美國的道德判斷。我們批評鄰居用光積蓄去購買露營用汽車、在屋頂上裝置無用的太陽能板、讓小孩在街上亂跑等等，這些批評事實上反映我們自己的智慧和價值觀。我們無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變另一方。如果不去批評，也等於貶低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中國並不神秘》探討的是歷史中無法削減的力量，無意進行攻擊。但如果強調鄰人某些機能性行為背後的邏輯，並把這種邏輯稱為自然經濟，其爭議性可能大過我的預期。萊特教授個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這點我們不曾討論過。但我仍然覺得，即使是顧及一般大眾的反應，他也不可能贊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魯拜會他時，並沒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結論。
亞瑟·萊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嗎？有時我的確如此認為。由於他的影響力，我還應該討好他，因為我一直需要他對我友善。但仔細想來，現在我覺得我們之間的問題有很多層面，我們也因此發展出不同層次的關係。我告訴他，我仍然想出版這本書。他建議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說那樣不符合我的目標。「所以你還是想印成精裝本？」他問我。我說，對。
但當時我仍不清楚，他對公眾的義務可以讓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滿主要是因為他雖然宣稱有品質管制，但他不曾說服我：我的作品低於水準。如上所述，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仍不成熟，有許多研究計劃不過是加了註釋的翻譯而已。大多數的教科書，尤其是討論1800年以前的時代，都以中國及日本教科書為藍本，但這些書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寫的。在我看來，由於結構不牢靠，捍衛者會更加擔心修正主義。就像蘋果推車已經做好了，但由於是臨時拼湊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護，以免翻覆。對我來說，這種防禦性的態度不是行使領導權的明智方法。我一點都無意於顛覆。到目前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過是在推車上放進一顆小蘋果。
賣不掉的蘋果退回後，我卻發現，萊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處理《中國並不神秘》時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虛懷若谷卻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時他隨意透露私生活時，洋溢著小男孩的氣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萊特太太時，語氣都同樣充滿愛意與關心，而且都稱她們是「內人」。我必須注意談話的上下文，才能確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個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魯的第一次拜訪不會這麼久，因為像我這麼沒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問候的時間不可能長達三個半小時。亞瑟·萊特長我五歲。當時我以為，我們之間的歧見最後終究會化解。我離開耶魯時很沮喪，但回到紐普茲後卻存著夢想和希望，我很高興萊特維持我們間暢通的溝通管道。後來我把這番感受告訴編輯K。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很感激瑪雅·萊特從電話中所透露的訊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歡我，大可以客氣敷衍我半小時就讓我離開。他絕對不欠我一絲一毫。
一般認為萊特的政治觀保守而具備精英傾向，但我沒有測試探究的親身經驗。不過，我去耶魯拜會他時，他告訴我他一年前去中國，看到上海的「種種進步」。後來他以悲哀的語氣喃喃說著，為達到這種目的，「中國人民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
中國這個議題常造成家人間的意見分裂，萊特家也不例外。第一任萊特太太，也就是瑪麗·克萊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紀前最令人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紐普茲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興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內）如何競相追求這個才貌兼備的女孩。最後亞瑟·萊特贏得芳心。他們一起去中國，剛好碰上太平洋戰爭爆發，被日軍扣留三年多。只有後來受教於瑪麗但和亞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殘忍的戰爭對這對敏感的年輕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傷害。抗日勝利後，他們仍繼續在中國的冒險。據說他們在延安「買下共產黨的文件檔案」，事實上是保管人正要棄置許多文件資料時，他們及時搶救。這些資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戰爭、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約四分之一世紀前，《讀者文摘》報道這次壯舉。無論是在斯丹福或耶魯，萊特夫婦都一起教授中國歷史課程，丈夫教傳統時期，妻子教現代史。不過，夫妻間的和諧並不是免於政治歧見的保證。在瑪麗·萊特於1970年死於癌症前，她還染上酗酒的惡習。她會清早起床，開始稱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類就沒有希望可言。由於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劇，自然不會提起這個話題。
說也奇怪，我去耶魯拜會萊特時，他主動提起瑪麗。「她自知只有六個月的生命，」他說：「她說她一切都盤算打點好了。是不是這樣，我實在是不知道。」聽起來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對。但沒多久他又甩掉了陰鬱的情緒，興沖沖地對我說，明年夏天他要去歐洲，「帶我內人去看牛津」，這時他指的是瑪雅。
我建議，如果他去英國，應該去劍橋看看李約瑟博士。
對李約瑟博士來說，1975年是關鍵的一年。到當時為止，美國政府仍然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華盛頓大學演講時，無法取得簽證。後來參議員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從中說項，禁令才得以解除。數家美國大學開始邀請他演講。亞瑟·萊特告訴我，耶魯先前打算邀請他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但後來因簽證問題而打消念頭。不過，我的建議卻是針對《中國科學與文明》的財務支持。這一年李約瑟博士已七十五歲，兩度延長的凱思學院院長任期已經屆滿。但退休卻造成寫作計劃的困難，因為先前的家計都是由凱思學院負責。劍橋大學出版社撥給他位於雪夫斯伯裡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棟小建築，以收納他的藏書，提供他和合作夥伴的工作空間，但他還是得負擔水電及稅捐等雜費。日用品、文具、郵資及購書全都是支出，而且還有交通運輸費用。圖書館員必須支薪，部分合作夥伴也必須予以補貼。李約瑟博士照例對財務不聞不問，但魯桂珍卻十分憂心。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沒有四處尋求贊助捐款，不過也沒有婉拒外來的捐款。倫敦的威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採取贊助行動。我拜訪亞瑟·萊特前，曾和魯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國科學與文明》背後的信託基金）通信，他們同意由我去找萊特，問他是否能為這項計劃舉辦募款活動。
但其中還有一個尷尬的環節。數年前萊特曾為文評論《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國歷史評論》上，他在文中質疑李約瑟博士對歷史的目的論詮釋方法。納森·席文教授還在他的書中加以報道。由於有這層關係，請他來主持募款是否會很奇怪？在萊特先前擔任ACLS的中國文明委員會主席期間，相當支持我申請經費去劍橋工作，當院長的合作者，顯示他的書評不致妨礙他挺身而出，讓計劃獲得應有的協助。
我的預測成真。萊特傾聽我描述計劃的工作狀況，立即同意幫忙。在他其後寄給我的信中，還提到這件事，他說：「非常謝謝你對於每日財務細節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瞭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卻立下附帶條件：他堅持自己必須是不具名的協助者，所有的書信往來都透過我進行，不能直接和他聯絡。事實上這簡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約瑟會拒絕他的協助。數封書信往返後，所有疑慮終於消除，薄璧吉開始直接與他通信。但時間已浪費了三個月，一切開始推動時，已經接近年底。推行《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內容簡介計劃時毫無困難，但必須針對募款活動特別擬定現狀報告，一定要在劍橋執行。報告寄到耶魯時，已經是厚厚的一疊紙。這時發現其中有好幾處有錯，有數頁必須寄回英國修改。英國文具紙張的規格很特別：比美國信紙長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銅版紙的材質和色調也很特別，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紙張。當文件最後準備就緒時，一系列的募款活動於春季展開。有一個基金會立刻宣稱準備捐兩萬美元。萊特夫婦五月下旬訪問歐洲，我收到他們從機場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從劍橋寫信來，說他們和李約瑟博士見面，共進午餐。約兩個月後，我去吉爾佛拜訪亞瑟·萊特時，他很熱心地討論這項計劃，並且保證秋天時積極推動財務支援計劃。但八天後他就去世了。令人懊惱的是，德克·博德告訴我，既然萊特已經去世，該基金會的兩萬美元贊助從此沒有下文。所以整個過程剛好可以用「徒勞無功」來形容。所幸，《中國科學與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擁有足夠的朋友和推崇者，計劃不致流產。
還有另一項因素將亞瑟·萊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計劃「寫16世紀末某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亞瑟不僅支持這項計劃，而且也很熱心參與。對我來說，在經歷過製造失敗品的可怕感覺後，這是唯一可以讓我前瞻的計劃。
我在秋天去耶魯拜會他時，已經準備好在教書之餘撰寫一部分的草稿。我計劃春季這一學期停止上課，全力寫作，一直寫到夏天。《萬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國並不神秘》相輔相成，一是探討中國歷史的縱切面，一是橫切面。未出版的書稿是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以概論的方式顯示兩千年歷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書則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引入詳細、完整、充實的資料。較薄的時間切片讓我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情況。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傳記素描來進行描繪的工作。考慮的因素在於，我們所說的「文化導向政體」牽涉到許多不同的特色，自然會將歷史導向利於學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導向的原因出在法律體系並不具備獨立的特色，無法展開多層次的分工，無法進行多邊的商業交易。如果沒有上述的組織原則，貨幣管理就不可能進行。這一切都要回歸到我先前的主張，也就是說，如果要將司法和經濟分析應用到這個主題上，結果將是徒勞無功，就像將對鳥的解剖學知識應用在魚身上。
就某方面來說，我的方法遵循李約瑟博士的建議，也就是不要認定中國的一切嘗試是「失敗的西方原型」，而應該先發掘本身的邏輯和運作情況，再進行批評。描寫生涯彼此交錯的部分人士的言行舉止，應該很能符合這個目標。亞瑟·萊特相當熟悉李約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漢基金申請的研究經費，當然非常瞭解我的計劃。他開始對我的計劃產生興趣，原因是他認為傳記模式可以提供歷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組織架構建立於浪漫不切實際的哲學元素，但事實上一切都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修正和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從個人的功跡和內在想法著手，遠比研究機構更能有效呈現歷史史實。然而，《萬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傳記集結而已，它還打算將一個時代幾位人物的平生行誼全整合在一起。它將是綜合傳記，或說是一個時代的傳記。
亞瑟提醒我，朱東潤寫的《張居正大傳》是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那本書不是很有趣嗎？」
我告訴他，就開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東潤的傳記的確很獨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而言，參考資料更廣為流傳，稀有書籍以顯微膠卷及石版印攝影複製的形式保存及流傳，我們擁有的優勢勝過朱東潤。如果還要再談到同一主題，也許我們可以做得好一些，「因為我們有更多材料可以處理」。這種確定的口吻讓他很高興。他問我是否會碰到重大的問題。我告訴他，對我而言，基本領域不再是陌生的題材。參考資料已充分揭露朝廷儀式、宮廷生活、地方政府、邊疆防禦、軍隊戰術、武器、補給系統、控制用水工程、稅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業的本質、城市商人的業務範圍、官僚的生活、他們的哲學、甚至於他們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這些元素全都交織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學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難在於把這些事全擠在一年的時間之內。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漢基金會申請的計劃可能略為龐大了一些。
「不用擔心，」他說：「你可以採用倒敘的手法。」他接著對我解釋，古根漢基金會一旦核准經費，就再也不會干涉或批評申請人的作品。
「萊特教授，還有一個問題，」我說：「參考資料有很豐富的視覺材料，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聽覺材料。多麼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築、大理石石階、傢俱、樂器、香爐、服裝，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還包括襪子和內衣——但是你就是無法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情況。我可以引用和複製的對話並不太多。」
這個障礙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影響。古文的起源是在獸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簡潔到極點。如果數百年前的對話曾經被記錄，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辭中已省略許多部分，因此讀者很難抓住段落的語調。古人所說的話也許不可能太口語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從眾的壓力之下，中國作家即使在寫回憶錄或自傳時，通常也會避免以個人的角度太貼近主題。在無數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論出他們想說的話，但無法精確複製其內容。
「關於這一點，」萊特說：「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臨你剛剛描述的處境，她於是直接把這些話放入引文中，並且承認對話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區隔這兩部分，一是可以考據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評家不曾原諒她。重點在於，如果你想寫小說，你就寫小說。如果你想寫歷史，你就寫歷史。事情就是這樣。」這番對話決定《萬曆十五年》的基本原則。雖然亞瑟要我閱讀《隋朝》的初稿章節，後來又寄給我大約一百頁的文字，但我在技術顧問方面並沒有發揮太多功能。可是，身為前輩和朋友的亞瑟·萊特教授，卻忠實地閱讀我寄給他的每一個字。1975年12月初，我把《萬曆十五年》的初稿寄給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論於公於私：
親愛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嚨受病毒感染）的機會，拜讀你的萬曆章節。動人之至！行文確實傳達出宮廷生活的紋理豐富（以及種種異常之處）。我向來覺得，天子的最大負擔不在工作和儀禮的繁重，而是要展現——永遠在舞台前方的正中央——適當的形象，無論是對當時或後代子孫。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質，但我們卻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備這些特質。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復，新的一年比即將逝去的一年少些艱苦，多些快樂。
收到薄璧吉來信時，我會告訴你。同時獻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遠的朋友，
亞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輩朋友兼著作批評家萊特，卻不曾想像我身為教師的處境。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中所教的學生，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國是個保守的國家。中國人發明羅盤及火藥，建造萬里長城。但中國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維持現狀，沒有求進步的觀念。在近代，有一個壞人，是一個高壓的軍閥，有的學生念成「清介石」。為了挑戰這個壞人，又出現一個好人，但不是每個學生都會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稱他是「哞主席」。自從紐普茲廢除通識課程以後，亞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課程，一些學生選修我的課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對內容已有足夠的瞭解，因此很容易念好書，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學分。遺憾的是，有些學生從來不曾超越此一水準。
FTE使我們的處境更為艱難。我不知道誰在何時發明這套制度。類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稱，但在紐普茲代表的是「全職教書等量單位」。運作方式如下：為計算方便起見，假設紐普茲有五千名全職學生，每個人都修滿十五個學分，相乘後就是七萬五千個學生—學分。假設紐普茲有兩百五十個全職教師，理論上他們應該平分教書的負擔，因此每位教師就要有三百個學生—學分。多數的課程是每星期上課三小時，學生在學期末可以獲得三個學分。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況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師的平均負擔，也就是開設的三或四門課共有一百名學生。在這種理想狀況下，這位教師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學生佔全部的0.0100。在實務上，還有很多複雜的做法。半工半讀的學生有不同的計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課程是三學分，所以兩學分的課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學分的課程則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現在經濟學概論、社會學概論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課學生遠高於平均。0.8790的FTE則略低於平均。在紐普茲，計算FTE時不考慮該門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專長，一切都是由計算機來計算。自從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時，這項數字從來不曾超過0.4000，在很多學期甚至還遠低於這個數字。
最初提到FTE這回事時，我們都把它當笑話。「他們把我們當做什麼？汽車推銷員嗎？」但我們逐漸發現，這個FTE可不能隨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資深教員公開誇耀自己的FTE很高時，充分顯示這個數字早已是衡量價值的標準，相當於我們的打擊率。接下來，教務處註冊組就會送來個別通知：下列選修你課程的學生還沒繳學費。請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在某期限前繳清，他們的選課就會無效，他們的出席也不會計入你的FTE。價值顯現法又添一層意義，和個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關。否則送來的備忘錄也不可能暗示，我們必須瞭解銷售情況，因為事關我們的權益和好處。
強調選課人數事實上造成新的供需關係。學生瞭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對象，因此覺得他們站在「買方市場」。對學習的興趣因此陡降，作業和規定也因此減少。有些學生甚至大膽到和教師爭論分數。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課程開始自由化，學期報告已逐漸取代筆試。你也不可能給這些報告打太低的分數，這些報告全都「資料」豐富。我的問題在於，學生一開始的信息既貧乏又錯誤，學術紀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讓我不清楚底線何在。我當然教過好學生。我教過聰明的學生、勤勉的學生、正直負責的學生、忠實誠懇的學生，畢業數年後都還會寫信給我。最近我都還收到他們的來信。但他們是少數，而且是極端的少數。大部分的學生才是問題所在。
許多學生都有一個共同概念：整個中國現代史可以總結於一個道德教訓，也就是邪不勝正。不消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貪污無能，因此喪失天意所歸。既然這些學生同情毛澤東和共產黨，他們顯然是開明進步的。這才是重點所在。我對他們進行筆試測驗時，通常大多數的申述論題都顯示學生的開化程度有深有淺，卻很少展示不同層次的歷史知識。有些學生的觀念直接來自於校園中的其他教師，有幾位已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周的行程中去過三個城市。
有時我問學生，如果一個數億人的國家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道德敗壞的人物，而每個美國大學生都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歸納這個人的錯誤，數十年如一日，毫無變化，這種情況不是很荒謬嗎？這時我聽到貪污無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還將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和之前之後的情況加以比較，進一步和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時相比。經過無數反省後的現在，我想說的是，整個國家運作失調，反映的不是個人的性格，而是一個前工業社會的欠缺，無法管理牽涉大量工業產品的商業，也無法提供所需的服務。在中國抗戰期間的最後數年間，每個城市的商品價格都不相同，城市和鄉村間的價格也不一樣。國民黨政府無法照顧到所有的軍隊單位，只能給資深將領一整筆錢，但通常無法符合軍隊的需求。這些將領迫於情勢，必須遊走於法律邊緣，因為沒有任何明文法規清楚規定他們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我從柳州到重慶時，發現軍用車輛和資源委員會的卡車運送私人貨品時，身為步兵下級軍官的我非常生氣。但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卻必須往深處探究，尋找這次失敗的終極原因，否則可能錯判中國問題的面向和本質。
我對學生建議，如果我們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暫時停止道德判斷五十分鐘，在課堂上也許可以找出教科書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實。學生同意後，我問他們是否知道國民黨的預算有多少。一位美國人所提供的證明文件顯示，到1937年對日戰爭開打時，依當時匯率計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億美元，還不及現在紐約州立大學預算的一半。雖然當時當地的購買力和今日的美元沒有直接關係，但對於一個處於關鍵時刻的大國來說，金額仍然嚴重不足。從這麼小的預算中，蔣介石還必須打造現代化的陸軍、海軍和空軍，養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設和教育計劃。我一再向學生保證，我的目的不是替國民黨開脫或漂白。如果不帶感情來評估，歷史上的蔣介石會被視為賭上中國命運的領袖。他劃時代的大膽冒險導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變世界歷史，連帶影響美國人民的命運。也因此他必須付出代價。他決心所引發的事件愈演愈烈，情況遠超過他的處理能力，最後造就毛澤東的時代，在這段不下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期間內，積極壓制城市和外來的影響，建立一個符合鄉村簡樸氣質的同質性基礎。即使歷經數十年的動盪不安，任務卻尚未完成。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在肯定名將貢獻的同時，我們也許可以將當代歷史還原到原有的時空之下。各種里程碑讓史學充滿層次及縱深，相關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線的進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恐怕只能說，這個時代的一切都亂成一團，而中國不過是個發瘋的國家。道德指控常將歷史轉成好人戰勝惡人的刻板形象，我們終究會搞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惡人。壓扁和緊縮歷史非常容易，但同時也會模糊美國對世界的貢獻。
我雖然批評學生花太少時間準備課程，但並非對他們的辛苦無動於衷。對絲毫不瞭解中國文字的讀者而言，充滿單音節人名的教科書實在是沉重的負擔。就表意文字的視覺而言，張宗昌和孫傳芳之間有天壤地別的差異，但羅馬拼音化以後的差異卻消失了。而且，如果沒有具備文化背景，絕對很難理解外國人的邏輯。很少有紐普茲的學生一心想當中國專家，他們選讀中國歷史課程時，焦點放在一般常識的醒目部分。孫逸仙、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和周恩來既然是考試時的重點，自然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他們無法從教科書的上下文中獲得理解時，便從通俗文學和電視上尋求指引，事實上這些媒體只會更強化美國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來出版一本小書，以便向學生解釋，毛澤東的美德或蔣介石的無德都不足以瞭解中國。這樣的解釋和之前或之後的事件並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與人口過剩的主題方面，我要學生尋找，共產黨進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擁有多大的土地。學生毫無困難地從教科書找到答案：在中國北方是每人六畝，在南方是每人一畝。由於種旱糧的地有別於稻田，北方的六畝和南方的一畝具有差不多的價值。但一畝有多大呢？一畝約六分之一英畝。但學生的觀念仍然很模糊。這時我有機會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畝是六千平方英尺，比兩個網球場還大一些，如果以美國的足球場來換算，比十五碼線到終點區的範圍還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強快傳一次，觸地得分。」視覺上的認知讓我可以對學生進一步解釋，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經過分割，最後可能只有「教室大小，農民要翻轉犁都很困難」。這些資料都收入《中國並不神秘》。
如果我以為自己有何原創力，或是正在校園中進行「創造性的教學」，我最好僅只於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較親近的學生以外，我的努力並沒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魯見萊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經驗。一名大學生來上課的時間不到一半，以期末報告代替期末考。他在報告中點出我最喜愛的主題，也就是說，在現代之前，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對傳統中國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但接下來的文章卻支離破碎，和開頭的主張毫無關連。這名學生在報告的結尾附了一張字條：我一定要給他B或以上，因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為已是學期末，他沒有時間等待成績的結果，因此留了一個紐約市的電話號碼。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給分，最好在把分數送到註冊組之前打電話給他。一周後我寫信通知他，他的成績已被送到註冊組，但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為會違反慣例。我把他的報告送到系主任辦公室，除了註明評分的理由外，還附上那張紙條的影印件。如果他對分數有意見，他應該依照規矩和系主任談。這位學生再也沒有來找我，但我還是沮喪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禁把這件事當成個人的挫敗經驗。無論是教書或其他行業，我都從來沒聽過類似的事。我懷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過同樣的事。
不久後，學生問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課卻不來上課。我被問了兩次。事實上，在課表排定的上課時間內他們都要工作。課程開始的一兩堂課時，他們可以從工作中撥出時間出席一下，但他們希望以後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來達到課程的要求。我問他們，為何不能登記成跟著我「獨立學習」，因為學校願意如此核准，以便應付特殊情況。他們說，他們希望學分單上可以顯示學分數目和分數，如果是獨立學習，學分單上只會註明S，代表令人滿意而已。我必須拒絕這種要求，因為我無法得知情勢如何演變。我同樣不知道這是否為校園中的普遍現象。我所知道的是，獨立學習的學分給得很慷慨。「給他們一些紅蘿蔔，」一位資深同事建議我：「有利於你的選課學生數目。」
凡此種種，我卻不能歸罪於個別學生。如果說他們厚顏無恥，大膽妄為，真正原因在於他們受到鼓勵。紐普茲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學概況手冊》中指出：「校方致力於教育經驗中所有層面的彈性和多元化，往年許多結構複雜的程序和規定全都已經簡化或棄置，以利於今日的選擇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為促進學生自行肩負責任，校方不會強制學生一定要上課。然而，每一名學生都必須為自己選修的每一門課負責。」如果無視於修辭，讀者可以從手冊中感受到，紐普茲正經歷危機的處境。前校長威廉·哈格提所設定的嚴格架構已經崩潰，但又沒有別的架構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師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計。在課堂上點名不再是好事。所謂的學生責任也降低成付學費和通過筆試，有時還可以用學期報告來取代。紐普茲面臨雙重壓力，一是經費縮減，因而威脅到教師的地位；二是學生入學人數減少，可能造成經費再縮減。手冊中所宣揚的自由主義其實是向內退縮。
此外，阿拉伯石油禁運所引發的不景氣，也衝擊到美國的大學校園，中國領域同樣面臨嚴重的縮減。表面上來看，隨著尼克松訪問北京和中國的開放，中國研究應該引發更多人的興趣。但如果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要注意的是，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才突然興起對中國的興趣。1971年，一份給福特基金會的公開報告分析這個領域最近挫敗的因素：「……教育和公共的優先順序已從國際事務轉向國內事務，中國戰略安全的威脅性明顯減弱，以及校園內外利用中國達成在國內的目標」（黑體字是我加上去的）。總之，基金會的大筆金額已重新分配，用來研究都市更新、種族衝突、環境和生態、毒品、貧窮、墮胎、平等權利、新能源來源及相關議題。另一方面，中國之「被利用」絕對不是新聞。中國造成的緊張情勢減輕後，老巫婆的形象被白雪公主所取代。毛澤東運動中具備烏托邦和浪漫的色彩，其中不完全欠缺曝光價值，可以廣為宣傳，用來推動和中國毫無瓜葛的運動。我們在校園中已碰到這樣的例子。學生的興趣並沒有導向中國研究，更不用提中國歷史。中國的「進步」不過是用來作為口惠的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歷經十年的供不應求以後，各地中國領域的教職已滿到接近飽和點。中國不再是熱門的領域，因為正如部分專家公開表示：「肥缺不再流向這個方向。」教師的過度供給甚至已到中學的階段。我開始在紐普茲任教時，研究生莫不希望可以增添一項學習經歷：有資格教授中國和日本的課程。有一名學生告訴我，本校的教育碩士（要持有紐約州教學執照的必備學位）可以讓她加薪八百美元。十年後的她如果還能保持教職，就算很幸運了。解雇多餘教師不再是威脅，而已成為事實。
因此所有的問題全都環環相扣。在不景氣時，入學人數很重要。我們不比符合及時需求的經濟學、社會學等「強勢」學科，我們這些「弱勢」領域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學生的需求。如果課程內容、出席率、考試和評分無法維持「往年」的水準，我也無意以一人之力企圖扭轉趨勢。如果校方決定「彈性」，我絕對不會堅持嚴格的標準。我可以向現實屈服。我可以減少指定閱讀的份量，降低考試的難度，分數給得比較寬鬆。這些我都可以調適，但一切總有個限度。我絕不可能教我自己認為錯誤的內容，課程內容即使稀釋，也必須仍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範疇內。我不會容許「中國」被利用來證明我自己、我的學生或其他人站在進步的這一邊，不會容許這一點成為我課程的目的。不論學生如何毫無準備，學習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學生一定要學會一點東西。我不可能只因為學生有註冊就讓他們過關。但後來還是發生無法達成最低要求的情況。
「你可以讓內容更容易理解，」我的一名同事建議：「老實說，你總不能超越學生的理解程度吧？」
「我的大綱，」我向他保證：「並不是新奇而複雜的玩具，事實上不過是常識而已。如果我自己研究時必須在小巷暗弄間穿梭，我替學生上課時，會把這些曲折巷弄拉直，只有平實的論點，不會唱高調。我只希望強調，從遠古到現在的中國歷史包含著一致的邏輯。對他們來說，就像捷徑一樣，找到一個減輕歷史複雜程度的方法。」
「我對這點不是很確定。你有自己的政治觀，不是嗎？還有，你曾在蔣介石的軍隊擔任下級軍官。抱歉提起這件事，不過如果不是你自己常說，我也不會提到。」
「我提這回事是因為我希望人人都能瞭解，這絕對不是障礙。我是下級軍官——沒什麼大不了的。差別在於，你當兵時，一心想著冒險。但身為大學教授，你必須教年輕人如何思考。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非常有意思。教年輕人思考。但這樣不會開啟通向你政治觀點的大門嗎？」
「如果你所說的觀點是指歷史學家的觀點，沒錯，我的確有我自己的立場，你可以說是實證主義。我無法想像我們教導學生時可以做到毫無立場，但這種立場不一定牽涉到黨派。我從來不曾說過，國民黨應該贏，或是國民黨人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實證主義，」我的朋友說：「多麼偉大的字眼。」
「我親愛的同事，」我提出抗議：「你希望我不要為難學生，所以我保證避免艱深的詞彙。但現在我面對的是一位擁有主要大學博士學位的人，而且正在質疑我的教學哲學，我仍然必須遵守基礎英語的原則嗎？事實上你知道實證主義並不晦澀。如果一件事發生了，背後一定有原因，不能因為你不喜歡就否認這件事在歷史上的地位。我可以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我的朋友有些懊惱。
「至於蔣介石，重點在於他刺激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作戰，因而改變國際間權力的平衡。他決定放手去做，最後導致珍珠港事變和美國的參戰。許多美國人因此不肯原諒他。他誘騙美國人加入戰局來拯救他自己，但又不讓美國人控制他。我可以說，詳情還要更複雜。但我們沒有理由為此爭辯，因為不會有任何結果。我們不如承認，1937年7月7日，他作了關鍵性的決定。從那一天以後，世界局勢再也不一樣了，這就是我說的不可逆轉。同樣的，毛澤東也對歷史產生不可逆轉的貢獻。如果我們把這些不可逆轉的因素相加，就是實證主義。你會以不同的眼光來看歷史……」
「所以你認為毛澤東發起的運動也是不可逆轉的？」
「姑且算是如此，但其實言之過早，只不過其中有部分的確不可逆轉。老實說，我認為他的階級鬥爭無法持續，因為其邏輯很值得懷疑，而且已經被過度強調。但對他來說，階級鬥爭是一種方法，可以用來完成許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認為公社也是無法改變的？」我的朋友有些激動。
「在那篇李約瑟博士和我聯名發表的文章中，我們極度強調這件事。兩個非農業專家發表這種聲明，似乎有些武斷。但實際上，公社不一定要維持現在的形式。地方分權開始盛行後，就可以進行調適。就個人來說，我希望他們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態。不過，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們解散所有單位，以毫無限制的原則讓土地回歸私有制，這是不切實際的做法。我敢追隨李約瑟大膽斷言，是因為我像他一樣，在共產黨佔領前都曾經在無數的村落中進進出出。我們知道什麼是土地的分割，也親眼看過灌溉系統。就算沒有，還有農業專家和經濟學家對這個主題進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還不夠，還有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研究。即使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膽指出，單是為了稅負、教育、房屋和公共衛生等因素，就沒有理由回到過去。沒有一種司法制度可以讓約八億農民全都擁有田產，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請不要用那種眼光看我，我可不曾投毛澤東一票！我只是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其中一定有相當程度的集體主義，不需要是共產黨或左派分子才有資格這麼說。」
從這番對話中，我瞭解到，兩人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無關於我所使用的詞彙。讓兩方意見相左的甚至不是意識形態或文化差異。並不是中國歷史的研究沒有更新，也不是欠缺信息，而是一般大眾並沒有體認到背景中的部分事實，畢竟這些事實十分惱人。我說一般大眾時，指的是中國人和美國人。我們很容易將珍珠港和廣島原爆視為歷史，但較難接受蔣介石和毛澤東是歷史人物。在八年前上述對話發生時是如此，八年後我回想起這段對話時還是如此。
1976年的春季學期我向紐普茲告假，依原定計劃撰寫《萬曆十五年》。研究帝制末期似乎讓我稍微分心，不再全心關注當代中國的事件。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是另一個世界。我看到明代官吏絲袍上的銹金線，也看到大理石橋及半月形大門，還有白鶴盤旋在京城裡的喇嘛寺上方。我曾對萊特教授抱怨，研究中缺乏相配的聽覺材料。然而此時我卻彷彿聽到廟裡的鐘聲響起，宣告皇太后的葬禮；我也似乎聽到各種場合中的司禮官對聚集在宮殿前的官吏一一唱名，語調低沉而拖長，以創造莊嚴肅穆的效果。然而，一個年代的種種味道和顏色卻無法阻礙我的視覺，不能讓我無視於中國歷史一脈相承的事實。我不久就確定，現代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我翻閱的書頁中。在中國的結構之下，一大群沒有差異的官僚管理一大群沒有差異的農民。就技術上來說，其可管理程度相當有限。任何嘗試運作這套制度的人最後全都失敗，而且惹禍上身。
這個寫作計劃的真正樂趣，在於綜合所有資料的過程。溪流溝渠的水全都彙集成大川，即使處理的是令人沮喪的負面題材，但仍帶給作者美學的滿足感和特定成就感。我建立出壯闊的視野。3月下旬，我應賀凱教授之邀，前往多倫多，參加他在亞洲研究協會年度會議中的研討會，報告明代政府組織。在會議中，我在聽眾之前宣佈：「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於綜合。重新組合不同的元素時，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欣賞全景。」這種興奮感源起於以下的發現：原來歷史中並沒有太多的浪費。乍看之下顯得輕浮瑣碎、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它們的重要功用。
4月，傑夫放春假。他現在已經快九歲了。由於岳父的病情延長，內人從感恩節起就一直待在田納西，小兒因此非常想念媽媽。我在這段時間充當單親家長，有機會瞭解母姊會、小童子軍和小聯盟棒球隊的活動，並且培養和兒子間的親密關係。他先前也陪我去加拿大。我決定去哈佛燕京圖書館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時，他再度成為我的旅伴。
對所有的父母來說，他們的子女當然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對傑夫的感情更深，原因不只是他是我的獨子，而且還因為我們之間有四十九歲的差距。我不知道是他或格爾讓我更親近美國主義。但毫無疑問的是，身為美國兒子的父親讓我自覺到我個人對美國的義務，畢竟美國的未來直接影響我家人的福祉。兒子的生日在7月4日，讓這一切顯得更有意義。本書也考慮到這些情緒。
在紐普茲，我厭倦做菜時，我們會從麥當勞和肯德基買外食回家，但我們也常從中國餐館叫外食。傑夫正處於隨時想證明自己有用的年齡，他會打電話訂木須肉，而餐館的人都已熟悉他的聲音。半個小時後，我們開車去餐館，他總要我在車子裡等，因為他對遞錢算零錢的工作已經十分在行。有一天，他拎著食物袋回來時，告訴我，餐館的人一直問他，「小傢伙」，將來長大要當美國人還是中國人。
「你怎麼回答？」
「我說：『當然是美國人。』他們就問我原因。我說：『首先，我出生在美國，不是在中國。其次，我從來沒去過中國。第三，你們講兩種語言，而我只會講英語。』」
他又問我，我覺得他的回答如何。我說，我覺得他回答得很好。事實上，他自行決定的能力已超越我的預期，內人和我都不曾替他準備這個問題的答案。
令我擔心憂慮的，是傑夫的世界。我離世後，他的人生至少還有半世紀之久。我當然也想到他未來的家庭。目前的局勢會持續下去嗎？這個念頭讓我很害怕。格爾告訴我，傑夫問她，等到他學會開車時，全世界的石油都用完了，那該怎麼辦？她敘述時語氣平靜，但顯然透露著極度的關切。我的心裡因此蒙上陰影，但也刺激我以濃厚的興趣去閱讀新能源開發的相關報道。同樣的，最近熱門的議題如生態、核戰爭、性道德、生態保育等，如果思索每一議題對下一代的影響，就會發覺這些主題具有引人注目的強大吸引力。至於我自己，也以類似的迫切感來對待世界史。對於那些有充分理由嘲笑我自我膨脹的人來說，我的態度自然顯得很愚蠢，和我的行業與技藝顯得很不相稱。但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與技藝而已。或者，換一種略微不同的說法，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為了尋求問題的解答，我才發現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緊密相連，而且，由於距離縮短，重要議題的衝擊很少只及於國內，而是會傾向國際化。因此，我們必須更新所有的背景資料，妥善收藏，因為這些事情可以共同影響我們的決策。我無意誇大其辭，只想就我能力所及搜集資料，整合成可讀性高的內容，以學生的程度和興趣為對象，來達成我的任務。即使這樣的努力都會遭到很大的阻力，令我十分心煩。我們甚至還沒有機會面對毛澤東的獨斷主義時，就碰到這樣的遭遇！不過，幸好我還有《萬曆十五年》這項計劃。它雖然有些偏離，但探討的仍然是一般主題。一旦出版，書的美學價值可以讓我多吸引一些學生來修課，增加我的選修人數。學生都崇拜英雄，急著看老師的書付梓。
九歲的兒子當然不知道，即使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也掛念著他。在多倫多，他忍受亞洲研究協會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會議。會議於皇家約克飯店舉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他整個早上的活動，而且又能與我保持聯絡，只好讓他坐在會場裡。在哈佛，他每天聽我的指示，從大眾街的假日旅館走到神學街，到達燕京圖書館。他在靠近大理石樓梯的大廳等我一起吃午餐。有一天他等了半小時，我從厚重的玻璃門後方出來時，看到他單腳跳躍，自己消磨時間。最後，我終於完成數日的瀏覽，借來的書也都放進在哈佛廣場買的竹篋中，剛好放進車後的行李箱。我們終於有機會四處觀光，正好可以利用開車回家的一整天。
第一站是普利茅茨。我們隨著遊客的路線登上《五月花二號》，欣賞普利茅茨巖，在普利茅茨殖民村散步。小兒非常高興，眼睛閃閃發亮，張著嘴巴。但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總是受益最多。我童年就聽過《五月花號》。《五月花》是我在長沙念六年級時念過的一篇文章。作者看過普利茅茨巖，想像完成旅途的一百多位乘客的心情，想像他們帶著行李和糧食上岸，再看一眼將他們與故鄉永遠分隔的大西洋。當時這篇文章對我並沒有太大的啟示，因為我不曾去過很遠的地方，不曾離開家，不曾看過海，也不曾理解何謂宗教迫害。但五月花這個美麗的名字，卻讓我印象深刻。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一樣，說的是共通的語言，那種冒險奔放又夾雜著多愁善感和神秘的魅力，觸動和傑夫年齡相近的中國少年。但歷經半世紀和許多體驗以後，我很高興能帶年幼的兒子前來瞻仰清教徒的殖民區。有一天他或許可以理解，美國是殖民的國家。我們這些外來的子民不只是一個友善國家的客人，還要以歸化公民的身份成為積極的參與者，我們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經驗必須豐富美國的生活。對華裔美國人來說，抱怨不幸的中國佬被別人欺負的時代已經過去。身為少數族裔的我們，有更多的道德負擔，必須展示我們的性格和優點。殖民村的設計也讓我更確定，自由是超越的因素，沒有固定的經濟價值。美洲早期的移民必須長時期過著公社般的生活，彼此緊密聯繫，等到後代子孫才可能冒險進入空曠的原野，滿足自己的選擇自由、幻想和個人主義。
過了普利茅茨，是一大段的次級公路，直通到秋河（Fall River）。我開車時，傑夫在一旁睡午覺。整個地區人煙稀少，天空陰沉灰暗。我把車停到通騰河（Taunton River）的海岸區，登上「馬薩諸塞號」時，行程才又恢復生氣。
兒子看到戰艦，十分興奮。他爬上主炮台前的木製台座上，幾乎可以輕易鑽進十六英吋寬的炮管內。他想操作其中一架高射炮，但坐到位子上卻夠不到準頭，不過他一點也不介意，臉上照樣綻放燦爛的笑容。他很高興地聽著我們在門口借來的耳機，可以從中聽到錄製好的解說，隨著腳步的移動而瞭解各戰鬥位置。我一直認為戰艦像玩具，以前從來不曾登上戰艦，只能就手冊中的插畫和縮小的模型自行想像，不曾想過戰艦也可以是遊樂場。兒子興高采烈地四處漫遊時，我也變得很興奮。我後悔沒有找他的一些同伴一起玩。如果說我先前顧慮到兒子的教育，不讓他接近戰爭的思想和暗示，此刻也都到九霄雲外去了。事實上，我現在想到，戰爭是場羅曼史。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從港口啟程遠赴戰區時，約兩千名水兵穿著漿得筆挺的海軍喇叭褲，發誓在這艘浮動的要塞上生死與共，這樣的場景無疑是冒險的高潮，也具有瞬間的真實感。
然而，我如何教育我的兒子，戰爭是危險又不人道的事，很少達成解決問題的預期，有時還對無辜人民造成難以計算的痛苦，而且我盡可能要他遠離戰爭，希望他一輩子不要捲進任何戰爭內？事實上我無法教他。我自己樂於將戰艦當成浮動的遊樂場，很難說到底是由於好戰天性在沒有防備時竄出來，或只是縱容的父母討好子女心切時所產生的無意舉動。
數月後，我們一起觀賞一部戰爭片。「爹地，」傑夫問：「鋼鐵製的船為何會著火？」
我對他解釋：「所有東西都會燃燒，完全看溫度有多高。一根火柴可以點燃一個火柴盒，但無法點燃一截木頭。另一方面，如果把木頭丟進火爐，一下子就起火了。發生海戰時，彈殼、炸彈或魚雷直接命中目標時，產生的高溫足以使鋼片像錫箔紙一樣燃燒。如果打中的是油輪或火藥庫，甚至可能把整艘船的結構變得像大型火柴盒。每個東西都是可燃的，要多熱才行？我實在不知道，一定要百萬度吧，有時連船下方的水都在沸騰。」
「好吧，」傑夫說：「我知道了。」所以他也受夠了。
也許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我不是反戰的活躍分子，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反而有時候要把戰爭視為理所當然。以上所描述的地獄般情景夠噁心，應該可以沖淡戰爭很好玩這種想法，畢竟成人常會助長戰爭是遊戲這種念頭。
冬天我埋首於《萬曆十五年》，春天我還在寫，一直到1976年夏天，也就是美國立國兩百週年，格爾又回來和我們同住到年底，再飛去父親的病榻旁，盡獨生女的責任。
但我寫作時碰到困難。我原先以為7月底可以大功告成，但現在已是7月，手上卻只有一份草稿，不太確定是否算是完成。到目前為止，我已將各章節分批送給萊特教授。7月底，我寫信給他，詢問是否能見他，我需要他的幫忙。
我原先打算，以他的影響力，他可以介紹一名編輯給我，比如說是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可以建議我如何潤飾草稿，以便出書，但我卻大失所望。「還沒準備好就不能試，絕對不能讓自己陷入一開始就兩好球的處境。」
但他對我親切友善。我寫信請教他時，他並沒有慢慢回信，而是打電話給我，讓我決定自己方便的時間。如何到他家？很容易。先到吉爾佛，在高速公路第五十八號出口下交流道，向南開到沙群岬（Sachem Head），大約開三英里路，到達這個濱海的小村後，再打電話給他，他會進一步指點我。但我從加油站打電話給他時，他卻堅持親自來帶我。他駕駛一輛跑車，穿著運動裝和短褲，從車內走出來時，我發現他穿著沙灘涼鞋，臉和手臂曬成健康的棕色。
他介紹我認識他太太后，就帶我進書房，書桌上放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雕刻。亞瑟·萊特工作時乾淨俐落，沒有亂放的紙張或翻開的書頁。
現在回到正題。我想自己已發掘出一套16世紀明代的翔實資料，西方讀者還一無所知，因此我以為多數編輯會深感興趣。一定有人願意盡力幫我整理潤飾，讓書很快就可以付印。我記不起來在哪裡看過，但的確有作者碰到這種好運氣。萊特提到兩好球前告訴我，我的期望不切實際，現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在尋找編排完整、可以立即出書的文稿。看看史景遷吧，他寫康熙皇帝的書立刻就被接受，原因是一切都整整齊齊，沒有太多額外的工作。但他即將出版的山東村莊生活一書卻碰到困難，還有問題必須解決。今天他就開著自己的小船去長島灣，以便把一切都想清楚，希望他可以找到靈感。「他當然會找到，」他說。但重點在於，人人都會碰到困難。
我的書稿很糟嗎？
不，不糟。事實上，萊特還自作主張，把明將戚繼光的那一章給法蘭柯看。法蘭柯和他一樣，都說「非常好」。法蘭柯就是賀柏特·法蘭柯（Herbert Franke），德國慕尼黑大學中文教授，對中國軍事史相當有研究，不久前才到萊特家做客。這時瑪雅·萊特進來宣佈午餐已經準備好了。她確認先生的說法：「沒錯，賀柏特。那天他說他想午睡一下，結果沒睡成，在看你的文稿！」聽起來像是好消息。
午餐是鮪魚沙拉和青菜，排列得很有藝術氣息。餐桌放在陽台上，但只有兩個位置。「你們男士自己坐，可以繼續你們的話題。」女主人自行告退。
數分鐘後，她才又行動，這次手上拿著步槍。萊特屋子的前院是一片美麗的草坪，遠處是瑪雅的蔬菜區，但卻常成為齧齒類動物的食物。我們坐在那裡時，正有一隻準備出擊，萊特太太決心捍衛她的蔬菜，手執致命武器。「兩天前她才殺死一隻，」萊特悄悄告訴我：「看，來了一隻花栗鼠。」他拿著叉子，全神貫注。他低聲要我觀看，表情活潑生動，對於妻子的運動技能顯得又驕傲又開心。但那頭齧齒類動物察覺到危險，很快就跑走了。瑪雅只好把槍放回槍架上。這時我們才又回到書稿的主題上。哪裡不對勁？
「哪裡不對勁？在提到首輔時，你竟然插入十頁的財政管理，一點也不好讀。」
「你覺得要如何改進？」我問。
「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方法。」
這樣的對話設定會談的形態。批評又尖銳又一針見血，但補救卻要我自己負責。已故的萊特教授耐心閱讀我送去的草稿，又以批評的眼光指點問題所在，我欠他許多。《萬曆十五年》原本打算在每一章討論一位主要人物。和他談過後，我重新安排章節，增加一些彈性。歷史事件才是重點所在，形式其次。除一位皇帝、兩位內閣大學士、一名地方官員、一名將軍和一位學者兼哲學家以外，我原本打算再加進一個人物。王世懋也可以算是飽學之士，他是地方官員、書法家和作家，遊遍中國，出版過各式各樣的書。但他的地緣政治學卻夾雜著風水，對植物的研究混合假科學的論點。總之，迷信和荒謬搞砸他所提出的每個聰穎主張。他的宇宙統一觀很狹隘，原本決定性的觀察變得毫無用處。他的觀點顯然可以替一個時代增加質感和色彩，應該有助於從特殊角度瞭解中國的思想史。他和文人官僚的管理一樣，顯示出無限的廣度卻極為有限的深度。但我們對這個人的生平所知甚少，無法和書中其他人搭上關係。在考量可讀性及一致性之後，我捨他不用。我還做了其他次要的修正。後來我把修正後的文稿給其他知名學者閱讀時，書的基本架構已經變更過。我感激亞瑟廣博的歷史觀點，以及他對歷史書寫的美學要求。
在8月3日那一天，我還向他建議，探討中國思想家時，不應該把他們說的「善」和「惡」等同於西方哲學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對中國人來說，宇宙的存在是無法爭辯的。一旦確定這項議題，傳統的思想家運用善惡的基本概念時，無非是建構普遍的個人倫理標準。他們心懷極致簡單的目標，希望能透過自然法來劃分出可允許的範圍，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複雜程度。西方人努力區別「合法」與「不合法」的行為，劃分「合乎憲法」和「違憲」的舉動。最近許多中國人宣稱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們的人是反革命分子，這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始簡單概念。一切都考慮過後，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學家。只要他們的爭論重點是西方的「憲法背後的更高法則」，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原始類比，視他們為憲法的法律學家。我從來不知道萊特的反應如何。我剛好把探討李贄和明代新儒家的這一章放他桌上，請他指點。為滿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遷教授1976年9月3日的來信，離我與萊特教授的會面剛好相隔一個月。承蒙他應允，我在本書中引用三句話（見後文）來澄清亞瑟的觀點。
我在8月3日拜訪萊特時，對他處理《中國並不神秘》的不滿已擱置一旁。《萬曆十五年》的撰寫既然已近尾聲，我非常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另一本書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場，我認為他不應以負面的力量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後方一疊抽印本，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責中國領域的學術研究參差不齊。但我問他，為何這本書精裝出版，另一本則是平裝本。「不用擔心，我們會射下他們。」他向我保證。
「我擔心你射不下這麼多，有些已經展翅高飛。」
後來他提議我們在他屋子內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這個話題。我說，許多關於中國的錯誤觀念廣為流傳，責任都在「我們」身上。「你和我都有責任。」我告訴他。
「我們創造出一個真空地帶，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說：「對極了。」
話題就此打住。當時我無從想像，這次對話的結束竟成永恆。如果瑪雅·萊特說亞瑟喜歡我，我必須問她，我怎麼可能不喜歡他。除了坦率以外，亞瑟也很信任他人。我們在他屋子內外散步時，他指出海那頭的長島海岸。他還告訴我許多他個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輛跑車，那是他的樂趣所在，儀表板全都是銅製的。不知為什麼，他已登廣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沒有買主會來，讓他可以一直擁有這輛車。房子的財產稅高到令人難以忍受，他可能會拆掉一個多餘的車庫，降低房屋的整體估價。時間過得很快，夏天就要結束，再四星期後就要回到課堂。我寫下那天他告訴我的許多瑣事，因為我深信，這些小事絕不會有損他的人格。所有的這一切，加上他對工作、朋友、學生和家人的盡心盡力，構成亞瑟·弗雷德烈克·萊特這個人。他充滿活力，決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層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認定和懷念。我對他有特殊的瞭解方式，不亞於他的朋友。我們都喜歡工作和遊樂，工作可能比較重要，但遊樂更讓人享受。我們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質，可以激起我們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變的生活中提供娛樂，滿足我們的突發奇想，討好我們所愛的人。無論是百萬富翁的遊艇或私家噴射機，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車或機器腳踏車，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夠完全不需要。在確保這些物質上的需要時，我們大多會覺得，有限的資源無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亞瑟。他不以為恥而且沒有理由覺得羞恥的事，我也沒有理由讓他引以為恥。我自己從來不曾想到要過僧侶的刻苦生活，禁慾大師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論是做為崇拜或模仿的對象。我自己對歷史學的概念也認可物質方面的成就和慾望。也可以說，沒有享受就沒有歷史。我一點也不想說，我現在的貧窮和道德有什麼關係，甚至也不方便說。身為家計負擔者的我，有時很難面對妻小。之所以發生這些事，原因就在於局勢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處於亞瑟·萊特的地位，我的行為表現也可能很像他。他的誇耀立即為他的謙虛所沖淡，使他顯得更有趣，更令人讚賞。我對格爾敘述上述會面的細節，讓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動人的是亞瑟對待兒子們的方式。據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橋堡大學（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這位乾乾淨淨的英俊年輕人在院子除草。亞瑟對他說話，下達額外的吩咐。「他們聽吵鬧的音樂，有時還帶女孩子進房間，」他對我透露：「我不太喜歡這種事，也不知他們母親如果在世會做何感想。不過我還是寧可他們在家裡，至少我可以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那天離開時，已過了下午兩點。亞瑟走到車子旁，站在我身邊道別：「不用擔心，我會把李贄那一章撕碎。」他以開玩笑的口吻保證他會讀完我最後一部分的草稿，並且會加以評論。這就是我的前輩兼批評家朋友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後，我到劍橋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去還書，格爾和傑夫也同行。我還替亞瑟辦一件差事：到圖書館查閱隋朝（他的專業領域）特有度量單位的特殊定義。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們離開波士頓地區，決定犒賞自己，在週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個小假。當天我沒有看《紐約時報》，因此沒有看到萊特教授的訃聞。我們賭馬時輸了一些錢，悠悠閒閒地回家，數天後我才寫信給萊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術性問題。當時我還溫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記《中國並不神秘》。回答就是萊特太太的電話：「他很喜歡你，知道你要來訪時非常興奮。」
「我很難過，萊特太太，」我說：「你知道我們彼此懷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參加10月在耶魯的追悼會，正好坐在費正清教授和牟復禮教授的正後方。現在我有更多理由將亞瑟·萊特當成已經失去的朋友，因為史景遷的部分來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確定，亞瑟·萊特對你的作品非常有興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興致勃勃地說，你認為晚明的新儒學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興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樣悲悼他的去世。他是個溫暖又親切的人，盡職的學者，出色而負責的教師。
確定的是，耶魯大學查爾斯·西蒙講座的歷史教授亞瑟·萊特，哀歎暑假即將結束，在生命中的最後八天的確花了時間閱讀我的李贄一章。各種跡象顯示，他已準備好要給我建議及鼓勵。
萊特已逝，我於是重新修正《中國並不神秘》，希望能出書，這次是向費正清教授尋求協助和支援。如果這顯得很不可思議，迫使我採取此一行動的情勢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萊特教授。上半年周恩來死於北京，9月時則是毛澤東辭世。又過了一個月左右，「四人幫」被逮捕。但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雖然發生這些大事，紐普茲的中國研究卻面臨空前的挫敗。由於經費的削減，亞洲研究系的全職教員從八位減成四位。我在勞動節前夕回到校園時，發現系主任已經辭職，回到他以前待過的政治科學系，是校內FTE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內的其餘三個人都成為不屬於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亞洲研究系已經形同解散，繫上的學生要麼轉系，要麼就轉校。我無法從歷史系得到幫助，他們要面臨自己的FTE問題。歷史系不可能歡迎我，因為我的FTE紀錄不良，但如果沒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會更低。在我休假的春季學期時，校方實施分散課程的新計劃。每名學生除了所謂主修的必修課程外，還必須從人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等三大類別中選修許多學分。但不是每門課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選修課。委員會擬出一張合格名單，詳列三大類別之下的課程。由於我不屬於委員中的任何學系，包括中國歷史等基本課程在內的大多數課程，都沒有列在這張表上。也就是說，學生修我的三學分課程時，等於喪失他可以用來符合必修規定的時間。「不用擔心，」行政人員說：「這個領域很重要。我們會想出解決方法。」但行政人員自己也有壓力，他們必須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會商，教職員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評量他們的表現。就像公司的管理階層一樣，大股東有權借投票逼迫他們下台。
我必須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學生。出書不一定能保證學生人數增加，但由於沒有系主任或系辦公室或秘書來幫我聯繫學生，我只能用出書來吸引學生。對紐普茲的學生而言，我的稅制和專論太過遙遠，「超越他們的水準」。《中國並不神秘》和《萬曆十五年》才是他們可以使用的閱讀教材。既然《萬曆十五年》還需要整理潤色一番，顯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將《中國並不神秘》付印。毛澤東的去世，有助於書的適時出版，似乎顯示新時代已經降臨。
我重敲費正清這一扇門，必須稍作解釋：《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時，我在前言中感謝他的個人教導，以及我從哈佛東亞研究領到的研究經費。我立刻送他一本書，表達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認為這本書是「憑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倫多參加討論會時，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麥克風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達方式讓情況顯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時，我聽到他的咯咯笑聲，讓我覺得和他很親近。大會後我寫信給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從他的寫作中建立起自己對中國歷史的概念。這次他承認我是他「智識上的傳人」。無論如何，請他替《中國並不神秘》寫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也達成我的目的：消除為上一本書爭議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瞭解，我沒有理由故意觸怒他，因為毫無意義可言。我只是想讓這份文稿有復活的機會。顯然他已經不計較過去的事。這時我如果請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書，應該可以產生善意。我雖然投機，但卻沒有惡意。
一開始，我寫了一封長信給費正清。用單行打字的這封信長達五頁，花了我兩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國並不神秘》的性質及目前狀況，提到編輯K喜歡它，但沒有提到亞瑟·萊特先前的否定，因為我想稍後再告訴他所有的細節。我向他解釋，為何這本書很重要：「它也許可以吸引更多大學生進入我們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舉現有教科書的缺點時，我大膽地說：「容我放肆，《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也包括在內。」這本書是他和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但我隨後修正我的立場。我說，我打算出的這本書比較適合紐普茲等二流學校的大學生，不太適合哈佛和耶魯等名校，而在「簡潔的提綱」中的許多觀察都源於他自己的博學基礎。我接著緊扣求他作序的主題，我向他建議，他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寫序。如果他喜歡我的文稿，他可以寫一篇相當長度的專文，讓我的文字顯得像在闡述及延伸他的主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重新安排版稅的問題。另一方面，我也歡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寫一篇短序，點出意見不同之處、我作品的臆說本質及可能的改進之道。
我打完這封信、簽名、影印、放進貼好郵票的信封中，但沒有密封。在最後一頁的頁底有一行字：副本：編輯K和他的公司。我已經與K約好見面。請費正清博士幫忙的念頭全來自於K一年多前寫給我的信，他在信中說，為了讓《中國並不神秘》順利出版，作者必須「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他又說，太糟了，我「剛好不是費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推論可以得知：如果得到兩人中任何一人的背書，書稿雖然麻煩叢生，但背後的權威問題就可以解決。後來我對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較親近，但我實在很想獲得費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辦公室，我忽然覺得不安。我在數天前打電話訂會面時間時，並沒有告訴他來訪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這位能幹的編輯面對面時，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請他協助我。我讓他閱讀沒有密封的信，等於是提議：讓他拒絕不止一次的書稿起死回生。我對K永無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賞他的這項特質。
起初他一點也不相信。「費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經手三本中國的書，有兩本是他寫的序！」數秒鐘後，他又重複這句話。
這是他拒絕我的方式嗎？我這麼想。但在我想要回話時，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頁。他閱讀的速度很快。他繼續看下去，態度愈來愈肯定。「這封信寫得很好，」他說：「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們寄去看看他的反應好了。」他看完信後，更加確定。他把原信遞還給我，我用舌頭舔濕信封上的黏膠，密封後就丟到他桌上標明「出」的籃子中。隨後我把影本給他，讓他存檔。
正事談完後，我在椅子上坐下來，許多來訪的作者一定都坐在這張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們這些人都不知這一行會牽涉到什麼。你們只會說，去做吧，出書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麼處境！」我告訴他，我現在已經清楚狀況了。自從《中國並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絕後，我曾寫信給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學出版社和一家商業出版社願意看一看我的書稿。但他們全都拒絕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邊。不過，就主題來說，其間存著很大的鴻溝，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補，一定可以從中獲利。我們可以想想影印技術剛發明時，很多商業公司根本沒興趣。接下來，亞瑟·萊特成為我們討論的話題。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讓我們聚在一起。我告訴K，基於我最後一次拜會萊特的觀察，如果我還有一次機會和他從容會談，也許我可以說服他支持《中國並不神秘》出書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電梯時說：「如果他的反應是正面的，我們可以避免重複做過的事。」我沒有問他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許這本書就可以在出版社內暢行無阻，不必再經過編輯會議或銷售人員。這時我已更加瞭解K的性格：他相當謹慎，但一旦下定決心，就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他告訴我，他不喜歡這本書稿的開頭部分，似乎和時事糾纏不清。這句話讓我想到，他對編輯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經預先想到技術上的細節，真是好兆頭。在回家的路上，我橫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鄰座無人的好處。我看到路邊的紫色苜蓿花盛開，秋天早已經降臨。這本還沒出版的書稿已經拖了兩年多！如果從此刻起一切都能順利，也許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編輯進行有趣的對話。只有格爾提醒我：「不要言之過早，一切還沒有成定局！」
在耶魯舉行的亞瑟·萊特追悼會上，我就坐在費正清教授夫婦的正後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幾天，顯然他已經看過，但還沒回信給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於是在追悼會後我極力避開人群，只和萊特太太說幾句話，又和史景遷匆匆打招呼，就迅速離開會場。
我在數天後收到費正清的回信。他說，我的提議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當然會支持我出書，但還可以考慮另外一種可能：「我比較希望你請杜艾特·柏金斯寫序。」無論如何，他都很樂意看看文稿，再決定他是否可以寫出最適合我的序。所以我把書稿寄給他，附加一篇李約瑟和我合著專文的抽印本。這篇專文的價值在於，文中揭示的經濟思想再度出現在我的書稿中。那篇專文業已經過劍橋大學瓊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學者的評論，因此至少可以保證，我的基本經濟學知識不至於顛三倒四。我實在應該懊悔自己行動太過匆促。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讀他的來信，因此使盡全力展現我的技術能力。也因為如此，我的信再度觸及哈佛專家的權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發的爭議。這一次我寄出文稿後，又過了數星期，卻音訊杳然。我拿出舊信仔細研究，發現費正清寫的每一封信都不同於我上次看到的內容。但我必須說，我覺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稅制專書已說明我的立場。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窮畢生之力也無法企及，他的地位絕對不會受到威脅。為了六年前所發生的事，我已經親自站在費正清博士前請他原諒，他也向我確認不會造成傷害。這次還要牽扯到多年前的事，讓我深感意外。
我和費正清博士的關係不曾踏上正軌。我們兩人都已跨過文化的疆界，由於都已經接納對方的社會習俗，因此彼此間更難預測對方的行為模式。我羨慕瑪麗·萊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門生，可以有機會長期密切跟隨他學習和工作。基本上來說，他是很情緒化的人，對朋友和學生好到極點。我遇見他時，哈佛的學術階級制度已經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錯，在他面前顯得像肆無忌憚的取巧者，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無言以對。一些誤解更使關係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為紐普茲的正教授時，系主任錢寧·連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於對我的好意，邀請費正清來評論我的學術水準和價值。在通常的情況下，校外的評審都是由候選人自己尋找，因為候選人有權找到最利於自己的推薦人。但連恩甚至沒有事先知會我他要找費正清，等收到費正清的推薦函時，他才告訴我。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會阻止他，因為就在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為稅制專書的事和哈佛處得不愉快。如果還希望費正清博士給予好評，此時並不是恰當的時機。即使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視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視網膜的時間比多數人晚。在公共場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對費正清博士故意視若無睹。等我發現時，已經太遲了，他的頭已經轉向別處。在求他寫序時，自戀也是錯誤心理的重要一環。在和K往返通信後，我深信自己的書稿很有價值，認定已經被一家素負盛名的商業出版社所接受。我以為，既然書本身的水準很高，扮演輔導角色的人一定也覺得很滿意。我打從內心認為，請費正清寫序的同時，我多少也替自己贖罪。我以為他可以同時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顯然已經犯下僭越的大錯。
最近我再度告訴費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尤其是讀完他的近著《中國行》（Chinabound）以後。在他的新書中，解讀中國歷史的目的在於替美國的外交政策辯護。這種偏差導致史觀過於膚淺，無法和中國問題的深度相提並論。我們可以說，中國這個前工業社會自行發展，最後就形成中國歷史，但如果只站在學科的角度來看問題，中國歷史就會被迫充斥著只有西方學者才懂的批評。如此分析之下，中國的特色完全喪失殆盡。情勢如此，我除了口頭說說之外，無法表達個人對費公的感激。如果我無法出書，我就是沒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費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積極支持一項計劃，出版社就會感到遲疑，不知是否要幫忙一位非正統的作者去找出「馬丁·路德的九十五點主張」，且引用已故萊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遲遲沒有消息，我憂心忡忡，格爾怒氣沖沖。我開始察覺，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錯。「如果他拒絕寫序，」內人仍然憤憤不平：「他應該退回文稿，至少寫信解釋為什麼不能寫序。」感恩節屆臨時，她建議我去哈佛找費正清談。但由於亞瑟·萊特的先例，我瞭解到這些事牽涉到不同的層面。就個人來說，我仍然是肆無忌憚、自私自利的人，在這一番徒勞無功後更顯得如此。如果我沒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電話給K，我說自己還沒接到費正清的回信，並確定他那邊也是音訊全無。這通電話確定《中國並不神秘》的第三次葬禮。我們達成共識，如果有一名權威強力背書，這項計劃就可能復活。事實上，這份書稿顯然已碰到三個好球：快速球、內角球和變化球。有時我很希望，我們的領域能像核物理學一樣容忍修正主義，也就是說，領袖級權威人士的理論被地位較低的人修正時，不會覺得受到惡意的攻訐，至少他們事後可以維持友善的關係。真正的問題在於，就對公共事務的衝擊來說，瞭解中國的重要性並不太亞於核物理。
長春籐聯盟的精英同行寧可維持知識階級內的現狀，我理解這一點背後的邏輯，但我也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層的狀況。如果他們願意嘗試，也許就會更同情我的奮鬥。
華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紐普茲的學生所取的假名。他選修我的中國現代史課程時，大約是二十歲。他連續兩星期缺課後，我建議我們應該談談他的課業。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臨時有事不能上課，他只是早就瞭解課程內容。國共內戰時，他的叔叔人在中國境內，親眼看到發生的一切。「國民黨人腐敗透了，」他語氣傲慢。
「真是的，華利。我在課堂上提到我曾替國民黨做事、但我無意挑釁，也許我們是腐化沒錯，但這個時期還有許多內容。我已經對班上的學生分析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和後果。你念過指定教材了嗎？和同學借筆記了嗎？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華勒斯這時反守為攻，他顯然相當不高興，但不敢看我：「國民黨的軍隊搶走農民的食物和土地，和軍閥沒什麼兩樣，如果這不叫腐敗，那叫什麼？」
「也有土地嗎？」我很驚訝，自己居然這麼有耐心：「沒關係，華利。我希望你的學習能多一些內容。如果你想說蔣介石是軍閥，沒問題，許多美國人都這麼想。但我教的是歷史課，我希望你能進入歷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現在讓我問你。翁文灝是一流地質學家。王雲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適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寵惠是獲得全球肯定的法學家，曾經擔任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這些傑出人士都替蔣介石做事，為什麼？為什麼蔣的政府會以失敗收場？除了腐敗以外，你還能再舉出其他原因嗎？也許可以從組織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錯……」
華勒斯仍然沒有看我，眼睛不停轉動。「我叔叔說，」他又說：「國民黨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麼都不關心。」
在這次討論後，華勒斯來上了數堂課，之後又消失了。到學期末，他上課的時數約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對學生宣佈，如果他們滿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績，可以用寫報告來代替期末考，否則他們就必須考期末考。華勒斯來問我，是否可以給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績，因為他連期中考都沒參加。我告訴他，Ⅰ的評等非常危險，除非在下學期的前六個星期內通過補考，否則註冊組會自動把Ⅰ變成F，就是死當。但華勒斯堅持要我給他Ⅰ。他當然再也沒有回來找我。這種例子層出不窮，無法完全避免，但數目應該可以減少。如果我們沒有任意宣揚這麼多粗糙原始、簡單容易、似是而非、彼此關係薄弱的觀念，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強調中西方的不同，讓學生產生組織感，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果我們發揮歷史學家的功能，提供較多推論，減少抱怨，把焦點放在如何重建歷史事件，而非情緒化的面對歷史事件，學生和一般大眾就不會相信：一個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學習。華勒斯的例子讓我耿耿於懷。不論他的叔叔是誰，這位仁兄應該可以先讀過中國歷史後再冒充權威。他的侄子缺乏學習的意願，被誤導而相信：中國歷史不過是一則《伊索寓言》。後來碰到類似情況時，我會勸學生退選，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當掉學生不會讓我有成就感。
由於哈格提時代對國際研究領域的重視，直到70年代末期，紐普茲仍然吸引很多外國學生。有一次我們聽說，一名校友變成某個國家的革命分子，這個國家到底在哪裡，要查世界地圖才知道。這件趣聞導致下列對話，發生於我和一名來自非洲新興國家的學生之間：
「亞連，」我說：「我給美國學生評分，心中並沒有太大的負擔。這些分數會登記在成績單上。理論上，較好的成績會通往較好的工作，或是讓他們申請較好的研究所，之後理論上也會有更好的工作。這是出於經濟上的考量。如果運氣好，這些A或B可以轉換成美元和美分。同樣的，如果我給的分數過高，他們可能以後要付出代價，例如被開除。但這些都是假設性的狀況，機會其實相當渺茫，我不必擔心到失眠，應該不用吧？但對你們來說，情況完全不同。你們並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負領導者的角色。否則，為何政府送你們到國外唸書，而且是送到美國？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享有這個特權？只有少數人或很多人？如果說現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來的總理或副總統，我也不會驚訝。但背後潛藏很大的危險，亞連。」
我的學生毫不動容，只是認真望著我。我繼續說：
「危險在哪裡呢？說來容易。你的國家和中國一樣，都還在重建的階段，局勢不免動盪不安。如果你踏錯一步，可能會被吊死或槍殺。我前幾天告訴亞布—吉達：如果你們答錯，我應該當掉你們，因為美國學生可能因為一個錯誤而丟掉工作，但你們卻可能丟掉生命！」
亞連露齒而笑，以為我說得太誇張。「黃博士，」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認為情況不至於這麼嚴重。」
「沒有嗎？」我問：「你告訴我，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埃塞俄比亞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你開始兩相比較，發生在中國的事也會發生在埃塞俄比亞……」
亞連否認。他說，他的意思沒有這麼簡單。我無視於他的異議，我告訴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號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又建議他閱讀亞瑟·韋利的《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但大多數修中國現代史的學生不屑浪費時間去讀。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話如何影響毛澤東的運動。孟子呼籲全國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人人才能溫飽。我告訴他，兩千多年來，中國每個初學識字的兒童幾乎都能背誦這段話。這段故事的教訓是，毛的成功在於他有能力去發掘多數人忽略的潛藏力量，而辭藻不過是最不重要的一環。
這番話能不能發揮功用，還有待觀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我獨自一人懇求我們這個領域的權威修改現有形式，讓教材多一些內容，但我的努力徒勞無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牆一樣。事實上，在修正舊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現在校園中，更從根削減我的教學能力，威脅我的生存機會。
紐普茲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國相關課程：中國的教育、中國的女性、中國的經濟、中國的農民運動、中國的教育等等。這些課程大多屬於「選修主題」，任何人只要想開一門課，不必事先請教他人。如此一來，中國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願，擴大範圍、增添新意、擺脫停滯不前的狀態、啟發學生和教師？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會的《林北克報告》（Lindbeck Report）達成驚人的目的：我的主張幾乎無用武之地。這份報告告訴大家：中國可以被利用。事實上，所有討論毛澤東道德的課程全都利用這位偉大的舵手，無一例外。課程進展時，教師的高貴情操被廣為宣傳，學生被催眠，從中滋生的對話不僅能贏取同情，而且能安撫不知為什麼原因（但肯定和中國無關）而憤懣填膺的年輕一代。中國相關課程不斷出現，毛澤東成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師的選課人數就可以增加。這情況不僅限於紐普茲，也出現在長春籐聯盟等主要學府。
我對學生解釋，「封建主義」不能適用於中國的現代史，但一位沒有接受中國史學訓練的同仁卻在教五四運動，還指出是五四終結中國的封建時期，時間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實上中國當前的經濟政策反映出已回歸傳統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質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卻用盡經濟術語來稱頌「中國模式」，據說比「蘇聯模式」強多了。我還算瞭解學生，要他們讀威廉·辛頓的《翻身》。書中提到，充滿革命情操的中國青年用樹枝勾住帽子，邁開大步去參與土地改革時，邊走邊搖晃著帽子。學生讀到這段都很著迷，但他們沒有耐心去看農民如何計算工資和獲利，儘管公式中用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我也還算瞭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誠意推崇馬克思，即使不夠世故。其他人在課堂上勾勒超級進步的主張後，會聚在一起討論如何使家中的廚房更加現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貼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響如何，可以從我的一名學生身上看到，姑且稱她為東妮。東妮修了數科進步的課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諭》工作，還可以領到薪水。但這時我已養成習慣，只要學生連續缺席幾次，我就設法聯絡他們。我的學生一開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丟掉任何一個。我的課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別地方的優等在我這裡不一定吃得開。但我也無意當掉他們，因為他們不好過，我也必須承認教學不力。我會打電話到宿舍去，有時去校園中的餐廳找人，瞭解問題出在哪裡。我在《神諭》的辦公室找到東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談談。
我問她是否生病，她說不是。我問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經缺課快三星期，她不說話。我提醒她，課程上已開始討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許她會有興趣。她對時事如此有興趣，也許這堂課有益於她的未來。我說，我對這主題不是全無準備，我認識教科書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還相當熟悉。我向她保證，我不想讓這主題變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線。我又說，教科書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到關鍵人物的言辭爭論，但從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些不過是其次。觀察的重點在於，「文化大革命」的現象揭露中國的基本弱點。公眾利益的務實議題無法就事論事加以辯論，而必須轉換成道德議題和抽像概念，這就顯示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之間欠缺必需的機制。這時東妮打斷我。如果我的立場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稱為超黨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訴她，我的確站在批判的角度，但並不是負面的批判。我認為必需的機制可以發明和設立。事實上，中國人必須從「文化大革命」學到客觀的教訓，必須劃清何謂公共領域，何謂可容許的私人利益。我始終很樂觀，因為我把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奮鬥視為一段很長的轉化期，在其中沒有一件事會重複。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體卻容不下任何外來成分，只會產生激烈的反應。這兩種情況有天壤之別。各種跡象顯示，中國的革命即將完成。我們可以開始預期革命意識形態會進行修正，現在再也不能舊調重彈。
我們結束討論時，東妮原諒我這位老古板的教師，因為我顯然侵犯她的隱私，居然對她進行紀律方面的審判。她還自動透露，她並不進步，也不激進，只是覺得疲倦無聊而已。她又要上課，又要工作，之所以選這些課，不過是為了累積學分，以便拿學位。她所求於紐普茲的，無非是一紙文憑，讓她可以找一份體面的工作，或許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認讓我無言以對，但我並不覺得意外。我記得《神諭》辦公室內還有四五名學生，全都坐在那裡，百無聊賴。一名學生的帽子上還有一顆紅星。空間內擠滿了人，沒有任何人在工作、閱讀或進行活潑的對話。他們全都顯得無聊而疲倦。我曾看過許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實料，根本不像這群人這麼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紐普茲學生人數和我的FTE都持續下滑。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更因時事而增添價值，但卻不敵外在的現實。負責任的學生向我抱怨，宿舍裡太過吵鬧喧囂，再也無法唸書。懶惰的學生持續擾亂我上課，有一名學生已經缺席兩星期，竟然在課堂上要我簡述前兩堂的內容。如果不回答這種擾亂秩序的問題，只會弘揚我心胸褊狹的名聲。但很少有學生想到，他們會降低認真用功學生的士氣，畢竟有些學生和我一樣，情勢雖然惡劣，卻仍然希望有所作為。有一天，一名女學生跑來建議我，不要對學生的出席率太認真，因為她修的另一門課有五十名學生，但天氣晴朗時卻只有十名學生來上課。我告訴她，如果十名學生都能固定來上課，就是一個理想的班級。但只有六到十來名學生選我的課，一半以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或是不定期來上課，我根本無法準備教材，不知該針對誰的水準上課。我提醒她，如果學生具備一定背景，情況就不會如此無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課。但我所有的課都是基礎層次，缺席只會造成更多的脫序。我知道，劍橋的大學生沒有義務去聽課，但他們跟著導師學習，為標準考試做準備。那些上課的教師也是因為學識豐富而取得任教資格，不會受制於FTE。不論是什麼制度，你都必須加以因應。
從1977年春季的學期起，我就寫信給常缺課的學生，勸他們退選，讓其餘學生上起課來更順利，更有凝聚力。我總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屬上司文理學院院長討論過這件事以後，就把信件的標準格式送到他的辦公室，以便存檔。後來我被解聘時，我寫信給紐約州立大學副校長克裡夫頓·華頓，連這種信的影本也一併寄給他。
紐普茲行政人員希望借助考察小組來挽救中國研究課程。他們邀請三位其他大學的專家組成考察小組，調查我們的資源及運作情況，並提出建議。他們的報告理應公正無私又專業，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員採取建設性的行動。考察小組果然成立，完成調查，還發佈一份讚許有加的報告。但紐普茲此時欠缺的並非以理性及邏輯評估局勢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員缺乏權威和力量，無法執行合理且合邏輯的決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體教職員也欠缺遵守決策的習慣。凡此種種，身為外人的考察小組並無法提供。小組的建議絕不可具備法院命令的強制效果，甚至也沒有仲裁的約束力。結果造成報告大半時候被忽略，後來就學人數剛有起色時，行政人員卻必須解散整個計劃，和三位學者提出的建議背道而馳。
但我在校園內也面臨個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幫助或支持，也無法說服他們，我的歷史觀有利於整個行業。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準，而且五年來一直都沒有出版書。在稅制專書出版後，我就再也沒有出書。同事已開始傳言，我雖然寫出兩部書稿，卻缺乏付梓的價值。批評我的人並不瞭解《中國並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來，也不清楚《萬曆十五年》的困難所在，也就是大學出版社認為應交由商業出版社，而商業出版社認為應歸屬大學出版社。說來諷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紀念亞瑟·萊特遺著《隋朝》出版時，我才又把文稿交給耶魯，書終於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萬曆十五年》的書稿被接納時，已經是我收到紐普茲遣散通知的六個月後，出書時我更已離開紐普茲了。這本書被譯成數種語言，但那已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