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中，有一段來自邁克爾·威爾法爾的精彩引語。此人是德美浸禮會教派的創始人之一，與富蘭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爾法爾向富蘭克林抱怨，說其他宗教派別的狂熱分子四處散佈關於德美浸禮會教派的謠言，指責他們宣揚令人髮指的教義，而這一切實際上都是子虛烏有的。富蘭克林建議他們發表文章闡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則，認為這樣可以讓謠言不攻自破。威爾法爾答覆說，他的教友們曾經討論過這樣的做法，但是最終還是加以否決了。他用以下的這段話解釋了他們的理由：
在人類社會存在之初，上帝以啟蒙人智為樂，他讓我們意識到，有些我們尊為真理的其實是謬誤，有些我們斥為謬誤的卻是真正的真理。他不時地為我們撥去迷霧，使我們不斷完善自己的原則，改正自己的錯誤，在這個過程中，他得到了無限的滿足。現在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達到了發展的終極，是否達到了精神知識或神學知識的完滿，我們擔心，如果我們裹足不前，不願意接受他人的意見，那麼我們的後人會效仿我們，認為我們——他們的前輩和創立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神聖的，是不可絲毫背離的。[1]
富蘭克林認為他們的這種謙遜在人類歷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見的。我們當然可以用「謙遜」二字形容他們的態度，但這段話的意義遠勝於此。它對於書面文字的認識論的批評可以同柏拉圖的觀點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許也會對這段話產生興趣，雖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禮會教派的觀點近乎制定了一條關於宗教話語的誡令：「不可記錄汝等之教義，更不可將其印刷成文，否則汝等將永遠受其束縛。」
不管怎樣，我們都會認為，關於德美浸禮會教派討論結果的記錄未能傳之於世，畢竟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否則本書的觀點——表達思想的方式將影響所要表達思想的內容——將更為彰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討論結果是殖民地時代的美利堅人質疑鉛字的一個獨一無二的例子，因為富蘭克林時代的美利堅人比世界上任何時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賴鉛字的力量。不管人們對於那些新英格蘭的新居民們有過怎樣的評述，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孫都是熱誠而優秀的讀者，他們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會生活都深深植根於印刷品這個媒介。我們知道，隨「五月花」號[2]進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幾本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聖經》和約翰·史密斯的《新英格蘭記》。(我們可以猜想，對於駛向未知世界的移民們來說，後者得到的重視會更多。)我們也知道，在殖民地時代的早期，每個牧師都會得到 10 英鎊來啟動一個宗教圖書館。雖然當時的文化普及率很難估計，但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大多來自簽名)，在 1640 年到1700 年之間，馬薩諸塞和康涅狄格兩個地方的文化普及率達到了 89%—95%。這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具有讀寫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3](在 1681 年到 1697 年之間，殖民地婦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約為 62%。)
不難理解，《聖經》是所有家庭的必讀書，因為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們和路德一樣，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現形式，耶穌的教義將借此被不斷推廣」。當然，耶穌的教義也可能是通過《聖經》以外的書得到推廣的，例如 1640 年印刷的著名的《海灣州聖歌》，在當時該書被視為美洲的第一暢銷書。但我們也不能認定這些人只讀宗教書籍，那個時期的遺囑記錄表明，在 1654 年到 1699 年之間，米德爾塞克斯縣 60%的家庭擁有藏書，其中 92%的家庭擁有《聖經》以外的書。[4]事實上，在 1682年到 1685 年之間，波士頓最大的書商僅從一個英國書商那裡就進口了 3421 冊書，其中大多數都是非宗教書籍。如果有人再補充說明一下，這些書僅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000 個居民的需求量，那麼 3421 冊書這個數字的意義就更清楚了。[5]放在現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該是上千萬冊了。
除了加爾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們能識文斷字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三個因素也能解釋這些來到新英格蘭的殖民者們對於鉛字的癡迷。第一，既然 17 世紀英國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 40%，我們可以猜測，移民到新英格蘭的人大多應來自英國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或階層。[6]換句話說，他們熱愛讀書，相信到新的世界裡讀書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過去一樣。第二，1650 年之後，幾乎所有的新英格蘭城鎮都通過了法令，要求建立「讀寫學校」，一些大的社區還要求建立語法學校。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認為他的邪惡力量將被教育摧毀。當然，推行教育還有其他原因，我們從下面這首流行於 17 世紀的小詩可以略見一斑：
公立學校是知識的源泉，
學習是人們神聖的權利。
真正統治這些人思想的並不是撒旦。早在 16 世紀，人們的認識論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任何一種知識都要通過鉛字來表達和傳播。關於這個變化，路易斯·芒福德寫道：「印刷書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們從現時現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鉛字比實際發生的事實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於鉛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將漸漸地成為虛無。所謂學習就是書本的學習。」)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推斷，在殖民者們看來，年輕人的學習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同時也是智力開發的一條必要途徑。(他們的故鄉——英國，就是一個學校之國。1660 年以前，英國有 444 所學校，每 12 英里就有一所學校。)很明顯，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學校教育是分不開的。在學校教育還沒有普及的地方(如羅德島)或學校法規還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漢普希爾)，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緩慢得多。
最後一點，這些身處異鄉的英國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書，甚至不需要培養自己的作家。他們從自己的故國原封不動地搬來高深的文學傳統。1736 年，書商們大事宣傳《旁觀者》、《閒談者》和斯梯爾的《衛報》。1738 年出現了關於洛克《人類理解論》、蒲柏《荷馬史詩》、斯威夫特《一隻澡盆的故事》和德萊頓《寓言》的廣告。耶魯大學校長德懷特曾精闢地描寫過當時美洲的情況：
幾乎每一種類型、每一種題材的書都已經有人為我們寫就。在這方面我們是得天獨厚的，因為我們和大英帝國的人說著同一種語言，而且大多數時候能與他們和平相處。和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長期為我們帶來大量的書籍，藝術類、科學類以及文學類的書籍，這些書大大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
這種情形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沒出現文化貴族。閱讀從來沒有被視為上等人的活動，印刷品廣泛傳播在各類人群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的、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丹尼爾·布爾斯廷這樣寫道：「閱讀蔚然成風。四處都是閱讀的中心，因為壓根就沒有中心。每個人都能直接瞭解印刷品的內容，每個人都能說同一種語言。閱讀是這個忙碌、流動、公開的社會的必然產物。」到 1772 年的時候，雅各布·杜謝已經可以做出這樣的評論：「特拉華河畔最窮苦的勞工也認為自己有權像紳士或學者一樣發表對宗教或政治的看法……這就是當時人們對於各類書籍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幾乎每個人都在閱讀。」
在這樣一個閱讀蔚然成風的地方，托馬斯·潘恩 1776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常識》能在當年 3 月之前賣掉 10 萬冊，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是在 1985 年，那麼一本書必須賣掉800 萬冊(兩個月之內)才能比得上當時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們再看一看 1776年 3 月的情況，霍華德·法斯特為我們提供了一組更讓人歎服的數字：「沒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冊，最保守的數字是 30 萬冊，也有人說是 50 萬冊。如果說當時 300 萬人口需要印刷 40 萬冊書，那麼今天的一本書需要賣掉 2400 萬冊才能比得上。」在今天的美國，唯一能吸引這麼多人注意力的傳媒活動大概只有美國橄欖球超級杯賽了。
在這裡，我們應該稍稍停頓一下，來談談托馬斯·潘恩，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個時代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別想提出的一點是，雖然他出身低微，但他從來沒有像莎士比亞一樣被人質疑過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確實，我們對潘恩生平的瞭解要多於莎士比亞(雖然對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們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規教育遠不如莎士比亞。在來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儘管有這樣的不利條件，但是他的關於政治哲學和辯證法的著作觀點明確，生命力經久不衰，絲毫不輸(數量上也許不如)伏爾泰、羅素和包括柏克在內的同時代英國哲學家。但是從來沒有人問過：這樣一個來自英國窮人階級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胸衣製造商怎麼可能寫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時候，潘恩的教育背景會成為其敵人的攻擊目標(他本人也因為這個缺陷而感到自卑)，但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樣強有力的文章會出自一個普通人。
我們也應該提一下，潘恩影響力最大的這本書的全名是《常識——一個英國人所著》。這個副標題很重要，因為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時代的美洲人沒有寫過什麼書，關於這一點，富蘭克林解釋說是因為美洲人忙於其他事情。也許是這樣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並沒有影響他們利用印刷機，甚至是為了根本不是他們自己寫的書而利用印刷機。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機誕生在 1638 年，屬於當時只有兩年歷史的哈佛大學。[7]之後不久，在沒有不列顛王國政府的幫助下，波士頓和賓夕法尼亞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機。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事實，因為那時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國城市都不允許使用印刷機。最早的印刷機用於印刷時事通訊，通常都是用廉價的紙張。也許我們可以說，美洲文學的滯後不是因為人們的惰性或英國文學的廣泛流行，而是因為缺少優質的紙張。到了獨立戰爭時期，喬治·華盛頓還不得不用難看的紙片給他的將領們寫信，他的急件甚至連信封都沒有，因為紙實在是太寶貴了。
但是到了 17 世紀末期，一種本土文學開始起步，這也同美洲文化對印刷術的偏愛不無關係。這裡的文學當然指的是報紙。本傑明·哈里斯於 1690 年 9 月 5 日在波士頓出版了一份共三頁的報紙，名叫《國內外要聞》。這是美國人第一次涉足報紙。在哈里斯來美洲之前，他參與「揭露」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有關天主教徒屠殺新教教徒並縱火倫敦的陰謀。他在倫敦的報紙《倫敦郵報》上揭露了「教皇的陰謀」，結果天主教徒受到殘酷的迫害。哈里斯對於謊言已是司空見慣，他在《國內外要聞》的內容說明中提到，報紙對於抗擊盛行於波士頓的謊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話作為內容說明的總結：「喜歡我這個提議的人可能會因此承擔罪名。」哈里斯的這種猜測是完全正確的。第二期的《國內外要聞》再也沒有面世。市長和市議會查禁了他的報紙，並且指責他發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論」。他們的這種反應說明，他們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為他們的障礙。就這樣，在美洲這個新的世界裡人們開始了爭取信息自由的鬥爭，而這樣的鬥爭在英國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
哈里斯的失敗激勵了其他人對於報紙的嘗試：《波士頓新聞信札》出版於 1704 年，它被認為是第一份連續發行的美洲報紙。在此之後，《波士頓報》(1719 年)和《新英格蘭報》(1721 年)相繼問世，它們的編輯詹姆士·富蘭克林是本傑明的哥哥。在 1730 年之前，有 7 種報紙定期在 4 個殖民地出版，1800 年前，報紙的數目上升到 180 種。1770年，《紐約報》用下面的這段話(節選)來慶祝自己和其他報紙的成功：
這是事實(讓我們向大學表示敬意)
報紙是知識的源泉，
是現代人每一次對話的靈感來源。
到了 18 世紀末，塞繆爾·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稱，美國已經擁有相當於英國三分之二的報紙，而人口只佔英國的一半。
1786 年，本傑明·富蘭克林評論道，美國人醉心於報紙和小冊子，以至於沒有時間來看書。(有一本書是個例外，那就是韋伯斯特的《美國拼寫課本》，此書在 1783 年到 1843年之間銷售了 2400 萬冊。)富蘭克林所說的「小冊子」，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伴隨報紙在各殖民地廣泛傳播的還有各種小冊子和大幅印刷品。阿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在他 1835 年出版的《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提到了這個事實：「在美國，各黨派之間不是通過寫書來反駁對方的觀點，而是通過散發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以驚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內迅速傳播，而後消失。」下面這段話中他也提到報紙和小冊子：「槍炮的發明使奴隸和貴族得以在戰場上平等對峙；印刷術為各階層的人們打開了同樣的信息之門，郵差把知識一視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宮殿前。」
在托克維爾發表這番議論的時候，印刷術已經傳播到了美國的各個地區。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辦學方面落後(南方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機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亞州一直到 1736 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報紙——《弗吉尼亞報》。但是到了 18 世紀末，通過鉛字傳播思想的運動蓬勃發展，很快成為一次全國範圍的對話。例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士·麥迪遜和約翰·傑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寫了 85 篇支持美國憲法的文章，1787 年至 1788 年期間，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現在紐約的報紙上，但後來在南方人中的影響完全不遜於在北方。
進入 19 世紀的美國，在它所有的地區都開始形成了一種以鉛字為基礎的文化。在 1825年至 1850 年之間，收費圖書館的數目翻了三番。那些專門為勞動階層開設的圖書館也開始出現，並成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種手段。1829 年，「紐約學徒圖書館」有 1萬冊藏書，曾有 1600 名學徒在此借書閱讀。到 1851 年，這個圖書館已向 75 萬人提供了服務。由於國會在 1851 年降低了郵費，因而幾分錢一張的報紙、雜誌、星期天學校手冊和簡裝書唾手可得。在 1836 年到 1890 年之間，億冊《麥加菲讀本》被分發到各個學校。雖然當時並不提倡閱讀小說，美國人仍然表現得如饑似渴。塞繆爾·古德裡奇就沃爾特·司各特 1814 年到 1832 年之間發表的小說寫過這樣一段話：「他筆下誕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國產生的轟動更勝於拿破侖的某些戰役……每個人都在讀他的小說，不論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出版商為了得到某些潛在的暢銷書，有時甚至會派信使去等候郵船，然後「在一天之內，把布爾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說印刷裝訂成書」。那時還沒有國際版權法，「盜版」書四處氾濫，大眾對此絕無微詞，那些被視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 年狄更斯訪問美國的時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簡直可以同現在我們對電視明星、體育明星和邁克爾·傑克遜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給朋友的信裡寫道：「我無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歡迎，人群四處追隨著、歡呼著，各種富麗堂皇的舞會和酒會，各種公眾人物左右相隨，這個地球上大概沒有一個國王或皇帝有過這樣的待遇……如果我乘著馬車，人群就會把車簇擁起來並送我回家；如果我進了劇院，所有的人都會起立，然後音樂從頭開始。」美國的本土作家——哈麗雅特·比徹·斯托夫人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的矚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馬車被人圍住，那絕對不是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還是發行了萬千冊，相當於今日美國的 400萬冊。
阿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不是唯一驚歎於美國印刷業的外國客人。19 世紀中，很多英國人來到美國想親自看看殖民地的變化，這裡高度而廣泛的文化普及率給他們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時，他們還為另一個現象所歎服，那就是演講廳的普及。在這些演講廳裡，程式化的演講為鉛字傳統提供了持續鞏固的手段。很多這樣的演講廳起源於「學園運動」——一種成人教育形式。據說這個運動是由一個新英格蘭的農夫發起的，其目的是傳播知識、推行普通學校、設立圖書館以及建立演講廳。1835 年前，在美國的 15 個州中有 3000多個演講廳，但大多數都在阿勒格尼山東部。到了 1840 年，一些邊遠地區，如衣阿華州和明尼蘇達州，也出現了演講廳。英國人阿爾弗雷德·巴恩在進行了一次長時間考察之後，於 1835 年寫了一份報告。「幾乎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演講廳，」他說，「在辛苦勞作了一天之後，年輕的工人、疲勞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約而同地湧進擁擠的演講廳。」巴恩的同鄉約翰森在史密森學會聽過講座，他「發現演講廳裡通常有 1200 到1500 人」。在那些演講的人中有當時一流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們同時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徹、霍勒斯·格裡利、路易斯·阿加西和愛默生(他的演講報酬是 50 元)。馬克·吐溫在他的自傳裡，用兩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為「學園運動」巡迴演講員的經歷。「1866 年我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和內華達演講，我在紐約演講過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講過幾次；1868 年我參加了西部巡迴演講的全過程；在此後的大半年時間裡，我還參加了東部巡迴演講。」很明顯，愛默生得到的報酬是很低的，因為馬克·吐溫提到，有些演講人在鄉鎮演講的報酬是 250 元，在城市裡則要提高到 400 元(按照現在的標準，這相當於一個退休電視播音員演播的價格)。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從一開始到 19 世紀，美國比任何一個社會都癡迷於鉛字以及建立在鉛字基礎上的演講術。這種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傳統的影響。理查德·霍夫斯塔特[8]提醒我們，美國是一個由知識分子建立的國家，這在現代歷史上是罕見的。他寫道：「這些開國元勳都是智者、科學家、學養高深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精於古典學問，善於借助熟知的歷史、政治和法律來解決當時緊迫的問題。」這樣的人建立起來的社會是不會朝別的方向發展的。我們也許甚至可以說：美國是由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國家，我們用了兩個世紀和一次傳播革命來改變這種狀況。霍夫斯塔特對於美國公眾生活中的這種反知識分子的努力有過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認，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實的全貌，這就像原本要寫一部美國經濟史，但重點卻放在了破產史上一樣。
鉛字在公眾話語的各種舞台中產生的影響是持久而強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印刷品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因為它的壟斷地位。這一點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於那些不願承認過去和現在的媒介環境存在重大差別的人來說。有時我們會聽到有人說，如今的印刷品遠遠多於過去，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從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末，印刷品幾乎是人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時沒有電影可看，沒有廣播可聽，沒有圖片展可參觀，也沒有唱片可放。那時更沒有電視。公眾事務是通過印刷品來組織和表達的，並且這種形式日益成為所有話語的模式、象徵和衡量標準。印刷文字，特別是說明文的線性結構的影響，四處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響著人們說話的方式。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美國人不會交談，但他會討論，而且他說的話往往會變成論文。他像在會議上發言一樣和你講話，如果討論激烈起來，他會稱與他對話的人『先生們』。」這種奇怪的現象與其說是美國人固執的一種反映，不如說是他們根據印刷文字的結構進行談話的一種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讀者是非特指的，那麼托克維爾這裡指的談話無疑正是一種印刷文字式的口語，在口頭話語中它表現出多種形式。例如，在布道壇上，布道者用一種莊重的語氣讀出書面準備好的講稿，語氣中充滿「關於神性的客觀分析，並希望將這種神性通過自然和自然法規揭示給人類」。即使在信仰復興運動向自然神論者的這種冷靜分析提出了挑戰時，充滿激情的布道者仍然還是使用一種能輕易轉換成書面語言的演講術。在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喬治·懷特菲爾德，從 1739 年開始，他在美洲各地廣為傳道。在費城，面對上萬名聽眾，他向他們保證，如果拒絕了耶穌，他們將身陷永久的地獄之火。這番話令眾人驚恐不已。本傑明·富蘭克林親耳聆聽過懷特菲爾德的演講，他隨即決定成為其出版人。很快，懷特菲爾德的日記和布道詞便由費城的富蘭克林出版了。
但是，很顯然，我並不是說印刷術只是影響了公眾話語的形式。只有意識到形式決定內容的實質這一點，我的觀點才會顯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讀者認為我的這個觀點過於「麥克盧漢化」，那麼我可以引用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段話：「如果印刷機存在，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伊利亞特》？」他反問道：「有了印刷機，那些吟唱、傳說和思考難道還能繼續嗎？這些史詩存在的必備條件難道不會消失嗎？」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機不僅是一種機器，更是話語的一種結構，它排除或選擇某些類型的內容，然後不可避免地選擇某一類型的受眾。他沒有深入這個話題，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擔起了這個任務。我也是這些人中的一個，我要探索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徵和認識論是怎樣使公眾對話變得嚴肅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國又是怎樣遠遠背離這一切的。
[1] 富蘭克林，《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紐約：麥克納姆出版社，1968，第 175 頁。
[2] 英國第一艘載運清教徒移民駛往北美殖民地的船隻。
[3]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 8 頁。
[4]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 8 頁。
[5] 哈特，《通俗書籍：美國文學趣味的歷史》，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0，第 15 頁。
[6] 洛克裡奇，《早期美國的讀寫教育，1650—1800》，選自《西部的讀寫教育和社會發展》，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第 184 頁。
[7] 這台印刷機不是美洲大陸上出現的第一台印刷機。西班牙人在此 100 年前已經在墨西哥建立了一個印刷廠。
[8]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id Hofstadter, 1916—1970)，美國歷史學家。他認為，在美國政治中一再反映出來的傑弗遜民主主義的平等的、民眾的思想，使許多美國人產生一種根深蒂固的反知識分子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