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埋頭撰寫本書已經三年。一千多個日子以來，我忙著構思、寫草稿、修改和重寫這些篇章，最後送到出版社的草稿，可能只接近我打出來的四分之一。當然我的基本障礙之一是語言。雖然我在美國居住的時間比在中國長，但有時還是找不到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或是最合乎語言慣例的用語，以便將想法呈現在白紙上。我有時向內人求助，最近也偶爾請教十六歲的兒子，這樣的過程減緩我的速度。但目前這個寫作計劃的最大障礙卻在於：我決心拉近的訊息鴻溝實在太大，而且主題的龐大嚴重也考驗我的處理能力。書中似乎包含數十個故事，而每個都忍不住要蹦出來自成一本書。我常常必須濃縮摘要，然後再摘要濃縮後的成果。
這個過程無法避免，因為正如前述，史學是一種觀點。如果一個男孩遇上一個女孩，陷入愛河，但某一個週末的事件卻讓他們永遠分手，在那個難以忘懷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發生的事，對他的意義會隨時間不同而變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後回顧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後兩人都經歷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從幸福美滿的婚姻到分居和離婚。因此我們每個人都總是在重寫和修正寫不完的自傳，過去必須重新投射於現在的嶄新前景中，而現在卻不時在變換中。既然如此，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悠久歷史怎麼可能始終不修改呢？畢竟就某個層次來看，歷史是經歷過大時代動盪起伏的億萬人的集體傳記。
能與時俱進而讓美國大眾瞭解的中國通史，仍遲遲不見蹤影，我毋需在此贅述。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在處理外國事務時，我們就永遠無法完全瞭解其基本議題的本質。我將於稍後解釋，這個問題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內政策。但在目前的階段，我認為妨礙真正瞭解的基本障礙不在於欠缺信息或知識，而在於一直存在的文化障礙。不同套的道德標準間很難產生有效的對話。
我曾走過中國和美國歷史的夾縫，自覺有幸能以同樣的坦率來對雙方發言。《萬曆十五年》去年於北京出版，實現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這本書告訴讀者，中國的問題根深柢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規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員雖然宣揚大我精神，卻無法掩蓋以下事實：他們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私人目標和私利。由於民法無法認可商業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貨幣交易也很有限。這些都導致中國的國家經濟發展緩慢，造成軍事積弱不振，文化呆滯不前。這本書的初版就印了兩萬七千五百本，讓我十分欣慰。我有一位在湖南公社的堂兄，他在長沙買到一本。家妹寫信告訴我，她看到廣西的一位政協委員也有一本，書中儘是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畫線。北京和上海都出現好評，香港和舊金山也是。後來我又有一篇文章登在李約瑟博士八十大壽的紀念集中，在上海出版，讓我的批評文字又邁進一步。該文批評中國官僚制度盛行，因而導致自然法認可隨意統治的假象。這種管理形態無關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政治中央集權古老模式中所滋生出的惡習，將技術上的無能妝點成道德上的優越，以維持其假象。我一位從未謀面的外甥寫信告訴我他的感想：書中揭露的景象太令人失望，但如果實情如此，寧可揭穿也不要掩飾。只要毛澤東還活著，任何編輯、出版商或甚至排版工人就不可觸及此一禁忌。事實上，形形色色的「主義」是構成左派史學的基石。不說別的，在X-Y-Z（X指鄧小平Deng Xiaoping，Y指胡耀邦Hu Yaobang，Z指趙紫陽Zhao Zhiyang）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這兩種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很大的榮耀，也讓我覺得，中國的革命已告尾聲。革命的意識形態被修正時，革命的舉動也可以重新被納入歷史中（見本書「安亞堡」章）。
在寫這本書時，我不時要離開一個文化的邊界，踏入另一個文化。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就像橫越國界卻沒有護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識別證明。沒有現存的權威可以引述，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彙來幫我解決彼此的差異。這真是駭人的經驗。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時，卻發現我故事中的邏輯和推理呼之欲出，讓我有繼續前進的動力，前景不再是無法充分描繪的海市蜃樓。目前的這一頁已到達此一境界。也許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先轉到熟悉的場景，以一個事件為起點，和我的讀者分享經驗，即使暫時必須把中國擱置一旁。
我開始寫本書時，是在1980年夏天，在德黑蘭的人質仍然是許多美國人的錐心之痛。我們從電視上看到，伊朗的學生在示威時以儀式的動作抽打手腕。他們高喊反美的口號，用美國國旗來拖行李。每天晚上，電視主播總會計算美國同胞被囚禁了幾天。一個遙遠小國的內政居然透過一連串的事件，第一次扯上超級強權，甚至影響總統選舉。幾個月後，人質終於獲釋。媒體邀請人質的太太參加記者會，其中之一是芭芭拉·羅森（Barbara Rosen），無數的美國人一定能分享她的喜悅。電視前的觀眾也許還記得，談判的痛苦道路終於有所突破，在此期間皮耶爾·沙林傑（Pierre Salinger）發特稿記述其過程，細節一無遺漏。獲釋的人質到達司徒雷登空軍基地（Stewart Air Base）時，令人動容。該地離我們只有十五英里，路旁的樹上和電線桿上都系滿黃絲帶。仍然頭昏眼花的他們搭車前往西點軍校，暫事休息並接受詢問。路人對他們揮動星條旗。但有一個相關問題卻沒有獲得充分解答：美國為什麼會落入此一陷阱中？
我沒有興趣研究CIA的運作或伊朗國王的資產，這些不過是次要議題。如果美國的勢力得到敬重，CIA的干涉就會受到歡迎，伊朗國王存進美國的資產就不會引起軒然大波。但事實上，美國勢力受到極度的憎恨。許多伊朗的領袖即使是在美國受訓或接受西方教育，也都替霍梅尼做事，和宗教強硬派分子連成一氣。大學生參加激進國家主義的運動，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應該會被西方價值所吸引，而不是支持造成本國落後的中世紀制度。
我們很容易驟下結論，以為他們瘋狂、不理性、被誤導。薩達特不是稱霍梅尼為瘋子嗎？在他的朋友中，不乏有西方背景的人，霍梅尼和美國算賬時，這些人不是被槍決就是被迫逃亡。
美國人還可以進一步肯定，我們對伊朗人沒有邪惡的陰謀。我們以合理的價格向他們買石油，我們也以合理的價格賣給他們軍事裝備和其他商品。如果我們勉強算是有陰謀，可以說是透過新聞單位推廣自由體系的好處，其中包括經濟制度，稱之為資本主義也無不可。我們一點都沒有羞愧之處。我們的經濟制度奠基於自由意志和互利，一點也不像其他主義從階級鬥爭開始，在大規模的暴動和不斷勸誘後，最後就是蘇聯的宰制。
美國人厭惡被稱為帝國主義，還有一項原因。在所有的主要已開發國家中，只有美國紀錄清白，累積資本時並沒犧牲其他國家。美國本身就是殖民地起家，自然而然同情被壓迫的民族。美國最驕傲的行為就是拒絕以奴隸建國，這種英雄式的奮鬥卻必須以恐怖的犧牲為代價。如果世界上有公理可言，美國的前盟友和受益國都應該記得，美國如何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在戰後推行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援助方案。
我絕不會挑戰上述主張，這也是我定居美國的主因。我還可以證明，美國生活吸引我之處不只在於自由及便利，還有新奇及魔力。如果這句話顯示我性格中的膚淺成分，我願意承認，不打算辯駁。不過，我想告訴讀者的卻是，系統分析和個人偏好之間存在著差異。除非我們看到這些差異，否則不可能加以統合。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現象，本身是一種歷史產物。直到20世紀，這個名詞才常常被用到。馬克思提到「中產階級社會」和「資本家的時代」，卻不曾使用過「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亞當·斯密的時代，還沒有出現這個名詞，他只把他鼓吹的經濟思想和政策稱為「商業和重商的制度」，以相對「農業的制度」。時至今日，說也奇怪，描寫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時，這個對比具備很高的再利用價值。
在20世紀末的我們，書寫時無法避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我依照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的先例，認定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把它當成具體的事物，而非一套價值觀。在我和李約瑟博士聯合署名的文章中，我們將資本主義定義為私人財產權信用的廣泛延伸、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設施的聚結，但這些要素並非不帶任何意識形態的含意和強制的傾向。資本主義不能只由個人來推行，資本家必須包括僱主、僱員、事業夥伴、銀行家、供貨商、客戶、會計師、銷售人員、公關人員和律師。透過奠基於貨幣管理的法律聯繫，整個社會因此緊密相連。在這一切背後的原則，是財產權絕對而至高無上，超越皇室特權和傳統的道德觀。這些概念和慣例截然不同於農業社會的基本性格和慣例，因此從歷史上來看，很少不經過相當程度的暴力而被接受。在這些特例中，我們以位於小島上的威尼斯為例，這個城市透過和平的手法而有資格成為資本主義的先驅。距離不遠但處於內陸的佛羅倫薩，也嘗試在公共事務中進行貨幣管理，卻引爆激烈的衝突。在17世紀，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荷蘭之所以崛起，是因為抵抗西班牙的宗教大審判。無論是資本或技術勞工，都被代表歐洲主要土地勢力的王室趕到北海邊緣的尼德蘭。我們認為，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是英國走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起點，但必要的前提卻是光榮革命結束內戰。美國依資本主義的路線建國，如上所述，幸虧沒有遭遇農業部門有組織的抵抗，因為美國有許多未開拓的土地，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是南方邦聯發起的大抗爭。
資本主義容易盛行在有綿延海岸線的小國，而不是處於內陸的大國；比較容易滋長於沒有中央集權文化傳統的國家，而不是中央集權文化豐富的國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雖然和歐洲勢力接觸達三百多年，但直到近來韓國興起之前，沒有一個亞洲大陸型國家具備明確的資本主義風貌。
一個國家轉變成資本主義，對個人有何影響？我認為自身的經驗已相當接近。我要求紐普茲的學生想像，如果同樣的衝擊發生在他們身上，改變可能是「從頭到腳」，也就是說，必要的重新調適會影響到他們的婚姻、家庭關係、商業人脈、人生觀、甚至所使用的詞彙。所需要的不只是決心，還需要協調，絕非像部分經濟學家所說的，只要甩掉古老習慣，接受新選擇即可，尤其在一個人口密集、深受安土重遷文化影響的國家。
至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自由，我已經說過自己是深受其益。但我必須修正的是，我們在美國所享受的自由是「合理」的特權。也就是說，社會所應用的科技相當先進，分工愈來愈細密，人人都有職業和移動的選擇，我們才可能享受到這種自由。所謂的合理，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斷擴充延伸，將個人和企業的權利義務劃分得更清楚，以符合新局勢，在新的富裕水準之下，我們所付出的代價不致太離譜。一切都在成長和演化中，時點和協調十分重要。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都無法達成這樣的節奏，這也是戰爭和叛亂連連的主因之一。
我無法說資本主義主導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只能說政府的運作依賴資本家的技巧。美國政府專注於貨幣管理以及一系列的社會福利，這種策略需要國家經濟最先進的部門能不斷進步。如果形成不平衡的情況，獲利的動機將誘發第二及第三層階層自動補位，讓後續發展更有深度。至於仍然落後的部門，政府會提供津貼、協助及補償。但和許多組織能力還不夠好的國家打交道時，美國常常顯得冷酷無情。這些國家認為美國釋出最會攻城略地的商人，利用這些不設防的國家，絲毫不考慮可能引起的混亂或其後必須進行的彌補。
伊朗國王統治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開發中國家。他掌握著石油帶來的收益，以為可以達成上層的現代化，同時完成下層的社會改革。他主導土地改革，提倡女權，實施義務教育。問題在於太短的時間內湧入太多的錢。國家欠缺通達下層結構的體系，無法達成必要的協調整合。伊斯蘭教律是為了統一中亞貧瘠地區的民族，以軍事化的簡樸風格生活。所有人相親相愛，人人都必須過著潔身自愛的生活。崇敬安拉是人類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信徒都必須慷慨施捨。詐欺、偷竊及通姦不僅是私人的罪行，也是公眾的罪行。但這些道德教條卻無法提供複雜組織架構所需的基礎。正統的伊斯蘭教即使傾向神權統治，即使強調聖戰和殉教，也無法脫離農牧的歷史經驗。我曾經瀏覽這個主題的文獻，現代的闡釋果然相互矛盾，混淆不堪，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伊斯蘭教就像儒家教義一樣，將國家視為文化導向的存在，而非經濟上可以管理的單位。大多數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層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簡要明快。犯小錯卻蒙受殘忍不人道的懲罰，毫不寬待地執行性禁忌，這些我們都聽得太多。我們已經假定，提起這些事未免太落伍，但霍梅尼重新在伊朗復興這些教義，因而更加確定下列事實：大眾層次的社會習俗並不曾遠離農牧時代的過去。偏離社會習俗無法被寬容，容忍的錯誤範圍從來不曾太大。雖然一再提到伊斯蘭世界的「重商傳統」，但宗教對商人的認可，無非是依據傳統承認商人對社會的服務，從不曾鼓勵他們相信，財產權絕對而至高無上，可以超越傳統道德，更不用說將同樣的原則施展到大眾層次。從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條件都不利建設流動而多元化的社會。觀察家指出，伊朗的有錢家庭通常會購買土地，投資股票，而不願把資產投入長期的商業投資。有利分工細密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環境並不存在，更不用說農業人口佔全國的百分之七十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難實施現代化。
因此，無論伊朗國王在上層推展任何新方案，後續發展根本不見蹤影。最後，整個現代化的計劃似乎創造出一個外來的物體，針對的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而不是本國。就像是外來文化的殖民地，卻又缺乏後者的精髓。石油換來的美元無法妥善利用在建國大業時，就會花在軍備上，和奢華的消費沒有兩樣。伊朗國王的失敗不只是財富沒有充分流通，也不只是他常為人詬病的管理失當。霍梅尼發動革命時，吸引相當人數的都市中上階級，然而在理論上，這些人在經濟上持續受惠於國王的改革。被罷黜的國王向來對軍隊青睞有加，但武裝部隊並沒有支持他。要測量他的失敗有多嚴重，就要觀察頭重腳輕的快速現代化產生多少疏離感。無數的伊朗人覺得，社會被切成兩半，他們再也無法安寧度日。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國才會顯得像是邪惡勢力的惡魔。國內的奮鬥轉成國外的聖戰時，美國企業的商業優勢顯得更無法原諒。
我認為，巴列維的悲劇不是「錯誤」所能交待。如果說是錯誤，我們等於是將所有的利益衝突，時點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歷史因素所產生的全球性問題全歸咎於一個人身上。事實上，這樣的錯誤的確存在，通常是由於不幸的領導人過度使用秘密警察。但伊朗國王統治三十九年，理應被視為歷史人物看待。他面臨制度的陷阱。他只擁有獨裁的權力，我們不可能不切實際，以為他會將王位的寶座換成「新波斯的第一公民」這個頭銜，因為這樣做毫無意義，他不可能放棄他所擁有的唯一工具。一旦採取這個立場，他發現討好西方強權既合時宜，又有必要。穆撒德（Mussadegh）必須被驅逐出境。石油資產國家化的速度減緩，簽署巴格達協議，進一步開放西方的投資等等，都是一連串相關的措施。只要他經手的收入龐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資於大型的重點工程，美國的技術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業單位，因為制度規章及聯繫不足，無法使運作順利。也許他可以多注意地方上的慈善活動，而不是像批評家指稱的，讓教師（mallah）去接觸草根勢力。但是，這批評也要小心處理。在伊朗國王統治下，官僚制度的運作原則完全不同於什葉派時期。他已經進展到解放婦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總之，伊朗國王的不幸在於他必須從古老的權力基礎上推行19世紀的改革，同時要面臨20世紀的問題。他計劃的長期利益還無法實現，但他的惡行卻是昭然若揭。
本文的目的當然不在於替伊朗國王辯護。如上所述，在我的大歷史概念中，中國歷史的底線必須往前挪動四百年。在處理東方遇到西方的主題時，也有必要對西方文明和美國歷史進行深度討論。這個題材過於龐大，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讓事件獲得適當的定位。而且我也急著建立觀察的重點。在這個情況下，巴列維可以符合我澄清前景的目的。到1980年為止，他的故事提供充分的線索，讓我可以完成本書的最後一章。但在我總結一切前，先談談其他要點。
我從來不曾去過伊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曾在印度待了一年多。1943年10月24日，身為翻譯官的我隨著中國軍隊在新德里遊行，從比哈爾到新德里後再回來，火車的車程約四十小時。到了德裡（譯按：原文如此），我們受到印度軍官熱誠的招待。經過演習和儀式後，我們的英軍主人帶我們去參觀紅堡。多年後，那段旅程仍記憶猶新，在龔坡爾站（Cawnpore Junction）燈光暗淡的火車站，置身於萬花筒般的繽紛顏色中，慵懶怠惰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小販叫賣食物的聲音竟然憂鬱至此！相反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則是吻合《天方夜譚》童話風格的城市，在樹木的掩映之下，白色或奶油色的圓頂和尖塔指向天際。整體的景觀只能從遠處欣賞。我們的火車在這個城市停靠三次，每一次都讓人產生如夢似幻的感覺。我曾經三次前往位於東方的加爾各答。中國駐印軍從藍伽拔營，準備進行第二次的緬甸之役時，我自願開車載運武器到前線。我們的護送部隊花了四天的時間，才通過蜿蜒的恆河下游，到達阿薩密的茶園區。即使是在藍伽營區，我也常常在傍晚騎單車在鄰近的村落進進出出，嚴格來說是違反規定的。因此，我可以宣稱，在情況允可下，我盡可能四處觀光。後來在紐普茲的亞洲文明課堂上，討論到初級的印度文化和歷史時，我並不覺得自己從未接觸過這個題材。
然而，印度總是容易形容，卻難以歸納。「對比的國度」，我只能訴諸這個觀光主題。在靠近藍溪空軍基地，在我經常走過的地區內，通常可以聞到牛糞混合薄荷的清香。從農地回家的農婦頭頂籃子，所哼唱的曲調完全融入薄暮的氣氛中。我如何說明這樣的景致呢？印度鄉間之美或許還有待發現。在格雅（Gaya），我看到據說是釋迦牟尼悟道所在地的菩提樹。但就在不遠處，街道骯髒，下水道沒有加蓋，光腳的小孩到處亂跑，也許正說明深奧的智慧誕生於普遍的無知之中。但結構如此鬆散的參考架構並無法增進我們的瞭解，只會導致誤解。
身為華裔的我，比別人更容易誤解印度。表面上，中印兩國有許多共通點。兩國都長久維持獨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幾百年來都面臨人口過剩和普遍貧窮的問題，都抵抗外來的侵略成為嶄新的國家，但卻都還沒確定在今日世界中的地位。雖然「印中友好同盟」（Hindi-Chini Bhai-Bhai）中透露出善意，但喜馬拉雅山的邊界卻充斥著敵意和相互猜忌。我曾經捫心自問：如果我對彼此的瞭解毫無貢獻，我曾扭曲形象，讓一切顯得更糟嗎？我讀霍蒲·庫克（Hope Cooke）的自傳，讀到1964年尼赫魯葬禮的那一段時十分感動。前錫金的王后描述，當她與丈夫抵達現場時，群眾誤認她丈夫是周恩來，立刻即席唱出「印中拜拜」。但就在不久前，中印邊界爆發武裝衝突，印軍被打敗，反中國的情緒仍十分高昂。庫克女士所見證的是，在人民的層次，友善的感覺總會克服短期的敵意。人們不應該去破壞這種人類間的真誠善意。
但整體而言，印度和中國並不瞭解彼此。早期的歷史接觸和印度對中國的影響除外，在現代史上，兩國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自己發現，如果我和印度同事基於共同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接觸，比較容易成為朋友，但如果基於各自的族裔文化就比較難。就歷史上來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統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經濟在內的各種問題訴諸宗教。習於官僚管理的中國人則習慣把公共利益哲學化。把實際轉成抽像的習慣是兩國共通的特性，但由於相信的意願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層次運作，所以容易看到別國的荒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誤解和扭曲出現在不同的地方，發展成不同的方向。兩國都仍然在尋找建國的實際公式，都無法揚棄意識形態，儘管許多印度領袖極力將新的共和國建設成一個非宗教的國家。服膺意識形態卻可能導致將行動等同無法討論的道德完美，因此將特定的努力轉成普遍的真理。
最近格爾和我去觀賞獲得奧斯卡獎的《甘地》。我相信艾登堡和金斯利表現出色，因為聖雄甘地的一生的確很難用影像來呈現。尤其是對我來說，電影中聚集的群眾讓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我摩肩接踵的真實人群。我看到蒸汽火車頭時，幾乎可以聞到上油的金屬零件所發出的蒸汽味。從房子的屋瓦到浸泡在池塘中的水牛，整個景觀既熟悉又寫實。但這部影片仍讓我有所不安。《紐約客》的影評指出，這部電影的前半部非常成功，吸引大家對甘地產生興趣，但後半部卻不協調。在我看來，錯不在電影，而在主旨本身：甘地身為革命家的角色很容易理解，但身為神秘派人物的他，生命中卻染上模糊籠統的色彩。這無法以傳統的邏輯加以解釋。暗殺者的自白也有類似的謎樣色彩。在高瑟（Godse）被判絞刑前，他說他個人對甘地並無私怨，向甘地發射子彈前還對他敬禮，的確尊敬而祝福他。這種不協調無疑構成教師的最大困難，因為我們必須對美國大學生簡述印度文明的全部歷史。
甘地是偉人，但絕非因此而更容易瞭解。他的信念是satyagraha，也就是靈魂的力量。換種不敬的說法，我可以說這是一種簡單的戰術。在美國，我們會說，如果你打不贏一大群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入他們。甘地的戰術一開始就剛好相反，也就是說，如果打不贏，不要加入他們。但他的溫和抵抗並不是自限於被動的不採取行動，抵抗必須轉成挑釁的抗爭。此外，satyagraha還意味著，外在世界雖然有種種殘暴及不公，但全都可以靠人的內在力量和道德紀律加以克服。可是，不管有無精神上的昇華，這個信念仍然強調成功。你仍然必須獲勝。
甘地認為，印度的獨立運動必須和國內的社會正義息息相關。他努力推動改善賤民的地位，同時把古老形式的印度村落生活理想化。他認為不應該有階級歧視，但仍然主張階級之間應該分工。他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但對自己的子女又很疏遠。他覺得有時自己的理性應該超越聖典的訓示，但又不曾放棄印度教的聖典，而且呼籲人人都保持出生時的信仰。身為領袖的他贏得億萬人民的心，他的教誨強調共存。但他堅守絕對真理，排除以妥協作為解決歧見的工具，甚至在同一派人士中也不例外。他和賤民領袖安貝克（B.R.Ambedkar）意見不同時，他就絕食到瀕臨死亡邊緣，最後才解除後者的武裝。埃塞俄比亞人必須以武力對抗墨索里尼，無法訴諸非暴力的手段，讓甘地深感惋惜，但印度獨立後不久，他就核准派兵前往喀什米爾，儘管其目的是為了避免社群的暴動。這次的行動仍然顯示，有時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甘地不信任現代醫藥。他也不用機器，認為機器會降低人格。他的手搖紡織機和腰布象徵人們崇尚簡樸，熱愛工作，徹底獨立於現代特色的科技分工之外。但他推展運動所以能夠有效，幾乎都要靠現代大眾媒體創造和散播知名度。如果沒有現代科技，這些媒體就絕不可能存在，他的雜誌《神的子民》（Harijan）也包括在內。現代科技的首要前提則是複雜的分工體系。
全世界沒有人能否認甘地的偉大。他向世界展示，人類的精神可以有多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嚴。他以樂觀自願的心態來承受苦難和處罰，提振膽小喪志的人的勇氣。他已經發現人類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釋放出來，領袖不只善用在高位的聰明才智，而且還要走到街頭，圍著腰布，光著腳，以接近最低層的大眾。他希望能啟發領導這些人，但絕不發號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誼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雖然敬畏有加，卻不可能崇拜。
如果我們將革命家甘地和神秘派的聖雄加以區隔，故事頓時鮮明清晰。甘地的策略包括引入宗教的力量，用以抵擋在科技上勝過印度一大截的人類機器。英國能使印度俯首稱臣的主因之一是經濟組織。直到今日，許多印度村落仍然實施「農業階級制度」（jajmani），全國有同質的文化，經濟上卻像單細胞一樣。村民的分工牽涉到許多種類的農民階級。只要種姓制度仍然存在，婚姻就限於同一種姓之間，職業沿襲自上一代。陶工的兒子仍然是陶工，洗衣工的兒子也是洗衣工，如此才能延續洗衣工的種姓。在每個村落中，農業階級形成類似員工的工會團體，他們是主要的生產者。相對的則是十來種「服務與供給」的階級，也就是所謂的「卡明」（Kamin），執行制陶或洗衣等較專業的功能。他們也像是員工的工會團體。至於服務及供給的酬勞，是由農民階級每年依年齡高低支付給「卡明」，照例以穀物來計算，有時甚至是以「一個人所能肩扛的穀物量」等不容置喙的標準來計算。每一個村莊和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長老團，稱為五人委員會（panchayat）。此處必須考量到通俗的信仰。正統的印度教認為，世襲的職業是由神來指派，達成世俗的任務也就是積存靈魂的價值。轉世的信仰更進一步強化理論：工作做得好，來生就可以升級，不過最好能夠完全脫離輪迴。
我們可以主張，農業階級制度在印度一定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起因於該國的地理和氣候。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權政權也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強迫村落社群依宗教信念建立架構，並配合自然經濟，以求順利運作和生存。這主張並沒有改變我們的觀察，也就是說，印度社會的下層結構是面臨英國時的致命弱點。事實上，如果對已形成模式的長期發展進行歷史分析，因果之間常常難以劃分。政治不統一和司法制度沒有效力，迫使各地區必須達成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地方經濟的自給自足又造就政治的難以統一。即使各地區的土王都無法借打散底層來改造區域。只要農民階級存在，印度接受現代科技的能力就極為有限，家庭工業成為永恆而不可逆轉的現象。
也因此，18世紀的英國發現，可以蠶食鯨吞這個國家。英國人先前已來發展貿易，現在又來建立要塞，和印度的土王建立關係。像羅伯特·克萊夫（Robert Clive）和華倫·海斯亭斯（Warren Hastings）等帝國建造者，很快就創造英屬印度的狀態，並沒有碰到太大的抵抗。印度次大陸就此分成德裡的蒙兀兒（Mughal）政權、瑪拉薩（Maratha）和錫克族、尼薩姆（Nizam）、納瓦巴（Nawab）及其他土王。其後英國對印度的征服，約和拿破侖戰爭和工業革命同時期，一直進行到19世紀末，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膽大包天的殖民行徑。外來的統治者仍然以公司自稱，但卻統治一個出色的文明，領土還比英國大了近二十倍。但英國設法組織殖民地軍隊，設立文官體系，劃分行政管理區，引入法律，重新調整當地的收入來符合自己的需求。
英國在印度的經驗已引起充分的辯論，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記者、作家、以及從自由到保守等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他們的重點不一，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的負擔到馬克思—列寧派詮釋殖民強權到海外尋找原料和市場。有時我們不免看到英國所為何來的懷疑，因為到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已經縮水，但英國仍然不斷投入人力和資源。但這已是題外話。英國在印度的主權部署綿密深遠，前鋒是帝國主義，後衛是資本主義。有別於一般的認定，資本主義的重點其實並不只是著眼於物質上的獲利，更不企求短期內的獲利。信用的延伸、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服務設施的聚結等技巧，都促成財政資源累積到空前的水準。新的管理技巧和更多的資源又使整個國家，或說至少大部分的地區，成為更廣闊的新冒險天堂——通尼教授稱這種經驗為亢奮狀態。這種新的生活模式蘊藏更高層次的滿足感，因而釋放出相當大的能量，也讓在印度的英國人如此難以對付。他們的協調工夫一流，因而能維持一貫的衝勁，迅速征服次大陸，讓土王淪為傀儡。但他們也大規模興建鐵路、公路，成立電報服務，擴充灌溉系統，改進公共衛生，在饑饉時賑災，推行種種改革。這些成就賦予他們使命感，最後竟然演變成道德優越的幻覺。
這種長鏡頭的看法絕非小看短期的細節。就《甘地》的相關題材而論，我清楚瞭解，在安瑞薩爾（Amritsar）的賈利安瓦拉巴（Jallianwala Bagh）封閉場所，英軍下令槍殺示威民眾，計三百七十九人死亡，傷者更達三倍以上。下令的瑞吉諾德·戴爾（Reginald Dyer）在獵人委員會（Hunter Commission）作證時指出，他下令行動的那一剎那，不再關心原來的目的是為了驅散群眾，只想到「從軍事的角度製造道德的效果」。戴爾將軍被迫退休，駐印度總督也予以譴責。但回英國後，上議院支持他，熱心撥給他豐厚的退休金。甘地因而形容英國政府邪惡如撒旦，整個西方文明腐敗。
不過，這些事件更強化長鏡頭觀察歷史的重要。以有限的觀點來討論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極度危險的事。海洋貿易國家比較容易以商業慣例為基礎來培養組織能力，而大陸型的大型農業國家就比較難，如果能瞭解這一點，就可以避免戴爾的錯誤。帝國勢力還有另一項優勢：可以從都會中心推行經濟活動，不去考慮臣服國家的下層結構。這是靠武力打造出來的組織。此時的英國顯然已經忘記本身在17世紀的奮鬥：整合兩種不同的元素，一是英國的農業經濟，二是重商慣例所衍生的組織原則和技巧。此時的英國人也已經忘記，他們已脫離「依賴」荷蘭的「最後桎梏」（借用喬治·克拉克的形容）。
此外，本土的英國人比較容易想到駐印英人的美德懿行，不太會想到他們的惡行惡狀。英國把紡織品賣給印度人，犧牲當地的工業，這個事實已經被遺忘。也很少人提起，安瑞薩爾事件的近因是印度人抗議立法准許預先逮捕。農作物歉收原本不一定導致戰後傳染病盛行，造成數百萬印度人喪生，但英國忙於贏取在歐洲的戰爭，無暇注意這件事。殖民地的管理者想擺脫「先離間再統治」的惡名，但在安瑞薩爾事件中，廓爾喀和俾路支族的軍人在戴爾命令下開槍。綜合種種事件，我們就更能理解甘地的革命策略。殖民地的主人在英屬印度創造出上層結構，雖然凶殘，但結構仍然可行。印度人無法直接對英國正面開戰，只好採取不合作主義。公務人員不上班，大學生罷課，大規模杯葛選舉、納稅、英國法院制度及進口布料。這些行動造成參與者的絕大犧牲。但我無法想像，如果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推行這樣的運動，是否能同樣有效。這一切的背景因素在於，印度教的傳統認為，情慾的滿足和物質的擁有雖然不是天生的邪惡，但也是個人生命週期中較低階段的實現。一個好的印度教徒應該結婚，過好日子，甚至追求成功。但年紀漸長後，就應該「淡出」世俗的追求，達到更高層次的解放。也就是說，縱情享樂和過正常的生活並不罪惡，但禁慾和苦行的價值更高。讀者應該還記得，在農業階級制度下，印度鄉村事實上根本沒有提供累積財富的機會。不合作主義符合放棄世俗、追求精神價值的教義，還多了一層印度文化傳統的訴求。而且，不合作主義也吻合印度的自然經濟。甘地扛起領導重責時，時年四十九歲，雖已婚但已禁慾十多年。他在南非也享有盛名。總之，一切條件全都具備。
然而，這番觀察並非指責甘地是機會主義者，或說他的動機並不誠心。事實絕非如此。甘地的悲憫先於狡詐，他的耐心無窮無盡。事實上，他的誠懇常讓部下心煩，因為獨立運動開始有聲有色時，他們想從中獲利。甘地對流血和喪命深惡痛絕，1922年，他領導的運動失控，爆發暴力事件，他立刻喊停，直到1931年才又繼續。
在這些事件中，聖雄甘地展現他的偉大之處。他的奮鬥已成為他的人生。群眾運動日益擴大之際，他也必須更無私。這是場永無止境的奮鬥。早期的戰術和策略已歷經靈魂昇華的過程，完全融入他的宗教信念。只有透過無數的絕食和沉默抗議，才能實現權利即力量的理想主義，他的信仰也因此是追求成功的信仰。甘地一直懷抱這些信念，直到1948年他死於印度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槍下為止。但由於他自身印度教—耆那教徒的背景，他不可能和我們一樣，清楚劃分神聖和世俗。他顯然將象徵主義視為現實的一部分，因此也贊同聖牛崇拜。這些觀念和世襲分工的概念緊緊相連，如果依邏輯的一貫性加以推展，無可避免會回歸印度教因緣和轉世的正統，雖然無法證明其錯誤，但對現代生活卻形成很大的障礙。另一方面，他的折衷主義雖然成為革命的意識形態，在獨立運動時適時發揮功效，但其後卻喪失動能。幸好他的繼承者，尤其是緊接其後的尼赫魯及現在的英迪拉·甘地（和他沒有親戚關係），並沒有盲目跟從他的政策。他們擺脫聖雄對西方物質文化的猜疑，轉而興建巨大的發電水壩和大型煉鋼廠。他們也沒有確實遵照他的綏靖主義。
甘地的故事讓我們得以綜覽印度獨立以來的歷史。共產主義雖然有時會進入地方政治，但從來不會形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宗教始終是引起爭議的議題，巴基斯坦的獨立多少減輕此一問題，但就國內來說，宗教仍然使國家無法維持一貫的現代化節奏。印度幸虧擁有良好的上層結構，和西方民主亦步亦趨。議會制度雖然不時爆發危機，但大體上仍能運作。在開發中國家裡，印度免於軍人主政的惡名。印度的運輸和通訊系統仍然是亞洲大陸型國家羨慕的對象。在這些優勢之下，印度得以在消除文盲前大膽實施全民普選。但下層結構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
發生在印度的事件，和在中國及伊朗一樣，都讓我想到，今日開發中國家面臨的主要關鍵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技術問題。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本土的制度已行之有年。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組織原則會以某種形式獲得道德的支持。但國家借資本集中和分工細密引進西方科技後，原先的各種制度不再行得通。這些國家起初的脆弱難逃外國的壓力。雙方對峙時，這些國家必須動員最大的人力資源來抵抗外侮。一旦對峙的當下威脅消失後，每個國家仍必須尋求技術上的適應之道。爭取獨立時所建立的防禦機制，極可能無法完全解除，因為畢竟已成為國家的文化遺產。也就是說，促成工業組織的基本技巧必須來自於資本主義，但由於各國地理歷史等因素而必須加以修正，最後就會形成不同層次的社會主義。
就印度而言，其村落起源雖難以考據，但可以上推至《吠陀經》和《優婆尼沙曇》，因此至少長達數千年，但受西方影響的歷史最多不超過四百年，而影響最深的部分不過兩百年。我們不難想像，在整頓古老的結構以符合現代需求時，會碰到多少困難。我們提到印度的宗教時，無關神學或教堂。對印度教來說，前者無形而後者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意味著個人在社群中的社會地位、職業和謀生工具。印度有時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接受這個說法的同時，我們必須知道，雖然對村民進行民意調查，但村落仍處在農業階級及長老團的制度下，文盲也尚未絕跡。既然如此，這個國家的新領袖恐怕很難宣稱要全心全意接受資本主義，也很難說財產權可以超越傳統的道德觀。如果請英國人繼續留下來，可能還更好。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印度必須保留上層結構中的某些集體工具，以保障無法替自己爭取權益的百姓，否則就會被迫施放補給和津貼，但這又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印度政府將交通運輸產業、最大的銀行企業和全部的保險業全都收歸國有，民間部門只能執行次級或第三級任務。
印度採取不結盟路線，國家領導人自然對他們的決定賦予很大的精神價值，因為雖然他們也有缺點，但卻認為自己已經用最合理的方式，結合公共事務中的傳統道德觀及現代科技的好處。這樣的心態讓他們心安理得同時接受美國和蘇聯的援助，卻不積欠任何一方。
我們如何面臨被價值觀所分裂的世界呢？跨越國界或文化疆界時，歷史學家如何以充分的信心來處理這些議題呢？我們書寫時，可以避免成為「親X人士」或「懼X人士」嗎？更嚴肅地說，如何可以既不對其他國家懷有偏見，又不背叛自己的國家？
一旦體認到上述問題並無萬無一失的答案，我們就可以欣慰發現，標準的分歧並非始自今日，而是向來都存在。事實上，現代科技將利益衝突散佈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時，同時也將不同的地區緊密連結在一起。以印度為例，從收歸國有的產業名單就可以看出，政府致力於可以在數字上管理國家。新政府最感興趣的地方，就是推動資本主義的三大要素：信用、管理和服務。這並非令人沮喪的現象。不久前，甘地代表的是與整個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德，現在這個尊他為守護神的國家已經開始修正他的革命意識形態，以便能和其他國家分享這些價值。
同樣的，我們必須充分認知到，自由和道德是抽像的原則，其具體化必須取決於時空條件。由於科技不斷進步，我們自己的標準也常常修正。在我住在美國的這三十年期間，已看到美國道德標準經歷劇烈的變化，導致適用到日常生活的自由觀念也有巨大的改變。如果我們期待開發中國家立刻適應我們的標準，是不公平又不切實際的，畢竟這些國家大多數仍處於危急的狀態中，眼看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衝擊下變得支離破碎。
從伊朗、印度和中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沒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國家稱得上是「東方專制政權」，足以威脅到「自由世界」。如果我們仍然聽信這種理論，顯然表示我們還沒有從朝鮮戰爭的震撼經驗中有任何進展。至於「亞細亞復甦」，這個現象不難解釋，但我們不能把它和一個世紀前帶有煽動企圖的「黃禍」畫上等號，才能瞭解其真正本質。我們必須瞭解，將資本主義引進開發中國家的風險相當高。資本主義成功的原因不只是盡可能利用科技，透過大量生產來改進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而且還在於利用社會服務推動經濟的最後方，以趕上由前鋒啟動的普遍進步。在我寫作的此時，社會福利是美國支出的主要項目之一。農業補助以實物支付（P-I-K）的形式撥出，提高農業部門的購買力，以人為的方式支持農產品的價格。我們很幸運，可以採納這些辦法。在開發中國家，甚至連哪些地方需要社會服務都無法確定，更不要設想其實施能讓人人都滿意。一個落後國家貿然引進現代西方文化，無異於邀請技術最精進的管理技巧，和當地經濟中最欠缺組織的成分一起同台競爭，並以國家天然資源作為獎賞。
我將美國在伊朗與英國在印度的經驗相提並論，本書的部分讀者可能會覺得不快。在面對現代西方發展出的信用、管理和服務的綜合技巧時，日本以外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採取的因應之道，被學院派人士冠之以「亞細亞復甦」的一般名詞，他們其實已經先把全世界分成兩個陣營：善於使用數字的人道德上較優越，不善使用數字的人道德低落，而且不老實。這樣的過度簡化也迫使我們以同樣的草率來重新檢視其歸類。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借同一陣營內部不同之處來顯示，挑起子虛烏有的恐懼是相當荒謬的事。如果我們忽略其間的差異，不如將美國在德黑蘭的人質視為八十年前義和團攻佔北京使館區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說，雙方都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如果說有集體的「亞細亞復甦」，其本質也是防禦式的，而且正逐漸減弱。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數千年前孕育於亞洲大陸的偉大文明以農牧立國，無法在全國事務上讓數學發揮最大的功用。使用專制權力當然有其必要。但團結凝聚這些國家和民族的持久力量卻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宗教、哲學、詩歌等偉大文學、以及由親屬關係發展出的倫理學。這些要素通常寫於成文法規內，或是成為習慣法的慣例。在現代，這種體制的可管理程度十分有限，成為和西方工業國家競爭時的最大具體障礙。大多數的西方觀察家和部分本土的領袖並不瞭解此一詳情，反而認為社會階級和不平等是更迫切的議題。但據我們所知，這些國家的主要困境在於問題的「不可度量」。他們欠缺正確的信息，即使發現問題所在，也無法處理。
但在抗拒西方的入侵和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時，本土的領袖已經發現，雖然他們的下層結構是國家落後的原因，但如果能動員傳統價值，還是可以彙集驚人的力量來對抗外侮，因為這些外國勢力具備現代化的上層結構，總是瞧不起內陸的本土權益。他們代表兩種體系，彼此互不兼容。入侵者及其同黨總是佔有技術上的優勢；防衛者的技巧在於擴大衝突，形成群眾運動，用量來彌補質的不足。他們強調這些手段時，造成「亞細亞復甦」的形象。我們必須提到這個議題，原因不在於魏復古博士的原創性值得無窮無盡的評論，而在於如果不澄清此一基本議題，美國人和亞洲人之間仍會產生嚴重的誤解，但雙方其實沒有必要長久敵對。
至於特定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地的現象。這項措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楚界定成共產國家，因為這正是《共產黨宣言》中建議行動名單上的第一項。但這件事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這些建議時，是針對「先進國家」。他們假設這些國家累積許多資本，因此工業和商業都專注於剝削工廠內的勞工。從土地徵收的租金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貢獻不大，只不過是不勞而獲的另一種形式，很容易消失。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仍然在累積資本的原始階段，一點也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狀況。其次，毛的運動顯然提倡平等精神和同情心等傳統價值，比較接近孟子，不太像《共產黨宣言》，公社的結構也遵循國家機構的傳統設計。因為其基礎是便於行政的數學原則，其單純簡樸有利於官僚管理。但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安排只會導致沒有分化的最低層農業經濟，無法實施現代化。這個缺點已被發現，因此最近也重新進行調適。第三，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已廢除三十年，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歷史的既定事實。我自己從來不曾崇拜毛澤東。但我在美國住了數年後，終於從歷史角度瞭解這個運動的真實意義。考慮到中國人口過剩、土地稀少、農地不斷分割、過去的農民負債纍纍等諸多因素後，我實在無法找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如果說我還有任何疑慮，我的明代稅制專書和對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讓疑慮煙消雲散。管理龐大的大陸型國家牽涉一些特定要素，並不能完全以西方經驗發展出的標準加以衡量。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就是因為無法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一百多年來才會一錯再錯，連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也不例外。我已經提過，毛澤東是歷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實施三分之一個世紀的事實，也並非向毛澤東低頭，而是接受地理和歷史的判決。
一旦土地所有權成為公有，中國政府必須對城市中的大小企業比照辦理。就一般的發展策略而言，這種做法毫無意義。經濟底層的無數聯繫和關係應該由民間管理，而不是讓意識形態主宰的官僚制度掌控一切，從頭到腳，從髮夾到鞋帶。但讀者必須擴大視野才能瞭解，在毛時代的中國，國家經濟持續二十五年類似戰備的狀態。有人會說是極權主義作祟，但事實上也可以被視為延長的緊急狀態，這是土地改革後的自然結果。農業生產受到國家的控制時，民間商業的主要供應來源就會被切斷。但在戰前，這個供應來源的架構就非常脆弱而不平衡，也許本來就無法成為新配銷系統的基礎。如果我自己沒有在內陸與通商港埠之間來來回回旅行許多次，我可能也不願相信有這回事。就管理上來說，新政府不可能一方面對全部的農業人口施行生產配額，一方面又鼓勵城市居民發展自由貿易。我們可以想像出，在食物配給制普遍實施之下，無數的生產合作社將產品賣給控制零售價的數百個地方政府。大致來說，中國目前仍然實施這套制度。
在與開發中國家交涉時，已開發國家的信心可以建立在瞭解這些國家革命的真諦上。關鍵問題在於組織，而非平等。雖然某些學說可能在暴動時期煽起狂熱，但無法取代建國時期的資本主義技巧。對這些國家來說，顯然畢其功於一役並非所有問題的解答。如果消滅不合理和障礙可以帶來好處，所清理出來的空間可以用來作為適應現代經濟和科技的基礎，但成功與否還需繫於對不平衡狀態的巧妙運用。就本質來說，無論是經濟或科技，都不能作為永久保存同質性和單一性的工具。
熊彼特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進行很敏銳的觀察。他的《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是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其中提到馬克思的次數不下六次，每一次都指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無法實際運用。但熊彼特不曾明顯指出馬克思大錯特錯，仍然推崇馬克思作品中的分析價值。為什麼呢？
馬克思的理論衍生自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主張勞動價值理論，只有勞力才能創造價值。在「資本家的生產模式」下，勞工把勞力當成商品出售。但資本家給的工資不等於勞力創造出來的價值，只夠取代勞動力量，牽涉到的社會成本不僅要支付食宿，而且還有訓練和教育。勞工創造出的價值和出售勞動力量的價格（所謂的工資）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構成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中飽私囊。我們當然無法說這個理論完全錯誤。如果完全沒有剩餘價值這回事，工會憑什麼基礎和僱主談判協商？資本家如何源源不絕地累積財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何必須實施反托拉斯法？
但就身為經濟學家而言，馬克思卻以概念式的簡明風格來呈現他的理念，他的理論無法轉換成實際的數字。熊彼特等批評家已經指出，他概略式的公式應用於實際情況時，必須意味所有的勞工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剝削，否則就無法導出一致利益的數字。此外，馬克思也沒有考慮到，企業家對自己的事業也投入勞力。但是，其他學者更反對的是，馬克思認為機器創造不出剩餘價值，只有透過磨損折舊來傳遞剩餘價值。因此我們這時就可以問：為何我們稱機器為「節省勞力的工具」？如果依照這個信念的一貫邏輯，信徒可能要追隨甘地的教誨，逆轉機器時代。最後這一點尤其和我們息息相關，因為我們正進入自動化和高科技的年代，勞力的使用大幅降低，腦力有極高的價值。這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雖然能產生強烈的影響，卻只能被視為一套哲學概念。任何國家如果想一板一眼地死守他的教條，一定會陷入嚴重的麻煩中，就像是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黨派的爭議暴露出固定標準的欠缺。依賴抽像原理和通則只會重蹈帝制時期的覆轍。我的《萬曆十五年》顯示出，明末和毛統治下的混亂時期有許多共通點。我無意指桑罵槐，但兩個社會都剛好用道德概念來取代法律。如果採行同樣的做法，中國等於回到從前，無法在數字上管理全國事務。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解決之道可以依循一個明確的大方向：強化財產權。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訓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財產權，因為前者無法在競爭時提供精確的測量。
我在此提出建議：不要勸中國宣稱，共產主義行不通，應該被終結。這樣的提議只會使中國不穩定，對西方也沒什麼好處。如果中國陷入動盪，美國恐怕只能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混亂。
但是我要呼籲中國人，財產權的強化是在他們意識形態的可容忍範圍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一個半世紀前將「廢除私有財產」寫入《共產黨宣言》時，呼應無政府主義者皮耶爾·普魯東（Pierre Proudhon）的主張。普魯東雖然宣稱「財產即是竊盜」，但他指的並不是所有的財產，而只是用來剝削窮人的不勞而獲的財富。他雖然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他期待勞力可以提升到集體擁有財富。《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把上述口號寫入革命黨綱中，作為一般而遙遠的目標。事實上，在面對當前的議題時，他們的措施並不會像烏托邦一樣遙不可及。他們在同一著作中建議：普及義務教育，禁止工廠僱用童工，實施累進稅制，國家控制銀行和信用，政府經營運輸通訊服務。這些措施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採行，連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實施，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採納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實狀況瞭若指掌，不可能反對勞力集體合作的財產權。
至於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屈服於生活於一個世紀前的外國先知。我們更應該考慮到，地理和歷史因素對自由、道德、甚至財產權等概念所產生的限制。我們目前的財產權觀念脫胎於盎格魯薩克遜的法律制度。英國的法律從17世紀開始現代化，商業慣例被導入農業部門，前提是有系統地消除小地主現象，農地因而擴大和集中化，足以生產相當的糧食，支付相關成本。後來美國人同時受益於這套法律機制和免費的土地，造成每個美國人的一般家園規模接近於英國的鄉紳。不只是我們的自由是合理的自由，我們的財產權也是合理的財產權。為爭取這一切，美國早期的移民者發動獨立戰爭。種種證據顯示，公民的權利已將國民性格混合地理特色。今日一般英國人無法和一般美國人享受同樣的特權。
就歷史上來說，在帝制時代的中國，財產權不曾牢靠穩固。直到上一世紀，在受到外國勢力影響下的通商港埠及鄰近地區，財產權才開始沾染西方色彩。無可避免的是，這種都會—自由化元素注定淺薄稀疏，無法在中國社會扎根。我在本書已多次提到這個特徵。我們可以將中國形容成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龐大而沒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層是巨大而沒有分化的農民。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問題就像一個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沒有把手，所以無從著手。我們可以說，缺乏中間階層導致過去的中國無法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事實上，舉一可以反三。在帝制時代，中國培養出無數的小自耕農，讓他們成為農地的擁有者，但資本累積到超越這個水準時，政府又沒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對農民也沒有提供農業信用，農民只好彼此借貸。如果有人可以瞭解上述史實，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國當代史。例如，讀到史景遷《天安門》中許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時，就可以少一些情緒激動，因為事先就知道，中國的革命分子如果從都會—自由化路線著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這可以解釋整體而言的國民黨運動，並且說明反對者為何失敗，甚至還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敗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中間階層虛弱的現象積重難返，即使偉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稱臣。
且讓我再借用先前的類比加以解釋：假設男孩遇到女孩，陷入情網。假設某些誤會讓兩人從此分離。數十年後重新回顧此一事件時，必須置於禍福逆轉的情境來探討。歷史學家的技藝所在，就是站在類似的有利時點來進行整體的重新評估。新的視野會讓我們以不同角度來審視過去。
1949年後的近十年間，毛的成就十分驚人，似乎已從一片混沌中打造出秩序，即使在經濟的領域也有明顯的進步。西方學者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農業土地的合理化使用可以提高生產力；資源的統合使農民得以進行許多空前的嘗試。在1949年之前，中國有三套不同的經濟體系：一是工業化的東北，成為日本帝國的衛星；二是通商港埠的現代經濟，但主要是配合西方，而非配合中國的內陸；三是內陸的農業地帶，落後前兩者達數百年。在毛的時代，三種體系才開始聽命於同一主人。從蘇聯來的經濟援助和低利率貸款雖然為數不多，但都能用在最重要的地區，因此常常能達成實驗計劃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經濟起點很低，受到戰爭蹂躪地區的情況更是惡化。重建其實相當容易。這些有利的因素全都湊在一起，創造出有所突破的印象。
問題在於，一旦攀登到高原後，動力再也無法持續。後來，中共和蘇聯產生齟齬，走向國際孤立。意識形態的動力取代技術協調，造成大規模的斷層。黨內開始分裂，起初是溫和派和激進派對立，後來則是激進派內訌。這些都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但還有一些尚未被挖掘的秘密。
記者和評論家並沒有提醒讀者注意一項背景因素：之所以會發生爭吵和斷層，原因是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導指針。產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發現新大陸，但社會組織準備仍嫌不足，無法容納新的突破。我們說中國的都會—自由化成分很弱時，指的不只是中產階級相當稀少，而是更強調商業法尚未上路，背後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闕如。現在讓我們看看西方的發展：在發展西方形態的物質文明時，信用的延展、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無可取代的。基本上來說，資本主義是一種藝術，財務資源借而累積到空前的高度，達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變得複雜周密，以致個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極限。乍看之下，這些運作背後的信用具備法律上的約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開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運作的規模勢必極有限，企業的分化程度也勢必縮小範圍。原因很簡單：意識形態並沒有數學的固定值，不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為了讓人人都成為無私的個體，必須讓上億人依西點軍校般的榮譽法則行事。但在達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則的成本就已不堪負荷。也因此，無論中國實施儒家學說或毛澤東主義，無論是在1966年或1587年，結果全都相同。不但私人動機可以偽裝成公眾利益，而且有時公共利益本身都難以確定。
數年前毛澤東仍在世時，「農業機械化」在中國是件大事。所謂的「手扶拖拉機」深受青睞。事實上，這種機器的大小相當於美國的電動除草機，公社每購買一台就要花費約一千三百美元。這種機器的動力還不夠強，在稻田中操作不易，而且很難清洗和維修。但為達成此一計劃，或說是為滿足此一意識形態，工廠仍然生產，而農業單位既然是其「俘虜市場」，也被迫購買。這種弊端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財產權和主要生產者完全分開。只有在毛去世以後，這個陋習才被廢除。
不久前，我們聽說，鞍山鋼鐵廠提議劃歸國營事業，同時繳稅給國家和遼寧省。我們從提議書中才知道，這個旗下擁有數十家鑄造廠和工廠的工業集團，過去被冶金工業部要求提高鋼產量，被財政部視為稅收來源，被省級和市級政府要求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支援政府的建設計劃。這樣的「公眾利益」都可能成為各方的爭奪焦點，而且還不是在最受爭議的地區。
「文化大革命」將意識形態和經濟事務混為一談，更開啟強人爭奪領導權，而且還達成一個目的：它徹底證明，只靠口號來管理十億人口的國家，根本是不夠的。運動對「資本家剝削」的害怕到達極點，反對分工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想讓每個人都成為農民和工人。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不學習甘地的榜樣，每個人都自己編織腰布，自己擠羊奶？
但如果我們認為整個中國革命只有負面影響，那就大錯特錯了。從新聞報道可知，在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貿順差約五十億美元。再加上先前累積的順差，現有的外匯存底應該接近百億美元之譜（長期外債不計算在內）。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這真是一項突出的成就。相較於國民黨以前的預算，單是數字就已顯示數十年來的組織力量，足以證明中國已經無法再走回頭路。
中國無路可退。雖然此時無法強調私人的財產權，但卻可以強調團體的財產權，而且也應該強調。農業公社可以被視為企業單位。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只能說，這是往前邁一大步，而不是倒退。改革可能填補體繫上的空缺，因為世界史上並無詳盡的前例可供依循。也因為這個原因，改革似乎可以符合中國長期追求復甦的獨特模式，在過程中預示更具開創性的未來。
在我寫作的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朝此方向前進。公社有更多的自主權；政策鼓勵生產副產品；內部管理的眾多形式紛紛加以測試；主要生產者享有更多決策權；地方市場經過整頓組織。這些單位成為半私有企業的道路當然仍很漫長，但到目前為止，地方分權的傾向已經明顯而持續。從1981年開始，國務院已經容許設立小商店，以填補公營部門的服務漏洞。如何組織一個全國性的保險網絡，已成為許多嚴肅對談的重點。經濟特區的設置已成為事實。外國投資可以進入特定區域。公營事業已逐漸改變，經營階層必須負責企業的盈虧。工資平等逐漸讓位給依功勞敘薪。如果在意識形態上無法承認自利是公共事務的要素之一，我無法想像這個運動如何推廣和持續。為達成法律的合理性和數字上的管理，這個體系必須取決於團體（包括公社在內）財產權的明確界定。這些似乎是相當邏輯的步驟，邁向中國革命後的重新調適階段。
對立概念之間——如公共利益和私人權利——的平衡，並非在短期間內可以企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歷史上的所有偉大民主體制都是始於各種形式的二元化經驗。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現代西方兩黨制度，也是起源於兩相矛盾中。代表大我的「陽」和代表私人利益的「陰」能夠同時並存，在中國絕非新鮮事。在過去，由於官僚管理的粗糙，前者才擴展成徒有其表，後者則局限於持有小農地這種無可爭辯的合法限制。我在《萬曆十五年》已再三重複此一要點。中國當前的任務不在用文字創造完美理想的境界，而是讓「陰」「陽」踏實協調，位於合理的範圍內。歷史已多次證明，這種做法絕對可行。以前的中國人曾迫於形勢，融和儒家和法家，也曾融和本身的文化傳統和佛家教義。如果舉一個近例，英國17世紀末的經驗特別能激勵我。我已經說過，衡平法和習慣法的合併，是從對立的思潮中創造出一個法律上可行的秩序，透過司法判決來達成。無可避免的是，為追求目前的趨勢——事實上是某種工團主義結合聯邦的部分要素——中國人一定會發現，在經濟單位之間，在個人和國家之間，都會產生利益衝突。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正好可以將新的司法制度付諸實行。中國所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法律前例，而不是將中央集體官僚管理加以合理化的法規，雖然後者可能具有統一而整齊的外表。
我也意識到，中國此時仍然擔心食物自給自足的問題。普遍的配給制絲毫未見放鬆。物價和工資仍然受到嚴格的管制。城市中知識青年的失業率仍然節節上揚。生育管制仍是嚴重問題。情勢不容我產生幻想：公社一旦成為半民營企業，內部的改變將加速進行；交通和其他問題會獲得解決；內陸經濟的多元化將成為事實；內陸貿易將帶來空前的繁榮。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無意學他在武昌市的牆上進行大壁畫。我只能說，我們處理中國的問題時，格局不能太小。範圍有限的建議常常不可行，觀點受限的批評常常無關緊要。中國上一次企圖以分裂的國家來各自解決問題，已經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氣候和地理因素讓中國在過去形成完整的體制，今日即使想實施地方分權，也必須有組織地進行。首先要有紮實的基礎，才能逐步實施。
中國歷史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可以激發不同的想法。當你想到中國的大問題時，不能因為短期的陣痛就放棄治療。治療有時只是治療，但一旦奏效，通常會發展成模式，再變成體制，最後開花結果，形成獨特的文化。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中國時並不瞭解這一點。我是以流亡人士的身份學到歷史教訓，而且大多是在美國時學到的。
1949年初，我離開廣東，取道英國殖民地香港前往日本，之後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我最後一次去台灣，是在1950年。最近美國和中國兩地的朋友都問我：為何不回我的故鄉看看？不久前，母校密西根大學的米格爾·歐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教授也問我同樣的問題。不可置信的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居然最難回答。
我當然可以用經濟理由當借口。我被紐普茲資遣後，就還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申請到研究經費，以便將我的中國歷史觀形諸文字。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會福利津貼。自從我們去京斯頓詢問後又發現，子女如果在十八歲以下，母子每個月都可以領到津貼。因此除了我的五百美元以外，格爾和傑夫又可以領到四百五十美元。此外，我每個月的教師年金接近三百美元。這些費用讓我們可以勉強維生，低空飛過最低生活水準。我的版稅收入可以用來繳稅。有時我們還動用到格爾的儲蓄。我只要一聽到熱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頂有破洞，心都一陣抽痛。我們可以設法偶爾到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到紐約市一趟，家庭預算就必須重新大幅更動。我每次訂大筆出版品或買幾本書時，就必須考慮財源。情況最近又有新進展，未成年子女一旦年滿十六歲，社會福利計劃就會停止對母親的補助。事實上，我打到這一頁時，我們剛收到這項補助的最後一筆款項。因此，「賜予我們每日的麵包」不再是祈禱文中的比喻式用法。與其計劃去中國，我還不如擔心傑夫的大學學費。
然而，如果要去中國，「費用已支付」的機會仍然存在，有些可以開放給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和北京進行各種「交流」計劃。一般原則是，國際機票由學者的母國提供，到達做客的國家後，所有相關支出都由對方負責。1979年，我申請參加明清歷史學家訪問中國代表團，但被拒絕。委員會宣稱，代表團有大的學校，也有小的學校，有年長學者，也有年輕學者。實際上，十名代表清一色來自長春籐聯盟和數家主要州立大學。所謂的小學校及年輕學者，是指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其中有兩名以前曾擔任杜艾特·柏金斯先生的研究助理。後來余哈維也曾申請去中國研究工廠的成本控制，我還替他寫推薦函，但也沒通過。我寫到這一段時，哈維正打算去中國，提供IBM 4300系列處理機的安裝後指導，是被公司派去，執行銷售合約的部分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邀請海外專家，停留時間長短不一。在多數情況下，來賓或所屬單位必須支付機票錢。但一旦到中國後，所有相關費用都由地主國負擔。外交部有一筆巨額款項由外專（外國專家）局經管。無論是林業部門或語言研究所，接待單位只要向外專局提出來賓的名字，設立賬戶後，旅館住宿、餐廳賬單、交通開銷等，全都可以簽名報銷。通常會有口譯人員跟著外賓。來賓的任務主要是發表演講。配偶（通常是妻子）則受邀參加非正式的聚會，討論社會習俗和文化事宜。來賓很少領到現金，但同行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費旅行的優待。任務結束後，還會安排兩三星期的觀光行程。數年前，有個自稱耶魯教授的仁兄充分利用地主國的慇勤招待，整個暑假都待在北戴河，中方發現此一惡行後，才稍加管制鬆散無度的計劃。（讓我氣惱的是，最近上海和香港各有一家雜誌誤認我也是耶魯教授，在這種情形下我絲毫沒有被恭維的感覺。）我的一名學生也利用這種特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賓。我的書在中國備受好評，應該可以用一般程序獲得邀請函。事實上，哈維建議讓我的出版社或文化機構來安排。
我是出於道德顧慮才不夠積極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家妹住在中國，彼此已經三十五年沒見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和先生被派到河南當工廠工人。1973年，我在英國時，我們終於又繼續已中斷十年的魚雁往返。但幾個月後，她的先生在醫院做健康檢查時，被診斷出得了喉癌。她在絕望之中寫信給我，問我是否可以請李約瑟博士動用他的影響力，延後她一家人從北京調到桂林的時間，因為首都的醫療設備比廣西好太多。我知道院長無力干涉，因此甚至絕口不提這件事。妹妹一家人還是調走了。兩年後我的妹婿死於新職。後來妹妹又問我是否可以安排外甥出國留學，我又再度說沒辦法。他們明白我的困境，原諒了我，但我仍然覺得愧疚。然而，如果說我在道德方面還沒有準備好見他們，我還可以見朋友和其他親戚。
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苦惱：雖然他們住在大都會區，但他們的子女卻在偏遠省份的農場或工廠裡工作。這種流放無關政治，而是牽涉到食物配給、工作機會和房屋等後勤作業。瓊安·辛頓曾提到，她的兒子通過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有資格正式遷徙，但他在配額還沒移轉前就啟程回家，給她添了數星期的麻煩。這個例子顯示，我們所習慣的自由和機動，並不適用於中國。其他來源也證實此一情況。一位朋友告訴我，如果申請雙方互調，會自動獲准，但很難找到適婚年齡的男女願意從北京或上海調到農場去，儘管有時會有財務補助。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說什麼呢？我如果無法幫助或安慰別人，至少可以表達同情與理解。但我對歷史的研究卻讓我深信，在這樣的情勢下，並非任意縮減自由來達到邪惡的目的，而是因為生產增加，但服務能力卻趕不上。無論如何，中國已進入一個新領域，深刻感受到中間階層的缺乏，未來必須同時從實務和制度著手。我們應該讓中國的年輕一代意識到他們與命運之約，而不是煽動他們要求全世界沒有人可以給予的自由。他們必須自己去創造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切從基礎開始。有時我會以這種語氣寫信給外甥或堂兄弟，舉我年輕時的努力為範例。但我必須加強建設自己，才能傳遞這些訊息。我內心也知道，個體間存有差異，我們的例子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不願用自以為是的語調說教，更不想成為棄中國於不顧的外賓。更重要的是，我只能以歷史學者的身份來作證，而不是以受僱人民委員的身份。
我想，也許我應該培養敏銳的視野，向美國聽眾揭露我的中國歷史觀。到目前為止，我確實往這個方向努力，結果毀譽參半，而且都很極端。
在1975年之前，我曾八次申請歷史研究的計劃經費，核准六次。之後我又申請七次，但沒有一次通過。部分原因在於這些機構資金縮減，而且我年事漸長，競爭力下降。但另一個原因是出在我的大歷史觀點。申請案都必須送交專家審查。身為專家的他們傾向將歷史切塊切片來處理，因而認定真理來自於精細，老舊陳腐的形式勝過實用價值。尤其是在史學方面，就算威尼斯海邊林木被砍伐殆盡造成海權衰微，但也不會有人問你這個論點有何意義。只要彙集林地的資料，充分證明作者的方法有條有理，就可以贏得立即的肯定。如果申請人偏離慣例，引用的年代大於評審的專長範圍，例如將中國的數個朝代一併討論，就會減少被採納的希望。我認為中國歷史一脈相傳，情況更是雪上加霜。由於信息自由法的通過，我可以看到評審拒絕申請案的部分報告，其內容肯定我的猜測。事實上，我曾擔任申請案的評審，對審核的標準並不陌生。
但一旦大歷史的觀念盤據我的腦海，我就無法擺脫它。事實上，我從來不曾發明這個觀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在成都中央軍校踢正步時，企圖達到完美境界。毛澤東時代對「機械化農業」的著迷也透露出類似的渴望，都導致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國民黨十四師在雲南遭遇後勤的困境，顯示在中國內陸縣政府以下的體制真空。這個問題上承明代，可以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困擾，也就是服務的發展無法支持經濟擴展。沒有商業貿易，就沒有商業法。過去沒有商業程序，現在就缺乏官僚的引導。我們必須體察到，這一切都是長期的過程，文化導向的社會企圖轉型成現代國家，才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現代中國也持續這個過程，蔣介石虛構上層結構，毛澤東創造下層結構，目前需要填補其間的體系聯繫，「從髮夾到鞋帶」，必須一應俱全。我曾檢視這個概念，將現代中國史的底線往前推移四百年，寫出《萬曆十五年》，又在二十四史中尋求證明。我從來不曾打算以學習歷史的心態住在英國、美國、日本或印度，將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相比較，但我卻仍然獲得這個機會，和當地人時相往來，還參觀歷史景點。現在我不可能擺脫這個較大的參考架構，而且我也看不出為什麼要擺脫。
此外，就我目前的歷史觀而言，我並不欣賞將中國歷史切塊切片，卻沒有事先預想到如何還原成整體。如果只考慮具體的事物，可能會忽略當代人製造假象的過程；如果只考慮到他們的觀念和幻想，就可能忽略物質的背景，而後者才是邏輯所在。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嘗試以純西方的觀點進行分析時，都會預期中國歷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經驗的範疇。但即使從我對伊朗和印度的簡短論述中，也可以看出這種預期不切實際。
這種史觀成為我和同行和諧共事的最大障礙。德克·博德替我的處境難過，十分關切我們家的生計，盡全力來幫我。但在徒勞無功後，他就勸我移民。他來信說：「你在此地的前景恐怕一點也不看好。」
有一次他試著要我去參與一項研究計劃，將中國的所有法律名詞全翻成英文。這種編訂手冊的計劃以前曾經試過，但成效不彰。傳統的律法基本上是刑法，根據觸法者與受害人的親戚關係來施行不同程度的處罰。受害人不一定是原告。必須能夠預先理解中國鄉村中的一百零一件瑣事，才能體會其運作情況，否則法規本身只會顯得太粗糙簡單，內涵又太難以名狀，不可捉摸。我希望自己對計劃宣稱的目的不要如此悲觀。但朋友的父親是湖南一個縣城的地方官，我在童年就看過傳統的判案方式，因此不可能對這項集體計劃太熱衷。數名學者將花數年時間從事中翻英的工作，逐字逐句進行，而且還會用註釋補充相關的周邊細節。這就好像將算盤的所有撥算方式輸入計算機，然後再靠計算機來操作算盤。
我和德克一起去哈佛，接受一群年輕學者的面試。我實在不該如此做。我只不過建議他們，應該放寬標準，也許依類別翻譯一些案例，這樣就已經得罪審查小組的部分成員，兩名學者對我投以極輕蔑的眼光。他們對技術的精確講究到極點。我希望德克和他負責審查小組的朋友可以原諒我提這件事。對我來說，現在的學術離最迫切的議題太遠，有一天甚至會被事件所超越。如果我不是有親身體驗，也許就不會強調這一點。我的體驗一方面來自信息錯誤的大學生，一方面則來自受到壓迫的親朋好友。
不可置信的是，我自己找工作沒有下文，但卻有工作自動送上門來，有一次還提到薪水的詳細數字，但這次又是將中文古籍翻成英文，又是為了我無法認可的目標。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又遭遇一次尷尬的處境。狄百瑞博士過去曾多次幫我的忙。他曾替我寫推薦信，特別是幫我申請到古根漢的研究經費。我們的結識始於1965年，他邀我寫論文收入他的研討會合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我的倪元璐專文雜亂無章，他花了數天時間去編輯和潤色。參與他的明代思潮座談會對我是一項殊榮，讓我對明代的新儒學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萬曆十五年》中的李贄一章，可以說受惠於他的許多研究心得。在我所知道的漢學家中，泰德（即狄百瑞）無疑具備最充沛的精力。聽說他住在塔本齊橋（Tappanzee Bridge），但每天早上七點就出現在辦公室。在經歷60年代的學生暴動後，他擔任哥倫比亞的學術副校長和教務長，顯然證明他優秀的領導特質，能以嶄新的精力讓大學重新上軌道。他的現職是約翰·米契爾·梅森（John Mitchell Mason）講座的教授，可說是名正實歸。
在我們認識的這些年間，我覺得他有時親切，有時粗魯。他可以從京都寄來一封熱誠的信，有時還從紐約的家中打電話給我。但有一次我去哥倫比亞，只因為沒有事先約定，他就拒絕我進他辦公室問一個小問題。他堅持完成工作的理由很是充分。他堅守崗位，無法容忍混亂，這兩點都毫無質疑的空間。但我想，他不時突然展現的刻薄不見得全出於無心。舉例來說，1976年，在多倫多慶祝《明代名人傳》的出版時，他提醒三百位來賓，一開始提出這項計劃時，由費正清博士進行評估計劃，但評估報告卻說，計劃不可行。他翻陳年舊賬，卻沒有明白指控，讓坐在前排的費正清毫無心理準備。泰德對替他工作的人不薄，但也牢牢掌握他們。他雖然對友人客氣，卻沒有人可以刺穿他的鎧甲。別人常在背後說他是「強勢的人」。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卻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國的主要大學，學術管理人員就和企業主管一樣，必須外表謙和但內心強悍，才能夠生存。他們的競爭不只表現在實務工作上，也形諸於個人的強烈企圖心。影響力是靠努力爭取而來的，必須在不造成傷亡的情況下贏得權威的地位。在社會容許範圍內，先發制人最為重要。這種靈活手腕完全不同於我們在軍校所學。
對泰德來說，他有不得不強悍的原因。他承擔起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的領導者角色時，整個領域進入最競爭的階段。他的學校位於大城的市中心，因此在郊區興起而市區沒落時特別身受其害。學校是由私人贊助，局勢更為不利。耶魯、普林斯頓、賓大、密西根及加大的中國研究全都保持特殊的「哈佛關係」，因為教職員中不乏哈佛的傑出校友。但是哥倫比亞和狄百瑞卻勢力單薄。他們必須進行激烈競爭，爭取研究經費、替畢業生出版論文、替畢業生找出路。這些全都構成吸引未來學生的相關因素，因此主事者勢必機靈大膽。財務是競爭的最主要項目，獎學金也是。出版也很重要，學生的論文能盡速付印，就有機會找到較好的工作。這些因素環環相扣，某一處成功，其他方面也會很順利。相反的，忽略某個地方，就可能全盤皆輸。
我聽到泰德在普林斯頓受到批評，說他主持一些研討會，又寫書又編書，指導的博士論文全都和新儒學有關。我當時回應，哥倫比亞的情況不會比其他地方糟，因為狹隘冷僻的論文題目已成為共同趨勢，學生捍衛老師立場的風氣事實上是起源於哈佛。狄百瑞雖然將研究專注在中國文明的一個層面，但他至少來回推移他的時間點。我的評論一點都不圓滑。就中國研究來說，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的對立相當激烈，因為雙方的焦點都放在人文研究，但又必須在日益縮水的學術市場上並肩競爭。我既然無法在類似場合保持緘默，很快就不受普林斯頓的歡迎。但我當時卻沒有想像到，我在哥倫比亞犯了更嚴重的錯誤。
1981年年初，狄百瑞邀請我。他計劃組織一個研究傳統中國「治國之道」的研討會，預期美東會有一些學者有興趣參加，經費由ACLS贊助。和他通完電話後，我於2月6日傍晚抵達他那裡。約有三十名學者為此計劃聚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些來自其他校園，甚至有兩位來自印第安那波裡。在晚餐的餐會上，泰德熱烈歡迎我。人人都自己付賬，只有我的賬單由他負責。然而開始討論時，我卻很快發現到，不論是資深或資淺，同行和我之間存在巨大的分歧。直到今日，我仍然要說，本書的大部分材料源於這次的研討會，我很願意開誠佈公。我的同行和我在無數的議題上意見相左。但如果我們要以20世紀末的觀點來審視傳統中國的治國之道，我認為必須視之為文化過程，才造成過去的中國有別於全世界其他國家。除此之外，我認為別無他法。一般主題會誘導我們思考，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差距是否可以彌補，或是如魏復古博士所預測的，差距會持續擴大。我針對此一主題已研究多年，我的同行願意聽聽我曾遭遇的麻煩嗎？沒有人有興趣。理由很明顯：他們希望維持從文獻著手的慣例。他們想製造出附加註釋的翻譯，以符合論文的規格。只有符合傳統的學術形式，才能申請到充分的經費。
但是，就是因為如此，美國雖然有許多歷史學家，但美國人民對歷史仍然很無知。霍梅尼是瘋子。甘地是好人等等。在此同時，學者發現，威尼斯喪失在地中海的霸權，原因是在亞得裡亞海岸砍伐太多樹林。研究中國公社的學者甚至不願多看看普利茅茨殖民區，連枷都在展示之列。評論亞洲諸國的學者也不肯稍微思考一下，美國在1862年通過公地放領法，造成東西方的大差距，起先在生活條件的差異後來延伸至社會價值。
我應該在此時退出研討會，如果我繼續發表自己的主張，只會顯得像煽動者，成為學術圈中的卡斯特羅，尤其是在被紐普茲解聘以後。但人生難免意外的事。5月，我在家中收到泰德寄來一封厚厚的信，附帶傑克·朗洛伊（Jack Langlois）厚達六頁的備忘錄。朗洛伊博士是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任教於緬因州的波多因學院（Bowdoin College），據我所知還擔任ACLS的委員之一。在我們於2月集會以後，他參加這個研討會的程序委員會。他在備忘錄中建議，我的《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研討會的討論起點。他寫道：「黃博士的《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將於北京出版，對我們而言應該很有意義。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者也可以方便取得這本書，兩國學者將可以就共同的基礎進行合作研究計劃。」這就是我多年來一直努力的目標。我無法拒絕誘惑，無法不回應。
我用四天的時間寫了一封長達九頁的信，重申我的立場。身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我強調財產權的重要。我又說：「財產權不同於意識形態，不只可以界定，而且可以分割、轉移和流通。在財產權推動下的經濟體系中，社會鼓勵服務和商品進行更廣大的交流。另一方面，意識形態是絕對的因素。」我指出經濟發展中司法制度的重要，我還簡述自己將帝制時期的中國劃分成三大時期。我向委員會呼籲：「我不敢妄自托大，期望你們將我的建議當成權威意見。但我要強烈呼籲你們採取規模類似的大範圍前提。」
這封信寄給泰德後，我卻只收到他表示收到的回函。他指出，他必須和委員會討論，詢問其他人的意見後，才能回復我。在此期間，朗洛伊已回到普林斯頓，準備在經費援助下啟程前往中國住六個月，我打電話問他，是否可以在搭機前來看我們。他說，開車到紐普茲對他來說太遠。我問他，我們是否可以在中間點見面。原來他妻子要從紐瓦克機場搭機，我邀請他在送行後一起吃頓飯。在普林斯頓校外有一家中餐廳A-Kitchen。我們進行《劍橋中國史》的計劃時，曾在那裡用過餐，很喜歡那裡的食物。餐廳在九號公路靠近畢肯（Beacon）附近開了一家分店，店名同樣是A-Kitchen。從機場和我們家開車去，時間都差不多。格爾和傑夫和我同行。
食物的確不錯，但會談結果就不是了。不知什麼原因，傑克忽然喪失興趣，不再提《萬曆十五年》作為前提的價值。他也不太熱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話。他提到，許多研討會的人都有興趣致力於地區和當地的研究。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事。中國問題的本質在於其範圍深廣，從秦始皇的兵馬俑到毛澤東的紅衛兵，主題都是群眾。強調同質性和單一化，追求量而犧牲質，以村落當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層次）作為帝國的底線，這些特質都貫穿整部中國歷史。狄百瑞博士編輯的兩大冊《中國傳統的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書名大可以換成「如何在不清楚確切數目的情況下統治數千萬人」，卻不會失真。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會看到無窮無盡的不理性和荒謬。由於缺乏認識，史迪威才稱蔣介石為「花生米」。日本人大可避免一切麻煩，只要他們事先瞭解到，從中國主體邊緣切一部分來統治，可能會更有效率，但統治整個國家時卻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動，除非經歷重大突破，而事實上日軍的入侵剛好帶來突破。回顧過去，我們現在可以明白，滿洲人將中國問題視為自己的問題時，民族的紛爭才消失。今日這個議題並沒有被忘卻。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累積大量的準備金，西方的投資銀行又困惑又氣餒，因為中國官員拒絕善用信用評等來借更多的錢，以便在城市產生更多的商業活動。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想到，前線的經濟有所擴展時，第二線和第三線要有所因應，以連結內陸和下層結構。到目前為止，均衡和成長仍然同等重要。
從我的觀點來看，目前正是針對這方面進行歷史探討的最佳時機。數年前，我看過一部中國電影，描述本土設計的魚雷快艇在測試時爆炸。工程師的反應分成兩派。第一派認為中國的海軍建造能力仍然不夠成熟，計劃最好暫時擱置，應該派專家到國外接受先進訓練，才能再建造下一艘快艇。但提倡自立自強的人不肯輕言放棄。他們主張，船艇可以分成三千個部分，如果每個人負責檢查一部分，就可以找出失敗的原因。這部影片反映「文化大革命」時的一意孤行，意識形態的教條凌駕科技之上，最後電影以第二派獲勝結束。寫劇本的人以為，只要牽涉到冶金和材料強度即可，並沒有考慮到船本身的設計、引擎和船身相容度、轉矩、推力、壓縮比率、注油和冷卻系統、管線、氣體力學和流體力學等。在普吉西的許多IBM工程師看這部電影時，大笑不已。就我的角度來看，許多過去的漢學家也犯類似的錯誤。他們地方化的見解讓自己偏離主題，對別人也沒有好處。如果我們忽略傳統中國的整體特質，讓年輕的博士候選人走向地區和地方研究，我們也可能犯同樣的錯誤。
我沒有私人動機去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又無法在重大議題上保持沉默。狄百瑞的編制會議預定在10月的最後一個週末舉行。到9月底，我的九頁建議已經寄給他四個月。於是我寫給他一封私人信函，繼續追究這件事。我告訴他，數年來的閱覽讓我產生大歷史的新觀點，不同於從學科的本位立場去分析問題。由於如此，「我在其他人之前顯得頑固，喜歡吵架。」既然是他個人邀我參加編製會議，我希望能在之前先和他見面，容我解釋其間的差異有多重要。只要一天前先通知我，我就可以去他的辦公室。或者，「最好由我來請客」。我邀他和我共進午餐，地點在A-Kitchen，類似我和朗洛伊見面的模式。我想對他來說尚稱便利，因為他住在塔本齊橋西端。無論如何，我以為他會把這封信當成「機密文件」，信只有他自己看，因此我在信中也加入這些字眼。
他沒有回信給我，反而用複印機複製我的信，連同其他參與者的建議，一起發送給所有與會者。因此我的私人信函詳細指示如何從八十四號州際公路開車到當地的餐廳，就這樣分送到西雅圖、到柏克萊、到俄亥俄、到堪薩斯、到哈佛、到耶魯、到康乃爾、到普林斯頓。
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宿舍緊鄰海門中心（Heyman Center）的人文學院，很像汽車旅館。進入房間，關上門，拉上窗簾後，忽然搞不清楚是在大學裡，還是在假日旅館的房間中。每個房間都有一張大床和專用的衛浴設備。雖然很舒適，但我在1981年10月30日搬進去時，卻睡得很少。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煙味殘留不散。建築的隔音設備絕非一流，我可以聽到隔壁同行的對話。他們和我一樣，都是來紐約參加研討會的編制會議。時過午夜，顯然他們剛從酒吧間回來。
我的生理竟然無法容忍環境的擾攘，令我大為震撼。我以前曾經是煙槍，抽得很凶，我抽過香煙、雪茄和煙草。年輕時的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睡，帶著鋪蓋或甚至是毯子，可以睡在木製地板上、磚面人行道上或散兵坑中。在中國旅行時，我可以在火車上整夜站著，車廂內非常擁擠，必須要先徵求旁邊旅客的同意才能移動雙腿。現在的我居然如此挑剔。
白天的一切也令我不安。我實在不該繼續待下去。我先前的提議沒有受到注意；我的備忘錄沒有得到回應；我建議和狄百瑞博士私下會談的請求被拒絕。我出現在這個會議已經沒有價值，只能站在機密文件的背後作證，我對任何人都毫無惡意。我和同行前輩的意見產生差距，讓我有許多不愉快的經驗。一方面，我必須為我認定是真理的事辯護，但另一方面又發現自己常被視為背叛者，老是忘恩負義。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徒勞無功。
我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時，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沒有先告知我，就去找狄百瑞，問他是否可以幫我找工作。泰德說，我個人沒有求他，他不好做任何事。其中道理不難理解。我感激他們兩人的善意。但我瞭解我和泰德的個性差異，尤其是他主持校務的特殊風格，因此遲遲不願去求他。自尊的確是原因之一。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輩寫推薦信，參加公開的競爭。但即使是毛遂自薦去當別人家的園丁，我都會覺得難為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普林斯頓。崔瑞德和牟復禮說也許可以幫我申請研究經費，我也只是聽聽罷了。自尊的負擔有兩種層次。我希望內人和兒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時期展現的自尊心，我也希望將自己對中國歷史的寬廣視野傳遞給中國和美國的學術圈。重要的是，我必須保持尊嚴。
在這個研討會的例子中，泰德親自打電話邀我與會。他已經越過中線來迎合我，百般顧慮我的感受，其容忍程度已超過對他的同輩。他召開10月的聚會時，我又再度發言違背他的期許，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我們看待中國的方式，不妨類似19世紀初當代人看法國的方式。如果法國已經歷過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德性共和國、11月反動、拿破侖戰爭、滑鐵盧和維也納等事件，19世紀初的歷史學家研究傳統的法國治國之道時，不可能再沿用平凡傳統的方式。歷史學家非常可能先修正標準，而後再切入主題。他們勢必準備好要清除所有的智識障礙和困難。如果我沒有對狄百瑞提到應該如何修正我們自己的標準，就是不忠於視我為友的這位同行前輩。在2月的聚會時，印地安那的林恩·史楚夫（Lynn Struve）建議，在討論傳統的治國之道時，我們應該看陳子龍。在傑克·朗洛伊的提議案中，他也提到這個名字。10月，哈佛的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又說：「我們應該看陳子龍。」陳子龍是17世紀的學者，和其他數名學者合編《皇明經世文編》，收錄四百二十五位作者探討明代公共事務的文章。我簡稱此書為《經世文編》，書目中縮寫成CSWP。我自己有這套書，共三十冊，雖然沒有從頭讀到尾，但也全部瀏覽過。在我的稅制專書中，我引用過一百二十五次。即使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比較通俗的書，也提到三十二次之多（中文版合併成二十六次）。我必須指出，選集本身並不足以擴展歷史學家的視野。文集的內容漫無章法，多篇文章相互矛盾，有時甚至單篇文章就自我矛盾。如果我保持謙虛，不發一言，等於是欺騙這群人。
然而，在這次會議和尷尬處境兩年後的今天，我寫本章的目的不再是證明自己的正確。隱私權姑且不論，我請泰德以人文歷史學家的身份考慮以下主張：我們的史學必須超越所有的組織原則，高高在上。如上所述，我將自己對中國哲學的基本認識歸功於他的啟迪。狄百瑞指導我寫倪元璐的專文時，寫過多封長信對我解釋，中國的哲學家很少主張純粹的唯物論或唯心論，他們大多兩者兼具。這番見解指引我以「陰」「陽」的觀點來閱讀明代的作家，後來再發展成心理和社會學的層次。我和泰德之間存在許多小差異，讀者不一定有興趣，但和歷史沒有太大的關連。不過，我們意見一致之處卻和歷史大有關係。我的大歷史主張似乎帶著傲慢的色彩，但我們可以遵照經濟學家的榜樣。他們提到總體經濟時，指的是縮減過、基礎的、原始粗糙、簡化過的經濟學，通常不需要受過數學的訓練也可以學會。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國歷史的類似綜述。從我在紐普茲教書以來，這念頭就揮之不去，我也為此賭上一切。
美國學者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綜合視野，部分原因出在現行的學院分工制度、學界的許多傳統和習慣以及主要大學間的競爭。我在普林斯頓時，企圖說服參與《劍橋中國史》明史部分的同行，從跨學科的途徑來建立更紮實的觀點。我的努力不成功，我的膽大妄為反而繃緊和朋友間的關係。即使以費正清博士的威望，也無法改進此局勢。在《劍橋中國史》中，由他編纂的現代史部分欠缺凝聚力，「無論是在內容或表現方式」，這是黃宗智在中文期刊《讀書》所發表的評論。黃還預測，這部作品不可能產生太大的影響，不論是對學術圈或一般讀者。曾擔任《亞洲研究期刊》編輯的羅伯特·卡普（Robert A.Kapp）博士指出，研究中國的學者無法對這一行的知識產生重大貢獻，原因是「專業和企業要求互不相容」。
但是，根據我和數位資深漢學家的接觸，我更加肯定，對中國的論述一直讓美國人很困擾，因為這個主題多少帶有道德內涵。也因此，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還有一項因素導致左右為難的處境：美國人不願修正自己捍衛自由民主的形象。《獨立宣言》和《蓋茨堡演說》雖然提供美國所需的組織邏輯，但就技術面而言，我們一直在實施修正過的凱恩斯經濟。即使兩者間的關係真實確切，美國的自由民主仍帶有地理的印記。美國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從普利茅茨殖民區不斷往西擴張，疆域包括大湖、平原、草原、山脈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即使在凱恩斯爵士出生前，許多美國人就已經發現，擴張經濟的前提是人口持續增長、自然資源用之不竭、明日的幣值比今日的縮水。最適宜的條件被淋漓盡致發揮，加上信用擴大、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集結等商業技巧，在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前，這些都已應用於英國的農業。兩者的愉快結合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主義的擴張在各國遇到大小不一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來自於亞洲大陸，因為亞洲人口過剩，又背負沉重的文化傳統，都和現代經濟法則相牴觸，妨礙上述條件的運作。時至今日，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想抗拒傑佛遜揭櫫的理念，但中國卻承擔不起美國經濟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因為這個理由，杜魯門和馬歇爾才宣稱對中國採取「放手」政策。最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重塑中國老巫婆的形象。然而，雖然他一再闡述，但《苦海餘生》（China, Survival in Bitter Sea）的結論仍然顯示同樣的見解，只不過呈現方式有所不同。
也就是說，理想的完美境界只是抽像的概念。實際上，其具體實現必須混合一國的地理和歷史因素，並受制於這些條件。其癥結在於，所有國家的共同點不在意識形態，而在經濟或數字。有了這層理解，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到，我們今日面臨的奮鬥，大多仍是七百年前事件的延續，當時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將他們的貨幣管理技巧西傳到荷蘭和英國，這些技巧終於被採納為管理的基礎，也就是今日所稱的資本主義。20世紀的反美國主義大都起源於對美國經濟勢力的恐懼，害怕的是美國的民間部門，而非政府部門。美國企業雖然外表看似毫無惡意，但卻複雜善變，競爭意識濃厚，其嚴密精細就足以讓開發中國家惴惴不安。整體來說，美國企業是全世界勢力最強大、最有效力的利器。但是，開發中國家對這些挑戰的因應，已經形成特定的模式。即使一開始可能產生仇外和退縮的心態，但最後還是要從中製造出防衛機制，以便和挑戰者在互惠的原則下從事貿易活動。這種倒退的運動即使傾向回歸過去，但卻有機會從文化傳統中找出特定的組織原則，以利再度運用，成為採納貨幣管理的礎石。即便在過程中的平等主義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廓清一切可以消除不平衡，替新秩序創造出可以運作的基礎，如果繼續強調平等，可以使新的上層結構緊密接觸下層結構，否則就會像已開發國家一樣，必須從先進部門徵收所得來補貼較落後的部門，但這已超越開發中國家的能力。我認為這個全景非常令人興奮。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已完成清單上的每個項目。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延長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革命即將告終。想到這一點，我歷史學家的身份便有所寄托。回顧過去，我可以用塵埃落定的態度來檢視整個中國現代史，其中心主題是文化導向的社會轉變成經濟上可以管理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況就像是徒有骨架沒有裝潢的結構，擠滿迷惘的住戶，但這現象卻沒有阻止我看出希望所在。最有力的證據是，對法律的需求成為目前的共識。沉迷於權力的革命分子不可能講出這種話。
同樣給人無窮希望的是，人類的全面歷史可能已經在望。但是，一方面我們必須駁斥馬克思派烏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社會將沒有階級之分，國家將萎縮；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揚棄美國化的觀念，也就是美國習俗可以成為未來全球的標準。無論在哪一類情況，原先的假設都太過粗糙簡單，離事實太遠，但對明顯價值的崇拜將使歷史走向目的論的直線進展。我寫本書時，將歷史視為向外發展的螺旋。（我承認這種寫法並不容易，顯然造成本書有許多缺失。）我此刻建議，將螺旋弧線上向外切的箭頭視為變動的道德和社會價值，帶我們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組向內的箭頭和它們相抗衡，代表環境和歷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歷史的真實路徑介於兩者之間。此外，人類歷史中能夠被確定的部分，正如康德所說的，符合我們認知心靈的主要架構，也就是圖中的實體部分。超過可能經驗的領域被康德稱為「物自身」，屬於不可知，就是圖中的虛線部分。部分讀者可能喜歡界定為神學史，屬於信念而非知識的範疇。我們可以借此避免以目的論開始歷史，同時也可以避免以救世主的保證來終結歷史。這個主張可能造就「宗教與政治的國際性分離」，透過學術手段來達成。
我對中國的大歷史觀念當然不是人類的全面歷史，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放入圖中的實體區域。這張圖表有何實際用途？這是能夠支持我主張的唯一邏輯方式。
現代中國史牽涉到從偉大的文化傳統轉型到世界經濟大國之一，其起點和終點都相當清晰明確。檢驗鴉片戰爭前的情況時會發現，執行全國事務時大多只是敷衍了事。以石頭起造貞節牌坊仍是政府的有效工具。執行刑法的主要目的在於支持社會價值。官僚由詩人擔任。皇帝並不清楚稅負的確切數字。所有的財政單位都不過是粗略的配額，經過地方官員的擴大和壓縮。把焦點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會發現，國務院下設許多部門，有一半和經濟相關。法定貨幣人民幣是現代中國唯一成功發行的全國貨幣。全國生產的主要商品全都由政府來購買和重新分配，農業稅除外。只要經過簡單的邏輯推理即可得知，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已經達成本質的轉型，轉變並非在一次或一代之內可以完成。但今日卻沒有任何學術著作以統一的主題上溯這一百五十年。為什麼呢？
我們仍然活在昨日的觀念和有限的視野中。我們常把事實和自己的價值、偏好混為一談。主要的困難在於，我們所檢討的事件大於我們的經驗範圍。中國革命延展一個半世紀，相當於兩倍的個人壽命。但又像離我們不過幾英尺的懸崖，很難給予超然的評估。中國籍的學者自然無法免於黨派的爭議。他們想找出來，在上一回政治之爭中，到底誰是誰非。美國的學者除了要應付美國主義的心結以外，還發現整合的主題威脅到學術分工。我們如何將文化討論轉成經濟？我們如何進行一半人文科學一半社會科學的課程？如此一來，教師豈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課的詩歌，然後再教統計學到學期結束？這樣的混合前所未見。如果你研究中國哲學，就會以毛澤東思想做總結。如果你處理清代的土地資料，可能將討論延伸到目前的穀物產量。你不可能跨越領域。此外，在你的一般主題被接納前，你還必須考慮，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或是芝加哥大學比較願意接受你的研究。
也因此，我們將中國革命視為永遠的失敗，數億人口的國家一個半世紀以來不停「搞砸」或「弄糟」。我發現這種說法有違史實時，就必須將一百五十年視為一個單位。以上的圖是我唯一能憑借的權威，讓我能瞭解，在巨大的時空之下，個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只能在曲線運動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一回事，其實現又是另一回事。但是，雖然看起來像是失敗，實際上卻只是偏離所宣稱的目標。考慮到代表一般轉型的曲線時，每個人都貢獻一小段弧度，一個接著另一個。就這方面而言，蔣介石和毛澤東只是在空間上相斥，而非在時間上。無論他們自己有何感受，就歷史的角度來說，他們一起促成轉型。轉型以弧線的形式逐漸改變路徑，是受制於中國自然經濟的力量，不需要這兩人的認可。與其悲悼中國人民在過去所遭受的苦惱和痛苦，我們應該感到高興，畢竟終於可以完成轉型。愉快的音調應該可以引發希望和樂觀。
如果以已開發國家過去的發展歷史為參考，並和開發中國家現在的情景相比較，中國的歷史更加確定我們的觀察：由於科技的進步，各國之間服務和商品的交換勢必擴大範圍。壓力驅使所有的國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標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準或更公平的商業交易，而且還牽涉到組織的問題。除非一個國家可以在數字上進行管理，否則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導不同的國家走上不同的調適之路。但面臨更商業化的國際關係時，中國的轉向證明，長期趨勢是朝向各國間的整合而非分裂。
我不可能說服中國成為和平的維護者或世界強權。我也不可能刻畫出全球的景象，並堅持它確實證明，重要的歷史發展正在進行，具有自然法的約束效力。但我主張，中國已經展開從文化傳統進化到經濟體系的過程，證據已經經過廣泛而具體的報道。到目前為止，這個事實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因為推動事件的人並沒有聲張。我的圖可以寫實呈現前因後果及真實狀況。我還想補充，歷史事件的真正意義何在，締造者和史家往往有不同看法。中國人並沒有受惠於我們的超然立場。我們的學術界人士則忙著捍衛神聖的事務，無法脫離修正歷史的立即後果，不能從中享有自由。
在我和長春籐同行前輩的對抗中，我並沒有提到上述的主張。我並沒有提到，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具備互補的歷史意義。我也沒有說，中國革命的真正意義在於從文化傳統轉型成經濟體系。我只是指出，就大歷史的觀點而言，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中國歷史具有邏輯的一貫性，中國今日的最佳遠景是在集體或合作的基礎上強化財產權，現代中國可以從17世紀的英國擷取靈感，研究相互衝突的觀念如何在法律體系下融為一體。只不過如此，我就失去工作和出書的機會。我被迫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來寫這一本書，參考資料不足之處，我必須以個人經驗來填補。在高層次的概論之後，必須轉換到卑微的觀點，暴露自己的缺點和瑣碎。但還有另一重困難：在嘗試就物質面詮釋中國現代史時，我不知如何消除道德衝突。我不知如何表達，我親眼目睹的殘暴確實發生了。我以這個圖表建議，螺旋形狀牽涉到康德、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命運預定說、原罪、「因緣」和「陰陽」等，也許可以減輕我們的良知負擔，因為可以借由它們來吸收在過去時點殘忍行為所帶來的衝擊，超越人類救贖或挽回的力量。
崇高憧憬向來不是我的習慣或個性。我原來的目標不過是對一個小型文學院的大學生概述通史。但有一就有二，最後我再也無法暫停。我已說過，我開啟這段生命時，不過是想尋求舒適和隱私，並無更大的野心。問題在於，在過程中我逐漸捲入比生命更寬廣的歷史。到最後，我避免放肆時，就顯得很不誠實；我壓制自己的反對意見時，就顯得很虛偽。在此同時，我歷史觀點中的實用價值讓我無法維持緘默。離奇的環境導致我出版這本書，依據的是三十年前在密西根大學取得的新聞特許。我是自己僱用自己的記者，我為一般讀者大眾而書寫。
梅爾·高爾德曼（Merle Goldman）將我的朋友廖沫沙歸類成「自由主義者」，他弄錯了。雖然沫沙駁斥死硬左派分子的虛偽主張，但他自己仍是理論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替我書的封面題字，原因不在於他贊同書的內容，而在於我們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自從他獲得平反後，我們通了五六次信，有兩三次還寫了數千字的長信。他最近的一封信顯示，他雖然沒有鼓吹階級鬥爭，但仍然相信，中國歷史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直線進展。我雖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卻可以從他的處境中想像中國此刻的困境。在新的民法地位穩固並開始生效前，中國的公共事務只能透過共同決議和普遍聲明來協調。在此期間，我認為一黨政治無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現象，社會必須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間階層，我建議從工團主義和團體財產權著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忽略技術上的準備，要求立刻解放中國的年輕叛逆分子，等於是建議中國人：「忘記你們的公社，忘記你們的食物配給和鞍山鋼鐵廠。你們只要讓每位婦女塗不一樣顏色的口紅，讓男人吹自己喜歡的曲調或玩自己的樂器，一切就可以解決。」
田海男是田伯伯的兒子。他和我於1938年一起進入成都中央軍校。我們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服役歷史相近，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在1945年年底或1946年年初，他加入共產黨軍隊，部分原因是他父親劇作家田漢和周恩來關係密切。他有功於人民解放軍中野炮部隊和裝甲部隊的初期成軍，而且還參與朝鮮戰爭。雖然田伯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獄中，但沒有動搖海男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決心。我最近才收到他的第一封直接來信，信中附上一張郵票，紀念田伯伯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重新被當成中國的國歌。我雖然仍不知道他的現況，也不清楚他對黨對軍的義務，但我仍然寫信給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影響力去癒合內戰倖存者的情緒傷口。我粗略建議，就我的歷史觀點而言，國民黨和共產黨不應該將對方視為永久的敵人。我在信中又強調，蔣介石在歷史中自有定位。信寄出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對了，畢竟我們已經近四十年沒聯絡。但他的回信卻充滿快活的語調。他希望我和內人回中國看看，而且我們可以一起去登泰山。對中國人來說，「登泰山以小天下」，登上泰山頂，才知世界有多小。
陸詒一度是《新華日報》（共產黨在戰時重慶的黨報）的首席特派員。我認識他是因為范長江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時，他是活躍會員。他已離開報界多年，目前活躍於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上海支會，同時擔任兩所大學的新聞學副教授。我於1980年重新和他取得聯繫。從他的出版品中，我發現他就新聞報道的演說含有豐富的歷史內涵，提到在日軍包圍下從徐州撤退，在新四軍事件後在重慶身為共產黨官員的艱困處境，周恩來親自下達他的命令等等事件時，他都會交待背後的歷史因素。我寫信給他時，忍不住勸他降低對黨派的強調。我的舉動並沒有政治動機，只不過是希望能領導下一代擴大視野。但我不知道我的訊息是否能被接受，而且，就算他同意我的看法，是否能採行我的建議也都不可知。但我欣慰地發現，在《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問世後，他收到出版商直接寄給他的贈書，非常高興。這本書說明現代中國的問題已經過數百年的醞釀，應該也可以發揮類似的勸說效果。
在進行上述書信往來時，我並沒有得到贊助者的支持，甚至沒有任何一所學術單位付我文具和郵資費用。然而，我卻瞭解，如果繼續進行這類溝通，萬一運氣不好，可能引發猜疑，危及我的朋友。因此我更急著讓本書出版，可以借此澄清我身為獨立觀察家的地位，也可以確定我報道中的學術源頭。這項澄清工作對台灣友人的意義，可能大於對中國大陸的友人。
1980年聖誕節是成都中央軍校第十六期一總隊畢業四十週年，為此重新印行當年的通訊錄。校友會成立，決議每三個月發行簡訊，讓大家知道同學和家人的消息。在原來的兩千名畢業生中，中國大陸以外的共聯絡到三百三十位，其中有一位在日本，三位在美國。大多數留在台灣的同學都已退役，其中有許多晚近經商有成。在仍然服役的同學中，有幾位已經爬到高位，包括二級上將郭汝霖，是「中華民國空軍總司令」。我的一位要好同學汪奉曾也有不錯的成就。我上一次見到他，是在三十年前的雷溫烏茲堡，他也是參謀大學的學生。回到台灣後，奉曾官拜師長，駐守金門，部隊每日面臨重炮轟擊，死傷慘重，經歷長期的不確定感。他的若干英勇事跡仍可見於西方媒體的舊擋案中。最近我才得知，他以中將退役，轉往非軍方的政府單位任職。但由於台灣堅守意識形態，我和在台朋友的關係緊張，程度更勝於與在大陸的友人之間。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和王將軍已有數十年不曾聯絡。即使我與在台灣的表弟通信，也都只限於討論家務事。我看到成都中央軍校校友名單時，腦海中不禁浮現四十年前的光景，在成都草堂附近，德國制鋼盔底下是一張張朝氣煥發的臉龐和一對對好奇的雙眼。好奇心驅使我想瞭解他們過得如何，無論是「民航局」的局長或副局長（劉德敏與左宗慧），或是在欣欣向榮的民間企業中當董事長或總經理。信件的往返勾起懷舊氣氛，回憶當時擔任國民黨下級軍官時所遭遇的辛苦。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之間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樣深。
自從我們在成都的歲月以來，國民黨就不曾放棄行之已久的慣例，也就是將管理等同於完美理想狀態的憧憬，仍然以哲學的手法來經營政府，造成外在的假象。由於國民黨以傳統價值的捍衛者自許，因此不可能放棄這種半宗教的外觀。也就是說，今日的台灣「政府」仍然認為自己在擔負神聖的使命。特定官方刊物仍然視中國大陸為「匪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被稱為「偽政權」，官方採取的意識形態更難加以修正。這種堅持對歷史學家造成的最大障礙是史學的「固定前端」，所有的研究和闡述都必須緊扣此一結論，或至少也不能牴觸。
寫到目前這一段時，我曾認真考慮，提到以前的同學有何好處，也許會讓他們困擾、尷尬和不便。但經過多天的思考以後，我決定如實呈現。隨著本書的推展，我愈來愈覺得，本書的目的在於消除誤解，連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內。經過數十年的時間，歷經長久的旅行、閱讀和自我探索，終於造就今日的視野。但多年來我以歷史學家為榮，背後的心理因素就在於我在成都中央軍校當軍校生，以及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下級軍官的生活歷練，而這些正是我和名冊上其他三百二十九名同學所共享的資歷。本書既然包含私密的個人特質，我不願意在出版時假裝自己無視於以前同袍的感受。但另一方面，我痛恨將道德抽像概念作為處理公共事務的合法工具，如甘地、霍梅尼，甚至美國的若干共同價值，更不用說是主義和口號。我對傳統夢幻治國的批評已見諸北京和上海，很希望台北也可以看到。我絕無意造成在台朋友的困擾、尷尬和不便，只希望自己的歷史研究甚至可以提高他們堅忍犧牲的真正價值，讓他們的事跡在下一代面前更形突顯，據我瞭解，這也是仍在世同學所宣佈的目標之一，他們將帶子女參加一年一度的同學會。
歷史證實，國民黨在大陸之所以失利，並不在於其邪惡企圖；在台灣島上化危機為轉機，也不能歸功於夢幻般的美德。在這兩種情況下，技術是更決定性的因素。就本質來說，在濱海省份實施貨幣管理，要比在廣土眾民的情況下容易得多。台灣的捍衛者造就國民黨的主張得以成功，在給予應有的肯定以外，其成就卻必須觸及下列幾點事實：
即使是在二次大戰以前，台灣的農業就和貿易相關，多餘的稻米、樟腦、糖和茶葉都特別出口到日本。國民黨接管後，這些農產品持續賺取外匯，有利台灣的資本化。和大多數的亞洲國家一樣，台灣的農作單位很小。但由於地理位置較為有利，普遍貧窮的程度不及中國內陸的許多地區嚴重。國民黨政府改善佃農生計的主要貢獻在於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案，傚法麥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每戶人家只能擁有約七點五英畝的普通等級農地，超過上限的部分必須交出，由政府重新分配。政府保證給予的補償約等於兩年半的農作收益，幾乎只具象徵意義。補償金的百分之三十是股票，來自政府從日本接收的企業，其餘則是以稻米及甘薯支付的商品契約，期限為二十年，年息百分之四。就像麥克阿瑟監管下的日本，法案能夠實施，不過是因為國家仍在軍事佔領的狀態，疆域也夠小巧，可以用現代化的商業技巧和數學加以管理。不過，國民黨的改革者強迫富裕的地主進入農業以外的其他經濟部門，這個明智之舉功不可沒，不但紓解務農人口的壓力，而且還開創提升經濟的一般模式。
美國十多年的大額援助更增添經濟成長的動力。大量資金湧入時，正值本土經濟正要起飛的最佳時刻。經濟發展策略更進一步展現獨到的眼光。在美國的合作之下，外貿受到嚴格的控制。台灣更避開所有的資本密集計劃和高級產業，數十年來專注於勞力密集的外銷產業。國民黨控制的這片土地就憑借這種方法，進攻戰後先進國家經濟擴張所創造出的廣大市場。近年來，台灣才開始進入高科技產業，出口鋼鐵，和日本合作製造汽車。台灣的經濟發展成就斐然。但明顯的是，台灣善加整合大陸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才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現。濱海的地理位置有利貿易的促進，政治影響力也隨著加深。當前的問題在於外來的競爭。高科技產業面臨和日本的艱困競爭。依亞洲標準而言，台灣低階的勞力也不再算是廉價，必須面臨其他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挑戰，其中包括中國大陸。
我確定我在台灣的朋友會同意一件事：他們代表在這個沿海省份的年長一代，必須保持和大陸的兄弟與同輩間的感情聯繫。他們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中國人付出慘重代價，贏得1943年簽訂開羅和約，因而賦予他們在這個小島上的合法地位，成功的故事就不可能上演。台灣的光復是勝利的果實之一，如何傳遞給後代，仍然有待觀察。至於捍衛台灣和增進台灣福祉的人，他們的功勞不應被抹煞，他們和子孫的安全也不應被輕忽。但另一方面，發生在金門島的炮戰已經是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事，足以收入史書。一個全世界政要都訪問過的敵對政府，一個在聯合國已有十多年歷史的敵對政府，不應該被斷然稱為匪徒。這個議題當然可以交由積極參與的人士，但畢竟牽涉到亞洲的未來，甚至間接影響到人類的未來。
我深知，我對歷史的評論會讓自己陷入更深的爭議中。情況類似於：如果你明確反對一群人，不管對方人數有多少，你的地位還比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們享有共同的利益，卻又針對某些要點反對每一個人，這時如果就不同的角度來看，你的意見顯得更加靠不住。我的大歷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於一點也不值得羨慕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唯一能替自己辯護的理由，就是自己這些意見的學術源頭。如果我的意見和外交有關，也只限於民間的層次。我的推論依據是基於已印行或可以出版的信息。我所提的建議因此歸屬一般論壇的領域。
如果我們有清楚的視野，就可以察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進入最特殊的發展階段。表面來看，只見到無盡的笨拙粗陋。但如果就基本架構來看，其組織已經健全，可以開始建設的工作。最鼓舞人的層面在於目前的問題都可以「被確認」，目前必須努力推及內陸的下層結構，但過程顯得緩慢辛苦。這種工作不但毫無光彩，而且還需要拓荒者的犧牲與奉獻。但是節奏一旦確立，也就是說，農業公社開始成為有利可圖的貿易單位，內陸的運輸能順利運作，動能就會加快，而這種速度將使大城市的現代計劃更風光。美國人當然可以伸出援手。例如，他們可以啟發中國青年成為運動中無名的英雄，援引美國開疆拓土的歷史為經驗。但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啟發似乎導向相反方向，非常可惜。
時至今日，意識形態仍是中美關係的嚴重障礙。有時我很希望，中國人不要自稱是主義的信徒。但我更希望，我的美國同胞不要去中國推銷自由與民主，如果不得不去，他們至少應該瞭解，他們的商品像電壓不同的進口電器一樣，需要加上變壓器。事實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的爭議，以及自由社會和極權社會間的爭議，都掩蓋真正的利益衝突。我們從已出版的文字中可以發現，部分美國人希望中國打開市場，讓外國商人能做選擇性的購買，同時能傾銷他們想出售的任何商品。這種期待並非頭一回。先開放武器等國家經濟中的最先進部門，是美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慣例。但中國已經奮鬥數十年，發展出足以抵抗基於這種條件的貿易。他們的目標在於減少前端的貿易，以提高本國經濟的底線。這不只是政策而已，還會影響到體質，因此必須壓制特殊部分的利益，以兼顧全體的利益。
我們有理由依中國人訂立的條件和他們做生意嗎？理由很多。
目前中國大環境的特色在於農業公社的成立，內陸和沿海城市有必要聯繫，各省間貿易擴大衍生出對法律和架構的預期。但目前的處境並非由中國人發明，也不是由西方顧問所設計，而是長期奮鬥的結果。在這段期間，不論是內在或外在，人類的努力逐漸在地理和歷史因素影響下定型。所有的可能方法都試盡後，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終極答案。只要集體擁有仍是明顯特色，中國進行的計劃就需要集體轉型。但基本的發展技巧牽涉到信用的擴大、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整合，這些都已經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實行，應該可以運用到中國。也就是說，就集體的意義而言，中國的經濟可以和已開發國家長期互動。但由於中國經濟的群眾路線，其波動程度應小於西方國家的現行制度，每人平均消耗量較低，但會比較堅實，附帶更多的人類價值。就未來的潛力和規模而言，中國經濟應該可以成為21世紀的安定力量，而且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
中國經濟發展所引發的迫切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其廉價勞力？美國成衣和紡織業已感受到中國進口的壓力。1983年7月，一名汽車業分析師在底特律宣稱，到2000年，美國將沒有獨立的汽車製造商。根據他的說法，全世界將只剩下三家汽車公司，歐洲和中國各一家，另一家可能在南美洲。首先，我不相信中國在短期間內可以取得這種地位，因為這和目前的深度發展策略相矛盾。但另一方面，開發中國家的崛起是當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經發現，不發展就只有死路一條。日本可以說是開啟先例。目前日本不但挑戰美國在汽車和計算機產業的領導地位，而且，據某些專家指出，還要邁向民航業大國的目標。但日本在鋼鐵製造的優勢逐漸輸給韓國及台灣。這整套連鎖發展雖然沒有獲得美國的贊助，但仍然受到美國的鼓勵與提倡。潮流所趨，我們無法阻擋或逆轉。就中國的例子來說，我們還要考慮到中長期的互惠貿易。長期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持續向美國購買農產品。（由於氣候無法預測，中國主要城市都儲存五年的存量。部分遊客指出，當地食用的米有怪味。）將沿海探油權租給美國公司，和東方汽油公司合作生產煤，和美國汽車公司生產吉普車等，都展示目前的互惠和將來潛力開發的範圍。我們還可以運用想像力，預想未來中國內陸完全開發後的景象。
至於部分國家工業化造成美國勞工失業，美國也許還要考量數項因素。財政赤字會持續推動國家的經濟，創造就業機會：這個過度盛行的財政政策是否有持久的價值，我們不禁要懷疑。另一個考量因素是自動化。高科技帶來的混亂可能比外國進口品更為嚴重。無論如何，在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發生關鍵性的改變。我們只能希望，如果能妥善準備，對他們的衝擊可望減輕。為達成此一目的，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動機改善和蘇聯的低蕩關係，才有助解開心結，降低軍事費用。我們毋需再辯論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優缺點。在正常的情況下，國家就和健全的家庭財政一樣，可以受惠於小額的商業貸款，而在經濟擴張時，小額商業貸款會節節上揚，但經濟仍然能健全發展。以上不過是常識，但我們面臨的前景絕非正常情況，如果我們將所有的重大問題交給下一代，應該給他們財政優勢，或至少讓他們享有處理問題的部分財政自由。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希望中美關係可以持續蓬勃發展。但如果在過程中要將中國當成一張「牌」，希望玩的是和平遊戲，而非戰爭遊戲。如果我們和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目的只是為了增加和蘇聯開打核戰爭的可能，這一切就毫無意義可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什麼好處。
在此時此刻無法改善預算赤字的情況下，龐大的軍事支出不但浪費，而且不過是欺騙自己。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S.McNamara）曾說：「核武器無法達成任何軍事目的，完全沒有用——只不過可以用來嚇阻敵人使用同樣的武器。」事實上，即使是傳統的武器，一旦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是同樣沒有用。即使人類從來沒發明核武，今日超級強權仍會以殲滅或嚴重癱瘓對手為戰爭目標，並且不遺餘力去追求，但他們自己是否會滿意，令人懷疑。兩次世界大戰都建立以下模式：戰爭行為透過動員和遣散確實啟動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趨勢，老舊的制度因而消失，誕生的新系統更有利於自然經濟的運作，對大眾媒體也更能有所回應。這些都使得窮兵黷武者的原始目標變得無關緊要。面對歷史教訓，保守分子沒有好戰的空間。進步人士的當務之急不是反戰示威，而是找到執行他們計劃的最好方式，同時避免自取滅亡的暴力發生。目前所有的重大議題都已變成全球議題。我們活在宇宙的螺旋中，我們的信念無法主宰人類前進的方向。人類是否能繼續生存，其實是信念的問題。
三年來格爾和我總共去紐約兩次，都是參加美國書卷獎的年度頒獎典禮。在1982年和1983年，《萬曆十五年》都被提名為歷史類的好書，第一次是精裝版，第二次是平裝版。我兩次都沒得獎，但我們有機會見識一些有趣的人物。我們聽到評審之一的蘇珊·布朗密勒（Susan Brownmiller）解說，她如何用消去法來挑選入圍的書。她還對聽眾說，單單是1982年，在非小說的一般類別中，就有三本和中國有關的書被提名（得獎作品是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茱蒂絲·瑟爾曼（Judith Thurman）從約翰·浩斯曼（John Houseman）手中領取傳記暨自傳類的獎項和一千美元的支票，有趣的是，她在得獎感言中對他說，她是「靠老派的方式賺錢」。我還很高興能和約翰·厄卜代克短暫交談。
「我很欣賞你的淘氣，厄卜代克先生，」我說，指的是他小說中一些煽動的段落。
「我，淘氣？」他提出抗議，一臉無辜狀：「你認為我很淘氣？」
順帶一提，厄卜代克替《紐約客》寫《萬曆十五年》的書評。當期雜誌出刊時，我非常訝異他竟然對我的書有興趣。後來他透過書信聯絡告訴我，他從《紐約時報書評》中知道《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因此主動替《紐約客》寫書評。我表達幾點見解：我很驚訝他對當前國際關係保持如此正面的看法，居然如此關心，因為他的作品讓我以為他很悲觀。他很好心，不但寫回信給我，而且同意我在此處引用他的話：「我當然是樂觀分子，否則絕不可能寫得如此悲觀。」
在頒獎典禮中，我見到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兩次，第二次終於有機會問候他和他迷人的妻子。我想問他一個嚴肅問題：我研究中國時發現，由於缺乏商業組織的平行單位，官僚體系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行政算術」。俄羅斯歷史上也出現類似的跡象。我研究全球的衛星地圖時，注意到蘇聯部分地帶比中國西北部更容易遭受大自然的處罰，旱災一再發生。在蘇聯境內的多種民族中，回教徒占相當大的比例，其文化傳承中帶有無法磨滅的遊牧民族印記。這些情況讓我懷疑，蘇聯領土綿延千里，可能也要運用絕對而專斷的意識形態，以包裝其管理邏輯。我們從許多新聞特稿中得知，他們的侵略成性事實上反映某種防衛心理。既然如此，我開始猜想，我們是否可以減少武力衝突，避免刺激他們，而是透過貿易和文化接觸來表達同情和理解，和他們共同探索如何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社群間建立更有效的聯繫，如此一來，接近自然算術的消費者導向經濟才能使我們的關係更融洽，製造友好的氣氛，更有利於解除軍備。數學至上時，建立於意識形態之上的熱情或許可以逐漸消退。但這是個大疑問。我們有權利去窺伺其他國家的家務事嗎？窺探的同時，我們不也應該揭露自己的虛實嗎？國民外交和正式外交關係之間的差異也會浮現。在考慮過這些因素之後，這個問題不但難以回答，而且難以啟齒。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如何打破冷鋒呢？我想過多次要向索爾茲伯裡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幾乎要寫信或打電話給他，但最後又打消此念。
對我來說，難處還牽涉到私人問題。我提出的不只是問題，而且還是我自歷史主題衍生出的假設性推論。如果我太過積極，無可避免會顯得在強力推銷不受青睞的商品。而且，現況也必須納入考慮。索爾茲伯裡先生不過捧了我一下，說他喜歡我的書。我因此應該利用他的同情心，對他說我被解聘，三年沒有工作，缺錢困急，死命推銷新的書稿？問題在於，如果我真的結識索爾茲伯裡先生、厄卜代克先生或其他名人，我可能終究會說出這些事情，甚至提到我和同行前輩的分歧。
實際上，在我寫這本書的期間，我曾和其他名人接觸。我和他們的接觸不過是偶然的舉動，提到他們甚至有侵犯他們隱私權的嫌疑，為什麼我還要在此攀附名流呢？我的目的是記述真相的實情。我希望讀者理解，我們面臨嚴重的對談困難。並非我生性好戰，到處宣揚與生命中每個貴人之間的不和。有時我無法聯絡到我最想溝通的人。舉例來說，約翰·厄卜代克在評我的書時指出，美國版的自由主義已造成許多不受歡迎的後果。他就此下結論：「顯然需要一點小小的魔力來調和一切。」但除非本書依原狀出版，我永遠無法說服他：他以犀利眼光注意到的問題的確非常迫切。
三年前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時，只想著要一吐怨氣。出乎意料的是，替自己辯解的意志逐漸減弱，書寫的有用價值逐漸浮現，甚至愈來愈強烈。例如，三年前我們不曾想過，對台灣軍售案竟然成為重大議題。但目前一般認為，如果我們堅持出售武器給台灣，可能對中國大陸產生壓力，讓他們也加強採購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們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親密關係，還可以用來對蘇聯施加壓力，克里姆林宮終究會依我們的條件來解除核子軍備。我多麼希望這個手段可以貫徹執行，達到預計的目標。不難想像的是，我自己可以替交涉的有關方面提供服務，借此建立友誼和獲得好處。但就我對中國的瞭解，我必須提出警告，如果鹵莽實行此一政策，只會引來災害。就本質上來說，人民解放軍的確是支龐大的國民兵，其裝備也許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絕對不能到社會無法接納的地步。我們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意識形態的問題。姑且不談士氣，我們必須瞭解，現代軍備是社會工具。透過指揮功能、私人化的管理、軍務和補給，軍中生活自有其獨特的氣氛。他們的技術需求迫使社會必須適應。不假思索就引入進口時，武裝力量會變得像是外來的單位，和民間的支援並列，所造成的問題將多過所解決的問題。中國人當然很提防來自蘇聯的威脅，他們更有理由關心社會的空洞架構，轉型時還必須整體進行。不久前，麥克·華萊士在《六十分鐘》中提出代表中國立場的解釋。歷史學家可以提供更多深度的解釋。
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還可以是一面明鏡，讓我們反省自己。中國體系過度強調法律和政府機構等公共部門。即使在晚近的階段，即使人口眾多，但強調民間部門才是解決之道，可以先從社群的財產權著手。美國的問題剛好相反。我們仍然受到亞當·斯密的影響，他認為個人如果可以盡情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會找到「最有利社會的工作」，帶來「社會的改進和教化」。但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是在1776年，和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同年。當時和今日的差異也就是極端簡單和極端複雜間的差異，我們重讀他的作品時，必須三思。
兩百年來美國有不錯的表現。但如果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太高，以至於不但我們的產品逐漸被排擠於全球市場之外，而且我們版本的自由也無法被全球的開發中國家所吸收，目前不正是重新檢視國防政策的最佳時刻嗎？我們當然很小心謹慎，不會自行片面解除軍備。如果沒有強力的國勢，也不可能進行談判。但在我們仍然派遣武裝部隊到全世界各角落之際，不也是重新定義捍衛目標的最好機會嗎？
另一項較少被提到的因素是，相對於中國司法制度的簡陋，我們的法律體系太過複雜。在亞當·斯密和獨立宣言後的兩百年，這個領域已擁擠不堪。經濟的先進部門被鼓勵不斷進步，社會的分工也日益細密，因此源於18世紀的法律義務權利也跟著分化和分裂。目前技術的複雜程度已讓人人吃不消。美國的一位前總統和一位最高法院院長都曾說，這套系統已經過度使用，變成死巷。
關於上一點，我自己勉強算是深受其害的見證人。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任教，是凱恩斯經濟學派的結果。（不過，已故教授瓊安·羅賓遜可能要反對，她認為這一切都是對凱恩斯的曲解。）在省長尼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任內的財政赤字下，州立大學的教職員在十年內增加了四點七倍。權利義務的分化分裂造就法律的迷宮，包括泰勒法、公務人員法、削減預算條款、大學董事政策等等。我的教職被終止時，我不知道該向誰爭論，在奧本尼的中央行政單位？地方上的分校？行政人員？歷史系？職務終止是基於年資還是績效紀錄？開除是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勞工聯盟有關嗎？教職員私下的多數決？或只是FTE？我只能說，我不鼓勵大家去深入研究這套系統。我的同行前輩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我和他們的緊張關係也是起源於相同的陷阱。學術圈的架構如此，圈內人也必須勇於作戰，以保障自己的特殊權益，不惜犧牲整體的權益。否則，我努力提倡對中國歷史的綜合史觀，也不應該觸怒如此多的人。我的努力來自於我的信念：中國歷史的循環較長，超越美國大學目前採行的學科分工制度。如果我事先知道這個看似無害的概念會引發這些反應，我會採取略為不同的作法。
但在提出抗議和申訴後，我還不想宣稱自己是輸家，請求別人的同情。我還沒重返中國，但我的書卻在那裡發行及流通。《讀書》是北京的期刊，其影響力介於《圖書館期刊》和《出版人週刊》之間，雖然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仍然向讀者推薦我寫的書。我的編輯才剛告訴我，中國的《出版年鑒》將刊登討論《萬曆十五年》的專文。此書的英文版既沒有得獎，也不暢銷，但卻是歷史書籍俱樂部和世界歷史圖書館的選書，被一些大專院校當成教科書。法文版將於本月出版，德文版預定於明年初出書，日文版正由東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翻譯。本書出版後，國際筆會邀我成為會員，我欣然接受。
我不打算移民。美國現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國家。我不需要多談對美國的愛或感情聯繫，因為我毫無意願離開。我享受美國的種種事物。我成為歸化公民，心情坦蕩，一點也不後悔。寫這本書時雖然碰到困難，但大體仍相當悠閒自在。就自由表達自己和接觸出版意見這兩點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國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領社會福利退休金和養老年金，來源不只出於美國藍領和白領階級的勞工，而且還必須感謝基金管理和各級公務員的盡心盡力。我們對彼此仍然有義務。
內人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獨子的英文名字傑佛遜，源於有「蒙地沙羅智者」（Sage of Monticello）之稱的傑佛遜總統和他的「生者之地」的信念（格爾在南方的親戚會聯想到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那也好）。他已經是全國榮譽學會的學校分會會員，是學校合唱團的副團長，還是學生與校長溝通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身高六英尺一英吋的他擔任大學足球校隊的守門員，也是管絃樂隊的隊員。聖派垂克節時，整個赫遜河中游地區的遊行隊伍會通過紐普茲村，學校的軍樂隊隊長問他是否可以當掌旗手之一。他說：「我要負責美國國旗。」隊長說：「可以！」在遊行當天，格爾和我站在街角，除了隱約的敬意以外，我平生第一次湧起對星條旗的衷心喜悅。
然而，在不顧顏面地輪番揭露自己的羞辱與驕傲，以及和志業相關的挫折與樂趣後，我必須要說，我們即將邁向21世紀，我卻無法肯定美國的前景。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國的未來甚至沒有中國明確。今天（1983年9月22日）《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如下：
初步數據顯示
第三季GNP
成長7％
樂見趨緩
對復甦過熱的擔心
已降溫——白宮表示
成長步調可望維持
這不是好消息嗎？但我開始想到，美國目前的經濟成長率已經接近飽和點。我用傑夫的晶體管計算器輕易算出以下的數字：
100×(1.07)10=196.71515……
也就是說，如果目前的成長率可以持續十年，或說是重複十年，屆時我們的國民生產毛額會加倍。我們如何尋找原料？我們出口的全球市場何在？廢料和污染已經造成許多湖泊和河川不堪使用，未來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強迫性消費只會產生更多差強人意的商品，同時讓許多有用的書無法出版，將來我們又該如何因應？這其中潛藏危機，只怕更甚於中國曾鼓勵人口增長政策的害處。分析師當然會告訴我們，目前生產和服務部門的比率勢將改變。有些人還預測，二十年後，高科技主宰一切，美國製造業勞工的比率將降為現在的三分之一。我們的社會準備好要面對無可避免的職業變動和失業嗎？我們的法律體系足以支撐井然有序的過渡期嗎？誰會購買我們的機器人？最重要的，如果這些問題全都獲得解答，我們如何維持下一輪的增長率呢？我們還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
在許多天的晚上，我讀著悲觀的報道，上床時悶悶不樂。身為特殊類別的歷史學家，我知道大規模的僵局會導致暴動。在紐普茲，有一個適宜低收入家庭的新住宅方案，事實上，這些房子位於管理妥善的住宅區。有一天，我看到一個白膚金髮的小男孩，大約八九歲，從其中一間房子中走出來，旁邊是一個年齡相當的黑人小男孩，兩人手上都拿著球棒和棒球手套。這個景象令人感到心曠神怡。但當晚我又讀到關於世界局勢的喪氣報道，隨後想到這兩位男孩的命運，他們居然出現在我的噩夢中。不過，第二天早上的陽光卻大大振作我的士氣。我發現自己對兒子說：「傑夫，即使我們必須消除內燃機的文明，人類也可以生存。看看我們擁有的科學知識和實驗室設備吧。我們應該可以開發新能源。我想應該可以發掘金屬和化學物，讓物質重新循環使用。你們這一代應該至少可以維持我們目前的生活水準，或者活得更好——如果我們沒有把地球炸掉的話。」
我近來不太旅行。但我還在密西根當研究生時，我曾開車到華府，去國會圖書館找資料，然後再一路往西開到西岸，看我的弟弟一家人，之後再開回底特律。我也常常搭飛機來往紐約和曼菲斯，波士頓和普吉西之間的短程距離更是往返無數次。我記得城市和郊區呈巨大的棋盤圖案在眼前展開，燈火燦爛，鄉間有許多景致優美的住宅，附帶形狀各異的游泳池，黃昏時水光瀲灩。這是一個機敏又長於協調的國家和民族，我不相信他們會讓自己走向大災難和毀滅。
也許我們在學校教美國歷史時，應該採取不同公式和重點。我的經驗告訴我，許多美國人誤以為美國史開始於太平洋岸。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美國主義的威信是起源於物質的成功，因此而忘卻真正的美國精神。不久前，他們的祖先就是秉持著這種精神克服外在的艱辛，穿越一整個大陸的大湖、平原、草原、山脈和沙漠。如果開發技巧受重視的程度勝過真正的國民性，如果機巧的成果比機巧本身更被看重，幻想遲早會破滅。這樣的人忽略自己優勢的來源，只會經常仰賴運氣。
也許美國人應該多參與其他民族的生活。在我的經驗中，接觸可以消除偏見。從孩童時期起，我就被教導要恨英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後來還或多或少要恨美國人。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些人時，我很能理解，我們如何讓爭論點發展出對外國公民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牽涉到驕傲和偏見的爭論點。我認為本書很有用，是因為本書是根據我正常工作外的許多客觀觀察，如果讀者容忍我的自大，我要說這些觀察擴大我的眼界。也許我可以用回憶中的一件小故事來幫我強調論點。
一般而言，蘇聯人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難理解的民族。很少中國人有機會接觸他們，更別說和他們進行對話，突破他們的心防。我們只能想像蘇聯人陰鬱、低俗、粗魯、凶暴和野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北，我們有充分理由讓他們就此凝固在這些永遠的形象中。但發生一件離奇的事，讓我上了最難忘的一課。
時值1946年5月，我在國民黨軍中，我們剛從共產黨軍隊手中奪回長春。身為副總司令副官的我，負責撤走大和飯店的房客，準備迎接蔣介石的到來。旅館屬於前日本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財產，一般大眾不可能住進去。我們攻下長春不到五天，房客包括我們自己的軍方人員、六名外籍特派員和蘇聯人。第一種人什麼話也沒說，就搬走了。記者有宋子文當代言人，雖然願意配合，但仍然提出抗議，我們解釋撤離是為了安全理由，他們根本不相信。（西方讀者對宋子文並不陌生，他的照片出現在塗克門的《史迪威及美國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接下來，我們預期趕走蘇聯人會遇上困難。他們分住不同的樓層，有些還攜家帶眷。不論他們如何搬進來，不論他們是否有外交官的地位，他們住在大和的時間都比其他人久。
結果連一點抵抗的跡象都沒有出現。無論男女，這群蘇聯公民都很有風度，接受我們的驅逐命。他們的代表是一位茶色頭髮的削瘦男人，英文說得不錯，中文還過得去。他只要求半天的時間讓他們搬到朱林（Tchurin）公司。朱林是官方的俄國貿易公司，在長春擁有辦公大樓。他又提到，他擔心他們這群人的安全。我們進入長春時，國民黨的軍官和士兵都對蘇聯人在東北的作為非常生氣，因此砸毀任何看得到的俄文標誌，而且很可能如法新社所報道，甚至以愛國之名掠奪無人看管的外國人財產。這位蘇聯人的憂慮不難理解。但當時我太過驕傲，無法接納他的意見，因為這無非暗示我們喪失掌控權。在我還想不出如何應答時，這位蘇聯代表仍然輕聲細語，以他的誠摯解除我的武裝。「我無意冒犯，上尉，」他用英文說：「不過數星期前，我們的軍隊才犯下全世界最惡劣的行徑。我瞭解你的感受。「這個人顯然是使館官員之類的，居然如此坦誠，令我大感驚訝。感動之餘，我向他保證會保護他們這一群人。他已贏得我的尊敬。
真是多事之秋。同一天早上，大概才半小時之後，這個人要侍者請我去他的房間一探究竟。我直衝過去。在走廊上，我看到他和一名我們的士兵在搶檯燈。這個糟糕的傢伙是被派去保護他們的士兵之一，一定以為既然蘇聯人被命令離開，他們房間和套房中的每樣東西都可以隨意拿走。這位直言無諱、髮色淺淡、語調柔和的蘇聯人，這時用中文說：「看，這甚至不是我們的東西，而是你們的！」我羞愧難當。他在提醒我們所有的人，這個檯燈既然是旅館的財產，事實上也就屬於我們。那一剎那我覺得自己被背叛和羞辱。我說話不算話，軍隊的名譽掃地，國家顏面盡失。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可恥愚蠢的士兵，我本能地想當場殺了他。我怒急攻心，立刻從皮套中抽出四五口徑的自動手槍，就要開保險，扣扳機，槍口則早已對準他。只要一兩秒鐘，一切就結束了。一聲槍響、幾絲火藥味、鮮血噴出、皮膚撕裂、肌肉抽搐，在長春大和飯店舖上地毯的走廊上，就會平添一樁橫死案件，而我會永遠被貼上殺人者的標籤。也許我能夠無罪開脫，我可以宣稱是為了防止掠奪，是為了挽救軍隊的榮譽。我知道一些國民黨軍官確實這樣做，用自己的手來執行戰爭條款，最後不過訓斥了事。但這畢竟是槍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受害者，這種永恆的負擔一定一輩子跟著我。
但當時我免於經歷那種可怕的經驗，否則到臨終時這件事都還會懸在心頭，刻在腦海中。在那要命的瞬間，我停了一下。首先是眼前的軍人忽然自知死到臨頭，眼中浮現難以形容的恐懼，讓人看了心煩。然後我轉頭去看向我申訴的那位蘇聯人。畢竟，會發生這一切懸而未決的執刑過程，部分原因是為了讓他滿意，讓他知道我們如何認真兌現我們的承諾。他啞口無言，極度震驚，被我的殘暴和野蠻嚇呆了。我覺得，今天在蘇聯某處的他，一定還記得三十七年前的這件事。如果他碰巧看到這一段，我想讓他知道，雖然他當天兩次解除我的武裝，但我永遠感激他，他已經改變我人生的方向。他不需要說任何話，只靠沉默的表情就已足夠。當時我讓那位可恥而愚蠢的士兵離開，把手槍放回皮套中。我仍然羞愧交加，而且可能比先前更嚴重，但我離開現場時心安理得。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配備任何武器。
這起事件能證明什麼？它本身的意義並不大。我不可能從單一事件中建立起刻板的印象，那和已經存在的其他刻板印象也沒什麼差別。但重要的是，這個人是我唯一親身接觸的蘇聯人，卻能顯現出人類的關懷和敏感，而就我所能看到的中國和西方新聞報道中，有數十篇故事和文章提到他的國家和民族，卻沒有一篇令我動容。我還記得二次大戰前我們對日本人所持有的僵化印象，和我後來在日本結識的人全無相像之處。法國人也不是我們抵法前所想像的輕浮模樣。不說別的，如果可以打破這些僵化的形象，就可以促進更多的瞭解。
在今日的世界中，公民對外國的印象是決定性因素，可以影響我們推展對外事務。不幸的是，仇恨和誤解很容易傳播。透過媒體，充滿感情訴求的議題可以立即散佈給成千上萬的人，深入的解釋卻非常難與匹敵。危險之處在於，偏見持續累積，我們可能強迫自己走入最不想見到的情況：言行強悍的政客才能當選；企圖平衡報道的作家沒有銷路；具有外國血統的公民在講真話時，必須冒著被輕視和猜疑的風險。在此期間，中曾根康弘先生和索爾仁尼琴先生絕對不缺聽眾，緊張的氣氛勢必變得更緊張。至於下一代，將在這些因素累積的影響之下受教育。
但我不是改革者。我覺得，示威也可能將技術問題轉為道德議題，因此會逐漸抽像化。就我所知，今日的世界面臨重大的數字問題。已開發國家的確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浪費，必須尋找下一段文明，不能停留在以鋼鐵和石油建立起的數字成長。開發中國家（其中有些已經可以在數字上進行管理）可以在國內外創造許多就業機會，應該用來填補彼此間的差距，作為緩衝，紓解已開發國家的過渡期，讓他們繼續前瞻。這麼龐大的工作無疑會引發重大規模的調適，但如果我們視之為生命中的挑戰，用來展現我們的聰明才智，作為一生追求的目標，成為昇華的「生存空間」和「共榮圈」，這樣不是很好嗎？何必因為我們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就視之為挫折和逆轉呢？重點在於，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問題都已超越國界，沒有一個國家會覺得心安。就全球來說，「大趨勢」不只是我們可以縱身投入的流行；協調整合有所必要；在世界史中，歷史事件並不會完全重演：以上都是實際的問題，只有這樣的結論才能讓我的史觀呈現出宇宙螺旋（如本章所附圖示），在上面增加一段實線，並且更上一層，邁向代表未知世界的虛線。
這不只是像在紐普茲「超越聽眾的理解能力」。如果耶魯的萊特教授仍在世，一定會被我的大膽嚇到，因此我要對讀者表示歉意。無論我已提過多少次，我仍然希望你們瞭解，我才疏學淺，壞習慣和缺點倒是很多，但我仍然踏入相當奇特的處境。就某程度來說，這本書的成果對我也是一大意外，因為我從來不清楚自己何時開始踏上史學的不歸路，只有透過回想，這段盤旋漸進的過程才變得明晰。我以「中間階層」的立場觀察醞釀中的歷史，讓我更為確定：目前東西方的衝突不是極權主義和自由世界的對立。本質上來說，這兩方都是不完美的體系。一邊發現自己在技術層次上無法定義及照顧民眾的特殊利益，因此強迫人人完成大我，直到偽裝已超過最低限度的現實面。另一邊提倡以特殊利益來領導群眾利益，在有利的地理因素之下，一直能保持某種數學節奏，但這體系已經到達僵化的狀態，因為可消耗物質面臨短缺及各種規定日益複雜。一旦發生上述情況，就連本身也無法確定自己的群眾利益和目標。也許最後的攤牌可以避免，前提是雙方都決定不再宣稱自己的一方具備道德上的優越，而是以坦誠和互助來解決實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