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對於西班牙而言,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一個風雲際會、跌宕起伏的時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國外志願人員聯合抗擊佛朗哥武裝叛亂的鬥爭,雖以失敗而告終,但他們在其間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懷,震撼了整個世界,也影響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識分子。所以這段西班牙歷史上最悲慘的時期,同時也稱得上是「浪漫主義的戰爭時期」(何塞?狄亞斯語),讓每個曾經經歷過這場血與火考驗的人回想起來。都會生發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懷。可是這場內戰留給人們的.僅僅是雖敗猶榮的悲壯和澎湃的激情嗎?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喬治?奧威爾(1903—1950)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給了我們一個否定的回答。實際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謂史料,幾乎儘是當初政治宣傳性的材料,或是沒有親歷戰爭的記者們人云亦云的說法。說「歷史服務於政治,政治產生歷史」似乎略顯偏激,可歷史記錄總要帶上時代的痕跡和意識形態的烙印,這卻是誰也否認不了的。當時的蘇聯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國。在抵抗佛朗哥叛軍的同時,就在反法西斯陣營內部的爭鬥中,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傳,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歷史真相。憑借這部自傳體作品,奧威爾試圖還原這段歷史的本真面目,儘管他自己也承認,其中難免有描述上的錯誤和以偏概全的現象,但還是足以改變人們過去對西班牙內戰的簡單印象,讀者會發現:比起共和國同法西斯的戰鬥,共和國內部的黨派紛爭和政治宣傳似乎來得更為可怖,給人的心理帶來的陰影和創傷也更為嚴重。當我們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個拋棄了一切來參加反法西斯戰鬥並且表現十分英勇的比利時人,沒有被敵人打死,卻僅僅因為自己屬於「托洛茨基主義」政黨P.O.U.M.(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而被政府投入監獄的時候,一定會被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所震撼。在書中,奧威爾無意攻擊蘇聯當局和西班牙共產黨(儘管他們當時的政策確有失誤),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乃至所想,客觀真實地記錄下來.由於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名真正意義上的戰士,其經歷自然就頗具戲劇性和傳奇性,所以無需任何渲染和「藝術加工」,單單呈現事實.就足夠讓我們心弦拉緊、寄情於內。而他對派系攻擊和政治迫害的記述.非但沒有減損故事主題的統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劇美。當然,如若讀者把這部傳記當作什麼悲壯的史詩,那就有些牽強了.在宏大的記事和嚴正的說理後面,永遠躲藏著一個諧趣的奧威爾,他的樂觀精神和風趣脾性,會讓你在讀這種嚴肅題材的作品時不會感覺枯燥,而西班牙人疏於紀律、熱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國人嚴格拘謹、有板有眼的傳統碰撞在一起所引發出的不和諧,也會讓人忍俊不禁。即使在記敘自己脖頸中彈這等事關生死的時刻,奧威爾也儼然是一幅旁觀者的架勢,輕鬆地超然於外.甚至躺在擔架上,他心中還暗自稱讚擊中自己的敵兵實在「槍法一流」.對於死神隨時都會降臨則全然不在乎。我想,這當中除了奧威爾不畏死的氣概之外.只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話可以解釋了:「可能人在瀕死的時候,想法也會與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因此,閱讀《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會有一種模糊於歷史和喜劇之間的感受,在發笑時又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辛酸,無怪乎有人將其與約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條軍規》並稱為二十世紀黑色幽默的兩大巔峰之作。稍為細心一點的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中有整整兩章乃是插入式議論,從敘事連貫的角度看似無必要,甚至對本書的整體樣態還會有所毀損.一個是描寫黨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個是分析巴塞羅那戰鬥中官方虛假宣傳的第十一章。這似乎是奧威爾一以貫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會由此聯想到《巴黎倫敦落魄記》中專門總結倫敦黑話的第三十二章.還有《一九八四》中間長篇引述的《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末尾附錄中的那篇《新話的原則》。曾經有評論家就此毫不客氣地質疑奧威爾:『『你幹嗎要塞進這些東西?把一本原來很不錯的書變成了低級的新聞報道。』』眾所周知,新聞體(joumalism)是文學創作的大忌,因為兩者在語言功能和語言操作上是截然兩途、背道而馳的:新聞語言重在提供信息.語氣明確;而文學語言則富於表現,蘊涵情感。更確切地說,新聞報道的功能是把事件的情況盡量按照原貌傳達給受眾,而文學語言則意在激盪起讀者心緒中某種特殊、微妙的感受和體驗。海明威當年就是因為聽從了斯泰因的勸告.放棄記者這一行,而從中大受其益的。奧威爾自己做過記者,自然該深得其中要領,比如說其語言就在簡約凝練的同時,沒有流於新聞報道的簡單和俗套,或者換種說法,即使是準確、客觀地記錄事實,他所呈現給我們的,也是一種「藝術的復原和再現」(董樂山語)。既然如此,奧威爾為何偏偏執拗地「塞進」這兩章呢?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目的——還原歷史的本真面目。在經歷了這一番複雜的政治糾葛和危難之後,作為一個有道德操守和良心的知識分子,面對國外公眾對事實(眾多無辜的人被投入牢獄)缺乏瞭解的情況,他實在是別無選擇。事實上,奧威爾寫作本書的初衷也就是要揭示真相,而非編織構造生動感人的故事,或者展示自己光榮的戰爭經歷,換言之,正是在這兩章想說的話,才促使他寫就了整部自傳,所以他敢於在第五章開頭赫然宣稱:「如果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毫無興趣,請跳過這些內容不讀,正因為此我才將其中的政治部分列為單獨的一章。」儘管在體裁上不是小說,可本書畢竟有著很強的敘事性。所以.如此大膽的做法,縱使是見識過後現代敘事的當代讀者,也會有些驚訝和意外,更莫說是三四十年代裡那些仍舊囿於維多利亞傳統的讀者。況且奧威爾本人也曾坦陳:《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政治性書本,而在人們的眼中,政治性和文學性似乎永遠是互相牴觸的。再加之其他一些因素,這本書起初頗受冷遇,剛在英國上市時購閱的人並不多,而在美國,更是多年以後才得以出版。然而時間是考驗一部作品最有效的準繩,這部當時幾乎無甚影響的力作,終歸還是受到了應有的重視——文體學家開始注重書中簡潔到位、一針見血的「奧威爾語言」,歷史學家將其奉為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權威性文件,報刊述評則稱其為「現有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最好的書」(《紐約客》)。於是乎,當其他記錄西班牙內戰的書籍遭受新聞報道般的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塵封、被湮沒的時候,《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卻一直生還,甚至保持著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成為「奧威爾畫廊中最精美的一幅自畫像」。就連那兩章被指摘為瑕疵的插議,究竟有何等價值,我們也該重新審視了。但凡不朽之作,無一不是在描景狀物、敘事寫人的基礎上觸及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人性,而硝煙瀰漫的戰場和複雜殘酷的政治,無疑是凸顯人性的絕佳場合。因此,我們誠然可以跟在批評家的身後。也去指劃奧威爾創作手法中的這樣或那樣的所謂不足和缺陷,可誰也不能否認,他對人性的展現和探討,以及由此體現出的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是具有極大震撼力的。也正因為這樣,我本人在讀奧威爾的時候,會暫時忘卻布萊希特的「間離化」理論、忘卻新批評派的「感受謬誤」觀,一句話,放棄自己「批判的頭腦」(criticalmind),甘心做一名被動的接受者,找尋身臨其境的感覺,跟隨作者的記敘,同他一起去經歷激戰、一起去重溫史實、一起去探求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奧威爾也不會把讀者引入什麼盲目的「現實主義幻境」(realisticillusion)中,而是交還給我們一雙更為明亮的眼睛.和一個更具批判精神的頭腦,去追求一個更加澄明和本真的世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恐怕你與他一樣。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聖經?舊約》箴言ⅩⅩⅥ.4-5

  ————————————

  *此處奧威爾原著引用的聖經出處為《箴言》,第二十六章,5—6,略有出入。——譯者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