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節:在張學良身邊

四在張學良身邊

從一九二二年我入東北軍,一九二五年講武堂畢業後任張學良的副官、秘書,同澤俱樂部幹事,一九二九年去十六旅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一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職。我在和張學良將軍相處的日子裡,我深深感到他的強烈愛國思想是一貫的,而且不斷向前發展。

張學良生於一九○一年,和我是同鄉,海城桑子林詹家窩鋪,現屬台安縣。六七歲開始就學,啟蒙老師是台安縣舉人崔駿聲和海城老儒楊雨辰。在瀋陽,授讀的是遼陽白永貞,清末拔貢,時為奉天省議會議長、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教授,給張學良奠定了舊文學的基礎。張學良讀書聰明,善於穎悟。初學為文,即下筆千言,尤嗜文藝,銳意革新。

張學良在讀書時,首先接觸的是瀋陽的青年會。瀋陽的基督教青年會,於一九一四年間開始籌備,初期地方狹窄,工作簡單,僅有英文夜校和週末的講演會,遊藝室也很小。雖然如此,夜校的英文課程教得相當好,由歐美幹事親自講授。幹事共有三人,蘇格蘭人邱樹基、丹麥人華懋山和美國人普賴德。普賴德是總幹事,他的中國話說得極為流利。張學良每天向普賴德學習兩個小時的英文,並作了青年會的董事,成為中堅分子。他對於公益事情,一向熱誠,他拉了東北許多名流加入青年會,使青年會頓時聲勢大振,財源廣開。每遇募捐,張學良總是帶頭,並擔任隊長,向各方面勸募。他還在青年會新址景佑宮院中空地,開闢網球場,下午常來打球。閻寶航就是在這時作青年會練習幹事,並與張學良成為朋友的。

閻寶航也是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他作青年會幹事時,組織了各種社會問題研究會、科學時事講演會、讀書會,舉辦遊藝會、旅遊會、電影會等活動,辦得極有聲色。上海總會的餘日章,北京總幹事程敬一,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後來瀋陽講演。張學良次次參加,專心靜聽,並在府裡舉行盛大的招待。歐陽予倩到瀋陽時,還在青年會召集話劇愛好者上演過名劇《少奶奶的扇子》。這些活動,使瀋陽風氣大開。

我入東北軍後,以及在講武堂期間和在張學良身邊任職時,經常參加青年會組織的活動,堅持學英語,受益匪淺。

一九二三年春,青年會幹事郭綱到廣東開會後回到瀋陽,帶來一批進步書籍,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討論集》、《階級鬥爭》、《列寧傳》等等。翌年春,黨派韓樂然從上海到瀋陽工作,又寄來《嚮導》、《中國青年》等刊物。一九二五年春,北方局派任國楨到瀋陽建黨,並在閻寶航主辦的暑期學校講唯物史觀、社會主義運動史。青年會曾派閻寶航赴西歐留學,歸國後任瀋陽青年會總幹事。在閻寶航的影響下,青年會成為宣傳愛國思想,開展文化教育的陣地。

我和張學良所處地位雖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的掠奪和蹂躪,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張學良從年輕時起,就一直懷有建立一個統一、富強的中國,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宏圖大志。他對其父張作霖熱中於軍閥混戰不感興趣。奉軍打了勝仗,他不以為喜;奉軍打了敗仗,他也不以為憂。還在其父在世時,他即著手整頓舊軍隊。他早年受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影響,思想開明,極為重視廣招人才,不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論是哪省人士、哪校學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勵精圖治,整軍經武,辦學育人,修鐵路,建海港,辦工廠,自強不息。東北大學就是他那時大事擴充起來的,並且自任校長,人才也都是從全國各地聘請來的,章士釗、梁思成等都曾在東大任教。還在海城創辦了同澤中學。校名“同澤”源於《詩經·無衣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意思是:培養桑梓子弟,同仇敵愾共報家仇國恨,為國圖強。

張學良厭惡國內各派軍閥混戰,擁護蔣介石統一中國。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更加堅定了抗日救國的決心,他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開始主政東北。但他認識到單靠東北軍是難以抵禦日本侵略的,於是決定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參觀各部會組織和各項儀式,做易幟前的準備工作。日本人為此事,佈置許多特務,花了巨額金錢,也探聽不出一點消息。張學良易幟,為的是息內戰,御外侮,並非不擇手段,向蔣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準備後,突然下個命令,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幟。每家門前都掛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萬分吃驚。這些新旗,都是東北被服廠密開夜工製作。接著便過新年,連掛幾天旗,東北軍列隊在街上遊行,日本人不聲不響,氣氛漸趨緩和。

張學良易幟後,即被任命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兼東北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作相、萬福麟是吉林、黑龍江兩省副司令長官,三省主席等全都任命發表,奉天更名遼寧,在省府大禮堂宣誓就職。

自從日俄戰爭後,日本在東北繼承了帝俄的許多特權,又以二十一條為借口,肆無忌憚地揚言要貫徹滿蒙政策,大陸政策。以致公然向北大營開炮,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剛剛病癒,在“九一八”那天夜裡,聽到報告緊急情況,忙給蔣介石打電報,復電“不必抵抗,聽候中央辦理”。駐瀋陽的王以哲第七旅退到東山嘴,整個東北,淪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手裡。

張學良被迫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違心地將東北軍撤進關內。但這時的張學良一面代蔣受過,背著“不抵抗將軍”的黑鍋,一面仍在暗中支持東北各地抗日武裝,並派人慰問抗日將領馬占山、李杜等部,對抗日將領黃顯聲的抗日活動給予大力贊助。他大義滅親,下令處決淪為漢奸的堂弟,以儆國賊。當時,他還向《良友》畫報介紹了幾位義勇軍抗日名將,以長國民志氣。連《良友》畫報社都為他這位“不抵抗將軍”感到吃驚。他置個人利害得失於度外,始終不改抗日救國之初衷。他虔誠愛國,忍辱負重,披肝瀝膽,感人至深。

我在錦州時間不長,一九二六年三、四方面軍團司令部即遷至北京,進駐光明殿。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軍團部進到鄭州,先和吳佩孚退回來的軍隊作戰,以後又和張發奎軍作戰。下半年,和馮玉祥、閻錫山軍隊作戰。這時我改任少校秘書,兼任宣傳隊長。不久,宣傳隊長由黃顯聲接替。冬季,軍團部退回北京。

一九二八年初,張學良派我回瀋陽擔任同澤俱樂部幹事。同澤俱樂部在瀋陽西華門,是東北高級軍政人員娛樂地方,我在這裡任職一年多。

就在這期間,我開始受到黨的影響。張學良把東北講武堂的一些知識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學,有的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回國後都受到重用。當時我還看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記得有一本法國共產黨人巴比塞著的書,名叫《斯大林傳: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也看過托洛茨基自傳,還看了列寧的《兩個策略》、《進一步,退兩步》等書。當時還看不大懂,我的思想裡只是一些空想社會主義。我傾向革命,主要是出於民族仇恨。從日本回來的那些人也和我講有關黨的知識和革命道理,對我有不少幫助。他們還對我說:“你不要在城裡上層社會混了,要到下邊去掌握部隊。講武堂畢業,為什麼不去帶兵?”這對我啟發很大,我一再向張學良要求下去。張學良批評我年輕浮躁,但還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參謀處長。

《呂正操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