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裡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週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師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並不清楚。到他家裡,只見到老伴一人,是一個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麼親眷,從來沒有見過。看來是一個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儘管老夫婦情好極篤,相依為命。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早越過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他對我傳授知識的情況,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下面還要講到。在這裡我只講我們師徒二人相互間感情深厚的一些情況。為了存真起見,我仍然把我當時的一些日記,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買了一張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對著自己。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他簡直有父親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裡就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拚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點半出來,到Prof.Sieg家裡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長已答應。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這位老人家,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

    原來他發現我生活太清苦,親自找文學院長,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實我的薪水是足夠用的,只因我枵腹買書,所以就顯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設法離開德國回國。我在10月29日的日記裡寫道:

    11點半,Prof.Sieg去上課。下了課後,我同他談到我要離開德國,他立刻興奮起來,臉也紅了,說話也有點震顫了。他說,他預備將來替我找一個固定的位置,好讓我繼續在德國住下去,萬沒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設法同Rektor(大學校長)說,讓我得到津貼,好出去休養一下。他簡直要流淚的樣子。我本來心裡還有點遲疑,現在又動搖起來了。一離開德國,誰知道哪一年再能回來,能不能回來?這位像自己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容易動感情。現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場。

    像這樣的情況,日記裡還有一些,我不再抄錄了。僅僅這三則,我覺得,已經完全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了。還有一些情況,我在下面談吐火羅文的學習時再談,這裡暫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師是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布勞恩(Braun)。他父親生前在萊比錫大學擔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他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能流利地說許多斯拉夫語。我見他時,他年紀還輕,還不是講座教授。由於年齡關係,他也被征從軍。但根本沒有上過前線,只是擔任翻譯,是最高級的翻譯。蘇聯一些高級將領被德軍俘虜,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要親自審訊,想從中挖取超級秘密。擔任翻譯的就是布勞恩教授,其任務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高興同我閒聊他當翻譯時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軍和蘇軍內部最高領導層的真實情況。他幾次對我說,蘇軍的大炮特別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是德國方面從來沒有透露過的極端機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輕的夫人,兩個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亞斯,約有五六歲,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歲。斯蒂芬對我特別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從遠處飛跑過來,撲到我的懷裡。他母親教導我說:「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上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兒!」教授夫人很和氣,好像有點愣頭愣腦,說話直爽,但有時候沒有譜兒。

    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鐘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裡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面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於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著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C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只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
《學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