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求你寬恕，因為他們中間一半人不曾讀書，
我請求你原諒，如果他們一時沒有支付的力量，
寬恕他們吧，看著他們流血令人憤慨，
原諒他們吧，他們祈禱的時間不復存在。
對於這個民族，你和他都十分清楚地知道，
佛朗哥，你可以和他們一樣明白地看到，
誰被迫起來為了最基本的權利而鬥爭，
敵人比你們、我們或者他們更富有，更愚蠢，更強大，
所以當德國人的炸彈在他們那裡炸響，
可憐的摩爾人痛苦不堪、背井離鄉，
意大利人的刺刀像篦子一樣梳過城鎮、村莊
不要忘了啊，不要忘了所有這些西班牙人的墳場，
為了一個處於危險中的民族，他們在破碎的家園裡奮勇抵抗，
為了一個處於危險中的民族，他們在破碎的家園裡哭泣悲傷。
——布賴恩·霍華德《獻給那些投入西班牙內戰的人：1937》，首次發表於《世界詩人保衛西班牙人民》6號詩集
1936年最後的幾天裡，——可能是12月23日啟程——奧威爾經由巴黎來到西班牙。這是他7年來首次來到這個城市，而且，特別要去蒙特巴拉那斯市的亨利·米勒的工作室一趟。米勒是個作家，是30年代後期以來一直讓奧威爾感到頭疼的人。僅幾個月前，奧威爾寫了一封信感謝他送給自己的第2本小說《黑色春天》的副本：奧威爾「非常喜歡其中一部分」但又擔心它無法引起像《北迴歸線》一樣的反響。3年以後，米勒來為自己最成功的隨筆之一《在鯨的體內》做推廣。聖誕節後大概一天左右，這個高個、瘦削的英國人就來了，他的朋友艾爾弗雷德·佩爾斯對此做了記錄，並對他和奧威爾的這次會面做了極有深度的描述。談話內容本身保留的不多，但在會談期間，奧威爾向米勒坦言，在緬甸警察局的那段經歷給自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米勒從之前奧威爾長長的自傳性質的來信中對他的經歷有所瞭解，但使他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經歷過這麼多波折後，奧威爾仍然選擇繼續面對更多的苦難。相比於死亡，他難道不是更習慣於生存嗎？奧威爾對此非常「認真而謙遜」地回答，身處一個非常時代，人往往是不會想到如何避免犧牲的。米勒對此極為感動，儘管自己是一個極端的寂靜主義者[thearchquietist：寂靜主義尤指一種17世紀基督教神秘主義教派，主張清心寡慾——譯者注]，他也嘲笑奧威爾的「著裝」（實際上就像奧威爾所說的，這服裝來自查林十字街），穿著燈心絨外套，這是為共和國戰爭作的貢獻。佩爾斯也注意到，米勒善意地避免了提及奧威爾為佛朗哥而戰。看著兩個人的交談，佩爾斯明顯感受到了兩人個性、特徵的強烈反差，米勒有著「半東方式的冷靜超然」，奧威爾則是「堅韌、達觀、有政治頭腦，試圖努力改造整個世界」。巴黎的這次逗留也因另一個小插曲而值得紀念。後來，奧威爾為《論壇報》讀者記錄下來的這段充滿愧疚的遭遇。當時，由於弄錯了地址，奧威爾叫的出租車把他拉到了幾百英尺以外的地方。那個司機非常氣急敗壞，接下來兩人的爭論演變成相互叫囂和謾罵。當時，奧威爾非常生氣，但是，後來他又開始感謝這個司機讓他看到的一幕場景：一個有錢的外國人剛穿過巴黎大街，500英里之外一場階級鬥爭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他乘火車向南穿越西班牙邊界，一路上被田里勞作的農民起身行反法西斯禮的景象所震撼。
毫不誇張地說，西班牙的這段經歷在奧威爾一生中是非常關鍵的一個階段。相比於他和露宿在堤岸旁的流浪者一起，與無業遊民一道，相比於在緬甸理想破滅的感覺，這段經歷更強烈地使他意識到自己最想從生命中得到什麼，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什麼。或者說，這段經歷給他提供了一個在前幾次經歷中形成並發展自身價值所需的環境——激烈的、令人目眩神迷而又難以忘懷的環境。這一點，不僅從他的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評論和文章以及返回之後的情況中顯而易見，而且也清楚地表現在那些目睹他參戰朋友的回憶中。理查德·裡斯曾寫道，自己是在奧威爾去西班牙那一刻，才意識到他的偉大。奧威爾在年底前兩、三天來到了巴塞羅那，因為之前的光榮經歷，奧威爾的這次到來也頗具滑稽的一面。珍妮·李還記得是在一個飯店大廳見到他的，當時，她正和朋友坐在一起，奧威爾肩上搭著靴子，正找報名參軍的地方。開始她還懷疑奧威爾可能沒有證明，但是，奧威爾的靴子使她改變了主意，這雙靴子這麼大（他穿12碼），至少在西班牙是很難找到的。奧威爾來到英國獨立公黨在巴塞羅那駐處約翰·麥克奈爾面前。起初，麥克奈爾也對這個高高的、有著公學教育背景、說話慢慢吞吞帶著上流階層口音的人有所提防，但是後來卻發現，自己竟然讀過他的兩部作品。奧威爾並沒有否認自己的創作動機，想寫關於西班牙戰況的東西用以激勵英國的工人階級。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加入共和國民兵部隊。事情還在處理當中，麥克奈爾派來了一位加泰羅尼亞記者維克托·阿爾巴，負責陪同奧威爾在市裡四處轉轉。阿爾巴是個熱情的年輕人，他帶著奧威爾做了一次「頗具1936年風情的觀光」，重點參觀了6個月前發生暴亂的街道，但阿爾巴好像並沒有引起身邊一直默不作聲的遊客太大的興趣。奧威爾似乎只是一個不耐煩的記者，說話聲音不高，完全沉浸於自我，對於將要進行考察的這個國家缺乏瞭解。阿爾巴在墨西哥流亡時讀到他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就是很好的說明。
奧威爾發現，巴塞羅那到處都是外國人。到目前這個階段，西班牙戰爭已經演變成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所激發出的情感在第2年秋天出版於《左翼評論》小冊子中南希·丘納德主編的合集《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中可見一斑。在148個作者當中，絕大多數站在政府一邊，而只有5個——其中有埃德蒙·布倫登以及伊夫林·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支持佛朗哥的。（最後加入的聲音來自喬治·蕭伯納，這只能作為「未分類」的那種了，他認為「在西班牙，右翼起來反抗之前，左右兩派輪流執政表現都不光彩，因而也談不上誰更不稱職……」。）一般的論調則是來自布賴恩·霍華德的一段表述，他是20年代唯美主義者，近來似乎極富政治覺悟：「一個民族，幾乎一半的人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如今他們正起來反抗最無恥、最反動的財閥統治，為了生存為了自由而鬥爭……對反動統治我深感義憤，願以滿腔的熱忱支持西班牙共和國人民。」奧威爾後來對於西班牙局勢有了足夠的認識，因而對《支持西班牙的作家》一書的召集人極度蔑視，但是，這些作品又反映出親共和黨人的內心情感，荒唐地派成千上萬的年輕志願者遠離西班牙為共產主義國際分隊而戰。肯尼思·辛克萊勞特，當時還是一個20歲的劍橋畢業生，他於1936年秋隨一個醫療救助機構來到西班牙，他還記得被當時局勢所激發的那股熱情。「西班牙已經成為了我的生命……我所有其他的忠誠、孝敬父母、完成學業、在倫敦的生活……一切都消失在地平線下。」為了「左」派，西班牙——在當時以及接下來的10年中——都成為人們是否甘於「奉獻」的試金石。特裡斯，一個好心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也是《吃人是不對的》（1959）一書作者馬爾科姆·布拉德伯裡的教授，他意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自己的生活已經被這種帶喜劇色彩的誤解毀掉了。年輕人結束了對所有自由主義事業的同情使他留在了英國。
正像30年後的越南，西班牙有能力從社會各個層面激起公眾的輿論。與此同時，這些分支也決非十分準確。1936年末待在倫敦，辛克萊勞特轉到了國際分隊，他對當時自己出現在極度保守主義的初級憲章俱樂部成員中沒有出現任何敵意而感到驚訝。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徵。然而，人們會把西班牙戰爭設想成——一場民主的抵抗，一次在強權政治時代民族自主的測試，一次社會革命的機遇——然而，危險的方面卻很少能被明確。奧威爾向安東尼·鮑威爾承認，本土西班牙人參戰的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居住在西班牙的地理位置。
這些疑惑在戰爭第一階段背景中極為明顯。在一般反抗進行到將近6個月後，西班牙被劃分為民族主義地區和共和主義地區。佛朗哥向馬德里發起進攻，馬德里是當時的首都，直到共和政府匆忙撤退到後來的政府所在地巴倫西亞。佛朗哥此次的進攻被陷於停滯，但此前民族主義者從南至北取得了幾次有意義的勝利。在戰爭進行幾周內，很明顯的是，無論在西班牙發生什麼，都不會有什麼留給西班牙人自己。作為一個民主選舉的左翼政府，吉羅政府已向鄰國法國請求援助。法國社會主義者總理勃魯姆對此深表同情，但是在戰爭前幾周內，向南船運的少批飛機卻被法國內閣部門中止了。勃魯姆建議，所有歐洲政府一致採取不干涉政策。這個一致政策的結果不可避免地會使衝突兩極化，變成兩個極端意識形態的競爭。一方面，在僅有的最基本的海外援助情況下，蘇聯的政策很顯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此刻，俄國外交政策進入了一年左右的「人民陣線」階段，這種策略用於抵抗支持受極權威脅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法西斯主義。從單純的地域背景來看，這起到了幫助西班牙共產黨的作用，西班牙共產黨是在議會中僅佔有17個席位的小規模政黨，但這不是其主要目的。歷史學家至今仍就蘇聯在西班牙戰爭中的準確性質及蘇聯參與戰爭的真實目的持有爭議，可是，隨著俄國援助，俄國政府代表1936年開始不斷湧入西班牙，這個策略中至少有一方面是確定的：它無意推動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