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現在手裡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幹了。鮑裡斯還在鞋匠那裡住，不清楚談了什麼條件。他還從一個俄國朋友那兒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處有朋友，多數是跟他一樣的前軍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開出租車，少數幾個是吃軟飯的，有的成功地從俄國帶出來錢，開修車行或者舞廳。總體而言，在巴黎的俄國人都吃苦耐勞，在忍耐時運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階層英國人表現要強得多。當然也有例外。鮑裡斯跟我說過他曾見過一個流亡的俄國公爵，此人經常光顧高檔餐館。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國軍官，這位公爵會打聽出來。他用完餐後，友好地把這個侍者叫到桌前。
「哎，」這位公爵會這樣說，「這麼說你是個老兵，跟我一樣？現在交了背運，不是嗎？好，好，俄國士兵無所畏懼。你是哪個軍團的？」
「某某軍團，先生。」那個侍者會回答道。
「很勇敢的軍團！我一九一二年檢閱過。對了，我不巧把錢包忘家裡了。我知道，一位俄國軍官能慷慨地借給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話就會奉上，然後這筆錢當然就一去不回。這位公爵如此這般騙了很多錢，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當。公爵畢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從俄羅斯流亡者那裡，鮑裡斯聽說有條路子，篤定可以搞到錢。我們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鮑裡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說：
「告訴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立場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當然，沒人不愛國，不過——摩西不是說過什麼坑一坑埃及人嗎？你是英國人，當然讀過《聖經》。我是說，你不反對掙共產黨的錢吧？」
「對，當然不反對。」
「哎，好像巴黎有個俄國人的秘密團體，也許他們多少能幫幫咱們。他們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的間諜。他們表面上是個聯誼團體，接觸流亡的俄國人，設法吸收他們加入布爾什維克。我有個朋友加入了這個團體，他覺得咱們去找的話，他們能幫上忙。」
「可是他們怎麼幫咱們？反正不會幫我，我又不是俄國人。」
「關鍵是這裡：他們好像是莫斯科一家報紙的記者站，需要有關英國政治的文章。咱們馬上去找的話，也許他們會出錢請你寫文章。」
「我？可是我對政治一竅不通啊。」
「扯淡！他們也不懂。誰又真的懂什麼政治？好辦。你從英語報紙上抄一篇就行。巴黎不是有份《每日郵報》嗎？從那上面抄。」
「可是《每日郵報》是份保守派報紙，他們反感共產黨。」
「嗯，《每日郵報》登什麼，你反著寫就行了，保準錯不了。咱們千萬別糟蹋這個機會，我的朋友。說不定能掙幾百法郎呢。」
我不喜歡這個點子，因為巴黎警察對共產黨盯得很緊，特別如果還是外國人的話，我已經被懷疑了。幾個月前，有暗探看到我從一家共產黨週報的辦公室出來，警察已經找了我一大堆麻煩。要是讓他們逮到我去這家秘密團體，鬧不好我會被驅逐出境。然而這是個大好機會，不容錯過。那天下午，鮑裡斯的朋友——也是個侍者——來把我們帶去見面。那條街名我忘了，是條破敗的街道，從塞納河邊往南，國民議會附近。鮑裡斯的朋友要我們千萬小心。我們裝作在街上隨意閒逛，記住了要進哪個門口——是一間洗衣店——然後又踱回來，一邊留意所有的窗口和咖啡館。如果別人知道這裡是共產黨出沒的地方，很可能有人監視。我們想好了萬一看到誰哪怕有一點點像暗探，便打道回府。我嚇壞了，但這種鬼鬼祟祟的事讓鮑裡斯興致勃勃，完全忘了他是要去跟殺害他父母的人打交道。
我們肯定平安無事後，快步走進了洗衣店。洗衣店裡有個法國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俄國的先生們」住在院子對面的樓上。我們爬了幾層光線陰暗的樓梯，到了一處樓梯平台，有個體格健壯、板著臉的短髮青年站在最高的樓梯處。我上去時，他狐疑地看著我，伸出胳膊把我攔下，並用俄語說了句什麼。
「口號！」見我沒接上話，他厲聲說。
我愕然停下腳步，沒想到還得說口令。
「口號！」那個俄國人又說了遍。
鮑裡斯的朋友走在後面，這時上前用俄語說了些什麼，要麼是口令，要麼是解釋。聽了後，那個態度粗暴的俄國人像是滿意了，把我們領進一個小而破舊的房間，毛玻璃窗戶。裡面看起來是一間極為寒酸的辦公室，牆上釘著俄文宣傳標語和一副印刷粗糙的巨幅列寧像。桌前坐著一個只穿著襯衫的大鬍子俄國人，正在往報紙的包裝紙上寫地址，他面前有一堆。我進去時，他跟我說法語，口音很重。
「太不小心了！」他小題大作地叫道，「你們來的時候，幹嗎不帶一包要洗的東西？」
「要洗的東西？」
「誰來都要帶上要洗的東西，讓人看著就像是來樓下的洗衣店。下次帶一大包吧，我們可不想讓警察瞄上。」
這比我原先想像的還要鬼鬼祟祟。鮑裡斯坐了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他們用俄語談得不亦樂乎。對方開口的只有大鬍子，板著臉的那位歪靠著牆，眼睛盯著我，好像對我還懷疑。我感覺怪異，就那樣站在一個釘著革命標語的秘密小房間裡，聽著別人說話，卻一個字也聽不懂。兩個俄國人說話又快又急，夾著微笑，還會聳肩膀。我想知道談的都是什麼，覺得他們會互稱「小父親」，還有「小鴿子」和「伊萬·亞歷山大諾維奇」等等，就像俄國小說裡的人物，談的都是跟革命有關的事，大鬍子會不含糊地說：「我們從來不辯論，論爭是資產階級的消遣，我們用行動來辯論。」然後又琢磨他未必會這樣說。他們讓我們出二十法郎，顯然是入會費，鮑裡斯答應付（我們總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後鮑裡斯拿出我們手頭寶貴的錢，付了五法郎現款。
鮑裡斯掏了錢，那個板著臉的人看上去沒那麼懷疑了，坐到了桌子邊上。大鬍子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一邊在一張紙上做筆記。我是共產黨員嗎？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我清楚英國的政治形勢嗎？噢，當然，當然。我提了幾個大臣的名字，關於工黨，還說了幾句不屑的話。《體育報》呢？我可以在《體育報》上撰文吧？（在歐洲大陸，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會主義掛上了鉤。）噢，當然，我又說。那兩個人都神色凝重地點點頭。大鬍子又說：
「顯然，你對英國的狀況有透徹的瞭解。你可以為莫斯科的一家報紙撰寫系列文章嗎？我們會跟你詳細交代的。」
「當然可以。」
「那好，同志，我們會通過明天第一班郵差通知你，要麼也許是第二班。我們開的稿費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來的時候，記著帶一包要洗的東西。再見，同志。」
我們下了樓，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面看街上有沒有人，然後才溜出去。鮑裡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覺得應該破費一下，便就近衝進一間煙草店花五十生丁買了根雪茄。他出來時以枴杖搗地，滿面笑容。
「盼到嘍！盼到嘍！哎，我的朋友，咱們真的時來運轉了。你跟他們應付得挺好，聽到他們叫你同志了嗎？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運氣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聽到郵差來了，便衝下樓去小酒館收信，失望的是沒來。我在房間裡等下一班郵差，還是沒信。三天過去了，我一直沒收到那個秘密團體的信，我們心灰意冷，推斷他們肯定是找了別人寫文章。
十天後，我們又去了那個秘密團體的辦公室一趟，特別記著帶了一個包裹，看著像是要洗的東西。秘密團體不見了！洗衣店裡那個女人一無所知，說「那些先生們」在付不出房租的情況下，幾天前就搬走了。我們站在那兒拎著一包東西，樣子可真夠傻的！不過有所安慰的是，我們只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後我們再也沒聽說這家秘密團體怎麼樣了，他們是什麼人，或者說他們的真實面目如何，誰都不曉得。我個人的看法是他們跟共產黨毫無瓜葛，覺得他們純屬騙子，騙的對象為俄國流亡者，方式是冒稱一個子虛烏有的團體來詐取入會費。這樣做很安全，無疑他們還在別的哪個城市干同樣的勾當。這些傢伙很聰明，表演得天衣無縫。他們的辦公室完全就是共產黨秘密辦公室應該有的樣子，至於帶一包要洗的東西，那可真是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