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轉移

    時令已經進入了冬季,牢房裡也裝上了爐子,生上了火。雖然配給的煤不多,爐火當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來,屋子裡已經是溫暖如春了。

    可是勞改的隊伍卻逐漸縮小了起來。一來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間大屋子裡來。什麼原因呢?我不清楚,當然也不敢問。我此時反正已經墮入阿鼻地獄,再升上一級兩級,是鬼總是鬼,對我無所謂了。

    屋子裡顯得空蕩蕩的。大概是因為人少了,連老鼠的膽子也大了起來,大白天裡,竟敢到處亂竄。我從家裡帶回來的一個干饅頭首當其衝,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趕走它們,它們竟敢瞪著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許老鼠們也意識到,屋子裡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幫」,等級不比老鼠高,欺負他們一下,諒他們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雖然不大敢隨便說話,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沒有不透風的牆」,我逐漸知道了,聶記革委會改變了對待「勞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實行分散,把各系所處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單位。姍姍來遲,東語系也把我們幾個「罪犯」提回系裡。我們的「牛棚」轉移了。轉移到外文樓去。

    前些日子,「特別班」還在外文樓時,我是多麼希望能進外文樓來呀!現在果然進來了;卻是依然故我。我們幾個「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樓北面的緬甸語教研室裡,都在地上搭地鋪。靠窗子有一張大桌子,我們的牢頭禁子睡在上面,居高臨下,監督我們。他外號叫「小爐匠」,大概是姓盧的青年學生。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幫大院」中沒有見過的。他們也是「罪犯」嗎?我心裡納悶。反正現在是同我們一鍋煮了,彼此相安無事。

    在這裡,生活比較平靜了。不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時時刻刻都要把神經繃得緊緊的,把耳朵伸得長長的,惟恐牢頭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時答應晚了,招致災難。現在牢頭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間小屋的桌子上,用不著把神經弄得那樣緊張了。

    但是,日子也並不好過,也不可能好過。我仍然是「勞改罪犯」。這樓上有許多辦公室,大多是各專業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這些辦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圍的氣氛當然是非常好的。我是這裡的主人。而今時移世遷,我一「跳」(自己跳出來也)而成為階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當「反革命」已經有一年多了。我並不是留戀當年的「威風」,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無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殘喘而已。

    現在,在整個大樓裡,我只有三個地方能進:一是牢房,二是廁所,三是審訊我的屋子,最後這一項是並不固定的。至於第二項則是「黑幫」同「白幫」(「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為「黑幫」雖然是鬼,也總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這裡也頗有令人難堪之處。「黑」「白」雜居,抬頭不見低頭見。中國是禮儀之邦,見了面,總得說點什麼。可我們又缺少英美人見面說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單純一聲Hello!現在習用的「早安」之類,是地道的舶來品。我們過去常用的:「你吃了飯了嗎?」是舉國通用的問候語,我想縮為「國候」。現在,在外文樓,見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來品不敢用,「國候」也不敢用。只有低頭,望望然而去之。「白幫」怎麼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幫」卻實在覺得非常彆扭。有時「白人」在某一間屋子裡,討論什麼問題,逸興湍飛,歡笑之聲中溢滿了「革命氣」,在樓道裡往復迴盪。這革命氣卻一點也沒有薰到我身上。我們現在是「談笑之聲能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能聞」者,能聽到也,這是別人的聲音,我們是不能有聲音的。我們都像影子似地活動著,影子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這裡也並不缺少新聞,缺少有刺激性的東西。這新聞並不是哪一個人告訴我的,現在沒有人敢干、肯幹這種事。這是我自己從樓道中嘁嘁喳喳的聲音中聽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條新聞是關於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一位蒙古語女教員的。原來東語系「罪犯」中只有她一個女性。在「黑幫大院」時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樓以後,女囚牢沒有了,又不能同我輩男士一起睡在地鋪上。所以就把她關在另外一間屋子裡。據我的推測,管理她的大概是一個學朝鮮語的女學生和一個系圖書室女管理員。後者姓葉,大名暫缺。此人是一個女光棍似的人物,潑辣,粗暴,最擅長惹事生非,興風作浪。她所在的圖書室是東語系小沙龍,謠言由此處產生,小道消息在這裡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聶記公社在東語系的女干將,大概也屬於那一種「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類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來,大聲叱罵,押解著我到外文樓去接受批鬥。女牢頭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見的新鮮事兒。這樣一個人物,對惟一的女囚絕對不會放過。在一天夜裡,她和其他幾個人對這位女囚大肆審訊,毆打。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被折磨得眼圈發青,我沒有看見,不敢瞎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心裡沒有引起什麼波動,我的神經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卻萬萬沒有想到,第二條引起人們震動的新聞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樓以後,我沒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個不識抬舉的傢伙,一個有著花崗岩腦袋瓜死不改悔的傢伙。雖然經過了煉獄的鍛煉,我並沒有低頭認罪。有一天,解放軍派來「支左」的常駐東語系的一個大概是營長的軍官,大名叫趙良山(此人後來聽說已經故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問我一個問題。我當時心裡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軍水平總應該是高的,現在看來也不盡然。我粗聲粗氣地說道:「我的全部日記已經都被抄來了。一定會放在外文樓某一間屋子裡。你派一個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記。最多只用五分鐘,問題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萬沒有想到,這一下子又捅了馬蜂窩。他勃然變色,說我態度極端惡劣。他現在是太上皇。我哪裡還敢吭氣兒呢?

    晚飯以後,回到牢房。原先反聶的一位女教員,率領著幾個人,手裡拿著紅紅綠綠的大標語,把小屋牆上貼滿。原來一片白色,非常單調寡味。現在增添了大紅大綠,頓覺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機。標語內容,沒有什麼創新,仍然是「季羨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等,等等。「司空見慣渾無事」,這些東西已經對於我的神經不能產生任何作用了。我夜裡照睡不誤,等候著暴風雨的來臨。

    果然,「革命家」們第二天就開始行動了。首先由東語系的「紅衛兵」—現在恐怕是兩派的都有了—押解著我,走向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我自己又像一個被發配的囚犯,俯首貼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蹌前進。舊劇中,囚犯是允許抬頭的。我這個新社會的囚犯卻沒有這個特權。既來之則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來並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摟,憑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時隱隱約約地看到樓外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內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為我不能看—,不過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羨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此外再加上造謠、誣蔑、人身攻擊。從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聽到的也不過是那些東西。我頓時明白了:我現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擰住胳臂,推推搡搡,押進樓去,先走過一樓樓道。樓道本來很狹,現在又擠滿了學生。我耳朵裡聽的是口號,頭上,身上,挨的是拳頭。我一個人也看不到,彷彿騰雲駕霧一般,我飛上了二樓。同在一樓一樣,從樓道這一頭,走(按語法來講,應該是被動式)到那一頭。仍然是震天的口號聲。在嘈雜混亂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樓。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新花樣,心裡頗有點不滿足,覺得太單調,不夠味。「儀式」完了以後,我又被押解著回到了外文樓。

    後來聽說,這叫做「樓內游鬥」。這是不是東語系學生的發明創造?如果是的話,將來有朝一日編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時,應該著重提上一筆,說不定還要另立專章的。至於我自己,我是經過了大風大浪的人。身體上,精神上,都沒有受到什麼痛苦,只覺得有點「好玩」而已。

    事情當然不能就這樣結束。看來那位趙營長下定了決心,連夜召開會議,制訂了鬥爭方案。第二天,剛吃過早飯,立即有學生來找我,到一間教研室裡去批鬥。這次准我抬頭了,看到的是一個教研室的成員,加上個別的學生。我已擺好了架子坐噴氣式。然而有人卻推給我一把椅子。我大驚失色,我現在已經成了法門寺的賈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想這個批鬥會,還能批出什麼,又鬥出什麼呢?我覺得十分平淡寡味。我於是把兩個耳朵都關閉了起來,「任憑風浪打,穩坐釣魚船。」朦朧中,聽到一聲:「把季羨林押出去!」我知道,這一齣戲算是結束了。

    我正準備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來把我拉到另一個教研室去,「行禮如儀」。然後是第三個教研室,第四個教研室。我沒有記錄,也無法統計。估計是每一個教研室都批鬥一次。東語系十幾個教研室,共批鬥了十幾次。接著來的是學生。我不知道,東語系學生共有多少個班。每班批鬥一次(也許有的班是聯合批鬥),我記不清楚,加起來,總有二十來次。以每次批鬥一個小時計算,共有三十來個小時。我看有的班「偷工減料」,質量大有問題。實際上怕用不了這樣多的時間。反正在三四天以內,我比出去「走穴」的人還要忙。這個班剛批完,下一個班接著干。每天批鬥八九場,只給我留出了吃飯的時間。可謂緊張之至了。

    對我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除了感覺到有點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癢」,我「被批鬥的積極性」反而調動起來了。我愛上了這種批鬥。我覺得非常開心。你那裡「義正詞嚴」,我這裡關上耳朵,鎮定養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勞」了。

    世間事真是複雜的。我以「態度惡劣」始,又以「態度惡劣」終。第一個「惡劣」救了我的命,第二個「惡劣」養了我的神。當時的真假革命家們,大概是萬萬想不到的吧。
《牛棚雜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