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不同的城市都曾經成為美國精神熠熠生輝的焦點。例如，18 世紀後期，波士頓是政治激進主義的中心，震驚世界的第一槍在那裡打響，那一槍只會在波士頓的郊區打響，而不會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事件報道之後，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弗吉尼亞人，從心底都成為了波士頓人。19 世紀中葉，來自世界各地的棄兒們在埃利斯島登岸，並把他們陌生的語言和陌生的生活方式傳播到美國各地，紐約從而成為大熔爐式國家的象徵——至少是有別於英國。20 世紀早期，芝加哥開始成為美國工業發展的中心。如果芝加哥的某個地方有一座屠夫的雕像，那麼它的存在是為了提醒人們記住那個到處是鐵路、牛群、鋼鐵廠和冒險經歷的時代。如果現在還沒有這樣的雕像，那麼我們應該盡快來做這件事，就像代表波士頓時代的有民兵雕像，代表紐約時代的有自由女神像一樣。
今天，我們應該把視線投向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城。作為我們民族性格和抱負的象徵，這個城市的標誌是一幅 30 英尺高的老虎機圖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員。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裡，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我寫作此文時的美國總統是昔日好萊塢的演員。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是 20 世紀 60 年代最為人矚目的電視節目的寵兒，也就是說，是一名宇航員[1]。很自然，他的太空探險被拍成了電影。
此外，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競選失敗歸罪於化妝師的蓄意破壞，他就如何嚴肅對待總統競選這個問題給了愛德華·肯尼迪一個建議：減去 20 磅體重。雖然憲法對此隻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實上已被剝奪了競選任何高層政治職位的權利，或許禿子也一樣不能倖免於此，當然還有那些外表經過美容仍無法有較大改觀的人。我們似乎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現才幹和駕馭能力的領域已經從智慧變成了化妝術。
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如電視播音員，對此也心領神會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吹風機上花的時間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時間多得多，並且由此成為娛樂社會最有魅力的一群人。雖然聯邦新聞法沒有明文規定，那些不上鏡頭的人其實已被剝奪了向大眾播報所謂「今日新聞」的權利，但是那些在鏡頭前魅力四射的人確實可以擁有超過百萬美元的年薪。
美國的商人們早在我們之前就已經發現，商品的質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無足輕重的。不論是亞當·斯密備加讚揚還是卡爾·馬克思百般指責，資本主義原理中有一半都是無稽之談。就連能比美國人生產更優質汽車的日本人也深知，與其說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種表演藝術，豐田每年的廣告預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不久前，我看到比利·格雷厄姆[2]和謝基·格林、瑞德·巴頓斯、迪昂·沃威克、彌爾頓·波爾及其他神學家一起向喬治·伯恩斯表示祝賀，慶祝他在娛樂性行業成功跌打滾爬了80年。格雷厄姆教士和伯恩斯說了很多關於來世的俏皮話。雖然聖經裡沒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觀眾保證，上帝偏愛那些能讓人發笑的人。這是一個誠實的錯誤，格雷厄姆只是錯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當成了上帝。
魯斯·威斯西馬博士是一個心理學家，她主持了一檔很受人歡迎的廣播節目及一個夜總會節目，在這些節目中，她向聽眾們介紹有關性事的林林總總，所用的語言在過去只能是臥室和某些陰暗的街角里專用的。她和格雷厄姆教士一樣是一個有趣的人，她曾經說過：「我的初衷並不是為了逗樂，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確實能讓人開心，我不妨繼續下去。有人說我取悅於人，我說這很好。如果一個教授上課時表現幽默，人們就會帶著記憶下課。」[3]她沒有說人們帶著怎樣的記憶，也沒有說這些記憶有何裨益，但她說明了一點：能夠取悅於人，真好。確實，在美國，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擁有能夠娛樂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傳教士、運動員、企業家、政治家、教師還是新聞記者。在美國，最讓人乏味的是那些專業的演員。
對文化表示關注和憂慮的人，如正在閱讀此類書的人，會發現上面的這些例子並不罕見，已是司空見慣了。批評界不乏有識之士，他們注意並記錄了美國公眾話語的解體及其向娛樂藝術的轉變。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相信，還沒有開始探究這種變化的根源和意義。那些已經對此作過研究的人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走向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資本主義成熟後的無味的果實；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時代神經官能征的後遺症，是人類任憑上帝毀滅而遭到的報應，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貪婪和慾望的產物。
我仔細研讀過這些闡述，從中不是沒有學到東西。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理論，甚至神學家們，都是不能等閒視之的。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我的見解能夠基本接近事實，我都會感到驚訝。正如赫胥黎所說的，我們沒有人擁有認識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們相信自己有這樣的才智，也沒有時間去傳播真理，或者無法找到輕信的聽眾來接受。但是在這裡，你會發現一個比前人的理解更為透徹的觀點。雖然這個觀點並不深奧，但它的價值體現在其視角的直接性，這樣的視角正是 2300 年前柏拉圖提出的。根據這個觀點，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人類會話的形式上，並且假定我們會話的形式對於要表達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容易表達出來的思想自然會成為文化的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會話」這個詞，並不僅僅指語言，同時也指一切使某個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術。在這樣的意義上，整個文化就是一次會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以不同象徵方式展開的多次會話的組合。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公眾話語的方式是怎樣規範乃至決定話語內容的。
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原始的煙霧信號。雖然我不能確切地知道在這些印第安人的煙霧信號中傳達著怎樣的信息，但我可以肯定，其中不包含任何哲學論點。陣陣煙霧還不能複雜到可以表達人們對於生存意義的看法，即使可以，他們中的哲學家可能沒有等到形成任何新的理論就已經用盡了木頭和氈子。你根本不可能用煙霧來表現哲學，它的形式已經排除了它的內容。
再舉一個我們更熟悉的例子：塔夫脫，我們的第 27 任總統，體重 300 磅，滿臉贅肉。我們難以想像，任何一個有著這種外形的人在今天會被推上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如果是在廣播上向公眾發表演講，演講者的體型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電視時代，情況就大不相同了。300 磅的笨拙形象，即使能言善辯，也難免淹沒演講中精妙的邏輯和思想。在電視上，話語是通過視覺形象進行的，也就是說，電視上會話的表現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語言。政壇上形象經理的出現以及與此相伴的講稿作家的沒落證明了這樣一點，就是：電視需要的內容和其他媒體截然不同。電視無法表現政治哲學，電視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學是水火不相容的。
還有一個例子，更複雜一些：信息、內容，或者如果你願意，可以稱之為構成「今日新聞」的「素材」，在一個缺乏媒介的世界裡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我並不是說，火災、戰爭、謀殺和戀情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發生過。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用來宣傳它們的技術，人們就無法瞭解，無法把這一切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簡而言之，這些信息就不能作為文化的內容而存在。「今日新聞」的產生全然起源於電報的發明(後來又被其他更新的大眾傳播工具發揚光大)，電報使無背景的信息能夠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跨越廣闊的空間。「今日新聞」這種東西純屬技術性的想像之物，準確地說，是一種媒體行為。我們可以瞭解來自世界各地對於各種事件的片斷報道，因為我們擁有適用於報道這些片斷的多種媒體。如果某種文化中沒有具有閃電般速度的傳媒工具，如果煙霧信號仍是最有效的傳播途徑，那麼這種文化就不會擁有「今日新聞」。如果沒有媒體為新聞提供傳播的形式，那麼「今日新聞」就不會存在。
用平白的話語來說，這本書是對 20 世紀後半葉美國文化中最重大變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術時代步入沒落，而電視時代蒸蒸日上。這種轉換從根本上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因為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傳達同樣的思想。隨著印刷術影響的減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構成公共事務的領域都要改變其內容，並且用最適用於電視的表達方式去重新定義。
馬歇爾·麥克盧漢[4]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如果我上面所說的有引用之嫌，我決不否認其中的聯繫(雖然很多值得尊敬的學者覺得否認和他的聯繫很時髦，但是如果沒有麥克盧漢，他們也許至今仍然默默無聞)。30 年前遇到麥克盧漢的時候，我還是一名研究生，而他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英語教授。那時我就相信，現在仍然相信，他繼承了奧威爾和赫胥黎的傳統，對未來進行了預言。我對他的理論堅信不疑。他認為，深入一種文化的最有效途徑是瞭解這種文化中用於會話的工具。我也許應該補充一點，最早激發我對這個觀點產生興趣的是一位比麥克盧漢更偉大、比柏拉圖更古老的預言家。我年輕時研究過《聖經》，在其中我獲得了一種啟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這種啟示來自「十誡」中禁止以色列人製作任何具體形象的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和很多其他人一樣，我那時很疑惑，為什麼上帝要規定人們應該或不應該怎樣用符號表現他們的經歷。除非頒布訓誡的人認定人類的交際形式和文化的質量有著必然聯繫，否則把這種禁令歸於倫理制度之中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我們可以冒險作一猜測：那些如今已經習慣於用圖畫、雕塑或其他具體形象表達思想的人，會發現他們無法像原來一樣去膜拜一個抽像的神。猶太人的上帝存在於文字中，或者通過文字而存在，這需要人們進行最精妙的抽像思考。運用圖像是褻瀆神祇的表現，這樣就防止了新的上帝進入某種文化。我們的文化正處於從以文字為中心向以形象為中心轉換的過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訓誡對我們也許是有益的。即使這些推想有不妥之處，我仍然認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個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對於這個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語言無愧為一種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們成為人，保持人的特點，事實上還定義了人的含義。但這並不是說，除了語言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媒介，人們還能夠同樣方便地以同樣的方式講述同樣的事情。我們對語言的瞭解使我們知道，語言結構的差異會導致所謂「世界觀」的不同。人們怎樣看待時間和空間，怎樣理解事物和過程，都會受到語言中的語法特徵的重要影響，所以，我們不敢斗膽宣稱所有的人類大腦對於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考慮到，在語言之外還有如此豐富多樣的會話工具，我們就不難想像，不同文化在世界觀方面會存在多大的分歧。雖然文化是語言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媒介都會對它進行再創造——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和語言一樣，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這就是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還需要修正，因為，這個表達方式會讓人們把信息和隱喻混淆起來。信息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明確具體的說明，但是我們的媒介，包括那些使會話得以實現的符號，卻沒有這個功能。它們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不管我們是通過言語還是印刷的文字或是電視攝影機來感受這個世界，這種媒介—隱喻的關係為我們將這個世界進行著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著色，並且證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卡西爾曾說過：
隨著人們象徵性活動的進展，物質現實似乎在成比例地縮小。人們沒有直面週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斷地和自己對話。他們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語言形式、藝術形象、神話象徵或宗教儀式之中，以至於不借助人工媒介他們就無法看見或瞭解任何東西。[5]
媒介的獨特之處在於，雖然它指導著我們看待和瞭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這種介入卻往往不為人所注意。我們讀書、看電視或看手錶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大腦如何被這些行為所左右並不感興趣，更別說思考一下書、電視或手錶對於我們認識世界有怎樣的影響了。但是確實有人注意到了這些，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路易斯·芒福德[6]就是這些偉大觀察者中的一個。他不是那種為了看時間才看鐘錶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對大家關心的鐘錶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興趣，而是他對鐘錶怎樣表現「分分秒秒」這個概念更感興趣。他思考鐘錶的哲學意義和隱喻象徵，而這些正是我們的教育不甚了了的地方，鐘錶匠們對此更是一無所知。芒福德總結說：「鐘錶是一種動力機械，其產品是分和秒。」在製造分秒的時候，鐘錶把時間從人類的活動中分離開來，並且使人們相信時間是可以以精確而可計量的單位獨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大自然的產物，而是人類運用自己創造出來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藝與文明》中，他向我們展示了從 14 世紀開始，鐘錶是怎樣使人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約時間的人和現在被拘役於時間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漠視日出日落和季節更替，因為在一個由分分秒秒組成的世界裡，大自然的權威已經被取代了。確實，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從鐘錶被發明以來，人類生活中便沒有了永恆。所以，鐘錶不懈的滴答聲代表的是上帝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日漸削弱，雖然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其中的關聯。也就是說，鐘錶的發明引入了一種人和上帝之間進行對話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輸家。也許摩西的「十誡」中還應該再加上一誡：你不可製作任何代表時間的機械。
字母帶來了人與人之間對話的新形式，關於這一點如今學者們已達成共識。人們說出的話不僅聽得見，而且看得見——這不是一件小事，雖然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教育也未作太多評論。但是，很明顯，語音的書寫形式創造了一種新的知識理念，一種關於智力、聽眾和後代的新認識，這些東西柏拉圖在其理論形成的初期就已經認識到了。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沒有一個有智力的人會冒險用語言去表達他的哲學觀點，特別是那種會恆久不變的語言，例如用書面的文字記錄下來。」他對此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清楚地認識到，用書面文字記錄哲學觀點，不是這些觀點的終結，而是這些觀點的起點。沒有批評，哲學就無法存在，書面文字使思想能夠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續而嚴格的審察。書面形式把語言凝固下來，並由此誕生了語法家、邏輯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這些人都需要把語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錯誤，明白它的啟示。
柏拉圖深知這一點，他知道書寫會帶來一次知覺的革命：眼睛代替了耳朵而成為語言加工的器官。相傳，為了鼓勵這種變化，柏拉圖要求他的學生在來他的學園之前先學習幾何學。如果確有其事，柏拉圖就確實很明智，因為正如偉大的文學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所說的：「書面文字遠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提醒物：它在現實中重新創造了過去，並且給了我們震撼人心的濃縮的想像，而不是什麼尋常的記憶。」[7]
柏拉圖對於書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斷現在已被人類學家所深刻理解，特別是如果在他們所研究的文化中語言是複雜對話的唯一源泉時。人類學家知道書面文字不僅僅是話音的回聲，這一點諾思洛普·弗萊也曾提到過。這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一流魔術師的把戲。在那些發明文字的人眼裡，文字確有此神力。考慮到這些，那麼埃及神話中把文字帶給塔慕次國王的月神透特同時也是魔術之神，就不足為奇了。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於一個只有口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麼奇特而富有魔力——這樣的對話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有什麼比把問題訴諸文本時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麼比向一個無形的讀者傾訴，並且因為知道有一個無名的讀者會反對或誤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這正是每一本書的作者必須做的。
提出上述的觀點，是因為本書後面將討論我們的民族怎樣經歷從文字魔術向電子魔術轉換的巨大變化。我這裡想要指出的是，把諸如文字或鐘錶這樣的技藝引入文化，不僅僅是人類對時間的約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類思維方式的轉變，當然，也是文化內容的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媒介稱作「隱喻」的道理。在學校裡，老師非常正確地告訴我們，隱喻是一種通過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較來揭示該事物實質的方法。通過這種強大的暗示力，我們腦中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個事物必須引入另一個事物：光是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一個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腦是被知識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這些隱喻不再有效，我們一定會找到其他適用的：光是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是一個微分方程(正如羅素曾經宣稱的)，大腦是一個渴望栽培的花園。
但是我們這種媒介—隱喻的關係並沒有如此明瞭和生動，而是更為複雜。為了理解這些隱喻的功能，我們應該考慮到信息的象徵方式、來源、數量、傳播速度以及信息所處的語境。例如，鐘錶把時間再現為獨立而精確的順序，文字使大腦成為書寫經歷的石碑，電報把新聞變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這些隱喻，我們確實要費些周折。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創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那麼理解這些隱喻就會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 世紀眼鏡的發明不僅使矯正視力成為可能，而且還暗示了人類可以不必把天賦或缺陷視為最終的命運。眼鏡的出現告訴我們，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體和大腦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覺得，如果說 12 世紀眼鏡的發明和 20 世紀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那也不為過。
即使是顯微鏡這樣不常用的儀器，也包含了令人驚訝的寓意，這種寓意不是關於生物學的，而是關於心理學的。通過展示一個肉眼看不見的世界，顯微鏡提出了一個有關大腦結構的解釋。
如果事物總是不同於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見地隱藏於我們的皮膚內外，如果隱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麼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見地隱藏在某個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當大腦的顯微鏡之外還有什麼？我們對於大腦的理解除了來自某些工具所產生的隱喻之外，還有什麼途徑？我們說一個人有 126 的智商，又是怎麼一回事？在人們的頭腦裡並不存在數字，智力也沒有數量和體積，除非我們相信它有。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相信它有呢？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可以說明大腦情況的工具。確實，我們思想的工具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身體：有時我們稱自己的身體為「生物鐘」，有時我們談論自己的「遺傳密碼」，有時我們像看書一樣閱讀別人的臉，有時我們用表情傳達自己的意圖。
伽利略說過，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他這樣說只是打個比方。大自然自己不會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大腦也不會說話。我們關於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對話，是用任何一種我們覺得便利的「語言」進行的。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並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容。
[1] 指約翰·格倫，美國第一個繞地球作軌道飛行的宇航員，退役後當選為美國參議員。
[2]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 1918—)，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傳教士、浸信會牧師，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通過廣播、電視、電影宣講耶穌基督福音，開展福音奮興運動。
[3] 引自 1983 年 8 月 24 日的《威斯康星州日報》，第 1 頁。
[4]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傳播理論家，認為計算機、電視等傳播手段對社會及藝術、科學、宗教等產生強烈影響，著作有《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
[5] 卡西爾，《人論》，紐約花園城：雙日出版社，鐵錨叢書，1956，第 43 頁。
[6] 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國社會哲學家、教師、建築及城市規劃評論家，其著作多涉及人與環境的關係。
[7] 弗萊，《偉大的符號：聖經和文學》，多倫多：學術出版社，1981，第 22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