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同南京政府的外交人員進行了「最後的鬥爭」以後，船票終於拿到手了。我們於1946年5月13日上了開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到祖國懷抱的最後的歷程，心裡很激動。
船非常小，大概還不到一千噸，設備簡陋到令人吃驚的程度。乘船回國的留學生中又增添了幾個新面孔，因此我們更不寂寞了。此外還有大約幾百個中國旅客擠在這一條小船上，根本談不到什麼舖位。在其他船上，統艙算是最低一級的。在這條船上，統艙之下還有甲板一級。到處都是包裹，有的整齊，有的凌亂，有的包裹裡還飄出了鹹魚的臭味。到處都是人，每個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搶佔地盤，有人出錢，就能得到。因此討價還價之聲，爭吵喧嘩之聲，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煙，統艙裡煙霧迷騰。這種煙霧，再混亂上人聲，形成了一團烏煙瘴氣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進所激起的海濤聲，同這大合唱，簡直像小巫見大巫，有時候連聽都聽不見了。
我們住在頭等艙和二等艙裡的幾個留學生，是船上的「特權階級」。不管外面多麼髒，多麼亂，只要把門一關，艙內還能保持乾淨和安靜。但是，有時我們也需要呼吸點新鮮空氣，此時，我們必須走到甲板上去，只需走幾步路就行。可這幾步路就成了一個艱難的歷程。在沙丁魚的人叢裡，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條路，是並不容易的。到了外面甲板上，我忽然在橫躺豎臥的人叢中發現了那一位同我們一起上船的比利時或法國留學女生。只見她此時緊閉雙眼，躺在那裡，不吃不喝，不轉不動。有人跨過她的身軀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臉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覺。連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著了呢?抑或是醒著呢?我不得而知。她就這樣一連躺了幾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驚不小。我知道，她是學數學的，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她的表情來看，我總疑心，她當過修女。不管怎樣，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則她在船上的這一番功夫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
我是一個俗人，心中沒有上帝。我不想躺在那裡，一動不動。我要活動，我要吃要喝，我還要想。在這時候，祖國就在我前面，我想了很多很多。將近十一年的異域流離的生活就要結束了。這十一年的經歷現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現在我的眼前，千頭萬緒的思緒一時逗上心頭。我多麼希望向祖國母親傾訴一番呀!但是，我能說些什麼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懷著一腔熱情，毅然去國，一是為了救國，二是為了鍍金。原定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能夠挺過來的。但是，我生不逢時，戰火連綿，兩年一下子變成了十一年。其間所遭遇的苦難與艱辛，挫折與委曲，現在連回想都不願意回想。試想一想，天天空著肚子，死神時時威脅著自己；英美的飛機無時不在頭頂上盤旋，死神的降臨只在分秒之間。遭萬劫而倖免，實九死而一生。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家中一點信息都沒有。親老、妻少、子幼。在故鄉的黃土堆裡躺著我的母親。她如有靈，怎能不為愛子擔心!所有這一切心靈感情上的磨難，我多麼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國母親傾訴一番。現在祖國就在眼前，傾訴的時間來到了。然而我能傾訴些什麼呢?
我不能像那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樣，躺在那裡死死不動。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滾的波濤，我心裡面翻滾得比大海還要厲害。我在歐洲時曾幾次幻想，當我見到祖國母親時，我一定跪下來吻她，撫摩她，讓熱淚流個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難，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陰影。在西貢時，我就斷斷續續從愛國的華僑口中聽了一些關於南京政府的情況。到了香港以後，聽的就更具體、更細緻了。在抗戰勝利以後，政府中的一些大員、中員和小員，靠裙帶，靠後台，靠關係，靠交情，靠拉攏，靠賄賂，乘上飛機，滿天飛著，到全國各地去「劫收」。他們「劫收」房子，「劫收」地產，「劫收」美元，「劫收」黃金，「劫收」物資，「劫收」倉庫，連小老婆姨太太也一併「劫收」，鬧得烏煙瘴氣，民怨沸騰。其骯髒程度，遠非《官場現形記》所能比擬。所謂「祖國」，本來含有兩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遠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應該愛的。但是這樣的人，我能愛嗎?我能對這樣一批人傾訴什麼呢?俗語說：「孩兒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貧。」我的娘一點也不醜。可是這一群「劫收」人員，你能說他們不醜嗎?你能不嫌他們嗎?
我心裡的矛盾就是這樣翻騰滾動。不知不覺，船就到了上海，時間是1946年5月19日。我在日記中寫道：
上海，這真是中國地方了。自己去國十一年，以前自己還想像再見祖國時的心情。現在真正地見了，但覺得異常陌生，一點溫熱的感覺都沒有。難道是自己變了麼?還是祖國變了呢?
我懷著矛盾的心情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心裡面喜怒哀樂，像是倒了醬缸一樣，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十年一覺歐洲夢，
贏得萬斛別離情。
祖國母親呀!不管怎樣，我這個海外遊子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