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神秘的黑洞

1.神秘的大人們的世界

殘雪

住在院子西頭的那一家,家裡的父親在郊區勞改,很少回家,母親也在遠郊的一個小學勞動,一星期才回家一次。那一家有三個年齡接近的女孩子,我同她們常在一起玩。她們都是能幹的,會做家務的小女孩,也很懂得享受生活。只要誰攢下了兩分錢。我們就一塊去書攤上看圖書。這一家有九口人,住在兩間房子裡,一個八十多歲的奶奶癱瘓在床,全靠小女孩們照顧。家裡有點擁擠,卻被幾個勤快的女孩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我雖同女孩們趣味相投,稔熟,可是她們的父母在我眼裡,始終是一個不解之謎。那位父親和那位母親很少同時回來度假,一般是岔開。大概只有過年才團聚。據女孩們說,團聚時總有激烈的爭吵,然後一方摔門而出,提前回了單位。

那時我和這家的女孩們最恨另外一個嬌裡嬌氣的女孩子。她家的父母是單位的小幹部,她當然就比我們高一等,我們背地裡叫這女孩「小姐」。那時「小姐」是一個蔑稱,指妖裡妖氣,不愛勞動的女子。我們平時受了「小姐」的氣,心裡很想報復。有一天我正在這家看圖書,最小的妹妹進來了,她雙眼發亮,做出很機密的樣子告訴我們幾個說,「小姐」在後院那裡洗澡(那時每到夏天,很多人就在院子裡背人的地方架幾塊磚,站在上面用桶子裝了水洗澡)。於是她們三姐妹按早就商量好的計劃,提了一桶髒水,朝那個方向猛地潑出去,然後飛快地回到房裡。然而她們闖了大禍。站在後院洗澡的竟然不是「小姐」,而是她們自己的母親。最小的妹妹眼睛近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大錯。

事情後來的發展是非常奇怪的。被淋了一身髒水的,瘦小的母親氣急敗壞地將三個闖禍的女孩招到一塊,沒有罵她們更沒有打她們,只是命令她們坐在房裡「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完後做檢查。愁眉苦臉的三個孩子坐在竹床上,念一念毛主席的「老三篇」,又打一會兒野。母親則垮著臉,不時過來呵斥幾句,叫她們「集中注意力」。當我偷偷地在她們家門口露頭時,那位母親就憤怒地提高了嗓門警告她們說:「你們不要被壞人教唆,利用!」難道她說的竟然是我?可是不是說我又是說誰呢?屋裡沒有別人,她是看見了我才說這話的。那一刻我真是受了驚嚇,回到家裡好久還惦記著這事。長久以來,我就感到大人們的世界是極其神秘而又不可理解的,這一次的事更加重了我的這個印象。明明是她們自己犯下的錯誤,同我毫無關係,為什麼說我是背後的教唆者呢?我不過是去她們家去得勤一些罷了,再說她家姐姐比我還大兩歲呢,我教唆得了她們嗎?關於大人們的事情,我發現的神秘之處太多了。我覺得他們思考問題的邏輯也是非常神秘的,絕對不可理解的,就如同這件事一樣。所以對於這類問題,我不可能想得很深入。我決心把這件事忘記,並且以後少到她們家去玩。畢竟,那位母親說出那樣的話來令我不寒而慄。

可是不到她們家去玩又到哪裡去玩呢?我性格孤傲,靦腆,同院子裡其他的孩子都不常來往,只有這幾個熱情的女孩子是我願意結交的。於是過了不久,我又鼓起勇氣到她們家去了。玩笑之間,她們又談到那一次的「錯誤」,大姐又罵了小妹幾句,說她「眼睛沒吃油」。慢慢地,我就淡忘了她們母親對我的那種特殊看法,又與她們日日纏在一起,共穿一條褲子了。而她們的母親,也似乎不記得那回事了,並不反對她們同我來往。

這麼多年過去了,此刻回憶起這個童年的謎語,使我想起了「集體潛意識」這個詞。很可能當時那位瘦小的母親的思維,就是在這種神秘的潛意識網絡的控制之下。她說出那種話來(對一個11歲的女孩),連自己也不明白是為什麼,說的又是什麼。

2.性的知情權

殘雪

那一家的姐姐像個小大人,她不但要安排家務,還掌管著家裡的菜金。兩個妹妹都聽她的,當然有時也小小地反抗一下。

夏天的夜晚是兒童蠢蠢欲動的時刻。這時院子裡家家都搬出竹床來歇涼了,三個一堆,五個一堆的在涼風習習中說話。我最喜歡去那一家,我們四個人就像「油鹽罈子」,到一塊就有說不完的話。大姐很了不起。會講故事。

忽然有一晚,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大姐講起了一個強姦的故事。我和兩個妹妹立刻屏住了呼吸,緊張而又激動地將她吐出的每個字都吸了進去。實際上,她說得很含蓄,那種含蓄是由於生理知識的缺乏。大意也就是一個歹徒捉住了姑娘,姑娘經過一番掙扎還是被「強姦」了。「強姦」這兩個字令我們四個人都遐想聯翩,我相信講故事的大姐(12歲)也是搞不清其內涵的。我們既感到毛骨悚然,又充滿了對神秘未知的事物的興奮的嚮往。啊,那究竟會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呢?可是我沒想到,大姐居然還有更多的、更新奇的這類故事。於是又開始了第二個「強姦」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船上,而歹徒不是一個竟然是三四個!講述的聲音很低,生怕被大人聽了去,情節帶點受虐癖的味道。但關於人體器官和動作之類的描述始終是缺席的,通通用一個「搞」字來代替。正是由於這種缺席,反而刺激起了豐富的想像。三個人都豎起耳朵,生怕聽漏了情節,而姐姐,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彷彿說夢話一樣。多麼令人激動的故事啊!被大人們忌諱說出來的那些陌生的詞彙,在夏天的夜裡,在我們小姐妹那黑暗的心田里像蘑菇一樣生長起來。我們興奮得一點瞌睡都沒有了。後來又講了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一個比一個受虐狂,情節也一個比一個匪夷所思!這種特殊的性的啟蒙既令人心驚肉跳又充滿了渴望和歡欣,越聽越想聽,恨不得聽一通夜!

過了不久院子裡就有種傳言,說我們在一起講「不健康」的故事,每個人都上了三四趟廁所等等。這當然是胡說,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上廁所,不過肯定是有人偷聽了去了。推測起來,姐姐大約是從她那些高年級的同學那裡聽來這些故事的,可見那時有很多這類「故事」在青少年當中暗暗地流傳。那應該是禁慾所帶來的副產品吧。

我觀察到在那個無性的年代裡,凡是對性的問題和自己的身體有莫大的興趣,又喜歡探究到底的女孩,都是比較熱愛生活的類型。而不屑於講或聽這類故事的、比較端莊的女孩,一般都缺少生活的熱情,或精力不夠旺盛。這差不多是一個試金石。

雖然在歇涼時不敢在大庭廣眾間講這種有趣的故事了,但我們一有機會還是講。比如外出買東西啦,比如上某個地方去玩的路上啦。每次都是姐姐講,我們聽。所有的故事一律是強姦,沒有通姦,更沒有女人挑逗男人。這同我們的年齡,同那個時期對於性和生理方面的無知,以及時代的風氣是一致的。也許在那個時代,大部分女孩的下意識裡都盼著強姦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那不知疲倦的,始終興致盎然的講述和傾聽本身,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意識形態教導我們打消對於自己的身體的關注,我們就偷偷地將這種關注轉移到了語言的世界。我們的故事是那麼的刺激,那麼的強烈,毫不弱於一次成人的做愛!那是我們的身體的覺醒,也是兒童自慰的特殊方式。衝破了束縛,兒童的幻想世界本來就是充滿了野蠻的,而「強姦」這個語言符號正是那種可以挑動我們,並滿足我們的符號。我們渴望一種外力來打破我們對於自己的身體的無知的局面,因為我們沒有知情權。

3.從染缸裡突圍

殘雪

女孩子們聚在一塊時,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後講別人的「壞話」。兩三個一堆,四五個一群,私下裡將想像中的對手攻擊得體無完膚。那對手並不固定的,今天和這個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變成了攻擊的靶子。女孩子攻擊人的特點是刻毒、殘忍,不留餘地。所以一旦暗裡或明裡同人鬧翻了,結下的就是「死仇」。當然這仇恨也可以因為一件小事就宣告解除的,然後冤家又好成一團,共穿一條褲子,直到某一天又成為仇敵。

我也很喜歡說別人的壞話,喜歡和人吵架。我的特點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難再破鏡重圓,因為感到怪難為情的。好多年裡頭,我總是想這個問題:講壞話和吵架的激情是從何而來,以至於我們這些中國公民即使到了七老八十,還是保持這一稟性?

孩子們的暑假冗長而又無聊,於是聚在一塊玩撲克牌。玩著玩著就有人舞弊,我同那人爭執起來,在爭執中,我不但將她這一次的不誠實加以狠批,還涉及到她以往的某些醜行。對方當然決不示弱,就也開始揭露我做過的壞事。終於發展為破口大罵,罵他一兩個小時也不住口。旁邊還有幫腔的,有的幫我,有的幫對手。啊,我們的精力是多麼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麼解氣!那些場面至今歷歷在目。講別人壞話的衝動確實是一種無意識的發洩,其前提為自己是清白純潔的。罵人既是攻擊對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麼好,你多麼壞!對方回罵時心裡則在想,我並不壞,你也不是什麼好傢伙,我比你還好得多!總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好的,對方壞,所以要揭出對方更多的見不得人的事來,使對方徹底暴露。這種「同壞人壞事作鬥爭」的稟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們的文化氛圍。想想我們從小看過的電影和戲劇,哪一部又不是這種模式的翻版呢?

除了表白自身純潔的快感以外,說人壞話的另一種隱秘的激情便是「幸災樂禍」。我曲折地影射某個對手偷竊的往事,向大家暗示,這個人從來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絕不會去偷的,所以我有資格批判她。聽眾則千方百計打聽,到底偷了誰,怎麼偷的。然後是共同的唾棄,發洩過後的神清氣爽。我們就用這種殺人的流言將一個小女孩孤立起來了,因為她偷過,是「賊」。細想起來,我,以及我們,是多麼的怯懦啊。將她說成是賊,我自己便有了安全感,便再次向自己證實了自己的清白。我們在幸災樂禍中獲取良好的自我感覺,將渾渾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但我並未能將中國文化學到手,因為我總是難為情(朦朧的自我意識)。別的小孩同人鬧翻後,只要有一點小利又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還更好。所謂「肉爛了還在鍋裡」。而我卻做不到這一點。不是剛剛罵了她「賊」嗎?怎麼能和賊穿一條褲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夥伴越來越少,在學校裡,在大院裡,我都是越來越孤立了。他們在那裡玩,但他們並不叫我(因為覺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過去。我成了寂寞的遊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時間就在這樣的氛圍裡度過。而我不甘寂寞!

後來進了一家小廠,仍然是孤獨和寂寞。這是社會最底層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塊,總在嘰嘰喳喳地說某個不在場的人的壞話,從中獲取無窮的樂趣。我當然也加入這種場合,也跟著說,以此取樂,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點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後說我的壞話,甚至中傷。有什麼辦法呢,你說人家,人家也說你。起先我以為,社會就是這樣的,和我童年時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錯特錯了。這個底層還有一種我沒有覺察到的潛規則,一種屬於傳統道德的法則,就是這種看不見的東西將散沙似的人們聯繫在一起。像我這樣傻乎乎的女孩,滿腦子從家庭帶來的理想主義,肯定行為舉止都有悖於傳統。而且又口無遮攔,不知道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可以說。果然,不到半年時間我就被孤立起來了。凡有一點權勢的人——小領導,辦公室幹部,老師傅等等,一律對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為什麼他們在一起有講有笑,一見我出現就全都住了口?我是個掃把星嗎?我深深地感到,人際關係真是個無底的黑洞,我就是花費一輩子時間也探不到真相,也無法成為大眾中的一員。

在後來漫長的年月裡,除了兩三個小姐妹以外,工廠裡沒有人把我看作一個「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問題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領導和老職工心目中的問題青年,異類,因為太不會「搞關係」了。傳統道德高深奧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著了界線,眾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對某個人恨得要死,當面還要做出巴結的、謙卑的樣子去討好,因為「肉爛了還在鍋裡」嘛,誰沒有缺點啊。這是每個青年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歡走極端。最後我終於被那廠子開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調走,他們絕對不肯,就開除我了。他們還用毛筆寫了一個關於開除我的決定的公告掛在宣傳欄裡頭。

十年以後,我成了一名專業作家,又一次面臨人際關係的黑洞。當我進入作家協會之後,我很快感到當年的舊戲又在重演。他們說我「太不像話了」——實際上我從來就不像話。通過創作,我的自我意識已經充分冒出來,當年的難為情已經發展為水火不相容的憎惡(對自己,也對別人)。這倒不是說我已經變了,變成一個不再背後說人壞話的君子了。這方面我依然沒多大變化,但我的人格已經開始了內部的分裂,長年潛伏在我體內的藝術自我這個時候已佔了上風,一切違反理性的俗務都變得如此的不可忍受。我從心底感到,我是永遠不可能同「他們」搞好關係的,只要同眾人一道從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動,我就會無比地憎惡自己,就會連寫作都受到影響。由此拉開了我同單位長達十年的「冷戰」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專業作家,我不參加任何會議,卻又在單位領一份工資。當那裡的領導幾次威脅要開除我時,我就寫信向省裡面「反映情況」。這一場黑色幽默似的爭鬥的結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碩果纍纍,完全可以倚老賣老,所以單位也沒人來同我為難了。通過寫作,我創造了另外一種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墮落的靈魂。我將自己的世俗生活壓到最小,將藝術生活當作主要目標,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這樣,不論我在世俗中有多麼惡劣的表現,只要我還在創作,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賦予了重大意義——它成了火焰的燃料。而假如我不創作,我就會被自己內面的黑暗所壓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慘境地。我不敢說自己現在已經變得多麼「好「了,但至少,因為從事藝術創造,我沒有墮落得不可救藥。

4.人際關係和孤獨的事業

殘雪

也許是由於不善於模仿,也許是由於內在的東西太強,難以為外界所同化,我童年時期最大的恐懼和尷尬就是同陌生人接觸。因為父母都是有「問題」的人,家裡的客人特別少,偶爾來一個不認得的大人,我就緊張,生怕要我去同她或他說話,也不願意叫「叔叔」或「阿姨」什麼的,最好是趕快躲出去。在我看來。人際關係本來就不可思議,再加上父母又有「問題」,常被人影射和白眼,同陌生人打交道就更可怕了,完全搞不清路數和規矩。那時我不但見客人就躲,見學校老師就躲,就連鄰居裡頭的叔叔阿姨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打招呼也要臉紅,不自然。我只有在少數幾個同齡朋友當中才是自如的。

小的時候,如果大人們的談話涉及到了我,我就會感到萬分緊張,感到大禍臨頭。那是一個我不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無法呼吸的世界,他們要在那裡對我做出某種懲罰呢,還是決定我的命運?如果某一天,我在屋子外面犯了一個什麼錯誤,而我又聽到某個大人在談論這事,我便嚇壞了,一連好多天都疑神疑鬼的,覺都睡不安,只想平安無事地挨過一天又一天,因為時間一長,什麼事都會淡忘——我有過多次這種經驗。有很多事我看不到,社會的風暴同我之間有一個板結層,我有意無意地避開著「他們」,並且越來越聽不懂他們的話。這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更加劇了我的所謂「乖張」。我只要一開口就不合時宜,只要一動作就如大象闖進了瓷器店。我十八歲進工廠時,那些師傅們當我的面說,我在所有的青年裡面看上去最「幼稚」,根本不像十八歲的人。這種評價不無貶意,也預示了後來的麻煩。

兒時人際關係的狀態的直接後果就是不得已的孤獨。我生活裡最缺的就是玩伴。我的空閒時間有一大半是在孤獨中挨過去的。那種逼迫人的寂寞的最大作用便是促使我早早學會了閱讀。我大概是9歲讀完了第一本薄薄的恐怖小說,13歲便可以看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了。如果每天有人玩,如果生活中還有別的刺激,我也許就不會將閱讀看作最大的樂趣了。閱讀文學其實是一項孤獨的事業,也是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的手段。在閱讀之際,我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旁邊的,那是靈魂出竅的瞬間啊。一本悲情故事很可能讓我淚流滿面,我當然不願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失態。我無法模仿社會中的人的言行,所以為人們所歧視。我靜靜地坐在家中,在孤獨的事業中尋根。這種尋根是不自覺的,從本能出發的。也許在那莫名的憂傷裡,我已多次同古老的幽靈相逢;也許黃昏空氣裡的樹脂味當中,我已同從未出生過的姐妹邂逅。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只是讀,越來越深,越來越廣地讀。即使你躲開那個社會,即使你對身旁那個社會一點都不能適應,這也並不妨礙你閱讀。因為你閱讀到的,是另外一個世界,是你的夢。只要你沒喪失夢想的能力,你就會層層深入,你就可以扮演角色。這個孤獨的事業又是多麼純潔,多麼地給人以希望啊,因為有了這個秘密的事業,我的膽子也越來越大,有時候,居然敢同社會抗爭!在「文革」中,我主動離開了學校,但我心裡是不怕那些人的。不論是他們來抄家也好,來抓我父親也好,逼我一次次地搬家也好,我都沒有慌張過。我蔑視他們,這些沒有人性的工具。我還暗下決心,決不墮落,決不浪費時間,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不放棄自己的秘密生活。

好多年裡頭,我一直生活在底層,後來又忽然一下子升到了上層。但在我心目中,這種外部的變遷不值一提。我認為底層和上層本質上毫無區別,無非是將賺飯吃的時間變為寫作的時間罷了。我仍然以我固有的格調對待生活,我同「他們」的矛盾總是同樣的矛盾,恩恩怨怨也相同。我終於熬到了這一天:內在的生活幾乎成了我的全部,誰也不能再來干涉我了。

5.延長了的蒙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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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樣的國度裡,家長們總是用「懂事」或「不懂事」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孩子的成長。如果用他們的水平來衡量我的話,我屬於那種懂事懂得特別晚,甚至有點執迷不悟的類型。晚到什麼程度呢?說出來不怕人笑話,晚到36歲——在那個年齡我還被單位領導斥為「真不懂事」。

我剛剛踏入校門不久,就被老師任命為副班長。那個時候一個班有40多人,副班長是一個很大的官了。7歲的我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長第二天早一點到校,到少先隊辦公室去學習升旗儀式。我夜裡激動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來到學校,在少先隊辦公室門口等。但我等了很久,並沒有任何人來到那裡,一直到快要上課了,我才滿腹狐疑地離開。為什麼他們都沒來呢?難道班長和少先隊的輔導員將這事忘了?難道他們改日期了?難道我沒聽懂班主任老師的話?這個疑問成了我一生中的一個死結。後來,不但沒聽到老師再提這件事,連我的副班長的職位也再沒聽老師提及,而且也沒給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許老師真的忘記了,也許後面有神秘的背景。由於天生靦腆,也由於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問題」,我是不敢去向老師詢問的。於是我於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學,不再是副班長了。也許,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測。但那個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如果我想要「懂事,」我就得進入我的世界,弄清裡頭的種種聯繫。然而不知為什麼,出於本能,我既反感,又牴觸,我自始至終融不進去,所以成了一個落寞的邊緣者。我也想討老師的歡心,也想得到表揚,只是我是那麼的笨拙,不自然,所以就被老師忽略過去了。在學校,我始終是「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那種人。

我很小的時候,當我在山上遊蕩之際,我以為花兒,鳥兒、魚兒、蟲兒,還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們就是我的世界。在那個混沌的世界裡,我是那麼的自如、自足。學校為我打開了一張門,我過早地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我今後將要在裡頭生存的地方。那裡頭的規則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適應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雖然異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遲鈍。我也聽到過人們對我這種矛盾性格的評價——「不懂事」。

後來我長成了一個瘦精精的、營養不良的少年。不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的表現離「淑女」總是差了十萬八千里。某種看不見的鉗制令我感到說不出的難受,我一點都不想勉強適應我所屬的這個世界,我逃避到幻想裡面,到書籍裡面。我在學校怕老師,在家裡不聽家長的話。那個時代,同那些懂事又體貼的少女比較起來,我的確是個晚熟的「愣頭青」。而且我的晚熟還有種永遠也無法成熟的傾向。那麼,這種不由自主的對於「蒙昧」的堅守,是不是說明了所謂的蒙昧對於我來說有種難以言說的魅力呢?還有,成年之後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還是我具有一種為社會、風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許只有我這類「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層的偽裝,觸到事物的實質?也許就因為我堅持了用一個兒童的眼光來判斷事物,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確,我時常表現得太不懂規矩了,我張口就說出事實真相,也不怕自己褻瀆了權力。遊蕩在那個世界的邊緣的我,終於漸漸地弄清了那裡頭的內幕。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就可以充當那個世界裡頭的一員了。鴻溝仍然有十萬八千里,因為認識真相和按規矩行事是兩回事。

我很想弄個專業作家來當,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書記,幫我撥下來一個名額。這樣我就可以到作家協會去領一份最低的工資了。可是我聽人說,我這個作家還是臨時作家,還沒有「轉正」。於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氣去問作家協會的領導,什麼時候幫我轉正?領導一瞪眼,說:「還沒到時候。你這個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歲,卻被他稱作「妹子」,而且說我「真不懂事」。也許這種事是不能直截了當地問的,也許我口氣太大,居然同領導平起平坐講話。總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過了兩年,因為我不願參加單位的會議,領導們覺得不能容忍我。還是這同一位領導勸我回家,不要當這個作家算了,還說他們可以考慮給我一點生活費用。看來我在當時的舉動不但是不懂事,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們想不通,一個人怎麼可以不懂事到這種程度?難道她不是這個社會的人嗎?既然從單位拿錢就是單位的人了,怎麼可以沒有規矩、我行我素?38歲的我當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裡頭的「事」。為了讓創作順利進行下去,我曾經做好了被他們開除的打算。然而時代風雲又發生了變化,開除始終沒有到來。

我所寫的,正好是那位領導永遠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寫,正好依仗於我的不願「懂事」。兒童時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終生,對「不懂事」的個性的堅持使得我的作品有了一種先知先覺的風格。我將永遠如此:一隻腳跨在世俗社會的邊緣,另一隻腳立在我的空靈王國內,將這種交合的探索做到底。

6.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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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頭,誰家的小孩又沒有排過隊呢?買計劃物資要排隊,買煤要排隊,買糧食要排隊,買布,買豬下水都要排隊。父母事情多,排隊的艱巨任務就落到了小孩身上。排隊是天經地義的事,誰也別想白得好處。排隊是有技巧的,在經歷了多次失敗之後,幼稚如我這樣的小孩也慢慢地悟出了這一點。可是,我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成功的決竅。

有的人很會插隊,找到一個隊伍裡的熟人就嘮叨個沒完。誰能反對他們嘮叨呢?這又沒有規定!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那人還在嘮叨,也在一點一點地向隊伍裡靠攏。別人都已忘記他是插隊的了,只有我恨恨地記得。可是我這麼靦腆,這麼瘦弱,怎麼敢去說他呢。在我漫長的排隊生涯裡,幾乎每次都要碰見這種人,每次都是敢怒不敢言。

同一些無法預料的因素比較起來,插隊這種小事就算不了什麼了。時常,有好幾個隊伍擺在你面前,你選哪一隊?我們同院的小孩都比我靈活,到隊伍裡鑽幾回,換來換去的就換到了對自己有利的那一隊。我不知道他們選擇的標準是什麼,我每次都是死心眼地站在一個最短的隊伍後面,可回去得也最晚。我不會換隊,每次都一站就站到底,哪怕隊伍移動得像螞蟻那麼慢,心裡也存著希望——畢竟還在動嘛。我記得有次買油,當我終於排到櫃檯跟前時,發現所有的顧客都走光了,我羞愧地成了最後一名,除了一名老頭來幫我打油外,其餘人都吃飯去了。

最怕的是更為神秘的因素的干擾,它們常常可以使得我白白浪費大半天時間。那時的人「走後門」還沒有現在這麼厲害,可是在任何場合,都有可能出現強權人物,這些人可以不按規範,多吃多佔。有一回我為家裡買煤,我又按慣性選擇了一隊最短的隊伍。這一次,居然排了一個多小時還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怎麼回事呢?剛好一個朋友路過,就請她幫我站一下隊,自己到前面去觀察。卻原來,在我的那一隊的窗口前,擁擠著七八個青年後生,有的還攀跨在窗台上方。我踮起腳,從人縫裡看過去,我看到的情況總是模稜兩可:好像裡頭在賣票,但是又沒看到人出來。那七八個後生始終將窗口遮得嚴嚴實實,似乎裡頭有見不得人的秘密。過了好久好久。終於一聲吼,一個小伙子拿了一張煤票擠出來了,他渾身都是黑汗,我在心裡安慰自己說,隊伍並沒有一動不動,還是有人買了票出來了。於是我回到隊伍裡,繼續耐心耐煩地等。這時我發現只有一個小孩排在我後面,而我,已經快排了一上午了,才總共挪動了四五米的樣子。再去排其它的隊是絕對來不及了,只好硬著頭皮排到底吧。可以想見,那一天我沒有買到煤。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想這個問題:那些人為什麼圍在售票的窗口不離開呢?如果是來買煤的,買了就應該走啊。還有裡面的營業員,她(或他)多長時間才買一張票呢?怎麼我站在那裡觀察了差不多半小時,才看見有一個人拿了票出來?莫非她(或他)上廁所去了?莫非吃飯去了?莫非這一隊並沒有專人售票,只不過是敷衍我們的?莫非所有的煤票都落到了那幾個強權人物手裡?

社會生活中的黑洞常常令我不寒而慄,兒時排隊的經驗只不過讓我遠遠地看到了洞口的一些表象。也許像我這樣的小孩,即使全看到了,也還是學不會適應的技巧吧。

7.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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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和少年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憂心忡忡中度過的,我這種心理來自於對我未知的那個世界的害怕。通常一樁心事讓我的那種心理狀態持續好多天甚至半個月,最後才得以解脫。憂心忡忡的原因總是一個——怕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在那種場合,我既容易臉紅,又時常聽不懂別人的話。

文革中有段時候,父親被關牛棚,要由我去代領他的工資。他的工作地點是學院裡一個叫函授處的地方,似乎他解除勞動教養之後就在那裡整理資料。開始還給他發83元工資,後來就只發45元生活費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領工資的情形。在那之前好幾天我就開始惶惑不安了。父親之前帶我去過一次函授處,是一棟別緻的兩層樓房,門前有花壇和萬年青。聽他說領工資的地方是在二樓進門左手邊第三個門。我最擔心的是,萬一財務室的人不相信我怎麼辦呢?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我,我手裡只有父親的一顆圖章,憑了這顆圖章他們就會發工資給我嗎?還有,萬一他們問我什麼事,我聽不懂他們的話,那就糟了。越臨近考驗,我越像熱鍋上的螞蟻。然而只好硬著頭皮去了。

上到二樓,心裡怦怦跳個不停。財會室裡頭人很多,都是領工資的,我默不做聲地排在隊伍後面。時間就彷彿停滯了一般。啊,輪到我了!我亮出圖章,對那人說:「我是鄧鈞洪的女兒,來領工資的。」由於刻意用力講話,我的聲音很大。那人看了我一眼,從那一排紙袋裡頭抽出一個,把錢交給我,然後在表格上蓋了一下圖章。直到我下了樓,我才感覺到自己在發抖。那時我沒想到,他們肯定是熟悉父親的圖章的,而且我的樣子老實又靦腆,當然不會懷疑。從那以後,領工資就成了我的事。我雖仍然緊張拘謹,但遠沒有第一回那麼恐懼了。

那個年月,對於落到頭上的災禍(比如被抄家;比如被從家裡趕走,搬到樓梯間去棲身;比如去為牛棚裡受難的父親和被關押的母親送生活用品這一類的事)我既不緊張也不憂心忡忡,反而顯得很平靜很沉著。只有去單位找人開證明轉學啦,去管理處購買食堂的飯菜票(外面的人不得在學院的食堂吃飯)啦這種要同人打交道說明情況的事,我才會感到很為難,很厭惡。看來那種正常的將自己看作社會的一員的觀念從來也不曾在我心中扎過根,所以我才會一到了要同作為「組織」的人打交道時,就難為情,畏懼。又由於生活上少不了這類麻煩,我隔那麼一陣就會憂心忡忡好幾天。而災難就同這種事不同了,我不用同人打交道,我只要忍受並且蔑視就可以了。我已經在父親的教育下成了個懂道理有理想的少年,完全經得住風雨了。

憂心忡忡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呢?那不就是個人要不要作為社會的一員來生活,這個問題對我產生的衝擊嗎?啊,這的確是個問題!雖然對於一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從兒童時代起我就為了這類事焦慮、恐懼、失眠過。長年累月,我站在外圍觀察,但我始終融不進去。如果我不預謀的話,我的言語,我的舉動就永遠是不得體的、異端的。幾十年都過去了,擺在我面前的仍然是這個問題,即,我要不要開始「生活」,「正常的生活」對於我這樣的人究竟有沒有可能?我依然憂心忡忡,就像久遠的少年時代那一回要去領工資一樣。

8.生命圈

殘雪

我想,我和弟弟都有一個生命圈。他的圈比較小,是中國式的。他每天上班,每天惦記他的寶貝女兒,還看一點書,基本上不怎麼與人來往。我呢,我的圈子是西化的,不斷向外擴張的。我每天寫作,稍微惦記一下我的兒子,同丈夫商量一下家務。我的圈子是通過作品向外拓展的,因為我也不怎麼與人來往。

焦慮從兩三歲起就伴隨著我。外界是一個黑洞,幼兒園和醫院裡那些令我恐怖的日日夜夜,影子似的在眼前穿梭的大人們,宛如噩夢。我總是想,只要一覺醒來,一切就會改變了。所以我應該緊閉雙眼,馬上入夢。所幸的是這些日子都很短暫,我得以回到我的圈子內。我對三歲多時家中發生的那場災禍並沒有太多的記憶,也許一方面是晚熟,另一方面也是那件事並沒有很深地觸及我的生命圈?那個時候,我們生活在外婆的羽翼之下,還用不著我們去同外界打交道。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我的童年既完整又幸福。即使後來進入了學校,即使要焦慮的事大大地增多,我裡面那種已經成形的東西也並沒有被破壞。

從一開始我的圈就不是完全封閉的,它是一個矛盾,既排斥外界,又渴望著外界。當我搬回城裡時,外婆已經去世兩年了。我終於在宿舍裡交了一個好朋友。那一天,我決心要將我外婆講給我聽的一個極為幽默的故事轉述給她聽。我和她來到井邊,我模仿我外婆的外鄉口音給她講了那個故事,自己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很可惜,她沒聽懂。我有點失望,有點惆悵,還有點恨自己口才不好。那麼好的故事,那麼好笑的方言,都被我弄糟了!後來我又將那個故事對自己複述了一遍又一遍。

一次我們寫一篇作文,題目是「偉大的祖國」。寫的時候我忽然記起了我讀過的那些課外書,於是產生了來抒一把情的慾望。我寫的第一句是:「偉大的祖國,美麗的母親!」寫完這句,我就去找那些書,參照著書上的段落改寫一下,成了一篇漂亮的文章。這篇文章驚動了我們班,甚至驚動了學校。一些外班的學生都來問我這麼好的作文是怎麼寫出來的。我的老師問我是不是讓家長指導了。我老老實實地說,沒有,只不過我參考了一些課外書。老師說了一句令我費解的話:「寫作文一定要是自己的真實情感。」我想,莫非她要我別看參考書?但她又補充說,參考書是可以看的。其實我覺得,那篇改編的作文就是我的真實情感,我一邊寫一邊差點掉眼淚了,那時的情感就是那麼淺薄的,帶欺騙性的。那一次是我裡面的東西向外擴張的一次重要嘗試。不論我那篇作文多麼幼稚,虛假,那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它是我生命圈內的東西的一次暴動。而絕大部分孩子都沒有這種抒情的需要。後來老師也並未重視我的寫作才能,我的擴張的嘗試失敗了。我仍然寫那些枯燥無味的命題作文,與此同時繼續醉心於閱讀,讓自己的園子裡的東西不知不覺地生長。

在我們這個國度裡,同人打交道是最耗人精神的,一來二去的你就會變得幹幹癟癟了。這個社會完全是病態的,病的時間那麼漫長。像我這種藝術氣質的人,在實踐中永遠跟不上外界人士的思路。所以我最感到痛苦和恐怖的年頭是獨自在街道生活的那十年。但即使是在那種陰沉的,充滿了你死我活的文化氛圍的環境中,我也仍然偷偷地保留了我內心的自留地。我既學文化也讀文學,時常記日記,時常通過信件和哥哥交流思想。我是不會將自己的精神耗在那些人際關係裡頭的,就因為這,我的人際關係極壞。當我發現自己永遠找不到兩全的出路時,就不再管那一套地我行我素起來。而一旦我行我素,內部的東西頓時就強大起來了。一個人,連別人對他的評價都不在意了,別人拿他有什麼辦法?中國文化是欺弱怕強的文化。一年又一年,我擴展著我的生命圈,到今天,她終於成了不可戰勝的。

《趨光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