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歲。[1]

嵇康是魏晉名士的精神領袖,也是那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諸葛亮之間,難道會有什麼關係?

當然沒有,只不過都很漂亮。諸葛亮身長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諸葛亮「容貌甚偉」,嵇康「風姿特秀」。不難想像,那是相當引人注目的。[2]

實際上出山之前的諸葛亮,是一位飄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為了謀生;他讀書,只不過觀其大略。他最喜歡的,或許並不是挑燈夜讀,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長嘯於山林。[3]

這是什麼樣的風度?

魏晉風度。

的確,魏晉風度實際上開始於漢末,標誌之一便是嘯的流行。嘯,就是雙唇收緊努起,讓氣流從舌尖吹出,大約相當於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夾住嘴唇,或者將手指插入口中,發出的聲音會更加尖銳響亮。

原則上說,嘯是要有環境和條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間,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遠之際,心曠神怡之時。這樣的嘯,是一種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欣賞,當然高雅至極。[4]

因此,嘯,便成了魏晉名士的身份標誌之一。

名士中最擅長嘯的是阮籍,他的嘯聲據說可以傳出數百步遠。有一次,阮籍在蘇門山遇到一位名叫孫登的得道高人。無論阮籍跟他談什麼,他都抱膝閉目養神,阮籍只好長嘯而去。走到半山腰,卻聽見嘯聲遠遠傳來,有如龍吟鳳鳴,群山響應。回頭一望,正是孫登。[5]

這樣看,諸葛亮抱膝長嘯時,豈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過,諸葛亮終於走進了滾滾紅塵,魏晉的那些名士們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晉時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種政治勢力的明爭暗鬥無時不有,名士們夾在當中其實左右為難。他們也大多並不敢公然對抗,能夠寄托情懷的就只有嘯。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樣,在魏末的政治鬥爭中是傾向於曹家的。不過嵇康對司馬氏公開持不合作態度,阮籍卻不敢。司馬昭加九錫的勸進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儘管為了躲避這件事,他曾經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夠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更不願意被看作司馬昭的普通僚屬。他的辦法是借酒裝瘋,在司馬昭的宴席上傲然長嘯。這其實並不簡單。因為在大庭廣眾下面對尊者而嘯,是非常傲慢無禮的行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無不正襟危坐莊嚴肅穆。

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為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為名士們的放肆已為社會見慣不怪。後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髮想嘯就嘯。桓溫哭笑不得,只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制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後桓溫只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裡,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6]

請問這叫什麼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據甘肅高台魏晉墓室畫像磚繪製。1 耕田2 盛食3 對弈4 宰羊5 帳居6 狩獵

什麼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並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後,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後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面的名家。他不願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後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於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嘗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裡?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時,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8]

但,他們的角色並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歷史的,儘管歷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干雲,充滿自信,不憚於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只有派頭。因為名士並不能創造歷史,只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於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現為個人風采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儘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標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為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並不難,只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9]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後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只能穿寬鬆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10]

於是,一邊抓著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為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捫虱而談」。後來成為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於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態度,以及不羈的人格。[11]

不過東晉以後,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箇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為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桿子,只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批判的武器敵不過武器的批判,帝國也並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羈,付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1]嵇康生於公元224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228年。按照中國傳統的計算方式,是年嵇康虛齡五歲。

[2]關於諸葛亮的容貌,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載陳壽《進〈諸葛亮集〉表》;嵇康的容貌,見《世說新語·容止》。

[3]見《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4]以上請參看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

[5]見《晉書·阮籍傳》、《世說新語·棲逸》。

[6]以上見《世說新語·簡傲》。

[7]請參看湯用彤《讀〈人物誌〉》、賀昌群《英雄與名士》、駱玉明《世說新語精讀》。

[8]見《世說新語·豪爽》。

[9]見《世說新語·任誕》。

[10]詳請參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11]見《晉書·王猛傳》。

《易中天中華史:魏晉風度》