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關於父親

1.飛翔的黑色大氅

殘雪

大約是在五歲那年,我偶然聽到父親對母親談起他的心臟病。其中有一句話是「活不過五十歲。」當時我聽了就像被雷擊中了似的,全身都麻了。我想啊,想啊。無論是在幹什麼事當中,玩也好,走路也好,睡覺之前也好,這個問題就像毒蛇一樣纏著我。「死」就是「沒有」了嗎?怎麼能夠沒有爸爸呢?我自己將來也會「沒有」嗎?那是怎麼回事?是被埋在深深的地底,自己沒有知覺嗎?有時夜裡中途醒來,會被這個黑色的問題嚇得一動也不敢動,趕緊閉眼重又睡去。

我開始焦慮,每天盼著父親從勞教的地方回來,他一回到家我就跟著他轉。我多麼害怕他哪一天突然就從家裡消失!

雖然後來父親並沒有「活不過五十歲」,我對於死亡的體驗卻從此沒有停止過。當我靜下來之際(一般是夜裡)毒蛇就會悄悄地潛入我的心裡,使得這顆幼小的心靈發狂似地去深究這個問題。我曾設想自己在一個封閉的水泥管裡無限止地向下墜落,墜落……這就是死嗎?還有那些被活埋的設想。這好像成了我夜裡的一門功課。然而生命力是那樣旺盛,白天裡,我忙忙碌碌的,我情緒高昂地投入那些遊戲,聚精會神地做好作業,興致勃勃地陶醉於同某人短暫的友誼……一天又一天過去,我終於悟到了:毒蛇是擺不脫的,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將永遠帶著它前行。

大弟的意外出事使我對那個東西的體驗更為貼近了。那是在文革年代,他在瀏陽河裡被漩渦捲進了取沙的農民弄出的沙坑裡。那個恐怖的下午,我沒敢出去看屍體,我躲在家裡,覺得自己也要死了。這一回,日日相伴的人是真的從家中消失了。在無數個夢裡(這種夢我做了幾十年),我一直在糾正,在反駁,在挽回這個不可逆轉的鐵一般的不幸。他活在我的夢裡。一次他告訴我,他只不過是走錯了路,然後上了一輛運沙的車到了外省,現在回來了;還有一次,我捧著他的衣褲對同伴說:「他在那邊游泳,他沒死,你看,他的衣服還在我手裡呢。他要我幫他守衣服的……」凡是在那些關於他的夢裡,他總是活著的,活生生可以觸摸的。而我,常常在夢裡振振有辭地講述為什麼他還話著的理由。直到如今,不久前有一次,我還在夢裡對人說:「這些年,他是被送到一個叔叔那裡讀書去了,所以我們才沒看到他嘛,現在不是回來了嗎?」

父親終於淒慘地死了,我整整一年多無法創作。那是最為絕望的,越不過去的銅牆鐵壁,毒蛇終於咬壞了心臟。仍然有夢,但那些夢不再振振有辭,它們成了可憐兮兮的乞求。在陰暗的房裡,老人從沙發後面掏出幾個蘋果遞給我,說:「你看,這是我留給你的嘛。」他的表情有點嗔怪的味道。我的腦子在飛快地轉動,我想,他還留了東西給我,所以他還活著。我面對那個堅不可摧的事實,無力地辯駁著……

所謂「我」,不就是由這些記憶構成的嗎?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徹底將表層的記憶埋葬,我像一個沒有昨天的人一樣輕裝上陣,勇往直前。但這只是表面上如此。夜深人靜之時,黑色的大氅便從地獄裡游出,它在我的前方指路,帶領我返回故鄉,讓我那顆被毒害的心重新生出最柔嫩,最虛幻的情感。我很少在夢裡用語言來懺悔,比起這種奇異的死人復活的場面來,語言算得了什麼呢?當你面對老人,當你在逼真的情境裡同他有了肢體的接觸之際,你的心,便會因無望的哀求而抽縮——我知道這是夢,可我願自己永遠不醒,永遠不……啊,讓屈死者復活吧,那座獨木橋,我過不去了啊。

他們復活了——在我的奇異的作品中。

2.邏輯

殘雪

同所有的革命者一樣,我的父母都是那個年代的所謂理想主義者。尤其父親,作為對馬列主義有過研究的知識分子,他不僅有信仰,還有一整套貫通在生活中的邏輯。這套邏輯支撐著他,使他在最困難的年月裡頭也沒有垮掉,並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去分析形勢。在今天看來,父親的那些思想當然不無幼稚和教條之處,他也許還用這教條加害過某些人。但與大多數革命人不同的是,他的邏輯和原則的確是用自己的腦袋「想」出來的,甚至可說是深思熟慮。他的局限是時代的局限,他不是超時代的天才,只是一個愛思索的革命知識分子。他由於自己的思索在57年導致了慘禍,但這慘禍並未打垮他那鐵一般的邏輯。他是一名大無畏的革命者。

我們姊妹是伴隨著父親的勞教生活而逐漸懂事起來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吃的,用的,燒的全沒有。父親和外婆帶領全家在屋前屋後開墾了好多塊菜地,每天都要去伺弄,可是那些蔬菜因為缺肥長勢一點都不好。忙完之後,父親只要一有時間就坐在書桌前,就著那盞從報社帶過來的舊檯燈讀書。父親讀書是真讀,一本書他要反反覆覆讀,每一段,每一章都要深思,都要在腦子裡貫通。那些馬列哲學書上寫滿了他的批注。五六歲的我經常看見父親的眼睛在鏡片後面進入冥思的狀態。我那時也許似懂非懂地感到了,這每日的操練該是多麼的愜意和自足!我當然不知道他讀的是什麼東西,但這耳濡目染的身教,使敏感的小女孩記住了,世界上有種最快樂、最令人充實的生命活動,她可以在最為簡陋,非常惡劣的物質環境裡頭進行,她還可以給人帶來巨大的生活勇氣!

回憶那些年頭裡父親的精神狀況,我一點也想不起他有過任何的消沉。我知道他是有過失望的,因為他的申訴失敗。他認為當時的政府和領導人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很大,但他從未放棄過對於馬列主義的信念,他沉著地在逆境中抗爭。好多年以來,我老想這個問題:父親是如何樣做到沉著冷靜,又是如何樣做到隨遇而安,不悲不躁的呢?一直到我成為成熟的藝術家之後,我才自認為找到了答案。這就是前面說的,他是因為不放棄精神生活才保持了做人的風度的。在我的記憶裡,他始終是個有風度的父親。

父親在家庭裡營造出一種理想至上的氛圍。正直,不攀附,不隨風倒,不與人爭物質利益,這成了我們姊妹做人的原則。雖然他的精神世界是不完美的,缺乏根基,打上時代烙印的,但那種追求的模式,那種對於精神生活的執著,同我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樣的。我們看重的都是「虛」的東西。在那種混亂的,被人牽著鼻子跑的年代裡,又有幾個人能像父親那麼天天閱讀,天天對社會做冷靜的反思,用理論聯繫實際,來分析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如今老革命的回憶錄鋪天蓋地,似乎人人都在揭歷史的真相,但絕大多數都是事後聰明,所謂的「真相」,恐怕永遠是在一團迷霧之中了。揭出一些記憶表層的點點滴滴,並不能改造國民的靈魂,反面越來越清楚地顯出我們的民族原先沒有魂。

父親在他的盛年時期一直不知不覺地努力,要凝聚起自己的精神,使之成形。他的追求以失敗告終。他的清高而倔強的姿態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靈裡了。我感到,我是生長在鹽鹼地上的一棵樹,我只能將自己的根紮下去,紮下去,扎到下面的黑暗處所,我的生存的邏輯便在那裡。父親的根扎得遠不如我深,所以,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的邏輯終於崩潰,那是多麼可怕而又絕望的一剎那啊!不,那邏輯並沒有真的崩潰,她在我,我們姊妹身上得到了再現。

3.冷靜和勇氣

殘雪

風聲越來越緊了,到處都在抓人。父親知道自己遲早要被抓走,也沒地方可躲,就整天在家看書。我從周圍的緊張氛圍裡也預測到這件事了,雖然小小的心裡還抱著僥倖的念頭。不久鄰家姐姐的父親就被抓回監獄去了,他本來就是勞改政治犯。他從家裡跑出去,躺在後院的樹叢裡,那些人當然更不會饒過他,說不定打了他一頓。似乎每個單位都要將自己單位的牛鬼蛇神抓起來,拷打,然後關起來。我每天惴惴地觀察父親,但看不出什麼異樣。他照舊每天看報、看書,做他該做的事。

他們大概是11點多鐘來的,有輛大卡車停在街上,下來好多人。父親放下書本,對我們說:「抓我的人來了。」接著他們就衝進來了,吵吵嚷嚷地,將父親的手臂反扭著,揪著他上了大卡車,然後開到他勞教的地方去了——那是一所大學。

全家人都焦慮不安地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母親就帶了我去學校找父親,因為特別擔心他被打傷。那時有好多人因為別人的舉報就被打死了。問了革委會的好幾個部門,終於打聽到了,頭頭陰沉地垮著臉,說:「我們放他回去了。」於是我和母親來到父親住的單身宿舍裡。父親對我們講述了夜裡發生的事。原來是大學裡搞「外調」的人在外面搜集到材料,有人舉報父親是「叛徒」。也許那個人是被打熬不過,瞎說一氣。夜裡他們幾個人用扁擔拷打父親,逼他承認,還將一把匕首插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問他還要不要命?父親說,他看了匕首一眼,還是沒承認。那幾個人見搾不出什麼油,就在天亮時放走了他。我完全相信父親說的情況,他是在敵占區出生入死搞過地下工作的,當然不會怕那幾個小流氓。大概他也估計到了那種情況下他們是不敢殺人的。就這樣,皮肉受了些傷,一場禍暫時化險為夷了。

既然被抓到了學校,就不會讓他回我們那個家了。母親不放心,讓我住在父親的單身宿舍裡。過了幾天,就勒令父親去遊街。高音喇叭裡頭報了他的名字:「大右派鄧鈞洪」。那幾個打手很快就來了,又是反扭他的雙臂,從我們所住的高坡上推著他很快地往下走。我擔憂極了,一邊跑一邊高聲對他們說:「我爸爸有心臟病!我爸爸有心臟病!」那些打手嘿嘿地笑著說:「你不要擋我們的路,你也想挨打了吧!」我緊緊地跟著。在禮堂開完批鬥會,父親就同另外一些掛牌子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押上卡車遊街。他的木牌很大,上面寫著「大右派」。我一直站在車下,我一點都不怕,父親和我堅定地對視著,我們彷彿在這深情的對視中達成了什麼默契。

游完街就要他收拾東西去「牛棚」裡住。「牛棚」在學生宿舍,是長長的走廊盡頭的幾間寢室。家屬可以一星期探望一次。到了探監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擠在鐵門外面。從鐵門到父親他們那裡似乎有一百多米遠,所有的家屬都不准進去,要輪流隔著這一百多米喊自己親人的名字,讓他出來會見。這些打手想出了這個好主意,正翹著二郎腿在那裡看我們受辱,自得其樂呢。我是一個非常非常靦腆的女孩子,平時我和生人講一句話都是一臉通紅,可這時,我不知哪來的勇氣,用很嘹亮的聲音叫出父親的大名——鄧鈞洪!因為我知道他耳朵不那麼靈,反應也遲鈍,不高聲叫喊他就聽不見。不知是心有靈犀還是怎麼回事,我叫了第一聲父親立刻就出來了,背有點駝,步子匆匆的,頭上戴著那頂舊呢帽。我交給他換洗衣服,還有一包剛買的零食。他說,別的犯人都要每天出操,跑步,他呢,因為有醫生證明就免了,可以站在場外活動活動。說到這裡,他因為自己受到優待而笑起來。那一刻,我的心裡真是無比的舒暢!是的,蔑視!我倆都蔑視這幾個可憐的打手。

我拿著父親換下的衣服往家裡走,一路上,心中有過的疑慮煙消雲散。天很藍,岳麓山頂盤旋的那些鷹啊,飛得那麼高!

4.關於父親

殘雪

一般來說癌症的痛是最可怕的。到了服嗎啡的階段,痛就無法消除了,日日夜夜,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啊!另有一種精神上的痛類似肉體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解脫它。只要你還在生活,它就對你發揮它的影響力。我一直在服嗎啡,好久好久了,父親死亡帶來的劇痛仍然在拉扯我的神經。我的嗎啡就是寫作和負罪生存。人的精神遠比肉體頑強,所以作為肉體最後治療的嗎啡,在精神上卻可以相伴一生。

俗話說:「米湯濃了要開裂。」

似乎是,從我出生不久,父親對我就有種特殊的愛。那是由於我超常強烈的個性呢,還是由於某種隱秘的、曖昧的原因?反正如今已是沒法弄清了。他是一個複雜的,性格不外露的人,所以根據常理根本就無法判斷他的內心。在童年的我的眼中,父親無疑是非常有魅力的。他具有一種沉穩的男子漢的風度——我從未見到他慌慌張張,沒有主見的樣子。如果災難來了,他就平靜地咬緊牙關:熬。如果生活透出一點點希望,他馬上就積極地行動,而且不怕承擔行動的後果。這樣一位父親,而且又喜歡小動物,自然而然地就被女兒崇拜了。從我兒時的角度來看,他同我之間無話不談。但事情遠遠不是這樣。

除了母親以外,父親生活中還有別的女人。那是夫婦被迫長年分居的年代。他做得多麼的隱秘啊。我們姊妹都人到中年了之後,才恍然大悟地回憶起他那些「地下工作」的蛛絲馬跡。不,就連那些蛛絲馬跡都是拿不準的,完全不可靠的。他是二重人格,我們當中幾乎沒人能破譯他的性格之謎。

算起來,我在父親身邊生活了將近40年。即使是我在街道工作的那十來年,每個休息日我也回到家中。我們之間的關係由親密無間的愛,出自內心的相互同情,體貼,慢慢磨擦出難以言說的矛盾。到了父親晚年的最後幾年,我感到他的整個生活就如同一隻老蜘蛛織成的奇詭無比的網,沒人弄得清那裡頭的結構,而他自己,也只好在那張巨網中爬來爬去,再也找不到出口了。我的這位最親愛的人,我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精神支柱,他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他變了,還是我從來就沒有進入過他的內心?

我終於在快40歲的時候硬著心腸選擇了同父親分居——這一直就是他的意願,他想獨自生活,我和我的家庭的存在對他是種妨礙。然而,社會生活是何等的險惡,以他因早期老年癡呆而蛻化了的大腦根本預感不到後來的厄運。其實,我撒手不管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死期很快要到來。父親是我生活中的深淵,永遠的不解之謎。在深淵邊上,任何的輕率都將「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應該分居,但我不應撒手」。十多年了,這句話銘刻在我的心底,我必須用嗎啡來治療心的疼痛——每天。

難道我不是二重人格嗎?從前,我為什麼同大家一樣看不起他呢?他又不搞文學,難道非要「獨善其身」才能得到我的尊重?他晚年選擇了一條無視常規的歧路,所以才為這個社會的正人君子們所不齒,所以才在沒有任何人關注的情形下死了。腦子壞掉了,又喪失了語言的能力……那棟陰森的大房子裡發生的一切我不能細想,一想便要陷入瘋狂。可當時,他在大冰窖裡頭掙扎之際,我也充當了其中的一塊冰。正是我,同別人一道,對父親這樣的異己分子判處了死刑。而我的心,早就應該死了。可我又不甘心死,所以才日日服嗎啡。現在我也快要進入老年了,我突然就理解了他那種要抓住生命的急迫感,那種赤裸裸的慾望對人的理智的控制。可是從前,我卻是冷漠的。

人心是在黑暗裡上演的莎士比亞戲劇,也是永不見天日的蜘蛛巢……

5.不可能的戲

殘雪

這件事,我在少年時代就得出了結論。這就是,嘗試了無數各種各樣的溝通之後,我懂得了只有一種溝通是最無望的,那就是同死亡的溝通。失敗成為我心中的死結。對於死者,我放不下的不是記憶,而是自身無窮的悔恨以及要將這悔恨傳達給對方的衝動。越受挫,越強烈,越要重演那種不可能的戲。

在栽滿夾竹桃的後院,野草有半人深。太陽曬著,水紅色的花兒怒放著,大弟在採集霸王草,他的藍襯衫在草叢和樹叢間一閃一閃的。咦,大弟不是淹死了嗎?怎麼在這裡?不,不要那樣想,既然他此刻在這裡,我就還有希望。我可不能亂跑,不然就見不到他了。

「大弟!大弟!」我壓低了嗓門喚他。

「啊?」他回過頭來,「我這麼久沒來了,這裡的霸王草真肥。」

「你要多多回來,我收集了好些郵票,全給你。」我熱切地說。

但是場景轉換了,我看不到他了。我的小朋友告訴我說,他其實已經沒有了。知道自己沒能成功的那一刻,我的眼前黑黑的。

我決心重演,重新開始,一切從頭做起。雖然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決心,也沒有發過任何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在持續。

這一次是在長途汽車站。我在送朋友,大弟忽然就從一輛車上下來了。朋友告訴我說,那是你弟弟啊。我跑過去了。

大弟像往常一樣害羞,我們相互看著,不說話。

我希望他不要走了,我這句話在喉嚨裡憋了好久,沒有說出來。為什麼說不出?我急。瞧,他終於出現了,我盼了多少年了?

「我們坐那輛車回去。」他說。

人太多,我擠不上去,他上去了。我的力氣用完了,車還是開走了。那麼,上第二輛。啊,第二輛,第二輛在哪裡?還有車嗎?快!終於來了一輛,卻不是回家的,它將開到離家不遠的另一條街。我拼盡全力擠上去了。轉了一個彎又轉一個彎,啊,來到危險的陡坡上了,居然開到這種地方來了,我算是完了。眼前又變得黑黑的。

還有那種場景,就是睡到半夜,忽聽大弟在窗外說話。我警告自己,可不能睜開眼啊,一睜眼他就消失了。我閉著眼伸手到床墊下面去摸我藏起來的寶貝——那些包水果糖的透明紙。朦朧中下定決心,一旦大弟進來就將糖紙贈送給他。但他嘰哩咕嚕了一陣,忽然就沒有聲音了。我於極度失望中睜開眼,再次看到可恥的失敗。

一切過去了的,都無法重演,多年後我才真正深入地懂得了大自然的規律。這種知識使我於冥冥之中選擇了現在的職業,這個職業的宗旨卻恰好是上演那種不可能的戲。最初的創作曾使我大大地驚訝:為什麼寫下的事物越不可能越有意義?我到底要幹什麼?有一天,我終於明白了,我就是要將那種無望的溝通進行到底,我要自己來扮演死神,打通靈魂與靈魂之間的那些牆,演出真正屬於我自己,也屬於我們大家的好戲。

昨天夜裡,我又聽到了我弟弟和我父親的說話聲,他們就在我裡面。

《趨光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