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與熊掌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年,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干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